美国上演老人政治笑话

在唯我独尊下，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就变得异常重要，但对美国选民而言，参选人的年龄与健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激情的狂躁和表达。

例如在今年6月，两位候选人中拜登已年届81岁高龄，而特朗普也已78岁，都可被视为“退休老人”。但无法理解的是，选民似乎也认为老人能凭其智慧和理智正常治国，结果选民看走眼了。

就在7月21日，拜登就突然宣布退选，转而呼吁民主党人大力支持其搭档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也印证了老年参政是有风险的，拜登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虽然在较早的民意调查中他与特朗普的支持率相差不多，拜登获得44%的支持率，而特朗普获得46%的支持率，但直到6月27日的电视辩论会后，拜登因语言障碍，时不时语无伦次，而被美国人民感到失望与担忧；反之，特朗普的滔滔不绝，也展示了他的辩论技巧。

于是负面的不良效应马上向拜登扑面而来。先是选民回想起拜登数度登机而摔倒的镜头，后是在言语中又前言不对后语，自然引发担心他是否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这个病症会导致脑缩小和脑细胞最终停止作用，其症状导致记忆力、思想、行为和社会技能持续下降，呈现痴呆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前总统奥巴马及前众议院议长佩洛丝劝拜登考虑退选；继后又有32名民主党议员吁请拜登停止竞选活动，同时捐款的“金主”又发出同样的吁请；更甚者《纽约时报》也公开劝请拜登退选。

结果拜登只好屈就，宣布退选。但与此同时，他又大力的推动民主党人支持贺锦丽成为总统候选人。

有人说这是拜登的一个报复手段，起用贺锦丽意味着其他人已不能加入角逐，包括有人建议前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参与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不过在最新的民调中，特朗普更是以大幅度的领先，支持率高达63%；而贺锦丽只有29%，这无疑给特朗普一个机会卷土重来。

虽然按照程序，民主党还得按章程在8月选出心目中的候选人，以得票最高者为胜利者，但贺锦丽显然已得到民主党人过半的支持，也筹到2750万美元的竞选基金；若再加上拜登所筹到的基金，基本上已足够让贺锦丽放手一搏。可惜的是，美国人仍未看好女性当总统的新常态已经到来。

举例来说，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夫人）在民调中一直领先特朗普，因为她曾是第一夫人，又是参议员，当选总统当然得心应手。

适得其反的是，在当年刚好我与凤凰卫视的总编辑阮次山与曹景行（两人已故）一起在槟城用餐时，我直问阮次山，希拉里是否能当选总统？因为她的知名度远胜特朗普。

阮次山说照他看来，美国人民尚未在心理上选择女性当总统，因此希拉里上位的可能性不大。

果然不出他所料，希拉里的总统梦破灭了。后来我又从其他分析性文章中得知，希拉里另一个败因是民众不喜欢也不同意一个家族掌控美国政经长达16年（克林顿已当了8年总统，若再加上希拉里当总统8年，则克林顿家族将成为美国政坛的第一号人物长达16年，远较其他家族为长），也就在心中有所抗拒。

有人推测，至少再过几十年后美国才可能出现一位女总统，事实是否如此？未得而知。

退一步来说，如果贺锦丽能打败特朗普，她将成为美国史上的四个第一：①第一个法学女博士总统；②第一位女性总统；③第一个女黑人总统及④第一个亚裔总统。无论如何，我们都不看好贺锦丽有此荣幸上位，除非她靠上帝扶一把。希拉里的败北就是一个例子。

严格来说，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已似乎成为一个闹剧，特朗普不但年近80，且有犯罪前科，罪名也已成立，等待下判，但依然获准在政坛上呼风唤雨；而拜登已是年龄过大，行动不便，言语不清。就不知美国除了规定要年龄超过35岁才可成为总统候选人外，是否也可考虑限制80岁以上的长辈不能再涉足政坛，除非体验证明一切良好，至少8年内不会失态，否则美国的选举制度有朝一日将沦为老人斗争的政治笑话。美国民主政治的吊诡莫过于此。

 刊登于2024年7月29日《南洋商报》

世遗是生蛋的母鸡

 近日有一则新闻传开，说是为庆祝乔治市入遗16周年，而主办单位有播放介绍短片，但却引发马来社会的不满。回教大学的学者阿末慕拉指庆典当局犯上了种族上的偏见，漠视马来文化。他形容这是对马来文化及记忆的极大压制。与此同时，前马来商会会长阿都拉曼迈丁要求主办当局给予道歉。

有关新闻字眼出现在专栏作家玛丽亚莫达的文章中。她在文章中有说出有人对马来人理解感到混淆；尤其是在槟城有较多的印裔回教徒，他们常被指为马来人，但有时又似乎是印裔人。因此她说，不少的印裔回教徒面对种族身份的争议，他们是马来人或印度人？

正因为这样，庆祝入遗的主办当局可能认为印裔回教徒即是马来人，也就在介绍短片中将他们归为马来人。

有关此事也引发首席部长曹观友的关注。

据知有关方面要将“庆典委员会”下架，只是后来各方停止争议，似乎没有下文。

我们不否认庆祝入遗是件大事，也不可以忽视马来民族及马来文化。如果有这方面的失衡，则应加以补正。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作者质问阿末慕拉既然说自2010年以来，马来文化已被排斥在外，为何他当时不指出？等到十多年后才有此一说？对此，在我们未进一步了解真相之前，暂不作进一步的评论。

但对于槟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事，我们有必要再加以解释，以让民众了解马来西亚在申遗时是顾及各方面的历史事实，而不带有任何种族上的偏见。

故事要从1969年林苍祐上台执政后说起。

在1970年时，林苍祐提出他的其中一项大计划，那就是宣布将对乔治市进行重建，以让这个古老的市区被翻新而焕然一新。

当时联合国尚未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1972年才设立此组织）。

林苍祐公开向各界表达他的大蓝图，在乔治市的中心地带将建65层楼高的大厦（光大），而后市区内的一些旧屋将会翻新改造。按照他的意思，槟城的中心地带仍在乔治市，没有改变，光大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标。

为证实他的规划是正确的，他用圆规画出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光大。也就是说，将来不论是槟岛社区的发展或是威省任何地区的发展，都在这个圆圈之内。

正由于大蓝图已批准，且林苍祐已成立“槟州发展机构”（Pena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负责推动光大的兴建。有关计划也就牵动市中心地带的旧屋改造，不幸引发市民向林苍祐提出抗议（林苍祐认为是一些马华人在背后挑起民间情绪），结果反促成林苍祐与巫统更进一步的合作。也因此马华和民政党成了长期斗争的死对头。

除了推动乔治市改造面对挑战和阻力外，林苍祐的另一个头痛问题是怎样挽救沉沦的槟岛自由港不会再进一步沦为渔村（陈修信语）。

林苍祐说：“在1970年时，槟州的失业率十分严重，占劳动总人口的16%；加上每年有8000个毕业生加入就业队伍，以致政府第一步是邀请外资来槟城投资，后来电子工业成了先导，带动工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槟州已被形容为东方的硅谷。”

在工商业上取得长足的进展时，槟州政府却对乔治市的改造面对棘手的问题：

其变化是这样的：在马来西亚于1988年加入世遗组织成为会员后，它在那一年选择现成的“自然遗产”—即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成功地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来到1991年时，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选择在槟城开会（这之中有两大变化，其一是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大兴土木，打造成现代化城市，也就没有保留古迹遗产，同时也无法向联合国申请入遗。其二是林苍祐刚在1990年的大选失去州议员资格，也因之失去首长职，让位于许子根接班）。这样一来，在马来西亚及槟城没有充分准备下，也就没有特别的遗产可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反倒是联合国官员注意到槟城仍保留许多超过百年的建筑物和名胜古迹，也就被鼓励保留下来。

当这一政策被重视时，人们发现到光大的兴建是一个败笔，因为它破坏了城市古迹之美，也显得一擎柱天，与古建筑物不相称。好在它只占地0.11平方公里，对古迹的冲击不大。

到了1995年时，槟岛市政局出台了“古迹保留指南”，以使乔治市有机会申遗。

在1998年时，槟城又再一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开会的地点，专题讨论申遗的条件和工作。这项繁杂的工作使到槟城在2003年时将“文化遗产区”范围缩小，变成只占1.88平方公里，其中0.99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总的来说，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

（在1995年时，槟城提出乔治市的4.58平方公里定为文化遗产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约占乔治市的11%（槟岛市区的总面积是41平方公里））。

在调整下，又是个大变化，那就是中央政府决定把马六甲也带进来，因而顺带成立“文化及文物遗产部门”。在2007年再呈上经修改的图测。

也就在2007年，中央政府以槟甲两地入遗，入遗的标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古城市—乔治市及马六甲”。

真没想到，在2008年7月7日，乔治市和马六甲入遗成功。自此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马游客就多到数不清了。

也正是光大的让路，不再发展高楼，但过后乔治市又见处处高楼林立，就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影响未来的地位？

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的是原汁原味的古文化的呈现，而不是钢骨森林的城市。就此而言，槟城发展高楼大厦应适可而止。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在旅游业方面的收入源源不断地提高。

如果我们看到今日的光大，会不会感觉到世人要看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不然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变质了。

发布于2024年7月25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25/667849

没有意义的更名之争

真没想到，这一回是伊党的峇东埔国会议员莫哈末法瓦兹提出要求槟州政府将“乔治市”（Georgetown）易名为“丹绒本拿牙”（Tanjong Penaga）,理由是还其原名以表达本土色彩。但究竟在1786年之前槟岛已有“丹绒”之称，或在之后？因约定俗成，被马来民族称为“Tanjong”（意指海角），再加上“Penaga”（一种香料树），两个字加起来Tanjong Penaga就是指岛上突出的海角的香料。由于缺乏史料佐证，我们也无法确定在英人莱特来开垦之前就有人居住此处，而称之为“丹绒”？

因此对地名或街名的争议也往往无法达成一致，到最后只能各自表态。正如在今天，华人和非华人对路名的称呼就大相径庭。例如华人称呼的“头条路”，其英文街名为Magazine Road；而Macalister Road，华人则称之为中路，这就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各取其名。

同样的，我们对槟榔屿的称呼也是各有精彩。例如张礼千所著的《槟榔屿志略》（1959年版）及书蠹（dù）所著的《槟榔屿开辟史》（1969年）就对槟城地名各有说法：

1）第一种说法，因槟城盛产槟榔树，因而取名“槟榔屿”。此说有误，因槟城不产槟榔。

名学者许云樵指出，槟城之命名或因这小岛形状似槟榔，故而冠名为“槟榔屿”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也为后人所接受。

2）华人在1786年后大批南来开发槟榔屿，因而称其为“新埠”。

3）也有人引用马来文的Pulau Pinang，称为“浮罗槟榔”。

4）“庇能”也是华人的口音，意指槟城（Penang），也未有官方认可。

5）马来人称之为“丹绒”，但属于民间流传。

6）官方则称为“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这是莱特于1786年8月11日登陆关仔角后，竖立起英国国旗。在这一天，开埠人莱特在英国国旗下宣誓：“今奉总督及孟加拉议院训令，予今日占据此岛，名槟榔屿，今称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并奉乔治第三陛下之命，监视不列巅国国旗竖立于岛上，以供不列巅东印度公司之用。1786年8月11日，即威尔斯太子生日前夕，特立誓为证。”

较后，莱特又宣布将所占据的三角形突出土地命名为“乔治市”以宣示对乔治三世国王之效忠。这块土地（位于今日的旧关仔角）最初是由莱特建立康华丽城堡，具有行政办公和拘押犯人之用。

但后来因为“威尔斯太子岛”这名称太长，也就被“槟榔屿”这名称所取代，而乔治市自定名后就不曾更改。直到今天已因被列入联合国文教机构的世界文化遗产区而闻名于世。

其实英国在拿下槟榔屿后，又于1800年也拿下威省。在与吉打苏丹修订条件后，英方只付苏丹1万元西班牙币（本来单只槟榔屿岛每年就要付3万元西班牙币，但在讨价还价后，达成槟威两地一年只付1万元西班牙币）。直到今天为止，政府还得每年付出费用。

同时，从那时开始，英国就全面策划它的东进政策；尤其是因美国在1776年独立后，导致英国向东寻找殖民地，槟城是为第一个桥头堡，接着是新加坡（1819年）和马六甲（1824年），以便英国将槟新甲组成海峡殖民地（1826年）。

仅是相隔14年，英国就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0年），及后拿下香港和联合外国军队攻入中国内地（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建立了领地和治外法权，将中国沦为任由外国凌辱的土地。

也因为槟榔屿为英国开一侵略风气，不久后印度也全面被英国控制，下来是缅甸和东马地区。

西方势力的崛起及中国政局之沦陷，就不难了解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中国成为被践踏的对象之一。

正因为如今在不容乐观的世局下，若我们在此时对无关紧要的更名行动表示重视，那就是避重就轻。

事实上，乔治市也好，丹绒本拿牙也好，都对已独立的马来西亚无关紧要，我们无需对历史带来的古文化耿耿于怀，而非要改名不可。

再者，槟城和马六甲被列为文化遗产区那也是因为槟城保留了英国所留下的文化和乔治市古建筑物及独特的水上人家；而马六甲则保留了葡萄牙及荷兰的遗产和娘惹文化等遗产。如果拿掉这些存在的古文化，包括乔治市的两百多年的名字，我们还有什么可彰显的？

 刊登于2024年7月22日《南洋商报》

马华输在政治软弱？

今年是马华公会创党75周年，但它已呈现疲惫的状态。在国会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在柔甲只剩下6名州议员。虽然在今时今日，马华的领导层不断发奋图强，再加上亲马华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也都希望马华有所作为，也有机会翻身。但从2008年开始，马华的国州议席不断地下降，参选40个国席和91个州席，结果只有15人中选国会议员及32人中选州议员，成绩差强人意。

在这方面，马华和民政一样，都在槟州选举中一败涂地，而出现由民联主政的州政府。

在2013年的大选，马华又进一步下滑，只剩下7个国席和11个州席，这意味着马华已如同夕阳西下。

来到2018年大选，马华空前惨败，除了魏家祥保住1席外，其余候选人全败北。翌年的丹绒比艾补选，才让马华扳回一局，黄日昇也就与魏家祥结成双打。而在州议会方面，后来通过新的选举，马华终于在柔佛州拿回4席，而在马六甲也拿回两席，且有行政议员之职。

但整体来说，马华自重创后，它又无法在补选中拿回面子和尊严，以致被“僵死”在团结政府中。例如在新古毛补选中，采取消极的不投票政策，结果适得其反，所谓的杯葛行动成为笑柄。

团结政府是个新奇的组织，表面上有19个政党组成，实则是成员中的马华没有内阁成员，国大党也没有代表，沙巴的民兴党同样分不到官职。因此人们也无从理解这个团结政府是怎样组成的？既然都无法腾出官位给成员党，邀它们参加团结政府又有何意义？

正由于在2022年杪的国会大选后，出现悬峙国会，终于演变成希盟的安华当政，而国盟的哈迪阿旺及慕尤丁也只好退居反对党。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何马华未能入阁，而又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同样的，国大党也只有一位国会议员，没有入阁成员。

更让人不解的是，既然巫统不得不加入团结政府，但又不能给马华及国大党官位，那它们加入团结政府又有何意义？

其实早在2008年大选后，马华党内外也有人论及马华是否应留在国阵？结果没有结论。

比较摸不着头脑的是，马华在进退国阵中似乎陷入泥潭，因为留在国阵也得不到好处，只有蔡智勇出任官联公司的董事。但也显示不出马华的重要性。

我们感到比较惊奇的是，在今年初，魏家祥还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有成员党背叛国阵（应是指巫统和国大党），那马华将毫不犹豫地退出国阵。

其实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因为巫统是不可能退出团结政府，又何来背叛国阵？反而是巫统强行拉马华与国大党一起（声称代表国阵）而造成尴尬局面。既然巫统还需要马华和国大党陪衬，也就据理力争了。因此魏家祥所说的话也是多余的。

在最近，马华在吉打庆祝75周年党庆时，魏家祥说马华绝不退出国阵，希望能翻身再执政，这才是马华的真正立场？对此，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问魏家祥：

1、如果下届大选，行动党不让步，而是坚持在原区上阵，那马华会否制造如林建寿时代的“七人帮”向行动党下战书？

2、如果团结政府无法给马华提供过往的席位，马华又去哪里找出新的席位？

3、马华若一直屈居于下风而没有出头天，魏家祥又如何打翻身仗？

4、没有强烈的迹象显示巫统会退出团结政府，又何来寄望巫统重新与马华结合，重整国阵？

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也看到巫统开始有一些异议的声音，似乎不赞同保住团结政府的局面，而是让各成员党自由开打，选举过后才来合作，但这种做法等于是破坏团结政府的合作形象，它们在选后又如何重新合作？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也是一个行不通的歪理。

其实我们观察几场补选后，也得到初步的结论，那就是选民投票的倾向还是存在着种族上的传统；尤其是选民年轻化（过去是21岁才登记成为选民，现在则是18岁自动成为选民）之后，投票的倾向就比较种族化。

假设18岁到40岁的选民倾向国盟，那对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是存在着隐忧，因为年轻的选民会喜欢新的政党，而不是老牌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团结政府中的大党，如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巫统、砂政党联盟及沙团结联盟主张保持原状，那马华就没有戏了。

这样一来，马华无法掌握主动权，即使没有人背叛国阵，马华也无法在国阵内得到好处，还是一样得看脸色行事（在过去，人们指责马华一直看巫统脸色行动，所以才引发华社的怨气和不满，如今魏家祥却倒过来说，只要巫统背叛国阵，马华就会自行上路）。为何不能在这个时候自行策谋未来的道路，不必等巫统的新动作（这就好像回到从前，巫统有动，马华才动；巫统不动，马华就没戏了）。

如果巫统无法顾及国阵成员党的利益，那马华靠着这棵大树有用吗？因此，与其相信魏家祥的说法而处于被动的地位，魏家祥不如向巫统要求对马华给予重视，否则马华在行动党压制下，它是没有空间的。至此，魏家祥不应再顾左右而言它，反而是应该听取民意：华社希望马华成为什么样的政党？马华能脱胎换骨吗？

写到这里，我对马华近年来走中国路线不做任何争议，但双方的往来较多是纸上谈兵，涉及教育的也应该归给优大和拉曼理工大学处理，贸易的也归由企业处理，这样留给马华的只有政治，但中国的政府与马来西亚政治各有立场和原则，也属于政府间的事务。除非马华能充为中间人，从中国的进步及科技方面吸取新知识给本地企业，也争取到大批的投资，让国家接受更大的利益，否则我们还是看不到成绩的。

我的意见是马华不能过于分心管政治以外的事，因为马华是一个政党，不是一个社团或商业组织，这是需要分清楚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发布于2024年7月18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18/666221

反跳槽法令被打脸

土团党针对6名国会议员“不忠诚”而开除他们的党籍，因而按照程序入禀议长，要求悬空6名议员的议席，以进行补选。这6人是日里国会议员查哈利、武吉干当国会议员赛阿布胡申、丹绒加弄国会议员祖卡夫佩里、话望生国会议员阿兹兹、江沙国会议员依斯干达祖卡奈及纳闽国会议员苏海里。

当土团党向议长呈上函件时，得到的答复是令他们十分失望的，因为按照土团党的说法，国会已在2022年7月通过反跳槽法令，而后来因有国会议员寻求法律的漏洞，表明支持安华首相的领导，而不是退出土团党，引起了争议。

在当时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阿莎丽娜指出，若国会议员遭党内开除党籍并不会被视为跳槽，除非有关的议员选择加入某个政党。

其时，慕尤丁也以本身在2016年被纳吉开除党籍而未失议员资格作为例子补充说，当议员被开除党籍也会有其他原因。因此慕尤丁不同意赋予党大权，可用开除来决定议员的命运。

正因为在今年内，已有土团党议员从4名增至6名向安华表达忠诚，导致土团党一怒之下，对党章做了修改，规定若议员被党开除就等于丧失议员资格。当土团党修改的党章被社团注册局批准后，土团党认为它已取得“尚方宝剑”，有权决定6名议员的命运。讵料议长佐哈里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这6人并未违反联邦宪法的49A条文。换句话说，6名议员也没有违反反跳槽法令，所以不必悬空席位。

但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却严厉地抨击议长佐哈里自食其言，早前佐哈里曾说过：“反跳槽法令是唯一阻止存在危害国家法令的继续存在，不论是反对党或执政党，都必须到此为止”。

因此慕尤丁对佐哈里的解读条文感到愤怒，且加以谴责。

但议长另有看法，它不但仍未调动这6位议员的座席，还是把他们当成“亲政府的”反对党。对此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也另有看法。他说行动党在大选前已针对反跳槽法令进行修改，候选人在选前已了解他们的行为是受到党的限制。可是土团党是在大选后才修改党章，而且他们在大选前也不知道有党章的限制。这是行动党的看法，但议长有自己的看法。

针对此事，首相安华形容土团党自食其果，在当年尚担任反对党的希盟有强烈要求“被开除党籍的国会议员将丧失议员资格”的条文纳入反跳槽法令中，却被土团党强烈反对。究竟谁是谁非？民众也搞不清楚。

其实议员跳槽之风起于1959年大选后，原本伊党与国家党在登嘉楼组成联合州政府（伊党有12席、国家党有4席，合共16席成为执政党，反观巫统只有7席）。

但在1961年时，政局来个大转变，4名国家党州议员全跳槽至巫统，而伊党有1名议员成为独立人士，另2人跳槽至巫统。这样一来，巫统变成有14席，而伊党只剩下9席，州政权因跳槽落入巫统手里。

另一个例子是在2008年的大选后，原本是民联执政的霹雳州，因有3名州议员叛变（其中两人为公正党议员，另一名是行动党议员），因而政权回到国阵，也刺激行动党提出要国会通过反跳槽法令。

但在2008年大选后，国阵地位还算稳固，也就不急于支持反跳槽法令的提出。抑有进者，在那个年代，巫统和马华仍不断地争取反对党议员变节，哪有心思反跳槽？

直到2018年大选后，国阵失掉政权，反对党希盟抬头，才引发巫统对反跳槽法令感到兴趣。而有了2022年的修宪。

今天的土团党事件长远来说，对希盟甚为不利，因为不论是议长权力过大或背后有安华“干政”之嫌？其结果是人民会把帐算在安华和团结政府头上。下届大选，执政的政党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换句话说，经此一闹，最终吃亏的还是联合政府，且莫视而不见。没想到反跳槽法令竟能闹得满城风雨。

 刊登于2024年7月15日《南洋商报》

中国半个世纪的惊人变化

在50年前的中国和50年后的中国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尝试回味50年前对中国的印象。换句话说，当我在1980年初访中国时，文革才结束不过4年。

虽然在文革期间，我未曾到过中国，但从海外的新闻报导也略知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变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由毛泽东主席点燃而起的。继之到处都是示威和游行，也有对政治人物的大批斗。从报章看有不少知名政界人士和学术领导也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

起先看来，文斗的场面比较多，但后来就变成比较激烈的武斗。那些曾经的领导人在被点名批判后，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不是被抓进广场进行疲劳审讯，就是被暴打而承认错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其夫人王光美、国防部长彭德怀、党的秘书长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彭真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对吴晗的批斗，这位不但身居高位的市长，而且也是才高八斗的文学家。

他为何会被批斗？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略微知悉，因为他被指责利用明代的清官海瑞的话剧来影射和偏向彭德怀，甚至还为彭德怀叫屈。

就我们所知，吴晗本是被授意篡写海瑞事迹，以教育当官的要洁身自爱，不得假公济私。讵料其文章被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发表长文“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一经公开和转载，在全国引起轰动。可怜的吴晗也成了文革牺牲者。与吴晗同类型的人物不仅上千，而且是上万人的，整个中国的官场和政府机构都成了斗争的地点，几乎每个当官者都不知道厄运何时降临？

这种不断运动的文革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到1970年；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76年，前后共10年，被形容为十年浩劫。

就毛泽东看来，发动文革是必要的，因为他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高官或各机关的领导人都涉入叛离党的活动，或成为修正主义份子，或堕落成资产阶级份子。但有更多人不同意文革，认为是极端行为，而且也有人借机报复，用意至恶。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文革才告结束.

中国政局也就急转弯不再针对官场或各机构人员，而且转过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同伙和残余份子胡作非为，必须还共和国一个晴朗的天空。

这样的报复在80年代初期还特别明显，因为被捕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和同党们都列队站上判台，人民也在一片欢呼声中庆祝文革的结束。由此可见，四人帮在群众的心中是可恨和可贬的人，因为他们被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只是不再有斗场的闹剧上演。

这个时候，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他在80年代就大刀阔斧采取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其一是在1979年，他下令中国解放军攻打越南凉山，理由是越南不顾同志加兄弟情，在1975年越共统一南北越后，执行一面倒向苏联的政策，与中国经常发生摩擦，甚至驱赶在越南的华人。

在忍无可忍下，中国在1979年2月17日出兵越南，前后16天，而在3月5日宣布收兵。其目的是要教训越南，也要打破越南自诩是世界第三大强国的神话。结果在没有得到苏联的军事进入越南下，中国很快取得上风。在目的得逞后，中国也就自我撤兵。从此之后，越南也不再与中国有激烈的战斗，只是双方的友好关系已回不到从前。

中国也因敢于出兵越南，为国家争来一个和平的年代。

其二是邓小平开始为中国进行真正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下手。

在1980年4月1日起，中国推出外汇券（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它规定所有的外客和外商都必须到中国银行购买“外汇券”，不能使用人民币。所谓“外汇券”它不是一种货币，只是一种被承认的证券。由于有所保障，外汇券的价值也就慢慢地高过人民币的价值。

这种一国两币的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民币外流，但弊端也不少，完全不符合一个泱泱大国的财务政策。因此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开始活跃，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产品也琳琅满目，也就使到中国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在1994年1月1日，政府宣布实行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

其三是在80年代，中国尚存在粮票的分配制。但粮票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又如何控制粮仓的分配？

我对粮票是很难理解的，但在那个年代，用现金是买不到粮食的，只能用被分配的粮票兑换粮食。这种对消费品的管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在公路上排满人潮在用粮票换粮食的场面令人难忘。

原来粮票制度是在1955年推出的。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为了缓解供需矛盾，政府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对非农人口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

本来我也不理解，为何解放后的中国又要实行粮票制？这种限制虽对维持政局大有帮助，但对人民的心理起了“反作用”，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只配给粮票而不是现金，也不可在市场上购物。

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不控制粮票，那就等于没有地方换取粮食了。

我在90年代以后终于看到中国大步迈进，它引进了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让人民勤奋创造出更多的国产货，就是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

当我们在1993年看到人民不再排队用粮票换粮食时，我终于看到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拨乱反正，走向一个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中国是在进步了。

从外汇券的消失到粮票的作废，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再次铸造一个新的时代。有人因此形容中国是一天一个样，一月一个变，而一年就改头换面。

发布于2024年7月11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11/66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