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阿拉伯•伊斯兰 （直挂云帆）

什么是中东问题？说白了就是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两半，一方归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另一方归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国。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反对下，犹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948年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从此中东成了阿拉伯国家与人民向犹太人斗争的火药库。虽然间中有曲折离奇的停火、争议与谈判，甚至出现建交化敌为友（如埃及于1980年与以色列建交互换大使）和所谓以巴和解的奥斯陆协定（1991年），但以巴之间的问题直到今天（从1948年算起到2015年，已是67年，巴勒斯坦立国仍然悬而未解），还是阿拉伯人民的心头之恨。

究竟“中东”这名词如何由来？而它又包含什么国家和地区？简单地说，早年欧洲人或欧洲世界以自身为中心，靠近欧洲的国家成为“近东”（Near East），如土耳其及阿尔及利亚等；在中间地带的称为“中东”（Middle East），如巴基斯坦、以色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东的国家也被列为中东了。

至于欧洲人眼中的“远东”（Far East）一般是指印度和中国等国了。

由于矛盾与斗争都集中在中东，而中东问题又特别聚焦于以巴的恩恩怨怨，也就形成所谓“中东问题”，其实就是以巴问题。

“中东”的另外一个称呼叫着“西亚”，也就是亚洲的西部，一般指亚洲大陆的国家，并未包括在非洲地带的北非国家。这只是单纯以地理的形式来划分，如土耳其和伊朗算是西亚国家。

由于西亚不足以代表中东的地理范围，今天世界各国都把“中东”当成一个专有和特定的地理名词。

以下是传统上被称为中东的国家和地区：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及也门。

也有人把下列国家和地区列为大中东地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突尼斯，前苏联解体后宣告独立的一些回教国家。

因此我们只能以在“西亚”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列入，但它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数是阿拉伯民族（也有伊朗的波斯人及土耳其的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信奉伊斯兰教的占大多数。换句话说，中东、阿拉伯与伊斯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三合一的（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且是属于逊尼派的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中，又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派系也涉及了近些年来的教派斗争。

就宗教派系来说，伊朗是什叶派的大本营，而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一般估计，什叶派的人口较少，占穆斯林人口约20%，余者为逊尼派。

在历史上，逊尼派往往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但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什叶派开始抬头，也刺激了逊尼派不甘落人之后，决意迎头赶上。

90年代之后， 极端的逊尼派在阿富汗建立基地，并得到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的支持，导致奥沙马宾拉登肆无忌禅地在世界各地燃起恐怖火花；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成为现代历史上的最大悲剧。这意味着中东问题已告扩大和变质，不再是局部战争或通过政治手段谋求和解，而是诉诸恐袭和人肉炸弹向美国和以色列乃至世界展示恐怖颜色。结果激怒西方及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向恐怖主义宣战，这是奥沙马意想不到的结局。在2001年美军扫荡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及2003年美军瓦解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就是毫不容情的报复。

虽然在这之后，美国扶持了阿富汗及伊拉克新政权，但总是安抚不了人心。所谓民主选举代替不了民生，人民仍生活在苦难之中，也给了极端组织借助民怨再度复苏。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在2011年一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又不期然地在突尼斯掀起后，竟然如野火燎原地在中东形成混乱的局面而给极端组织一个重新整合的机会。

其因由是这样的：在突尼斯开始而后波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及也门的运动是“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无强大反对派组织和无外来敌人唆使和利用，纯粹是人民对高物价、高屋价和高失业率的抗议，要求给面包和食水，但实际触及这些国家欲建长期独裁政权而种下祸根，例如突尼斯的本·阿里已在位23年（75岁）、埃及的总统穆巴拉克已在位30年（81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已在位42年（2011年死时69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后，才于14年前将位子传给儿子巴沙尔，还有也门萨利赫也已掌权33年（2011年下台时已69岁）。

美国本来以为默许中东一些国家陷入打倒和推翻独裁政权就可为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也就有了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美誉，甚至一些非中东国家也羡慕中东的阿拉伯人民敢于向“家族王朝”挑战，并预言世界各地将会吹响“阿拉伯之春”的号角。

遗憾的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竟是触发反美与亲美力量的斗争；波斯人（伊朗）与阿拉伯人的斗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少数宗派的王权与多数宗派的百姓的斗争，整个中东不是迎来春天而是乌烟瘴气。

转入2014年，我们又惊讶地发现比阿盖达基地组织更诉诸暴力与杀人的“伊拉克与黎凡特回教国”（IS/ISIS/ISIL）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土地上出现。这是因为美国虽然镇压伊拉克整整十多年且已扶起“民主”政权，但依然无法平靖局面，反而成了恐怖组织的新温床。

如今再加上陷入内战4年的叙利亚一片兵荒马乱，已让“回教国”组织利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毗邻的北部土地建立起一个极为残暴的所谓“回教国”，两位日本人质被杀害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来看，因为中东问题被放大到无穷尽和没完没了，也就让恐怖分子借此课题大做文章，进而让人对相关组织产生恐惧。

其实，归根究底，在正本清源地对症下药外，也得使用非常手段将新的恐怖组织荡平，不让它们假借中东课题行残暴之实（从支持巴勒斯坦立国到建立大阿拉伯回教国），否则让极端的恐怖分子一再残害无辜的人，世界将永无宁日了。

刊登于2015年2月5日《东方日报》

马币浮动的故事 （天下纵横）

80年代，贴切地说是从1980年起，我开始每年数次踏足中国。当时我们携带的是美元，以方便兑换成人民币。但那时的人民币有分国内人民使用的“人民币”及外国人使用的“外汇券”。严格说来“外汇券”是有限制地在中国流通，不算货币，可是因为“外汇券”价值较高，例如可在国营商店购高档货；可在较高级的饭店用餐及购买舶来品。凡此种种，造成当地的中国人十分羡慕外商或外客能从容不迫地花钱而且外表也鲜亮，似乎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中国人甚至愿意用高出30%的价格购买外汇券，即一元三角人民币对一元“外汇券”。

当时身为马来西亚的人民，在中国做生意也是挺风光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商场（交易会广场内）购买任何货物或现买或签订合同；而在离开交易会走向广州的大街小巷时又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较保守和落后，最明显的是到了晚上8时过后几乎吃饭的地方都打烊了，晚上也没有什么节目，外商多数在酒店内自我聊天也有人提早上床。

在那个年代，马币兑美元的比例是2.50元的马币兑1美元，对于做生意的商人是稳定与方便的，因为货币的稳定也让贸易顺畅地发展。

转入9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有成后，也允许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进行小规模的投资。由于马币的稳固，终于使到马币也在中国的银行内挂牌（有市价），因此我们做生意的人用马币（令吉）直接向中国银行兑换人民币，在内心的感受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荣耀。我们终于等到马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可以与美元、港币、新币、英镑及马克和日圆“排排座”。

讵料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时，确实把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弄得乱七八糟；尤其是马币兑美元往下跌。转入1998年，跌势延续，甚至一度来到5令吉（过去一段长时期是2.5令吉）兑1美元，这对从事贸易的商人无不叫苦连天，只是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马币的跌势竟然达到100%，简直是离谱到难以置信。

随着金融风暴的严重打击下，我们和中国在马来西亚合资的生意不得不收盘，因为马币严重贬值，造成来货成本提高一倍，货物实在不可能卖得动。在此骤变下，外资撤的撤，本地商家顶不住地也负债累累，几乎所有的进出口商家都来到今日不知明日价。

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无计可施下也只好宣布与美元绑在一起，一如香港与美元挂钩（7.8港元兑1美元），汇率是3.80令吉兑1美元。这意味着马币因金融风暴贬值了40%有余。虽然对马来西亚的商人有所不公，但这也是不得已的最好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自金融风暴后我们到广州做生意已不能像过去办的“趾高气扬”而是有“英雄气短”的窘境。马币不但在银行被除名，而且身上拿着马币也不容易换到人民币。

在当时我们对中国人民也开始羡慕起来，所谓的“外汇券”制度已在1995年废除，剩下单一的人民币使用，这对中国人民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也真正地感受到公民与外国人具有同等的地位。

由于马币在危机后又恢复其稳定势态。来到2005年时，接任马哈迪之位的阿都拉宣布马币与美元脱钩，可在国际市场自由浮动。

在2008年时美国的房贷危机和越南盾急挫，又掀开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危机。在2009年时，马币以3.72令吉兑1美元，不过到了2011年时令吉一度又回升到2.93令吉兑1美元。后来令吉有企稳于3.05至3.30令吉兑1美元的价位。在政府的调控下，这样的水平对生意人来说是可资被接受的，尽管美元有其疲弱的一面。

真没想到来到2014年底时，令吉开始不断下跌，如今已是下探到3.60令吉兑1美元的“关键”水平，若是再往下跌，很可能会又回到了3.80令吉兑1美元的水平。

其实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正月份，商家的进口货已因马币贬值无端端多付20%的成本价。

有鉴于石油价格的猛泻，从1桶百元美金降到不及50元美金，加上外汇储备金又流失198亿美元，而企于1160亿美元；接着在GST（消费税）势在必行（4月1日）和国家经济缺少外来资金支撑下，马币若是再跌破3.80令吉兑1美元也不是稀奇事。因此我国有必须加以关注乃至进行必要干预，否则投机活动会加速我国资金的进一步外流，焉能不提高警惕？

刊登于2015年2月2日《号外周报》第721期

伊斯兰党的新动向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2011年宣布正名为伊斯兰党）最近的动向是有些扑朔迷离的，它一方面与民联的关系陷入低潮，甚至掀起骂战；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迹象显示它有意靠向巫统，共同组成回巫团结政府。因此有人纳闷，伊斯兰党到底怎么样了？它是要回到单打独斗的时代，还是与巫统重修旧好的年代？

针对伊斯兰党的不明朗的方向，我们有必要探讨伊斯兰党在转型过程中究竟它找到了什么样的定位？

最重要的变化是起于90年代，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当原任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斯里于1977年率伊斯兰党退出国阵并辞卸联邦土地矿物部长后，加上领导1978年的国州大选失利也就失去在党的影响力。1983年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巴里文打国会议员慕查希尤索拉哇的父亲）取代阿斯里成为党主席后，一位来自吉打，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法兹诺成为党的署理主席。从那个时刻开始，回教党转向宗教路线，以实现“回教国”为斗争目标，这些个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虽然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与马来西亚的逊尼派教徒有所差别，但就宗教革命一事，彼此间的差异是不大的（按伊朗的柯梅尼长老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而以长老为最权威的人物，地位高过总统）。

由于受到伊朗宗教革命的鼓舞，回教党也就在1989年推举具有宗教背景的法兹诺出任党主席。

很显然的，当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与从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领导）合作是如虎添翼的。在获得东姑拉沙里（来自吉兰丹的皇室贵族）的支持下，回教党终于扬眉吐气，取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从中扶持了一位也是更具宗教背景的聂阿兹担任州务大臣；而来自登嘉楼也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哈迪阿旺以署理主席的身份与法兹诺和聂阿兹将回教党巩固在以宗教为主的定位上。他们在检讨党的历史与痛定思痛后，发觉前人的路线摇摆不定（先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继之转向民族主义，与巫统路线大致相同，更与巫统合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失掉丹州执政权），认定惟有坚定走“回教国”的立场才是新的道路。

恰巧1998年安华跌马后组织了国民公正党，才又让回教党看到另一道曙光。在借助安华效应下，回教党终于脱颖而出，在1999年的大选成为大赢家（执政丹登两州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之，与回教党联手的公正党及行动党只能分别取得可怜的5个和10个国席，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马失前蹄，首次痛失国席。

由于回教党的一党独大并强行推动回教国的理念，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替代阵线），只剩下回教党与公正党维持不明朗的关系。

这个时期，回教党更加突出它的铁三角（法兹诺、聂阿兹及哈迪阿旺）是党的基石；而回教国是未来的目标。此外，回教党也效法阿拉伯中东国家成立长老协商理事会以成为党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直到今天，这个组织的主席仍然是聂阿兹，副主席则是哈仑丁）。

有了这样的方向，回教党分别于1993年及1999年在丹州和登嘉楼的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以作为落实回教国的重要步骤。2002年法兹诺逝世，哈迪阿旺接替其位，他比法兹诺更加保守和坚持宗教治国的理念。

即使在2008及2013年的大选在安华的坐镇与斡旋下，让民联取得辉煌的战绩，但也无法通过安华消除回教党与行动党存在的隔阂，两党之间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回教党醉心于通过宗教的力量改革社会的弊端；而行动党则表明要通过世俗与协商的精神来改革政治弊端。

正是为了改变政治生态，行动党于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不得不再与回教党重修旧好，并紧紧团结在安华的领导下，期望有朝一日步入布城。

虽然公正党与行动党有此强烈的理想，但回教党似乎不热衷于夺权。哈迪阿旺说过，回教党的成立目标不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是要推动回教国，从中显示哈迪阿旺与公正党和行动党有不同的政治视野；尤其是近期的各自表述暴露了三党的同床异梦，随时都有拆伙的可能。既然伊斯兰党无须顾忌政权的动摇和议员数目的多寡，它就比公正党和行动党来得潇洒，对未来的大选结局也就无须耿耿于怀。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伊斯兰党直到今天也没有针对与巫统组亲善政府表态，因为这也不是伊党的目标。

同样的，巫统虽然看到与伊党合作的重要性，但也不刻意营造特殊气氛，因为在此时此刻，国阵更加重视和需要朝野的大团结和大联盟，以安定动荡不安的政经困境。

从这个角度演绎，我们将看到伊斯兰党会走自己的道路，并不会改变已存在脑海的回教国的观念，包括也已准备与公正党和行动党“摊牌”，是以不容乐观两线制会被巩固下来。反之，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局面会在不久后浮现。也许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民联起内讧，这与安华2月10日的判案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既然伊党已不给安华情面，它的下一步怎样走，也就不言而喻了。其结果是民联将发生质与量的变化；而国阵也需要调整步伐应对新形势的涌现。总的来说，伊党的动向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朝野将不可避免会因它的宗教至上观受到巨大的冲击。

刊登于2015年2月2日《光华日报》

行动党的政治走向 （跃马扬鞭）

近期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交锋已浮上台面而告白热化，双方或者说三方（再加上公正党）也无法掩饰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有人因此推断，民联的瓦解已是迟早的事，而且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因骂战使到彼此下不了台，结果是以分道扬镳收场。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和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是无法走在一起，也很难达成共识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太明显也太大了。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存在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在反独裁反贪污和反对滥权与浪费上有共识，但在意识形态上又似乎南辕北辙，行动党坚持一个世俗的理念，不能同意宗教干政乃至宗教治国。打从民主行动党成立的那一刻（1966年），它就未曾探讨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可行性，因为民主行动党脱胎于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哲学与斗争策略，一向以来或多数时候是单打独斗的。例如在1964年新加坡尚未脱离马来西亚时，人民行动党角逐大选虽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但它是左右开弓的，没有与其他党联手或组成联盟。其结果是在夹缝中只能赢得一个国席（蒂凡那中选孟沙区国会议员）。

到了1969年大选时，即使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但民主行动党顶多只能与其他反对党进行局部的松弛性合作，不是全面的合作。例如在槟州与民政党达成某些谅解，在一些选区不形成三角战或多角战，但不曾推出共同政纲。

因此在选后，虽然行动党与民政党也大有斩获，把马华公会挤向墙角（只剩下13个国席，又失掉槟州主导政权），但经过“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1969年）的洗礼后，行动党不但与其他反对党站在对立面，而且成为在西马唯一被孤立的反对党（当时几乎所有的反对党被巫统收编而将联盟重组成国阵（1972年组联合政府及1974年成立国阵））。

自此，行动党在检讨党的方向与战略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再与反对党搞合作（由那时开始，行动党视民政党背叛了民意，自甘与巫统为伍）。凡是新的或其他反对党要探出头来，便遇上行动党拦路。如退出民政的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1974年）在大选中折翼 ；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在吡州），也被行动党边缘化。

由于行动党的战略是先收拾其他反对党，再收拾马华公会及民政党乃至砂州的人联党，因此它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林吉祥显然愿意等而不希望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后又闹得分裂下场。

也唯有到了1990年（从1974年起的16年后），行动党才愿意与其他反对党达成合作，前提是对方不是华基政党。就这样，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46精神党（从巫统分裂出来）与行动党一拍即合；另外行动党也不反对46党与伊斯兰党合作，只要不伤及行动党的形象。

在当年的大选（1990年），林吉祥也因势利导借助46精神党的力量使到行动党取得突破（国会20席），且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14席对19席），首次威胁民政党的根基。当时基于与伊党的间接合作被认为也不是坏事，也就促成了日后双方直接合作的基础。

果然不出所料，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时，林吉祥又看到另一个突破的机会，第一次同意安华的安排，直接达成三党合作（虽有人民党参与，但它的影响力相对的小，只能被视为是公正党、行动党与伊党的结盟）。可是这样的合作方式引起华社疑惑，也就造成行动党在1999年的大选遭遇滑铁卢，连带林吉祥和卡巴星也落马；反而伊党借安华效应大获全胜（控制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个国席），遂刺激伊党向“回教国”迈进，与巫统争宗教主导权，进而迫使行动党退出替阵（2001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蛇是行动党当年的写照。讵料在2008年大选，在安华的拉拢下，反对党终于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当308政治海啸发生后，人民再也不反对也不抗拒行动党与伊党重新携手合作，于是一个民联组成了与国阵对抗的另一个劲敌，我们称之为两线制。

尽管在2013年大选时，民联仍维持合作关系，也取得良好政绩，但这之后伊党与民联渐行渐远，从反对安华夫人旺阿兹莎接任雪州务大臣到反对行动党推动地方选举（哈迪阿旺指说会加深城乡鸿沟，甚至引爆另一个513）和揶揄行动党对回教刑法的立场，在在说明了民联已到了严重分岔的十字路口，没有人乐观其成地展望民联会破镜重圆，重修旧好；反而相信民联可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形下，两线制何去何从？种族政治会否再次抬头？宗教政治可有空间伸展？这都是需要严肃思考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5年2月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