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华的政治得与失 （直挂云帆）

2015年2月10日，对安华依布拉欣来说是黑色的星期二；对于其家人、亲朋戚友、民联同人乃至支持者而言，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因为民联的实权领袖安华再一次入狱，这一次是其前助理赛夫指控遭安华鸡奸，而在2008年8月7日被提控，但安华否认有罪。

也是在同一个月内的26日，安华以高票赢得峇东埔国席补选，这就是说，安华是在官司案缠身的情况下再次走进国会的殿堂而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虽然在2012年1月9日，安华被高庭宣判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但总检察署不服所判提出上诉。

就在案件在拉锯战期间，安华又迎来了2013年5月5日的第13届大选，他再次高票中选且继续被推举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于安华认定民联虽只赢得89个席位，较国阵的133席位少，但民联坚持得票率比国阵高（50.8%对47.4%），也就开展大集会以示抗议。可是按议席比例国阵拥有133席，而民联只拥有89席，也就无法起而执政。安华之所以急于寻求改变是他看到肛交案没完没了，对他是一个阴影和威胁，所以必须寻求方案改变政治生态。

就在安华无法改变局面的情况下，转入2014年也就出现所谓朝野进行合作应对“国难”的声音。尽管有得到国阵的回应，但始终无法打开局面，似乎是说说而已。

未想安美嘉在近日又重提国民共识的朝野合作的献议，也真的是提得不是时候。因为安华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立即执行，这也意味着安美嘉的建议胎死腹中。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安华的斗争策略，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敢于冒险也敢于进行大博弈的人而不计小节，例如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的大选后，虽然安华尚未能参选，但他很快地成为三党联合组成的民联共主。

机智的安华于是从是年的5月开始就全面地向东马吹响“改朝换代”的号角，他一方面在西马与一些巫统议员暗中接触；另一方面又与东马议员暗度陈仓，期望能够争取到30席，使民联的席位增至122席，也就是比半数多一席，即可变天了。为了使到变天成为一个运动，安华也定下“916”（马来西亚成立日）是个变天的好日子。

在虚虚实实下，国阵也不得不防安华“颠覆”了政权，因而将一批国阵国会议员送到台湾“度假”，以避开所谓的“916”的敏感日子。

即使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没有跟风，但它们都不反对安华的“政治游戏”；而公正党的议员就煞有其事的追到台湾劝服议员过档，结果未能如所愿以偿。

因此安华即使在8月重新当选国会议员后，仍无法在东马扭转乾坤，这一胜一负的结局突现了安华的求胜心切。

安华之所以急于求变，是他深谙“夜长梦多”之道。如果他不利用时机，就会失去求变的机会。

他的这一“政治哲学”是他自身累积下来的经验。犹记得在1993年时，安华被马哈迪劝阻不要争取第二把交椅（巫统署理主席），而他并没有接受也就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为此嘉化峇峇打退堂鼓，也就意味着其副首相的职位转由安华出任。

按照巫统的传统，第二把交椅的人自然是副揆。正当意气风发的安华在1996年的党选有机会更上一层楼时，他并没有追求改变，也就让马哈迪格外地提防和警惕安华将他架空。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人算不如天算下，在1998年被马哈迪一记回马枪，也就从马背上跌了下来。这一跌顿然使到安华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

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安华在患得患失下变得投鼠忌器，也就错失良机。待他回头一看时，他已经是两头不到岸的“接班人”。虽然后来他有足够的力量卷起10万人的烈火莫熄运动（1998年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也空前地展示他的强大政治势力。但在同一天，安华被捕下狱后，整个运动转入两个层次的斗争，其一是在1999年4月安华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的政党——国民公正党，与反对党达成合作，它们组成了“替代阵线”（成员计有公正党、伊斯兰党、行动党及人民党）参加在同年举行的大选。

其二是安华于1998年9月29日被控上法庭，面对渎职和鸡奸等罪名，这是安华第一次在法庭上的斗争。

很显然的，安华是希望动用政治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包括他的身陷囹圄。法庭则是另类斗争的场所，但两者经常都被合起来而成为安华的烈火莫熄的斗争。

很不幸的，安华的案件在1999年4月16日判决，其罪名成立被判入狱6年。当时很多人也看不清局面，认为安华这一失去自由将使到反对党陷入混乱局面而无从站起来。结果1999年大选的结果只证明安华人虽不在，但其精神却在东海岸的上空飘动，这就是所谓的“安华效应”。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华效应只在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嘉楼）发挥重大的冲击力，造成伊斯兰党拿下丹登两个州政权和国会议席突增至27个；但在城市地区无法激起涟漪。选民在难以摸清方向之时，都不愿意作出改变。就这样林吉祥与卡巴星双双失掉国席。

同样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安华效应原只是在马来社会发酵，可是为什么又在事隔9年后在城市地区掀起千层浪？原来这是安华卧薪尝胆下而修炼出来的“政治成果”。这就是说，在一般上不被看好的情形下，安华借助他恢复自由身（2004年8月获得释放）之便，重新鼓励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再次与公正党合作。

在不置可否下，安华终于创造了奇迹和缔造政治记录，民联得以和国阵分享半壁江山。

就这样，再次爬起来的安华不再优柔寡断，而是以坚决的态度面对任何的挑战。从308后的“916”变天到505的“黑色大集会”都是为了迎接一个改变的政治生态。

但令安华遗憾的是，每当他要作出改变时，都被法律改变了他，先是1999年肛交案的成立坐牢6年；现在则是2008年的肛交案（第二度）又被判监5年。这一前一后的折腾，也反映出安华跌马后，面对的遭遇与打击是比任何人都要难受的，但他希望民联不但不会分裂，反而更加强大也不在他掌控之中，关键是伊斯兰党是否愿意继续与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而放弃其“回教刑法”？

因此安华的二度刑事入狱，对民联来说也是一个灾难；同样的，对国阵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整体而言，安华带动了一个时代政治的转变，也同时把自己卷入法律的漩涡中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从这一得一失看安华，就可知道参加政治是要付出巨大和不可测知的代价。

刊登于2015年2月12日《东方日报》

人肉炸弹及省思 （天下纵横）

历史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研究以一种十分犀利的武器来挫败乃至消灭敌人。后来命名为“神风”敢死队也就诞生了，在1944年用来对付美国的庞大军舰。这或是“人肉炸弹”的“起源”。

虽然战后不久（即1948年），中东已因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联合国划定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各得一半土地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强行立国而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地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和英美等国，指责它们怂恿犹太人而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

由于阿拉伯国家在战场上未能取得优势，反而是以色列越战越勇，因而先后有了5次中东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

   其结果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1973），阿拉伯的老大哥埃及先脚软，在美国的斟旋下，总统沙达特于1978年与以色列媾和，更在1980年建立邦交。此举激怒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在1981年暗杀了沙达特总统。这种诉诸暗杀行为也给后来的激烈行动奠下基础。

继后，美国又在1991年促成以巴和解，签订奥斯陆协议，以便让巴解机构在巴勒斯坦立国，可是谈判总是一波三折，未能圆满解决，反而是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从中我们看到，刺杀和暗杀成为80 及90年代极端组织诉诸的手段之一。接着在1996年，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首次向美国宣战，直到巴勒斯坦问题解决。这意味着奥沙马转过头来把美国当首号敌人。

奥沙马原籍沙地阿拉伯，是美国培养的精英，潜入阿富汗对付苏军的侵略（1979），直到1989苏联撤军。但在此过程，奥沙马已在阿富汗建立起阿盖达基地恐怖组织，且与塔利班联手而在1996年控制了阿富汗。

转入千禧年（2000），不但基地组织训练和大搞恐怖主义，而且连其他的激进组织也不再沉默，这包括在加沙地带成立的“哈马斯”宗教组织，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由于斗争屡屡受挫，它们训练了一批死士，心甘情愿地把炸弹捆绑在身上而在热闹的地方引爆。类似这样的人肉炸弹，也让我们想起日本的风神敢死队。

而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在人肉炸弹中，他们用上年轻的女子和小孩，令人防不胜防，尤其令人震惊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是“人肉炸弹”制造出来的最大悲剧。

就在人肉炸弹继续威胁世界和平之际，我们又在2014年看到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那就是所谓“伊斯兰国”（IS/ISIS/ISIL）用砍杀人质示众的野蛮行径，更发展成所谓交换囚犯和人质的政治讹诈，如此荒谬的倒行逆施，也让我们见证了时代越进步，某些恐怖组织的手段越残暴，实在不能再姑息养奸了。    

刊登于2015年2月9日《号外周报》第722期

独中生突破八万以后 （跃马扬鞭）

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独中生的增加是好事，也是可喜的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独中的发展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校学生过于拥挤而面对设备不足的窘境；有的学校则面对学生不足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些年来独中学生人数的成长是不大规则的。

在西马方面，除了原有16间独中外，后来又增加21间独中。这些独中在国民型中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因此校名与国民型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华中出现一个校名内有两间学校（勉强称之为一校两制）。

同样的，在1962年时，砂拉越有6间独中，后来又陆续（直到1968年）增加多8间独中，如今一共有14间独中。至于沙巴到了70年代一共有9间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独中。虽然80年代，新山的宽柔中学获准在古来增设新校舍，但仍归一个学校。至于在2013年获准在巴西古当建立的新校园将来也会被当成宽柔中学的其中一环。

除了关丹华中的独中地位存在争议外，基本上自60年代以降，独中就是维持在这个数目，局面没有太大的改变。

这些个独中，在70年代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吡叻州的独中生存在风雨飘摇中，因而有了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力挽狂澜于既倒。

无可否认的，独中在80年代取得生存的空间，而到了90年代，学生人数才有从最初的2万余人增加到5万余人。虽然70年代中期（1975年）之后有了统考护航和获得国外大学的承认，但仍有半数的独中被列为小型乃至微型的。所谓小型是指学生人数平均在300余人，而微型的学生人数平均在百余人，一般上以东马为多。

虽然独中转入千禧年后，学生人数有所企稳，但都是维持在5万3千名至5万7千名之间，唯有到了2010年后独中生才产生了量的变化（学生人数突破6万名）。这一年，初一新生达1万3千人，到了2015年，初一新生增至1万6千余人。

由于独中生人数不断增加，到了今年（2015年）总人数已突破8万人，这是一个创历史的新高，也意味着学生少于300人的独中已减至15所，最多学生的州属首推柔佛和吉隆坡。但我们也要探讨下列的现象：

（一）各别独中是依靠本身的兴革吸引家长的青睐；若独中要形成统一的步伐，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同步迈进，还需要集思广益，提出教改大蓝图。

（二）统考是一个优势，但统考也面临新时代的挑战，如何将这类的考试提升成国际性的考试也尚待教育学者提出切实的方案。

（三）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虽然已有104所投入运作，另21所已批准，但学生人数约在2万余至3万名之间，于扣除小学生外，中学生数目也是有限的（应该不超过1万人）。因此说国际学校（中学）对独中有大冲击乃言之过早。再说国际学校收费特高，不是一般家长负担得来。这就是说，国际学校尚未成为独中的威胁和劲敌。

（四）至于马来西亚的国民型中学总共有78间，学生约在12万5千名之间。基本上，较著名的国民型中学学生业已爆满，在未来的一些年内，其收生也是有限的，对独中已不再是一大威胁。

从上观之，独中本身的自我完善才是最重要的，它不但要培养足够的专业与敬业的高素质老师，还要在课程教改上适应和顺应世界教育的大潮流，以让学生能在较为舒适和设备齐全的环境中上课，在毕业时能成为独当一面的高才生。当然与之相对的是提升老师的待遇使之与其它类型学校的老师相接近也是当务之急，所谓“吃得是草，挤得是奶”的时代已不存在了。

同等重要的是，已上岸或已成为名校的独中应被鼓励或主动参与由董教总等单位组成的领导专才进入小型的独中协助必要的改进。唯有所有的独中都活了起来，能平均地发展才能算是独中教育的成功，否则是不完美也是教育的缺陷。

刊登于2015年2月9日《南洋商报》

错的不能变成对的 （现代春秋）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于2月2日在面书帖文促请马来人回避华裔商人，以逼使他们降低物价。

他的帖文虽未自行广泛发布，但他却被亲政府的网站转发。他这样说：虽然政府可通过法律应付牟利商人，但消费人本身也拥有权力逼使商人降价。

他说既然马来人绝大多数是消费人，而华人是少数。如果马来人杯葛华人商店，后者将无从选择，只好降价。

根据农长的说法，华人是商人，他们控制物价；而马来人则被逼面对和接受高物价，除非用压力逼使华裔商人就范，否则马来人将深受其害。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而且是十分强词夺理的论调。这等于说因为华人多数做生意，因此是剥削者；而马来人多数是消费者，因此是被剥夺者。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马来西亚不需要行市场经济，干脆由政府做生意，也就得以控制物价，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所有的人民一定笑颜逐开，因为他们不再受“剥削”了，理由是政府自己做生意肯定不会剥削人民。当然也可以聘请公务员当经理人。

可惜的是，我国一向以来奉行资本主义，也推行市场经济，而物价则是以供求率来决定的，由市场来决定物价。但物价除了受到供求率影响外，也与国家的政经走向和国际大气候息息相关。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封闭的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物价必然也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其一，我国马币汇率在去年杪以来就不断地趋弱，从3.20令吉兑1美元到3.60令吉兑1美元，间中差价超过10%。换句话说，物价因马币的疲弱而使到货物的入口增加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商家如何调低价格？再说，华人也是消费者，他们也同样希望物价稳定。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本地货，也有不少是舶来货（外来货）。近些年来，我国也从亚洲进口许多廉价的物品，也因关税的协调与零关税的安排而能稳定了物价，但汇率是不能被控制的，这与国际经济大有关系，因此没有怪罪政府不阻止马币下跌，唯希望高价奇居不下？

其二，我国的油价是随着国际油价下跌而下降，但汽油降幅有限，相比之下，对物价的影响不大。

其中最重要的电费并未下降。谁都知道，电费近些年已两度调高，水费也相应提高，有者尚面对门牌税的调高。

其三，政府也不断重申和要求提高受薪者的待遇，以便能在2020年时达到先进国的人均收入15000美元的水平。

其四，人人所关注的消费税（GST）实施在即，有许多物品是不可避免要缴消费税的。当商家一边要增加开销提升电脑软硬件设备，对另一边又要增加人手及聘请会计师代为解决消费税，也就意味着商家必须要为消费税调整价格了。

因此，强制商家调低物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正如我们已知消费税实行在即，如果不加6%GST，难道要商家倒贴？

从以上的情况分析，我国的物价一般上都不算高，也适当地控制通货膨胀在3%的水平。若能降价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也是商家一贯的手段，所谓薄利多销是商人基本生存之道。除非是垄断行业，否则商人是不可能控制物价的。

如果农长能从多方面考虑，他就不会冒失地指责华商，虽然事后他有澄清是针对某些唯利是图的商家，所以不会道歉。

但及后更莫名其妙地有人把他当“英雄”，这是什么英雄？这是种族主义的论调，既然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社会，任何族群都有其基本的权利，也有其合理的谋生之道，如果身为部长动辄可以“开罪华人”，拿华人来开刀，而事后又不了了之，那是非常坏的示范，也是不应该被姑息的。

错的就是错的，说错话就要勇于认错，而不是一错再错。如果人人都可以自以为是，发表种族性言论，那国家岂不是陷入乱套和对抗？尤其是身为部长，更要谨慎其言，不能信口开河后又显得振振有词。若是错的也可被颠倒过来成为对的，那正义和公理也就不存在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认为政府应关注失当与伤害族群的言论，不让它一而再地被挑起，否则争议是没完没了的。在这方面，政府应有所行动促有关者对不当的言论负起责任，以示警戒！

刊登于2015年2月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