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跌宕起伏的政途 （跃马扬鞭）

安华依布拉欣于2月10日因鸡奸罪被判刑5年后，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即使不是到了尽头，也已经是夕阳西下。当众人正以为安华的国会议员资格行将被取消时，其家属赶在最后时限（2月24日）向最高元首提呈宽赦书。这样一来，安华就得以暂时保有国会议员资格直到宽赦局作出决定（批准或拒绝）。

在评估政治环境及现实条件下，安华家人的寻求宽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的家人有权利这样做，况且在考虑到安华已是年届68岁之人，不再是昔日的生龙活虎的体魄，同时这也是最后的一道途径。

其实，回顾安华的政治生涯是跌宕起伏也是十分传奇性的，他的政治细胞似乎是天生的。早在1971年以24岁之龄刚从马大毕业即筹组了回教青年组织（简称Abim），但延至1973年6月才获准注册，这个声势浩大的组织，曾给回教党带来一定的压力。

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安华视马哈迪为偶像，更将其被东姑禁止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公开招摇，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胆色和叛逆行为也确实让马哈迪对他另眼相看。安华也在1974年因参与领导华玲反饥饿示威被扣捕2年。

虽然在1978年时回教党有意邀请安华参与领导，但未被安华接受；他反而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他的思想和对回教运动的热衷，他是属于巫统与回教党之间被争取的对象。当他选定巫统后，回教党也黯然失色，一连三届大选（1978、1982及1986）都处于挨打的地位，直到1990年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成功重掌吉兰丹州政权。

然而回教党（在2011年时易名为伊斯兰党）要到1999年的大选后才又再造辉煌，拿下吉兰丹与登嘉楼州政权（一如1959年在布哈鲁丁领导下，回教党也夺下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回教党之所以在1999年再站起来，也是拜安华效应所赐。

后来一路平步青云（从1982年起）的安华不幸在1998年与马哈迪闹翻而重重地跌了一跤（连失部长及党员资格）。这一跌也跌出“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来。

当我们从1982年起看到意气风发的安华（出任部长），直到1993年又看到如日冲天的安华（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时，我们都不曾想到安华会在1998年痛失一切，必须重新再来。

正由于人民信心不足，在2008年大选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会有政治巨变，惟独安华有此大胆预言。他在当年2月份的时候预测反对党会拿下5个州政权，人们也只好抱着观望的态度来看待2008年的大选。

讵料这回安华真的测个“准”字，反对党一口气拿下5个州政权（一年后失掉吡州政权），也前所未有的拥有82个国席。这一下子安华算是扬眉吐气了，可惜离开布城尚有一段距离。这也难怪安华急于在东马寻求合作对象，有了所谓“916”变天论。

就在安华于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前，他又再次被控告鸡奸罪。这新案件又把安华折腾了7年，直到今年才了结。

安华之所以无法摆脱官司纠缠，是因为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时，民联未能一鼓作气拿下中央政权；更在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时，也拿不下布城，在政治上失去主导权。

在一连两届未达目的下，安华已有预感他的官司案会加速进行，这种巧合也阻止了安华在去年3月参加加影补选以出任雪州大臣。

由于阻力重重，安华的政运在后市不被看好。我们也不知道这次安华能逃过厄运吗？安华有机会特赦吗？如果我们回看昔日的安华，而比较今日的安华，我们也为安华的一生被磨难纠缠而扼腕叹息。

因为不明了未来的大方向，安华的政运会否充满变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安华的从政记录审视，他应该是这世界上罕有和少有的“政治冒险家”，也是永不厌倦的政治斗士。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南洋商报》

评砂州新选区之划分 （天下纵横）

选举委员会在为全国选区重新划分之前，先对砂拉越的州议席选区进行新规划，以便砂州可应对2016年或之前必须举行的州选。

根据选委会的公布，目前已有71个州议席的砂拉越，将会增加11个州选区，使之达到82席的数目。但并未涉及国会议席。这就是说，砂州的31个国席保持不变，只是多了州议席。（这之中的奥妙是州选后，才来规划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

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之所以反对和抗议这样的划分，那是因为新增的选区几乎是属于国阵的强区，对反对党是不公平也是不利的。

我们也注意到这11个新选区的选民平均在一万名以下（共有6个），其他的则在一万名以上，只有一个选区的选民是两万人。

在目前，砂州共有13个州议席的选民是超过两万名的，甚至有2个超过三万名。因此反对党认为应针对这里的选民进行划分，而不是有选择性，并不以选民数字作票准。

由于这样，公正党已入禀法庭，要求选区重划无效。

行动党也同样反对选委会的立场倾向执政党。

即使是属于国阵成员党的人民联合党也提出反对。其秘书长陈超耀说，在所谓选区重新划分下，华人的选区是最多选民的，较其他种族的选区为高。他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上面所提到的13个州选区的选民超过两万名的，都是属于华人选区，只有一区是例外。

因此他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不公平的，也违反“一人一票制”，并否定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他非议在1973年时政府删掉各选区之间的选民差异不能太大。结果导致不算公平的选区划分的现象发生，也是对一些族群的歧视。

他也发现到，乡村选区的选民虽然少，但州的权利却赋在乡村区的身上。因此他要求歧视的现象被纠正过来。

反之，他认为城市的人民受教育较高，也经过训练。若给城市选区较多的议席，对整个州议会有好处。

由于各方都有提出反对，所以选委会在2月4日接纳投诉届满之后，公布共有56项反对，包括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

为什么砂劳越急于在现在对砂州的选区重新划分，那是因为砂州的州选最迟在明年6月前举行，而一般推测将会在今年年中举行。当下形势对国阵有利，主要是新首长有了新效应。

事实上，目前的砂州政局只对人联党不利。因为行动党拥有12席，公正党3席及独立人士21席下，人联党只剩下6名州议员，且只有2名华裔州议员。如今他们又再分裂，对人联党也起了致命的一击。在这种情形下，人联党也知道其抗议是改变不了现实，要夺回失去的议席也不容易。只能希望会在国阵安全区内获得席位的分配而胜出，不然再次兵败如山倒（有华裔代议士出任部长是最重要的，否则前路黯淡），人联党就可能不知何去何从了。

只要砂州国阵一如既往稳住局面（超过2/3多数席），它就能排除西马政党；尤其是巫统的东进。接着下来，在国会选举前（最迟于2018年举行），也就自然会重新划分选区（上一回是2005年，已超过10年。按宪法规定，只要过8年就可重划选区）。不论怎样划分，将来朝野都是每区必争的，关键是反对党能掀起大反风吗？这就不容易推测了。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号外周报》第724期

聂阿兹改变了伊党的形象 （紧急评论）

伊斯兰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以84岁高龄辞世是吉兰丹的一大损失，也突显了他在吉兰丹州的崇高地位。

他是因前列腺癌而与世长辞的，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一些观点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例如他指责女性穿着时尚（或说较为性感）是自找麻烦，容易招惹男性异样的眼光。他也反对女性在夜间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安全的。

虽然他的思想趋向保守，但聂阿兹在振兴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担任丹大臣长达23年，对丹州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出生于1931年的聂阿兹育有10名子女，其中一人是巴西马国会议员聂阿都。

早年聂阿兹远赴埃及的阿扎哈大学深造，专修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学，回国后他成为一名宗教教师。

1967年，他加入伊斯兰党。那时伊党已执政吉兰丹州，而且势力雄厚。同年他参加国会补选胜出，这一年他36岁。

1969年大选过后，伊党不因“513”种族冲突事件受到影响，反而在后来为它制造机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因“513”事件导致国会民主被暂时终止，同时也在1970年更换国家领导人，上台拜相的敦拉萨乃在1972年与伊党在吉兰党组联合政府，随后伊党的两名领袖成为联邦部长。1974年国阵组成，伊党也就成为其中一员。在这个过程中，聂阿兹并没有扮演吃重的角色，他只能静观其变。

在1977年伊党被逐出国阵，并在1978年的丹州闪电大选被巫统打得落花流水后，只剩下可怜的两个州议席。经此惨痛的失败，伊党一直萎靡不振，直到1989年来自吉打的法兹诺成为党的主席后伊党开始走上宗教的道路。因为法兹诺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回教系毕业生，他与升任党署理主席，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是系于同门，同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硕士生。

当这两位阿扎哈毕业生共同携手将伊党转型时，他们又发现在吉兰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宗教师，他就是聂阿兹。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人都是来自阿扎哈的宗教师。

果然不出所料，当伊党于1990年的大选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党不但推举聂阿兹出任丹州务大臣，也浮现了一个铁三角的领导层，他们是党主席法兹诺、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及州务大臣聂阿兹。

虽然聂阿兹不在党内担任高职，但后来他出任伊党长老理事会主席，身份更上一层楼。这是效法伊朗有一个长老会成为最高的权威者。

对聂阿兹而言，他的权威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向以来伊党的章程还是以党中央为权力的核心。

后来因为伊斯兰的世界越来越重视长老会的地位，也就自然地使到聂阿兹的地位相应提高了。

聂阿兹就是凭着州务大臣的官位成为伊党的实权领导之一。当党面临重大决策之际，聂阿兹的立场也就决定了党的立场。

例如在1999年与安华的合作，推动了烈火莫熄运动，是得到聂阿兹支持的。

又如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后，聂阿兹同意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合组成民联；更不赞同组织回巫亲善政府，也就阻止了伊党重投巫统的怀抱。

事实上，聂阿兹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一样，醉心于推动回教化。当重掌丹州政权后的1993年，聂阿兹就在丹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这与哈迪阿旺于1999年大选后成为登嘉楼州务大臣时一样，也是在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的）。

由于伊党先后在丹登提出回教刑法而引发争议，使到伊党与行动党的关系越行越远，直到今天还成为两党合作的重大阻力。

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也不能不提在1999年大选后伊党成为大赢家而显得意气风发，竟而忽视行动党的感受，与巫统竞争谁的“回教国”较纯正。这也反映了伊党在宗教派人士的掌控下，是越来越以宗教治国了，也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组成的“替阵”。

由于行动党与伊党的不咬弦，造成两党的合作不复存在，只有到了2008年后才见两党在安华的撮合下又“破镜重圆”。

但任谁也想不到，当2014年安华推举其夫人旺阿兹莎出任雪州务大臣时，拦路的竟是哈迪阿旺及聂阿兹，他们一直反对由旺阿兹莎上位而使到安华颜面尽失。

为什么聂阿兹与哈迪阿旺反对旺阿兹莎？虽然有他们的个人理由，也表现出他们具有共同的立场。如今聂阿兹也走了（法兹诺是在2002年逝世的），因此伊党的强硬宗教派的铁三角只剩下哈迪阿旺。关键在于如今哈迪阿旺又找谁来接班？又如何使保守派的势力在党内占上风？都是重要的课题。

有人猜测聂阿兹走了以后，伊党会由开明派掌权，但现在看来，伊党的保守派势力还是相当大的。

如果末沙布（署理主席）未能影响哈迪阿旺或未能取代哈迪阿旺成为党的新领袖，那就意味着伊党将继续走其宗教路线。

从聂阿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伊党的形象已被聂阿兹定位在宗教之上的取向，这或者是聂阿兹留给伊党的政治宗教遗产。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 第724期《号外周报》

春晚反腐节目的省思 （直挂云帆）

近些年来，我都有观赏中国的“春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晚的直播节目。虽然在32年前（1983年）开始了这个备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但其表演内容与形式总是与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的，今年的春晚也不例外。其中有三个短剧是与当前的反腐运动有关的。这三个节目是《圈子》、《投其所好》及《这不是我的》。

有人说“春晚”罕有的呈现了反腐节目，这在过去是敏感的；但有人认为当局者次的大胆突破是好的开始，足见政府反腐的决心；也有人批评所谓的反腐节目力度不够，如蜻蜓点水，隔靴抓痒，无法反映出今些年来在报章和传媒上所见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贪腐大案，充其量只能是点到为止的讽刺，不但不到喉，也无法让人观后拍案叫好，顶多是发出会心一笑。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今年的春晚节目给予正面的肯定，因为它带出了中国梦，也希望在稳定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即使没有在节目中有力地揭开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和公布“大老虎”落马的丑闻，我们还是能够从春晚中感受到中国现代领导人肃贪和除贫的决心。

其实不论是现代领导人或过去的领导人，都对贪污深痛绝恶，也似乎没放过被查到实证的罪案。只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打腐一直未能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这就要回到历史去了解不同时期的个中情况。其一，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就对贪污严惩不贷，例如在1952年处决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天津地委副书记张子善，罪名是“盗窃机场建筑公投”。也在同一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虽然在那个时期查处犯贪污罪者高达十万人，也追回赃款2亿人民币（旧币），但毛泽东还是把三反运动提升到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由此可见，在中共建国初期，毛泽东已洞悉贪污对国家的危害，但后来中国进入了此伏彼起的政治运动，牵涉面是全国性的，也就使到当官的想贪也贪不起来，因为在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下，在此刻不知道下刻的政治命运下，谁又能饱暖思淫欲？谁又有心玩投机倒把，而贪得无厌呢？

当然不是说在火热的政治运动期间不会发生贪污案，而是贪来的钱又如何炫耀，又如何运往外国？又如何使用？这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

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几乎影响50余万名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1958年的大跃进，全面地推动人民公社，尽早落实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向。接着在1964年间，又出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及清思想），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文革”的前奏曲，主要是防止党内的走资派滑向克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道路。

就在“四清”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运动中，许多人都生活在极不安定的状态下，只有少数的官僚享受特权阶级的待遇，也就少有人偷窃或偷国家资源据为己有，因为“金钱已无用武之地”。

其二，就在“四人帮”一网成擒后（1976年），才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文革的结束和政局的转变也给邓小平提供了复出的机会。

邓小平是在1978年第三度复出，而随即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他废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大胆地把中国的门户打开。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方针也刺激了许多人向往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即便邓小平在那年对罪案严惩不贷，决不手软，从重从快，但依然发生武的罪案扩大到文的罪案。这文的罪案就是指当权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而下海经商的人也靠着与官场的关系在官商勾结下，将国家的资产进行转移。因为这些人看到了隙缝和机会，也就起了邪念，贪个不止。

在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消除贪污案件下，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反映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官场的黑暗与打腐不力的失望，因而诉诸行动要政府大刀阔斧铲除贪官污吏。

为了安抚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中国政府公布从1989年8月15日起至10月31日止，凡是犯贪污罪、受贿罪、投机倒把罪的公务人员及企业单位负责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自首者一律从宽处理。

在截止日之后，当局公布有5万2千800人自动投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没自首者仍抱着侥幸心理或依据后台，也就静观其变。由此也暴露了11年来（自1978年到1989年）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只是尚未被全面揭发。

虽然在六四前，胡耀邦已下台（总书记）（1982-1987），但因他之死而掀起“六四”事件却让人感到惊愕，这也说明了胡耀邦在位时贪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群众乃借故起事。

因此来到赵紫阳的时代（1987-1989）他几乎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时，已是被“六四”事件卷走，但不能否认他在主政时期贪腐案已十分严重。

当江泽民接棒后（1989-2002），他虽然也反腐，也拿大官来祭旗，如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指贪污受贿罪成判刑16年（而后保外就医，于2000年逝世），但只有典型却阻止不了经济犯罪案一再增加。

当胡锦涛在位时（2002-2012），他拿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来祭旗，而成为他的年代的典型案件。陈的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及玩忽职守而被判监18年。

不过根据明报月刊专栏作家马玲撰文指出，在江泽民时代，公务员已明显地介入钱权交易；而来到胡锦涛时代，“他本人孤独地在敌人心脏”战斗，被常委周永康、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中办主任令计划一圈人包围。

因此当习近平于2012年接棒时，他毫无讳言地疾呼如果不向贪腐进行斗争，将可能“亡党亡国”。在无法忍受下，习近平于2013年拿薄熙来的案件作切入口，在定罪后，矛头指向周永康。继之徐才厚、令计划及一大批高官也纷纷落马了。

当习近平在2014年挖出耸人听闻的贪腐案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共和国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被这些官员挖走？外人并不知情。

现在春晚过后，人们也正在期待习近平怎样收拾老虎，怎样还共和国一片明朗的天空？这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5年2月26日《东方日报》

十七年前后的安华 （现代春秋）

安华于2月10日第二度因鸡奸罪名被判刑5年后，整个国家的政局马上有了变化，而且更加的针锋相对。

在反对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这边发起了抗议运动。但从规模来看，这次的抗议声远比不上昔日的浩大声势，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时间的不同，人物也有所不同，以致早年的激情在今日已化成较为冷静和谨慎的思考。虽在思想上“烈火莫熄”的理念仍然存在，但已不再这么激动了。

回顾前尘往事，17年前的经历倒是历历在目。那一年（1998年）的9月2日，巫统主席马哈迪先以首相身份革除安华的副首相兼财政部长职，接着在同一天内的巫统中委会议也通过革除安华的党籍。

当这一双重打击的新闻传开后，支持安华的群众和他在巫统的人马也动了起来，安华也就凭着他的魅力和在政坛上的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在很短的时间卷起群众声援的浪潮。这一波浪式的反抗运动很快地从峇东埔（9月13日发表峇东埔宣言）延烧至吉隆坡独立广场（9月20日在发表独立广场宣言）；而安华也顺势展开他的拿手战略，用街头斗争回应马哈迪的革职。在此关键时刻，安华被逮捕入狱（9月20日），接着被控鸡奸罪，再也得不到保释的机会，直到1999年4月14日被判有罪入狱6年，也就意味着安华被迫告别政坛，再也不能领军冲锋陷阵了。

虽然如此，安华的影响力也激发年青人参加支持安华的此起彼落的游行；更在较后举行的大选（1999年）产生了“安华效应”。伊斯兰党成了大赢家，又再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同时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也在一夜之间使到伊党的国会议员跃增至27名；安华的国民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行动党则只剩下10个国席。

自此之后，安华的政党也没有放过任何开展运动的机会，但每每都是得到伊党的支持，也就在马来社会成了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只是因为行动党仍未唤起华社的响应，造成安华的烈火莫熄运动在那年未全面地深入民间。

虽然安华在监狱内的遥控有其成效，促成公正党不忘斗争，但也是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时，烈火莫熄基本上已是进入低潮，更甚的是反对党本身相互倾轧，公正党与伊党不大咬弦；伊党与行动党不再往来，终于让反对党吞下苦果，公正党在选后只剩可怜的1席，伊党失掉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减至7席；行动党也只能保住一些地盘，不再意气风发（12个国席）。所幸林吉祥及卡巴星又重回国会，才给行动党带来一定的信心。

因为2004年3月的大选国阵狂胜，又适逢在6个月后安华上诉得直，也就提早出狱。这意味着安华有机会重新上路。果然不出所料，在2008年大选前安华的绝招是再一次左手与行动党合作，右手与伊党合作，并到处巡回演讲。这样的一种结盟并非始于公正党，而是始于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右边与伊党合作，左边与行动党合作）（1990年）。

凭着坚定的信念，安华终于打动了行动党及伊党同意不再内斗，但只限于不扯后腿，与国阵单挑独斗。也在大家都相信国阵必胜下，才平地一声雷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任谁也想不到，安华的“烈火莫熄”经过10年的断续斗争后才开花结果，这一遍地开花第一次让人看见安华的威力，反对党也就在民联的旗帜下夺得5个州的执政权（1年之后才失掉吡叻州政权），并有82名国会议员打破国阵长期以来保有的优势，安华也似乎时来运转成了民联的精神领袖，他开始部署迈向布城。

可是就在安华参加是年（2008年）8月的峇东埔补选前的一个月，安华又涉及第二次的鸡奸指控，给刚拔开云雾的前路蒙上阴影。

尽管安华在补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案件的阴影总是尾随其后。此刻的安华知道他必须一鼓作气把中央拿下来，否则将是夜长梦多，也就有了所谓的“916”变天论戏剧性的一幕。

在变天不成后，安华知道他的政运也悬在官司案上。

就这样来到2013年的大选，安华不得不卯足马力以便能向布城。可惜因为选举制度的格局无法改变，即使民联得票超过50%，得票率胜过国阵的47%有余，也不能起而执政。这是因为马来西亚以席位的多寡定天下，不是以得票率为准。

就算安华在大选后再一次发动黑色运动以展示民联的力量后，他还是无法改变局面，而等待他的则是官司案被上诉而亦步亦趋了。

由于因为安华过不了官司案这一关，也就逼使安华于去年3月份安排加影补选，以便上阵扭转命运。可惜安华因官司案被限制提名参加补选。

若是身为雪州大臣，他也许能产生某种微妙的冲击；然而当安华失去一个又一个机会后，他在2015年2月10日迎来的竟是黑色星期二。在判案5年下，安华又得等到2023年才可以参加选举，那时他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根据其律师之一的拉蒂花于扣七扣八之后的推算），除非情况有变或得到特赦，不然安华能否再让“烈火莫熄”第二度开花，当下也就无法作推测了。

刊登于2015年2月23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