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屿和乔治市

槟榔屿和乔治市这两个名称由来已久，但却带有玄机而引起争议。所有这一切，皆因前人的译名和命名及今人的行政措施的改变，有以致之。

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占有了槟城这个小岛后，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挂不住，一直被称为Penang Island，华人译为槟榔屿，马来语称之为Pulau Pinang。因此在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槟榔原名为韦尔斯太子岛。

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8月10日，莱特又命名他所开辟的城市为George Town（取自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华人则译为乔治市，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

在1800年的时候，莱特的继任者李特向吉打取得了威省的统治权，命名为Province Wellesley（名字取自当时东印度总督Richard Wellesley），华人称之为威斯利省，后来简称为威省，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威省最先开发的城市，命名为Butterworth（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华人不称为巴特沃市，而称之为北海（大概是槟榔屿的人把向北的对岸称为北海吧），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今天。由此可见，英国人取名不一定会被当地人完全接受。

吊诡的是，当英国人占有威省之后，将之纳入槟城管理，因此后来出现了The State of Penang。华人有的译为槟城或槟城州，意思是说槟城不再只是一个小岛，而是也拥有联邦内陆一大片土地。不过，在华人史书上依然称之为槟榔屿，以致在今天，不少中国人只知槟榔屿而不知槟城或槟州的名称。同样的，在马来文中仍然沿用Negeri Pulau Pinang，而没有用Negeri Pinang。

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把槟榔屿当成包括威省在内，可能有些麻烦。不是有人建议把槟岛和威省分开而治出现两个“首席部长”吗？或将之归为联邦直辖区吗？因此改变称为槟城州倒可避免误以为威省是另外一个州。这就是说，原本不敏感的课题，在时移势易下，倒是有点敏感了。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槟城的首府乔治市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城市。那是1951年，接着才有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

又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我国独立前，乔治市早已升格为市。那是1957年1月1日。第二天，英国参政司让出权力，由市议员选举市议会主席，联盟的吴源和当选。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在12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修宪将市议会主席改称为市长。社阵的萳玛纳旦在那个时候被选为市长。

市长一职一直维持到1965年，因联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议会也就归由槟州政府接管。

70年代中期，槟州政府进行行政调整，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二合为一成为槟岛市议会；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这样一来，乔治市市长不见了，变成委任制的槟岛和威省的市议会主席。

如今在槟岛市议会内，分成两个行政区，即东北区与西南区，乔治市虽然仍是槟城州的首府，但它的行政权力纳入槟岛市议会。自此之后，在行政区重新划分下，乔治市已不具备其“独立性”，也已不存在“升格为市”的争议。因为它早已升格为市，只是后来的改变也促使其“自主地位”消失。由于它不再那么耀眼，即便有人提出改名为丹绒或其它本地化名字，也不是重要之举，反正全世界已经知道乔治市的存在，改名对促进旅游业也无所裨益。

无论如何，槟榔屿也好，乔治市也好，它的争议已告变质，不是名称那么简单，玄机就在历史带来的不同诠释和不同的索求。

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及金枝芒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八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思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呈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汪精卫夫人竟是槟城人

提起大汉奸汪精卫，不得不提起他的刁横泼辣的老婆陈璧君，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样遗臭万年。

然而这位大女汉奸偏偏又是槟城人，真让槟城人感到耻辱与汗颜，甚至连她的家庭也不敢认她；而写历史的人也都不屑一提女汉奸其人其事。这真是槟城的不幸。如今拿她来当反面教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璧君（1882-1959），在世77年。祖籍广东新会，其父陈耕荃，早年是槟城“侨领”，思想保守。而陈璧君是他与二夫人卫月朗所生下的土生“娘惹”。早年在槟城的私塾受教育，作风大胆，行为超越当时少女所应有的矜持。当1906年后孙中山数次来槟城搞革命时，她就以一介女流参与其中。当然她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什么的，而是她看上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汪棈卫。汪精卫的“一表人才”也就成为少女追求的“白马王子”。

根据张少宽的一篇文章有提到“汪陈之恋”，但未深入勾勒出陈璧君的身世，对此张君向我说，人们都不愿意提及汉奸其人。据他所知，她们当时是住在牛干冬，而陈是受私塾教育的，举止“惊世骇俗”。

当汪精卫在槟城时，陈璧君通过吴世荣及黄金庆借故接近汪精卫，更请汪到其家中作客，怂恿其母亲捐款支持革命。不久（1907年后）汪离槟赴日，痴情的陈璧君（时约25岁）也追到日本，故意拿文章请汪修改，拜他为师，两个人的感情也有了进展（其实在此时，汪也爱恋着另一位香港的明艳照人的女人方君瑛。她是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妹妹）。

1910年汪精卫回到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戴渐沣不果被判终身监禁后，陈璧君不弃不离的，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两人的感情又进一步发展。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获释放，对陈感激之余，也发展成为情侣。

1912年陈璧君提出结婚，两人于是在汪精卫广州的家中举行婚礼（汪是广州佛山人）。不过张少宽则认为婚礼是在槟城举行，因陈之父亲陈耕荃也在婚宴上致词，一改对革命的厌恶。当革命成功后，有钱人转向支持孙中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男女方在不同时间摆酒席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汪精卫与方君瑛耦断丝连，但摆明陈璧君是正牌的汪夫人，且是跟得夫人，对汪严加看守，不让他到到处“沾花惹草”。就汪而言，他爱的是方君瑛，对陈只有感恩之情。当他们三人一起流亡法国时，也有了这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

1915年汪回中国，与陈在广州合办“执信中学”，也请方君瑛当教师。后因陈不能容忍方一直留在汪身边，逼使方悬梁自尽。陈璧君终于拔掉眼中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就水涨船高成为行政院长夫人。此时他的气焰更加嚣张，对汪的一切实行包围监管。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众之矢的大汉奸，而陈璧君也就成为女汉奸了。她的“太上皇”的本色可以从汪充当汉奸后暴露出来。除了要汪听命于她外，也要一个名堂管理广州。在政权上，汪坐镇南京，而陈坐镇广州，委任她的四弟陈耀祖为省主席，形成皇亲国戚的统治集团，鱼肉人民，残人以自肥。她在广东的官衔是十分奇特的，称之为“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钦差大臣，颐指气使，如同一个“小暴君”。

这样一来，陈璧君的权力已在南京和广东施展出来，人人对她不满，但又不敢得罪她，连汪奸也让她三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也对陈的贪得无厌感到不对劲，认为这样下去，所谓的南京政府，必然消亡。

1944年汪精卫病死，整个伪政权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堕，果然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政权宣告分崩离析，陈璧君在大势已去下，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阶下囚。

1946年，国民政府起诉陈璧君，罪状如下﹕“民国27年秋（1938年），汪逆勾结日首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汪逆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出任出席，被告任为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被告（在华南）密布特工机构，惨害我地下同志。被告把持广东期间，用人行政一切，惟敌寇之命是从。被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审判结果陈璧君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也大吵大闹。原本蒋介石在1949年准备迁移台湾时，要把这些处无期徒刑者转至台湾，但来不及转移，南京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依然身陷囹圄，其卖国求荣罪行无可宽恕。在监牢内渡过她的残生，1959年病死狱中。一代女汉奸，也就与其它汉奸下场一样，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中。

就历史而言，槟城先是出了一个奇女子，为权力不择手段；后是堕落成为叛国投日的汉奸，以遂个人利益，到头来是留下千古骂名，连她的家人也抬不起头。槟城怎么会出一个大女汉奸，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毛泽东逝世30周年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

大汉奸汪精卫

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通过《槟城黄花》电影的拍摄而热潮起来后，有一位与孙中山一道来槟城活动的人物从未被提起，也被人不屑一顾，那是因为他后来背叛了革命，竟而成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我们把他的嘴脸勾勒出来当成反面教材，一方面用以让人对汉奸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要警惕世人绝对不能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成为千古罪人。

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淅江山阴县（今绍兴），出生在广东三水（属于佛山市）。1901年在科举考试（清朝）中考取秀才。1904年与胡汉民等人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5年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复又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1906年后，跟随孙中山到处奔波鼓吹革命。槟城也是他常来之地，因而谱出一段“异国恋情”（留待下一篇再评）。（不过，在后来的孙中山革命史上，汪精卫被除了名了，因为他彻底地投靠日本成了最大的汉奸，先前的“革命成绩”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1910年，由于不甘被梁启超讥讽为“远距离的革命家”，于3月31日在北京海银锭桥埋设炸弹谋取清朝摄政王戴沣之命，因事机败露与黄复生被捕。

此消息传至槟城后，孙中山及黄兴等人召开会议设法营救，筹得千余元。

清朝投鼠忌器，未判死刑，而是判他们终身监禁。但一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获得释放。

翌年，也即是1912年婚后赴法国留学，但在1913年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因袁世凯背叛革命，而有了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运动。结果失败，孙也流亡日本，汪则再到法国留学。直到1915年再回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1924年汪当选国民党中委，并出任“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起草了“总理遗嘱”。与此同时，他在孙逝世后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不过，他的“继位”受到蒋介石的挑战，在蒋的强大压力下，汪于1926年离开广州赴法国，蒋介石势力坐大。虽然在1927年时，汪又受邀回国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无实权。乘此时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二政变”，全面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止。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新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在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国共从此进入严竣的流血斗争。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加入屠杀共产党人，他和蒋的反共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虽然如此，汪蒋的合作只是貌合神离，彼此不能“推心置腹”，也就种下心病，大有“既生汪，何生蒋”之慨。

总之在1927年至1937年之间，蒋汪是既合作又勾心斗角的，但对日本的绥靖态度，他们两人没有多大的差别，倒是汪精卫走前一步，大力主张和平交涉，因而有了1932年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议》，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卖国的第一个行动。

由于不屑汪的“投降主义”政策，1935年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军人孙凤鸣枪伤转赴欧洲疗养。主和派的声势转弱。可是蒋介石仍然不主张积极抗日，以致在1937年被张学良扣押，逼其与中共合作抗日。在此事件后，汪又回国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地位在蒋介石之下，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主和运动”，理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蒋和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后来转成积极抗日，后者则“认贼作父”。

正因为汪一向以来迎合日本的口味，乃于1938年假道云南前往河内。在河内的那一段时间，汪成为被暗杀的对象，于是日本人将他营救至上海，更在1940年扶持汪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政权（日本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拿下南京后的一个新花招（1932年早已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由博义当元首，后称“皇帝”）。这样一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在打对台戏（迁至陪都重庆）。

不宁于此，汪精卫进一步堕落到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甘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1944年汪因早前的枪伤病情恶化，赴日本治疗，终于药石罔效而逝世。他死后遗体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国民政府（日本投降后一年）将汪的坟墓炸毁，不耻他的卖国求荣。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一如秦桧在岳飞坟前下跪“谢罪”，直到1997年被拆除。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从支持孙中山革命到成为孙中山的接任者的前半生，还算是一个人。到了蒋介石夺权后，汪精卫已成为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媾和的先锋人物，他也为了自身的“虚荣地位”向日本人摇尾乞求。尽管他始终狡辩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但充当日本侵华的“刽子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他永远也还不清的。不论我们今日如何演绎中日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汪精卫始终逃不掉“大汉奸”的罪名而遗臭万年。

从汪精卫的反面教材中，我们看到乱世固然会出英雄但也会出奸雄和枭雄，而奸雄往往借乱局践踏国人的生命和尊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汪精卫之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是“人不如狗”。

我们要紧记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牺牲才是真本色，出卖是连狗都不如，汪精卫的教训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从第9大马计划解读“边缘化”

最近以来，族群 “边缘化”成了热门的课题，所谓“边缘化”应是指偏离主流，滑向边缘，成为不被重视或被忽略的一群。这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中有专门针对赤贫问题作出探讨和寻求方案解决。自从1970年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例如在1999年，马来西亚赤贫占人口的8.5%，但到了2004年已降至5.7%，在数目上，贫穷的家庭从40万户降到31万户。在收入上，也从每户平均每月收入656元提高到764元。不过，以城市和乡村比较，后者的贫穷率仍高过城市的五倍。无论如何，政府致力于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赤贫人士的生活是备受欢迎的，以便能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就此而言，这一大群人可算是属于仍在边缘生活的人，应予援助，以把他们拉进生活的主流。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列出各州的赤贫数字，其中最少赤贫数目的是槟城州，占第一位。排列如下：槟城0.3%，第二位的是雪兰莪州，占1%，而吉隆坡居第三，占1.5%。排位在最后的是沙巴，赤贫数占23%，接着是丁加奴，占15.4%，下来是吉兰丹，占10.5%。这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三州拥有最多赤贫数目是最深切关心的，必须把赤贫数字大幅度降低。

从这样来看，槟城州是全马最成功消除赤贫的一个州。虽然它是面积第二小的州属，但因在70年代经济成功的转型，发展成为电子工业的重镇，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在整体上克服了失业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它的失业率只是在2.4%之间。

我们拿槟州的146万人口来比较（2005年统计数目），其中76万人是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这些属于劳动力的数目，如只有2.4%的失业率，也就只有约20000人待业或未有正式的工作或属于散工和临时工，绝大部份的仍有工作能力的都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因此在槟州，失业率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根据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的数据，0.3%的贫穷人士只就占槟州人口的5000名之内。对此，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迪奇拉菲不久前在古晋指出，在全国有六个州的贫穷家庭少过一万户，其中包括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槟城。至于超过一万户赤贫家庭的有沙巴、砂拉越、吉兰丹及吉打州等。而政府有计划拨出土地供他们播种，包括种植橡胶，以期在2010年，全国可以全面摆脱赤贫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赤贫人士列为在边缘化生活的一群，那么槟城拥有的数目应是最小的。在槟州政府一视同仁的努力下（由各种族政党组成的国阵执政），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赤贫家庭将不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因为与其它州比较，槟城的整体发展计划（每10年提出发展大蓝图）将会使到州内的子民生活素质不断改善，收入也会相对的提高。

因此在这个时候单只针对槟州提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偏离经济的数据而变成政治议题，也等于忽视第9大马计划书对槟州发展的肯定。再者，此报告书也证实槟州从立国到现在，仍然保持位居第二的先进州地位，仅次于首都吉隆坡。这说明了槟州政府在许子根的领导下带动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首相阿都拉最近也指出槟州到处有马来人，因此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或只限于浮罗山背一隅是不对的。槟州统计局2005年的人口数字也证明东北区（包括乔治市），马来人有逾10万名，华人30万名，比例是3对1。在槟岛西南区，马来人12万，华人5万，比例是1对2，而在威省则是马来人居多，有38万，华人则有28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槟州的五个区内，都有马来人，它与华人人口的比例是43%对41%。因此马来人边缘化之说是不成立的，反之它充份地典型地反映出多元种族的特征，谁也没有被边缘化。

三大报告与一个宏愿

从今年4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我国政府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报告书。其一是4月份发表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2006-2010）；其二是8月份发表的《第三工业大蓝图》（2006-2020）及其三是9月份刚公布的明年度（2007）财政预算案。除了预算案是每年公布一次外，另两份报告书则属于中期及长期性政策性文件，但三份文件也只有一个目标，即朝向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

写了孙中山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后，在网站阅及一篇著名学者苗体的有关《孙中山一生的婚姻》一文，较为详细的介绍鲜为人知的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很感兴趣，再拿来对照《槟城黄花》的剧本，“印证”陈粹芬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陈粹芬（1873-1960），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迁居香港新界屯门时，生下了陈粹芬，由于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苗体这样描述陈粹芬：“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但未曾入学。”

1891年（也就是孙中山25岁时），通过孙中山革命战友陈少白的介绍。在屯门基督教堂（孙中山是教友）认识了18岁的陈粹芬，见面之初，孙中山向她表示要效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推翻清朝，少女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表示要参加革命。就这样陈粹芬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结成革命伴侣，共在红楼组屋住下。

这一年，也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在翠亭村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结晶，取名为孙科。虽然已有夫人，但属于旧式妇女，自幼缠足，未能随孙中山到处流浪（她一共为孙中山生下三个儿女，除孙科外，两位女儿分别为孙延和孙琬）。

就这样，陈粹芬代替了卢慕贞，陪着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及马新一带，她成为孙中山在外流浪革命的生活伴侣，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但也胆识过人，从事传递革命密函，也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堪称名副其实的“侠女”。

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婚，但孙中山的家庭承认她的二夫人的地位，也与卢慕贞关系良好，情同姐妹。较为人称颂的是在1910年时，孙中山夫人卢慕贞携两女儿来槟城住上半年时，陈粹芬也同住一道，可见她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这里，不妨引述《槟城黄花》剧本的一段对白（这部戏没有提及孙夫人也在槟城），即可知道孙中山与陈粹芬的“儿女情长”：“陈粹芬：我时常想，你活着是为了革命，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孙文：你从18岁就跟着我──

陈粹芬：跟了你18年，跟你去日本下南洋上战场，所以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吃饭、睡觉、过日子对你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可这些对我很重要。还有你，最重要的，是你和我，我们能在一起。

陈粹芬仰头看着孙文，眼里有了泪，孙文轻轻抱陈粹芬的头，感激又感动。

又有一段杜撰的对白，很能刻划陈粹芬的内心矛盾：

徐丹蓉（杜撰角色）：四姑，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争取名份。

陈粹芬：大家都知道我跟孙先生的关系。

徐丹蓉：我是说你应该成为先生真正的太太，革命成功了就会成为总统，总统夫人应该是你。

陈粹芬犹豫了一下：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并不希望先生会成功。

徐丹蓉很惊讶：为什么？！

陈粹芬：如果先生当了总统，他的夫人应该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漂亮高贵的女人，可我不是，我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只会洗衣做饭。

徐丹蓉：你怕先生会抛弃你？

陈粹芬摇摇头：不，是我会离开他。以他的为人不会待薄我，可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给他丢脸。所以，我不希望他成功，是不是很自私？

徐丹蓉出神地：你爱他，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突然前厅传来孙文的声音“胡闹”。伴随咚的一声，两人吓了一跳。

果然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1911）后，陈粹芬决心离开孙中山，在1912年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孙中山兄长）家中居住，她说，“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后来，她只身又远赴南洋，隐居在槟城。1915年，孙中山在办完与元配夫人离婚后，聚了宋庆龄。陈粹芬说，中山有了贤内助，应当为他们祝贺。”此时她已经42岁。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她还是身在槟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孙中山长子）（此时孙科已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之邀，携其养女孙容一起回国，住在广州。也协助孙科打理家务。

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陈粹芬当年在日本时的照料，致送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房屋及养老之用。1937年，她的养女孙容下嫁孙眉次孙孙乾，孙容也恢复本姓本名苏仲英。

1960年，陈粹芬在香港逝世，享年87岁，葬于荃湾华人墓地，墓碑写道：“孙陈粹芬夫人之墓，婿孙乾率孙建立。这算是给陈粹芬“正名”了。她是如假包换的“孙二夫人”。陈粹芬若地下有灵，也堪可告慰。毕竟历史又为她“正位”，有了“孙二夫人”的名号，也不枉此生。她一生为扶持孙中山搞革命换来的是沉默的一生，但却是死后“光辉的革命同志”的形象。《槟城黄花》也为陈粹芬的形象给予“正面评价”

驳斥“阉割”首席部长歪论

从提出槟州首席部长职由巫统委任到提出轮任制，已经超越12年（1994-2006），但从来没有得到首相的同意。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拒绝，认为应继续交民政党人出任；后是阿都拉也否定轮任制。理由很简单，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也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虽然历届首相都深明大义，理性的看待问题而驳斥情绪化的索求，但晋入今年八月以来，却又再出现这么多的声音，而且所提的建议越来越离谱。综合这些日子来的奇特建议和索求，我们发现有三点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三点恰恰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也不为阿都拉首相所苟同。

其一是槟州巫青团一些区会提出且通过动议要求槟州首席部长轮任，其它州的巫青团根本没有这样的动议，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至于沙巴州的首席部长轮任制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轮到巫统人担任就停止轮任了。这意味着，在全马十三州内，只剩下槟州是由非巫统人士担任首席部长，也就给予一些巫青团一种借口要求换人。

所提出的理由不外是由非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不能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也因为这样，马来人被边缘化了。至于怎么个边缘化，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在这方面全国巫青团长希沙慕汀说得好，槟州巫青团要拿出数据和证明才能向首席部长讨价还价。不要再提轮任制，这于事无补。

来自槟州的首相阿都拉说得很清楚，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没有受到很全面的照顾而已。

这话说来有理，非马来人也同样会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并不全面，也面对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全面”与“边缘化”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却不幸被某些巫青团员拿来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
事实是，在政府的结构内，至少有下列四个单位是重视马来人利益的：由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领导的槟州土著参与督导委员会（由首相署领导），‚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区域发展机构，ƒ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回教宗教理事会及„城市发展局。

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其二，巫统峇眼区部主席阿都拉迪更是莫名其妙地提出把槟城改为联邦直辖区，目的当然是只要是直辖区，就归巫统管。但这简直是胡闹，无视宪法的条文。宪法明明阐述我国由十三州组成，而且边界的改变，也要得到国会和州议会的同意。怎可为达目的，取消一州存在而成为十二州？因此首相即刻回应政府从来没有这个计划，真是自讨没趣。

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报载，有人竟提出一分为二，槟岛和威省各设首席部长。这又是对宪法的漠视，在法律上明明是由槟岛和威省组成一个州，且是全马最小的第二个州。而且宪法上一州只能有一位首席部长，那来两个首席部长？谁曾听闻一个国家有两位首长的？难怪首相未加回应，而槟州首席部长则一口否定此说。不过，曾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的希米尔已郑重否认有这样说过。我们感到欣慰之余，也希望今后不要再吓到这样的幼稚言论。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了解他们的信口开河的后果吗？为了索取一个首席部长职，视国家体制于无物。首席部长职及槟城州的完整性怎能被“阉割”呢？

所幸首相从来都不被歪论所迷惑。因为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其规则和国际考虑。凡事要从大局着想，不能心血来潮口无遮拦，更不能如同儿戏改来改去。不過首相針對北馬的發展，包括檳島的全面均衡發展也提出一個新的策略，即將會成立土著公司與政府的相關公司，例如森那美集團來發展北部走廊。這意味著在調整策略下，首相不認為有改變政治結構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