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新加坡 （即时评论）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它有一位政治巨人，不论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成功地领导新加坡走向世界而成为一个先进国。他只是用了短短的50年（1965-2015）就让世界对这个岛国刮目相看。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且其巨人也是一位争议性人物。

在形象大于思维下，李光耀在1965年8月9日取得独立时，他确然感到迷茫，因为他不曾思及要独立和如何在这么小的土地上自力更生。

原本李光耀的一门心思是努力促成马新的重新合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因此这三个地方发展有其类似的地方。

经过了100年的统治后，已来到1926年。那个时候，伴随着无政府主义兴起后，共产国际也派员先在新加坡设立共产南洋临时办事处（1928年），继后在1930年在胡志明领导下于瓜拉庇捞秘密成立马共。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已卷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斗争；而忝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也想尽办法地与共产国际开展斗争，所用的手段除了监禁拘留虐待之外，就是驱逐出境以压制左翼的政治势力。

但是当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爆发了中日战争，马新的华人也就同仇敌气一直支援抗日而掀起反日运动。

待到1941年日本蝗军从哥打巴鲁入侵马来亚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新马已告沦陷，许多的华人及爱国壮志惨遭杀害；更有不计其数的被拘押凌辱，也有不少人被驱逐回中国。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军事部队与马共接上头，而于1943年与马共结盟矛头对向日本侵略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世界人民莫不感到欢欣鼓舞，马来亚也不例外。但很快的，英军与马共的“蜜月”结束了，除了半数缴械重返社会外（约6000人），另有半数将武器埋藏，预防英国“背叛”。果然不出所料，在1948年英军与马共正式闹翻，马共成员除了重入森林外，也面对英军的残酷镇压。从那个时候起的大迁移计划，就是将华人集中在一个地区而用铁刺网围起来，并有站岗，以防止村民接济马共。

就这样英军先后设立了500个华人新村，涉及数目超过50万人，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正当马新社会因政治变化陷入不安的时刻，主人翁李光耀登场了。

他是在1950年从英国毕业回来而加入律师行业，开始了他的政治观察。1952年，他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取得成功，遂使他的名声大噪，他成了工友的良师益友，而他也趁机奠下他的政治基础。

虽然李光耀是受英文教育的，但他熟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而要取信和取悦华人，他必须学习华语华文才能与这一批热情十足的华校生沟通。

正巧1954年有两件大案使到李光耀成为左翼统战的“新贵”，其一是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出版“华惹”，内中有一篇文章被政府指控涉及煽动罪。经李光耀及请来的英国女皇律师辩护后，学生获得无罪释放。这一下子，李光耀的名气再一次提升，人们开始相信他是有所作为的人。

其二是同年的“513”，华校生（主要是华中及中正的学生）参加游行抗议学生服兵役的指令。在酿成暴动后有学生被捕，很自然的，李光耀成了他们的辩护律师。

虽然这宗案件学生被判有罪，但他们宁可坐牢也不缴罚款，不过他们的抗议奏效了，政府暂免学生服兵役。由于李光耀顺利地介入华教圈子和运动，他更成为华社家喻户晓的人物。

眼见时机成熟，李光耀于1954年的下半年组织了人民行动党。在这之前，他先邀约左翼领袖的林清祥和方水双成为党的发起人，以反映出这个新政党也具有社会主义特征。

在林清祥同意下，派出方水双成为发起人之一，林清祥本身则未成为发起人（此事也留下谜团）。

当人民行动党成立后，李光耀分析政治环境后，决定只派出4名候选人，因为夺权的时机未到。

1955年的林德宪制选举，李光耀与林清祥双双告捷，启开了他们两人从政的第一步。

在初期，李林两人的合作是愉快的，也一起飞往伦敦参加宪制谈判。但在1956年福利巴士工潮及中学联活动被取缔后，林清祥等人就被林有福政府扣捕，左翼运动受到一定的折损。

另一方面，李光耀积极部署参加1959年的宪制大选。这时的行动党已羽毛丰满，全线派出候选人，准备一举夺下执政权。

由于民心所向，人民行动党囊括了43席（总数是51席），这已明白宣示行动党已是执政党，但李光耀放出条件是除非林清祥等八人获得释放，不然不组织新政府。

在英殖民政府低头下，李光耀组阁出任总理为这个自治邦掀开历史新页，但他依然放眼与马来亚合并，因为他当时不相信新加坡可以单独独立。

所以当1961年东姑提出有意倡组大马来西亚计划时，立即获得李光耀的正面回应。但在另一边厢，行动党内的左翼阵营不苟同这样的合并，而是主张让北婆三邦人民自决后才决定要不要加入马来西亚。因为意见相左，人民行动党乃告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线全面退出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这意味着人民行动党面临分裂而且危机接踵而来。为了稳住局面，行动党一方面借助马来亚的力量来壮大声势；另一方面也对社阵进行反击。

在此关键时刻，新加坡政府先在1962年举行全民投票，有70%的选民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继之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后（9月16日），新加坡在11日举行提名，而在21日举行投票。这就是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马来西亚的成立已成定局。

原本信心满满的社阵讵料开票成绩大失所望，它只能夺得13个席位；而人民行动党获得37席，另一席归人民统一党的王永元。

当左翼阵营在选举失败后，再加上较早前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大逮捕行动，左翼阵营基本上已遭受严重的破坏。

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请求脱离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含泪接受既成的事实。

这个时候，左翼已开始走向街头斗争，援越抗美运动成为一个时尚。继之，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新加坡的左翼运动也走向较为激进的道路。但在不热衷参加选举下，1968年的大选，已成为人民行动党囊中物了。

自那个时候起，人民行动党一直是这个岛国的执政党，其中李光耀在位最久，因而被誉为新加坡之父。

如今李光耀的时代已告一段落，新加坡也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一个不受人忽视的小国，因为它有一位巨人罩住，这就是今日的新加坡。

刊登于2015年3月30日《号外周报》第728期

“回教刑法”行不通 （天下纵横）

从形势来看，伊斯兰党的“回教刑法”即使已在丹州议会通过，但当以私人法案提交到国会辩论时，它就不容易被通过，因为国阵的12个友党已放话反对“回教刑法”。如果巫统未顾及成员党的感受必然会导致纷争和分裂。因此可以预见在巫统也不支持下，“回教刑法”将不获通过，也就不能成为法令加以实施。

虽然此事由伊斯兰党开了头，但马来社会对此也不便批评，因此大多数的议员保持沉默，如今如果纳吉以国阵主席的身份发言，他就不能只代表巫统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国阵会不同意实施“回教刑法”。

这是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因为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构，只要国会不通过，州议会是爱莫能助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当吉兰丹于1993年通过“回教刑法”后，马哈迪就一口拒绝此建议，更不提供机会在国会辩论，因为他认为此法案行不通，。正是马哈迪的果敢，伊斯兰党在这个课题上也沉静了许多年，直到最近又甚嚣尘上，主要是伊党要挑战纳吉的领导权威，看看巫统合作与支持的程度。然而这与回巫合作是两码事，巫统希望与伊党合作并不包括实施“回教刑法”，这是伊党在后来“强加”上去的。

如果伊党硬要拿此方法作为回巫合作的基础，那两者之间将不可能达成共识，毕竟巫统需要的是国阵成员党的团结与合作，不能因为与伊党合作而丢弃战友。

另一方面，由于伊党一意孤行通过“回教刑法”修正案，也反映出它是势在必行的，即使国会不予通过，它还是继续鼓吹“回教国”的观念。

我们也真的不明白，为何伊党以宗教为上，却要与其它党合作。基本上，公正党与伊党的矛盾不是很大，但它与民主行动党在这项课题上就是“水火不容”。本来伊党将其理念存于党内而不向外宣示，将不会有大问题，现在是伊党不但向民联挑战，而且也向国阵挑战。它期望从中分辨出“谁是朋友和敌人”，但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不合逻辑的，伊党一向来的斗争目标是反对贪污和滥权，遵循民主机制，所以才与民联其他党走在一起。

如今不论“回教刑法”是否落实，伊党也已“断绝后路”，它无法收回，也就与行动党有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即使“回教刑法”不便落实，但伊党是不会撤回法案，它们既然从1993年到今天已等了22年，再等多22年又何妨？

因此从这次法案的通过来审视，最先受到伤害的是民联，国阵反而可以在不支持私人法案下“隔岸观火”。这样一来，有人说会出现“新民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弃伊党而由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或拉拢伊党开明派过档？

但这些都是有欠周详考虑的，为此我们推测在来届大选时，行动党与公正党打出宣言，而公正党又与伊党打出宣言，这样的组合并不完美，对民联并没有好处。因此可行的方案是在议席分配下，各自打出本身的牌子，也就不必受“回教刑法”所牵制了。就不知民联怎样处理这棘手的问题？

刊登于2015年3月30日《号外周报》第728期

新加坡的三部曲 （跃马扬鞭）

新加坡政治巨人李光耀（1923-2015）的逝世让人有许多遐想。我们姑且分三个阶段来演绎新加坡的故事。

虽然是莱佛士于1819年取得新加坡控制权，但延至1826年，英殖民政府才正式将新加坡、槟榔屿及马六甲合并成海峡殖民地。这意味着，英国直接控制这三州府，也就等于控制马六甲海峡，以方便英国从印度通往亚洲的市场（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英国就是不满清廷的林则徐于1839年焚烧鸦片而触动英军炮攻中国，结果在1842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正式割让香港予英国。也因为英国占有了香港，自此之后，大量的华人移民向海外迁移，新加坡也不例外）。

经过了百多年的统治，新加坡也不幸在1942年沦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残忍与镇压和迫害的政策；华人尤其深受其害。

因为日本的残暴统治，使到年纪才19岁的李光耀对军国主义产生不满与愤慨，但他也揭露曾逃过鬼门关，否则就不知后果如何。

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又重临统治新加坡。在继后前往英国留学之际，他开始思索新加坡的未来，他认为本地人管理新加坡肯定比英国人做得更好。

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李光耀在1950年回国创律师业时，决定加入工运，协助他们打官司，包括为邮电工友争取待遇改善，为马大学生的“华惹”刊物打掉诽谤官司及为华校生示威抗议服兵役而被逮捕打官司等。

在名声鹊起之后，他在1954年联合左翼工团，英校精英及华教人士共组人民行动党，参加1955年的林德宪制选举。当年有三人当选，即李光耀、林清祥及吴秋泉（只参加4席，但蒂凡那落选）。这使到李光耀有更大的活动舞台，包括代表行动党前往英国参加宪制谈判。

1956年，新加坡工潮事件扩大也触使中学联参与其中，林清祥等人也就被林有福政府逮捕，这意味着林清祥不能参加1959年的自治邦民选。此时的李光耀已雄心勃勃决意要一举拿下执政权，在全部51个选区中，人民行动党囊括了43席，李光耀也顺理成章出任自治邦总理，开始由本地人执政的第一页。但由于新加坡尚未独立，李光耀也就至为希望与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碰巧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大马来联邦计划”，也正合李光耀的想法。于是很快的，在英国的努力和李光耀的积极推动下，马来西亚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因为对马来西亚理念的分歧，行动党也大分裂，另出现一个由林清祥领导的社阵。

1965年8月9日，因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矛盾无法协调，也就在这一天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国家。

进入第三阶段是一个小小的弹丸小岛怎样在艰苦和困难的环境中创造奇迹。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对未来感到茫然。但在新加坡人的支持独立下，他唯有在百废待兴，社会秩序动荡下进行有限度的发展。在取得外资的涌入下，新加坡也决定建立本身的国格和尊严，它要向世界证明新加坡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能不断地发展下去。

李光耀的政策显然是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认为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夹缝中，不能被人误会是“中国的第五队”，因此在教育上来一个大改变，先是强调英文教育，要新加坡人学习和学好英语；继之他也希望新加坡人也掌握华语，因此在1979年大力推动“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运动，希望在“牺牲”方言下，能让新加坡人学好两种语文。

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的决策也引起争议；尤其是在1980年关闭南洋大学，引致抗议和不满。

因为新加坡的左翼阵线已在1965年决定杯葛选举，也就使到新加坡1968年的大选及接下来的大选都是人民行动党主政，一向未逢敌手。直到2011年的大选，突又见反对党得票增加，议席也增至10席，舆论界认为是新加坡人民求变的反应。

不过综观选举结果及行动党所得的议席来考察（99名议员中，行动党占89席），反对党在实质上还未成大气候，与势力雄厚的行动党还无法相提并论。

虽然如此，随着塑造新加坡模式的李光耀逝世及后李光耀时代的降临，新加坡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5年3月30日《南洋商报》

组“新民联”尚不是时候 （现代春秋）

当朝野都无法针对伊刑法做出结论之际，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民联三党谁也不想主动退出民联。行动党有促请伊党若坚持伊刑法，应离开民联；伊党的反应是为什么要离开，要离就行动党离。在这种窘境下，身为“中间人”的公正党似乎要扮演调停的角色，但在伊刑法到底会不会落实前，公正党的“调解”也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阅及沙巴的民主行动党主席黄仕平则建议成立一个“新民联”，而这个新组织不包括伊党在内。

这仅是一项建议，是否可行，不得而知。因为在事态未明朗前，谁也不会向前跨一步。

与此同时，我们也阅及砂拉越人民公正党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砂拉越阵线，以反对伊刑法在马来西亚实行。

公正党砂州主席峇鲁央说，伊刑法在马来西亚没有位置；尤其是在砂拉越。他说一切应以砂拉越人为重。

其实，在较早前砂州行动党也已表明在砂州不再与伊党合作，这是行动党第一个州做出明确的表态。接着张健仁重申即日退出民联。

不过行动党中央则是先与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划清界限”，拒绝与他合作，尚没有与伊党切割关系。

由此可见，民联在三党看来仍是一个好组合，拆散了十分可惜，也许会引发反弹。可是如果三方关系一直不能协调和改善，又怎样合作下去呢？

现在我们先假设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向国会提呈的私人法案无法在4月份的国会辩论，而是可能被排到9月份的国会。在这段期间，如果又有变化的话，私人法案也就会被一拖再拖了。

即使巫统仍在观察，但国阵的12个成员党已经表态反对伊刑法，也自然会影响巫统的决定。

至于民联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公正党与行动党已表明反对伊刑法，剩下伊党支持也是有限的（它只有21名国会议员）。

因此算来算去伊刑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会面对阻力，伊党也表明它可以等，而不是急于一朝。此话也说得有理，因为伊党已在1993年已在丹州议会通过伊刑法，如今已等了23年，再等另一个23年又何妨？

这也说明伊党无论如何是不会撤销其已通过的法案，即使国会不讨论和不通过，它会一直守着这一道防线，不让它倒下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需要探讨民联这个组合在不久的将来会否有变化？

有人已经提出另组民联或重新组织新民联，而且也把伊党排除在外，除非伊党不再拿伊刑法作为筹码。

按照这样的逻辑，它可能会出现下列的情况：

（一）公正党与行动党继续合作，组成新民联，吸纳伊党的开明派过来参与。

（二）伊党坚持不退出民联，公正党又不能“开除”伊党，那就剩下行动党不得不自我退出以切断和伊党的关系。这种情况就如同2001年行动党无法忍受伊党的“回教国”的自我标榜，而忍痛退出“替阵”。

在当年行动党退出后并无损其政治地位，反而在2004年的大选稍有进步。可是今天的政治情况已大不相同，谁也认同和同意民联是个有影响力的组合，不可轻易言退。

这就是说，行动党不会重演14年前退出的一幕，反而会施加压力或则伊党妥协，或者伊党退出。当两者都不可行时，就可预见行动党与伊党的骂战会不断升级到最后变成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是同床异梦了。

在这个课题上，我们又获悉林吉祥又有“新见解”。他希望考虑“后民联”和“后国阵”组成联盟的可行性，之后再致力反对伊刑法。他进一步说，其建议主要是透过捍卫联邦宪法来“拯救大马”。

从现实看来，不论是林吉祥先前提出的共组“新联盟”或“后联盟”都有其难度，也尚不成熟。毕竟国阵在现时还在掌控局面，只要伊刑法有了不能落实的眉目，国阵也就扳回一局，当然行动党也可以有下台阶，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2015年3月30日《光华日报》

马来西亚梦破灭 —李光耀的政治历程（下）

虽然李光耀不说客家话，但他不忘自己是客家人；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从政时也与客家会馆有交往；虽然李光耀是新加坡人，但他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人，用一个小国的首长看世界；用一个人的观点看整局，因而他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政治作家，留下万千的言语在人间。

究竟李光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倒可以从李光耀回忆录（上下册）中一窥全貌。

这位出生于1923年的峇峇，早年攻读法律教育，直到1950年返回新加坡创业后，就开始通过他的法律知识接触工运和学运。他为他们进行辩护又为他们争取权益，很快地与这批人成为亦师亦友，乃至一度是“志同道合”者。

在时机成熟下，李光耀的真正目的显露了，那就是要组织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党，而这个政党要有能力执政新加坡。最初被他接触的是左翼的统战领袖，继之又拉拢英校精英和职工领袖参与其中。1954年，人民行动党正式诞生了。

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自治大选中全面参战，在51席中赢得43席起而执政。李光耀成了新加坡的岛主（总理），初时与左翼统战和平相处。讵料因政见和对组建马来西亚的方式出现分歧和政策的不能协调，左翼阵线终于离开了李光耀，在时间上是1961年。

这一年是左翼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是左翼统战的新旅程，它们已不能再依附在人民行动党的身上，而是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与大方向。

所谓的1961年是林清祥率众脱离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新加坡社阵），当时社阵的政治势力是与行动党“针锋相对”的。

与此同时，统战相信社阵将起而代之成为执政党，以改变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但在另一边厢，李光耀也不甘示弱坚定行动党的非共路线将取得胜利。

正由于局势的微妙，也让李光耀抓紧机会，先是在1962年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合并的方式，但不允许不加入马来西亚，以致造成社阵不得不号召投空白票，最终李光耀以70%以上的票获得支持。

在这之前有一件事就是李光耀的电台十二讲（多年以后在2014年又重印出版），这十二讲也抖出他与全权代表会面的经过，并在政治上使到社阵有所失分。

下来更大的巧妙是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后竟然发生提名日在大马成立前；投票日则定在大马成立后的数天，这就判定社阵要在这场民主斗争中取胜不易。这是指1963年关键性的大选。

就在李光耀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后，他有提出了著名的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民主行动党人还是时不时提出这个理念和口号），且在马来西亚于1964年举行的大选时，行动党也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目的就是试探“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有多少斤两？结果每个城市的群众大会是万头攒动的，但投票支持行动党候选人（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的则不算踊跃，只蒂凡那一人在孟沙区当选。这也使到李光耀的马来西亚梦很快破灭。

当马来西亚梦破灭之前，李光耀于1965年组成了“马来西亚团总”（另类的反对党）。这个团总概括了其他非共非社会主义政党，唯独把社阵排除在外。

当时在另一边厢，左翼政党也有组成自身的五邦社会主义同盟，以反击马来西亚的组成。

换句话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后，一共有三股势力在斗争，第一股是在马来西亚执政的联盟（它排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第二股是李光耀领导的团总（间中包括了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DR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这个团总在初时竟也获得远在砂州的人民联合党的青睐而加入其中。但很快的，人联党中委表示反对加入团总，导致党出现内讧。如果不是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突然退出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家，恐怕人联党会因之分裂。第三股势力就是左翼统战的形成，主要成员有马来亚社阵、新加坡社阵、砂人联党及汶莱人民党等。

这三股势力斗争的结果是联盟暂居上风，但在1969年的大选却让东姑尝到苦果，联盟在大选中受挫，失掉国会2/3多数席的优势，更失去槟州政权，进一步导致“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发生。

当政局巨变后，登上舞台中央的已是敦拉萨，而东姑也在1970年退休，马来西亚政局因新加坡的脱离和“513”事件而脱胎换骨。

虽然李光耀的新著《李光耀观天下》有提及马新再次分家的事，但他也坦承“马新用不同的方式建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身上。就这样彼此相安无事”。至于许多年以后，马新会否再行合并也没有人知道，但李光耀似乎有这种预感。

尽管李光耀在1990年时已卸下总理职，但他转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才正式卸任，前后在内阁中长达46年（从独立日算起），如果连同独立前担任自治邦总理，则是52年，可谓是半个世纪。由此可见，李光耀在塑造新加坡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也被视为建国之父。但在外交上，李光耀则擅长于左右逢源，一边与中国友好，另一边也与台湾友好，更在1992年在新加坡举办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此外，李光耀虽亲美，也承认是属于西方世界的，但同样不反华也不反苏，他希望借助这三股势力来平衡新加坡的世界地位。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主张美国重返亚洲（2011年），也就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指他亲美十足，以便能“制衡”中国。

有人认为，以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国家，被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西亚及印尼包围，它不得不采取两面手腕，因为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反映在政策的伸缩性，尽管这个观点有其争议性。

然而外交上的广交朋友和与共产国家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新加坡的内政也是伸缩性的；恰恰相反，新加坡坚持它的反共与非共立场，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妥协和改变。

至于在李光耀之后，新加坡又何去何从？新加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不久之后（最迟2016年大选）就可探知新加坡人怎样评价李光耀，以及他们要的是怎么样的新加坡？

刊登于2015年3月27日《光华日报》

独立•访华•双语 —李光耀的政治历程（中）

1965年8月9日，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新加坡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得以挤入世界之林；但对李光耀来说，是一个痛苦与苦涩的日子，他掉下伤心的眼泪。李光耀这样说：“前途是渺茫的，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该怎么生存下去？就连我们的食水也是来自柔佛”。

他又说：“现在我们脱离了马来西亚，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国家。”

在独立不是新加坡自个儿争取而得到的情形下，李光耀原先的愿景是促成马新重归统一，而这样的回归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取得的，但在无法合作下去的时候，新加坡也就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也许这个问题是李光耀不曾想过，即使有想到也没有策划过，因此当独立到来时，李光耀得为这个岛国规划它的未来。

在独立时新加坡只有200万的人口，其中华人占75%，但在今时今日，通过填土和外来移民，新加坡的土地总面积是716.1平方公里，相等于276平方英里，通过填海土地较独立时增加了62平方英里。人口方面已有540万人；公民325万人，华人仍占75%。这就是独立以后的新加坡最大变化之一（2013年数据）。

虽然李光耀这样说：“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盲无目的的道路。”但他很快地先建立起自身的国防力量。在借助以色列的建军方式下，新加坡的武装力量也就建立起来了，国民服役成了新的力量泉源。

如果以时间来计算，新加坡的独立是十分微妙的，也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那时新加坡的左翼也曾掀起反政府示威；更介入了援越抗美的斗争。

后来由于左翼内部的意见分歧，新加坡社阵就出现分裂，也有的走上激进的道路。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就有一个章节描述他与社阵及左翼斗争的经过。

另一方面，李光耀的回忆录也有五个章节是叙述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例如在建国之初，新加坡就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6-1976）。李光耀这样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时期，我们没收了大量印有“毛泽东语录”的中国邮票，我们也没收了数以千计由中国水手带进来准备分发的毛泽东的小红本。”

“1970年末，北京悄悄改变了对新加坡的立场，我们的外交使节都受邀参加中国的国庆酒会，中共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量拉拢各国政府以共同对付苏联。”

由于中国立场的转变，也使到新加坡作出正面回应。于1971年在联合国投下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票。虽然在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但毛泽东已意识到与美国友好的同时也要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1974年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访问中国并与北京建立邦交一事也鼓舞了新加坡必须积极行事。果然在1976年5月，李光耀在未与中国建交下飞赴北京，此时毛泽东主席已进入垂暮之年，但他还是在中南海接见到访的李光耀。这次的会面对中国来说是政策的转变，可以接受新加坡的独立，不再称呼它为美国和英国的附庸；对李光耀来说，则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不再是中国和毛泽东的政治敌人，而是可以“化敌为友”的。

很显然的，中国虽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尾声，但在调整下，已强化了它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尤其重视睦邻外交。在这方面，中国理解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的特殊性，也就同意等待其他东合国家与中国建交后再与新加坡建交。就这样，当印尼的苏哈多政权于1990年与中国复交后，新加坡就尾随而至。

其实，新加坡与中国循序渐进地发展友好关系，并没有影响李光耀为新加坡打造一个全新的教育政策。

李光耀说：“独立之初，我们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

“我们的双语政策制定之初—是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参见李光耀新加坡双语之路）。

因为政策的大改变，有人说新加坡已是英语教育为主的国家，而华语则被视为第二语文。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李光耀在1979年有一个“多讲华语，少数方言”的运动，连电视广播也以华语为主。有人认为这无形中牺牲了方言，但新加坡认为推动华语是正当的。

不过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引发的另一个争议是在1998年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国立大学。这意味着，有25年历史（创办于1955年-1980年）的南洋大学就此消失了，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在位置上虽然接承了南洋大学的校址，但在实质与传统上是原来的南洋大学大不相同。

在经济方面，李光耀的政策与其他国家一样，先是吸引外资和提供优惠税务政策，逐渐地，新加坡的经济成长令人羡慕，从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上升至5万美元，而且成为世界五大金融中心之一（另外四个是伦敦、纽约、香港及东京）。

当然在政治上，新加坡所塑造的“一党独大”被认为是民主的不足，也授人以柄。虽然如此，李光耀认为他的精英统治是成功的，至少在他于1990年卸职让位于吴作栋时，新加坡的政治是稳定的，人民行动党仍然是屹立不倒的。在这方面，新加坡不赞同所谓的“两线制”。

一项值得注意的改变是在2011年的大选，新加坡反对党在政治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口而成为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由于打下良好的经济根基，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马来西亚及韩国时，新加坡也及快地调整货币对比而得以渡过危机。

刊登于2015年3月2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