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威胁论”匪夷所思 （现代春秋）

随着马中关系在近十年来有突飞猛进的进展后，不但马中贸易量已大大提升，而且中方在大马的投资或提供贷款也显著增加。

例如在2015年，马来西亚在东盟的国家中已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达至1000亿美元，而且从去年1月至6月的统计，也显示双边贸易有所增长2%。

又例如在2015年，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只有区区的2亿美元，来到2016年，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已超过25亿令吉（近5亿美元）。尤其是在近年，马中的经济合作显得更加膨胀，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访马时的大手笔投资，贷款和购买大马债券，在在使人耳目一新。随后纳吉首相的访华也进一步扩大彼此的合作；尤其重大的变化反映在2015年及2016年，马中有过两次的军事演习，一个侧重在马六甲海峡，令一个侧重在空军的演习。

由于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前所未有地将资金倾入马来西亚，也引起马来西亚政商界及一些团体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有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的评论，他在2016年杪引述“彭博社”的报导称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有60项发展计划，包括打造50万间房子，因此估计会有150万人涌入新山。

马哈迪也引述报导说，届时住在岛上的居民大约有50万人，加上往来游客，将会有70万人在该地区流动。

如果依斯干达碧桂园的大计划也包括提供第二家园的方便，自然增加外来的“居民”，但不是“公民”。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欢迎外国人，特别是银发一族在大马置业，而获得第二家园计划下的长期签证，但外来人也是选择地点而住，比较吃香的就有下列的城市：吉隆坡、槟城、新山及将来可能加上马六甲。

如今柔佛一下子开辟这么大的发展区，又是中方与柔佛州政府联营，受到重视自不在话下。

因为马哈迪的评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也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情况并非新闻社的报导，而是按部就班，而且要到2035年（18年后）才能全面落实（万一工程被拖延，也就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计划了）。

马哈迪是忧心国家把土地和房屋变卖给外国人，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殖民化”。

针对这种说法，中国官方的回应是中国不会占有其他国家的领土，所谓的共同发展而将房子出售或某些农业土地售卖也是有年限的，一般是60年或99年，绝少有“永久地契”了。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如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拿下马六甲而建立起殖民地是没有人质疑的，因为郑和的船队在当时已具备条件在海外开拓殖民地，时间比欧洲国家的外侵来得更早。

既然郑和没有去占领，那么来到今天中国通过“金钱”就能殖民化大马，那是荒谬的大笑话，也是匪夷所思的幻想。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不断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威胁第三者，而“一带一路”也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而是达致共赢局面。

此外最近又发生某些人士和组织的“黄祸论”更是信口开河，其一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位署名丹尼斯（Dennis Ignatius）的前外交官在其部落格以“马华中共交好，等着与狼共舞”的题目批评中共与马华关系友好，等于把影响力深入马来西亚的政治。

他认为“这种公开干预本国内政的做法是违反了外交惯例，也违背中国多次表明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承诺”。

“在过去，无人可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但随着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日深，政府也只眼开只眼闭”。

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共组织“土权组织”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在5月22日公开侗言，要上书全国总警长卡立，要求警方关注巫统及马华与中共往来。他担心此举会将共产主义散播到马来西亚。

他也感到费解，既然马来西亚不接受共产主义，为何巫统却与中共挂钩，而中国很久以来是与共产主义挂钩的。

很显然的，这两种论调很快有了反应，旅游部长纳兹里说我们只与政府间的往来，如果是共产党执政就与执政党打交道；同样的，当他们来大马时，也只与执政党往来，而没与反对党联系。

他更说，马中建交已经43年了，哪有人信奉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马华中委郑聪科也发文告反驳丹尼斯的“歪论”。他说，马华与中共的接触只限于技能培训，未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内外政治。

“一直以来，马华都有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马华党代表大会，也会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参加”。

据知，巫统也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党庆。

这在在说明了马中关系已臻入水乳交融的阶段，人民的往来逐年增加，而投资额也越来越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看好马来西亚的商机，也希望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航，因为川过海峡的油轮（每年十万艘），其中80%是运往中国的。

就此来看，如果中国和马六甲联手打造“皇京港”成为旅游和海港胜地，那就会进一步确保中国的经济利益。

其实今时今日马中关系已非昔日的“对抗性”的关系。当1974年马中建交后就影响东盟国家要求中国停止援助马共，直到1989年才完全停战而达致光荣的和平。自此之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威胁，也没有在国内掀起波浪。因此说红色论和黄祸论乃至排华论都是“幻想出来的幽灵”。也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不会将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在别国的身上。

既然21世纪大家认同和平共处，也就要全面杜绝这类“捏造和杜撰的耸人听闻的危言”。

刊登于2017年5月29日《光华日报》

习近平展示软实力 （天下纵横）

由于对中国两千年前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因此当中国在大炒特炒“一带一路”时，有不少人不明究里，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神话”？

说是神话，主要是因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看似简单，其实它包含全球的大战略；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希望能起带头作用，通过神话般的“一带一路”与世界接轨，达成共赢。

但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一带一路”？如果我们说是两千年前的历史，那时（西汉）有一位张骞被汉武帝派出中国以外的地方探秘，因此他所走过的路在后来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但也不是容易被众人所理解。如果我们将它换成唐代唐三藏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就连小孩也懂了。因为这种经历在一部《西游记》小说中反映得清清楚楚，而且内中还穿插孙悟空、猪八戒及沙悟淨的神话故事。

换句话说，一部《西游记》不论是小说或电影或电视剧，已让许多人明白唐三藏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由洛阳开始，一直通到印度。途中的惊险情节也一览无遗。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希望借助历史来唤醒众人对历史的回忆，进而重新打造一个从中国跨过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中东、阿拉伯乃至欧洲的国家的新通道。它将通过铁路、公路或桥梁的联系把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网路，肯定会对所有的国家有所裨益。

至于习近平所提到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根据郑和（明朝）七下西洋的故事来讲解。因为郑和是从泉州开启他的船队来到东南亚国家，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达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乃至非洲等地。

郑和的故事也在教科书中有所记载，它一方面展示中国人在600年前就对航海业甚为重视，以便将中国的商品往外国运送；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的军官士兵和水手与海外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不是进行侵略，在今天成为一个和平友好的典范。

在这方面习近平在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会议是希望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新常态，用心也用脑让世界各国更加了解“一带一路”的作用和贡献。但巧合的是，因为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似乎准备“放弃”扮演领导（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强调“美国人优先”，也就给中国一个机会在经济领域上成为领航者。如果这能成为事实，那是中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可与美国媲美。

回想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更因介入韩战大伤元气。所以在50年代只能提出和平共处的五大原则作为建交的条件，可惜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重视，直到60年代中国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才使到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而后不论中国国内有什么运动，也没有阻止中国向外国招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的访华也就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重新进入联合国，重申建交的条件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只有一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80年代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为确保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成功，也就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但中国这一忍也被形容为胆小怕事，不敢担当国际责任。

到了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重新刷亮中国的形象。

也许是“和平崛起”颇有成效，引致美国在近年来又再抛出封锁中国的政策。

为了突破，中国决心从经济领域打开缺口，终于创造了一个经济强国的奇迹，凭着这一成果，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就闪耀登场了。

刊登于2017年5月29日《号外周报》第839期

马哈迪是永远的主角？（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政治经过60年的斗争和转变后竟然又回到从前，让我们似曾相识，又感到困惑而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是这批人在政治舞台“刀光剑影”？

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1993年时，巫统党选前夕安华通过基层的力量获得绝大部分的区部提名为署理主席（这是当时巫统允许的“红票”制度），几乎超过80%。这在马哈迪看来是不好的预兆，也就劝安华不要激动应让嘉化峇峇继续当署理主席和副首相。但安华向马哈迪表明这是基层的压力，他无法阻止他们向他靠拢。于是自知已屈居下风的嘉化峇峇退出提名署理主席，也就意味着安华将不劳而获，并按照巫统的传统，他将成为副首相。

在那个时候，安华组成的队伍称为“宏愿队伍”。在表面上是迎合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构想，而实际上在马哈迪看来是安华向他发出挑战。当年的宏愿队伍以安华为首，另三名支柱是慕尤丁（柔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及纳吉（教育部长）。他们三人同时当选副主席而把原副主席阿都拉“踢走”，也同时将马哈迪的左右手山努西（吉州务大臣）的政途堵住。

党选过后，马哈迪审时度势后，发现其身边的副手安华已羽毛丰满，不再是刚出道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由于形势有变，马哈迪在1995年举行大选时来一个令对方防不胜防的突击，其中之一是把慕尤丁调出柔佛，让他参加国会大选；而在中选后竟只被委为青年体育部长（有人戏称为足球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在柔州的势力逐渐被铲除。

不过马哈迪仍然不动声色继续让安华、纳吉及泰益保留原官职。

可是在1996年党选时，马哈迪就部署一记“回马枪”，鼎力支持阿都拉杀回副主席职位，结果势力最弱的慕尤丁也成了“代罪羔羊”，在副主席党选中落选，把位让回给阿都拉。

在当年，青年团的团长阿末扎希及妇女组主席西蒂查哈拉也是安华的人。虽然安华仍然在巫统党内举足轻重，但马哈迪已开始行动了。他在1996年党选前成功说服东姑拉沙里（前财长）率其46马来人党全数归队回巫统（约有20万人）（因为46党在1990年及1995年的大选都差强人意，不成气候）。

东姑拉沙里的回巢基本上对安华没有大威胁，因为有自知之明的东姑拉沙里不竞选任何党职，因而被马哈迪派往吉兰丹重振巫统旗鼓。

如果说东姑拉沙里对安华没有直接的威胁，那么马哈迪在1997年杪将前财长达因召回出任“国家行动理事会”的行动主任，也就是大有文章了。

除了应对突然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外，达因是用来克制安华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8年国庆日（8月31日）的两天后（即9月2日），马哈迪全面革职安华的官职；且在9月3日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党籍，理由是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

过后安华这一边单枪匹马向整个政府机构宣战，但他的“战友”并未与他同进退，这些人包括慕尤丁、纳吉及阿末扎希。

马哈迪直到2003年才把棒子交给阿都拉，但又对阿都拉迟迟不委纳吉为副揆感到不满，因而施加压力让阿都拉就范。

真没想到阿都拉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不力，被安华一举击破国阵的五大城池（吉、槟、吡、雪及丹州）。马哈迪对此大表愤慨，进而逼迫阿都拉“辞职谢罪”。

于是在2009年4月，纳吉登场了。最初他获得马哈迪的全面支持与祝福，后者同意重回巫统（在阿都拉当政时，他退出巫统）。讵料在2013年大选后，马哈迪发现纳吉并没有重振巫统和国阵，转而促请要纳吉辞职；尤其是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事件后，更与纳吉势不两立。但没想到在2016年加入马哈迪阵营的竟是早年被他打压的慕尤丁，而离开安华的阿末扎希更是官运亨通，如今已跃至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他是再重投马哈迪后，得以在巫统内步步高升。

今天可悲的是，安华的宏愿队伍只回来慕尤丁，而纳吉及阿末扎希却与他“不共戴天”。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对“宏愿队伍”恨之入骨的马哈迪竟掉回头来与安华在18年后又首次握手泯恩仇。更想不到的是马哈迪竟能够与慕尤丁共组土团党来向纳吉全面反攻。这种角色调换和相同的人仍在舞台上斗争，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至此我只能有一句话：此一时，彼一时，乃政治也！

刊登于2017年5月29日《南洋商报》

脚车王国返璞归真 （直挂云帆）

1980年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国，但被局限只能在广州做生意（参加交易会）。当我们的飞机在香港降落后，我们就被安排到火车站乘坐列车进入广州。当火车离开罗湖后，我们算是进入了中国的领土。

第一个最深和至今也不会忘记的是车厢响起了革命的歌曲，一首让海外华人也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我们耳边响起，令人耳目一新，也顿然感觉到与我们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它的不一样反映在这样的革命歌曲，在我国是禁歌；而在中国则是到处响起的激情歌曲。

为什么在1980年还是流行这类革命红歌？原来在1976年逮捕了“四人帮”及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子；特别是在那个阶段中国尚处在“两个凡是”的斗争阶段，没有人敢于停止颂赞毛主席。所谓的“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主席打倒“四人帮”后所坚持的路线”（凡是毛泽东的决策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遵守）。

即使邓小平已在1978年复出，也在较后打倒了“两个凡是”派，但一时之间尚不能消除文革留下的烙印。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尚未能顺利开展，而且基建也准备不足，以致“改革开放”初期带来混乱与弊病衍生，很多人假借“摸着石头过河”之名，利用改革开放的旗号饱中私囊。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官场已有人公私不分了。

但我在那一年进入广州的时候，除了看到中国人民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外，也对一些奇特的现象感到费解。

第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民穿着甚为朴素，不论是衣服或裤子/裙子，颜色只分黑、灰、蓝、绿色等，女生一般结成两条辫子。更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排队拿粮食？

原来这是中国的制度，在1953年先由北京发行“面粉购买证”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粮票，分发给老百姓，按时向指定的“商店”领取粮食。粮票共分四种，即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

及后粮票成了中国老百姓有价值的票券，可以换取粮食，相等于“钞票”。在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特别流行。因此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1993年才全面废止。初时人们还没有察觉到它日后的“价值”，也没有收藏。到了千禧年后，“粮票”成了被收藏的对象，价格被炒高到不清不楚，也已成了“古董珍藏品”了。

第二个现象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得向银行购买“外汇券”。这种外汇券不是“钞票”，被称为Certificate，但在中国与人民币等值；甚至有些时候，外汇券还值钱过人民币。有些商店或百姓就宁可用多过30%兑换外汇券（即1元3角人民币换1元外汇券），因为他们可以到较高级的地方（比如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限制品。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其经济的好转，中国政府在1995年停止外汇券的使用。这意味着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使用人民币交易。也由于外汇券停用，它也在后来成为被炒高的珍藏品。比如本来400元的外汇券，如今已卖到8000元人民币，真是始料未及。

第三个现象就是脚车多到数不清，堪称脚车王国也不为过。我第一次看到清晨上班时分，有络绎不绝的脚车不断滚动，蔚成奇景。这种川流不息的“车龙”也真是第一次领教。

脚踏车发明于200年前，由德国人德莱斯发明了两个木轮的自行车（1817年），而在1875年首次传入中国。换句话说，在清朝时，脚车已成为一种“昂贵”的交通工具。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脚踏车或单车已更见普及，例如在1928年，南京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上海发展得更快，1925年有9800辆；1933年29500辆。在1948年解放前夕，已达到23万辆。

由此可见，在解放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也只能用脚踏车代步。

 从记录中我获悉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共有5亿人骑脚踏车上下班和上下学乃至当成重要的交通工具。

既然“人手一车”，中国也就发展成为脚车王国，使用的人数居世界之冠。

也难怪自1980年后，我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数次经商，对脚踏车见多不怪，也认为是正常的现象。

然而时代总是要改变的。当中国迈入千禧年后，代之而起的是摩托车和汽车。

当汽车（不论公共或私人的）充斥整个城市时，脚踏车已越来越少，因为“阻碍”交通顺畅，也对骑士构成危险。后来也连摩托车禁止在大城市出现。

时至今日，中国也已经有能力输出国产车，这种一日千里的发展不过30年（1980-2010）的光景，中国已是彻底的改头换面。

但令人惊讶的是，脚踏车“绝迹”（在2009年统计，北京居民使用脚踏车已不足20%），已近20年后，又在近年（2014年）脚车再崛起成为新一代的“交通宠物”。

今天中国各大城市兴起的脚车行业已一改过去的破旧形象，而是由有眼光的年轻人创业投资，例如摩拜单车，有GPS智能锁，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及南京等，32个城市（也已发展到新加坡）投放365万辆。这种提供脚车共享的方便也使到这家公司已拥有超过1000万名用户（使用者要交押金299人民币）。另外一间共享单车是OFO公司，它也在中国各大城市投资，并且走向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总共投放350万辆，用户也超过1000万名（押金是99元人民币）。

 预料不久后有更多的公司会朝此行业进军，因为2016年，共享单车的整体用户已达1886万名，而今年肯定会增加到5千万名用户。

在世界大力提倡环保，减少放射碳化气的时代，脚车的复兴是必然的，这种返璞归真的新常态，摩拜的总裁胡玮炜这样说：“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话，它的幸福指数一定非常高。它首先要有自行车道，而后有绿树”。

显然人人都向往这样的回归大自然的城市生活。

刊登于2017年5月25日《东方日报》

大马政坛一甲子的嬗变（下）60年后又见巫统巨头在斗争

马来西亚在转入千禧年前夕，突然平地一声雷，爆发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尖锐和不可妥协的斗争。

事缘在1997年吹袭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恰好是马哈迪在渡长假，而由安华出任代首相（1997年5月至7月）。由于经济危机突然于7月间爆发，也是身兼财政部长的安华穷于应付，导致我国马币被外来投机商狙击，与美元兑换率节节败退，一发不可收拾，一度从1美元兑2.50马币到1美元兑近5令吉，整个市场为之惊慌失措。

此时马哈迪已接获乌米哈达菲（阿兹敏之妹）的告密信，指责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不过当时马哈迪仍不动声色）。

到了1998年6月，在巫统大会上已见马哈迪和安华的关系呈现紧张。9月1日，马哈迪宣布实施货币管制政策，规定1美元兑3.80令吉，过去兑2.50令吉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马哈迪在9月2日革除安华所有官职（副首相兼财长），并在9月3日通过巫统理事会开除安华党籍。

这一下子，不甘被罢黜的安华开展了巡回运动，掀起政治浪潮。后来被人称之为“烈火莫熄”（Reformasi）。

因为示威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安华在1998年9月20日被扣捕后就不再获得保释，直到判案罪成入狱6年（1999年4月16日下判）。间中安华有上诉，终于在2004年8月获得释放。前后算来，安华被隔绝有5年之久才重见天日。但在斗争的过程中，安华早在1999年4月就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宣布成立“国民公正党”。但在他出狱后，他发现整个时局起了大变化，一边是他在1999年的大选扶起了伊斯兰党，不但国会议员达27名的破纪录，还拿回登嘉楼州政权和保住吉兰丹州政权。然而坐大的伊党不承认也不接受是安华造就了伊党，反而认为走上宗教路线是对的。而另一边则逼巫统加速回教化，更逼走行动党（在2001年离开反对党“替代阵线”）。

可是自大的伊党终于在2004年的大选跌得很重，只剩下7个国席，登嘉楼州政权也送回巫统；而公正党更可怜只保住一个国席，行动党维持在12席。

这一年的大选是阿都拉接棒后的初试啼声，果然不同凡响，把反对党打得七零八落，国阵在222个国席中夺得199席，反对党只占20席。

大选后国阵踌躇满志，也就放松警惕；尤其是反对党在四分五裂下，已绝对不是国阵对手，这也给了安华一个机会全面走动，拉拢反对党重新团结，否则是“死路一条”。

犹记得2008年大选前，当时有传媒问首相阿都拉有没有担心安华的威胁？阿都拉反而以调侃的口气问记者：安华是谁？

这说明了阿都拉已不把安华当成一回事，反而相信国阵会继续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毫不防备下，阿都拉选了他的幸运号码也在2008年的3月举行大选（与2004年的3月同一月份，但不是巧合，而是刻意的安排）。

讵料安华在退而求其次的战略下，只求反对党单挑国阵候选人，无须结盟（在1999年建立起来的“替代阵线”已在2004年宣告消亡）。结果也正如安华所料，反对党不但攻下五州城池，而且国会议员也激增至82席，已不再与执政党有悬殊的比例。

既然“天降大任”，安华也就以最快的速度再将三党团结起来，组成“人民联盟”（民联）。在这三党之中，彼此势力不相仲伯。即使已扶持一个共主（安华），日久便会有了离心的迹象。

安华最担心的就是他多年经营的成果如果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中央执政权，恐怕会夜长梦多，后患无穷。为此安华设置了一个桥段，那就是向东马投石问路，他相信可以劝服东马的政党与他联手，在当年的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日）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天。于是“916的变天论”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口号。可惜安华功败垂成，他所要安排的格局无法落实（希望在西马争取到10名国阵议员倒戈，而在东马则拉到20名议员加入民联，只要达到112席，也就是222席中的刚好过半，可以执政）。

当然这是安华的如意算盘，他也相信只要能变天就会有更多的议员向他“涌来”。为了完成变天大计，安华几乎天天唱，日日讲“916变天论”。

国阵方面也煞有其事将东马国会议员送往台湾“度假”，让安华的变天说成为空谈。也因此成为引火自身的导火线，包括安华再度因鸡奸案再被控上庭，又是被判监5年（2012年下判）。这就是为什么安华要独唱“916变天”的高调理由。

由于阿都拉在2008年大选领军不力，使国阵首次蒙受惨重损失（失掉5州政权），导致马哈迪向阿都拉发难，要他辞职谢罪，并极力推荐由纳吉接班。

在舆论的压力和巫统内部的运动下，阿都拉最后同意在2009年4月下野，让纳吉接棒。

但万万没有想到，纳吉在2013年的领军又被视为成绩差强人意，国会议员剩下133席（原本140席）；而反对党却增加到89席（原本82席）。

以这样的政绩来表示国阵依然强大（牢控中央，也已先后夺回吡叻和吉打州政权）；尤其导致马哈迪大失所望，他认为纳吉的表现比阿都拉差，因而开始抨击对方。及后又爆发一马事件，更是火上加油，越来越多的指责也把矛头对向纳吉了。

虽然马哈迪重施故技，再宣布退出巫统，且要求纳吉下台。但纳吉不接受马哈迪的压力，反而弹了回去。这一来一往的“刀光剑影”的后果是师徒俩人翻脸。马哈迪更进一步成立了“土著团结党”，这个纯马来人的政党是对准巫统而来，也是巫统成立以来的又一次大挑战。最令人意料之外的是，马哈迪竟然与安华一笑泯恩仇，让人惊愕之余又不知如何理解？

即便反对党已重新结盟（希望联盟），但伊党也决定与公正党断交，又不与土团党合作，使到政局时时刻刻存在着变数。

虽然有人认为伊党将在三角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结果是伊党两头不到岸，它可能会成为新大选的牺牲者。整整60年了，我们的政治还是在旧圈子里转来转去，真是始料未及。

刊登于2017年5月22日《光华日报》

伊党转型的奠基人 （天下纵横）

在我们论及伊斯兰党的领导人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巴哈鲁丁、朱基菲里教授、阿斯里及后就是聂阿兹和哈迪阿旺了。在这之中，我没有列入尤索拉哇是因为他接班后对伊斯兰党的改革有东声势，也没有敲锣打鼓，自然没有引起民众的注意。

但在查了史料后，我觉得有必要把尤索拉哇的形象拉出来，以让后人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在哪里呢？

根据史料，这位在1951年即加入伊斯兰党的尤索拉哇最为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代表伊斯兰党在1969年与马哈迪碰头（在哥打士打南区），竟然压下马哈迪而名噪一时。

也因为尤索拉哇让马哈迪心生不甘，怒而指责东姑领导不力，才有了马哈迪炮打司令部的事件发生。

在“513”后，身为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开始推出联合政府概念。于是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其中；更在1974年组成国阵，而在1974年的大选轻易过关。

可是后来即使伊党主席阿斯里当上中央土地及矿物部长也无法调解吉兰丹党内两派的斗争（1977年），一派是当权派，以纳西尔州务大臣为首；另一派则在阿斯里领导下坚持更换丹州大臣，因为他们反对纳西尔100%靠向敦拉萨。

两派因而大打出手，中央也在这一年实施紧急状态，接管丹州政权，并将伊党踢出国阵。

伊党在1978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及1995年一连五届的大选都孤军作战，也就不可能有突破僵局，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1982年时，伊党处于挨打的地位，看来翻身渺茫。就在大选落幕后不久，伊党决定要派出一位有份量和有资历的人接班，因为阿斯里已是过气人物，他的民族主义形象不及巫统的强大，也就拿不出新的方案来。

结果他们找到尤索拉哇（Yusof Rawa）成为党的新主席（1983年）。可是不甘寂寞的阿斯里并不轻易放弃斗争，他又成立了“真主党”，可惜在选举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其实尤索拉哇在前期也风光得很，在70年代加入国阵后，他被委为副部长，之后也被派往阿富汗、土耳其及伊朗担任大使。

但在1977年伊党脱离国阵后，尤索拉哇也只能潜心研究古兰经，他不但开班授课，向年轻人灌输伊斯兰教，而且也从把孩童集中起来训练。

这种对正信宗教的鼓吹倒没有大碍，无形中伊党奠下走回教国的路线。于是在1987年才得以落实伊党的长老会，而主席由德高望重的聂阿兹出任。在这个框架下，伊党基本向伊朗看齐（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党的权威也就集中在长老会上。

虽然尤索拉哇（1922-2000）在党内的建树不大，但他所推动的政策倒是成为伊斯兰党转型的奠基人。有人说，是尤索拉哇开了头，而到了法兹诺时代才真正走向回教国的路线。这位领袖从1989年到2002年担任伊党主席，其后就由哈迪阿旺接棒到今天。

自此之后，伊党登台的领袖有法兹诺（1937-2002）、聂阿兹（1931-2015）及哈迪阿旺（194- ）都是一脉相承的回教派人物。

总而言之，伊党走到今天是自身的心理驱使走向宗教治国，没有人强迫它走向极端路线，他们相信可以用本身的宗教力量来完成宗教革命。

环顾今天，尤索拉哇已逝世，但他的儿子姆嘉蒂尤索拉哇如今却是被赶出伊党而投入诚信党，这也是够讽刺性的：老子为伊党的宗教化开了门，但这个政党却把其儿子关在大门外，这真是何等的难以理喻。

刊登于2017年5月22日《号外周报》第838期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跃马扬鞭）

今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有29个国家领导人及100多个其他国家的代表连同国际金融机构首脑等出席了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开幕词时特别重申“一带一路”的由来，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不少人对这个概念感到模糊和难以理解。因此习近平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挑出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走出的一条国际通道，并在这个基础上给历史注入新的和具有活力的元素，以便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对现代人有巨大贡献的共同新资产。他不但讲述了历史的轨迹，而且也证明“古为今用”的价值。

众所周知，最初提出这个概念的就是他本人，他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重提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并称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他希望能再造丝绸之路，振兴中亚欧非洲的基建，以带动30亿人口从中受惠，进而共同消灭“三个势力”，即暴力恐怖行为、民族分裂及宗教极端势力（这是指近年崛起的极端哈里发回教国的恐怖组织，严重地威胁各国各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因此习近平的重振丝绸之路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既可促进区域的经济贸易往来，又可钳制恐怖暴力行为。

在这方面，习近平不但从“丝绸之路”悟出一个大宏愿，而且也巧妙地将另一条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因此在2013年10月3日访问印尼时，习近平在国会演讲时又适当地提出也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他希望能与海洋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前提是各国必须包容共进，摒弃冷战思维。

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隋唐开始。由于西域其时战火不断，也就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被逼走海道。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起来，其中最显著和有史为凭的就是唐代义净法师（公元635-713）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他在公元671年（时年36岁），从番禺（今广州）搭波斯商船向南航行。经羯荼（今吉打）及末罗瑜（今印尼占卑）等国。

其后义净从古佛逝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天竺（印度）取经。在公元695年回到洛阳时，竟然劳动武则天女皇帝亲自迎接于东门外，且被封赐为大唐国师。

很显然的，习近平在提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后便由国家动员各方人才和资源将习主席的伟大构想缩成四个字“一带一路”。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的宏愿能在周边国家落实，2014年中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目前已有70个成员国，法定资金为1000亿美元股金，中国承诺出资500亿美元，占50%。但一期缴资只是认资的10%，即50亿美元，而中国占50%，也就需要付出25亿美元充为营运成本（2016年初运作）。“亚投行”的角色是视一带一路为投资目标，而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国也在2014年成立丝路基金，首期资金100亿美元。在今次的大会上，习近平又大手笔宣布增添丝路基金1000亿人民币。此外，中国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和1300余亿人民币的专项贷款。

原本奥巴马是要用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来限制中国在经济上的影响力，现在特朗普既不要TPP，也对一些国家的回教徒实施禁令；更在与习近平会晤后，改变了他原本要考虑调整的一中政策，也给台湾的蔡英文一个煞车警讯，又展示他对围堵中国的政策并不赞同。他的“美国人优先”政策预示美国不想在全世界所有领域扮演领导角色，这也给中国一个机会在经济上准备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此外，习近平也透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在2016年已超过3万亿美元，也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8年起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将有别于传统的“广交会”，主要是中国产品向外推销。现在反过来，中国人民也有能力消费舶来品，显示了中国有信心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年）时可达成“小康社会”，并通过对一带一路的复兴和扩大交通网之后，能在2049年（建国100年）时展示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国。

刊登于2017年5月22日《南洋商报》

法国又再向左转？（直挂云帆）

法国总统选举（5月7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终于尘埃落定，由39岁的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以66.1%的得票率击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获得33.9%的选票）是拿破仑称帝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拿破仑是在1804年称帝，时年35岁）。

虽然马克龙被认为是前总统奥朗德的政治宠儿，在2012年起先被委为政府副秘书长，后是经济部长，但他已不属于奥朗德的社会党党员，因为他发现社会党已承担不起改革的重任，而且选民也对“两党制”（社会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感到厌倦，促使他另寻出路。他的选择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社会党也被奥朗德的施政所拖累，在民调中偏低，也就影响其候选人阿蒙胜利的机会（马克龙退出社会党不争取成为候选人）；同样的，原本有望取代社会党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也因被丑闻缠身，失掉上台的机会。

当传统的政党（即使是轮流执政）表现出政绩不佳甚至是被唾弃的时候，选民就有另一种想法，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届的总统选举有11人角逐高位，而偏偏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小政党越级而上。例如马克龙的“前进党”成立不过一年；勒庞也只是在2012年才接任“国民阵线”的主席，他们两人打破了传统，以小刀锯大树的声势在首轮投票中排名第一和第二。

由于勒庞的极右翼形象不被看好可以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选民也就把目光集中在马克龙的身上。为力争上游，马克龙抓住群众的心里，在群众大会上穿插娱乐节目，使场面轻松，不像勒庞把场面搞成抗议大会。

马克龙也被界内人士赞誉为“政治神童”，头脑灵活，很有创意，其政治资本因之被累积起来。

这位政坛新秀自称是“毛派”，也多次强调与中国搞得关系的重要性，他更认为若毛泽东的建议是能奏效的方案，就是好方案。

虽然他曾提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希望法国也能来一场文化洗礼。由于其语焉不详，我们一时还不知道他要把法国带向哪里？吊诡的是，法国的总统选举却被英国报章形容为“新的法国大革命”（每日邮报），似乎法国会再爆发“革命”。其实不然，马克龙所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它支持欧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如果翻阅法国的历史，这个国家倒是革命的发源地。当马克思（1818-1883）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法国就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的大革命（1789-1799）。它的起因是因为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法国面临经济破产，粮食短缺，失业浪潮高涨，导致1788年12月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巴黎，迫使路易十六皇帝下令进行三级议会的代表（1789年2月）成为“众议院代表”，后来改称为“国民议会”。

1789年8月革命党人宣告“旧制度的死亡”，而宣称“新制度的诞生”，并通过《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逼离开凡尔赛来到巴黎。到了10月，国王基本上已成了“革命之囚”，国民议会趁势在1790年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也是在1790年，各地代表齐聚巴黎，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会上所有议员和国王都宣誓效忠于国民和法律。

1792年，国民大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史称“法国第一共和国”。翌年即1793年，国民议会投票（387票对334票）通过宣判国王路易十六死刑。一周后上了断头台（1793年1月21日）。

接着国民议会通过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雅各宾派开始其恐怖统治。1795年，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派，掌控政权。但它的白色恐怖施政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此时身为军人的拿破仑在1796年被督政府（热月党）派去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造就军人的抬头。

随着督政府不得人心下，拿破仑于1799年发动政变，结束督政府统治开启了拿破仑的时代。

1804年，在民意机构倡导下，经“公平民投票赞成”将法国改成帝制，即拿破仑一世皇帝。由于不甘只统治法国一角，拿破仑在欧洲东征西伐，企图独霸欧洲。

意想不到的是，当拿破仑已拿下欧洲时，只有英国不肯屈服。拿破仑乃下令抵制英货，英方又用海军封锁大陆，造成欧陆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其后果是大陆商业萧条，人民生计困难，转而痛恨拿破仑好大喜功，殃及民生。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不甘被统治起而反抗，这包括西班牙、俄国等国，再加上英军也支援西班打内战，绊住法军不易调动。到了1812年，为求一举成功，拿破仑率60万大军攻打俄罗斯，因缺粮和天气严寒，法军死伤无数。

1814年，英、俄、爱、奥又组成联盟攻入法国，拿破仑只得签城下盟。最终（1815年）拿破仑又遭滑铁卢之役，兵败被俘，放逐于圣赫勒拿岛，抑郁而终（1769-1821，时年52岁）。法王路易十八又重掌法国。

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掀起革命浪潮。随后第二共和国建立。1852年，拿破仑侄子（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又再称帝，建立第二帝国。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失败，拿破仑三世黯然下台。翌年，一支无产阶级队伍起义，建立共和政权（史称第三共和），是为“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只短暂存在两个多月（1871年3月28日-1871年5月28日）就消失了，代而起之的是温和派共和党。可是巴黎公社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灭的烙印。后来因为法国在1905年落实政教分离，促使法国向外扩展殖民地，如越南、阿尔及利亚等（法国人口有6600万人，其中51%是天主教徒，31%是没宗教信仰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时，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列宁领导的苏联（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势力退减，在越南的殖民民较后转移给美国，也不得不让阿尔及利亚独立。

1958年，戴高乐从中崛起，成立第五共和国。虽然他与毛泽东惺惺相惜，可惜无缘见面，反倒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波及法国，也结束了戴高乐的政治生涯。

今天的法国又将会有新的变化吗？马克龙会从拿破仑和戴高乐身上找到改革的灵感吗？与此同时，人们现在的焦点又是放在大他24岁的妻子布丽吉特身上，世界倒想看看这位奇异的第一夫人能为政局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刊登于2017年5月18日《东方日报》

大马政坛一甲子的嬗变（中）“513”彻底改变国情

马来西亚的政局进入70年代几乎已被改头换面，没有改变而变得更强的是巫统。

在分析70年代的政治转变时，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后，刚成立不到两年的马来西亚究竟发生什么变化？其一是标榜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在1968年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参加1969年的大选，且在68年动员其议员同志纷纷呈辞（包括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地方议员）。

吊诡的是，一向与它站在一起的人民党也在1966年与劳工党决裂，宣布“社阵”（社会主义阵线）解散。

其二，1966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悲剧后，苏卡诺大权旁落，崛起的苏哈多大开杀戒，铲除印共分子，也连带发生排华运动。

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苏卡诺的“粉碎马来西亚”运动失败。

翌年（1967年）印尼宣布与中国断交。

其三，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导致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1966年），使之马来西亚化。

其四，由林苍祐及陈志勤发起的“人民政治运动”（民政党）在1968年成立。林苍祐也借此宣布解散其“民主联合党”。

其五，虽然劳工党仍然存在，但绝大部分中委已被扣留，党务无从开展（结果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

在1966年后，由学者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取代布斯达曼的地位）设有“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反而连同人民进步党与行动党和民政党“达成口头协议”，在较多选区单挑联盟。当时的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并未与反对党“结盟”，而是自行上路。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1969年的大选竟是一场“政治地震”，执政的联盟在西马只保住66席，加上东马的29席，凑成95席继续执政。反对党似乎异军突起，第一次拥有49个国席。

不过联盟失掉槟政权予民政，在雪州和吡州又未能赢得超过半数席位，一时之间也组不成州政府。在人心浮动下，吉隆坡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终止（1971年才重开）。

“513”（1969年5月13日）之后，国家权力转入敦拉萨手中，他一方面提出“新经济政策”（1970年）及国家原则，而其本身也在1970年9月取代卸职的东姑而成为第二任首相。

敦拉萨全面地做出了改变。在经济上，推出“新经济政策”，而在后来（80年代）国人变成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土著除了马来人外，也包括东马的原住民）。在政治上收编反对党，计有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国民阵线）。

在外交上，马来西亚废弃100%亲西方政策，转而提倡和鼓励化东南亚为中立、无核的自由贸易地带；更令人惊讶和振奋的是，在马共仍与政府纠缠不清时，敦拉萨竟然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1974年）。讽刺的是，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马来西亚却选择与中国建交。这一改变终于使到马来西亚的华人转而支持执政党。

不过，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上，政府的国语化课本与教学使到华人家长转向华小，因为原来的英文小学已改成马来小学（或国民小学）。虽然政府有保留国民型华文小学，但因经费问题，不少华小年久失修，学生也逐年减少。同时在塑造国家文化方面华文得靠边站。

整体来说，7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是在改变中取得进步，也衍生复杂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联盟不复存在，改用国阵取而代之，成员由3个政党扩大到9个政党。这样一来，马华面对民政、进步党乃至人联党在国阵内相互争夺主导权。对巫统来说，它永远是赢家，而且主导了国阵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

另一方面，1979年因为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家族帝王制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宗教革命成功的例子，进而在80年代刺激和鼓动逊尼派人士纷纷整合起来，成立各种组织，而向伊朗看齐。经过潜移默化后，在90年代又出现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比如伊斯兰党推动的回教刑法就宣称法不及非穆斯林，非穆斯林还担心什么呢？这种将国民用宗教来区分和用种族来区分的称呼实在有再改变的必要。同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要分这个和那个呢？

老实说，自从国阵成为执政党后，它就没有遇到对手，而且是每选必胜。从1974年到1999年的整整六次大选，都是国阵一枝独秀。反对党虽有新的收获，但尚不能动摇国阵的政权。例如在70年代后出现的政党也无法扩大反对党的影响力。

（一）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正义党（1971年），参加1974年大选只赢得1国1州席。在1978年派陈胜尧上阵，也无法守住峇都区。

陈志勤的一生也就在民政党的荣耀中分享成功的喜悦，但在后来又陪着“社正党”走向悲剧。

（二）在1978，由民主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先是由叶锦源领导，后是由范俊登领导。但不论是参加1978年的大选，或是1982年乃至1986年的大选都是无功而返的，最后是无疾而终。

最为重大的转折是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在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分别结盟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阵全面挑战。

这个政党的出现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参加巫统党选不敌马哈迪，也就被迫离开巫统另组新党。他的目的是既然党选斗不过，不如通过大选让人民做出改变。可惜天不从人愿，46精神党的夺权大计失败了，东姑拉沙里被逼在1996年吃回头草，率46党重归巫统怀抱。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敦拉萨之后的胡先翁，基本上其政策是萧规曹随的，唯有来到马哈迪后，他几乎把敌手一一压下而成为国阵不败的领导人。这一段历史前后历时30年之久（1970-2000）。

来到千禧年后，马来西亚政局又为一变。这一变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其政治斗争较之历届有过之而无不及。

刊登于2017年5月1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