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违哪条宪法？

掌管伊斯兰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阿斯拉夫说，无神论是违宪法的，同时也触犯煽动法。

他是回答诚信党哥打拉惹国会议员西蒂玛丽亚在国会询问在吉隆坡的“无神论共和国”的活动（Atheist Republic Consulate）正在影响马来青年，并在社交媒体攻击伊斯兰教。对此政府有何措施遏制无神论蔓延？结果得到上述的回答。

抑有进者，阿斯拉夫补充道：“联邦宪法阐明的宗教自由，并不代表（人们）具有免予宗教的自由”。

因此在马来西亚散播无神论是违宪的。宗教自由不同于免于宗教的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is not freedom from religion）。

针对这番论调，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席佐治瓦基斯（George Varughese）给予驳斥，他说：“宪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包括了不信教的权利。为此宪法也保障无神论的自由。由于宪法没有任何条文强制人民必须信仰或奉行一种宗教，因此直到今天没有人因不信仰或奉行一种宗教而被提控或惩处”。

从宪法的角度看来，马来西亚至今仍是被列为世俗国，虽然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但也允许其他宗教自由存在（邪教除外）。

基于宪法的规定，马来西亚有其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有为“马来人”下定义，即这个人是信奉回教，操马来语及奉行马来传统民俗及文化。凡是马来人就拥有特别地位。

这是1948年2月1日生效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中所规定的。这份协定是英殖民政府与巫统及九州的苏丹所签署。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成为宪法条文。及至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又根据马来亚宪法扩大成马来西亚宪法，而且有附上中央与沙砂的所谓二十点备忘录。

因为中央政府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提高及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要为东马的土著权益着想。所以在七十年代之后国民的身份分成土著和非土著。在九十年代之后又被分成回教徒与非回教徒。

这之中的差别在哪里呢？其一，因为要确定身份，马来人一出世就是回教徒，以符合“马来人”的定义，才能享有特别地位。这就是说，马来人的回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不允许其他宗教向马来社会及回教社会传播，否则是犯规的。

至于其他民族（或种族），他们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华人可以信奉佛教、道教、儒教或任何的基督教等；而印裔也可以信奉印度教、锡克教、佛教或基督教等。同样的，在东马的土著或原住民可以信奉任何宗教包括回教。如果他们是回教徒也就接近或与马来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了。

就整个世界来说，在75亿的人口中，最大的族群是基督教徒，占世界人口的33%，即超过20亿。下来是回教（伊斯兰），占世界人口的23%，即超过11亿左右。而占第三位的是无神论者，也占人口的16.3%，超过11亿的人口。第四位才轮到印度教，占14%，教徒有8亿人左右。佛教徒占第五位，占人口的6%，教徒有4亿人。

由此来推算，这个世界有20%的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类的人口以中国人最多，因为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就成为无神论者，心中的信仰就变成以政治导向为依归的信仰。

不过近些年来，在中国内地有人竟悄悄地上香膜拜，似乎也需要得到神明的保佑。这些偏向有神论者当然也包括做了非善事或不应该做的犯规事，而祈求上天保平安。

所幸这种向消极倾斜的现象已被关注和阻止，不然中国社会将被某些腐化分子所败坏。

与中国国情截然不同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就以马来西亚为例，在九十年代开始比较偏向于伊斯兰教的提倡；尤其是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几乎鼓舞了全世界的回教徒也行动起来，加速世界走向伊斯兰化。

这主要是一向奉行民族主义路线的回教党不曾斗倒巫统，直到1990年与46精神党的合作，才在大选中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当时甫任主席的法兹诺认为鼓吹宗教政治足以克制巫统而壮大回教党。

果然也是出于回教党的意料之外，在1999年的大选，回教党借助安华效应（被马哈迪开除另组公正党与回教党合作）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赢得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致使回教党更加相信宗教政治已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在这之后，回教党与巫统展开角力战，以竞斗谁将更快速地把马来西亚带入宗教政治的领域（看谁快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真正的回教国）。

后来因错误的判断，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失败后才又回归与安华的合作，不提回教国，只谈福利国。果然在2008年的大选竟然发生政治海啸，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已拿下半壁江山。及后在2013年的大选，民联（反对党阵线）又再保持优势。这一下子回教党除了易名为伊斯兰党（2011年）外，也决定要把自己推进伊斯兰的世界中；尤其是在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及后来又与公正党断交（2016年），再下来又拒绝与土团党合作（2017年），已清楚表明伊党决心以宗教治国的路线。

其实，宗教和种族相结合对马来西亚也绝非好事。联合国的报告已显示对马来西亚的宗教政治的发展表示忧心。如今沙地阿拉伯又指责马来西亚有团体幕后支持极端回教（IS）活动，这种言论比副部长的“无神论有罪”更具“爆炸性”。虽然我们反对在加拿大兴起的“无神论共和国”最近竟把其活动移入马来西亚，但这类归属于邪教活动的“无神论”是十分荒谬的，假借“无神”之名而行邪教之恶。这是对宗教的公然挑衅亵渎，也是滥用“无神论”之名混淆视听。说到底者突然间浮现的“无神论”是与传统上被认可的“无神论”是截然不同的，绝不能相提并论。

刊登于2017年11月30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又成了主旋律？

前首相马哈迪的政治形象在过去一年来受到的抨击及损伤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马哈迪个人来说，重出江湖；尤其是转身成为反对党领袖，意味着他的形象和尊严不再得到维护，反而是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罢，总是挑出足以贬斥马哈迪的事件而将他丑化。

这主要是马哈迪个人的特质和性格使然，他从学生时代到从政时期都是毫不容情地对政治人物作出大胆的批评。例如在1969年大选后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他就一针见血要东姑下台，并指责这位首相照顾马来人不周；而他本身在大选中的失败也与东姑的领导无方有关。

虽然在事后马哈迪被秋后算帐，包括被开除出巫统及其出版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成了禁书，但在东姑于1970年下台后，继任首相拉萨就在1971年把他“光荣”地迎回巫统。

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哈迪一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1974年出任教育部长后，也在1976年被新任首相胡先翁委为副首相（拉萨于1976年初因白血病逝世，他就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根据马哈迪说，他为知恩图报，也就在他退休后力保纳吉成为副揆）。

1981年胡先翁退休，马哈迪顺理成章成为第四任首相。他在1983年进行修宪，限制王权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当权力在手时，即使有反对的声音也不是很大的声浪；更何况当时的反对党力量有限。

再一个例子是大权在握者，往往是居于上风而成为被保护者。

在1985年，华玲发生“默玛里”事件，有大批警员包抄要逮捕一名被认为传播极端回教主义的宗教师伊布拉欣马末（他是回教党党员，于1978年和1982年参加州选失败后，迁居默玛里。在当地办起宗教学校，宣扬其狂热思想，因而决定在1985年11月19日将他逮捕。不料在拒捕下发生枪战，导致17人丧命（其中4名警员殉职），而伊布拉欣马末也死于枪下）。

这个事件发生时，马哈迪刚巧翌日要访问中国。身为副首相兼内长的慕沙希淡与总警长及时面见马哈迪，但被告知由慕沙本身处理。就这样慕沙不得不哑巴吃黄莲，未敢揭开真相。人们都以为马哈迪已出国，而慕沙被误认为“处事不当”才致血案发生。

经过多年的沉默后，慕沙终于在其回忆录中（2016年）抖出真相，说他是背黑锅者。这也反映出人在位和不在位时的极大差别。

由于在今年发生马哈迪演讲时被问及默玛里事件，引起场面骚乱。事后有伊党人要求设调查庭，但马哈迪不以为意，他说他有多方证据证明警方是采取正当的行动，以制止极端分子肇事。

还好此事吵一阵后，不再追究下去，否则挑起旧伤口，难免会引起不快。

虽然发生默玛里命案，但国阵仍在1986年大选中获胜。只是在1987年的巫统党选，爆发了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组成B队）向马哈迪的A队挑战，结果马哈迪仅以43张多数票压倒拉沙里，从此巫统真正陷入了分帮立派的处境。

也是在1987年，发生了大逮捕的茅草事件，起因于教部委派不谙华文官员到华校任高职，引起华社哗然。在抗议下又引起种族紧张，当政的马哈迪在当年逮捕百余人，但被指责是独断的行为，以不民主手段对付政敌和意义分子。

今年刚好茅草行动30年，民间的纪念仪式却把矛头指向马哈迪，但马哈迪只表遗憾，没有道歉。他尚且说，如果今天的局面像1987年的紧张，他也会引用内安令行事的。

对此，宪法专家阿都阿兹（行动党人）指责马哈迪将逮捕责任推给警方是不对的，应从道德观点承认错误，否则将自食恶果。换句话说，连反对党也不放过马哈迪。

虽然进入1990年大选，巫统在分裂下出现两大阵容对峙，不料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不济事，判定了这个党没有未来（果然在1995年大选后解散，重归巫统）。

及后又发生了国家炒外汇损失巨额的事件，在1998年至1999年外汇亏损30亿令吉；而在1991年至1994年，则亏损315亿令吉。

有关政府在今年设调查庭调查外汇事件，也是针对马哈迪当政时的失当行为。用以反击马哈迪不断攻击1MDB事件。有关报告已呈元首，会否有下文，不得而知。

再来下，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刚好安华任代首相。但在狂风暴雨袭击下，马币节节败退，从2.50令吉兑1美元变成4.80令吉兑1美元的困境。

在此险恶挑战下，马哈迪竟第一步开除安华，而第二部宣布外汇管制，将马币以3.80令吉兑1美元的挂钩稳住市场。

安华的被捕和烈火莫熄行动也给马哈迪带来威胁。1999年的大选，安华效应在回教党中发酵，它不但执政丹登两州，而且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成为大赢家。但国阵政权还是稳固，只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恩怨结得更深了。

虽然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1987年党选时的政敌之一），但安华的替代阵线没有大作为。直到2008年大选才一举改变政局。

原本安华希望在2013年能拿下布城，讵料天不从人愿，安华更在2015年再次入狱，顿使反对党的“民联”失联而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希望联盟。

这个希盟在送走伊党后，又迎来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2016年），变成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的四合一。

马哈迪这一转身，问题更复杂了，或政敌变盟友，或盟友成政敌，且搞到政坛变来变去，转来转去。

今天不论谁主王朝，马哈迪效应已取代安华效应，但前者又能发挥多大的威力镇住巫统？最新消息又传来，纳吉找安华握手。这一下子，马哈迪、纳吉和安华又成为第十四届大选的主旋律了；尤其是马哈迪仍然在一直转个不停。

刊登于2017年11月27日《光华日报》

特朗普访华有丰收？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之行（11月10日-11月11日）后，他在美国华盛顿这样说（11月16日）：“美国被占便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尤其是中美贸易必须得到公正进行。”

另外他也认为已得到与其他国家联手共同对抗朝鲜核武的威胁；同时美国在推进“印度洋—太平洋”的区域划为自由与开放的海域也有收效。这样算起来共有三件大事：其一，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是指两国的贸易一直是美国吃大亏，美国向中国进口的物品越来越多，而中国向美国购买的物品一直没有突破。例如2016年的贸易总额是5196亿美元，其中2508亿的逆差是美国处于负数。

但美方的统计是2016年双边贸易总额是5786亿美元，逆差（对中国有利）是3407亿美元。

这就是说，不论是中方的数字或美方的数字，中国一直属于顺差，美国则一直处于逆差。如果双方贸易的距离再拉大的话，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包括贸易战的发生）。为此习近平也同意与美国达成2000亿美元的合同备忘录，以拉进距离。这对特朗普来说当然是一个“胜利”。

其二，特朗普代表美国提出的新战略是印度—太平洋区域（即印太区）是自由通行与开放的海域。

有关这项争议，仍未得到圆满解决，因为东盟国家不再重提此事，也不对南海“主权”作出解读，反而同意与中国直接谈判。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只能选择印度来打压中国，理由是印度也是一个大国，人口不亚于中国；而且中印两国有共同边境，处于有利的地位对中国进行新的围堵政策。日本则没有这方面优势，因而它也支持把印度拉进“反华合唱团”。

其三是朝鲜问题，特朗普也讲得比较含糊，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未打算“炸毁”朝鲜，而是希望中国为大局能压制朝鲜不要轻举妄动。

其实朝鲜问题一向是中美苏的焦点之一，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就袒护金日成在北边立国。于是在1948年出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在南边也出现由李承晚领导的“大韩民国”。

南北韩或南北朝鲜的分裂是在美苏的同意下形成的，但双方都不服气，总想发动战争一统朝鲜。

讵料在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金日成的军队兵分四路打进南韩，马上震惊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情势危急下，美国即刻召开联合国大会（6月25日）通过谴责朝鲜侵略韩国，并同意组联合国军（15国参与）攻打朝鲜。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这一下子，军情大起变化，金日成节节败退，不得已请求毛泽东出兵。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毛泽东同意组成人民志愿军在10月份跨过鸭绿江与美军正面交锋。

这一仗打了3年之久，四方（中美韩朝）于1953年在板门店休战。在战争期间，双方各动用百万人参战，伤亡人数也超过百万人。

虽然中美打成平手，朝鲜又恢复南北韩，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朝鲜不惜工本生产核武器，不论威力如何，双方若交战起来，后果就是整个朝鲜毁于一旦。谁又敢拿两个国家、一块土地和千万人民的性命来做赌注？就此看来，美朝核战实在动不得，特朗普虽有权力，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这样说来，特朗普的实质“丰收”也好像暂时写在墙壁上，有待落实？

刊登于2017年11月27日《号外周报》第865期

走了杨邦孝来了许启谟 —林苍祐与杨邦孝的政治故事（完）

林苍祐当上马华总会长（1958年3月23日）的得力左右手，一个是党的总秘书朱运兴副教长（学历是香港大学三年级生），另一个是宣传主任杨邦孝（学历是律师，与李光耀在伦敦剑桥是同学，奠定了他们两人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

在1958年5月20日及6月3日，有两批中学生分别冲向林苍祐的医务所提出质问。先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当面要林苍祐答复八个问题；后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闪电式的大集会后，接着“闯入”林苍祐的医务所提出三项诉求。

综合起来，两校学生的要求主要是：为何马华代表单独会晤教长，而不邀“三大机构”（包括董总和教总）的代表一起面见？‚马华公会对新考试制度的看法（政府规定初中的初级文凭及格是作为升高中的标准）？ƒ不仅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而且要求在甄拔考试未获得合理解决之前，不强迫学生参加；及„政府应澄清超龄生可否修完高中课程？（那个年代，华社称为初中甄拔考试和高中甄拔考试，使用华语出题和作答）。

所谓的改制和超龄生的问题在1957年教育法令（由拉萨报告书转成法令）中也有接受华文中学申请津贴而改制成被控制的学校。其中钟灵中学、芙蓉振华中学及昔加末华侨中学的改制已成定局。

此外，政府也规定在1957年时，年满17岁的（小学生）必须退学，而到了1962年，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不超过12岁；至于中学，按规定是13岁进中一，17岁中五毕业。后来政府改成同意改制中学设“下午班”，以收容超龄学生，这些“下午班”后来变成所谓的“独立中学”了。

至于考试制度也引发激烈争议。教部认为所有学校应参加统一的考试，即初中考初级文凭，高中考高中文凭或剑桥文凭，概以英文出题和作答。

教总则认为应按拉萨报告书规定，允准不同源流的中小学存在，且可用本身的媒介语出题；同时中学初级文凭考试只属测验性质，不能当成升高中的条件（必须考试及格）。

有鉴于事态严重，担心又再酿成更大的学潮，林苍祐马上吩咐杨邦孝一定要面见教育部长佐哈里。杨邦孝果然不负众望，他最终在取得了教长的同意，可将甄拔考试改成测验性质，与升级和津贴无关。林连玉回忆录中这样说：由于杨邦孝口说无凭，他很难向学生交待，也就要求杨大律师在纸条上签名为证。通晓中文的杨邦孝照做了，一场第二轮的大罢课也就消弭了。

当年的林苍祐意气风发，矢言马华与华教共存亡。

第二件事却给林苍祐栽了大筋斗，连他整个“革命团队”也去了“荷兰”。

事缘在1959年6月24日的时候，林苍祐按马华中委通过的议案，致密函给东姑，要求在议席分配上马华分到40个议席。这样倘使未获得联盟中非马来人政党的同意，将不能对宪法提出修改。

当年马来亚国会共有104席，而1/3席是35席。马华认为它提出40席是合理的，因为也要提防某些席位输给反对党。

后来有关争议又似乎可以降到35席，但这也不是东姑所能接受的，他认为林苍祐的密函形同在他背后捅一刀。

在密函中，林苍祐也提到教育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要事，应允准现有的学校用其教学媒介语举行考试；且具有与国家教育文凭同等的程度，并纳入教育政策之中（即受到官方承认其文凭的价值）。

本来林苍祐是期待在1959年7月10日的联盟会上讨价还价，但有关密函却提前在媒体曝光。对杨邦孝来说，马华是以民族大业高举鲜明的旗帜，不论是成功或失败，都要表明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杨邦孝把密函公诸于世。

虽然林苍祐在7月10日与东姑会面，但不欢而散。这意味着暴风雨快要降临了。

果然东姑在7月10日的复函中表明不再与林苍祐合作，但将与支持联盟的马华会员合作面对大选。这宣告了马华内部的分裂，陈修信派从中崛起，获得分配31席（未达1/3席），而林苍祐派榜上无名。

在无可奈何下，林苍祐派杨邦孝会晤李光耀（他刚在1959年6月5日就任总理和组阁），而杨邦孝虽与李光耀关系十分密切，但也无法说服李光耀发表文告表示同情，因为李光耀要以新加坡利益为重，希望能与马来亚合并而不愿得罪东姑。

退一步说，如果李光耀当年有反应，也无法扭转局面。也因为这样，林苍祐、杨邦孝、朱运兴等人败在马华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最后杨邦孝在1969年举家定居新加坡，先是出任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后在1989年应李光耀之邀，出任新加坡法官，并在1990年接替退休的黄宗仁，成为首席大法官。一直到2006年以79岁高龄退休。

吊诡的是，陈修信掌权后起用的是新加坡政治部主任许启谟（林有福时期的政治部主任）来当马华署理总会长（1972年病逝）。李光耀不欣赏许启谟，形容他是肥胖臃肿，财大气粗的人。而失败的林苍祐在10年后（1969年）东山再起。也是在这一年，杨邦孝找到了他的“伯乐”李光耀，彼此惺惺相惜，把新加坡搞成了一个不是小国的小国。

如果当年是林苍祐与杨邦孝合作领导马华，马华今天会变成怎样的政党呢？也许廖中莱与魏家祥不妨回望历史，从中找出马华的弱点在哪里？而马华的政治遗产又是什么呢？

刊登于2017年11月27日《南洋商报》

正副首相探安华的联想

首相纳吉夫妇于11月17日突然到医院探访已成功进行肩部手术的安华引起外界及政界的各种臆测。当时安华夫人旺阿兹莎也在场，她目前是公正党主席，也是国会反对党领袖。

虽然纳吉及安华之间只是客套话交流，也没有透露重大讯息，但四人照片也被纳吉放上网，其含义是多重解读的。

过后安华的儿子伊善发表文告，除感谢纳吉夫妇代表政府探望外，也要求让安华一直留在医院疗养，直至完全康复为止。

紧接着在翌日（11月18日），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夫妇也到医院探望安华。当时安华的两名女儿也在场，但安华夫人因有公事赴关丹参加党的活动，没在现场。

较后副揆也将照片上网公告，而安华家属也发表文告表示感激，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反而是副首相表示会安排与卫生部和监狱商讨治疗事宜，只是没有直接承诺是留在医院治疗而不需回到监狱。

不过阿末扎希后来说的一席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原本没有打算探访安华，但在纳吉夫妇探访安华后，他也决定探访，以显示人道关怀，暂时搁下政治立场的差异。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诸多的遐想。他说：“安华非常“大度”地接受我们的探访，我从肢体语言了解这一点，他接纳我们。”

究竟他的“接纳”是什么意思？而纳吉为何在此关键时刻探访安华，其中又有什么政治议程呢？

虽然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的到来，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非比寻常的探访。

更有趣的是，首相夫人罗斯玛助理理查（Rizal Mansor）在19日发表的文告中这样说：“安华反对马哈迪时，安华入院，马哈迪未曾探望安华；而所看到的是（安华）的黑眼圈。”

抑有进者，理查还向安华大女儿努鲁伊莎（公正党副主席）放话，应认真反思马哈迪和纳吉如何对待安华。

即便安华也有贴文写出“抗争之心不移”，但也留有余地。

其实如果要客观地评析安华在出道以来的36年（1981-2017）间，他在巫统内所扮演的错综复杂角色，就不难看到安华在斗争的过程中多是站在马哈迪这边的。还有在安华参政前的1970年，他公开摇着马哈迪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而扶摇直上的。

1981年9月，他挟着Abim（回教青年运动组织）（1973年注册，会员膨胀到5万名）带给的政治资本加入巫统。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在5月接班成为第四任首相。回教党只得靠边站。

在两人联手下，马来西亚行政部门的回教化顺利进行，因为马哈迪说他只是引用回教的价值注入行政部门，不是回教化政府部门。

1982年大选后，安华被委为副部长，但不甚满意。因而在1982年联合纳吉一起攻打巫青正副团长职。这是“安纳”合作的第一页。在旗开得胜后，安华也升任正部长。

两人愉快的合作到1986年有了转变。这一年巫统内部分化成A、B队。马哈迪领导A队，安华是马哈迪的人，他也角逐副主席职，为此他将巫青团长职让给纳吉接任。

另一方面，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联手组成B队。原本彭亨是较为倾向B队的，但在党选投票前夕，纳吉被说服支持A队，他也在后来成为马哈迪的人。

1993年，安华在党内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因为他已经是坐亚望冠的接班人（而时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被视为过渡性人物，未能更上一层楼）。在时代的变化下，终于逼使嘉化自动放弃蝉联。同时安华也与纳吉、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及慕尤丁（柔大臣）组成了宏愿队伍。这是安华与马哈迪关系不咬弦的开始。

安华事后在马哈迪不高兴下出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1996年，巫统党选降临，马哈迪决心拆掉“宏愿队伍”，也就派出阿都拉（原是B队大将之一，后来又重归马哈迪怀抱）角逐党副主席职。在激烈交战下，纳吉与莫哈末泰益保住副主席，但慕尤丁被排出局，阿都拉又回到领导行列。这一年的党选，巫青团长阿末扎希也发难（他被认为是安华的人），指责马哈迪推行“朋党政策”。马哈迪一怒之下，公布得利的朋党公司，阿末扎希竟榜上有名，他的声望也受到打击。后来又归到马哈迪阵容，才相安无事。

在拆掉“宏愿队伍”前，马哈迪先刻意拉拢东姑拉沙里回巢，并解散46马来人党（原本是46精神党，1995年大选时易名），目的就是要对付安华。

当安华在1997年5月至7月任代首相时，亚洲金融风暴吹进大马，在抵挡不住下，马币节节败退。到了1997年底，前财长达因又被召回来辅佐马哈迪。

有鉴于情势危急，在1998年9月1日，马哈迪宣布马币兑美元挂钩成3.80令吉兑1美元（过去是2.50令吉兑1美元，币值贬了40%有余）。

9月2日，马哈迪革除安华部长职，而在9月3日安华被开除出党。他与马哈迪之间陷入针锋相对，直到2016年前后共18年。

在2003年马哈迪退休，阿都拉上位，纳吉在马哈迪强力支持下，出任副首相，以回报纳吉父亲拉萨提拔之恩。

未想在2016年，马哈迪又转过头来与安华结盟，慕尤丁也参与其中。三人矛头直对纳吉。

这样一来，原本是马哈迪、阿都拉、纳吉、慕尤丁、东姑拉沙里的当权派与安华的反对派抗争。现在倒转过来是纳吉、阿末扎希、希沙慕丁、东姑安南结成当权派；而与马哈迪、安华、慕尤丁、阿兹敏又形成的另一派与对方短兵相接。巫统则是洗牌再洗牌。

我们就不知道纳吉有向安华招手吗？有政治议程吗？如果有哪是什么？如果没有，又为何要探病（马哈迪不是被指责在他当政时没有探望过安华）呢？

刊登于2017年11月23日《东方日报》

中美僵局打开后的口水战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跟随政治气候的转变而转变的，例如在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革掉封建王朝后，美国并没有拍手欢呼，因为它觉得与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谈判肯定会比中华民国政府来得容易与简单。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是让八国联军（包括美国）瓜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吗？

不过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反而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4-1918），美国、英国和法国就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是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及胶州的权益归给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

也因为北洋政府被指控软弱无能，竟然连丧权辱国的条件也敢答应，就不可避免地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场政治及文化运动也唤醒了中国人要掌握本身的命运，也就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及对现代性的追求来打救中国。也因为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了。

1924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其中，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的合作是把主力放在北伐收复军阀的战争上。

当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后不到两年，国民党内取得孙中山地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相互勾结，对中共党人展开大屠杀。中共组织也一度遭受严重破坏，甚至有些地区的根据地也被瓦解。

就这样，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与中共对峙，因为中共被认为是与苏联同一路人。

后来日本在1937年对华发起全面进攻后，才迫使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但美国仍采取孤立主义，它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给国民党一定的军援和经援。直到1941年日战机空袭美国珍珠港的基地肇成惨案后，美国才醒悟情况的危急而改弦易辙，全面介入战争。最终在1945年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日本才宣告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39-1945）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生”，反而因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失败，也摧毁了“联合政府”。于是从1946年到1949年的四年内战中，美国也看到中共的武装力量不断成长，但就是不可能承认中共而放弃国民党，毕竟这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所以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拆迁台湾再立“中华民国”。

在1950年韩战爆发，导致美军介入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跨过鸭绿江而第一次正面交锋后，经过三年的较量打成平手，双方在1953年签订板门店休战协议。这之后，美国对中国产生更多的敌意，因而决定对华采取封锁政策。

从1949年到1972年整整23年间，中美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但美国在六十年代看到中国和苏联法发生思想斗争与边界纠纷后，它就开始调整和改变战略，以利用中苏矛盾化解中美恩怨。

当1971年中国得以重新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后，美国总统尼克逊决定要会一会毛泽东。

1972年，尼克逊的破冰之旅，基本上是当时的白宫顾问和后来的国务卿基辛格促成的。

尼克逊的这一步完全改变了世界的秩序，苏联开始担心中国会靠向美国，也就对中国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

既然不再推行封锁政策，美国也就从1972年开始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在中国尚未开放的年代，1972年的双边贸易额只达到1288万美元，但在1978年时，中美双方贸易跃升至9.9亿美元。

1979年，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办事处（设立大使馆的前身），使到两国的贸易又突飞猛进。从1979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中美贸易从24.5亿美元跃升至82.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4%。

究竟第一个走进中国的美国大企业是哪一家？原来是可口可乐。因为美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很不习惯没有可乐一瓶在手，于是在1978年中美双方签署协议，允许可口可乐在中国设立。

伴随着可乐的入驻北京，中国也在那一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接着两国的双边贸易不仅节节上升，而且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企业也超过2万个合资企业或独资公司。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年，中美的贸易逆差已从281亿美元，到了2016年竟高达2508亿美元。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美贸易总额是5196亿美元。为什么中国占这么大优势（贸易顺差）？主要是有很多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在中国设厂或加工，然后销往美国，自然就把这一方面的所得算在中国的出口数字中。

此外美国也对高科技产品实行限制出口中国，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也受到控制。

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与中国的统计数字不符，如中国记录在2016年的逆差是2508亿美元，但美国则认为贸易逆差是3407亿美元（双方贸易总值是5786亿美元）。

有关贸易逆差（美国负数）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已指责中国对美国贸易实行“强暴”，必须要马上纠正。

不过在他就职后；尤其是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了解详情后，就不再指责中国占尽便宜，因为中国也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签署了2000亿美元案的贸易备忘录，明显地希望能拉近两国贸易差距。

在较早时，马云有承诺要给特朗普的政府制造1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也就不再指责中国的廉价劳工将美国的企业吸引到中国，害得美国失业率上升。

当然中美贸易力求平衡在短期内不易看到，但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已让他了解到朝鲜局势的实况。只要习近平能平稳局面，北韩不再挑衅美国，彼此间还是能“和平共存”的，否则诉诸武力肯定是两败俱伤。这就是特朗普访华后带回来尚未落实的“成果”。至于特朗普的新“印太区”封华政策能否奏效，也令人质疑。因为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解放初期的中国了。

刊登于2017年11月20日《光华日报》

华教离不开政治

最近翻阅华教历史文件和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华校早就与政治攀上关系。

先说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新掀起兴学办报的热潮，英殖民政府一时抵挡不住，乃在1920年抛出“学校注册及报章登记法令”，即意凡是办华校和华文报者要备案和登记。因为在1915年之后，有一批来自中国的文人也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了进来；更进一步发展成“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物钝民（在1917年来到马来亚。由于他辩称其主义是要推翻殖民地政府，且当时又是《益群日报》的主编，英政府不得不在1919年将他遣返中国）。

此恶风一开，及后虽然华校与华报也不断地成长，但政府的钳制手段也越来越多，最惯用的杀手锏是将这批华人（有文化人、教师、报人及从事政治者）驱逐出马新回到中国。

就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军重临马新，它所采取的行动就不亚于日军的残暴了。

当英军事政府于1948年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时，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强制性地将50万华人赶进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不让村民接济回到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

在此对峙和斗争的年代，英军一方面严查华校内的活动，另一方面则对报章采取封闭政策。

英国人在1957年让马来亚独立前，它所抛出的教育报告书都是扼杀华教成长为主，并使之变成国民学校（用英文为媒介语）。例如1951年的巴恩巫文报告书、方吴华文教育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等。直到独立前夕，英军也作了一件震惊华社的大件事，那就是将钟灵改为国民（型）中学，变成全津学校而受政府控制。

学潮就是从那一个年代开始的，及后的教育报告书对华校的打击也说明了华文教育在战后更是与政治直接挂上钩。

例如林连玉（教总主席）在1955年与东姑及陈祯禄会谈就是希望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华教问题，以换取华社支持联盟。果然在联盟胜利后，于1956年出了一个拉萨报告书，有安抚华人之意（但也留一条尾巴不反对华校申请津贴成为国民（型）学校，钟中改制即为此例）。

较后在1960年，政府又推出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接地将华文中学切成两半，一半是改制的，另一半是不改制的（称为独立中学）。

即便政府在八十年代后有对教育领域放宽条件，让马来西亚成为高等学府的中心之一，但这些学校仍然要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也就造成董教总天天吵、月月吵、年年吵，要政府公平对待华校；尤其是重视统考文凭。

这之中所存在的距离自然不是一哩路，而是战后以来压积形成的大问题。

我们不否认马来西亚对华教还是比其它国家“开放”的，但华校间的参差不齐和规模悬殊也给华社留下一页抹不去的伤痛。因此当马华说出要增建十间华小的同时，不妨研究一下那些学生不及百名的华小将来该怎么生存？

政治固然可以协助华校成长，但也可能因势利导，苦了不再有政治价值的微型华小的生存机会，此事不得不慎而行之。

刊登于2017年11月20日《号外周报》第864期

改革马华阻力重重 —林苍祐与杨邦孝的政治故事（二）

马华于1958年3月23日的党选结果全数由林苍祐派胜出后，陈修信派只能靠边站。但千头万绪，林苍祐如何改革马华？又如何落实他的“革命派”的承诺和理念？

第一件事，他接受陈东海辞卸马华执行秘书职。这位曾是东姑身边的红人，也是联盟的总秘书，因此常跟在东姑身边进言，更被东姑带往伦敦谈判独立大事。吊诡的是，华团通过的议案和备忘录由大会主席刘伯群交给陈东海以便在谈判时提出华社的意见。讵料陈东海事后竟说忘记这码事，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拿出来讨论。他的这一“阳奉阴违”的行为在后来被指责出卖了华人的利益。

由此可见，当年的陈东海背弃华社干下匪夷所思的“恶行”。

陈东海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失去马华的受薪职位后，他仍紧跟着东姑，并且与陈修信及翁毓麟结成反林苍祐派。

林苍祐在解决陈东海后，决定修改马华党章，因为原本的党章只有总会掌握大权，其他执委没有权力，而且党章只管党中央，对各州分会是鞭长莫及的。林派提出修改党章的要点如下：

（一）党可以根据市议会、县议会或地方议会的选区数目设立支会；支会可派代表出席区会大会（每一个国会选区只有一个区会），区会代表直接选出中央代表，不再受各州分会的控制。

林派的用意是剪除各分会对区会的控制，让他们直接选中央领导层（今天的马华公会也是采用这样制度）。

（二）各州分会不能自己选出信托人管理分会资产，只有中央代表才有权选举信托人，方便集中马华全国的资产。

（三）党员必须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不接受非公民的华人入党。

有关修改党章特别代表大会是于1958年11月30日举行，共有126人与会。

在投票前，陈修信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和考虑章程草案，以在下次大会时才讨论。

林派知道陈派的用意是拖延时间，以便各州分会能控制党中央，但大会以67票对57票否决了陈的动议。

继之，大会进入讨论林派的修改章程草案，林苍祐特别提醒代表们：“只有修改党章，马华才能强大和更好地领导华人；同时作为联盟的盟友，在将来争取新加坡回归联合邦的怀抱，以实现马新合并的愿望。

投票结果，有75票赞成，50票反对，1票弃权。

此时，陈修信派引述马华党章要有2/3的大多数支持才能通过修改党章，既然有126人投票，赞成票75票未达2/3，尚差1票，因此今日大会不能通过修改党章。

可是林苍祐派起而反对，他们认为投空白票等于没有意见，不算投票，只能以125张票来计算。因此75人赞成等于是2/3的多数票。

两派人马也因这一票只差要不要算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林苍祐以大会主席身份宣布大会是以2/3多数票通过支持党章，他本身愿对此事负起全责。

在马华浮现两派之争后（陈祯禄本来是支持林苍祐改革马华的，也欣然接受被委为永远名誉会长，但在接近摊牌的关键时刻（1959年7月）），陈祯禄又转过头来反对林苍祐，毕竟“血比水浓”。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东姑派的影响，《马来前锋报》开始攻击林苍祐，指已有更多亲国民党分子渗入马华，使种族主义色彩更浓。所谓的国民党分子是指李孝式（曾任国民党军官）及林苍祐（曾任国民党陈诚参谋长的军医及私人秘书）。还有一位是曾在汪精卫派系当教育长官的梁宇皋等。对此林苍祐断然否认，驳斥此乃无中生有。

即便党内权力斗争越来越明显，反对派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林苍祐派除了敢于面对华教问题外，也在秘密草拟一封致东姑（联盟主席兼巫统主席）的密函，提出了后来酿成“大祸临头”的分裂和马华在这之后又导向协商时代。

巧合的是，这两件事又与杨邦孝息息相关，甚至因此改变了林苍祐、杨邦孝、朱运兴及林连玉的政运和教运。这是始料未及的，也是华社后来付出的巨大代价。

刊登于2017年11月20日《南洋商报》

行动党一波三折

民主行动党自从1999年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后易名为人民行动党）结盟以来，它就面对跌宕起伏的政运，也在困境和挑战中求存和发展。因为这也是行动党第一次与伊斯兰党（当时称为回教党）直接公开结盟，不再像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一边与回教党合作组“回教团结力量”（APU）；另一边又与行动党组“人民阵线”（Gagasan）的“间接结盟”。

在当年林吉祥也同意反对党，即公正党、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结合起来，组成“替代阵线”。

尽管安华已身陷囹圄（1998年9月20日起已被扣捕，直到2004年8月才获释放），但由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的公正党也起了制衡作用，以平衡回教党和行动党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

正因为行动党想寻求突破，也就不在意在安华撮合下，与回教党平起平坐。讵料却“大意失荆州”。在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及卡巴星两巨头双双落马，失掉国会议席，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风头甚健的回教党不但掌控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也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之安华的公正党只能拿下5席。这就是说，回教党是大赢家，也因为安华效应造就了回教党。

遗憾的是，脱颖而出的回教党即刻与巫统较量回教国路线图，它要马哈迪证明巫统的回教国大蓝图比回教党的好。

由于这样，行动党越发不能再与回教合作下去，否则行动党将会被带去“荷兰”（完蛋）。在痛定思痛下，行动党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退出替代阵线，自行上路。

也因为不再与回教党合作，即便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四分五裂”，行动党还勉强拿下12个国会议席；尤其重要的是，林吉祥和卡巴星这两尊大炮又回到国会了。另一方面，因为回教党过于自信，因此只剩7名国会议员，而吉兰州政权也差些被国阵拿下（双方只有一席之差）。

虽然安华已在2004年大选（国阵大胜）后的半年出狱，但他还得审时度势未敢再促请行动党归队；行动党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相信可以破镜重圆。

安华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下，只能采用东姑拉沙里1990年大选的战略，分别与回教党和行动党合作，主要是不出现三角战。虽没有共同政纲，也没有竞选宣言，但在2008年的大选在反风猛吹下，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结果反对党在一夜之间拿下五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国会议席更飙升至82席（国阵拥有140席，继续执政中央）。

在这样的意外丰收下，安华马上将三党组织起来，称为“人民联盟”（民联），以和国阵分庭抗礼。

成为民联共主的安华意气风发，也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而胜出，被推举成为反对党领袖。然而好景不长，行动党在2012年12月的中委改选成绩不被注册官接受，因为有投诉说出席者与代表名单不符，因而要求行动党重选，否则派出的候选人参加大选有问题。

在举棋难定下，林吉祥也豁了出去，与伊斯兰党（在2011年正名为伊斯兰党，不再称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商议，希望后者允准行动党使用伊党的标志参加大选，也当成是伊党派出的候选人。

此时离大选日期逼近，行动党也来不及重选中委，只好退而求其次向回教党招手。哈迪阿旺也果然爽快答应，让行动党候选人在西马用伊党标志参选；至于东马，行动党则使用公正党的标志参选。

在一切就绪后，人们都以为2013年的大选会出现新气象，但在未提名前，社团注册局又同意行动党候选人用回火箭标志上阵。为此行动党也在505大选取得更好的成绩。

让我们回想一下，如果当年（2013年）的大选是行动党在西马属伊党候选人；而在东马又属公正党候选人，其结局又会怎样？没有人知道。

如果说大选的结果与308的成绩一样，则行动党议员要怎样标明自己的身份？

再往深一层想，如果行动党的身份与伊党不清不楚，那么在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绝交的事会发生吗？若会发生，结局又是怎样？若不会发生，行动党能同意伊党的回教路线吗？

以此推想再深想，反对党阵营可能乱成一团而又再一次分裂。

行动党也不放松警惕，在大选后的同一年的9月29日进行重选，并将重选成绩呈交注册官。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注册官仍不接受重选成绩，认为出席党员与代表人数不符。此次是以文告方式公告，但行动党主席陈国伟说，没有收到公函不算数；而副内长努嘉丝兰则说，不需要行动党告知注册官如何做（发文告即等于通知对方），而且在三年前已告知不接受2013年的重选成绩。

这样一来，为安全起见，行动党又在2017年11月12日在吉隆坡举行重选，所产生的领导层基本与原来的大同小异，但是否会被注册官接受？也只有稍迟才知结果，只是行动党的党选竟要经过3次折磨，也可谓是让人大开眼界。这在政党史上，应该不曾有过的纪录。

现在距离第十四届大选已不远了，行动党只能祈祷不再有事了！

刊登于2017年11月1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