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党选举箭指安华？

人民公正党的党选大混战而导致一些州和地区选举展延，但从槟州公布的初步成绩来看，仍是原任的阿兹敏稍占上风。在署理主席战中，阿兹敏获得3326张票，拉菲兹则获得3150张票。

由于还有很多地区未进行投票，因此无法预测哪一派会胜出。但如果从副主席的竞争来看，还是阿兹敏派走在前头。处于领先地位的努鲁依莎（得4039张票）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她有些倾向拉菲兹，也不能成阿兹敏派投反对票的理由。另三位得票较高的是祖莱达（2646张）、蔡添强（2577张）及查耶古马国会议员（2316张）。

由于票数相差不大，也不知最终谁能保住老二地位或脱颖而出；但可以知道的是，公正党的党选这一闹乃非健康的征兆。

先是拉菲兹发声了，他指责在党选投票时的滋事份子是有意破坏党的选举。在未指名道姓下，他斥责担心失败者起来闹事。

另一方面，属于阿兹敏派的公青团长阿力巴哈丁行政议员则要求选举无效。

不过党选委员会最后决定槟城投票有效，而吉打州投票无效。在9月30日过后，下列的州将进行投票：吉打、柔佛、玻璃市、吡叻、森美兰及马六甲。

这一次选举出现乱象是因为本届党选是采取开放政策，让党员直接进行投票。

根据公正党所公布的党员手册，在今年6月5日前，党员共有545,515名，在6月6日至25日，党员增加了221,019名，因此当下党员共有766,534名。其中最多党员的州是雪兰莪州，共有24万名党员，其次是沙巴，共有13万名党员。

以公正党的议员人数和党员人数来算，它算是希盟的第一大党，有50名国会议员；居第二的是行动党（42席），下来是土团党（13席）及诚信党（11席）。由于这四个希盟成员党合起来有超过113席，再加上沙巴民兴党的8席，已足以组成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原本最强势的执政党—国阵仅获得79席，其中巫统占54席，但在砂州19名国会议员脱离国阵另立“砂拉越政党联盟”及5名国会议员退出巫统后，巫统仅剩下49席，如果再有人退党的话，就需要统计会有多少人走向土团党，又有多少人进入公正党。即使诚信党也向巫统议员招手，但看来土团党较占优势。

因此如果安华的公正党不幸因党选出现分裂和导致相互攻击的话，它在争取巫统议员方面就会有阻力。

根据分析，目前形势对土团党比较有利，沙巴民兴党的8位国会议员及执政的州政府（31名州议员）是比较明显靠向土团党的。而砂州的土保党（共有13名国会议员）也在砂州州政府内占半数以上的州议席，已在509大选成绩揭晓后，第一时间与马哈迪取得联系和共识，再加上不久前有19000名砂州子民也申请加入土团党，这个西马政党在一夜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政党。

最新的动向是土团党玻璃市的秘书旺塞夫说，不久之后将会有来自巫统的议员加盟土团党，因为目前巫统组成的玻璃市州政府的州务大臣阿兹南已身陷孤立，成为纸上州务大臣。一旦巫统议员“叛变”，州务大臣可能解散州议会重选，或可能州政府改组，这就给土团党执政的机会。

这就是说，如果东马的议员和巫统的议员挑选土团党加盟的话，马哈迪的政治力量就会进一步扩大。

虽然我们不怀疑马哈迪会按时间表在2年后交棒给安华，但这之中的政治变化又有谁知道呢？

也许安华在不恰当的时间复出并参加补选，不但使本身显得尴尬，而且对马哈迪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即使安华不要求官位，马哈迪也不能将他视为透明人物，这就成为马哈迪最难应对的政治课题之一。

如果马哈迪真的不安排适当的重职给安华（安华说过，不在意有没有官位），那安华又在执政党内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让安华取代旺阿兹莎出任副首相兼一个重要部长？这无疑又回到八十年代的马安配。但这样的场景也不是马哈迪和安华所乐于看到的。

因此当下安华的重要使命是稳住公正党的阵脚，让阿兹敏保住老二椅子，再安排拉菲兹适当的党官职，也就会“平息”内争。这对安华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他需要展示一个强大与团结的公正党，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党。

为此不论安华有任何的正当理由，他都得容忍党内不同派系的生存和各取所需。这个时候，政治前景未明的安华是不适宜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他在20年前犯过的错误，不应在20年后又陷入一个困境。阿兹敏也好，拉菲兹也好，他们都是安华的好帮手。凡是以和为贵，那就会“家和万事兴”。安华不能不提防有“政治敌人”在背后放冷箭。

兜兜转转，也已经是20年了，安华除了要稳扎稳打外，也不要踩到地雷给自己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时局的发展似乎并未朝着有利安华的方向转动，一切还得靠自己的智慧与敏感度了。

刊登于2018年9月27日《东方日报》

伊党不是巫统救命稻草

马来人在战前已出现政治团体，第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政党是在1937年5月成立的，取名为“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简称KMM），领导人是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ob）。而后这个组织遍布全马，除了玻璃市之外。由于它倾向社会主义立场，并与印尼的苏卡诺及哈达（后来印尼立国的正副总统）思想接近，且有反殖精神，因此在日军入侵前，英殖民政府已将马来青年同盟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包括布斯达曼（1920-1983）也在其中。但在日军南侵后，这个组织基本上停止活动。不过由于它的反英反殖立场，也被日本蝗军利用来反英国，另有小部分人加入马共的抗日战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就急切重返马新，实施军事统治。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一个命名为“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 Party）正式成立，领导人俱是左翼领袖，包括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55年连同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更在翌年投身伊斯兰党，出任领袖直到1969年病逝）、布斯达曼、伊萨（马来作家，在1962年出任马来亚劳工党主席）。

因为这个政党的势力不断扩大，在1947年统计时，党员人数在6万名至10万名之间，与1946年成立的巫统党员相差不多，那年巫统党员有11万名）。

这个政党与马共组织有某种联系，本身联合其他马来团体成立了Putera阵线，也与华社组成的AMCJA（全马各民族联合行动理事会，成员包括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席是陈祯禄）相互配合，在1947年领导马新开展大罢市，抗议英国未与他们磋商，只与巫统商议而决定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因为马来亚民主同盟及马来国民党被指被共党渗透，前者在1948年自我解散；后者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

于是在拿督翁领导下的巫统便一枝独秀成为马来社会团结的象征。

1951年，巫统内的回教派分子脱离巫统另行组成“泛马回教党”，后来易名为“马来亚回教党”（从2010年起，正式通知所有媒体，今后中文一律改称为“伊斯兰党”）。

在1955年时，回教党依然不成气候，在独立前的普选中只赢得1席；反之联盟（巫统）胜了51席。而离开巫统的拿督翁，另创“国家党”却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巫统成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中流砥柱。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首相马哈迪近日贴文指责伊斯兰党是导致马来人分裂的因由，因为伊党从1955年起不甘于失败，而指责巫统是非回教化的政党。

马哈迪也指伊党鼓吹巫统与其它党合作是与异教徒共处。正因为伊党的教导造成今日马来人的分裂。

对此，我们认为伊党并非在成立时就排斥非回教徒，也不对非宗教政党采取杯葛行动，甚至还一度表现出它与其他反对党暗中合作抗拒联盟，这是指1959年的大选，因为布哈鲁丁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未反非回教徒下，也在间接上协助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立定脚跟。这一年伊党夺得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权，也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就是说，伊党在未宣传宗教下，是与巫统共同争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即使后来伊党换了领导人，由阿斯里取代布哈鲁丁，在1969年的大选后，还是巫统招伊党参加国阵。这说明了巫统未把伊党当成敌人看，而是认为可以一起合作的“兄弟党”，这也反映出巫统并不排斥伊党。

当伊党在1977年被踢出国阵后，它就在1978年的大选输得不清不楚。吉兰丹只剩下2个州议席，政权转到巫统手中。再下来的1982年的大选及1986年的大选，伊党还是无法翻身，甚至在1986年时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

在此苦闷与失落的年代，伊党惟有寻求与反对党的合作，才能有机会东山再起。就这样，它一边与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合作，另一边又让46精神党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结果伊党几经辛苦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但在那个时候，伊党的新任主席法兹诺（1989年担任主席，但在2002年病逝）提出一个新指引，说伊党是因为转向宗教政治，才得以应对巫统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伊党这条路是走对了。

在1999年时，也因为安华跌马，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再一次促成伊党与行动党和公正党一起合作。结果伊党因安华效应，壮大成了最大的反对党（再夺下丹登两州政权和拥有27名国会议员）。不过，伊党后来在哈迪阿旺的领导下，更突出党的宗教形象，也逼使巫统的马哈迪与伊党竞争谁的“回教国”方案更符合伊斯兰的理念。

后来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伊党也因势利导成为与国阵分享政权的反对阵线，伊党控制丹州和吉打州，公正党控制雪州及行动党控制槟州。

而在2013年时，基本上反对党阵线（民联）仍维持势力，但未拿下中央政权。

正因为伊党对于反对党阵线的合作有所不满，而且看来是老三的命，也未能自由的宣扬宗教政治，因此在2015年，伊党不惜与行动党决裂，后又排斥党内的温和派及公正党，党的方向靠向巫统这一边，导致巫统几乎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伊党提修正355法案（扩大回教法庭的权力），遂使伊党相信伊巫的合作可以带来符合它们要求的政体（政教合一是伊党追求的目标）。只是巫统这一边一直未明确表态，结果是伊党在2018年的大选，由本身全面出击，待选后才与巫统谈合作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伊党在国席派出157名候选人（结果只有18人中选）及州席派出392名候选人（结果90人中选），成绩差强人意。但对深受打击的巫统来说，伊党只能伸出友谊合作的手，不能合并。当巫统领导层接受这样的新阵势时，突又发生巫统议员退党大件事，这就意味着党内有人不同意与伊党合作而走向宗教政治路线。

既然巫统已是两头不到岸，又错误地判断与伊党的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到头来也不知残局要如何收拾？

可以这么说，从1990年开始，伊党与巫统及其他马来政党理念的鸿沟越来越大，因为前者强调种族和宗教政治，这就是马哈迪所说的：“为什么他反对伊斯兰党？因为它扮演分裂马来人的角色”。

刊登于2018年9月24日《光华日报》

巫统会否分崩离析？

在今年509过后，没有想到的是不倒翁的政党—巫统会惨遭痛失执政权；更没有想到的是巫统在此时此刻又掀起退党潮，变化来得太快了。几乎没有时间让今年6月30日在党选中胜出主席的阿末扎希对党进行改组和重振，又发生重量级的领袖退出巫统，他们是有40年党龄的慕斯打化、历任各部门部长及来自东马沙巴的阿尼法。他原是外交部长，也是前沙巴首席部长慕沙阿曼的胞弟。前者退党的理由是巫统已乖离中庸，他不反对巫统继续为土著及伊斯兰权益奋斗，但绝不可将其他种族及宗教权益搁置一旁。另外加入巫统已有25年的阿尼法则认为他的职责是维护东马沙巴及砂拉越应有的主权。

这样一来，先后已有5位巫统国会议员退党，致使巫统的国会议员只剩下49名，已比公正党的50席少了1席。

根据《星报》的报导，尚有17人在排队，但间中一些人已强力否认，有人也因之提出要求阿末扎希辞党主席职。就此，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人退党吗？

纳兹里这位前旅游部长原本在大选前要与马哈迪辩论的，但总是安排不到一起，如今自然与再上位的马哈迪不咬弦。他透露马哈迪已拒绝与巫统合作，因此他得转向安华伸出友善之手，要安华“救救巫统”。但安华在现阶段是没有条件考虑的。过去他被巫统开除后（1998年），有意在马哈迪退休时（2003年）重返巫统，但阿都拉及纳吉关上巫统大门，断了安华“回家”的念想。

昔日巫统权力在握，在历届的选举中都独占鳌头，也就形成一党独大的心态。不论是在联盟时代或国阵时代，唯有巫统说了算，其他成员党只得靠边站。因为巫统掌控了联盟/国阵的命运，一向来过关斩将，就连在过去三届的选举中，马华、民政和人联党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击，巫统还是显得爱莫能助。

本来巫统还以为虽已屈居反对党，但还是国阵的老大，可以协助马华、民政和人联党一臂之力。讵料沙巴选民谢绝了巫统的领导，只在沙巴夺下7个国会议席（如今少了阿尼法，剩下6席）。至于砂拉越也早在两个月前退出国阵，自我结成“政党联盟”。在这个阵线中，有19名国会议员，若加上沙巴的8名民兴党的国会议员及原巫统的7名，整体来算，砂拉越的19名加上沙巴的15名，总共34名。如果这些议员倾向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其国会议员的数目就快追上公正党（34+13=47）；反之若投向公正党，就会扩大安华的影响力。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巫统会向西沉。过去的意气风发，300余万党员作为后盾如今又安在？政治的现实也许是当权时有数不尽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一旦失去政权，就树倒猢狲散，成为斯人独憔悴。这也正是巫统主席阿末扎希的写照。

就不知道为何纳吉还力挺巫伊合作？他说过政治是数目字游戏，如今巫统也需要伊党议员的数目。

但另一方面，马哈迪则指责从1955年之后，伊党就扮演分裂马来人的角色，它不能接受巫统与华人和印度人组成联盟，因而认为巫统不是回教化的政党。马哈迪说，在这之前马来人并没有分裂。

我们对马哈迪的分析持保留意见，事实上在战后出现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的势力是庞大的。当1946年巫统成立后，它就成为团结马来人的另一个组织。但因其右翼思想也就与左翼思想的马来国民党分道扬镳，直到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造就了巫统晋入辉煌时代。

伊斯兰党虽在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但其势力有限。因此在1955年普选时（选出52名议员，另46名委任），巫统组成的联盟全胜，伊党只获得1席。直到1956年伊党邀原马来国民党主席布哈鲁丁领导后，这个党就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不是强调宗教路线，也因为伊党的审时度势得当，在1959年的大选夺下两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也在国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有13席）。因为伊党的中庸态度也造就它在1969年后与巫统走得很近，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就此而言，伊党直到那个时候尚未扮演分裂马来人的政治角色，只有在1999年（安华跌马后）的大选因安华被捕出现的黑眼圈事件导致巫统失掉30万张选票，而伊党从中崛起（控制丹登两州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在这之后，伊党就较明显走上宗教政治的路线。

在2015年后，伊党更是沉浸在宗教政治中，才有了希盟的出现和马哈迪重新回流政坛的奇迹发生。

如今的伊党也正如马哈迪所说，已成为分裂马来人的政治团体。可惜巫统也跟着走上“不归路”，才有今天的落难。如果巫统也继续讲宗教政治的话，势将加速巫统提早收档。除非它能在艰难的时刻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就不知它能找到吗？马哈迪是不是？安华是不是？我们也无从替巫统打脉。

刊登于2018年9月24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挫一带一路？

中国在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而在1969年走向高潮。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苏在抢夺珍宝岛时，美国开始给中国提供苏联的讯息，向中国揭露苏联已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以让毛泽东有所警惕。

也正是在那个不稳定的年代，中苏论战成了两个共产大国刀光剑影的焦点。这种论战涉及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者，迷信议会选举制度可以带来变天。而中苏的失和始于1956年克鲁晓夫在苏共第廿届大会上，公开对斯大林鞭尸，进而否定个人崇拜。

克鲁晓夫的这一大动作触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他不但担心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软化，而且也担心在中共党内的政府高层存在着像克鲁晓夫总理这样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因而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起反右斗争，接着是大跃进，也把农村合作社改成人民公社。

不幸的，因1960年的“自然灾害”，也有人认为是地方干部的浮夸风报大数，把缺粮说成“丰收”所致，是为三年困难时期。

从1960年到1962年是毛泽东最难熬的年代，检讨了“大跃进”的过左路线。但他还是在1963年后夺回党政的控制权，才有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也改成政治行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及清思想，强调阶级斗争。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并交由刘少奇处理（已在1959年出任国家主席，但毛泽东保留中共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权力非刘少奇能望其项背）。

接着在1965年，毛泽东交由刘少奇组成文革小组，检讨国家的政策是否乖离中共订下的立场。

在不满意刘少奇及彭真等人文革小组的软绵绵的表现后，毛泽东一怒之下，交由林彪（其接班人）组织新的中央文革队伍。

当文革打响之后（以姚文元评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标志），整个中国已陷入“文打武攻”的流血事件中。

就在文革走向高潮时（1969年），文革红人林彪被钦定为接班人，其他红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及康生等。就在中国政局陷乱时刻，美国认为此时“帮助”中国应对苏联，将有助于拉拢中国与美国合作，共同排斥苏联。

1971年林彪出事（坠机身亡）才又有新的安排，王洪文跃升为国家副主席。

在新形势下，美国尼克逊总统通过基辛格的安排，也给中国带来新的机会。毛泽东主席决心邀请尼克逊总统在1972年访华，以期中美两国恢复交往。

这样一来，美国认为扶持中国一把有助于平衡与克制苏联势力的坐大，因为在文革年代，美国还是看不到中国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并不在意给予适度援助。虽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9年才互设联络处）较晚，但在1976年毛主席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基本上让新的领导层拨乱反正，这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

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把中国拉向市场经济与美国接轨。凭着这一全面“改头换面”，中国30年来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也给中国带来某些“资本主义”的模式。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十足的资本主义的思维。

也因为改革有成，以致胡锦涛在2003年敢于正式推出“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一时之间，让中国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也渐渐淡忘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六四事件”。因此当习近平在2013年上位成为国家领导人时，他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伟大计划。

所谓的“一带一路”是指复兴2千年前张骞（西汉汉武帝时）的陆路丝绸之路及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也出现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称呼前者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后者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虽然中国在和平崛起后的10年，已有相当的成就；尤其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及开始走向海外开拓市场；同时在军事及探月高科技上又有较大的进展。但在美国看来，中国这类的发展不能算是“突飞猛进”，而是沿着美国六十年代的道路走。因此不对中国和平崛起太过在意。

同样的，当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时，初时西方国家也不以为然。

到了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才真正严肃地提出“中国威胁论”。当时特朗普说，一旦他入主白宫，就会对中国采取强烈的手段。

因此转入2017年，特朗普在上台后，他就将中国的最新情报拿捏在手。其一是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量。在过去10年都是中国呈顺差，而美国遭逆差。例如2017年中美贸易额是中国顺差达到“天文”数字，共达3700万亿美元的顺差额。

对此，特朗普先是建议中国减少逆差，即是在2020年时，中国要将顺差的数目大大减低，最少要2000亿美元。

由于双边商讨没有结果，因此在2018年3月份，美国开始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总值500亿美元征抽25%的税率。

继之，特朗普认为冲击力还不够大，又在6月提出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实施入口关税（原是25%），近日又减低成10%。

就中美的贸易量来看，中国凭着新兴国家的地位，给予中国货品进入美国免税，但如果加上2000亿美元要征税，就相等于中美贸易额的一半（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年是5000亿美元。若美国还要对剩下来的2500亿的产品进行征税，结果就不堪设想）。

即使特朗普同意近日在协商课税问题，但也不能保证会取得成果。因为除了要对付一带一路外（不能让其成功，一旦成功就会带动66个国家的基建飞越成长转而亲向中国，而美国的大哥大地位难免受损）。至此美国已意识到重视得太慢，有些工程已完竣，有些正在施工。因此近期影响一些国家的相关人士举行抗议。比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近期巧合马来西亚也面临妥协的压力。此外，美国也很在意中国提出2025中国制造的理念（成为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以及人民币越来越值钱而成为近30个国家用人民币结算，不再用美元，平均可省却6%左右的费用。

由于特朗普志在迫使中国就范，双方的“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因此中美的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双方还会出现变数，也会对世界和平带来一定的风险。

刊登于2018年9月20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陷入新危机？

安华当定了公正党主席，也肯定会顺利重回国会，这是不必怀疑的。但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民公正党会因党选而分裂吗？阿兹敏会保住第二把交椅（署理主席）吗？安华是否会倾全力支持拉菲兹上位？这个成立19年的公正党会不会因党选造成派系斗争白热化？

更严重的是，公正党会否导致党领袖过枝其他政党而削弱希望联盟的执政地位？

为什么公正党才夺权四个月就发生因党选而相互指责的派系斗争？所有这一切得由公正党创党讲起。起因是马哈迪对安华采取激烈的行动所引发的。

在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宣布革除安华的副首相职和财政部长职，也连带所有官职在一天之内全消失了。接着安华在同年9月3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上被开除党籍。转眼之间，安华又成为一介平民。他被开除的理由是被指涉及不道德的性行为。

当然安华不是第一个与巫统抬杠的人。例如1951年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更在1954年改头换面另立“国家党”。他原以为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会取得胜利（只选52席，另46席是委任的）。讵料国家党全军覆没，连拿督翁也败选。这样一来，巫统的新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拿督翁的失败就不断被巫统引为例子来揶揄和讽刺后来脱离巫统的人，到头来是一场空。这也包括1963年脱离巫统的前副主席阿都亚兹（农业部长）另立“国民议会党”，打出左翼的旗帜，也加入当年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原由劳工党与人民党在1957年组成，后来加入了国民议会党）。

因为1964年的大选，在马印对抗下，左翼政党几近失败，不但造成社阵领导层在1965年初被逮捕（罪名是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也在后来（1966年）波及国民议会党的收盘和劳工党在1972年走进历史，剩下人民党在苦撑局面，左翼势力因之萎缩。

还有在1987年因巫统党选造成分裂的后遗症，也促使马哈迪的对手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在1989年注册成立“46精神党”，并在1990年的大选争夺执政权。

可惜46党时运不济，在1990年的大选即使与行动党和伊斯兰党联手，又得到沙巴执政的团结党加盟，结果还是败下阵来；更在1996年已易名的“46马来人党”（原称46精神党）集体回巢巫统，包括东姑拉沙里。这个例子更被巫统引用来冷嘲热讽与巫统作对的人，用以提醒巫统党内的异议分子不要以为脱离巫统就可打倒巫统，这是痴心妄想。

尽管在历史上从未有一个脱胎自巫统的政党对巫统构成直接的威胁，但不信邪的安华却用最快速的行动促成行动党、伊斯兰党与国民公正党结成“替代阵线”（1999年）。由于安华身陷囹圄，也就由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公正党。可是在1999年的大选，公正党也无法脱颖而出，只胜了5个国会议席，成绩差强人意。反而伊斯兰党从中崛起，成为丹州及登州的执政党，且首次拥有27个国会议席。因为这样，伊斯兰党用其膨胀的势力逼使巫统向伊斯兰靠拢，看看是巫统或伊党的回教国模式更符合穆斯林。也因为伊党的咄咄逼人，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

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时，人们都以为马哈迪已告老还乡，他和安华存在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也因为他的退休不再成为焦点，更何况在2004年的大选在新首相阿都拉领军下获得狂胜；反之，已在2003年与人民党合并而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却仅剩下峇东埔一个议席，多数票也不过500余张。

不仅是巫统看不起公正党，连民众也看淡公正党。这似乎又应了巫统人常说的，任何脱离巫统另组新党只有死路一条。拿督翁是如此，东姑拉沙里也是如此，安华又何曾有例外呢？

然而变化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出现的，任谁都不相信反对党能在2008年的大选中几乎撼倒国阵（巫统），但事实确实发生了。有5个州州政权转入反对党手中，即吉打、槟城、吉兰丹、吡叻及雪兰莪。与此同时，反对党一共夺下82个国会议席。安华也就马上组成“人民联盟”（联盟），以和国阵争长短。

原本2013年的大选，安华是有信心拿下中央政权的，对他来说更是志在必得，因为若拿不下中央政权，他的第二次“鸡奸”案就会再次把他送入坚牢。而在年龄越大下，他离开首相的位置就越远了。

也没有人会想到，因为2015年政局的变化，竟给反对党带来“意外惊喜”。这一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同时伊党通过党选排斥所有“开明派”领导人的中央职位，终于逼使莫哈末沙布另立“诚信党”，斗争目标是伊党。

基于形势变化，反对党就在2015年9月另立“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以取代消失的“民联”。这个希盟成员包括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

转入2016年，政坛有更大的变化，那就是在2016年马哈迪领导成立“土著团结党”也在2017年加入希盟，更在2018年确定由马哈迪领导希盟的议决。

本来公正党内部是比较风平浪静的，但因为大选（2018年）行将到来，先出现两派争夺候选人的安排。一边被认定是旺阿兹莎派（操作人是拉菲兹和赛夫丁），另一边被视为阿兹敏派。大选结果是公正党成了大赢家，拥有50个国会议席；更难以置信的是，希盟竟上台执政。马哈迪的重新拜相和安华的特赦成了最新的动向。

安华的第一次出马拿下的党主席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阿兹敏是他培养出来的徒弟，如果敢于与拉菲兹叫板的话，党内就会出现当下的“乱局”。

到底安华怎样确保公正党仍是最大的党？他又如何拢合党内的不同派系？趁两派的口水战尚未进入刀光剑影的阶段，安华的及时出手也许是必要的。因此这个问题又与安华的接班息息相关。虽然有人说一切都得等待安华拜相后才来调整也不迟（事实上是太迟了）。毕竟公正党这廿年来，它的中间分子离离合合也实在太多了。难得阿兹敏与曼梳还留在身边，除了安华要珍惜外，阿兹敏更要饮水思源，不能进错跑道。

总而言之，公正党已陷入新危机，不幸的是马哈迪也被牵连其中。

刊登于2018年9月17日《光华日报》

安华打出第一张王牌

每个人都会想到安华一定参加国会补选而胜出，不然他不可能成为第八任首相。但没有人会想到（或鲜有人会猜到）安华结果是选择在森美兰的波德申国会选区上阵。

但回顾过去，这个选区并非安全区。例如在2004年时，这个选区仍称直落哥曼，由国阵（国大党）的苏迪纳丹胜出，得28494张票，公正党的曼纳得票只10717张，前者胜出。

在2008年时，公正党的卡玛鲁巴哈林得票23348张胜出，国阵（国大党）的苏迪纳丹得票20544张，多数票为2804张。

2013年大选，公正党卡玛鲁巴哈林得票29848张胜出，国阵（国大党）V摩根得票28269张，多数票为1344张。

在今年（2018年）的第十四届大选，公正党的候选人丹尼尔（68岁）（退休海军军官）以36225张票当选，比起其对手算是安然过关，因为这个选区有9.44%是军警票。

国阵（国大党）候选人摩根得18515张票，较丹尼尔少了17710张，而居第三的是伊党候选人马夫兹，他只得6594张票。

这一区的选民共有75212名，其中马来人占43%、华人占33%及印裔占22%，算是一个混合选区。

虽然丹尼尔是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但他认为由他辞职为安华补选铺路是恰当的，其一他已是68岁高龄，其二他在党内算是新人，可以作出牺牲，让位给安华是没有悬念的。

在与安华磋商后，丹尼尔终于在9月12日正式向议长呈辞，下来就由选委会决定提名和投票日期。针对此事，安华的回应是他被丹尼尔的诚意所感动，后者也愿意全程参与助选。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促成安华“意外地”选择波德申选区，虽然公正党有一些选区是“钢墙铁壁”的，诸如梳邦选区、班丹选区及安邦选区是稳胜的。另外胜算甚高的是八打灵选区、鹅唛选区、士拉央选区、峇都选区、槟城的峇央峇鲁选区、吡叻的务边选区和柔佛的地不佬选区。

即使安华不选槟州以外的选区，他还有峇东埔、高渊、峇央峇鲁及浮罗山背选区可供选择。如果按照安华的性格与传统，他是会回峇东埔竞选，但此席已交给其女儿奴鲁依莎，也就不被作为第一考量。后来盛传的热门选区竟是高渊选区，也几乎被外界加以接受，毕竟高渊与峇东埔只是毗邻地区。对安华来说，甚有意义。

其实安华不管在哪个选区上阵，他的胜算是挺高的。因此我们不怀疑安华会轻易胜出。但安华面对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善后而不是能不能胜出？这也是摆在他眼前的挑战。第一是安华怎样处理阿兹敏和拉菲兹争老二的斗争？不管谁胜出都会给党带来不可避免的分裂。

以目前来看，安华是无法接受一个分裂的党，但又不希望党内的阿兹敏派结成一股对抗的力量。除非他能劝服拉菲兹作出妥协，否则今天地位如日中天的阿兹敏是不可能在党内没有地位后仍保住政府高位。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安华与阿兹敏之间的裂痕起于2014年的加影补选。结果是原想当州务大臣的安华因第二次鸡奸罪名成立，失去参选的机会，才改由旺阿兹莎上阵。即使夫人胜出，最后还是由阿兹敏出任大臣。抑有进者，阿兹敏又在大选后“三级跳”，出任中央经济事务部长，且被委为国库董事局成员，权位之高令人注目。

安华如果没有出手阻止拉菲兹派硬碰的话，那就表示安华可能已有应对之道，只是他仍未找到双赢的结局。

至于第二个大问题是安华与马哈迪之间的恩恩怨怨。虽然马安已在2016年“握手言和”，且在后来同意由马哈迪领军，但不意味着他们两人之间已不再有芥蒂。相反地，马哈迪还是运用首相的权力与威严来治理国家。也因为安华不在其位，不能事事都参与其中。但令人费解的是，安华表示不会急于成为政府阁员，但只会扮演监督角色。在这种情形下，安华的复出又有什么意义呢？照理安华是应担任回副首相，才能事事与马哈迪相互沟通。

可是这对马哈迪也有其难处，那就是当他仍是国家首相时，权力尚未下放，就安排安华进来高层，岂不是回到2M政府的年代（指马哈迪与慕沙希淡在1982年大选后抬出是由两人当政，因此称2M政府，直到1987年党选慕沙失败后才结束这一局面）？

此外安华复出的一个重要讯息是告诉希盟和首相，公正党的第一号人物是安华而不是阿兹敏。这对马哈迪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刊登于2018年9月17日《南洋商报》

旧人回归改朝不换代？

“希望联盟”是2015年的产物，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党在改选中（当年6月举行）将所谓的“开明派”理事全逐出党；同时宣布与行动党断交，也连带强烈暗示不会再与公正党联手。

由于政情急转直下，以原伊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为首的一派及快地成立“国家诚信党”，并在同年的9月宣布这三个政党（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已组成“希望联盟”（简称希盟），用以取代过去沿用的“人民联盟”（民联）。

如果说马哈迪在1988年因法庭判决巫统为非法组织后，就马上另注册“新巫统”（UMNO Bahru），主要是针对东姑拉沙里并逼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不能成立另一个与“巫统”有接近的政党。

至于在2016年，前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诞生是与巫统性质大同小异的新党，领导人尚包括巫统前署理主席慕尤丁、巫统前吉打州务大臣慕克里及莱斯耶丁等人。这个党基本上是组成一个“新巫统”，但这一回是针对纳吉而发箭。

本来马哈迪成立新党是与希盟没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隔着安华的大阻力。但偏偏马哈迪不按牌理出牌，他竟可以在2016年直赴法庭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仇”。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打倒纳吉。结果在2018年初马哈迪的“土团党”正式加入了希盟，也同意由马哈迪挂帅两年。

不论是土团党或公正党，他们都不能否认缘自巫统，比如安华、阿兹敏及旺阿兹莎也都是来自巫统的。诚信党也有领导层曾不反对与巫统合作。唯独行动党取代了马华和民政（这是李光耀最初追求的目标），但也不等于“改朝换代”，因为政策的大方向是由上头，也即是巫统的人所制订的，土著大会的召开即为一例。

即便舆论在5月9日过后直接形容为“改朝换代”，而且是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一切都在平静中悄然改变。马哈迪还说，今年的国庆是国家的第二次独立，意义非凡。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创世纪的。但换了政府是否意味着“改朝换代”还是“改朝不换代”？是否有了“百日维新”？还是没有看到显著的改变？

从第一方面来说，马哈迪重新担任首相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他真的迎来第二春（93岁高龄）。主要是因为他曾在位22年，值得人民信赖；而且他所领导的“土团党”也是巫统的翻版，两者之间除了领导人有不同外，它们还有什么差别吗？尤其是在思想和民族情感上，它们之间有着切割不断的水乳交融。

在马哈迪之后，接棒人也是来自巫统的前强人安华（当下公正党主席）。如果在20年前他们已顺利交棒，今天的安华也许正在寻找接班人呢？但还是由巫统把持朝政。意想不到的是一马丑闻的爆开（2015年），不但在后来击垮了纳吉，也把国阵在一夜之间弄丢了；更意外撮成了马安的重新合作。因此形容马来西亚已“改朝换代”是有些言过其实，真正的是“改朝不换代”。新政府固然有新作风，但仍存在旧思维。

在第二方面而言，希盟的竞选宣言在所谓的“百日新政”中，它的十大承诺只是实现了两个，一个是废除消费税（GST），改用回销售税（SST）。但它的争议性是政府因之减少税收一半有余。本来一年有460亿令吉的税收，现在只有2百多亿的税收，自然逼使政府另找新税务。

严格来说，消费税的实施也不是什么大坏事，至少在过去3年来人民也渐渐习惯，虽然怨气未消。不然为什么世界上有超过百个国家推行消费税？

另一个是为家庭主妇缴交公积金的新制度，虽然分三个阶段推行，但这也保障了妇女不致因“家变”而陷困。

除此之外，新政府还未能解决选前的承诺，诸如仍拖欠PTPTN（高等教育基金）390亿令吉的学生，如收入未达4千令吉，可暂缓还债。但这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未得而知。

如果借贷者没按期摊还，后人借贷会停止吗？因有事实证明，政府从2014年起已减少借贷的数额。

再者，彻查一马公司、联土局、玛拉信托局和朝圣基金的事件仍未成立调委会。

值得注意的是，前朝与中国签订并已开工的大型计划又遭到腰斩，包括东海岸铁路、沙巴及马六甲油气管的铺设和隆新高铁的压后发展都显现了新政府在收拾前朝遗留的问题时，却发现什么都不对劲。可是一旦大工程和大基建停顿后要在日后才能看到其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目前仍难有定论。

最后要带出承认统考的课题，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复杂也真是无法理解。如果早知有问题干吗又写在宣言内，难道是写爽的？因此教长交待因由是很重要的，不要轻描淡写，更不要说研究再研究。

刊登于2018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希盟依然“束手无策”？

希望联盟（希盟）在执政前的竞选宣言有夸下海口，若上台执政百天内将有十项承诺会落实。其中一项就是影响甚大的PTPTN贷学金问题。

所谓“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会”（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是于1997年由政府设立的，一般简称为“PTPTN”，也就是教育部为大专生设立的贷学金。初时是以年利3%计算，在2008年时减剩1%，当成行政费，几乎是“变相的免息贷款”。

它的1%费用是这样算的：

如果借贷2万令吉，分10年摊还，那么在10年内的利息不过是2千令吉，折算起来每月的利息只有16.67令吉。

此外，前朝政府也特别通融每月只清还部分贷款，比如说200令吉也可以扣除20令吉，也就等于政府给予10%的折扣，一直到清完为止。

在清还贷款方面，政府也有给干脆清理欠款者一次过折扣20%。

从这样的折扣来算，政府要承受的损失就相当高。

根据高教部秘书长再尼乌江在3年前（2015年）就指出，因为回收贷款的进度很令人失望，导致政府每年都要承担15亿令吉的利息给学生。这是由于政府向雇员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及向联昌银行和安联银行贷款来发放贷学金。当未能如期收回到期的贷款，也就一年一年的压积而加重政府的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最后是人民买单。

另一方面，截至今年7月份为止，共有4万1706名PTPTN贷款者因考获一等荣誉学位而豁免清还贷款，共计12.3亿令吉（由2005年起实施此优惠计划）。如果再下来有更多的学生考获佳绩，政府就得当成奖学金给学生了。

按照高教基金局的资料显示，基本上政府每年为20万名学生提供贷学金，让他们得以在海内外的大专院校深造。这就使到政府每年借出30亿到40亿令吉的贷款给学生。

可是如何让学生在毕业后按时缴交分期付款则成了头痛的问题。即使政府出尽了“法宝”，也无法达成目标。

因此国家教授理事会在去年建议PTPTN有必要将豁免还贷学金的门槛提高，只有真正优秀的学生从才能转成奖学金，不然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到后来不必还款，所谓贷学金就变成奖学金了。

与此同时，高教基金局副首席执行员玛斯杜拉指出，截至2017年正月份，有190万名本该开始摊还贷学金的学生当中，只有130万人开始履行责任，偿还109亿令吉，但另外的60万名借贷者则无动于衷，未偿还而应还的79亿令吉。

虽然从2014年开始，政府因回收贷款不理想，开始减少对大专生发放贷学金的数额，但政府也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也就继续的借钱放贷。直到2017年7月为止，除了已回收之外，政府仍向217万名学生借贷出总值504亿令吉的贷学金。

对此我们注意到在2013年大选时，反对党的民联尚主张让大专院校一律免收学费，若是通过PTPTN借贷，也是不必归还。换句话说，反对党想将免费教育推广至大学。

其实政府认为，它对20间国立大学投下的资金已够多，几乎向每个学生投下90%的费用，而学费只占10%左右。如果这样的便宜学费也要全民买单，那教育费用的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在高教部看来，它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例如禁79万名欠款者出国；通过“中央信贷资讯系统”（CCRIS）对欠款者另行购屋和买车时的贷款给予阻力。虽然不是绝对有效，但也相对有效。

可是希盟政府竟过于宽厚将79万名黑名单人物从移民厅内消除了，算是落实竞选时的承诺。但债务方面如何解决就没有方案。更令人不解的是，月薪4千令吉者若分期每月还200-300令吉应不是大问题，为何可以暂缓还款？这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教长说要研究研究。这样的决策不仅无法解决欠债问题，更加重政府的负担。希盟在大选时的宣传口号对此显然是不实际的，过于宽宏大量，最终会变成政府“好心做坏事”。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教育上不能过于严格，有时也得放松。但如果我们阅及2009年政府总稽查司的报告，就会更加的坐立不安。报告说，PTPTN的贷款有50%的到期贷款收不回，导致PTPTN面对严重的财务周转问题。

令人震惊的是，有16000名学生并没有申请PTPTN，但仍获得高教基金局预支2千378万令吉的数额，其中涉及3793人，总值490万令吉的预支数额无法被追回。

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2007年有7亿1千万令吉的贷款无法收回，在2008年则有10亿9千万令吉的贷款及2009年有高达16亿8千令吉的贷款也没有了。

再有更惊人的发现是，有82%的贷学文件不齐全不完整，问题出在PTPTN没有人签署文件，以致它无法向不还贷款的学生追债。

为此，总稽查司指责PTPTN将文件堆积在办公室内，甚至把存放文件的工作将之私营化给一家公司。

还有存放文件的房间也面对天花板漏水，必须用帆布遮盖起这些贷学金文件。不知道事后，高教部有否对此过失给予纠正？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在处理PTPTN课题上，不论是前朝或现今政府都没把工作做好，宽宏大量不等于解决问题，绝不应留下一大把债务最后由人民付款，这也是极度不合理的。

刊登于2018年9月10日《光华日报》

两线制还有没有市场？

马来西亚自1957年8月31日独立及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以来，都没有政党提出“两线制”的概念，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林晃升等人加盟下，民主行动党第一次“正式”推动“两线制”的理念。不知是否时机仍不成熟或选民也没有真正理解两线制的重要性，也就无法落地生根。

其实在1990年的大选是最好的时机落实两线制，其一是东姑拉沙里已率一批巫统大将脱离母体而另立46精神党，在形式上是与巫统有得较量的，因为“46精神党”的名字就与巫统有关联。取名46是指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意思是说这个新党才是真正巫统精神的延续者，因此命名为“46精神党”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此外为加强政治地位，东姑拉沙里一边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 ）；另一边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因为三党之间是间接合作，也就未发生华人“抵制”行动党和马来人“否定”伊斯兰党的种族性倾向。

这一年的大选结果是首次出现反对党拥有最多的国会议席，共53席（其中行动党20席、沙团结党14席、46精神党8席及伊斯兰党7席），但如果与国阵赢得的127席相比，则只占了1/3席，不足以和国阵在议会内分庭抗礼，也就不能鼓吹“两线制”已成型（所谓的两线制是指西方国家推行的政党轮替的国会民主，由A党或B党轮流执政，而且两党之间的议席相差不大，甚至平分秋色，并未形成太大的距离。即使面对国会议席“悬峙”（Hung Parliament），也由其中较占优势的一方主政。因此两线制的特点就旨在反映出政党轮流执政。因为马来西亚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使到居反对党一方的只期望能够壮大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同时彼此的议席不会相差悬殊）。

不过在那一年，倒是伊党有收获，它成功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民主行动党则只差3席就夺下槟州政权，况且其国会议席攀上20席，是立党以来最好的表现。但由于46精神党不济，只排名第三位（得8席），也就没有参与带动两线制。

说起所谓的“两线制”是有来头的，起因于1982年大选前夕。董教总领导人林晃升推动“华教精英”参加民政党，以“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加入执政党，希望能通过内部争取改善华教的困境。当时他们还提及“三结合”的策略，即执政党、反对党与华社共同为华教打拼。可惜行动党不卖账，且形容董教总所作所为有违民意；马华当然也不卖账，就剩下民政党苦撑董总派出的“精英”，当时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代表。

但经过1986年的大选后，林晃升认为“此路不通”，也就放弃“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念头，转而研究另一个战略。就在翌年（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导致林吉祥、林冠英、林晃升、沈慕羽及柯嘉逊等百余人被逮捕。但他们在1988年及1989年陆续释放后，林晃升又一马当先改变战略，转向支持民主行动党。

在林看来，既然尚无法夺取中央政权，不如先推动“两线制”，以壮大反对党。行动党也就不置可否地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火车头。

可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是以种族（乃至后来加入宗教）作为导向。这不是说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在关键时刻就显露了种族的倾斜。

且不要指责是英国故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种族间的隔阂，在两百多年前，华人的南下及印度人的东移都是“物以类聚”地集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来自内地或印尼的马来民族也是以甘榜生活为集中地。正因为各种族的“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形成以种族为社群的多元社会。

这个社会在马来西亚尤其明显，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已出现种族性倾向的政党，如战前的“马共”（1930年）和“马来青年同盟”（KMM）（1937年）和战后的“马来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1948）及“马来国民党”（PKMM）（1945-1950）。

及后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出现也展示了种族政治的特征；在下来的国家党、劳工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都有本身的种族基调。即使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国民议会党”，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左派，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同样有种族色彩；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也因政治环境的局限被标签为“华基”政党。

即便在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正义党”、“社会民主党”和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印度人前进阵线，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

还有，八十年代成立的46精神党（在1995年大选前易名为46马来人党），皆属于马来政党，斗争的对象是巫统。

迨至安华的公正党在1999年问世时，虽打出多元种族特征，但它基本上还是偏重马来人，因为它的斗争对象是巫统，而马华及民政党及人联党的议席多交给行动党去“收拾”。

就拿2015年后的政局来说，它所出现的政党就有一定的种族特征。“国家诚信党”是于2015年成立，它是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是不可能参加公正党，因为它比公正党更强调宗教的重要性，而它的斗争对象是伊斯兰党。

至于在2016年出现的“土著团结党”为何又不加入“诚信党”？为何又不拿下“公正党”？其中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领导人马哈迪是龙头老大外，它成立新党的斗争目标对准巫统，这就不是公正党、诚信党所能全面代表的。

当马哈迪成为希盟（希望联盟）的领导人后，他几乎震撼了巫统的根基；更让国阵的成员党不是兵败如山倒（如马华、民政和人联）就是树倒猢狲散。

从表面上看来，希盟中的土团党势力薄弱，只有13个国席，但如果加上砂拉越和沙巴的支持势力来算，它就会成为希盟的老大。

正因为从2008、2013年到2018年的大选，人民的投票倾向是一反再反政府的，也就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2008年的国阵140席对民联的82席、2013年的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及2018年的希盟132席对国阵51席。

这反映出两线制不是人民追逐的斗争目标，只要能实现政党轮替就是“改朝换代”，无须考虑两线制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阵的成员党往下沉而爬不起来，诸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下来是巫统何去何从？

整体而言，我们还需要两线制吗？同时我们又要怎样的两线制呢？

刊登于2018年9月1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