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新加坡•香港

香港因为“雨伞运动”（2014年9月28日起）连续79天，所造成的轰动与影响无远弗届，因而直到今年4月24日有9人包括占中三子（港大戴耀廷副教授、中大陈健民副教授及朱耀明牧师），被判罪名成立。其中4人即时入狱，其他则按情况再行处理。

由于雨伞运动再一次勾起我们的回忆，竟而发现到香港与槟城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不是历史重演，而是历史的轨迹大致一样，只是在时间上有所不同。而且事实上槟城、新加坡及香港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生活习俗、建筑结构及道路方面也有太多的相似点。

我们先从槟榔屿开始。它是一个海岛（面积只有293平方公里），原属于吉打苏丹的一块未开发的岛屿。

有一名英国海军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看中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可以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桥头堡。于是莱特向吉打苏丹要了这个小岛，条件是英军舰得保护吉打不受暹罗的侵犯。

在1786年，莱特正式登陆槟榔屿，掀开英殖民主义宗主国在东南亚的第一个据点。1787年，宣布槟岛是自由港，每年付苏丹6千元西班牙币作为补偿（但槟岛是永久割让，不是租赁的岛）。1794年，莱特逝世。

到了1800年，第四任总督李特（George Leith）在承诺给予吉打苏丹更大的保护后，获得苏丹再割让内陆的威省区。这块土地本来很小（只有12依格），但在后来英国不断地扩充版图下，便成为今日的“威斯利省”（简称威省）（Province Wellesly）（面积有738平方公里。与槟岛合起来，槟州的土地就有1031平方公里）。虽然是马来西亚第二小的州属，但它却是旅游胜地，被誉为“东方之珠”。

继莱特之后，另一位在槟岛服务的总督秘书莱佛士于1819年向柔佛苏丹拿下新加坡，也是永久割让。因为新加坡的位置较槟城更适合发展成为商港和军事港口，所以很快地新加坡就越过槟城，成为马六甲海峡的老大。

事情的发展后来有些吊诡。在1824年时，荷兰同意割让马六甲予英国，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英国有了马六甲后（位置在马六甲海峡的中间），也就加速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因而在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于是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控制的一条通道。

14年后，也即是1840年，槟城就与香港拉上关系了。

这一段故事起缘于1839年。这一年清廷委派两广总督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扣押和取缔英商人运入中国的鸦片。结果没收了19187箱及2119袋，合共2百37万余斤的鸦片，在虎门公开焚烧，历时23天才烧完。这对英方来说是惨痛的损失，也就在1840年通过马六甲海峡开出军舰，直入南中国海，在广州打败清军。结果在1842年清廷把香港割让予英国；更被迫开放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供英商使用。

在1842年时，香港只有7450名居民，总面积有80.7平方公里（比槟岛还小）。

不过在1860年时，英国人如法炮制槟城的手段，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行要清廷割让九龙半岛（46.9平方公里）予英国（换句话说，与槟榔屿一样，在1800年拿下威省）。

在1898年，因土地不够使用，英方与清廷签署合约，将新界地区（978平方公里）租予英方，为期99年。这样一来，整个香港陆地面积有1105.6平方公里（槟州则有1031平方公里，较香港小一点。但如果算上香港管辖的海域1650.66平方公里，则香港管辖的总面积达2755.03平方公里）。由于新界有期限，也就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将香港领回（1997年7月1日）。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香港一些右翼分子在英国总督的暗中支持下，在60年代有目的组织“香港民主自治党”，发起人是马文辉，但不成气候。可是搞“港独”的阴影也不幸在21世纪成为另一支反当权派的阵营，从而影响香港居民声称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更在有意无意间试图塑造一个“香港民族”假象。

与香港比较，槟城也曾一度兴起“槟独”运动。当年（1948年），英国决定要成立“马来亚联合邦”，给予逐步自治的安排，但把新加坡排除在外，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这个时期，身为槟城的华人和印度人不同意槟城加入马来亚联合邦，而是希望与新加坡一样，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于是这一批峇峇精英通过华人大会堂的组织，接纳脱离联合邦的议案（出席者有2百余人，绝大部分是华人）。他们认为加入联合邦后，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宁可不接受改变。

虽然议案已通过，且呈给英国当局，但英殖民政府将此提案提交给槟州立法议会讨论（总数有24名委任州议员）。在巫统主席拿督翁大力反对下，结果有14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只有10人投下赞成票。这意味着，槟城不能脱离联合邦。

另一方面，自从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后，也就成为香港人后来的“典范”。因为新加坡也是弹丸小岛，不被认为有条件独立，结果李光耀证明新加坡不但有条件独立，而且也已成为一个先进国家。

如今已经独立50年的新加坡也在塑造了新一代的“新加坡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其意是新加坡人不同于中国人，也没有所谓的“娘家”在背后支撑这码事。我们暂且不去分析新加坡人是不是海外华人或新加坡民族？从实质上而言，声称是新加坡民族也是有些不自然的。毕竟在当今的世界，海外的华人又怎样否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怎么忘记血脉的传承？

再者，中国早已在联合国备案（1971年），香港非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没有独立可言。

因此当槟城无法独立后，香港便与槟城的命运拴在一起。而新加坡的独立是一个奇数，它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先例。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和现实，且与中国人的命运绑在一起，独立又从何而来？

刊登于2019年4月29日《光华日报》

雨伞运动的秋后算账

于2014年领导“占中”（占领中环，但也包含对中国主权的挑战）行动的“三子”戴耀廷（港大法律副教授）（53岁）、陈建民（中大社会系副教授）（59岁）及朱耀明牧师（74岁），因三项罪名齐发（妨扰罪、煽惑他人及煽惑公众），因而被判入狱16个月（三罪刑期同时执行），致使戴耀庭及陈建民即日服刑；而朱耀明牧师因年长和身体状况原因虽也被判16个月，但缓刑2年。

另外6名民主派人士，即立法议员绍嘉臻、学生领袖钟耀华、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及前立法议员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永达被判入狱8个月，其中钟耀华和李永达获缓刑2年。而25岁的学生领袖张秀贤因案发时未满21岁，提交感化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此外，另一名立法议员陈淑庄（女）因需要动脑瘤手术，获准押后至6月10日宣判。

这些人士在2014年9月28日发起或参与非暴力示威，占领主要街道。由于示威者用雨伞抵挡催泪弹的画面登上国际媒体头条，也被称为“雨伞运动”。示威者前后占领主要街道79天，也与政府谈判，且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但政府没有做出让步。不但政改方案被否决，而且香港民主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在这4年来，被秋后算账的领导人及强硬分子也因而缠上官司。根据香港保安局资料，至少有169人因为占中运动被定罪或签保行为。

意想不到的是，在2016年农历新年时，又再发生执法人员在旺角驱赶无牌小贩引发骚乱和暴力事件，多名支持雨伞运动的示威者参与其中，有者被判刑。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已有超过100万名大陆人来香港定居或来往于大陆和香港之间，他们与港人对身份的认同有落差，也就在2017年12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作的电话访问中找到“答案”。有40%受访者自认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只有15%自认为中国人。

与此同时，中大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只有1%的民众在不公开下支持港独；公开的更少（香港人口有750万之众）。

香港是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而在1842年拿下的。在1860年及1898年分别拿下九龙和新界。这样一来，香港自然成为中国人移民的另一个选择；尤其是在国共内战期间（1946-1949）及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本来英国在战后的1946年有通过联合国将香港列为与新加坡一样，是“非自治领土”，可以脱离宗主国成为独立国家。在1960年时，联合国进一步确定殖民地有自决独立的权利。

但在1971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后，就在翌年向联合国提出香港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而获通过。这意味着香港不可能独立。

即使在六十年代有当地华人马文辉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自治党），以反共的立场推动香港自治，他也因之成了“港独之父”，但这只是“港独”分子一厢情愿的幻想。为了让港独分子死了这条心，中国在1984年与英方达成协议，同意在1997年（也就是新界租期99年终结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全面移回给中国。

从那天开始，香港启用由中国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由于担心香港人的要求太高太快，中国在同意50年制度不变下，也不同意完全走向民主。因此对特首的选举及议员的选举都是先由选举人确定资格后才可成为候选人。

所谓的选举人由最早的400名变成800名再增至1200名（由当局认可的人），但还是被港人认为不够民主化，他们要求的是由政党提出候选人参选，由选民直接投票，不再有选举人的制度（中国人大在雨伞运动前一个月已否定直选特首，而是由1200名选举人先筛选候选人）。

虽然戴耀廷不后悔领导香港政改运动，但他承认没有成功，他希望自己的坐牢可以唤醒下一个运动（他是第一个在2013年《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了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讵料这篇文章如同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在2014年终于形成“失控”的雨伞运动，后来连戴耀庭等人已无法指挥群众，劝不了示威者自行解散。再后来这场运动似乎被学生领袖黄芝峰等人主导，最终被警方驱散。

不论基于任何理由，香港回归已是事实，可以对体制进行调整，断不可能发生港独运动。这等于是否定中国现有的体制。即使中国的政治在未来也会有所改变，但港独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不可能会被中国接受的，否则“台独”、“疆独”及“藏独”就会被有心人鼓动起来而没完没了了。

刊登于2019年4月29日《南洋商报》

马中合作新地标：大吉隆坡

继恢复东铁计划后，马哈迪首相又于4月19日宣布重新启动“大马城计划”，同时仍委任马中财团组成的“依海中铁财团”（ICSB）承接复工计划。

为何这项牵涉到马来西亚经济命运的庞大工程会陷入一波三折？甚至卷入一马公司（1MDB）的丑闻？

这个过程得由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的翌年（2010年）提出的大吉隆坡蓝图开始。最初的时候政府有聘用专家为大吉隆坡塑造一个大蓝图，其意愿是要将首都的面积扩大成2714平方公里，内中包括10个市政府，即吉隆坡市政局、巴生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议会、安邦再也市议会、梳邦再也市议会、沙亚南市议会、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布城联邦政府行政中心及雪邦市议会。

人口将从6百余万增加到1000万左右。按照当时的规划，政府要在2020年使到人均收入从现有的4万令吉提高到7万令吉。年收入超过15000美元，意味着马来西亚已可被列为先进国家，进而成为世界第廿个最适合居住的大城市。总投资1720亿令吉。

虽然后来计划有某些改动，但几项大工程是概括其中的。例如占地70英亩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原被称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是要使马来西亚发展成为新的国际金融证券中心，至少不让上海、香港及新加坡专美于前。

原本这座楼高102层的金融中心，与双峰塔毗邻，将成为其中一个新地标。但后情况有变，已属Mulia Property Development公司的资产。这间公司又将部分层楼售卖给著名的国际性单位，如汇丰银行、艾芬银行、朝圣基金、WCT及IJM怡保工程等，而主要层楼则租给Prudential保诚公司。有关工程是由中国建筑公司负责。

不过马哈迪未提及这座建筑物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个大工程是发展新街场的军用机场，以成为国家真正的新地标。

这块占地486英亩的地段是属于“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在2011年向联邦政府购买的，它是以170亿令吉（每平方尺74令吉）成交。因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也属于财政部100%的子公司，因此在政府对政府的交易中就算是较便宜的价格也理所当然。

但一马公司从未发展有关地段，因而在2015年将新街场地段卖予马中组成的“依海中铁财团”（这个财团是由依斯干达海滨控股（IWH）和中国铁道工程财团（CREC）组成），其中马方占60%，中方占40%。而在马方股份中，Credence Resources Sdn. Bhd.占60%，及柔佛州政府拥有40%。当时的成交价是7.41亿令吉，条件是新街长的军用机场由一马发展公司负责迁往森达央（Sendayan）。

按照协议，买方在2016年6月杪需缴足10%的抵押金，即7亿4千万令吉。

讵料在2017年5月3日，TRX Co. Sdn. Bhd.（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财政子公司）宣布交易告吹，因合作方没有履行60%的缴交股金。接着有关“大吉隆坡蓝图”转由财政部秘书长伊万掌控，他与一马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阿鲁在暗中较量；而伊万似乎有信心可找到国际500强的公司参股。这也导致纳吉在同年5月官方中国时有邀请中国富豪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入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也就被迫将有关工程搁置。

不过在马哈迪上台一年后，他发现这个大工程是会生金蛋的母鸡，值得发展。整个计划不但有助复苏国家经济，而且也能创造至少17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马哈迪也改变了合作条件，即有关地段要承建1万间“人民公园”廉屋（本来订为5千间），同时也增加土著的持股权。

其实马哈迪也发现到在调查后，中方参股仅是24%，而联邦政府有40%，余者归柔州政府及私人拥有股权。

在新条件下，马哈迪披露合作方同意在60天内缴交7亿4千万令吉的抵押金，也预付5亿令吉的款项给马方。

当有关工程复活后，就意味着隆新高铁也非建不可，因为届时吉隆坡将是一个绿化和美丽的现代化城市，肯定对狮城人民和外国人有吸引力。而新山与新加坡的轻快铁也将会更受欢迎。一旦隆新高铁完成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将此高铁延伸到槟城乃至马泰边境，然后再接上铁轨经过泰国、缅甸直达昆明。

或许会正如马哈迪所预期的，在大吉隆坡城市逐步落实的过程，它不但成为国家的交通枢纽，也能够成为商业中心、旅游中心乃至金融中心（包括回教金融）。这样一来，大吉隆坡计划将成为国家的“经济催化剂”。

即使中方与马方合作的其他项目或延后发展或取消发展，也已不构成针锋相对的“战略伙伴”了。举例来说，马六甲的皇京港（耗资800亿人民币）、柔佛森林城市的建设有所变卦、两条海底油气管的敷设被取消（一条从亚庇到斗湖；另一条从马六甲到吉打日得拉）及其他项目被搁置，也不影响马中已列下的大工程继续跑，其中最重要的东铁、隆新高铁及大吉隆坡蓝图等；再加上中国近年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加大，也说明了中方对马来西亚的安定与信心已有所提高。例如在2016年，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哈迪在本月24日对中国的访问，且在一带一路峰会上发表演说。除了表明马中两国的关系又重修于好外，也会借马中建交45周年喜庆，一举消除去年8月之行所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

从毛泽东到敦拉萨；从邓小平到马哈迪，证诸了马中的情谊将会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马哈迪此行，正合其时！

刊登于2019年4月25日《东方日报》

补选是执政党的恶梦？

森美兰晏斗州议席补选正如选前所预测的，国阵（巫统）候选人莫哈末哈山将会胜出，但没想到差数是那么大。莫哈末哈山得票10397张，希盟（公正党）斯特兰得票5887张，前者比后者多出4510张选票。这意味着巫统漂亮胜出，也是自大选以来的第七场补选所反映出来的“新民意”。

根据分析，莫哈末哈山的胜出是预料中事。其一，他不但是当下巫统的代主席，也是连任三届（从2004年起到2018年）的州务大臣，有着极广的人脉关系。

其二，这个选区一向以来是由莫哈末哈山守住，即使在2018年面对希盟（公正党）候选人斯特兰的挑战，哈山也不一定居于下风。

其三，在巫统面临分崩离析之际，伊斯兰党及时伸出援手，不派候选人上阵，也吁请马来选民支持哈山，这无形中增强了哈山的胜算，毕竟这个选区有一半以上的选民是马来人。

其四，在时间上，哈山已取得优势，因为希盟执政近一年来，被认为尚未有突出政绩；特别是在改善经济方面差强人意，加上马来人及土著对新政权开始有所不满，也就为哈山带来更大的支持。

虽然我们不认为种族是导致哈山大胜的主因，但我们也能否认希盟的候选人在知名度和气势方面尚欠火候，没有人否定他作为医生所献出的爱心，但他也因被指为个人问题面对经济问题。即使是因他上诉而使到哈山不战而胜的选区得重新补选，但斯特兰在印裔人集中的开票箱（共14个）中只有华印人集中的“亿嘉镇”（Bandar Ekar）归希盟胜出。这个地方有华人42.1%、印人35.4%，但比起2018年大选时，希盟在晏斗胜出一半的投票区（根据林茂国席的投票分析）显然是倒转回来。

另一方面，公正党的斯特兰虽是适合的候选人，但在政治气候转变下，希盟也已不再一枝独秀，反而面对民众的一些抱怨和吐糟。

安华固然有其魅力，得以号召成千民众聆听其座谈会，但不等于选民会卖他的账，自然不会像在波德申国会补选那样，给予安华巨大的支持。

马哈迪首相针对补选的结果作出评语：一般上执政党在补选中处于劣势。

这话也不尽然，例如在2018年509大选后出现的四个补选，尽是希盟的天下，这包括第一个补选双溪甘迪斯州议席（投票率49.4%），由希盟公正党胜出（1万5427张票），较国阵（巫统）候选人多出5842张票；无拉港州议席（投票率43%），但行动党候选人王诗棋（得票2万2508张）却以1王8千张多数票压倒马华候选人陈志忠（得票3975张）。

这第二场补选刚好发生在大选后的三个月，人民的热情依然不减，也就会继续支持希盟候选人。这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政治气候选会有不同的结果。

第三场补选也是发生在2018年，结果仍然由希盟候选人在斯里斯蒂亚州议席选区胜出。而第四场补选是刻意制造的，以让安华进入国会准备接班，当然也胜得漂亮。

但在踏入2019年的第五个补选是金马仑国席（投票率已偏高，达68.79%），在国阵（巫统）安排原住民出阵下，取得补选首仗胜利，鼓舞了巫统的士气。

紧接着士毛月的州议席补选，是由土团党派出候选人，却不敌国阵（巫统）候选人，进一步增强巫统的生存信念。

直到今年四月的晏斗补选更是让巫统乐翻了天。基本上，也极可能暂时停止了跳槽的风潮。

这也影响了土团党于4月6日东渡沙巴吹起的冷风，不但希盟成员党没有出席祝贺，而且民兴党也保持沉默。

因此在本月提名的沙巴山打根国席补选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在509大选，此区共有选民 39777名，其中巫裔占43.48%、华裔占51.79%、印裔0.74%及其他3.9%，一向以来归由华裔正党派出候选人。

行动党的黄天发在2018年大选时，代表希盟出征，结果以1万9094张票胜出，国阵（自民党）的林明河得票8996张，多数票高达1万张。

虽然在沙巴行动党一向保持不高不低的影响力，但在509后，行动党已拥有3国席和6个州席，较公正党的3国席及2州席位多。也因为这样，在沙巴的民兴党也得靠希盟的支持才能取得沙巴州政权。民兴党有21州席，加上希盟的8州席，已有29席不相上下。但在有两名独立州议员倒向民兴党后，沙菲宜也就成为沙巴新首席部长。

如今土团党在“一无所有”下，已在沙巴插旗成功，拥有来自巫统的5名国会议员及9名州议员，一时声势盖过公正党和行动党，也引起民兴党不悦。沙菲宜多次劝土团党不要东渡，但马哈迪势在必行，也就再闯沙巴了。

在政局的微妙变化下，行动党保持优势而守住山打根国席是比较没有悬念的。但问题是对手是谁（因自民党已宣布不派候选人，就可能让马华派出候选人）？如果是沙巴的强人，行动党也只得硬顶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行动党能否得到民兴党的祝福？能否得到土团党的支持？能否也得到公正和诚信党的支持也是十分关键的。

万一沙巴政局有变，因怨西马不对东马沙砂的“主权”做出让步，可能影响行动党的支持率，所以这场补选看似行动党占上风，但也难下结论。因为沙巴的政局也被搞乱了。一边是退出国阵的沙巴大团结阵线；另一边是巫统力得残利的势力。

还有插足沙巴的土团党凑在一块，使到沙巴政局比起巫统1994年东渡更为复杂和微妙。

其实根据玛拉工艺大学法律系皇家教授塞法鲁的统计和分析，我国自1959年大选以来，直到2017年已有64场国会补选，因为有些议席悬空时已是只剩两年任期，也就不必举行补选；有些是因法律案件而不得不压下。

例如1975年，范俊登因法庭案件被宣布议席悬空而举行补选，讵料事隔两天，法庭又下令取消补选，因当事人在进行上诉。

犹如在2011年，蒂帝旺莎国会议员罗洛逝世，因已任满3年，也就无须补选。

根据统计，因逝世而补选的国会议员达45名，最多补选的是在第二届国会（1964-1969）及第三届国会（1971-1974）。而没有补选的是在第十一届（2004-2008）。

踏入2018年，已先后有七场补选，其中三个是国会补选，就不知下来还有没有补选？如果是超过10场，就是打破纪录了。

总而言之，补选不是执政党的软肋，也不是处下风的。当然也会因为各种因素成为执政党的噩梦，就不知道执政的希盟能否在山打根补选中扳回一局而定民心？

刊登于2019年4月22日《光华日报》

高铁是缩短世界距离的新地标

在确定东海岸铁路复工后，马来西亚又有一项大计划有待解决，那就是隆新高铁。根据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本月16日表示，目前并不急于兴建隆新高铁，因为承建这项大工程所需投入的资金高达1100亿令吉，而不是较早时所宣称的造价550亿令吉。

还有，建造隆新高铁将使到两地往来的乘客仍需花费90分钟与飞机所花的时间只短半小时。除非整个行程需要2小时到6小时的时间，就值得投资。

但这种比喻也是太过超现实了，所幸马新双方已达成协议，推迟两年再商议建高铁事。由于新加坡方面已动工改造，因此马方经商议后，须要向新加坡作出补偿金达4513万令吉。

至于这座长达350公里的高铁会否在两年后开工，或有所变化？谁也不知道。因为马新两国尚未招标，也未肯定是交给中方而不是日方。不过依照中国方面承诺提供550亿令吉的贷款，也就会使中方占较有利的地位。

既然马方还有时间作思考，意味着主动权掌握在马方手里，只是马新两国协议是否可以“作废”或“改变”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马哈迪的言论又是让人遐想和带有不确定性。首先他认为应改造铁道的电气化和双轨道，正如从巴东勿刹到森美兰的金马士的铁道已是全面电动化，也有了双轨道。一旦从金马士到新山的电动双轨列车在2021年完成，则西海岸的铁道就达成现代化了。

若再加上东海岸铁道也是电动化和双轨的工程，因此西马的东西海岸的列车就可以加快速度和节省时间了。

对此马哈迪似乎意有所指，可能在将来高铁会从新山穿过槟城再到马泰边境。

当被问及新加坡是否同意高铁延伸到马泰边境时，马哈迪说对方还在思及隆新高铁路线。

我们不知道马哈迪所说的改善当下列车的电动化和增设双轨是否可以达成如同高铁的时速（每小时320公里）？如果不能，又将如何让马新的高铁向泰国、缅甸、柬埔寨、寮国及越南的高铁看齐？

根据我们所知，马来西亚的铁轨宽度与东南亚一样，属于1000毫米窄轨，但与中国及欧洲国家的不相同（1435毫米宽轨），而印巴的铁轨是1676毫米阔轨。因此相关国家的火车如果要从本身的国家越入另一个国家，它就需要另装一种宽度的齿轮作自动调整，这就需要投下更大的成本。

既然被称为“跨国轻快铁路系统”，属于现代化的智能列车，其造价是否可以大大减少？就不得而知。

再者，复苏东铁计划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隆新高铁，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功能也不一样。一个是将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通过东铁衔接起来。既可使东海岸繁荣及人民受惠；也可以加强中国所需要的甲海峡和南海的安全性，从而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尤其是改善巴生港和建造马六甲皇京港后，更突显东铁的重要性。

另一个也被称为“欧亚大陆桥”的高铁工程，是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城市连接起来，再从中国穿越相关国家直达欧洲及地中海国家和西亚国家。

这就涉及马新高铁也必需要与其它国家的高铁可以媲美（至少在设备及速度方面要差不多一样）。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要成为世界的先进城市之一就要在基建上痛下功夫。如果东南亚其他国家能够意识到高铁的重要性，而不惜下本兴建，马来西亚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进步和现代化呢？

既然马哈迪暗示新加坡若未积极反应将高铁伸向马泰边境的必要性，也就会出现所谓从新山到马泰边境的大陆桥了。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槟城也成为其中一个通道。这更是马来西亚人民都乐见马中一家亲和关系水乳交融的纽带。

以此观察，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会制造债务陷阱，而是有条件地协助周边国家在基建上赶上时代。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一带一路经过六年的考验后，应是朝向民间发挥力量的时刻，让大多数人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好处，而不是如美国所说的是外交陷阱。对此，不妨问问不亲美也不亲中的马哈迪，他或许能告诉我们未来的亚洲谁主浮沉？

刊登于2019年4月22日《南洋商报》

东铁回到一带一路正轨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并拨乱反正地提出“改革开放”大政策，全方位的打开门户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区域乃至个人进行各式各样的投资。

由于政策的突然U转，有很多人适应不来，也出现了状况和问题。邓小平惟有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鼓励国有企业和个体户大胆前进。甚至有一个时期出现姓社或姓资的争议；也出现西化及自由化的“广开言论”的异常现象。1989年的“六四”事件，反映了改革遇到阻力。

在政府化解集会的同时，也导致胡耀邦及赵紫阳等人先后落马，中国因而进入了江泽民（1993-2003）的年代，之后是胡锦涛（2003-2013）接棒，再下来是习近平掌权（2013年起）。不过真正独领风骚的是邓小平，直到1997年逝世。

从时间上来看，“六四”事件一时使中国陷入困境，而一度被西方世界孤立，但在1992年邓小平再次吹起改革不能停步的号角后，中国又再进入翻天覆地的变化年代。

到了2003年，胡锦涛终于第一次喊出中国要“和平崛起”，因为经过25年（1978-2003）的大改革，中国的GDP已达11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8000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大贸易国；国防开销达9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

在这之前的25年（1978-2003），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是“韬光养晦”不强出头，也就不被美国提高警惕，或认为充其量只是一种舆论的呐喊。

讵料又是经过10年，习近平出人意表地在“和平崛起”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新倡议，有目的和有议程地将世界格局转动。表面上看来没有冲撞美国的利益，但实质上中国已准备扮演新的角色。

因此在2013年习近平从历史中找到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已开创了一条从长安到西域乃至阿拉伯国家的通道。后来在19世纪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称为“丝绸之路”。除此之外，中国又有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在秦汉年代出现，被习近平巧合地归纳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化起来就是“一带一路”了。

为了实际推动一带一路的工程，中国先后设立了丝绸基金和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向周边国家提供资金，进行基础建设。

于是有了以下的大工程出现：

1）2013年，中方提出开辟中巴经济走廊的大计划，全长3000公里，耗资约460亿美元。因为间中有经过印巴争议的克什米亚地段，也就发生印巴冲突。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开发瓜达尔港及9个工业园，且中国以16亿美元的代价租下港口44年，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不参与一带一路的活动。

2）中国也已打通中欧的铁路系统，从苏州、义乌、深圳、郑州及成都等地的列车可到达伦敦、汉堡等地，被称为中欧班列，也被称为“中欧大陆桥”。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28个城市可通过列车到达欧洲11个国家的29个城市。

此外，中国也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圣彼得堡相接通，有列车和国际公路。

除了与东欧国家进行合作外，中国最近也成功地说服意大利参加一带一路，且暗示法国和德国会随后加入。

3）中国政府也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地区建海运港口。在总投资361万美元中，中国出资85%，拥有99年的租用期。再者，中国也将其援助之手伸入孟加拉建设铁路。

在非洲，中国也开展了基建项目。

4）另一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在2017年签订两项大工程，其一是东海岸铁路工程，全长688公里，由巴生港口直到关丹和哥打峇鲁的道北，造价655亿令吉。原本是从巴生港经鹅麦，过文冬，再进文德甲，然后一路通过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但经达因代表马政府与中方谈判后，同意稍作改道，即取消鹅麦及文冬线，而是从巴生港直入布城、万宜、加影、瓜拉格拉旺、日叻务后才接上文德甲。

由于有了改变，也缩短至40公里，变成648公里，造价随即降至440亿令吉，少了215亿令吉。这是达因用9个月的时间达成的新协议。

本来在2018年509大选后，马哈迪重任相时发现造价太高，不符合马来西亚经济能力，因此一揽子喊停，立即停止东铁施工（已施了14%）；冻结隆新高铁计划及取消两条海底电缆敷设，一条在东马沙巴，另一条在西马的马六甲到日得拉（造价共83亿令吉）。

如今东铁计划的复苏又仅是衔接马六甲海峡及南中国海的重要枢纽，而且也是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工程之一。但为什么要改道呢？原来是若按原来工程是要挖两条各长18公里的隧道。如今为了省钱，也就有了改道。这是博大工程系副教授罗德华提出的理由。但城市规划师吴木炎认为应根据人流及物流的数量为导向，以连贯国内两个港口（巴生和关丹）的概念。可是在改道日叻务及瓜拉格拉旺后，就会缺少鹅麦的人流和物流量，因此他担心会成为白象计划。

不过吉兰丹州务大臣阿莫耶谷则发表文告表示欢迎，认为有助改善丹州的发展。

无论如何，马政府能恢复东铁工程是件好事，至少它有助于改变东海岸三州的农村与较为落后的面貌，也可以因为有东铁直通东海岸、西马人民和沙砂人民要进入南中国海开展商贸活动就可以乘东铁往返。

5）当然至为关键的是，东南亚大陆桥中的隆新高铁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工程。这个计划分成三段进入中国的昆明。第一段是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再到曼谷，经缅甸入昆明。第二段是从曼谷进入柬埔寨和寮国再入昆明；而第三段则是从曼谷穿过柬埔寨进入越南，再通向昆明。接着在中国境内就有列车从中国开向欧洲和俄罗斯等国家，缩小了世界的距离。

其实这个工程与我国首相马哈迪于1995年在东盟会议上提出的“泛亚铁路”不谋而合。如今泰国已开工，马新方面可拖延两年，但马方得为此付出4500万令吉的补偿予新加坡。当下仍未进行投标，还不知道花落谁家？

这项原被估算为1100亿令吉的大工程，是改变马新两国未来不可或缺的大陆桥，也只有马新连成一气后，才可更为方便与欧洲、西亚及俄罗斯等国通畅无阻，真正形成一个滚动的地球。这就是为什么隆新高铁非建不可。

刊登于2019年4月18日《东方日报》

“五四”运动100年

在30年前（1989年）的5月4日，我们（联合报业集团）接手了“沉睡”三年有余的《星槟日报》（即通过投标买下了《星槟日报》内的资产，包括印刷机、排字房及大大小小的桌椅与资料室等）（《星槟日报》于1986年9月29日起停刊，在1989年5月4日由联合报业集团复刊。后因缺乏资金，在1989年12月再次停刊，《星槟日报》从此与世隔绝了）。

在复刊的那一天（原本我们是订在2月初复刊，但因面对星槟雇员合作社入禀法院，追讨《星槟日报》所欠的40万令吉，也就被迫押后出版），我写了一篇社论：“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何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命运。

转眼间，30年过去了，今年（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一百年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移民海外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最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也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也带来了政治醒觉。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这是有其远近因的。远因是指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陷入思想混乱时期。先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后是苏联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克鲁泡特金再将其学说传入中国，再从中国转入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刘师培、刘真复及吴稚辉等人于1912年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继后又于1914年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后来在1917年来自中国的吴钝民（永春人）（随后大批永春人来马定居与他有关）来到吉隆坡，也就在1918年说服国民党人联合投资出版《益群日报》，由他担任主编。此时，他积极宣扬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吴钝民被英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尊孔中学校长宋木林及另外4人，史称“六君子事件”。由于这批人被英政府视为“危险人物”，也就在这一年将他们遣返中国。虽然吴钝民在马来亚只逗留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他的反英反日的言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位曾留学日本的才子对于“五四”运动中学生反日本接管山东的权益给予支持。他因而在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是无国界、无政府和无阶级论的。

不过在吴钝民之后，接替其位的主编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吴天囚、陈璧禅、潘四仔、林即珊、刘克非、苏仲明（苏虾）及刘贵天，这份报纸于1936年才停刊。

至于“五四”运动的近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4-1918），因为胜利者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拥有的领土、铁路、矿山及海底电缆权一概移交给日本，引发中国大学生十分不满和愤慨。

较早前，日本与袁世凯（窃国大盗）的北洋政府早已签下第21条卖国条款。也让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但人民的要求被置之不理，约5000余名的北京大学学生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通过宣言沉痛指出“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西路之冲，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手。

真是始料未及，全中国人民也动了起来，连同海外的华人也加入抗议行列。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孕育了新文化新思潮和新方向。

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五四”运动和1917年苏联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人物有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从此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札根，无政府主义不得不让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唤醒海外的马新华人介入政治运动。如果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9年）并未大规模地动员马新华人介入革命行列，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则是影响马新华人对本土政治产生兴趣。这当然也与康有为（1898-1911）流亡马新等地。他一生主张保皇，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但在思想分歧下，他和孙中山在马新鼓起兴学办报的热潮。

孙中山（1905-1911）流落马新，他坚信只有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因此通过与康有为的斗争，马新也带入了中国的新文化（白话文）及新思想。

随着“五四”运动带来的冲击，马新华人社会自觉和自发性地开创华校，也引进新式教育，用以取代落伍的私塾教育。

根据记录，1903年之前马新私塾有115间，设备十分简陋，也缺乏师资，教授的俱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古文等。直到1903年后才有新式华校从中国引进。

例如东马的乐育小学及中两小学（1903年创立）及西马的中华小学（1904年）。到了1919年，华校如雨后春笋在马新遍地开花。因此今年有不少华校庆祝百年庆典，也正住了“五四”运动带来的百年文化传承，历久不衰。

根据官方的记录，在1921年时，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和马来属邦（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共有252间华校。在1924年时，更是翻一倍，达到564间。学生人数共有27,476名，教师1257名。到了1938年时，马新华校突破千间，其中有3间中学，即新加坡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及槟城钟灵中学。

巧合的是，中国在1920年推出教育改革，鼓励学校用普通话教学，但也不阻止方言教学。

马新的华校选择用普通话教学。方言学校只是短暂生存，而后就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马新的华人讲的普通话比较标准，不似香港一开始就用广东话教学，因此普通话倒不流行。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才使到普通话普及起来。

当一边厢中国对教育进行改革和实施登记制时，马新的英政府也在1920年推出华校注册法令，凡是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就要向英政府报备。此举是防止共产思想和共产分子在华校内活动。

虽然有此条例，但华人总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办起越来越多的华校，甚至政府不给津贴，华文独立学校也一样挺拔成长，成为华文教育在中国海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所有这一切是与“五四”运动分不开的。因此配合“五四”不但是不应该的，而且要让世世代代知道“五四”，让他们知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字是艺术的结晶。

刊登于2019年4月15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对东马的战略

国会下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东马修宪方案是预料中事，因为修改的条文虽然有再分成马来亚州属和婆罗洲州属，但在文字上仍然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视为一州，被形容有改也等于没改。因此国会只能以138票获得支持，未达修宪所需的2/3多数票（148票），也就失败了。这就是说，希盟推动的修宪未能如愿以偿。

原本东马和新加坡于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时，宪法规定马来西亚的实体有三部分，即马来亚州属、婆罗洲州属和新加坡州属。但在1976年修宪时，政府（胡先翁任相时代）将联邦宪法中的条文改成沙巴和砂拉越被列入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属，不再另称婆罗洲州属。东马的地位降格成州，不再被视为邦。

吊诡的是，当年修宪时，东马的国会议员一概支持而未持异议。因此希盟的议员谴责当年属于国阵的东马国会议员噤若寒蝉，未作出反对，才使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地位被下调。

正由于东马人民认为他们加入马来西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过后就怨言百出。结果沙巴的州政权不断轮替更换；而砂拉越直到今天仍不接受西马国阵政党东渡（因为砂拉越的政党已组成砂拉越国阵，没理由再有另一个来自西马的国阵）。此举意味着东马人民不“欢迎”和接受“外来的人”，以致近些年来出现“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口号和理念。在这个诉求下，东马除了要求增拨石油税及加速发展东马外，也要求西马不要“干预”东马的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中央政权操在西马政党的手里时，它们是不会任由东马政党“我行我素”。中央对沙砂首席部长职位的调动就显示了中央的权威。例如1965年，唐纳史蒂芬被撤沙首席部长，调任中央联邦事务部长（闲职），另委罗思仁（沙华公会）出任首席部长。直到1967年败选改由沙统慕斯打化掌权。又例如在1966年砂国民党加隆宁甘被东姑撤首席部长职。

及至后来，在沙巴政坛失意人慕斯打化的牵引下，才有了巫统东渡的机会（此事发生在1994年，因为慕斯打化斗不过团结党的拜林，东山再起梦碎，也就把心一横将其政党沙统（USNO）并入巫统，改成沙巴巫统。原本他还以为会被委为沙巴巫统主席，但马哈迪不同意，也就委嘉化峇峇出任沙巴主席，后来再改成沙巴人沙卡兰（土地及合作社部长）出任。可怜的慕斯打化只被委为无实权的联邦首相署部长）。

当时马哈迪还规定沙巴首席部长采用轮任职，各成员党轮任两年（从1994年到2004年）。

在2004年大选后，新首相阿都拉终止轮任职，改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就这样巫统在沙巴坐大了，称为“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霸主”。

未想由马哈迪一手促成的沙巴巫统又在2018年（24年后）被马哈迪打得支离破碎。

其实马哈迪在2018年被推举为反对党希盟盟主时，其目的是要打败纳吉，连带教训巫统。因而与在野党都有合作，包括与在沙巴自成一格的民兴党。后者在沙菲宜（原巫统副主席）领导下，也与希盟达成协议，将沙巴交给民兴党全面攻打。而当时马哈迪没有异议。选举期间也同意对东马修宪，还它们“邦”的地位；更在大选后表明不会东渡沙巴，但要东渡砂拉越。

为此在去年12月，马哈迪在民都鲁主持土团党区部开幕，有3万人参加成为党员，一时声势浩大，也震撼了执政的“政党联盟”（GPS）（集体退出国阵，另组GPS继续执政砂拉越）。

在土团党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国州议席）下，东渡砂拉越成为马哈迪的快步行动，他还声称要参加砂拉越在2021年将举行的州选举。这意味着，土团党也好，希盟也好，它们必然会把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当成政敌，以便取而代之。这说明了马哈迪对东马是有想法的。

当下在修宪失败后也激发了马哈迪东渡沙巴的念想，因为沙巴已有5名巫统的国会议员、9名州议员及21名区部主任，在哈芝芝诺州议员率领下，集体加入土团党。据称目前已有10万名党员。

为表示谢意，马哈地委任哈芝芝诺为沙巴土团党主席，虽然马哈迪承诺不与民兴党争州政权。不过民兴党及希盟成员党都没有出席土团党的成立大典，意味着它们之间还是有解不开的结。至于将来土团党或希盟会不会与民兴党一争长短，就耐人寻味了。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政治的任何变化一直都离不开马哈迪的阴影，那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安华也逃不出马哈迪的手掌心。

看来马哈迪还会在政坛呼风唤雨一个时期，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必然会有碰撞，也会有火花。但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马哈迪已有所折衷，不再如同昔日当政时的“一夫当关”（他自己形容自己是民主独裁者）。

刊登于 2019年4月15日《南洋商报》

老问题新争议

这是一个争议半个世纪的课题，今天又再成为政治焦点。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是存在三份备忘录，但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经过马来西亚国会批准）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来西亚协定中有关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文不复存在。

至于马来西亚协定中承认沙砂不推行回教为官方宗教；英文得以在议会及官方场合使用；国名称为“马来西亚”，而不是“大马来亚”；沙砂保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但没有权力退出马来西亚；沙砂（东马）的土著享有与马来亚之马来人一样的特权；国会议员人数不可少于新加坡；沙砂采用“内阁制”，除首席部长一职与西马相同称呼外，也保留州部长。因此在结构上是比西马各州的政府体系有些不同。在西马各州的“州内阁”一概称为行政议员（会）。

与此相适应的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下议院）也有了调整。从原有的104名增加到159名。其中西马有104名、沙巴有16名、砂拉越有24名，而新加坡则有15名（如今国会共有222席，其中沙巴25席及砂拉越31席）。

由于情况复杂，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执政党这边计有联盟（西马）74席、砂拉越联盟17席及沙巴联盟16席，总共107席组成中央政府。

虽然当时执政的联盟尚未真正的东渡东马，但也把所有亲马来西亚的政党拉拢当成“联盟”一员，比如沙巴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巴索党（Pasok）及华人组成的北婆国民党均被视为“联盟”一员。而在砂拉越的国民党、土著党、保守党则归属联盟。

不过这不等于说西马的联盟（于1954年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已成功东渡东马，只是形式上的“统归一家”。

还有奇特的安排是因马来西亚急着成立，未克安排举行州选和国会选举，也就根据这两个区域的地方选举（1963年）成绩，按比例选出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其情况有如美国总统选举（若一州由共和党胜出，所选出的选举人一概得投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当地方选举结束后，就按各省的胜负产生选举人，他们也就得按胜利者所支持的政党进行投票。这种所谓的三层选举在当时形成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12名国会议员包括李光耀在内，被安排坐在反对党议席。

这一年（指1963年）反对党计有马来亚社阵8席、回教党12席、人民进步党5席、国民议会党2席、民主联合党1席、马来亚党1席、独立人士1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2席、新加坡社阵3席及砂人联党3席等，总数是52席。

不过在1964年大选后，联盟变得更强大，共122席；而反对党只剩37席，执政党的议席超过2/3。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中央政府就发挥其权威，对东马政党进行干预。第一个被对付的是卡达山统一机构，其党魁唐纳史蒂芬首席部长，因沙州元首慕斯打化（也是沙统的领导人）的对抗下，前者于1965年被调任中央沙巴事务部长（是个闲职），改由华人罗斯仁出任首席部长，两年后被慕斯打化取代。主要是史蒂芬不满新加坡退出大马时他毫不知情，恫言也要脱离大马。结果东姑先下手为强。

第二个被中央对付的是砂拉越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东姑对他亲英态度不满，在1966年撤其首长职引发官司，结果中央败下阵来，后来又通过立法议会才对宁甘投不信任票。

自此之后，东马的政治就受到西马的左右。除了砂拉越直到今天还是保持本土政党执政外（政党联盟），沙巴的政治也回归本土政党执政（民兴党），巫统也在509大选后“烟消云散”。

由于2018年的509大选，国阵首次败落，改由反对党组成的希盟执政中央，也就有了今次东马修宪的“大争议”。这是希盟在100项宣言中的一个“承诺”。

此外，在近些年来出现所谓的“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口号。这是民粹主义的发酵，也让中央看到其“危险性”；尤其是在1976年通过国会修改联邦宪法第1（2）条文贬低东马的政治地位，这是胡先翁任相时作出的修改。

原文是：“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a）马来亚州属，即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吡叻、玻璃市、雪兰莪与登嘉楼；（b）婆罗洲州属，即沙巴与砂拉越；及（c）新加坡州属。”

当年通过的修正条文如下：

“联邦宪法第1（2）条文阐明：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吡叻、玻璃市、沙巴、砂拉越、雪兰莪与登嘉楼。

这一改变，也就更加一目了然地将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纳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并未享有特殊地位，也不再是一个“邦”。

针对此事，马哈迪在去年重任首相后，于9月16日在亚庇宣布将恢复东马沙砂的“邦”地位。

所谓“邦”的地位即指沙巴、砂拉越及西马是“对等伙伴”。

可是在今年4月4日由首相署部长（法律）刘伟强提呈的修正案，不仅未能消弭争议，反而激起千层浪。

刘伟强代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如下：

“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

（a）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吡叻、玻璃市、槟城、雪兰莪及登嘉楼；及

（b）沙巴与砂拉越

但沙巴议员麦西慕与砂拉越议员旺朱乃迪代表东马发言指责修正条文内容空洞，什么都没有。

伊斯兰大学法学副教授珊拉哈玉说，修正案只是将西马各州与东马分成（a）和（b），还是使用Negeri字眼，与过去大同小异。

砂拉越大学讲师杰尼里阿朱尔建议联邦要修宪应有诚意和透明度，而不是看起来像粉饰橱窗，否则将引起东马人民的不满。

他也建议有必要将沙砂所要求的权益（石油税收）和自主权列入修宪内，而不是含糊其词。

看来国会的今次修宪必然会产生大碰撞，若没再修改条文来取悦东马人民，迟早还是会发生问题的。

刊登于2019年4月1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