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当中美贸易战升级到科技战时，已显现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和不能“和平共存”的文明冲突，也因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封锁中国，让它陷于孤立之中。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也在今年5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有47个国家以及涉及教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域的代表约2000余人与盛。除了有对话会外，还有文化嘉年华会及亚洲文明周等节目，会中，达成的共识是对亚洲文明的肯定和发扬，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各种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及共同发展。不同文明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共鉴，以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这份定名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表的《北京共识》的公报也进一步指出，亚洲和国际社会应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合作，在人文、社会和民意基础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对话会开幕时也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他总结说：“今日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更是世界之中国”。

另外，在公报中也提及将与联合国文教科组织合作推动“丝绸之路年青学者资助计划”及与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签署推动“亚洲美食文化联盟战略”等。

这场别具一格的“文明大会”旨在驳斥和批判美国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因此通过亚洲代表向西方世界发出呼吁，是希望特朗普也能听到另一边的理念，“文明的共存”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近30年来不变的外交政策，也是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一大“创见”，他认为世界的纷乱与冲突皆因不同的文明引发的。因而将文明分成八大块，其中在亚洲就存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五种文明。

及后亨廷顿又将之区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两大块，且在字里行间将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挂钩。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要纳入西方文明，并追随西方所推动的民主与自由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就是先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于1872年发表以来；尤其是列宁于1917年在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美国就不曾对共产国家有好感，更是欲除之而后快。直到1989年苏联瓦解及加盟共和国自我独立和东欧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后，美国就不再担心会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与之对抗。

虽然在苏联解体（1989年）的同一年，中国也发生举世关注的“六四事件”。这对美国来说，是改变中国的大好机会；但令美国及西方国家失望的是，中国不但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在解除天安门的示威后，也没有停止“改革开放”的脚步。在1992年邓小平再南巡时，他发出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的指示。于是中国又朝向新一轮“改头换面”。

也是在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拉丁美洲陷入经济困境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是美国的大后院，一旦陷入动荡不安，将影响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通过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国的财政部官员、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局的代表等。结果威廉姆森就撰了一个新名词叫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十大政策主张在后来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要相关国家减少赤字，加强财政约束；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由市场决定利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及立法保护产权。

 不过因为“华盛顿共识”在推行的过程中，把手段和目的混淆，终于得不到很好的效果。例如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稳定只是手段；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才是目的。但当手段变成了目的，政策就被扭曲了。

这意味着，当自由化之后若缺乏政府的管制，就会造成政策的流弊和漏洞，也就使到“华盛顿共识”产生不了效用，才有后来的“后华盛顿共识”，进而演变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了。

12年后，也就是2002年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1/4世纪，被广泛认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作出批判。他说：“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并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对美国金融利益集团有狭隘的利益，而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个集团认定必须对中国市场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

他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实业发展和直接投资，并不需要金融市场自由化。

两年之后，即2004年，英国著名学者乔舒亚·库柏·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正式发表“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

他的立论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要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对此，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中国人成功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划。”

因为效果明显，“北京共识”也被称为“中国模式”。例如在历史上许多异族入侵者被中国同化，也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的新路。

相对来说，“华盛顿共识”也被称为“拉美模式”。在初期它似乎被视为是“灵丹妙药”，给了拉美国家走向复兴的机会，但在12年后（2002年），“华盛顿共识”被证明是一颗苦果，被拉美国家、俄罗斯及亚洲的一些国家证明带来了灾难的后果。

2006年，前德国总理施密特明确指出，“北京共识”已取代了“华盛顿共识”。而且他反对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如果各国能像中国采取谨慎脚步，天下就少一些冲突，多一些和平。

2009年，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第二年，《华盛顿邮报》也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已渐被取代了。今天“北京共识”再被抬出，目的是要告诉特朗普，文明之间不一定要冲突和战争；文明的不同也是可以相互交流和辉映的，没有必要引发战争，但特朗普听得进去吗？

刊登于2019年5月30日《东方日报》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中美贸易战的升级除了带出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全面抵制外，更进一步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进行封杀令，主要是打击华为在5G的生产上领先美国。

接着下来，美国又会打出什么牌来封锁中国呢？最为关键性的就是特朗普将打出亨廷顿牌。

谁是亨廷顿？ 为什么亨廷顿的立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这需要先了解这位被美国政治人物所“崇拜”的思想家。

塞穆尔·亨廷顿（Samuel P.Hungtington）（1927-2008）是在1927年8月18日出生的，算得上是“天才儿童”。

他在16岁考入耶鲁大学，因成绩优异，只用两年半的时间提早毕业。而后他转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1951年时仅23岁的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考获政治学博士而留校任教。后来升任研究所所长，也担任过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计划顾问，且是《外交政策》杂志的发起人兼主编。

他的第一部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力促第三世界国家（即指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通过民主与制衡建立强势政府，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结果成了他的奠基之作。因而在1991年他又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欢呼从1974年到1990年间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过渡到民主国家。他认为在1990年民主已成为新潮流，而共产国际已走向衰退（苏联解体）。1993年，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的学术论文，提出这个世界存在着不同文明社会将会发生冲突。这其中有五大文明是值得关注的：

1）中华文明（包含儒教、佛教与道教）；

2）印度文明。它不只是一个宗教，更是印度的核心；

3）伊斯兰文明，兴起于公元7世纪，成为以宗教立国的标志；

4）西方文明，也被称为基督文明，兴起于公元8世纪，而在欧洲及美洲立足。

在一个长时期，西方文明也与现代化相提并论，似乎现代化是西方所带来的。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举世轰动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一步肯定他的“文明冲突论”是存在的，而且有历史依据。在译成39种语文后，此书也引来了不休止的争论。例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就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批判（两人是于1996年在法兰福克进行公开辩论，而后米勒的言论也辑成书出版，书名文《文明的共存》），主要的论据是他不同意亨廷顿将“文明”与“文化”统一起来，并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

另一位中国作者许启贤也对“文明冲突论”提出批判。他不同意亨廷顿把文明的差异和冲突看作是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这种言论对亨廷顿来说是一种创见）。

进一步亨廷顿提出世界正在走向“西方—非西方”的模式。换句话说，他把西方当成一个主体，而主宰这个世界，其他的列为非西方。这就暴露了亨廷顿排斥性的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既然世界分成“西方与非西方”，亨廷顿认为西方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想要永执牛耳，就必须有强力的牵制措施，一是谋求近期的相对优势；二是谋求长期发展。因此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这两种文明必然引起它们之间的剧烈冲突。

不过由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只能通过自我加强内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来和西方对抗及竞争。

亨廷顿的理论强把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挂钩（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相互尊重及扩大贸易往来，从未有军事上的结盟）。

但不幸的，亨廷顿认为儒教文明是排斥西方文明的，并对西方文明构成强大威胁，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以种种理由来牵制中国。

当美国蓄意丑化伊斯兰文明在反西方之际，又渲染儒教与西方文明的格格不入（美国及西方国家反对和关闭“孔子学院”，就是对儒学文化的拒绝）。

让美国抓到机会的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纽约两栋大楼被撞毁，肇3000人丧命），证实了亨廷顿的“预言”是应验的。亨廷顿也在那一年在《新闻周刊》发表伊斯兰文明向西方文明挑战。结果在同一年美国铲平阿富汗的极端伊斯兰政权（塔利班）和奥沙马宾拉登建立的“阿盖达”恐怖组织。再过两年，又踏平伊拉克。从此伊斯兰世界进入动荡不安的状态。

但这不意味着伊斯兰势力被挤垮了，反而冒出了回教国之类的恐怖组织，称之为ISIS、ISIL或IS。这也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对极端回教国提心吊胆。

虽然经济学者何清涟在《重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正当其时》一文中有提及三大文明已交织在一起，成了当下的政治焦点。而美国正企图开动亨廷顿的理论来使到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相信“文明的冲突”已经到来。既然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已长达1400年，因此最新的论调则是指责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以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为例子）。

也因为这样，亨廷顿形象的复活就是要全面地扼杀中国的宏图大计（一带一路及5G的领先），进而在捍卫西方文明的借口上，取得盟友的支持来打垮中国的成就。

在此时刻，最好的武器就是制造“文明的冲突”，让西方人以为大难临头。但这种狼来了的故事也不见得高明得很，除非美国敢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然任何的封锁和禁运将无法“消灭”中国，到头来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刊登于2019年5月27日《光华日报》

中美之争是“文明冲突”？

真没想到中美贸易战在近期恶化后，又出现另一把声音：中美正在走向“文明冲突”。这种冲突论是由美国挑起的，以争取西方世界或说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和它站在一起，打败“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已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生存，更甚者中华文明已深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允许的。

这种理论是缘自于美国著名学者塞穆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g）（1927-2008）（哈佛大学教授，曾任总统顾问之一，也是《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所提出的。1996年，他将其论文深化和用历史实例印证确实存在“文明的冲突”。在汇集成书后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在亨廷顿看来，经研究后，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在书中，他提出世界共有八大文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中华文明，应有五千年的历史。它不仅包含了儒教（儒家思想），也带有佛教乃至道教的思想。

（二）日本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三）印度文明，拥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它不但是一个宗教，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印度文明的核心。讽刺的是，也是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最终以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进入中国和南亚国家，无法在印度根植和发扬。

（四）伊斯兰文明，它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而后版图迅速扩大，以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为最顶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瓦解了，伊斯兰教统领的国家也出现分裂。尽管土耳其在战后一直要靠拢西方的欧盟和北约机构，却不得要领，因为基督文明不能接纳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土耳其。

（五）西方文明，出现在8世纪左右，分布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及殖民地国家等地，有时也被统称为基督文明。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十分敌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在1990年成功地瓦解苏联及其盟国回到西方阵营，取消《华沙公约》和共产制度。不过美国后来认为它与苏联的对峙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也因之东正教又在前苏联的国家兴旺起来。这种逻辑是为俄罗斯的“和平演变”说好话。

当然比较不重要的还有（六）拉丁美洲文明、（七）东正教文明及（八）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根据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石齐平的分析，自去年开展的中美贸易战未见有显著的成效后，最近美国国务卿逢佩奥（前中情局局长）正在制定打一场“不同文明之争”的战略。

为制造舆论，特朗普总统近日突然实施紧急状态来封杀华为及中国的电动和通讯企业。这种如临大敌的制造人心浮动，是企图让西方人民相信世界和平的威胁来自中国，而且是因为文明冲突所致，美国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打一场“无核”战争。

在较早的时候，特朗普已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加鞭伐，并要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美国一道埋葬社会主义制度。委内瑞拉也就成了美国诅咒的羔羊，当然矛头还是对准中国。

如果特朗普以为美国已“成功”地压下或遏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及西亚地带冒起的极端回教势力，是时候转向对付中国了。那美国又是犯上另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根据经济学者何清涟对亨廷顿著作的解读，她认为两个月前在纽西兰发生自称法西斯主义者的嫌凶表白，他对付清真寺是在体现其廉价的政治正确。

无独有偶，3天后（3月18日）在荷兰又发生一起枪杀案，嫌凶是土耳其人，也引发西方社会担心恐袭活动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亨廷顿已公开宣称文明冲突的战火已燃起来，是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向西方文明宣战，从而形成了“西伊文明的冲突”，那么打恐战争也加入了中国在内。未想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后，他引用“修昔底德陷阱”把中国当成新崛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因为世界只能有一虎，不能有二虎。

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不可协调的恩怨由来已久，才有层出不穷的流血事件发生。它的最新源头就是在1948年在美英扶持下，在巴勒斯坦立国的以色列，终于引发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之战，反倒牺牲巴勒斯坦人民两国的时机。

从亨廷顿的立论中，他又发现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印度文明有较深刻的矛盾，反而与中华文明保持距离，而不是“天敌”。例如中国与伊朗的友好及伊朗与美国的交恶就是一个例子。

除非特朗普能向西方社会证明中华文明是不能与西方文明共生的，而且对西方是一个灾难，否则抬出“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及“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是不够说服力的，也不意味着是文明的冲突。

刊登于2019年5月27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波及华为

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中美贸易战上。虽然经过约1年的“交战”，但出现的贸易逆差还是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2018年的贸易数据，美国的世界贸易逆差扩大到6210亿美元，较2017年的5523亿美元为高。这之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加大了贸易逆差。在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总额高达5390亿美元；而中国向美国入口的贸易总额在1200亿美元。换句话说，贸易逆差已提高至4190亿美元，情势对中国更有利。在2017年，中方公布中国商品出口美国高达4297亿美元；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则有1539亿美元。这意味着中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758亿美元。但美方指中方提供的数字不正确。在2017年中美双方的贸易逆差应是3752亿美元。

正因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是比美国占优势，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出现贸易顺差。

为此，自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曾说他不怪中国主席习近平占美国的便宜，而是对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采取纵容与宽大的政策所造成的。他也就此采双面政策，一方面向习近平表示友好，另一方面又加紧施压。除了指责中国不降逆差数额外，也指控中国侵犯美国的高科技和电脑技术的产权。

在最初的时候，特朗普有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来拉低贸易逆差，虽然中国没有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习近平访美时，也不忘大量购买美国的先进产品，只是在美国对中国下了禁令后，导致中国不能进口高科技的尖端产品。

为了增加压力，特朗普在2018年3月份开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约值530亿美元）实施征税25%；继后又建议加大到2000亿美元，先是产品征收10%税收。后来从10%提高至25%。中方的反击是向美产品实施50亿美元的关税和接下来600亿美元的关税。

可是又为什么在实施关税后，中美贸易逆差不是缩小反而扩大？其一是商家利用美方征税前进口美国大量的商品（不论是买家付税或卖家付税已不重要），称之为“抢出口效应”和政策效应的延迟；其二是美国禁止向华输出尖端产品，也就不能期望中国单向农产品增大订单来减少贸易逆差。因此在2018年的贸易战下，中国出口美国数额不算太大。除农产品外，尚包括电讯设备和电脑路版等。在这种情况下，减少逆差2000亿美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两年内）办到的。

不过，特朗普还是加大筹码来堵住中国的发展，除了用蝉联总统向中国施压外，也借时机争取美国选民给予他更大的支持来打击中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近期向社会主义国家开炮。主要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影响美国和西方人民对中国产生不满，而他本身则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典型人物。

此外，美方在谈判的过程中（先后举行了七次，但达不成共识）提出八项要中国改革的措施：

1）要求中方进行税收改革，间接税改为直接税，并大幅降低税率，让中外企业得到公平竞争。

2）国企放弃垄断，开放电力、电信、移动、石油市场，保证市场充分竞争。

3）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取消各种检查、审批和收费等。

4）大幅度改变劳工政策，提高劳工工资，允许工会存在并独立运作。

5）保证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

6）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强迫外方技术转让，不进行国际技术和知识产权偷窃。

7）保护私有产权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不可随意剥夺他们私有财产和限制人身自由。

8）取消对国有企业补贴和出口企业外贴的措施。

以上的要求有一些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形同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解除而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种似乎颠覆中国制度的要求也超越和偏离了贸易谈判，简直是另类的“和平演变”。

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突然在5月15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目的是警惕“外国敌对势力”对美国通讯系统造成威胁。这明显是针对华为的先进通讯设备而先发制人。

根据分析，特朗普是用四个战略来“击垮”华为，进而挫败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

BBC电视台指出，美国有四个目的打压中国，其一是“信息截留”，不让中国取得先进通讯设备技术。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逮捕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是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会谈的同一天。

美国通过加拿大政府逮捕孟晚舟是指责她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如今这个案件已演成政治审讯。

其二是“五眼联盟”。这是战后西方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正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所谓“五国联防”的存在，在紧急时对抗外敌，其他成员是英国、澳洲和纽西兰）。如今美国动员“五眼联盟”来对付华为小题大做，但其用意是昭然若揭的。

其三是“情报法”。因为中国在2018年通过法案授权政府有权要求国内外企业提供所需的讯息，也就引起西方国家产生质疑，认为华为可能成为“谍媒”的工具。

其四是中美间的贸易战以遏制中国成为第一强国，说白了就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投不信任票。既然中美国家有不同的体制，在特朗普看来是“敌对关系”，而不是“合作伙伴”。

今天的华为无端端地卷入贸易战，除了它的5G通讯（手机等）拥有最新进技术的优势外，也因为它的国家背景而成为特朗普下手的对象。

总而言之，美国不能容忍另一个强国从中崛起，也不允许在贸易和经济上超越美国。这就是特朗普三年以来的所作所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刊登于2019年5月20日《光华日报》

“五一三”事件50年祭

“513”事件是指在1969年5月13日发生在吉隆坡的种族骚乱和暴动，主要是涉及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也在同一天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冲突的焦点是在吉隆坡，但政府还是将全国列为戒严区。

整个事件不但成为国家历史的分水岭，而且也全面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一个与过去大不同的“新政局”诞生了。

它的导因是这样的：1969年是马来西亚第三届大选。因为新加坡在1965年已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因此马来西亚就剩下马来亚联合邦（共11个州）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后来修宪被改成马来西亚由13个州组成，引起东马政党大为不满）。

选举定于5月10日投票，但选举成绩陆续出炉后，让朝野政党人士大感惊讶。在一方面是执政的联盟在西马只赢得66席（总数是104席），在东马则获得29席（共有40席），合起来有95席（东西马合起来共有144席），也就意味着联盟仍执政中央，但已失去2/3多数席的优势。

在另一方面，刚在1968年组成的民政党在林苍祐的领导下一炮而红，在1969年夺得槟州执政权（以16席对行动党的3席、人社党的1席及巫统的4席，马华全军覆没），震惊国内外。

不仅于此，联盟也未能在雪兰莪和吡叻州组成州政府，而这两个州一向以来是巫统的囊中物。

联盟在雪州拥有14席（总数28席），刚好半数，未能组阁。而在吡叻州联盟有19席（总数40席），未过半数，更不能组阁。吉兰丹一向归伊斯兰党，也就没有争议，槟城一向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也被接受。最为争议和巫统最放不下的是雪州政权，因为当时行动党的吴福源有邀请陈志勤合组政府，但不被后者接受。

5月13日：也因为“获胜”的反对党有“胜利游行”，而不甘示弱的执政党也在晚间举行示威，结果酿成种族冲突。

在局势失控下，仍掌握中央政权的联盟即刻在晚间宣布首都戒严，及后扩大到全国范围。三天后（5月16日），东姑宣布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由副首相敦拉萨担任主任，拥有绝对的权力发号施令。

不过反对党也在国会赢得最多席位，计有伊党12席、行动党13席、民政党8席及人民进步党4席；而联盟在西马拥有的66席中，有13席是马华的国会议员。

到了9月23日，东姑出版的《五一三悲剧前后》一书，指责共党鼓动骚乱。不过内政部长敦伊斯迈在较后时提出与东姑相左的看法。他说：“我们发现共党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

在10月份，局势基本安定下来，官方公布死亡人数有196人及受伤人数439人。但有人认为数目存有争议，究竟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揭开史料才有答案。

当东姑在1970年9月21日被逼辞职后的隔天（9月22日），敦拉萨则在皇宫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他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到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一席话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成为巫统的信条，也成为联盟/国阵的“座右铭”。一党独大就是这样形成的。

除了提出五大原则外，敦拉萨也提出新经济政策（1970年），言明要在20年内达成“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土著权益提高到30%，外资则从40%减剩30%，非土著包括华人则拥有40%。

当国会在1971年重开后，政府提出修宪，禁提敏感课题。翌年（1972年），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将民政党、伊党、进步党和人联党收编，且在1974年改称国阵。因此不论是胡申翁、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都是沿着“新经济政策”的理念操作。即使到了1990年，马哈迪将之转成“2020年达成先进国宏愿”，也没有偏离新经济政策的轨道。

2018年马哈迪重掌政权后，其土团党又似乎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引进巫统的议员和精神，并没有与过去全面切割。

因此对五一三事件的解密是必要的，这样不但可以让当下的人民了解真相，而且对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讯，进而以史为鉴，不让悲剧重演。我们不能因为巫伊合作而继续封尘五一三密件，这是因噎废食的下策，也是对历史的隐瞒。

刊登于2019年5月20日《南洋商报》

民族主义VS民粹主义

最近在媒体上多次浮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字眼，甚至将它视为一种卷土重来的政治主张。比较令人不安和担心的是民粹主义者借助“民族主义”的外衣，将两者混淆起来。结果出现了“美国人优先”的政治口号；严禁非法移民潜入美国；并截堵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不断涌入。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年前入主白宫后提出的一系列为“保护”美国利益而不惜与其它国家为敌的下马威。

最重大的例子莫过于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企图迫使中国就范，来稳住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率的上升（中美两国贸易在2018年达到6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占5390亿美元，美国向华出口则为1200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的顺差高达4190亿美元。美国本要求中国在两年内调低2000亿美元，如今则改成先降1000亿美元，来年再降1000亿美元。若无法达成协议，贸易战将会升级）。因为特朗普的“一国独大”的战略向全世界辐射，引发了世界各地也掀起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而“民粹主义”又是什么呢？

根据一般了解，在19世纪之前，人们以乡土、区域、文化价值或宗教信仰而形成一个集体，但仍缺乏国家的观念。

例如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到清朝，明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但中国世袭帝王的根深蒂固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以“中华大地”当成整个世界；而帝王则是大地的主人（上天的儿子，因此称“天子”），不承认国外有国，对建立邦交不感兴趣，甚至是排斥的。

这种观念的形成不是以种族为基础，也不一定以文化为基础，而是根据当权者“说了就算”的思想一统天下。

当时民族尚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的根基，也就在13世纪被蒙古人建立元朝帝国（1206-1368）而灭了宋朝。由于蒙古人的汉化未能全面融入汉人社会，此王朝只在位百余年即告覆灭。

到了17世纪，又一非汉族的满洲人打败明朝，建立了清朝（1644-1911），历时267年。这是满族人接受同化的结果才有较长的统治年代。

不过在元朝年代，已有人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打倒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因此出现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朱元璋巧妙的布局下，他在1368年消灭元朝，建立明朝。这意味着政权又回到汉人手中。

遗憾的是，在1644年，因吴三桂的出卖等，满洲人从黑龙江跨入北京一统中国，又再一次出现非汉人的王朝，是为清朝。

虽然在1851年时，领导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仿效朱元璋，挑起排斥满人运动，先是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朝的北京对峙。但天国不久因内讧严重，加上汉人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为清朝效命，太平天国也就在1864年被瓦解了。

来到1894年，孙中山投书李鸿章，有意助振国威，不料受冷待乃远走美国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1895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决定用武力推翻清朝。因为在那一年的“甲午战争”战败后，清廷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在那个年代，孙中山按照朱元璋的思路提出了一套救国方案，于是有了以下的理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个口号在后来成为孙中山推翻帝制的信念。尽管事后有人批评这种说法不是“民族主义”的发扬，而是鼓吹“民粹主义”，将也是中国人的满族排除在外，变成了躲在民族主义伞下的“民粹主义”的阴魂不散，亦被视为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典型之一。

由于时局有变，在1905年时，孙中山虽然坚信革命必将成功，但也不得不将他的政治理念进行调整（他一生中也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当偶像，自然照搬洪秀全的革命口号）。在删掉“驱逐鞑虏”的字眼后，他将其政治理念改成“五族共和”，五色国旗代表了五个民族—汉满蒙回藏。在“五族共和”下，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学说，即民主、民生和民权。

也因为孙中山及时地转变他的观念，也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因此他的种族调和的语气也在后来让中国形成一个国家和一个中华民族。即便汉人占90%以上，但其他少数民族也被纳入其中。无形中纠正了汉人把金人、遼人、蒙古人、西藏人及满人当成外族来看待（在历史上，“北夷南蛮”变成汉人对“外族”的鄙视）。

其实，自孙中山之后，民族主义已形成一个以文化和血统结成的整体，也将海外的华人归为“嫁出去的女儿”，被当成娘家的人，与中国人之间还隔了一层关系。

在这个框架下，海外国家的土著对移民的中国人或已归化为当地公民的华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满，进而为确立本身民族的优越性和居于主导地位，也在过去的百年来出现过一些排华事件，如印尼和越南等。

这种变相的所谓“民族主义”已沦落为“民粹主义”了。

正由于民族主义也有分类，有国家性的、种族性的、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更有极端的不时在民主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和遮掩下走向民粹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

又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民粹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其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将自身的日尔曼民族视为优秀的人种，但对犹太民族在科学及经商方面的成就有所嫉妒和不快，欲除之而后快。因此600万的犹太人也就无端端在二战期间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比民粹主义更为凶残）杀害了。

被迫害的犹太人，其后借助英美国家的支持，通过联合国的立案，在1948年迅速的建立以色列国，公开正面与阿拉伯国家为敌。

这一段历史也是有史可鉴的。当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被土耳其的凯米尔推翻后，原属于回教帝国的奥斯曼也进入分裂状态。这些回教国家一方面诅咒美国怂恿犹太人立国；另一方面又指责西方国家分化回教国家。终于演变成中东的五次战争。结果是阿拉伯国家以战败息鼓，但内心的仇恨又是化不掉的。一些走极端路线的教徒也从“民粹主义”走向“恐怖主义”。这就是2001年911事件对平民造成的悲剧。

同样的，美国今天的排他主义除激发其他国家模仿外，也造成世界包括欧盟陷入不安状态中，英国的脱欧就是民粹主义的作崇而带来的后果。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以共同文化或共同信仰乃至带有血统为基础形成的物以类聚）先在欧洲互相承认国家的存在，继之为了民主和独立而让民族主义抬头。因此在二战后，诸多新兴国家的涌现，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成果。但过后国家之中因血统之不同，文化与信仰的差异而被分化。无形中给民粹主义找到切入口而曲解了民族主义的良好愿望。最终民粹主义既成为极端份子的工具，又成为种族主义的引路人。这样的危害是世界的不幸。

刊登于2019年5月16日《东方日报》

希盟面对的威胁

希盟统帅马哈迪在总结主政一年的“政绩”时说，希盟已兑现竞选宣言的39.01%（共181项），另有60.99%（283项）处于计划阶段或还未开始。

根据我们所知，希盟的竞选宣言共有60大项目，下面还有分成许多的细节，因此有464个项目这么多。这也意味着希盟掌政一年已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但为什么民调和网络却出现希盟的支持率已下降，甚至不合格。主要是民众在一年来没有感受到大改变；特别是在经济上没有上扬的喜悦，总是听到政府钱不够用或要存款还债。而最大的窟窿就是一马发展公司（1MDB）所造成的。因此，政府若能列出已完成的项目和工程，让人民一目了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满，否则还是难以释疑的。

由于目前有关案件已提上法庭，我们不作进一步评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家的整体经济的表现还是差强人意的。例如建竣的屋宇有30万单位尚卖不出；大批成熟的棕油面对少人问津，导致价格不振；外劳多到无法估算，除了合法的有逾2百万名外，另有400余万名则属于不合法的。因此外劳和非法移民总数在6或7百万之间。根据估算，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外劳汇出的收入已高达1.8兆令吉，如果再加上1985年开始引进外劳来算，我国汇出的款项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只能说明我国劳工短缺，非得由外劳来补充；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国人对工作的挑剔，不愿意纡尊降贵，做底层工作。

虽然根据财长估算，我国今年的GDP将会达到5.2%，较预测的4.9%为高。而在引资方面也有成绩（从2017年的545亿增至2018年的805亿令吉）。但放眼市场活力，还是欲振乏力，外资的引入似乎正在策划，尚待落实。

同时人民不解的是为何马航一亏再亏？甚至连首相也感到失落，有意将之私营化。这对代表国家象征的航空公司来说是情何以堪？

如果说首相对国产车转给私人企业共同经营而大感失望和有失体面，而建议再成立另一国产车（可以交私人经营）是必要的话，那么航空公司更是不可轻言转让。

为了振奋人心，首相也在5月9日的布城国际会议中心（PICC）发表特别演说时，矢言将清理前朝的积弊，并会更专注照顾人民的福祉。为此，他放眼在11年后，也就是在2030年达成“共享繁荣”的新局面。

这种新的愿景显然是取代他30年前所提出的，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可是在他于2003年退休后，接班人在接下来的17年里无法将国家纳入先进国行列（人均年收入要达15000美元）。

本来在前首相纳吉未下台前，他有将马哈迪的宏图大计挪后50年，也就是在2068年让大马成为耀眼夺目的国家。

可是事与愿违，纳吉终于在2018年为他的失策与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把一个被认为屹立不倒的巫统弄得支离破碎，也只得靠前任者马哈迪来收拾烂摊子。

今天的马哈迪自知他不是神仙，不能“点石成金”，因此提出了至少需要用10年的时间来达成心愿。即使马哈迪还没有给予明确的期限何时会交棒给安华，但最近马安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两人在一起公开亮相的场合也多了。这种改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希盟已连输三场补选，而山打根补选也实在输不起。有人认为国阵的小胜不但反映出民意的不满，也意味着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重新抬头。

因为近期的巫统与伊党的联手，提出了一系列的种族论调，也让不同族群在投票时作出本身的选择，不再一窝蜂地倾向希盟。

对此，安华也十分警惕，他认为当下有些政党鼓吹的宗教种族课题是绝不能轻视的，否则将会摧毁政府的所有成果。

另一方面，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也毫不讳言地认为，如果在509大选时巫统与 伊党合作的话，国阵是不会败落的。在某种程度上，巫伊的合作是可以巩固乡村区的议席，但对马华及民政和人联党则是更大的梦魇。所幸大选时巫伊尚未正式结盟，还是各自角逐以证明谁的势力比较大（伊党过去与在野党参与合作，总是扮演叨陪末座的角色，直到2015年才决心脱离民联而自成一格，2018年的选举是伊党要证明它的势力不容小觑，至少可拿下40个国会议席，成为造王者）。如今伊党反多来支持巫统是因为看到了伊党坐大的生机。不然希盟的胜利还是未知数。若将来形成巫伊两党结盟，马华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未来；希盟更得步步为营。

其实当下马哈迪和安华所担忧的是同一码事，但两者有不同的战略。马哈迪一直强调拉拢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以化解巫统的存在。结果已使到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6席。

反之，安华则不认为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会压下种族宗教的课题，而是要守住希盟的阵地，不让巫伊有隙可乘。否则安华日后上位将不易驾驭土团党，因为它已比巫统更加强大。

持平而论，如今连巫统也看到另一个生机，就是宁可打种族牌来凝集选票，甚至需要打宗教牌也在所不惜。例如反对签署《罗马条约》、突显特权和固打的重要性，在在使到希盟左右为难。若与巫伊打同一种牌，那就会混淆时局而形成种族的切割。

马来西亚忝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实在不容许种族偏见被激化而发展成为带有种族和宗教性的民粹主义从中兴起，这会撕裂国家在“513事件”的50年后所建立起来的和平局面。不但是危险的极端行为，而且也没有办法建立起各族人民所要的“尊严资本”。这也是跳出“民粹主义”走向全民民族主义的基本前提，因为人民需要尊严来认可马来西亚是个可爱的国家。

因此安华在面对希盟也有种族性政党的同时，就不能一味怪罪巫伊联手给国家带来不安，而是要提防自身也跌入“种族陷阱”中，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刊登于2019年5月13日《光华日报》

又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诞生

在509之后，又有一个新的政党在西马出现了，取名为“马来西亚土著权威党”（Parti Bumiputra Perkasa Malaysia），马来文简称为Putra。这个政党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创党人依布拉欣阿里不但是转来转去的政客，而且是备受争议的从政者。今年68岁（1951年出生）的他最先加入伊斯兰阵线（一个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地方性政党（吉兰丹）（1978-1981））；接着在1981年至1988年、1991年至2003年成为巫统党员。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参加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1988-1991）；而在后来加入伊斯兰党（2008年）。

他曾在巫统旗下当过两届国会议员（第七及第八届），也在第十二届当选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员。

不久之后他脱离伊党转身成立“土著权威机构”，专门鼓吹马来人至上及宗教至上的思想；更在2019年5月8日正式获准注册“马来西亚土著权威党”（2018年8月成立）。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他是一名道地的“民粹主义”者。例如反对承认统考、反对签署《罗马条约》及坚持奖学金应该颁给有特权的马来人等等。

当然，土著权威党不是唯一的种族性政党，它不过是在种族政治被炒热的时刻添一把火。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位“青蛙”政客将会有什么新花招展现？

就历史而言，虽然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府一直领导这个国家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1963年）的过程中也在一些政策上走上种族道路，而且也竖立了“一党独大”的形象，造成它所推动的政策游走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但它在执政60年后也付出惨痛的代价，失去了执政权，这对上台一年的希盟不失为一个警钟。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和“民族主义”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妨做个扼要的解释。

根据一般的说法，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称为“平民主义”，是十九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的基本理论是极度和极端地借用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为名，以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进而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国家（Nation）的复合体。它起源于十五世纪末的英国。当时都铎王朝国王亨利七世因封建贵族在“玫瑰之战”中（这场战争始于1455年至1485年，前后30年。结果8万余人在战争中牺牲），精英及士兵几乎消耗殆尽，也就需要从平民中提升成为联合执政者。于是英国成了一个“三级社会”，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新秩序。

基本上，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民性民族主义”，即成为一国国民的标准是对该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但前提是国家的发展要给人民带来“尊严资本”。有了“尊严资本”的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都宣称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上下之分）就会产生平和的局面而不致走向极端。

另一个是“种族性民族主义”，它是按照血统分类的“民主主义”，也被称“种族沙文主义”，这就会产生狭隘的“种族偏见”。举例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造成阿拉伯国家有所自卑和嫉妒，也就从宗教中寻找“尊严资本”。这样一来，中东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敌视就一发不可收拾，也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强权或西方民族主义的抗争。

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丽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精彩论文的主旨。她将过去3年美国的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笔战作出梳理，指出了特朗普的上台也促成西方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同样的，我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佐摩指出，巫统与伊党合作所掀起的“族群民粹主义”（ethno-populism）或对大马带来危害，他希望国家领导人；尤其是穆斯林领袖有必要提出方向，也鼓励穆斯林与领袖说实话。

另一方面，我国另一位著名的经济教授柯梅兹（Terence Gomez）尖锐指出，在2013年时，国阵因得到土著的支持再执政，也就出台了一些政策对国内投资者不利。如果当今的新政府也高谈种族政策，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他说，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来，我们只有两间土著公司被列入五十强企业公司。这说明了继续沿用旧政策不会对投资者有所鼓励。

为此，再一位马来专栏作家阿兹里拉曼（Azly Rahman）也质问希盟政府为何还要提“土著议程”而不是“全民议程”？难道是因为输掉士毛月补选而提出土著议程？

如今土著权威党的出现对希盟（包括种族性政党和非种族性政党）来说，已是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若是巫统、伊党与土权党合成一道，以土团党为首的希盟将如何应对？这是当前重要和必须重视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9年5月13日《南洋商报》

509“变天”一周年

今天（5月9日）刚好是希盟执政一周年。在去年的这一天晚上，我人在电视台，应邀参加对大选成绩作出评析。在开票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国阵会再次胜出，政治权力仍然操在巫统手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传来的选举成绩竟是对国阵十分不利，甚至连巫统的一些部长也落马。差不多到了凌晨两点半大局已定，希盟（由四个反对党组成，即土团党、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已是执政在望。一向以来异常热闹的国阵汇报成绩中心在那一个晚上意外地一片冷清，没有欢呼声。

翌日早晨，身为首相的纳吉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交由最高元首选择首相。

虽然他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事先也给安华打了电话，但他并没有公开认输。反之在希盟这边，身为盟主的马哈迪已熟练地准备在10日上午宣誓就任首相，未想有关的仪式延至当天晚上才举行。最终大局总算安定下来。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独立以来的首次政权交替，由反对党联手打败了已经掌权61年的国阵（前身是联盟）。最难以置信的是巫统竟然在一夜之间失掉多年掌控的政权。犹记得在大选前一年（即2017年），纳吉还夸海口说巫统不但要执政百年，更会存在和执政1千年。可惜言犹在耳，在509打碎了国阵和巫统的政治美梦，它们跌进谷底，成为被嘲笑和揶揄的失败者。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层分析，这样的“变天”和“改朝换代”也不是全面和彻底的带来新人新政，而是更像“新瓶装旧酒”。这在西方的选举史上也是罕见的。例如希盟的统帅马哈迪原是巫统的领导人，在位22年，直到2003年才卸下首相职，交由阿都拉接棒。如今则是成功地卷土重来，只是改头换面，马哈迪还是马哈迪。他打败了只身呼风唤雨22年的巫统，难以令人置信。

希盟的第二号人物安华也原是巫统的老二，是马哈迪一手提拔的。自1981年加盟巫统后，就平步青云升上“坐亚望冠”的地位。但只当了5年的署理和副揆（1993-1998），就被马哈迪拉下马，从此两人水火不容。

即使他们因政治斗得天昏地暗，仍然体现出马来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也因为他们存在着“巫统”孕育而成的思维，在维护马来人特别地位下，又出其不意的在2017年一握泯恩怨，把不可协调的矛盾置之脑后。这说明了马安两人知道惟有联手才能扳倒巫统，因为他们拥有不变的马来思维和相同的宗教观，也就不担心马来人不会支持。

同样的，希盟的慕尤丁既曾是巫统的署理主席，也曾是副首相（2009-2015），今日倒成了土团党主席兼内政部长。还有当今的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吉打州务大臣慕克力及副首相旺阿兹莎，再加上被马哈迪倚重的慕斯扎法（三朝元老），他们都是昔日巫统的尊贵人物。

因此在希盟上台后，它在大选前所列出的60项宣言就变成压力和挑战。因为已回不到过去巫统一党独大的年代，说了就算，而是要考虑结盟者的想法。

不过马哈迪还是一如往昔，在重大课题上仍然以一夫当关的心态作出决策，也表白在百日新政下，已落实21项诺言。但综合分析仍未能理出一个新局面来。例如取消消费税（GST），改回销售服务税（SST），并没有给民众带来欣喜，反倒对政府是一个大损失。原本一年的消费税政府可收入460亿令吉，但销售服务税只收到220亿令吉，政府还要另外找寻240亿令吉来补贴不足之处。

还有学生欠高教贷款基金（PTPTN）（总数有390亿令吉）尚未清还却已被除掉出国黑名单而后主管又反悔允许月薪少于4000令吉者暂缓还款；再后来又决意要他们有借有还。这也显示了希盟患得患失的心态竟未考虑政府一年要负担20亿令吉的利息。

此外，检讨东马加入马来西亚的协定的修正尚未能获得国会通过。因此下放或恢复权力予东马也有待落实。

与此同时，民众也认为扫除贪污和彻查一马发展公司弊案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及朝圣基金等案件属于政府任务，也无需当成宣言来处理。

另外，暂停隆新高铁、展延东铁计划、停止在沙巴和甲森通向日得拉的天然气海底输送油气管工程，不能列入宣言“成果”，只能说是政府措施适当与否，有待评估。例如最近又恢复东铁计划和大吉隆坡城市计划，说明了有些计划是不能被取消的，也是对东海岸人民有利的。

无可否认的，林冠英形容希盟的胜利是因为“三雄”的联手才有了新政。他们是马哈迪、安华和林吉祥。这个评价也在大选揭晓后被民众认可。

可是最新民调却显示出希盟的支持率不断下降。默迪卡民调中心发表文告指出，在今年1月的民调，希盟的支存率有52%，但到了3月，只剩下39%。

此外，对马哈迪的支持率也从今年1月的58%滑落至3月的46%。

根据所知，有三个因素导致支持率下降：1）民众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十分不满；2）政府的行政表现差强人意及3）马来人对特权表示关注，而非马来人则关心是否公平施政。

在左右为难下，希盟要在一年之内作出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反而我们看到“巫统”思维持续发酵，因而最近的增加土著和非土著入公立大学预科班的人数增至4万人却招来批评声不断，因为这与巫统过去的90%对10%的比例没有两样。

除了马哈迪是巫统的精神领袖外，他也是在509后大量吸收巫统议员的主要人物，又说明了他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在评述新政与旧政之间，我们无法感受到新天地的到来，反而是因为改善过慢，招致巫统及伊斯兰党反击。后两者已先后在今年赢得3次补选。如果山打根补选陷入苦战，则2021年的砂拉越州选对希盟也同样是巨大的考验。因此希盟本身在东马的整合有待改善和整顿，否则矛盾加深下就不利于选举了。

另一方面，如果希盟无法改变种族政治的存在和壮大，也就无法挤垮巫统和伊党。即便在未来的30年内，华裔人口再往下降到15%，也不意味着政权归属单一种族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世界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国家既要面对世界，也就不能单靠单一种族执政而生存。

总的来说，只在1年之内，我们就看到两个“509”各有不同的陈述。这对希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对巫统来说也不是好事，因为将种族及宗教放在政治之上是不可取的。因此509的一周年，我们只看到有限的改变和无限（旧政策）的保留。就不知道希盟下一步要做什么？

刊登于2019年5月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