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案二读通过的政治意义

马来西亚国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财政预算案面对不能通过的风险，但这一次却遇上了。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国盟只掌控国会的112席（总数是222席），刚好过半；而反对党阵营则有108人，只差4席才过半。

未想在11月26日国会以声调之大小来决定成败通过财案二读时，因反对党“四分五裂”，导致在不记名下，财案二读顺利过关。即使来到周一进入委员会讨论阶段，可以针对每个部门的预算案付诸三读表决，但不意味着希盟能有机会否定其中一项预算案。

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安华，有其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如果他未放弃争取与巫统结盟，那他不希望在二读时闹僵也是有其难度。但问题是，对预算案不能左右逢源，或一半支持，另一半反对，不能模棱两可。而是一开始就要表明立场，只有反对或赞成，没有优柔寡断的。

如今希盟也在分裂中“败下阵来”，反而给予执政的国盟更具信心会取得三读全面通过的机会。

就客观而言，国盟已对巫统的要求作出让步，同意让个人从公积金局提取最高1万令吉应急；也同意延长还贷的时间。这样一来，巫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其实，马来西亚今日的乱局是政客及政党立场的转变所造成的。本来在2008年的509后，希盟上台执政，由马哈迪重作冯妇，基本上政权是相对稳定的。遗憾的是，希盟在内讧下，马哈迪挂冠而去是第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任随土团党退出希盟，让它在预谋的同时抓住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组成的“国盟”上台执政。

在马哈迪缺席下，慕尤丁越级而上，再加上公正党阿兹敏拉大队出走及巫统的希山慕丁的联手，也终于拉住伊斯兰党从后门上位。对此，马哈迪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辞职，慕尤丁等人只能在国会发难拉下马哈迪，但这又是很困难的过程，绝不能一蹴即成的。

因此当马哈迪一走，整个性质就变了。人们也留下一个疑问：马哈迪理应召集希盟开紧急会议，以稳住阵脚，即使慕尤丁及阿兹敏发难也无法动摇希盟地位。坏在马哈迪要整死安华，也就宁可让希盟失去政权。随后才来指责慕尤丁“大逆不道”夺权。

当尘埃落定后，安华回头再望，政权已离他越来越远。在对马哈迪彻底失望下，安华只得靠自己打翻身仗。原本他已拉拢巫统议员超过半数足以组成新政府。讵料在这个过程中，安华再一次面对阻力和打击，因为巫统的支持力度不但不够稳固，而且也有人动摇，左右逢源，终于导致安华的变天再次落空。

不论是国盟或希盟，它们的临时组合都是不健康和反常的，也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政治组合，哪有说变就变的？

虽然表面上因新冠肺炎（Covid-19）的恶化和扩散对国盟政府是一大不利的冲击；实则相反，因为疫情的恶化及严重，已导致超过6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余人死亡。在这非常时期，民间不希望即刻大选（沙巴因州选带来疫情的肆虐，让人心有余悸），也不希望政局陷入僵局，正好给国盟政府提供一个较为慷慨的财政预算案。虽然明年的财案开支高达3225亿令吉，较2020年的近3千亿令吉，增加了8.6%（增加255亿令吉）。

在税收方面，政府的收入约计2360亿令吉。相比之下，收入比支出少了865亿令吉。因此本来希望在2020年将赤字降至GDP的3.2%，但因新冠肺炎袭击达到了6%，因而政府是希望在2021年的赤字可控制在5.4%。

与此同时，同样的挑战会继续在2021年发生。政府将在2021年增加贷款26.5%（相等于854亿令吉）来应对市场的需求。

根据财长东姑扎夫鲁宣布，截至今年9月，联邦政府总债务和担保债务预计达到1兆2569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7.3%，比2019年增加7.5%。

另外，财长也透露明年要偿还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到期债务，共17亿500万令吉。目前的债务高达408亿7千万令吉。

由此来看，马来西亚只能顾及政权安稳，而顾不了经济的好转。但对政府而言，是疫情恶化带来的“新常态”。

 刊登于202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新冠病毒成政治武器

从亚太会议（APEC）（11月21日）到G20会议（11月23日）的召开，我们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成员国十分关注新冠肺炎（Covid-19）造成的危机与人命的损失。直到今天，已将近一年，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无法控制疫情的恶化，只能眼巴巴看着数目字每天在增加，不断地在跳动。

截至11月23日，已有超过5千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30万人死亡。其中中招和死亡人数最高的是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千2百万人，而超过26万人死亡）和印度（确诊超过9百万例，也有超过13万人死亡）。恰恰这两个国家都视中国为“头号敌人”。也就在疫情肆虐的当儿，将焦点转移，吹起反华歪风。其一是指责中国是病毒的始作俑者，除了美国官方，如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到处责备中国隐瞒疫情外，也责怪中国未及早通报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以致病毒扩散后来不及防范。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已被通报，也有人被确诊，就是不以为意。难道这算是迟通报疫情吗？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控制疫情，而美国则任由其泛滥？匪夷所思。

其二是不反对官方单位或非政府组织起诉中国索赔，企图让历史重演。

众所周知，外来的国家向中国政府索偿已非第一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拉开侵略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序幕。继之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又是八国联军杀入中国，瓜分领土和利益。幸好在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颟顸无能的清廷，才逐步地扭转劣势。

其三是通过所谓“民调”，公开宣布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应负责疫情的损失。最新的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导”（Rasmussen Reports）发表的民调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地赔偿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家公司也曾在今年3月及7月时做过两次民调，显示要求中国赔偿者越来越多，从42%到57%，再到今天的6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称，武汉首发现疫情不等于是病毒源头，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隐瞒疫情，而是按时提供情报。还有吊诡的是，调查机构为何不找医学专家询问，而是向公众询问。这让外行人说内行话，已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尼克逊（1972年破冰访华修补关系）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与中国的关系虽有高低潮，但从未发生严重的冲撞，也从未因被挑衅而动武。韬光养晦成了邓小平复出（1978年）后的低调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及东欧国家却在90年代丢掉马克思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柱子在顷刻间分崩离析。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下不能去掉社会主义，也就在后期抵挡住从阿拉伯吹来的“颜色革命”（2011年）。在这之后的美国右翼分子，或更明确地说有极端倾向的政客开始借民主选举抢占政治地盘，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竟然在2017年当选总统而号令天下。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因疫情死人之多并非世界末日，反而是中共的存在是世界的公敌，欲除之而后快。除了在疫情“嫁祸”中国外，也在2018年掀起贸易战，用重税“压死”中国的经济。

可是两年以来，特朗普发现并未逼使中国屈服，也就进一步用前所未有的战略在意识形态上指责中共是非法政府，而中共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这种怪论和歪理在一定的程度上让特朗普纠集了不少西方政府投到其门下；更是借助新冠病毒的“横冲直撞”，把帐算到中国身上。宁可背负美国死人无数的骂名，也不集中心思采取防范措施。为什么中国可以在8个月内控制疫情？为什么韩国和日本乃至港澳台可以将病毒挡在门外？而美国却无能为力？为什么为了面子而不仿效亚洲国家的措施，防范于未然，反而成天骂中国的一大堆“废话”，但也救不了美国人的生命。

当病毒被全面政治化的时候，已判定特朗普的“灭共”思维已是越俎代庖。谁人授权特朗普来铲除共产主义的？

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学说和理论，正如阿当斯密和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适合人民的制度，而不用其他主义来治国。特朗普没有从希特勒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因此在选举中被撵下台。所谓的民调支持特朗普也不过是虚晃一阵罢了。

一份报告近期公布，中国前流行病症防治中心主任曾广从资料中发现意大利比中国武汉更早出现这类病毒，它可能是通过冷冻海鲜或肉类进口中国。

中国是在萨斯肺炎（非典型肺炎）于2003年在广州和香港扩散后，便建立了最先进的研究病毒的高端设备。也因为有此先进仪器，在去年年底先发现新冠病毒来势汹汹。而常驻米兰的全国癌症学院终生科学家苏兹（Dr. Gabriella Sozzi）在上周出版的科学杂志《Tumori Journal》内这样说：这种意外的发现可能改写流行病毒的历史。也许有助于在将来进行防治。在这方面，世卫组织也介入其中。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报导（11月20日），在大标题之下《郭文贵和班农如何推动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指在今年4月到美国的港大医学院研究员闫丽梦被教唆这样说：病毒并非大自然产物，而是根据中国军方从蝙蝠身上发现的两种病毒改造而成。《纽约时报》又说，闫丽梦演变过程是郭文贵和班农“精心设计”的。

若此事属实，那就太不可思议的栽赃陷害了。

早前，意大利也曾测出病号出现类似病毒象征，但被列为感冒处理。

总之，病毒事件已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把矛头对向中国是“先判后审”。毕竟要真正确定此病毒源自何处，还有待查。

此外特朗普也明白，消灭病毒的疫苗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不断测试和进行临床才能够取得批文投放市场。

从现在开始，世界人民已等不及的，也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才能把大局控制下来。

除了美国辉瑞（Pfizer）药厂和德国医药公司BioNTech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BNT162）有望在不久可上市外，另一美国疫苗是莫德纳公司研发的mRNA，中国的疫苗也在浙江地区进行局部投产和测试，就不知何时才能面世？不幸的是，疫苗也成了政治武器了。

 刊登于2020年11月26日《东方日报》

中国走进“亚洲共同市场”

经过8年及31轮谈判后，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盟国家主导下，终于在11月15日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了由15个亚洲国家组成的“新经贸合作体”。除了东盟10个国家外，还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及纽西兰。但没有印度在内，它在2018年退出RCEP的谈判，主要理由是印度加入了这个自贸市场后，它将面对澳洲及纽西兰的农产品低关税甚至无关税下冲击本地（印度）的农产品市场。而在工业方面，也免不了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尤其是印度需要入口大量的中国原料制成产品。若是顾此失彼，印度国内的企业家利益会受损，失业浪潮也会进一步增加（2018年的统计，印度的失业率达到23%，这样的企高不下的数字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巧合的是，东盟15的自贸协定是在很敏感的政局下完成的。一方面是中印边界起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暴露了印度不忘视中国为其“天敌”的怨恨。另一方面，刚好美国总统选举初现端倪，民主党的拜登似乎击败了特朗普而当选美国新总统。在可预见拜登不会那么好勇斗狠的战略下，莫迪也需要静观其变，不能成为反华的急先锋。

其实，东盟发起RCEP的目的是要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的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认为，在协定完成后，可以再与美国和俄罗斯商谈加入的条件。不过在印度的缺席下，也就暂时不能考虑RCEP未来的事。

单只针对RCEP而言，整个领导地位已走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十分乐见其成的大事。在这之前，中国尚未加入或成为由其主导的集体经济体。它只是与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有自贸协定，但不够全面化。如今通过RCEP，间接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得对澳洲开放市场。既然是“一家人”，也就好说话。但在世局转变的当儿，也不好说哪方会作出让步。

根据统计，这个RCEP涵盖了全球29.7%的人口（超过22亿人口），GDP也占全球的28.9%。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更加牢固和更有保障。

在另一方面，由美国策动，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原意是防止RCEP在将来坐大。而在这个组织中，共有11个成员，其中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宣布退出。因此由日本和加拿大在2018年牵头组成，包括东盟国家中的汶莱、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其他成员由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澳洲和纽西兰，中国被排在门外。同时也易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

这个组织，被当选新总统拜登看来是重要的，因此在选前已表达美国会重返CPTPP。夹着这个组织，再加上欧盟经济体希望与美国合作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各有领域展现魅力之下，中美关系“一触即发”的危机将会大大降低。

由于RCEP，美国和印度不在组织内，中国的角色更加吃重 。中国方面有消息指出，中国过去与印度联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及“五国金砖”也因印度的加入而节外生枝，难以操作。

与此同时，正要举行的APEC会议（21个成员，但美国未将印度纳入，耐人寻味）是以政府政治为考量，特朗普的强硬与好战路线肯定走不下去。但拜登也肯定要领导所有的西方世界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会结束，但它不再是头等大事。

由于中国已被视为RCEP未来的领导者，美国企图通过贸易战孤立中国，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来阻止中国上诉的手段也将失去效用。

这个世界不再是由特朗普决定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霸道与“目中无人”的思想是对奉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是一大讽刺，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除此之外，RCEP也将逐年调整关税，以照顾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因此给东盟国家享受外来的产品优惠价和在10年至20年之内达成零关税的措施和工艺技术转移也是在议程内。毕竟如寮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都是相对落后与贫穷的。

只要这个世界不打仗，则任何贫穷的国家的人民都有机会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改善生活。

在签署协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一句话是发人深思的：这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东盟国家加强发展战略衔接，推进兴建“一带一路”合作。

无疑的，李克强点出了RCEP的重中之重，就是也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也许是中国重视“亚洲共市”的最大理由之一。

 刊登于2020年11月23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和安华的故事

我开始关注安华是在1974年。那一年，他以学运领袖的身份领导华玲万人反饥饿运动，结果在内安令扣捕，两年后（1976年）才获释放。

在这之前的1971年，安华申请注册回教青年运动（Abim），但延至1973年才获批准。

安华动用Abim组织，南下北上的介入示威运动，他成为新崛起的回教青年领袖，许多年轻人尾随他的运动。当他被释放后，又重新领导Abim组织，一时之间有5万名会员，简直把伊斯兰党挤在后头。

这儿有一段故事是牵扯安华和马哈迪的。事缘马哈迪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后，他在1970年又出版其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与东姑对着干。安华则顺应时机为马哈迪摇旗呐喊，甚至将马哈迪的著作公开招展（已被列为禁书），向人群表达对马哈迪的支持。

1972年，马哈迪重回到巫统，安华这个名字也被他记下来了，但他们之间还没有来往。

1977年，伊斯兰党被国阵开除，也就迫于无奈请安华“指点迷津”，并要求安华参加领导伊斯兰党。安华没有接受，他依然在政治门外徘徊。但在80年代初期，他积极地介入民间活动，这是因为政府提出修改社团法令，将社团分成两种：一是可以批评时政的社团，视为政治社团；另一种是俱乐部性质的，但不可批评政府和时政。在那时候，社团注册局竟然错误地将“盲人协会”列为政治团体，一时群情哗然。

就在1981年时，反对社团修正法令的人群和团体越来越多，有各民族的代表在其中，他们推举安华出任反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主席，这是安华除了在学运外，第二次在民间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

经过安华的争取，政府最后同意放弃修改社团法令，恢复到原来的法令。在这方面，安华又加分了。

这个时候，安华看准时机，直叩马哈迪大门（1981年）。于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对谈，安华表明要参加巫统，马哈迪也乐见其成，因为他需要一位杰出且有知名度的回教领袖。安华的演讲魅力及他阅览群书的优势，很快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1982年，安华被马哈迪派上伊斯兰党的选区（峇东埔），以考验他的实力。

果然不负众望，安华漂亮胜出，即刻被马哈迪委为首相署副部长。安华对这个职位不表满意，他向马哈迪要求一有机会让他担纲正部长。

于是在1983年，安华如愿以偿出任文青体育部长，那是因为在这一年，安华角逐巫青团长，把苏哈米杀下。苏海米是哈仑（雪大臣）的亲戚，对安华的到来提高警惕。

安华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睿智；尤其是对回教知识的渊博，而成为马哈迪喜欢接近的其中一人。在初期，马哈迪但凡出国访问总会带上安华（见马哈迪回忆录）。就这样，人们也就“错误地”把他们形容为政治父子。

1974年，慕沙被疏远后，马哈迪组成了“内阁中的内阁”（慕沙在自传中透露的），成员有达因（财长）、沙努西（吉大臣）及安华（农长）。这就是说，安华开始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但安华似乎忽视达因的重要性，也就在党内另形成一股力量时没有想到达因竟是马哈迪手中的重炮手。

自觉有了老大的支撑，安华在1993年党选时，被提名角逐署理主席，准备把嘉化峇峇拉下马。马哈迪知悉后感到不悦和不安，乃劝安华不要过快越级而上。但安华说，其手下的人已等不及，要排队上位，似乎已是骑虎难下。

这一年后，马哈迪对安华开始步步为营，因为安华崛起太快了，才入党12年（1981-1993）就成为第二号人物，如果再上一级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

1997年，马哈迪告假两个月，委安华为代首相。刚巧在那时吹起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再到韩国和香港，其中受到重创的是马来西亚，货币的贬值几乎令人窒息。原本是1美元兑2.50令吉，不料一跌再跌，跌剩1美元兑4.50令吉，甚至逼近5令吉。

根据马哈迪近日向《大马透视》披露，当年安华准备接受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不锁定外汇定价，保留国际地位，但马哈迪反对，他提出暂与世界货币脱钩，只以3.80令吉兑1美元来稳住市场。

为了否决安华的建议，马哈迪在1998年解除安华党官职。当时的“罪名”是安华涉及不道德行为（鸡奸）。安华也为此付出坐牢的代价。

讵料在2016年竟发生马哈迪与安华一笑泯恩怨的戏剧化逆转。

在协调下，马哈迪成了希盟（反对党）的头头，安华暂退一旁（因尚未获释）。

2018年，任谁都想不到，希盟居然成为执政党，马哈迪以92岁高龄重任首相，但他与安华的心病一直未能消除。表面上看安华在两年后（即2020年）接任首相，但实际上，今年2月“政变”把一切都变了。

因为马哈迪不愿交棒给安华，未想在今年9月，安华又宣布已获得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要求变天。到头来又好像是一场空。

在此时此刻，马哈迪又补上一刀说安华无能力解除金融危机，不会是好首相。

不知这已经是第几次了，马哈迪还是否定安华的“资格”。

看来，这两人的斗争是无止境的，好像他们的前世已是“宿敌”了。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刊登于2020年11月19日《东方日报》

难以乐观的预算案

2020年对马来西亚是个极不寻常的一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冠肺炎（Covid-19）开始袭击马来西亚，后来日渐严重。截至11月13日为止，马来西亚已有逾4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3百人死亡。

在这之前，我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刚执政不到两年的马哈迪政府竟然在一夜之间垮台，改由其副手慕尤丁越级而上，成为国家新的领导人。原本是“马慕一家”的执政集团在防不胜防下“变天”，成了被形容为“走后门的政府”，变成朝野大混合。

在局势不安下，慕尤丁政府在11月6日在国会上提呈了明年度（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份扩张性的预算案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被隐藏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国家经济会衰败。恰恰相反，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给人民提供大马史上最庞大的预算案，总共高达3225亿4千令吉，比起2020年的最初预算案2970亿令吉增加了8.6%，语气充满乐观。

在3225亿令吉的预算案中，有2365亿令吉是为行政营运开销，其中26.2%是用来支付公务员及高官的薪酬；另12.1%的开销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对此，总稽查司聂阿兹曼提醒联邦政府注意当下政府的财政已出现不良的“债滚债”倾向，情况令人担忧。

在2019年，政府动用827亿2300万令吉的新贷款（或59.9%）偿还到期债务，只有29.7%用来发展。

聂阿兹曼也发现联邦政府代11家政府公司还债时，也将“还债”当成“发展开销拨款”（总共39亿令吉）（容易产生混淆）。在11家公司中，有两家公司拿了发展拨款却没有任何发展项目。因此稽查司认为应注明“还债”或预付款，而不是把还债当成拨给发展项目。

有关报告也显示，在2019年，政府的国债总额为7929亿9800万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5%，较2018年的7410亿令吉增加了7%（510亿令吉）。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到了2034年，马来西亚政府预料将要偿还高达100亿令吉的债务。即使这之间还有14年才到期。但我们必须创造巨额的收入，才能够有钱偿还债务。

由于明年的开销有相当大的增加是用来应付因疫情恶化造成商业静止及工人失业所做出的弥补，因此明年的发展开支有690亿令吉，其中170亿用于新冠肺炎的基金。

职是之故，即使明年政府收入会比今年为多（因在7月份过后，国家经济成长已由负转正），因此预计会取得6.5%—7.5%的增长率，收入达2369亿令吉，赤字856亿令吉，占GDP的5.4%。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保持谨慎态度，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否在近期受到控制，而不会爆发第三波的病毒冲击？

根据反对党领袖安华指出，已有超过1万名食堂业者因学校停课而不能开业，政府应给于关注和援助。

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旺朱乃迪在国会指出，根据大马公司委员会的资料，今年8月是最多公司宣布歇业的月份，高达17800家公司关闭。

前首相纳吉则建议让公积金会员可一次过提出万元应急之用，同时银行也要延缓贷款的时限。

未料近日我们迎来的是政府再实施有条件的行管令，且延至12月6日后，许多业者莫不叫苦连天。他们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收入或收入大减；如今再多一个月，也不知道何疫情会好转？难怪前卫生部副总监洛曼哈金医生在脸书上说，如果落实有条件行动限制令再长达半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将会瘫痪。

当民间不满情绪仍在发酵时，又闻知政府对多媒体通讯部属下的“特别事务局”（JASA）拨款8550万令吉感到惊讶与愕然。这个在过去被指责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且在希盟2018年上台后即停止操作，怎么又在慕尤丁时代死灰复燃？

在过去的拨款不过是2千万令吉，如今增加4倍，慕尤丁首相有必要做出解释，否则民怨难消。

虽然政府有吁请朝野共同合作通过预算案，以利国人，也有发放援助金及允许提出公积金和减少个人所得税1%。但若在疫情居高不下时，再加上政客在煽风点火，为此我们对预算案的规划和推论并不那么乐观。

 刊登于2020年11月18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八

 林连玉vs.梁宇皋

本期要讲的人物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年轻的一代人的印象可能比较模糊，甚至也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不过，凡是华人或说热爱华文教育的人，不可能也不可以对他们的事迹一无所知。因此重挑起六十年代的口诛笔伐，却是很有意义的。

这之中也引出一些花边新闻，也让人啧啧称奇。

林连玉

第一位主人翁是被誉为华教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终年84岁。“华教斗士”这个封号是华社所推荐的。直到今天已是一甲子（60年），人们还是这样赞美他的伟大精神。他之所以被封为华教斗士是因为60年代他“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保住华校的根基不被连根拔起。所以被华社形容为华教第一人。

这位教书先生出生于1901年的福建永春。1919年入集美学校师范部念书。1925年因时局动乱，林连玉来到马来亚任教职，旋后转到印尼爪哇教书。

1931年他又回到马来亚执教鞭，而在1935年进入尊孔学校服务。日治时期（1942-1945）只得在巴生饲猪为生。战后又复出主持尊孔复校工作。

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成立。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也推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

1954年正式被推举为教总主席，向英殖民政府推出的教育白皮书作抗争，并要求列华语华文为国家的官方语文之一，但不得要领。

1955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前的普选，以朝向自治邦。此时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成立）接见林连玉代表团，前者承诺一旦胜选，联盟将检查英政府留下的教育政策。

在大选前夕，林连玉也是迫于无奈将教总带进政治，期望通过政治力量来改变华教的命运。

这一重要的会议是在马六甲陈祯禄的住家举行，东姑希望华社支持联盟取得大胜而组成自治邦政府，这样他就可以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来拟定一部新的教育政策。

1955年1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和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举行会谈，洽谈有关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和民族教育权益的课题

果然联盟在狂胜下，东姑（首相）于1956年成立拉萨教育检讨委员会，以教长拉萨为主席，成员中有林苍祐等。这份报告书在1956年出笼。它除了确定华校可以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外，也保证母语教育得以在各源流中学推行。

这之中有一条最后目标是准备将来在全国的学校实施的。在华社及林连玉反对下，有关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条文未被列入报告书。当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也同样未改变原有的精神。

1954年，在林连玉的推动下成立董总，且在同年与马华合组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总）。

1958年3月27日，在陈祯禄的安排下，三大机构遏见东姑。左起沈慕羽、吴志渊、林连玉、陈济谋及温典光

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静悄悄地与教育部达成协议，接受津贴而成为全马第一间被改制的华文中学。此时拉萨教育报告书尚未生效，但钟灵可依据殖民地时的教育法令申请津贴。

在风声走漏后，钟灵学生群起反对，罢课与游行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56年11月23日，学生运动在槟城钟灵中学爆发，抗议钟中接受津贴改成国民型学校，数以百计聚集在锺灵中学礼堂内的学生被呛辣的烟雾侵袭，纷纷掩面往外逃

正因为钟灵开了缺口，在翌年（1957年）其它华文中学也起而响应和支援钟灵学生。

这一场出其不意的运动也很快波及全马的华文中学，因而在1957年的11月14日的学潮成了华校抗争的第一个巨响。

在那年，除了钟灵之外，尚有芙蓉的振华中学也接受改制。

此时刚独立的马来亚正酝酿如何再次改变教育政策，以抑制华校生的进一步斗争。

1960年，政府成立了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其中有三名华人代表，他们是梁宇皋、王保尼与许金龙（林苍祐已在1960年辞马华总会长职，并在1961年退出马华，因此他已不代表马华参与任何运动）。

正是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教的命运。所有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小学都要改制成国民型小学。所谓国民型即是政府并没有改变各源流的原有教学媒介语，但所有师资及学生概由教育部分配，并由政府发出薪水。

同时，所有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提供独立的校舍办学，不能如同过去的“寄人篱下”，或在会馆或社团上课。

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之前决定要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前者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学，后者尚可自由教学，但要遵守教育条例）。

在这方面，反对最激烈的是教总主席林连玉。他除了大骂钟灵校长汪永年出卖华教之外，也把气全发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另一个主角梁宇皋。他与林连玉的骂战几乎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是因教育问题而起争执，但后来也因教育走完一生。

梁宇皋

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他是在江沙出生的，可以被称为峇峇。年幼时在广州受教育。13岁时回马来亚，进入槟城的圣芳济学校念书。1908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前往伦敦大学深造。1912年考获法学士，在1914年又考获理学士。直到1921年在英国考获律师执照，回到马来亚执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应是响应陈璧君的鼓励）。在1932年，梁宇皋前往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及云南省富海县的县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宇皋出任中国部队的联络官，官衔为少将，职务也是驻缅英军的情报官。他后来因涉嫌为日军进行谍报工作而遭中国当局拘捕。一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为自己洗脱罪名而再被委为英军及美军驻缅的联络官。

战后，梁宇皋曾访问美国短时间，但在1946年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梁宇皋在中国究竟在做什么？

当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是为“九一八”事变。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前者出任军事委员长，后者则出任行政院长。

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恢复权力的汪精卫也因其夫人陈璧君的关系，同意将梁宇皋调到中国任职。梁宇皋与陈璧君原已定终身，他们是表兄妹。

陈璧君（1891-1959）原名冰如，乳名环。其父陈耕基是当地的一名商人，住在槟城牛干冬，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也是爱热闹的女人，常与其女在一起。

由于汪精卫为孙中山的革命四处奔波，而在1907年来到槟城宣传革命。当中有一位少女（因长得胖，人称“肥环”，而实际上她也不是美少女）却偏偏对精卫情有独钟。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自然对他一见倾心，经常打听汪精卫在哪里演讲，而她从不缺场。也因为这样，她加入了同盟会。巧合的是，梁宇皋基本上与她是同一时期加入同盟会，如果不是受陈璧君的影响，那就是他有革命之情，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就是此时，汪精卫主持的《中兴日报》面对经济短缺，也就得到陈璧君的慷慨解囊。

不过陈璧君已有婚约，其未婚夫就是梁宇皋。于是在陈的坚持下，她与梁解除婚约。在后者答应下，除铭感五中外，她也在后来在中国得意时，不忘把表哥梁宇皋接到中国当官。

另一方面，汪精卫也是被兄长订了婚事，其未婚妻是刘氏，但常年在外漂泊的汪便向兄长提议与刘氏解除婚约。于是汪陈两人又恢复自由身（在槟城时，汪住在南天酒店，与陈璧君的家不过是一遥之隔）。

1909年时，汪精卫回到日本，陈璧君也到日本留学。

1910年，汪精卫萌起刺杀摄政王戴沣的念头，结果失败。汪被判无期徒刑，陈则不离不弃，想方设法解救汪精卫。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倒台，汪精卫获得释放，乃在1912年在广州与陈璧君完婚。

婚后夫妇去了法国，翌年又回到中国，致力巩固中华民国政府。

陈璧君在一个时期也拥有控制广东地盘的势力，因此把梁宇皋调来成为帮手，也不失为好办法。

1939年，汪精卫叛变，投向日军，建立汪伪政权。但在1944年因汪的逝世而消失，留下一生的骂名。

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已故林苍祐曾经对我说，他在1944年从英国直飞重庆是应梁宇皋的邀请，那时梁好像是教育司长，与林随行的还有另外三人。在重庆安顿后，林苍祐也成了陈诚（总参谋长，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医官。1947年回到槟城。

梁宇皋则是在1946年离开中国，因此林连玉所说的梁与汪有亲戚关系，大概指的是梁与陈属于表哥与表妹的关系。

回到怡保后，梁宇皋于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为立法议员，并在隔年（1949年）参加组建马华公会。

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后，他被委任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但这个时期，林苍祐已不在马华公会，马华进入了陈修信的时代。原本有意要争夺总会长的梁宇皋却因被林连玉骂得狗血淋头，而失去问鼎马华总会长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林连玉与梁宇皋的骂战导因于达立教育报告书，他曾责备马华公会派出的三人，另两位是王保尼和许金龙，他们根本不是搞教育的，却弄出一本“克华”的报告书。

因为除了学制及媒介语改变外，连董事会也改组，政府只承认国民型的中小学只能有15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他多出来的成员则不在官方的名单内。

根据当时的实况，马来西亚共有71间华文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仅剩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意味着林连玉的斗争只取得1/3的成功，有2/3的中学随改制而去。

林连玉对这份报告书大为不满，也极力反对，认为华教地位不保，却偏偏遇上梁宇皋为报告书大作辩护。

因为两人的骂战不断升级，林连玉形容梁宇皋为民族败类；而梁宇皋则反讽林连玉为牛油和面包而大事攻击政府。

1959年，因林苍祐的离去及董教总与马华公会闹翻，所谓三大机构组织也进入冬眠状态。

另一方面，改制的中学后来也由55间增加到目前的81间，独立中学虽有分校之设，也不等于数目的增加。当下独中共有60间，理应受到保护。

梁宇皋也为政府的政策做出辩护，他指出国家有两大危机，其一是赤色的暴力革命及颠覆活动；其二是民族间的破裂与冲突。

在1961年，林连玉应邀到南洋大学演讲，他单刀直入地指责达立报告书一旦实施，华教未来不保。

因为林连玉的讲话是直接地反驳，就有了下句的名言，他说：“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是人。”

另外，林连玉的名言是掷地有声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但也因为他的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立场，终于在1961年8月14日被吊销教师准证及8月19日被褫夺公民权。

1961年8月12日，内政部发文通知林连玉要褫夺他的公民权

这场长命官司最后打到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是林连玉败下阵来。

但林连玉在被褫夺公民权后留下血与泪的告白书（1961年12月7日）：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刊登于2020年10月31日、11月7日及11月14日《新生活报》

拜登上台看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虽仍有争议，但大局已定，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以279张票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后者只拿下214张票。

这是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每个州按其人口比率定出选举人数字，全国一共有538位选举人（也就是538票），只要其中一位候选人拿走270张选举人票，他就是胜利者，也就是新任总统。

这之中也有规定，那位候选人在某个州获多数票，选举人票全归他，相等于间接投票。

本来舆论是看好特朗普会蝉联的，也认为拜登形象过于温驯，不易制服对方。于是在选举前，特朗普不仅风头最健，而且把目标锁定中国。反中反华成为他的选举主轴；更把中国描绘成“最危险的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更甚者，特朗普指责对手拜登是与中国同伙的，选拜登等于把美国押给了中国。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不是来自政治世家，对政治的复杂性也知之不多，只是凭其家缠万贯而成了选民的“偶像”，他把偏激的民粹主义高喊美国人优先的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连政治女强人希拉里都拿不下他（2017年总统选举中败下阵来），足见特朗普在其竞选战略中有其与众不同的计谋，集中针对美国的对手左右开弓。例如警惕美国人民要提防正在崛起的中国，它已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比俄罗斯更加危险。下来对伊朗采取对抗性的制裁行动；甚至丑化伊朗与恐怖主义有所挂钩。继之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被形容使到这个国家的经济破产。至于朝鲜一向以来是与美国格格不入，也没有交往可言。但因为朝鲜也生产核武器，不得不让美国特别重视。在这方面，对付朝鲜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而是要在朝鲜半岛上制造紧张气氛，以牵制中国。

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后，他的战略是先访中国，以探知中国的现代化实力。接着下来，就由其所谓学者专家组成的核心团制定一套用以打击乃至消灭敌手的手段，企图一统天下，只剩下一个超级强国的美国。

既然特朗普也不是政治家，他却梦想能成为21世纪消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能做到吗？他又凭什么打倒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的第一个步骤是与中国打贸易战，表面理由是中国与美国的交易占尽优势，几乎年年都是美国处于逆差地位。因此必须用重税来减少中国货入口美国。原以为这场战只打1年，见好就收，讵料特朗普变本加厉，不但扩大征税项目和课以重税。还敦促美资从华撤退。2018年双方的贸易赤字竟从3千7百万亿美元增加到4千亿美元，大大出乎特朗普的意料之外。

此外，在2019年后，中美关系恶化也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对中国军力的崛起令美国政府感到忧心。前美国海军退役上将詹姆斯·埃利斯（James Ellis）最近在一场关于中国崛起与印太安全前景的讨论会中这样说：在1996年解放军在许多领域都大幅度落后美国，但是到了2000年中期开始，它已经能够对美国地区的主导地位造成挑战。

当下，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及中印边境的活动都已告频密；尤其是南中国海，美方已不同意中国划定的九条线为中国的岛礁范围；也鼓励东盟一些国家加入反对九条线的运动。

进入2020年，特朗普又借题新冠肺炎（Covid-19）是中国引发的。因此他不断地称为中国病毒，且要中国负起责任和赔偿。特朗普认为今天的疫情造成5千4百万人被确诊，及125万人死亡，是中国引发的，不能让中国逍遥法外，但问题的真相和证据在哪里呢？

如今美国已有近千万人被确诊，而有23万人死亡，但特朗普似乎对疫情的恶化束手无策，成天只会骂中国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病例和死亡人数，难怪在大选中的民调，特朗普落后于拜登。结果也应验了人民厌倦特朗普的口水多过茶的消极态度，却对疫情不理不睬。

也许这是迟来的好消息（11月9日发表），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其公司与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下，已成功研发出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达到90%。

这种新药将申请政府审批，以便在年底前可投放给1500万至2000万人使用。

当这消息传到特朗普及拜登耳里，他们都兴高采烈。可惜对特朗普来说，这是迟来的讯息，他要翻盘的希望看来已无望。

正因为特朗普在过去4年的执政已把美国搞得乌烟瘴气，每天被确诊的病例及死亡人数仍高居世界第一，也难怪被低调的拜登借势探出头来。

拜登（1942— ）今年77岁，比特朗普大3岁。这两位老人在讲话时仍中气十足，只是特朗普爱讲大话、乱夸海口，也让美国人民感到爱恨交集。

特朗普除开不断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炮（主要是针对中国）外，也开始组成一个包括通晓华语华文的专家及来自中国的华人成为所谓顾问团，通过高调把中国抨得一无是处。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老大美国已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不易消除的。因此美国已故总统尼克逊才在1972年访问北京。抱着既然打不死敌人，不妨与敌人共舞而和平共存。

如今特朗普走了，拜登来了，后者曾在2009年总统竞选中成功中选副总统，成为奥巴马的副手。有了一定的治国经验，所以拜登首先要组专家团来应付新冠病毒是完全值得叫好的。不要像特朗普的好大喜功，成天夸自己的成就，却对人命不屑一顾。这样的总统早就应该被拉下台。

即便美国内有人认为，特朗普主义会继续生存，但这种主义与霸权和霸道的政治毫无两样，让它存在的话，世界会更加不安全及不安宁。

因此，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再恶化，与中国恢复对话，缓解世界紧张局面。对拜登来说，他是任重道远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也曾口误把在美留学的36万中国学生称为“间谍”，真是匪夷所思。为了这个缘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借此理由喻令所有在美大学内的孔子学院一律在年底前关闭。

中美之间关系如何改善，也只能看拜登了！

 刊登于2020年11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