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跌进重灾区？

只是短短的一年半，马来西亚竟然成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重灾区之一。在2020年1月25日记录的第一宗病例到今天（2021年7月25日）的前后18个月，马来西亚已从零号病例激增至逾百万人被确诊，而当日的确诊人数却是破天荒地达到1万7千宗，死亡人数则高达7994人。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大，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虽然第一宗病例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但在2月3日发现的第一个本国人在新加坡出席会议后回国被确诊，而在2月5日则出现首宗本土感染个案，患者传给他的妹妹。自此之后，疫情慢慢传开。

巧合的是，在去年2月23日，马来西亚突然发生“喜来登政变”，改由慕尤丁上台，他也将整个政府人事全面更换，并在半个月后，即3月18日迎来了第一个行动管制令（MCO）。当时才日增125宗确诊病例，累积553宗，不算“危急”。政府便开始实施行管令，可权当未雨绸缪之举。

所谓行管令是专门针对疫情而设的。虽没有宣布“全面封锁”（Total Lockdown），但从去年3月第一次的严格检查和采取惩罚措施对付违规人士来说已形同是“封城”举措。除了禁止民众外出外，也不准堂食，只能打包食物回家用餐。即使对民间的业务和行动有所限制，但在最初阶段，大家都忍了下来。人民相信很快会“解禁”，不必在意短暂的禁令，也对学校的停课没甚异议。不料在此期间，情况并未好转，但也不至于很坏。政府又延长至5月3日才稍微宽松，也被称为有条件行动管制令（CMCO），允许较多行业开市，在限制人数下批准在饮食店内用餐。

继之，在2020年6月10日后，政府实施了复原式行管令（RMCO），这算是第三阶段的放宽，不再限制民众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商场、电影院、夜市等允许开放，营业时间也得以延长。

但这复苏期拖延至2021年3月31日，前后9个月。不过在复苏期期间，也有一些州属依然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因此我们在行动管制令、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或复原式行动管制令下的相互切换下生存下来。

本来民间期望在今年3月过后不再有行管令，但病例有增无减，又延长复苏管制令。到了5月28日，日增病例破8千宗，累积病例高达50万宗，且有2552人死亡。因此政府不得不宣布从2021年6月1日起，全国“全面封锁”。可是事与愿违，我国的确诊数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升高，从日增千多宗到突破1万宗。

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数目。我们等来的还是不幸的消息，日增确诊病例已超过1万宗，再飙升至1万7千宗。面对一再恶化的疫情，大家都束手无策，未想再出现变种病毒。所谓从印度传开的变形病毒Delta，至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被搞得团团转。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在应对疫情恶化上所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突破，而且手法传统和保守，更看不到绝招。举例来说：（1）首相在日前委任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为副首相，以负起对疫情事务的协调和管理重责，也因之将东马的安全事务交由外交部长希山慕丁负责。

这种安排让人感觉是为了应付巫统对联合政府的施压，而作出的妥协，并非为了疫情而作出的大改革。

这不禁使人想到印尼的情况。总统佐科威鉴于国内的宗教势力膨胀，乃在2019年总统大选时刻意挑选具有强大宗教背景的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以抵消印尼宗教派人士支持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他也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的女婿，本身具有强大的军人背景。

在选举过后，印尼的《雅加达邮报》的高级编辑戈梅努斯巴布（Komelius Purba）撰文质问当下印尼的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在抗疫上有作过了什么贡献？

已经77岁的副总统在去年面对疫情冲击时，竟然提出政府应颁发免疫证书予外国游客进入印尼，结果引发争议。

这位报人也批评马鲁夫在上周建议回教堂开放，但有关群集祈祷活动已被禁止。与此同时，副总统还把持发出回教徒食用证书的权力，而没有与总统共同向病毒宣战。因此，作者希望副总统在消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上有所贡献，同时发挥他的宗教形象所长。

在今天（7月25日），印尼的新增病例有38679宗，累积确诊为3百余万例，而有8万3千人死亡，情势十分严峻。

在这之前，不甘失败的普拉博沃向法院起诉选举舞弊，但败诉。为息事宁人，在2019年10月总统佐科威破例地委任他出任国防部长，而与他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桑迪亚加·乌诺（Sardiazauno）也被委为旅游与创意部长，平息了国内的示威运动。

同样的，慕尤丁委任副揆应该是为了对抗病毒而设，不是为迎合巫统而设，这对深受疫情影响的人民是不公道的。我们所要看到的是具有魄力和有智慧的副揆，协助首相带领国人摆脱病毒，而不是仅做书面报告。

其二，卫生总监诺希山说，如果条件不变，而接种人数达到80%，到了今年10月，确诊病例会降至1千宗。他又说，当确诊人数达到1万7千宗后，就会转过头来下降。

潘俭伟针对诺希山的第一项言论作出批评说，不要作出未能兑现的承诺。当在今年5月23日时，马来西亚的人民已被告知，如果人民作出牺牲而守在家里，疫情就会下降。

事实上，疫情不但未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我们也不知道，诺希山如何作出这样的推论？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为何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有3千余万人被确诊，而有61万人死亡。

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印度在这半年内被确诊人数已破了千万，而死亡人数达到41万？

就这一回的新冠肺炎来说，一切都未成为过去，斗争还在持续，人类还在因病毒的肆虐而困斗。

马来西亚正陷入一个未可测知的将来，副揆能否告诉我们，今年10月过后就天亮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9日《东方日报》

中国拒绝世卫过分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7月15日在日内瓦发出讯息，促请中国对世卫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第二阶段的调查给予更多配合，并增加其透明度。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需要获得新冠大流行之前和开始时的原始病人数据。在第一次调查期间，中国没有与世卫组织的团队分享这些数据”。

他也要求提供武汉实验室的明确信息，不应预早否定病毒与实验室无关。

有关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世卫的医药专家（17位国际专家联同中方的17位专家）于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一共28天在武汉进行调查和分析新冠病毒，而在2月9日由世卫的2名医学代表（即丹麦的彼得·安巴雷克、荷兰的玛丽安·库普曼斯）；连同中国的前国家卫检卫体制改革司长梁万年教授举行发布会。梁开场白说：“在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只能证明该市场是病毒传播点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怎样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

这种从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病毒称之为自然病毒。但如果是实验室外泄的病毒则被称为人为病毒（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源头追究，无从索赔；而后者有“始作俑者”，可被起诉作出补偿损失）。

在安巴雷克看来，从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到了今年3月30日，世卫组织公布了对武汉病毒的调查完整报告（共120页），内中提到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给人类的，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是何种动物传播的。

报告也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管理良好，并具有高质量的生物安全水平，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也没有出现有职员患上与新冠肺炎类似的疾病。

报告也建议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溯源研究，包括对在废水中检测出阳性结果的地区开展调查。

在报告发表后，世卫调查团团长安巴雷克说，他的团队感到政治压力，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压力。不过他承认没有外来人要求他对报告书的内容做出删减。

很显然的，不满的声音多数来自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及日本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在研究世卫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后，于7月22日针对相关课题做出明确的回应。

中国国家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直接表明拒绝世卫提出的这样一个溯源调查的质问。他指出，世卫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溯源计划的，因为世卫已直接指出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并没有一人感染新冠肺炎，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的研究，不存在所谓人造病毒之说。”

身为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的袁志明也在记者会上补充说，武汉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作以来，不曾发生过任何病源外漏和职员感染事故。

袁志明指出，在今年7月已有24名国际病毒专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在《柳叶刀》发文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更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他进一步驳斥西方传媒说，在2019年11月时，有所谓3名实验室职员患上和新冠病毒一致的症状。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直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是零感染。

针对新冠肺炎的发生和发展，袁志明说：“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对病毒进行分析，而在2020年1月12日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全基因组序列，对世界其他国家开展病源检测提供了基础，也为全球抗击疫情赢得了空间”。他遗憾中国在年初时已向世卫专家提供数据，只是有些属于密件，不便复印，不存在所谓未提供原始数据之说。

除了中国不能接受对已有“结论”的报告再次重新调查外，也暴露了西方国家的叵测之心，就如特朗普所言，要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但中国要求也开放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及其他海内外的病毒研究所供调查，以示公平，仍未获回应。

美国之所以死咬中国不放的真正理由，就是要通过所谓再调查及情报处的新报告来“证明”中国犯下“反人类罪”（就如随意指责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绝灭种族”的叫嚣）。

我们不知道自有流感记录以来，有哪些国家需要对流行症负上赔偿的责任？好像是120年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中国是第一个傻子，但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傻子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6日《南洋商报》

英国率先冲锋陷阱

人口排名世界第21位的英国，其总人口超过6千6百万人。截止2021年7月18日，单日确诊病例高达47839宗，排名世界第一，累积540万人被确诊，而有12万8千人死亡。照理从7月19日起会实施更严格的措施，以加强管制；但讽刺的是，在解封前夕，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已注射两剂疫苗竟被确诊。同时，曾与他在一起的首相约翰逊及财政部长苏纳克也自我宣布隔离。

不过，贾维德说，所幸他已注射两剂疫苗，因此症状非常轻微。他因此促请尚未接种人士尽快注射。

对此，医学专家约翰·埃德蒙兹（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教授）警告在未来几周内日增病例极可能高达10万人；副首席医疗官乔纳森·范塔教授则认为应加速接种疫苗的人数，才能取得成功，他担心到了秋季，疫情会再反弹。另一批医学专家则建议，最好等到所有成年人都接种两剂疫苗后，或说秋季时才解封会比较有保险。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就反对在感染率上升的情况下，一下子取消了所有保护措施是鲁莽的。

但首相约翰逊坚持本月初所达致的解封决定，从7月19日开始，取消下列的限制，因为平均已有2/3的成年人接受第一剂疫苗（87.8%）及67.8%完成第二剂疫苗：

1）对参加婚礼和葬礼的限制；

2）对酒吧和餐馆的餐桌服务的规则及入场限制的解除；

3）解除对指定的护理院访客的限制；

4）对开会实施的限制不复存在；

5）对大型活动不再需要法律上的认证

与此同时，不但各行各业将重新开业，而且也不再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当然若在室内或在公交车上，还是鼓励配戴口罩。

政府方面不支持压后解封是因为在9月份后学校已经开课，人口流动会更拥挤。再者，病毒对热天的传播放慢，若是秋天就更易传播，不宜压后解封。

就此而言，这是约翰逊拿其政治前途作赌注；特别是在疫情肆虐下只有进一步的限制，哪有放弃管制的道理？

可是英国所持的理由是：既然杀不了病毒，不如与病毒共存。可是这种共存的前提是每个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已接种，有了一定的免疫功能。就不知道英国已做好准备了吗？

下列的国家就是因为在防范措施不足下，提早解封后又再重新限制：

（一）以色列在今年3月重开餐厅和酒吧业，也取消社交距离。到了6月，人民得以不再戴口罩，生活回复如常，商店、餐馆、酒店和电影院等完全开放。但到了7月，情况又有所恶化，也加强控制，包括在室内强制戴口罩和进行检测。

（二）荷兰在今年6月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放弃戴口罩，也鼓励年青人外游。但近日在确诊人数增加下，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夜店也再次被封。普特首相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误判所致，向人民道歉。

（三）韩国在今年6月允许已接种完毕的人在户外可以不必戴口罩，也允许小型聚会，放宽餐馆营业时间。但因为有大多人仍未接种（31.46%），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特别是Delta病毒的转入，让民众惊慌失措。

（四）瑞典本来主张让私人企业根据自愿的审时度势来防止病毒扩散，也在今年7月又进一步允许3千人进入体育馆观赛。但由于担心变种病毒Delta的入侵，近日又对回国的旅者实施病毒测试。

（五）澳洲因为被确诊数目极少，未有太多的限制，生活如常。但因今年6月Delta病毒袭击，导致悉尼被封城。基于接种疫苗人数不多（第一剂疫苗占28.5%，而完成两剂疫苗的占10.9%），也就使到澳洲政府不得不步步为营。

（六）美国的总统拜登上台后就采取放宽的措施，尽管美国日增病例过万，加上Delta变异病毒凶猛传播，使到美国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目前日增病例已逾两万宗。

（七）法国也是名列日增万宗的国家，因此从此刻开始，所有进入酒吧、咖啡厅、商店、剧院场所等的人士都要出示“健康通行证明”卡。为了确保国人健康，总统马克龙希望在9月中完成疫苗接种，否则可能面临无薪付给的风险。根据所知，目前法国有一半的人口已接种第一剂疫苗，而低于40%的人口已接种两剂疫苗。为此，法国除了快马加鞭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与病毒“为伍”了。

除了上述所说的国家面临特殊的情况后，亚洲一些国家也是十分严峻的，必须得到更大的关注。

（一）印度日增4万例，已有3千4百万人被确诊，而有41万人死亡。

（二）印尼日增5万例，已有2百80万人被确诊，造成7万余人死亡。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导，印尼正陷入十分危急的困境，情况十分恶劣。

（三）泰国日增逾万宗，已有39万人被确诊，造成3千人死亡。虽然如此，泰国还是爆发了千人示威，抗议政府无所作为，致疫情恶化。

（四）马来西亚同样日增逾万例，已有90万人被确诊，近7千人死亡。

当下马来西亚只有30.7%的人口接种第一剂疫苗，而已完成两剂疫苗的人口只有14.2%。

由于接种未达标，马来西亚对放宽措施得步步为营，不可能像英国这样，不计后果，豁了出去。

（五）缅甸，当下日增病例超过万宗，已有22万被确诊，而有4千余人死亡。

（六）菲律宾，确诊病例有所减少，日增5千余宗，但已有150万人被确诊，而有2万6千人死亡。

从英国到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两种不同的防疫措施，前者是义无反顾地向病毒“示好”，宁愿与病毒共存；后者则是按部就班，不能操之过急，也就不会像英国那样，把所有的筹码都押上了。

我们只能对英国的身先士卒表示惊叹，不成仁变成义的视死如归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惟有拭目以待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2日《东方日报》

病毒成了中美交锋的武器？

原本以为当2020年结束时，新冠肺炎基本上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想进入2021年，疫情更是恶化。最明显的是印度疫情竟是后来追上，与巴西一同赛跑，被确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越来越靠向美国。

按照7月15日的记录，美国日增3万例，已累积3千4百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高达62万余名，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印度，日增4万例，已有3千余万人被确诊，而有41万人死亡。居第三位的是巴西，日增5万2千余宗，已有1千9百万人被确诊，而有53万余人死亡。

另一个跃上排名第15的竟是东南亚另一个大国—印度尼西亚，日增5万6千余例，已有2百70万余人被确诊，而有7万人死亡。

就全世界而言，截至7月15日，共有2亿2千万人被确诊，4百余万人死亡。与此同时，共注射了35亿支的疫苗（世界总人口约70亿。按每人打两剂疫苗也要140亿支疫苗接种。不过，这之中美国和中国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接种疫苗）。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直到今天仍在争论不休的是病毒的起源和零号病人身在何处，而不是如何共同抗疫和捍卫生命不受病毒侵袭？

按照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逻辑，既然病毒先是在武汉爆开，肯定是源自中国。他因此怪责中国未在2019年底时通过世卫向全世界通报，而他认为实际上中国已在11月时知晓此病毒的发生，因此他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予美国和世界作为补偿。

由于这样，当下的两个争论焦点是：（一）若病毒是从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可以说是自然的传播；（二）若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而造成的，是人为的事故而不是自然的事故。

如果属于前者，则是自然引发的病毒，无从追究责任；但若是属于后者，美国就咬定中国要负责任。令人费解的是，在未有任何结论前，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声称这是“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企图通过舆论制造既成的事实，让中国百口莫辩。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揭露在2019年10月份时，美国军人运动团抵达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其间有五位美军因病提前返国（2019年11月，比中国正式通报不明病毒早一个月）。中国也就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是被病毒所感染？同时，中国也要求美国开放其国内外的病毒实验室（德特里克堡及遍布世界各地的200多所生物实验室）供世卫专家团参观，以了解实况。这一事件也引发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抗议赵立坚的言论。

就在拜登上台（202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后，有关白宫医药顾问安东尼福奇医生的邮件（3200页）不知为何被公开而再一次震撼医学界。

福奇在今年6月针对其邮件外泄的事件解释称，他与一个非营利性质（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高官互通邮件没有不妥之处，因为该组织有资助武汉病毒所的成立，共拨款60万美元，以进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在邮件中，福奇说他认为最有可能是动物间的跨种传播所致，如今他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又多了一句：他不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漏。

对此，中国的《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为文斥责福奇“背叛自己的良知”。前说是自然的传染，现又说不排除是实验室泄漏的可能（人为的，非自然灾害）。他说，这种观点的转变，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事；反而更像是一个软弱的小人行为。

同样的，中国媒体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的前言不对后语形容为对本身言论的“叛变”。

在今年初的时候，世卫组织的代表团（来自10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已应邀到武汉进行一个月（1月14日至2月10日，共28天）的调查研究，并在今年3月31日与中国联合发表溯源研究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现在谭德塞又改口，支持再次到武汉作进一步的调查。原来他们两个“大人物”是为美国总统拜登造势。

在5月27日时，拜登说他将在90天内将情报局针对大流行病起源的报告公布于众（今年8月）。这样一来，这份以美国情报部牵头的报告究竟是专业的或是政治的报告？必然有所争论。

在疫情已被政治化后，中美双方肯定是针锋相对的，也不大可能得出令双方满意的结论。正如耶鲁大学的基因学教授泰森（Gunter TheiBen）承认，即使各方合作，也不一定能解开新冠肺炎源头的谜底。换句话说，调查容易，结论太难。

既然各执一词不会有可被接受的结论，不如接受世卫组织的免疫专家林德斯特兰德（AnneLind Strand）的建议：不要再把疫情当作是一个“我个人、我的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性问题。

也只有这样，生命才得到拯救，人类才有活下去的意义。

 刊登于2021年7月19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正在下坡走？

《彭博社》（Bloomberg）评论员丹尼尔墨斯（Daniel Moss）在最新的一篇专论中以《马来西亚正蹒跚滑向失败国》为题，阐述了马来西亚经历了疫情的连续性冲击后，已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三重危机。

犹记得在60年代至90年代，有出现过所谓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意指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向发达国家转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从而吸引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后，在年复一年发展下，成了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

较后又崛起另“四个亚洲小虎”，它们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由于“亚洲四小龙”对日本市场的进口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甚高。当美国在1988年取消这些地区向美国出口商品所享有普惠制待遇后，亚洲四小龙被迫在美国市场与德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面对的冲击不言而喻。而在另一方面，“亚洲四小虎”因未受影响，继续利用普惠制待遇向美国扩大市场。

但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突袭后，东南亚国家不幸地陷入经济危机，从泰国开始吹向马来西亚，再辐射至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其中马来西亚就以贬值货币40%来止住往下跌的恐慌。

根据后来的调查，始作俑者是金融大鳄索罗斯赚得盘满钵满，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哀鸿遍野”。

当进入21世纪时，东南亚算是比较安定，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以致在位的马哈迪又对他在1990年提出的在30年后，即2020年时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即指马来西亚的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金的水平）兴致勃勃。

遗憾的是，马哈迪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指标。按照统计，当下马来西亚人的年均收入才在1万美元之间，离先进国的目标还差5千美元。这也与中国今时今日声称已达到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水平相差不大。

这之中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举其荦荦大件者有：

（一）1998年后的安华事件及后来卷起的政治风暴，包括伊斯兰党从中崛起而与巫统争夺“回教国”的话语权。

（二）在强化种族政治的当儿，马来至上主义再次登上更高台阶，这无形中影响马来政党的转型，因为保存马来社会的甘榜面貌与城市间的距离是维持马来政权的可靠策略。因此城乡的差异成了种族屏障的有效工具；尤其重要的是，当60%的议席在乡区，而40%的席位在城市或半城市的当儿，也就无人能对种族议席比例作出改变。当疫情严重时，人们会看到不同种生活习俗，也就在防疫上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措施。

彭博社的评论也看到这些差异是难以协调的。

（三）虽然在2018年的大选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改变不了政治体制和模式。从马哈迪重返政坛到两年后放手给慕尤丁从“后门”越位，除了最大目的是阻止安华上位外，另一个目的是维护马来人至上的地位。从他们两人坚持组织土团党的种族色彩来看，他们是未雨绸缪的。

（四）即使世界货币基金有预测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成长可达6.5%，以弥补在2020年的负成长超过5%，如今因疫情的反复和不断升高，使到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如果经济进一步滑落，也在情理之中。

单看马来西亚，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也就是国盟夺权之后发生的事），就因疫情“恶化”而实行了行管令（MCO），后来又一直延长至2020年12月。间中虽有放宽行动，但过后又再回到严管，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转入2021年，情势进一步“恶化”。来到7月份几乎已到了不能预测病例的地步。例如7月11日新增的确证病例为9105宗，其中雪兰莪占4682宗。

总共累积病例为83万余宗，而死亡人数也突破6千人。这意味着政府所制定的进入第二阶段都不达标，更别说有机会进入第三和第四阶段。

（五）在初时，慕尤丁还给民众留下“治国有方”的好印象。可是过了不久，就显露败象。在没有提出如何控制疫情方案下，突委任副首相也显示不了其重要意义，只能列为旨在安抚巫统人的需求，作出的政治妥协，而不是为了救国。

与此同时，为应付疫情，政府在2020年预算案中已拨出3050亿令吉充为经济配套，而在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又再多拨3225亿令吉应急。经济的脆弱，也一览无遗。

固然我们不赞成举白旗求救（因为这是投降之举，不能当为求救讯号），但从中也反映出一些人民已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外求援。

基于求变越趋强烈，马来西亚又承受不起无止尽的折磨，唯一的方案是通过和平的手段作出改变。这个时候，各党各政客不应为官位和权力而让政坛乌烟瘴气。由于巫统优柔寡断的决策，换来的是失败和分裂，这个政党也就走到头了。

正如资深的评论家丹尼尔莫斯所下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限期地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将成为全球机能失调的坏榜样。

 刊登于2021年7月15日《东方日报》

巫统牵一发动全身

这不是平地一声雷，而是选择在对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对的决定。因此巫统在阿末查希的领导下，基本上已在民间赢得一定的掌声。

理由很简单，其一，自从国盟（Perikatan Nasional）在15个月前通过喜来登政变（2020年2月）取得执政权以来，比较多的评论形容这是“后门政府”（没有经过大选取得的政权，仅是通过收编或收买组成的联合体）。

但这个拥有32名内阁部长及38名副部长的政府被认为是过度膨胀的，而且也基于政党间的利益关系又作出妥协性的委任。在人选指定下，政治人物成为官联公司的一把手或执行长，拥有的权力是外人看不到的。

其二，为了巩固政权，不论出于临时或有议程的结合了超过十个以上的政党在仓促间组成两个联盟，一个是保持原来的“国阵”；另一个是新组成的“国盟”。前者巫统是国阵的老大，后者土团党则是国盟的老大。这些合作政党之间缺乏联系与共识是不可否认的，甚至也无法在职务上相互协调。

它的组合是在临急变化中组成的。原本土著团结党在2018年大选取得执政权后，它的国会议席也就从13席跃增至31席。主要是来自巫统的议员跳槽。当时马哈迪的口号是用土团党取代巫统。另一方面，阿兹敏的阵容也有10人退出人民公正党，致安华领导的公正党国会议员加加减减下，也从50名减剩40名。

最不易理解的是，它们不是在一个大家庭内共同组成统一阵线，而是分而合之。比如国盟是由土团党、伊斯兰党、民政党、沙立新党及沙进步党组成，最新加入的成员是沙巴自民党。

但巫统未加入国盟，保持其国阵的领导地位（马华及国大党依附于国阵）；而砂拉越的“政党联盟”及沙巴的“团结联盟”都只是合作政党，不是成员党，它们与国盟的关系是松弛和比较容易变化的，突显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有了新的但极不稳定的改变。

其三，突如其来的喜来登政变却是在马哈迪知情下发生的。如果马哈迪不辞职，其他人或政党通过国会来推翻他则需大费周章，不能一蹴而成。正因为他自动辞职了，才给了慕尤丁这股反叛力量拔地而起（有说主要是阻止安华接班成为新首相。结果希盟的“新瓶装旧酒”被搞砸了，改朝换代成了一个时代的笑柄）。

其四，因为是马哈迪在后期（希盟执政近两年）表现欠佳。除了坚持用土团党取代巫统外，也坚持土团党东渡沙巴而与民兴党有了芥蒂。在希盟内，他又与安华为相位之争无法妥协，导致人心散涣，也就给慕尤丁提供了夺权的空间。同时在阿兹敏和希山慕丁等人的配合下，慕尤丁借民间对两大巨头的斗争感到厌倦而适时地出手，竟然是一气呵成。

就在巫统“守株待兔”时，慕尤丁为它送来了“甘露”，伸出橄榄枝合作执政（其时巫统仍有39名议员），结果一拍即合，因为巫统所渴望的是回到权力舞台。

不过，事事也未能如纳吉和阿末查希所愿，他们都无法进入内阁，也无官职可言，只得静观其变，支持巫统先挤入联合执政，再来商讨后事。

其五，机会就在今年6月间成熟，因为马来西亚面临的新冠肺炎已到了十分紧急关头，每天几乎都有5-6千确诊病例，甚至也朝向8千乃至9千的大关迈进。民心从“沉默”到“呐喊”，也就给了政界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如果巫统不能乘胜追击，中途迷失方向，那它将失去的不但是“民心”，而不再是人民未来希望的所托。

没错，巫统确实有不少毛病，一向自视是永远的执政党，态度傲慢自负，更何况有3百万名党员作后盾，也就未把人民放在心里。未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509时，巫统迎来了夕阳。

虽然巫统有表明不会提名安华出任首相，也不会支持由行动党主导的希盟，但它并没有把大门关上。毕竟巫统只是不提名安华，没有表示不支持安华任相。这两者之间存有一个微妙的空隙。

再者，所谓行动党主导的希盟只是一个说辞，因为从一开始，行动党就不是民联（人民联盟）或希盟（希望联盟）的主导者。只要希盟能表达一个清晰的画面，与巫统的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政治本来就是艺术，而艺术需要技巧和灵活的手段。

我们不知道未来政局会出现什么大变化？但摆在眼前的是，新冠肺炎日益猖獗下，改变政府和全民抗疫已是刻不容缓了。若巫统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让现状保持不变，那么巫统也只好在沉默中消失了。

 刊登于2021年7月12日《南洋商报》

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

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标志着新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的兴起，与西方流行的资本主义争夺地盘。

这个学说，最先在俄罗斯兴起。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为了统一口径，中共将7月1日定为党庆日。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句话出现在毛泽东选集中《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在这之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而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5月）。这就是说，有关中共的成立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现的。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英国、法国及美国崛起成为大赢家；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王国则成为大输家。

当时有一个怪现象是英美法等国将战败的德国在青岛及胶州湾拥有的租借地划给了日本（即便中国是胜利的一方，但弱国无外交），也就在1919年激起了北大学生领导的“五四运动”（5月4日），反对日本占有青岛等权益。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游行也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大改革。白话文的兴起也取代了文言文。

虽然在战时从俄罗斯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也曾一度吹进中国及马来亚各地，但这股备受争议的学说找不到市场。20年代后自我消失。

1924年，在孙中山倡议下，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最显著的是，在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国共两党的军事人才。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中国政局前路不明。

1926年，国民政府开展北伐运动，对付吴佩孚军阀集团、孙传芳集团及张作霖（张学良父亲）集团；而在1927年取得成果时，竟发生蒋介石与汪精卫集团转过枪口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及左翼分子，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毛泽东在湖北汉口的七八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成为经典名言。

在国共合作破灭后，一边是国民党集团（蒋介石的南京核心及汪精卫的武汉核心）暂未分裂，枪口对外杀害近30万人（包括中共党员1.2万人）（后来两个集团分裂，因汪精卫投靠日本，被称为“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则成了“国民政府”），另一边是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南昌起义（1927年8月）和秋收运动，而有了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军队在井冈山会师，正式确定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湖北汉口的党最高会议（史称七八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论断。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红军抵达井冈山与朱德红军会合。毛泽东总结斗争的经验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另一个经典名言。

及后毛泽东也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生存》及《井冈山的斗争》两部名著。

1929年，红四军在福建古田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一重要的议决直到今天依然坚持党是领导核心，军队服从于党的领导，给毛泽东、邓小平及习近平提供了稳定执政的优势。

1931年，中共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出任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而来）。

1934年，红军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但不敌第五次的反围剿（蒋介石派出百万大军意图消灭中共），也就在同年的10月折出根据地，成为后来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意味着红军的大转移，如果不撤军，就等着被国民军消灭。在不到十万军力的红军（另有红军从其它地区出发，但日期不一，合起来总共有20万人左右）突围时被国民党四面包抄，红军何去何从成了当时最难的抉择。

眼看红军陷入危难和存亡关头，中共在长征途中到达遵义时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重新改组领导班子，毛泽东也重新掌握了军权，全面地扭转了红军的命运。沿着毛泽东的战略和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红军生命，终于换来红军走向了延安（1936年）的春天。各路红军先是在1935年10月，红军在陕西吴起镇会师。

如果当年红军飞渡不了泸定河，未能攀越雪山和深入草地，他们是无法形成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也就是没有了后来）。正是因为红军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延安又成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凭着这一优势，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在西安被张学良及杨虎城绑架后，就被逼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付日军。终于促成第二次的国共合作。

在张学良付出被终身软禁的代价及杨虎城全家遇害的背景下，蒋介石才同意合作抗日。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访问毛泽东时说了另一句名言：“一切反动党，都是纸老虎”。

1937年2月10日，国共的合作使到两军能正视日本蝗军的威胁。

在下来的8年里（1937-1945），尽管国共明争暗斗，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但未再次公开决裂。一直到日本投降后，又有所谓第三次的国共合作。当两党在1945年签下双十协定后，又因蒋介石不同意组联合政府再爆发内战。这一仗从1946年6月26日开始。其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如下：

1）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起至11月2日结束），歼敌47万人，解放全东北。

2）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起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

3）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起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歼敌52万人，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及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以上的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

但真正解放全中国的还有一次渡江（长江）的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起至6月2日结束），解放了南京、武汉、杭州、南昌及上海，共歼敌43万余人。

接着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此正式诞生了。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先后战斗了28年得以转身成为执政党。如今2021年，刚好是中共建党100年，它实现了国家全面走向小康社会。再过28年，中国将迎来建国百年大庆典。

以此看来，百年中共依然风华正茂。

习近平说，他希望两个百年可以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但我们认为前提是世界和平及稳定，而中美双方找到平衡和共识点。

 刊登于2021年7月8日《东方日报》

百年基业迎向新的挑战

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1907-1991）在其《美国与中国》的著作中这样说：“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动力是来自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部分”（这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美国也插足中国取得治外法权。从此美国成了新崛起的帝国）。

他又说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亨廷顿（1927-2008）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这样说：“在1995年时，中国领导人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及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他也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大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课题上的分歧是全面性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正在重新与海外华人建立起大中华体系。

虽然从费正清到亨廷顿都指出了中美是在不正常的关系下建立起来的，但在上世纪70年代尼克逊及基辛格访华后的突破和改善，也全面地扭转了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双方在跌宕起伏中持续友好发展。可是进入了特朗普的时代（2017-2020），中美的冲突不幸与前两位学者所说的一样，双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对峙。这是自中美关系解冻后45年来的突变。特朗普先是发起贸易战（2018年），继之挑起南中国海风波；更在台峡问题上否定台湾的属从地位，让一些人误以为在美国的力撑下，可以争取独立。

接着在香港问题、新疆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让世界以为中国使用非人道的手段对付新疆人，而事实上是夸大其词。当然香港因为早前有过气势庞大的示威，才被认为人民是反“中国干政”的。

尤其严重的是，特朗普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骂得体无完肤，甚至连其国务卿蓬佩奥也抬出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更天真地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取消共产执政下，美国取消对执政党的承认也是千古一绝，与三个公报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有人就此认为中美交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其实并非以此为主，而是自我为中心在作崇。即便美国独立只有二百余年，但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建立了自身的政治体系，有其独特的制度。同样的，中国虽说有五千年年的文明，但因受限于封建王朝的约束和帝王体制的相互倾扎和斗争，也就无从在19世纪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在在印证了中国到了晚清时代因愚昧和落后，体制已是全然崩溃，逢战必败，根本无力与西方国家抗争。

对此，习近平在中共百年庆典大会上说：“（中国已）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如今实现了中共建党一百周年，而在28年后，也即是中国立国一百年时，将迎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另一方面，在举国欢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初登台的拜登却依然走特朗普的路线继续反华，而且变本加厉地联合欧洲及盟友全面封锁中国。

问题是美国在2018年掀起的贸易战收效了吗？在2017年的中美贸易中，中国的顺差是3752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8.1%。继之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课以重税25%后，以为可减少贸易赤字，不料在这一年显示双边贸易还是中国处于更大的顺差地位，有4000亿美元。

在2019年，中美贸易逆差有所下降，少了1千多亿美元，因为美国又再提高入口税率，但中国仍居顺差地位有2958亿美元之数。

在2020年，中美双方的贸易总值共达4.06万亿美元，增长8.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13万亿美元，增长8.4%，自美进口9318.7亿美元，增长10.1%。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间，中国依然处于3169亿美元的顺差地位。这三年来的贸易战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难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认为仍未取得满意的平衡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成功地控制疫情而步入正常的生产水平，有望在2025年达到中国制造的境界。这就表示中国已走向世界工厂的地位，今后可为世界各国提供各类优质产品。

再者，中国也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特别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利用中欧班列大幅度的增加中国产品销往欧洲国家。

就中美两国的情况而言，美国早已知道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已70年，无须强制中国跟随美国。如果中美两国都能克制寻找平衡点，就可免掉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命运都在这两个大国的手里。

 刊登于2021年7月5日《南洋商报》

召开国会全民抗疫

当我们在2020年3月18日起实行行管令（MCO）以来，就未曾享有全面开放的时段。例如从3月18日起到5月3日后，我们才进入有条件的行管令（CMCO），一直到6月9日。在这之后，我们又进入复原式行管令（RMCO）。有鉴于疫情居高不下，政府又在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全面封城（Total Lockdown）。

在今年6月1日时，我国已累计57万人被确诊，而有2千8百人死亡；但来到6月28日，前后不过28天，被确诊的病例已达到73万余人，而有5千余人死亡。对比之下，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增加了15万病例，死亡人数也几近翻倍。平均每天有超过5千人被确诊，而平均每天也有75人死亡。

就在我们对新冠肺炎争议不休时，在另一边厢却燃起来国会开不开的争议。我国元首在今年1月应首相慕尤丁之请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今年8月1日。

不过在今年5月间，最高元首已表态，同意政府择日召开国会。我们相信在舆论要求下，政府当会在今年8月召开国会。但问题是，在国会内所讨论的议题和课题是否是迫切和重要的？如果正如朝野所表态的不会有倒政府的提案，那就是说，没有不信任动议的提出。

既然不是要换政府，也不是借国会改变现状，则在国会举行辩论也是口水多过茶，朝野各说各话，难道广开言论就能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案吗？

按照我们的经验，独立以来国会从来没有提出不信任政府的动议，今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朝及在野党已表明不会倒政府（巫统的阿末查希及希盟的安华已表态）。因此这样的国会只是告诉国人我们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会对国家的政策失误及阁员的更换作出改变。如同在“513”事件后的1971年2月，国会重开时，对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的提出已无需在国会讨论，政权也没变。如果在不久后我国召开的国会提及因订购疫苗不足才出现今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已是过去式，于事无补。在未能做出任何改变下，顶多掀起一片辩论声。毕竟国会不是生产疫苗的地方，则劳师动众地开国会也改变不了现状，过后还不是依然故我？

为此，我们有必要先探讨召开国会的意义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不然这也暴露了一个小国在大件事上是无法独立自主的。所谓“小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批准私人界购入合格的疫苗供私人医院及诊所接种，以加速对抗病毒。因为在现阶段，除了尽早为民接种疫苗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来缓和变种病毒（德尔塔变异病毒株）（Delta）带来的更大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变种病毒（Delta）在印度传开后，已有80多个国家的病患者被确诊感染，其死亡率较原先的病毒强十倍。对此中国的防疫专家钟南山说，至少要有80%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建立免疫屏障。

就钟南山来说，他希望在中国的广州建立检测中心，以严防外来者带入病毒。同样的，马来西亚也可以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检测中心，对任何出入境人士再作检测，以策安全。

除了控制疫情外，政府当务之急则是对民间企业和失业人士提出及时的援助方案。

这项定名为“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an）在首相宣布下，政府将拨出1500亿令吉救急。这是因为政府在今年6月1日宣布“封城”后，原以为只封半个月，不料疫情还是持续恶化，又延长至6月28日。接着，首相宣布现处于国家复苏计划（PPN）的第一阶段（Fasa 1），这意味着全面封锁将延续，直到单日病例降至4千宗以下，否则不会进入第二阶段（Fasa 2）。

其实，在2020年3月实施MCO 1.0时，政府已拨出2500亿令吉的援助金。有关援助金从去年3月发放到今年5月，已用得七七八八。另一方面，政府在去年底通过财政预算案中，又有3800亿令吉也是属于援助配套，其中超过2000亿令吉已发放给人民，目前仍剩下的1000亿令吉足以让政府顶到今年年底。

在新援助计划下，政府将拨出46亿令吉辅助贫穷家庭。在2020年时，已动用49亿令吉作出援助。同时，在今年失业的人士（依据公积金及社保记录作标准）可领得援助金。

除了从7月份起至9月份，提供电费按比例的减少外，也允许个人提出公积金（每月1千令吉，为期5个月）应急。学生的教育贷款包括PTPTN可延后摊还；车辆的保险金也可申请延至今年杪才恢复缴付。

还有个人向银行贷款者（或房贷或车贷）可要求6个月内暂不缴付，对利息也可作出豁免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林冠英提出的援助方案的重要性，他说在2020年初提出的3千8百亿令吉的拨款仍未能解决经济难题。如今来到MCO 3.0，还是需要增加拨款450亿令吉（其中350亿令吉）用来挽救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因为这些近百万间的企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39% 。

无论如何，在酝酿国会重开的当儿，政府的改变策略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加快和全方位进口足够的疫苗以在今年内达成80%的人口接种外，政府还需动员全民抗疫。在这个关键时刻，政府不妨开放门户，让有信心救国救民的政党和政要参与执政。在政府重组和集思广益下，或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不知首相慕尤丁以为然否？

 刊登于2021年7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