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的颜色“革命”

 砂拉越州选终于拉开序幕，选委会已定于12月6日提名，而在12月18日投票。在近3百万人口中（2019年人口普查是281万人），其中有125万人是合格选民。他们将通过投票选出82名州议员。

当英国决定于60年代将西马与东马并成马来西亚时，不是由东西马人民说了算，而是要听命于英国的安排。这一安排也引发马来西亚在60年代陷入朝野政治斗争的高潮（发生马印对抗（1963-1966））。

虽然时局紧张，但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这是左翼斗争的一次惨痛教训，也是无法挽回的挫折。在这时期，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了州议会。即所谓的三层选举，由控制乡市议会的政党选出各省选举人（最初分成5个省，目前共分成11个省），选举人只能根据控制地方议会的政党的指示进行投票。正如美国总统选举由各州按照得票率而产生选举人，而选举人也只能按胜利者的指示投票给取得胜利的候选人）。

这种形式的合并和选举从头到尾也有联合国官员参与，他们也得出相同的答案，即东马人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可是砂拉越人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因而与西马中央政府签署了18点协议，规定了砂拉越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砂移民厅有权禁止来自西马人的入境；也有权不让西马人在砂州与本地人抢饭碗等）。

来到60年代中期，东姑首相敦促砂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加速公务员马来西亚化却遇上阻力，也就发生首相与首席部长争夺权力之大事。

在这方面，加隆宁甘的失败也证诸中央权力大过省政府。东姑当年走的三步棋令加隆宁甘无从招架：（1）罢免首席部长职权；（2）另委新首长及（3）通过国会修宪，允许议长有权召开州议会罢免首席部长。

加隆宁甘的下台也警示着东马政治人物不要搞分裂和分离活动，不然下场就像加隆宁甘那样。

话分两头，沙巴的首席部长唐尼史蒂芬也对加入大马有怨言，主要是怪责东姑没有事先照会他各项大事，包括将把新加坡挤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这也在马来西亚国会通过的）。此外，东姑未雨绸缪，防止分化，也就在1964年提前将唐纳史蒂芬调入中央出任沙巴事务部长（有名无实），而改由慕斯扎化（沙统首领）出任首席部长。

不幸的，在1969年的东马选举，西马选举成绩已揭晓时，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导致尚未结束的东马选举马上被终止。刚巧在1970年敦拉萨接过首相职，他被高人授以妙计，以一箭双雕收服离心的东马政治首领，如加隆宁甘和唐纳史蒂芬（他在70年代皈依回教，改名福尔。他用新政党（人民党）在1976年选举中击败沙统，第二度出任首席部长，但不幸于3个月后坠机身亡），也就有了中央私下与人联党密谈，以争取这个左翼红色政党加入执政的联盟。在安排妥当后，砂州大选提前在1970年举行（国家仍在紧急状态）。选后正如所料，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

本来人联党是“五邦社会主义”的成员之一，抬出反马来西亚的旗号一时声势浩大。结果在许启谟（当时的马华署理总会长、地方政府暨房屋部长）的献议与斡旋下，成功说服人联党的王其辉与杨国斯同意加入右翼阵线，成为执政党一员。

当年，人联党的保密功夫到家，大部分党员及干部事先都不知有此变化。直到选举成绩公布后（人联党—12席；保守党—8席；砂华—3席；土著党—12席；国民党—13席）才知道发生政治地震。

根据加隆宁甘说法，原与人联党谈妥合组联合政府事，但人联党调转过头，联合保守党及土著党合组联合政府，将国民党一脚踢开。

就这样，人联党改写了砂拉越的历史。红色基地后来也逐一被漂白，分别在1974年及1990年与砂州政府签署和约，结束了砂共游击战争。人联党也因转换码头而成了右翼集团，昔日的红旗飘飘不见了。经过近40年的斗争与挣扎，砂拉越的颜色革命是成功了，但人联党已迷失在其中。在2016年的州选中，人联党只保住7席（原本有12席），勉强参与执政。而在2018年全国大选时，人联党竟只剩1国席，大有日暮西山之虞。

另外，脱离人联党而组成砂联民党的黄顺舸则成为反对党领袖。

至于原本在2011年有10个州议员的行动党也在2016年州选时，又只剩下5席，势力下降一半。

如今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合组的希盟要在砂州大选中从土保党手中夺权似乎已不可能。不但土保党已与昔日盟友组成“政党联盟”，阵地坚如磐石；加之公正党面对分化和行动党面对退党冲击当儿，若寄望诚信党突围也将会无功而返的。

还有在巫统不东渡下，土团党的东渡也没有大作为的。

今天摆在东马砂拉越人民的面前是西马中央权力在握的政党怎样安抚东马人的情绪。在政经上又如何达致平衡与合理的分配资源？不久后的州选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时局可能是依然故我。

刊登于2021年11月29日《南洋商报》

巫统在马六甲搞复辟

 马六甲本次州选举（11月20日）的结果呈现了国阵的复辟，共赢得21席，与2013年的大选时所取得的成绩不相上下。

2013年选举成绩（总数是28席）如下：巫统17席、马华3席及国大党1席，合共21席。而反对党方面，行动党6席及伊斯兰党1席，合共7席。

在2018年选举后，州议席仍是28个，巫统只得13席、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归零 。而反对党方面，公正党3席、行动党8席、诚信党2席及土团党2席，合共15席。这意味着原本是国阵堡垒的马六甲州，首次遭反对党攻陷，并由希盟人阿德里（诚信党）担任首席部长和组织州行政议会，马六甲州首次变天。

但是在2020年2月喜来登政变成功后，情势有变，因土团党两名议员走向巫统及一名公正党和一名行动党州议员也出走，导致希盟政府垮台，改由国盟组织政府（国盟是慕尤丁通过喜来登政变后所组成的新联合政府，与巫统、伊斯兰党及砂州土保党合作），由苏莱曼出任首席部长。

但今年10月1日，又发生4名国盟州议员出走（即巫统两人、土团党和独立人士（退出行动党的议员）各走一人）。4人中以前巫统首席部长依德利斯哈伦为首，他们希望能拉垮国盟州政府，重新成立希盟州政府。

在10月4日，首席部长苏莱曼承认国盟政权已失去支持，因而寻求州元首解散州议会。

10月5日，州元首同意苏莱曼的建议，决定解散州议会。

10月18日，选举委员会宣布甲州选举在11月8日提名及在11月20日投票。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暴露了甲州政府已成为政治的游戏场，先是国盟取代希盟，后是希盟反攻未遂导致甲州来一场大选。其结果是保守政治复辟，也成了各党头头的一场所谓“生死战”，选民也因之被拉着团团转。

这其中涉及的人物有试图东山再起的纳吉，他似乎成了国阵的“统帅”。虽然名义上是阿末扎希要出国动手术，实则是纳吉借此机会表现一番，以证明他宝刀未老，也从中让我们看到纳吉在党内的势力可能是大过阿末扎希的。

在这方面，纳吉好像又摆脱1MDB的丑闻，也公开表示他不会接受政府给退休首相的1亿令吉的产业赠予；并集中攻击希盟及国盟在执政时的弱点。

虽然纳吉声称希盟输在吸纳政治青蛙，如公正党接受原巫统议员依德里斯哈仑（国阵统治时期的前甲首席部长）成为公正党候选人；而诺阿兹曼则成为诚信党候选人，双双备受争议，也被纳吉讽刺为“青蛙政治”（两人皆败北）。但纳吉似乎忘了原公正党州议员的再拉尼也跳槽到巫统后，如今则以巫统身份出征而蝉联。因此政党间的相互讽刺已是家常便饭，不值一提。

但行动党的林冠英反对希盟起用跳槽的政治青蛙当候选人也是有其道理。只因在诚信党和公正党坚持下，双方作了让步。希盟只吸收两名来自巫统的州议员，而不接受土团党和行动党的退党议员再回头。

林冠英认为要有道德底线，而不能表现出政治机会主义者的本色。

有关政治青蛙也引起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的不满。他认为希盟不应接受青蛙代表希盟出征，因这会引起反感。同时赛沙迪也反对希盟接纳巫统人过档。

因此对于纳吉和安华的政途又有了不同的看法。有者指出因为巫统又带活了国阵，也对阿末扎希的地位有了帮助。无形中抬高纳吉返政的机会。

阿末扎希也成功拉下慕尤丁政府而扶起巫统的人当国家首相有功。这个高位看来是为巫统的高层预留的。以目前看来，纳吉和阿末扎希都有此意愿，看来纳吉的机会比较高一些。

至于依斯迈沙比里是过渡时期人物，倘若要在纳吉和阿末扎希之外寻求接班人，则希山慕丁和凯里算是排得上名的。

林吉祥对此怀疑纳吉为下一任首相铺路。另一方面，如果说安华应为马六甲州选举败选负责而应辞去希盟领袖，那么谁又能拥有安华的经验和声望接班呢？阿兹敏的背叛和拉菲兹的厌倦政治，已反映出公正党正缺乏适当的接班人。

安华确然要为本身的刚愎自用的排阵负起责任。退位之说，仍在争论中。

至于林吉祥和林冠英退位的问题当下还未成热门课题，只是这次的甲州选举对行动党虽有隐忧，所幸失票不算多；尤其是两席只输掉不到200张。因此行动党的卷土重来也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马华如何挡住行动党再刮旋风？

伊斯兰党原本在马六甲就没有议席，此次归零也不算丢脸，但也从中反映出伊党的宗教政治是不受欢迎的。所谓的禁酒令和禁赌令也不是什么大事，偏偏到了伊党的手里就成了大问题，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多元种族的多元性生活是不可被忽略的。

至于慕尤丁是否应退位也还未到此地步。他所领导的国盟组合目前还是有其作用。只是若无法与巫统靠拢，恐怕会失去伊党的支持。毕竟在巫统与土团党之间，伊党必会选择前者，主要是在野太多年了，伊党已开始尝到联合执政的甜头，例如哈迪阿旺也有一个官职，其他重要干部也有所安排。

虽然本次州选马哈迪未出声，也不扮演任何角色，但他是巫统头头的克星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马哈迪的斗士党；赛沙迪的民族联合阵线及新成立民族党（由钟少云带头）会否在来届大选一展身手，他们能否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增添新的力量？我们倒未持乐观看法，因为从巫统的复辟，我们又看到老牌政党并不会自动消失在政坛。恰恰相反，它们都会挣扎生存以争取再上位的机会。

严格说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论述马六甲的州选是全国大选的一盏指示灯，但我们倒要指出这次选举对希盟是一个沉重打击，恐怕不满的情绪会带向未来的大选。

此外，我们也未看好国盟的未来，除非土团党能展示其新生和强大的阵容，否则它会成为少数人的政党。

至于东马的政治发展，又渐渐与西马有根本上的区别。例如本次的马六甲州选就与行将到来的砂拉越选举无法相提并论。

既然西马的政党伸向东马阻力多多，包括公正党与行动党也不易在砂州突破。因此我们只能让东西马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强将两个实体合在一起，这样迟早会发生碰撞和冲突的。

刊登于2021年11月25日东方Online

中美巨头视频带出的讯息

 虽然我们不期望中美两巨头能在视频会议上达成重要的协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已告化解；恰恰相反，两国间存在的严峻问题也让人看到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双方应该不会发生大战，但有可能擦枪走火，引发区域冲突。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新恶化起于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初期美国只是表现冷漠，未予积极支持。后来（指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因“一带一路”的向前推进触碰了美国的利益，造成美国不参与“一带一路”的援助计划，也未对中国大力推行的“亚投行”给予实质的支持；更进一步，在印度和日本的投诉下，“一带一路”变成西方国家利用的筹码，向中国大举鞭伐。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明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十分重要的盟友，而且中巴经济走廊的开发是“一带一路”的开头和重头项目，却因之被美国利用挑起中印和印巴冲突而影响了工程的推进。

与此同时，拜登也在今年中获得美国参众两院批准巨额拨款后，公开宣布要将1万亿美元用在下列的基建翻新和改造，即其中的1100亿美元用于建设高速公路；660亿美元用于建设铁路；650亿美元用于扩大宽带网络设施；550亿美元用于清洁饮水；420亿美元用于改善机场和港口；400亿美元用于维修桥梁及75亿美元用于建造电动充电站等。

当拜登在今年6月访问英国时，也向G7工业国发出邀请，希望这些较富有的国家联合向发展中或落后的国家提供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以修建基础工程。这个建议也被拜登形容为“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 for the World，B3W）的愿景。可惜响应的国家不多，这对拜登来说不啻是一个打击。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会成功，因为只有资金而缺乏熟练工人及原材料，将影响工程的推进和完善。因此他不认为美国的大型计划会成功。如果美国的基建是在其国内推动，又另当别论。

其实，以今日的中美关系而言，它们已走向另一个对峙。最明显的是打“中国牌”，以便在舆论上向全国人民灌输中国的威胁，从而对中国提高警惕。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来美国参众议员院频繁及迫不及待地通过反华的议案，主要是让美国人民相信中国是主要的敌人。

在这方面，近年来反华的势力先后主打下列4张牌：①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和技术竞争，以提升美国的自身实力。②外交政策也要关注国内复兴，为中产阶级服务。③藉应对中国挑战之名，团结国人将基建和高科技投资等内政事宜包装成具有“反华”意味的筹码，以换取国人的支持。④打价值观牌，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国际体系。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中美在台湾立场上的大相径庭。中国坚持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容不得独立；美国则辩称台湾地位未定论，虽然美国不是鼓吹台独，但留给台湾人决定。这也就等于否定中国将台湾收归的权利。

既然从1970年开始，当中国重回联合国后，所有欲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得承认世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包括美国在内。就不知今日为何又节外生枝，让台湾人幻想独立的可行性？目的就是对中国打台湾牌。

与此相关联的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也已不是问题的焦点，但依然是一个争论与喋喋不休的课题，似乎可成为制造舆论的源头之一。

在贸易战方面，习近平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说：在商言商。即意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例如在2017年，美国输华贸易总额1304亿美元，中国输美则是5056亿美元，逆差数目为3752亿美元。在2018年（贸易战开启后），美国输华贸易为1551亿美元，中国对美输出4784.2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233.3亿美元。

在2019年，美输华货值是1327.1亿美元，中国输美为4186.7亿美元，中方顺差为2959.6亿美元。这说明在贸易战下，美国仍不能将局面扭转过来，还得承受中国居于顺差的地位。

不过在中美领袖对话中，下列的名言是值得一提的：

习近平说：“历史是公正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在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

拜登说：“中国在5千多年前已是一个大国。我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并奉行一贯的一中政策。”

总而言之，我们从上述的对话中得到一个讯息是：中美关系只能世代友好，而且也不会发生战争。我们谨此牢记心中。

刊登于2021年11月22日《南洋商报》

习近平登顶的时代意义

 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在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建党以来第三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共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下，又开始走向另一个百年宏图大计。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竟能一举克服所有阻力，成功地打破局限。这种限制是邓小平当红的年代所提出的（即1982年通过最高领导人任期不可超过两届（10年））。如果习近平没有于2018年又再通过修改党章，他就要在明年中之前下车了。结果在“时代的需求和感召”下，习近平成了新中国第三位最具实权的掌门人，不再列明任期的年限。

为什么习近平能够通过修章而废除限期？又能留有空间对未来作出新的和大胆的规划，包括扫除贪官污吏；抓出潜伏在党内的野心家并在国外展示中国的成就已是一日千里，正在日趋逼近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主要在于国内外情势的需要，也就自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主政以累积政绩，然后得以向世界铺陈一个已站起来和锦绣壮丽的共和国大画卷。

或者，有反对者认为这是借口，上位的人也可刚正不阿，岂只一人长期在位？

但问题是，大权在握者若有期限的约束，办起事来或会碍手碍脚，也会因为交接时间快到了而节外生枝，出现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应该是习近平所要避免发生的事。修宪成了不可扭转的任务。

虽然我们可以回顾中共先后通过的三份决议，从中吸取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但它们基本上是历史文献而不是法律条文，只有道德的约束而没有律法的效用。无论如何，了解和消化三份决议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走向未来，所谓温故知新。

第一份的“历史决议”是在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六届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策划和参与的。共经过八次的修改而完善。内中从1921年建党开始述及1945年的严峻情势；特别是在1934年在瑞金反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不得不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一年有余的日子里，红军经历跋山涉水飞渡沪定河及跨雪山的生死关头，其中有数以万计战士也悲壮牺牲。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得以抵达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所幸在1935年途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选出毛泽东为新领导后，中共才绝处逢生。

这份报告也批判陈独秀到李立三、王明及博古等人，制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更批判了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盲目主义，差点断送了中共前程。后来出现了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论断，终于转危为安。

也因为较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党接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著名理论，而直到今天还一直沿用，保证了军队只听命于党的指挥。中共历来罕有发生军变就是这个决议所定下的。

无疑的，毛泽东也在落脚延安（1936年）后又看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浮上来，那就是党的理论的建设和正确思想的灌输。于是在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也宣扬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进一步确定工农兵的三结合理论，包括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经过国共合作抗日（1937-1945）至日军投降，又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是和或战？仍无法揣测。但毛泽东似乎已看到战争的必然性，也就在国共内战前（1946年）有了第一份历史决议的通过。

由于国共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国民党，而在1949年解放全中国，但留下一个台湾未及时收复的大问题，直到今天成为共和国其中一个很深的伤痛。

另一方面，新中国也经历不少运动和变化，其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8-1959）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先后成了一场场无法控制的悲剧运动。这之中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带来的十年浩劫最为刻骨铭心。反过来，文革中所批判的修正主义思想和个人崇拜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直至四人帮被打倒（1976年） ，十年的文革总算告一段落。但依然解不开的谜是接班人林彪（1969-1971）坠机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有了第三次复出的机会。因而他在1978年又成为共和国的实权掌门人。他成了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的第二代领导人。

毋庸置疑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生机勃勃，但在日后也给中国带来对社会制度的争议。

有人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似乎在这个理论下，可以允许犯法犯规的人在不知不觉或明知故犯下泛滥起来；甚至有一个时期（8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也大行其道，更有人荒谬地提出“不论姓社或姓资”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歪论。这种混淆不清的情况，导致共和国到底要复辟资本主义或是保持社会主义？

此时，心急如焚的邓小平也认为中国太落后，必须迎头赶上。因而在1981年提出第二份历史决议时，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献中，除了指责文革带来灾难外，也否定文革的作用。

不过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邓小平也“七三对开”来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被保留下来。如果当时对毛泽东的标志一一取消，就不可能在今日得以捡回对毛泽东的遗物而成为重要的史料。

说实在的，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中国依然需要有指路明灯的思想和形象突出的人物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局。毛泽东的言行在这些年来正好被派上用场，也反映出习近平坚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路线。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上毛泽东思想的总和，用以抗拒西方国家所鼓吹的“和平演变”。

当我们看到今天公布的第三份决议内文时，就不难明白习近平的良苦用心，他必须在否定文革和维护毛泽东之间做一个平衡的杠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成了新时代的新号角。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8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必将伴随着他的一生，得以照亮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光辉历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今日的习近平，共和国已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它的成就。不但可以派人上太空建造太空站，而且向宇宙探秘已成为可望可触的奇景。

不论习近平还在位多久，只要继后他能够建立一个定了型的官僚体系，也就不必担心既有的秩序会在人事变动下被乱套。

显然社会主义已自成一个体系，它可以不必仿效资本主义的选举规则或三权分立。只要中国人民认可、党员认可，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逻辑法则，又何需由美国人扮演上帝角色来指手划脚呢？

刊登于2021年11月18日东方Online

伊党又回到权力游戏？

 自从2018年选举以来，伊斯兰党已在党内进行调整，不再以咄咄逼人的语气一味强调宗教至上，而是在很多方面为迎合巫统的心思，不再正面冲突。同时也揣摩土团党的心意，尽量进行协调，以便不再被孤立于权力门外。

就以这次马六甲州选提名来看，被排斥的伊斯兰党理应咆哮且向巫统发难。结果不但没有自行上阵，而是选择与土团党合作，以国盟的名义出征，同时也未指责巫统背叛两党在2019年签署的“国民共识”。

在过去（指伊党在1977年退出国阵而单独面对国阵以来），伊斯兰党因为离开国阵/巫统而在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三届大选中输得一塌糊涂。

原本伊党是长期执政吉兰丹的，但因在1974年加入国阵，又再较后与巫统闹翻，在1978年的吉兰丹州选中，伊党只剩下两个州议席，州政权不见了。

1982年的大选，伊党剩下5个国席。

来到1986年的大选更是凄凉，伊党只剩下1个国席。

当时的哈迪阿旺在大选失利后，也有过自我调侃一番。他说，伊斯兰党成立的目标不是为了争议席，是为了伊斯兰而斗争。

这样一来，哈迪阿旺也冲淡了党员的失落和沮丧的心情，继而以哈迪阿旺的斗争精神作为激励的榜样。

其实，在1983年当尤索拉哇成为伊党主席后，伊党就慢慢开始变化。

（尤索拉哇是目前诚信党副主席姆加希的父亲。后者在2018年至2020年希盟主政时，曾出任首相暑部长，掌管回教事务）

有鉴于伊党走向衰弱，尤索拉哇在参考中东国家的回教运动后也有所感悟（他在1975年后被派驻伊朗、土耳其及阿富汗出任大使，亲眼目睹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

这个时候，尤索拉哇认为若要伊斯兰政治化取得成功，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斗争。就尤索拉哇个人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宗教而不一定要依靠个人来改革一切。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加伊党，尤索拉哇也在党内设立了宗教局、知识局等组织。慢慢地，伊党内部就成立了对宗教研究的组合，进而在90年代初期，设立了一个“长老会”。这个以宗教为主的权威组织邀请了聂阿兹担任长老会主席。在参照中东模式后，马来西亚的伊党出现两个重要组织，一如今日的伊朗。

这就是说尤索拉哇开了头，把伊党导向中东的回教国家看齐。

不过伊党的政治立场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了改变。比如，在尤索拉哇下台（1979年）后，伊党更像中东国家的政党，不再如同60年代遥望印尼苏卡诺，而是转过身来审视中东的宗教革命是如何将国家改变成宗教至上。因为这样，伊党在后来的改革历程中，也向宗教看齐。

后来升任伊党主席的法兹诺（1989-2002）就形容伊党在1990年的大选，得以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是因为政治路线走对了。这个路线就是以宗教带动政治的改变，完全不是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助力。

当2002年法兹诺病逝，而由哈迪阿旺上位后，他更进一步把伊党推向宗教的旋涡。最明显的例子是1999年的大选。在法兹诺和哈迪阿旺及聂阿兹的联手下，伊党取得空前胜利（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外，国会议席也爆增至27席，成为单一最多议席的反对党）。

这对哈迪阿旺而言是最好的机会，因而他大事鼓吹是宗教政治化的结果，而不是“巫统化”的结果；更是与安华效应无关。

当哈迪阿旺否定安华的角色后，他就转向与马哈迪抗辩，以辩论谁才能把马来西亚变成回教国的人？这也激发马哈迪直接驳斥，马来西亚已经是回教过了，何来辩论（2001年）？

无独有偶，我们查知伊党后来的领袖都是中东的大学生。除了尤索拉哇是毕业自麦加瓦哈比大学外，其他三人法兹诺（1989-2002）、哈迪阿旺（2002- ）及聂阿兹（1987-2015，且出任长老会主席）则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

政治方向从南中国海吹向苏伊士运河后，伊党因宗教之争迷失在政治十字路口。未想在2020年初时，土团党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在一拍即合下，希盟的政权在2020年3月倒台。

虽然伊党不时还在谈论宗教课题，但已有所收敛了，毕竟权力比什么都重要。一旦伊党回到权力斗争的游戏，它也不逊于巫统对政治的操弄了！

刊登于2021年11月15日《南洋商报》

马六甲州选的政治背景

 马六甲州的大选是临时出现的，因为自从沙巴在2020年举行闪电大选后，就陷入严重的疫情干扰，以致许多政界人士不得不煞车，包括马六甲在内，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时机。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元首真的准了马六甲首席部长苏莱曼之请，宣布解散州议会。于是一场考验各党的选战拉开序幕了（11月8日提名及11月20日投票）。

虽然胜负与大局的改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稳操胜券。在过去，不论是“513”前或“513”后（1969年），马六甲州几乎是执政联盟的囊中物。不必投票就知道结果了。只有到了2018年，马六甲人才惊觉“变天”的到来。这一年不但是南马各州一面倒向反对党，而且连中央政权也“改朝换代”。

这一巨大的转变是顺应国内各大小城乡的城市化而到来的。例如在城市地区，包括联邦直辖区（12席），在90年代开始已成为反对党插足的选区。即使大多数州属的政权及中央政权一直保持不变，但反对党在市区的站稳脚跟却是一届比一届强。直到千禧年后，人们开始看到改变的可行性；尤其是在2018年的大选，希盟更是占有11席，国阵只占有1席。

这主要反映在巫统的分裂和分化。如果说90年代巫统的分裂（东姑拉沙里出走，创办46精神党）并未对巫统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么在90年代后期，马哈迪与安华的分裂就是一场持久战，两个人从巫统斗到希盟，再从希盟又难分难解斗到今天。间中又分裂成诚信党、土团党、斗士党、民联阵线（MUDA）等。

虽然在马哈迪领导时的国阵（巫统）并没有因为马安失和而生变，但却是马来政治一再大分裂的另一个开端。

回顾1999年的大选，安华成立的公正党并没有拉走巫统的大柱子，倒是煽起了“烈火莫熄”运动，意外地扶起伊斯兰党“一飞冲天”，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及在国会拥有27个国席。

这意味着，伊斯兰党借安华过桥后，转向与马哈迪争夺“回教国”的话语权。伊斯兰党认为选民同意将马来西亚进一步推向回教化，企图告别“世俗国”。但马哈迪的反击是阻止扩大回教刑法的执法权力，也未让355法案在国会辩论和通过。

这段时期伊党的斗争是不断给马哈迪更大的压力，企图一党坐大。但在2004年的大选栽了筋斗，只剩下7个国席，连登嘉楼州政权也输掉了。

国阵在这一年大丰收是因为阿都拉的上位和反对党闹分裂，安华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最终只能找到一条生存之道，那就是促请反对党不要再自相残杀（不要如同2004年的大选演四角战或三角战），而是私下协商用一对一的战略迎战强大的国阵，但先不主张组成“反对党阵线”。

这一战略的改变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中发生效用，反对党一共拿下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的数目也大为增加，达到82席之多（国阵140席）。

与此同时，安华也在一周之内将三党（公正党、行动党及伊斯兰党）整合成“人民联盟”（民联），一个新的反对党组合乃告成形。

在这之后，反对党似乎显得有力量改变在野的政治格局。最明显的是效应是阿都拉被逼下台（2009年），改由纳吉上位（后者是在马哈迪力撑下得以扶正）。

虽然马哈迪不喜欢纳吉的作风，也不十分支持他的施政，但他并没有参与倒纳吉行动。因此在2013年的大选，纳吉顺利过关。不过来到2015年时，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爆开后，马哈迪转而与希盟合作，一起讨伐纳吉的国阵。

另一方面，从2015年开始，伊斯兰党也开始它的政治宗教化运动，切断与反对党的合作，它相信宗教可以改变政治；更可以成为造王者（相信能在2018年夺下40个国席而左右执政大局），结果适得其反，只夺得18席。

这样一来，2018年的大选基本上分成三股势力在此消彼长，一边是国阵；另一边是希盟；而第三方是伊党领导的“和谐阵线”。

选举结果是：

（1）希盟上台执政，国阵黯然下台。马哈迪重作冯妇，再次拜相。但在与安华争相位白热化后，希盟辛苦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倒塌了。

（2）代之而起的是由慕尤丁领导的国盟，在一夜之间（2020年2月23日）推翻了希盟政权。这场在后来被形容为“喜来登政变”的大件事进一步证明执政党的内讧造成更大的伤害。

希盟不仅失掉中央政权，而且一些州的政权也起了变化，如吉打州被伊斯兰党所取代；吡叻也落入国盟与巫统合作的新政府手里。

沙巴州因早前民兴党不能接受巫统直接夺权，进而解散议会。讵料沙菲宜在2020年的闪电州选中丢了州政权，近期又有3名议员出走，势力大受打击。

最新的例子则是马六甲州的生变。本来是希盟执政（以17席对15席），但在2020年喜来登政变后，换成国盟与巫统联手执政，把希盟撂在一边。

未想这个组合在今年10月又生变。这一回是有4名州议员（2名巫统、1名公正党及1名行动党）谋倒首席部长苏莱曼（巫统），造成州议会被解散。

因为这4人的倒戈相向，也引发了州议会的解散。这一回争议的焦点不在国阵而是在希盟，因为公正党与行动党对候选人的提名发生歧见。公正党要纳入4名反国盟州政府的人进入公正党，但被行动党拦路，后者不能接受“背叛”党的议员跨入希盟成为候选人。

在相持不下之际，安华的折衷方案是公正党吸纳巫统的伊里斯哈仑（在2013-2018年曾任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而诺阿兹曼则成为诚信党的候选人。而原先是行动党的州议员诺希占则无缘回行动党或公正党，只能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

公正党内另一议员林秀凌被除名，其原因可能是在2019年时未支持公正党提名的人选在州议会内当上议员，因而与当权派结怨（她一度被视为是阿兹敏的人）。

此外，安华也未提及从土团党被开除的诺伊芬迪的命运，他并未纳入公正党的候选人名单中。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在野党的裂痕已越发明显，但会否对国阵有利？任谁也说不清楚。至于由土团党领导的国盟虽也是大阵仗把伊斯兰党和民政党纳入其中（后两党在此之前并未有州议席）。它们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也没有人乐观其成。

基本上这是国阵与希盟之战，国盟则扮演陪读的角色。在国盟看来是希望议席三分天下，以让国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国阵及希盟则是要把国盟清除出去，回到两雄争天下的局面。毕竟他们都曾是一家人，也鼓吹“大马一家”及“一个大马”，何来分彼此？

以此推论，两雄争霸将会是未来的政治走向。马来西亚选民也不习惯有太多政党搞得眼花缭乱。

刊登于2021年11月11日东方online

独善其身的砂拉越？

 1963年9月16日，英国将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纳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也在内。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但沙巴及砂拉越继续留在马来西亚，享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但一直拿不到20%的油气税（联邦只付5%）。较后，沙砂被视为其中两个州，没有列为特殊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东马的沙砂两地的人民对身分处理不当而抗议。也就在千禧年后出现“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力争更大自主权的口号应运而生。

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砂拉越与西马一样，是左翼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当1959年，一批精英组成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它已是左派的阵地，也成为激进分子的温床。但在东马的沙巴则没有左翼运动。

这一段历史并不为人所熟知，但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头痛问题。我们后来从许启谟（许启谟曾是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与李光耀是一对冤家。后他移居马来西亚，出任马华第二把交椅）口里得知这是他参与提出的一个大胆建议。

在特殊的安排下，砂拉越于1970年举行了州选。这个时候，马来西亚刚经历1969年“513”悲剧的洗礼，全国仍处在紧急状态中。而选举的结果正如中央所预测，砂州三分天下，第一大党归土著党和保守党（共有20席，前者12席，后者8席）；第二大党归人联党（12席）及第三大党归国民党（12席。国民党原是执政党，因其首席部长加隆宁甘与东姑闹翻，被罢黜成为在野党）。

左翼的人联党出乎意料加入右翼的执政阵营。砂州政局因之改写。

后来（1972年）许启谟也希望引用这个模式促成马华与民政合并，但功亏一篑，因许建议由陈修信任会长，而林苍祐任署理，结果告吹（毕竟林曾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岂能屈就于陈修信之下？）。

马华与民政的擦肩而过，也造成今日双双在阴沟里翻船，否则许启谟也许又领一大功（1972年许心脏病逝世，引发曾永森介入马华党争，从此马华不再安宁。

我提及这段往事是因为敦拉萨在“513”后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第一次将反对党收编进执政党阵营；更促成马中建交（1974年）；及国阵的成立取代联盟（1974年）。

无疑的，从1969年到2008年的整整40年间，执政的国阵已是天下无敌手，也得心应手控制了朝野政党。

例如：（一）在1966年，东姑将砂州的国民党首席部长加隆宁甘革职，改由保守党的斯里达威出任首席部长。

（二）在1974年，促成砂共与中央和解，走出森林（1999年，最后一批砂共与政府和解，游击战争宣告结束）。

（三）1987年的明阁事件（这是酒店的名称），阿都拉曼用此酒店宣布夺权成功，有28名议员要求泰益首长下台，但棋高一着的泰益宣布解散州议会，用闪电大选决胜负。这场闪电大选在4月举行，成了舅甥之间的生死斗。阿都拉曼耶谷是舅舅，担任首长11年才被泰益撵走。

结果是泰益派取得胜利，阿都拉曼夺权失败，被委为州元首。

另一方面，当马哈迪在1981年出任首相后，他依然无法打开缺口，也不能将西马的执政党引入砂拉越。

虽然我们在1994年发现西马的巫统/国阵已东渡沙巴（在沙巴原沙统主席慕斯扎法安排下，解散沙统引进巫统。这就是后来巫统在沙巴坐大的开端）。

但这是有其因由的。原来在1990年因沙巴团结党在拜林领导下加入东姑拉沙里的反对党阵营与国阵对着干，导致马哈迪恼羞成怒东渡沙巴，决意把拜林拉下台。砂州则已表明不会“反叛”，马哈迪也就未对砂州下手。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的大选后，砂州的执政党可以支持马哈迪（但不提及安华及行动党）。后来又因马哈迪失势，转而支持慕尤丁上位，而不是安华。这之中的奥秘就非我们所知了。

总之，今日的砂州大选对执政党而言，不论不再是国阵还是已改名为“政党联盟”（GPS），也要审时度势而非意气用事。也许安华需要费一番苦功来获得土保党的支持，他显然已不能再指望沙巴民兴党的沙菲宜给予支持了。

蓦然回首，时光已过了五十载，我们才发现今日的政局原来是昨日所种下的。砂土保党与巫统和土团党的恩怨；人联党与行动的40年爱恨情仇，说也说不清。

但归根结底，砂拉越的执政党是需要以民利为重，不再以人事作判断，否则砂州的问题还是无法了断的。一直独善其身还是“坐井观天”，终无法打开视野。

刊登于2021年11月8日《南洋商报》

“哇”不起来的预算案

 首相依斯迈在公布明年度预算案前，有形容这是一项令人叫“哇”声的预算案。即意让人感到惊喜和惊讶，甚至发出“哇哇”的赞美声。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确实与过去有所不同，而大手笔的开支也破纪录。但不是“哇”声不已，因为政府在拟定预算案时也得从我们的经济实况作为衡量，不能过度超越所能承受的能力。例如在2020年的预算案中，收入预测为2445亿令吉。经调整后，收入只有2251亿令吉，少了190亿令吉。

而在2021年的预算收入为2396亿令吉，估计实收达到2210亿令吉，较预算少了159亿令吉。这些赤字必须从其它收入中弥补过来。

在这方面，政府也费煞苦心在2021年的开支预算案中抽出5.3%来应对新冠肺炎防疫的开销及在2022年抽出6.9%（230亿令吉）来应对疫情。由于有积极的行动，进入了今年的10月份，被确诊人数已大为减少，病毒的扩散也已受到控制。这是因为已有超过80%的人民已接种疫苗。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后来追上”也算是可圈可点的。

无可否认，马来西亚在今年前半年，甚至在10月份之前，还是无法对病毒的传染松一口气，只有在10月份才看到曙光显现。当然我们还是不能过于乐观，还得严密注视疫情的走向。

一项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市场已逐渐复苏，各商店也先后启业，这对马来西亚人民来说似乎是隔了一年有余的冷清后才有所改善。

虽然马来西亚在2020年及2021年因遭受新冠肺炎的肆虐而陷入“封城”状态，但政府仍不忘在明年的预算案中拨出400亿令吉来扶持大马一家的商业拓展计划（Semarak Niaga），其中涵盖直接贷款、融资担保及股权注入，以让企业界，包括中小企业及上市公司受惠。

同时在大马一家的援助金下，（一）月入收入低于2500令吉及拥有3名孩子以上的家庭可获得2千令吉一次性援助金；（二）月入5000令吉以下和拥有孩子的单亲家庭获得500令吉一次性援助金；乐龄人士家庭则可获得300令吉；（三）单身月入少于2500令吉的人士可获得350令吉的一次性援助金；（四）月入2501令吉至5000令吉之间的家庭也可获得400令吉至800令吉的援助金。

上述计划的拨款共82亿令吉，料将惠及960万人。

另一方面，全国有300万名学生将获得150令吉的入学援助金。

此外，政府也发放一次性100令吉的教师奖励金予40万名教师。

尽管我国经济在过去1年深受影响，但为助民解困，政府只能通过借贷和资产抵押套现，因而出现2020年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2021年的债务提高至65%。在债务居高不下之际，政府还是希望通过“财务责任法”（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来融资。不过，政府将在明年面对贷款到期的还款，这是涉及一马发展公司（1MDB）10年债券将在明年到期。据调查指出，有关2012年安装的电力设备陷入严重的缺陷，涉及三项贷款计1MDB Energy Ltd.—17.5亿美元；1MDB Enery (Langat) Ltd.—17.5亿美元及1MDB Global Investments Ltd—31亿美元，将分别在明年期满索回债券。有关还款已安排在明年分期付予。

为此，政府在预算案中也首次提及将向盈利过亿的大公司征收“繁荣费”，从24%调高到33%。结果有30家成份股应声倒地，市值蒸发208亿令吉，综指也一度下跌36点，真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可谓是刮骨疗伤。

欣慰的是，政府仍然保持教育是最大的开销的同时，也对大专生发放的贷学金进行了“老生常谈”的安排。凡是一次性清还所有欠款者，可获得15%的折扣；至少还一半者可获得12%的折扣，有效期从今年11月1日起至明年4月30日。

今年因开学延后，政府也已预先批准2万名大专生领取部分贷学金，即每人1500令吉，总共已发出3500万令吉。

据我们所了解，有关贷学金（PTPTN）是政府于1999年设立的，如今已跨入第22个年头，贷款总共超过3百万名学生受惠，总数是500余亿令吉。遗憾的是，即便政府三申五令，又实施惩罚措施（包括禁止出国，现已取消）还仍有37万人共拖欠27亿令吉从未有任何回应。

有人曾促请将PTPTN转为奖学金，但政府是向银行和公积金局等机构贷款的，每年要还利息约20亿令吉。如果学生借钱不还，则高等教育基金局将告破产。因此政府也只能动用纳税人的钱代还利息及母金。

虽然公正党曾极力主张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但政府算来算去碍难接受，也就有了今天“尾大不掉”的欠款不清的劣迹。

其实政府是一片好心设立大学贷学金，以资助国人完成大专学业，也允许取得荣誉学位者转成奖学金，又多次提供折扣优惠还款，就是有人充耳不闻。哪有向公积金及银行借钱不用利息和不用还款的道理？

我们要提问的是：

（1）政府至今已因成绩优异，贷学金获转成奖学金的人数和数额共多少？

（2）那些从未还款的人数和数额又是多少？有打成坏账和烂帐吗？据我们所知，有一部分的借贷者是被冒名借钱的，学校查无其人，这种欺诈案又损失多少呢？

（3）从政府提供折扣还款直到今天，一共收回多少钱？这些折扣的钱又是由谁来负担？

（4）这种“好心做坏事”的援助计划一直未见改善，不知我们的国家还要承受多少的损失？

令人坐立不安的是，由于政府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雇员可从公积金存款中提款。在提多进少下，已有360万名公积金会员的存款少于1千令吉。他们如何在退休后安度晚年？

总体而言，明年度的预算案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扩张性预算案。开支比收入多了近1千亿令吉，占GDP的20.3%。因此恢复销售税（GST）很有可能会在明年或后年发生。这样一来，我国的国库至少每年会增加440亿令吉的收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安华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或纳吉的“一个大马”或伊斯迈的“大马一家”都只是一个口号，前两者已告消声，后者会否旺盛地吹起号角？有待考验。毕竟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当儿，任何讲多元种族，不讲单元种族利益的，在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也许“大马一家”也没有例外。除非政府在实质上赋予这个理念有跳动的生命，不然即使字眼如何跳动和倒过来表达，也找不到活力。

一句话，这个预算案在一阵“哇”声下，还是过早下“定论”。

刊登于2021年11月4日东方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