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聿云暮告别苦情年

 岁聿云暮，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向2021年告别了！在过去的一年有太多的辛酸故事在我们的周围一件接着一件地上演。举其荦荦大件者如下：

（1）马来西亚在2020年1月发生了首宗新冠肺炎病例后，就不断扩散。而在2月27日至3月1日的大城堡清真寺约有1.6万人参与的传教活动，致使疫情加重。

为阻止进一步蔓延，首相慕尤丁宣布行动管制令（MCO）将予延长，一直到5月初才稍微放宽行管令，由5月4日起转入有条件的行管令。

进入2021年，卫生部又将行管令从年初延长到3月31日。在5月10日，因疫情恶化，首相再宣布全国重新进入行管令。

虽然间中曾有过断续放宽和放松管制，但始终未见有效改善疫情。到了2021年7月13日，首破单日新增1万宗以上的病例。在居高不下之际，全国进入封城状态。截止2021年10月8日，总共累计2百30万宗病例，也有2万余人死亡。

根据最新的记录（今年10月以来），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确诊累积病例居于世界第21位，总共有2百70余万人被确诊，而有3万余人死亡。不过目前的单日确诊病例已降至每日2千至3千宗左右，比起今年8月以来每日破2万宗的确诊病例已减少了约90%，疫情有了明显的改善。截至今年12月中，已有79%的人口已接受两剂疫苗，十分有助降低疫情。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目前全世界共有2亿8千万人被确诊，而有5百4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是最严重的国家，有5千3百万人被确诊，而有83万人死亡，位居世界第一。

居第二位的是印度，有3千4百万人被确诊，而有48万人死亡。居第三的是巴西，有2千2百万人被确诊，而有61万人死亡。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及印尼等。这对恢复旅游业是一大打击。因为世界各国仍不敢对明年有乐观的展望，经济复苏无法预测。

（2）马来西亚在近些日来面对一场严重的水灾，已造成46人死亡及5人失踪，并有405位灾民被确诊染上新冠肺炎。

由于政府在全国的协调不力，造成诸多居民投诉没有救济队伍及时解困；更有民众抱怨多位部长到外国度假，这对陷入灾区的民众来说是非常不幸的。虽然首相有表明已召部长回国述职，但其中有多少位政府部长出国？又有多少位紧急回国？我们不得而知。首相应公布其数字。

有人认为这罕有的严重水灾早前已被告知要作出准备，结果问题不断发生。不是中央与各州政府相互指摘和相互推诿责任，便是未见有大人物到灾区提供援助。

在这方面，林吉祥的质问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首相取消内阁部长的年终假期和指示身在国外的部长立即回国，最终因为他的部长无视他的指示，而成为一场闹剧，将会加深国人对伊斯迈首相的信任赤字。当下人民对伊斯迈政府的信任已暴跌至全国史上最底的水平。”

（3）林吉祥的指责政府也印证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如走马灯的变动，是十分不健康的，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首先当人民在2018年作出更换政府的决定时，胜利的一方就必须要确实负起为民服务的重责，绝不允许上台的执政党可以随时变动。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在2020年时，时任首相的马哈迪竟然如同儿戏般地辞职，让巫统和土团党的背叛者轻易夺权。从中反映出马哈迪政府的失误，也因自我辞职而打乱了政局。

其实，当人民选他出来主政时，他就要向人民负责。即使在压力下不得不辞职也要将权力交回给人民作决定，或另组内阁或闪电大选，不能掉头离去，留下烂摊子。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马哈迪的基本责任是他要先问过人民，而不是意气用事，一走了之，这是十分严重的失误。

犹记得当年要上台时，总是苦口婆心要求人民支持希盟上台，现在却因土团党内讧而让政局陷入混乱，绝不是从政者应有的政治道德。当政治人物有意无意间忘记了原先承诺的政治道德时，他已背叛了选民的意愿，再作任何解释都是徒然的。

退一步来说，马哈迪若要辞职也应是由安华接班，但马哈迪选择在中途“下马”而不作任何合理的交待，这又是违背集体协议。

马哈迪不要安华接班已是对选前的“食言”。尽管没有白纸黑字，但共识已普遍存在。

正因为安华在中途被“典当”，也就出现空隙让慕尤丁集团趁虚而入。慕尤丁从一开始就未曾被列为首相接班人，而且土团党只有13个国席，后来召进巫统议员才凑成32席，也绝不是单一的大政党，竟然可以与失败的巫统重新整合，而另组中央政府，难怪被形容为“后门政府”。这显然是讽刺没有经过共识而是在中途跑出的黑马。

结果这种混杂式的组合在没有一个大威权的组合掌控下，很容易出现“讨价还价”的内讧。例如在今年8月的倒慕尤丁政府的运动，起于巫统发难而得到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才勉强凑足人数执政。

但慕尤丁在最初是靠希盟起家而成为内政部长，他后来也得依照希盟的政治原则排序上位，不可以在“乱中取胜”，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坏风气。

例如在今年8月，原属反对党的巫统和伊斯兰党联合土团党夺权已证明了不稳定的政府随时可垮台。结果又换了巫统的伊斯迈沙比里上位。这位既不是巫统的大哥大，也不是土团党的新党魁，而是临时探出头来的陌生首相同样是不健康和值得质问的。

果然不出所料，伊斯迈治理下的马来西亚在水灾冲击下，已暴露出当官的只重视个人地位和利益，而非为民服务。这样低级的错误与慕尤丁在2020年夺权时，对于新冠肺炎的侵袭显得束手无策是同一个模样的失误，包括竟然引用紧急法令来治国，到头来还不是跌进疫情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如今伊斯迈在慌乱中加官进爵，人人有份，谁又记得当官是为民服务的？

从上述三大件事来看2021年的马来西亚，件件苦情，也实在不能乐观展望新的一年会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也只能守株待兔了。

刊登于2021年12月30日东方online

东西马的政治角力

 目前马来西亚土地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人口有3千2百余万名。而马来西亚共分成三大块：

（1）在西马， 即马来半岛的土地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1957年时，马来人3百余万人（49.8%）、华人2百33万余人（37.2%）及印度人73万人（11.3%）。

（2）砂拉越是在1841年成为英国人布鲁克王朝所控制的领土，他是从汶莱苏丹手中取得统治权。最大的族群是伊班人（占30%）、马来人（占24.4%）、华人（占24.2%）、比达友人（占8.4%）、马兰诺人（占6.7%）及乌鲁人（占5.4%）等。目前人口2百80余万人，加入马来西亚时，人口只有70万名。土地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州（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3）沙巴在1882年成为英国所管辖的领土。英国人也是从汶莱手中取得控制权。1946年二战结束后，直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2020年时人口达到3百83万人。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人口只有50余万人。

当下估计有超过百万居民没有正式户口。在种族上，卡达山杜顺人有64万名、巴瑶人有47万名、姆律人有11万名、华人则有26万人。在比例上，各族的本地原住民有49%，而马来人有11.5%。

沙巴的土地面积有7万3千平方公里，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州（邦）。

即便三个区域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但还是在60年代被英国强行在1963年9月16日把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

其实从马来西亚成立日起，它就注定成为被争夺的筹码，也出现各式各样的斗争，最多是围绕在政治课题上。先是在1964/65年发生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卡达山统一机构）被撤换事件。这是西马（中央）与东马（地方）掀起的第一仗。争执点是唐纳史蒂芬不满东姑没事先告知他们，新加坡将退出马来西亚，但东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另一方面，在1966年，砂拉越的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人）也被西马（中央）罢黜，而加剧东西马的分化。中央不满加隆宁甘在削减外籍公务员人数上未予配合，进而不容东马的离心力量坐大。

到了70年代又上演一幕收编砂拉越左翼阵营的大事，并促使左翼人联党放弃了反大马的立场。

在此之后，砂共也分别在1974年及1990年与政府和解，放下武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砂拉越已纳入西马的政治体制中。

转回沙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沙统慕斯扎法于1967年出任首席部长后，便进行铁腕统治，甚至在1974年拒绝西马（中央）调派他到中央出任国防部长，种下东西马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种子。

正因为慕斯扎法的拒绝，他终于在1976年的州选中被人民党所击败（背后有中央的支持），再由唐纳史蒂芬重作冯妇。讵料在3个月后因飞机失事而身亡，改由哈里斯掌权。

直到80年代中期，被认为领导傲慢的哈里斯又被崛起的团结党（拜林领导）所取代。在初时，拜林的背后也是西马（中央）的支持，后来拜林倒向反对党（在1990年支持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营，与国阵决一高低），导致西马（中央）不能容忍东马（地方）叛变之心，也就很快又把拜林政权打倒了（1994年的闪选），直接扶起国阵入主沙巴。先是国阵成员党两年一任轮流担任首席部长。在2004年大选后，首相阿都拉宣布从此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中途不再轮替。这意味着西马在政治上已控制了沙巴。

从上述斗争来看，包括西马政党的东渡（巫统、公正党和行动党）和东马政党的西渡（先是90年代拜林的团结党西渡；如今则是民兴党宣布西渡）的尝试，在在说明了马来西亚已经成立快60年了，还是出现东西马人的对峙心态。而东马人的东马（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沙巴是沙巴人的）的地方性口号。加上最近东马（砂拉越）的州选，已再一次显现东马人不希望西马人染指其政治，这似乎暗示其未来的政治走向。

如果中央不加以遏止和纠正，恐怕会被有心人煽风点火。换句话说，东西马的“大马一家”是要用实质的行动来体现的，不是只做表面功夫。刚刚恢复东马不再称“州”而是称回“邦”的地位只是千头万绪的第一步，下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就要看中央怎么走和怎么想，以及人民怎么做和怎么想了！

刊登于2021年12月28日《南洋商报》

西马政党打道回府？

 砂拉越第12届州选尘埃落定，正如选前各方所预测，执政的“政党联盟”（GPS）会取得大胜，但没有料到的是，情势会一面倒。政党联盟在全数82个席位中，拿下76席，比2016年的州选所胜的席位来得多。在2016年时，“政党联盟”有72席，而反对党则有10席（即行动党6席、公正党3席及诚信党1席）。这也意味着，砂拉越已晋入一个新的和转变的年代；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也突显不“欢迎”外来的政治人物指手划脚，更不要他们“指点江山”？

我们先从执政党方面进行评析。

在最初的时候（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砂拉越的政党数目是有限的。主要的政党有国民党、保守党、土著党及人联党等。

因为马来西亚必须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也就促使马来亚政府与英国政府先将东马（砂拉越和沙巴）的政局稳定下来。

根据1963年的选举法，因来不及推出由选民直接选出议员组织政府，也就通过三层选举的程序来组成州政府。

这种制度是根据地方议会/市议会选举结果，以哪个政党控制了当地的市/县议会为准，则由胜利者推举省咨询委员来选出州议员（但得按胜利的一方指示作投票）。

在当年，砂拉越一共分为五个省，下属有市/县议会之设。这些议会由1963年4月到6月由选民投票，结果第一省的市/县议会由人联党和国统党（国家统一党）控制，得以选出10名立法议员（各占5名）。而第三个省（可以选出11名立法议员）的其中一个县出现激烈的争夺战，也就是民那丹县议会共有15名县议员，其中人联党及联盟（保守党、国民党、砂华及土著阵线组成，如同西马的联盟组织）分别各占7席，剩下1名独立人士是伊班人，他在中选后“失踪”，只要这名独立议员靠向哪方，哪方就成为控制者，而胜利的一方就得以选出11名州议员。

但问题是，这位去西马“度假”的独立县议员一回到来就被“请”去开会，而把票投给“联盟”。

这样一来，第三省的11位州议员全属联盟（当时为求统一，临时也用联盟旗号挂征）。

人联党在失败后，已经没有与国统党合作的条件。砂拉越政权就落在联盟（国民党）的加隆宁甘首席部长的手里。

1966年，加隆宁甘被中央罢黜，引发砂州出现政治危机。最终由中央政府收拾残局，免掉加隆宁甘，改为保守党的达威出任首席部长。

因1969年的大选，西马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东马（沙巴及砂拉越）选举（尚未开票）中止。后来在马华许启谟斡旋和调整下，将左翼的人联党收编进执政集团（联盟），于是在1970年有了新组合的出现，又有新的州选的安排。

这新的组合是破天荒的，首次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相互合作。结果如意料中出现在选后的人联党被收编，与联盟（后来的国阵）联合执政的奇妙组合。

在加入国阵后，人联党也是发生了内讧。在1978年以立法议员张守江（张健仁的父亲）为首的反叛派在人联党内“起事”，向当权派挑战。原本他要成立全民华人团结党的，但在与西马的行动党接头后，“火箭”在那一年东渡而来。而张守江在1978年的砂国选中，因来不及以“火箭”标志出征，乃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而失败。

来到1979年的州选时，已投进行动党的张守江并不好运，他没能保住其原本州议席，而是在这一年选举中行动党一无所获（派出11名候选人，无人中选）。

为什么行动党未能像西马那样，有大批城市人拥护“火箭”入城？这之中的一个因素是李光耀的影响力对西马较大。因此西马选民对行动党并没有陌生，也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的支持行动党。但在东马，新加坡已脱离马来西亚13年，砂人民对新加坡的印象比较模糊。

在反对党方面，让行动党欣慰的是，直到1995年，它才将三支火箭射入砂州议会。而在国席方面，行动党也只有一、二席之数，未能形成翻江倒海之势。

及后，在1987年时，人联党又曾卷入土著保守党的纷争。

在那一年，已担任首席部长17年的阿都拉曼耶谷让位于其外甥泰益玛目，但又心有不甘，乃暗度陈仓联合土保党及人联党的人马，以痛击泰益玛目。

令人惊讶的是，这则大新闻爆开后，拥有28人站台的阿都拉曼耶谷在吉隆坡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夺权竟告失败。因为泰益玛目急中生智，请州元首颁布州议会解散，重新州选，不让阿都拉曼耶谷的夺权计划得逞。在闪选的成绩揭晓后，阿都拉曼耶谷的前进队不得不承认失败，因而退休。在这场争夺战中，虽然黄顺开是站在泰益玛目这一边，而与阿都拉曼耶谷交恶。但在1996年的州选中，黄顺开也付出了代价，只以317票败给行动党的黄和联而退隐政坛。

继后，这场斗争又衍生出土保党与达雅党的斗争。后者是从国民党和保守党分裂出来的。

（回顾历史：1960年先成立国家党、1961年又成立土著阵线及1962年保守党的成立。

在1968年，国家党与土著阵线合并成砂土著党。

1973年，土著党与保守党合并而成为今日的土著保守党。

土保党（土著保守党）之所以直到今日仍是砂拉越的主流政党，是因为它成功地挡住巫统东渡（也包括国阵不东渡砂拉越），播下砂拉越人爱上砂拉越的种子，不让外来（西马）的势力东渡；更在后来也收编达雅党进入国阵。

来到今天的选举成绩又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东马人民为何不接受西马人的领导和介入它们的政治生活中？是不是东西马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经入马快60年了，我们还在分东马和西马？这样的情况显然比敦马的“筷子论”更为重要和迫切需要关注的。

近日有行动党人提出是时候成立只属东马人的政党，但不知道林吉祥与林冠英有何想法？（行动党最旺时是2016年胜出12个州议席，但今天剩下可怜的2席）。也不知道安华有何手段将东马翻转回来？（在2016年公正党胜了3个州议席，今天则如同马六甲的命运，全军覆没，是不是也意味着反对党在东马应另树旗帜？不然安华又有何想法？从2020到2021年末，安华似乎在走霉运，他应严肃地考虑他的未来和公正党的未来了。

经砂人民的投票后，我们也似乎看到沙巴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斥，这就是东西马人存在的距离，无法全面水乳交融。为此当下来自西马的巫统和土著党就要在沙巴另有所思了。

刊登于2021年12月23日东方Online

中美争夺焦点之一：东南亚

 中国和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可以从这两个大国的高级部长的访问中看出来。先是我国前外长希山慕丁与王毅会晤时一声“大哥”引发外交争议。马来西亚的反对党认为这不符合外交礼节。言下之意是“超越”应有的表达。政府的回应是：这是出于礼貌，没有自我贬低身份。

另一方面是美国的举动，先是副总统贺锦丽于今年8月的东南亚之行；后是国务卿布林肯于12月的东南亚之行。焦点似乎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

针对中美的一来一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显得无奈和压力，他希望中美两国不要“逼使”东南亚国家表态，而让这些小国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至少能保持中立。

当马来西亚也被问及如何选边站时，同样沉默以对。

就拜登来说，他与特朗普主政时的政策有些不同。特朗普以“反华反共”为其旗号，并号召“亲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共戴天。而拜登是以团结盟友为主要外交方针，先后出现了“四眼联盟”（或五眼联盟）（主要因纽西兰不想过于直接介入，也就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的结盟）。但印度、日本、澳洲与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也成为中国胸中的一块巨石。

美国还“承应”为澳洲提供核潜艇，一时引起欧盟国家哗然。

除此之外，美国也阻止欧盟与中国签署中欧班列的贸易协定，不让中国通过第三条通道（即指陆地建立的大陆桥以列车（高铁）为主，已成为空运及海运外的另一个交通要道）。

纵观美国的新战略是处处与中国为敌，并视东南亚国家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一道坚固的防线，不容中国染指。

其实在战后（1945年），东南亚已被划分成两个部分，北越一边是归苏联；南越一边是归法国/美国。从泰国以下的国家就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等。意想不到的是，在50年代（1954年）法国军力在奠边府被北越击溃后，真正形成南北越的分界线。而法国在南越的军事地位就被美国所取代了。为防止共产势力的坐大，在1961年成立以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成员国的“东南亚联盟”（ASA）（一个反共的组织）。

但在60年代初，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突然全面倒向苏联和中国，反对英国在马来亚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结果出现1963年的马印对抗，整个东南亚陷入动荡不安状态；甚至连亲美的菲律宾也加入反马来西亚阵营，使到美国处于尴尬地位，也导致ASA陷入瘫痪。

当1965-1966年印尼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后，政局又有了巨变。苏卡诺总统大权旁落，换上右翼军人苏哈多上台。从此印尼成了右翼势力的大本营。

经洗牌后，马印对抗结束。在1967年，立场反共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印尼五国在曼谷成立“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简称东协。后来中国将“东协”也称为“东盟”。

在1976年，五个成员国在峇厘岛签署“东南亚合作友好条约”，逐渐摆脱反共的形象。

1984年至1999年，又有汶莱、越南、寮国、缅甸及柬埔寨的加入，合成10个成员国。

1996年，中国成为与东盟全面合作的伙伴，与日本、韩国成为“东盟十加三”的合作体。2015年，东盟10国共同成立“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向“欧盟”看齐。

千禧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效，进口石油日益增加，因而一度要求将外国的军事力量排在马六甲海峡之外，但它也只能得到马新印三国的配合，不能如愿以偿地将美国军力排除。中国之所以对马六甲海峡的重视是因为每年有10万艘油轮途径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其中有80%是中国的油汽轮。因此马六甲海峡已是中国的生命线之一，容不得有任何的闪失。

此外，中国在千禧年后表达了它对南中国海拥有的强烈主权，也一度与邻近的国家起了争执。最明显的是越南（在南沙占有29个岛礁，并声称拥有西沙的主权）与中国的僵局。菲律宾拥有南沙9个岛礁，且黄岩岛成了必争之地（如今已被中国控制），双方还因此闹上海牙国际法庭，结果判决中国九条线主权缺法理依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虽然在2015年及2018年，马来西亚与中国曾在马六甲海峡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这之后就不再有了，反而成为美马等国的军事演习。

今天的东南亚对中美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了。中国是不能允许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美国也反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桥头堡，以寻求在南中国海、台海峡及马六甲海峡建立安全通道。

至于东盟国家要如何靠边站，那是一时找不到的答案。

刊登于2021年12月20日《南洋商报》

同化政策行不通

 前首相马哈迪在其新著《抓住希望：为马来西亚继续奋斗》（Capturing Hope: The Struggle Continues for A New Malaysia）的推介礼上比任何时候都敢于公开谈论种族性敏感的课题。

虽然我尚未正式拜读马哈迪新著的内容，但从其所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得到了下列的讯息：

（一）马来西亚仍然是个多元种族分割的国家，例如华人还是使用筷子用餐，而不是如同马来人使用双手吃饭。

华人保留使用筷子，这是来自中国的传统习俗，而不是马来西亚方式。

（二）马哈迪感叹非巫裔依然保留自己祖先的特征，结果是分化国民团结，依然分化成大马华裔、大马印裔及马来人等。正因为这样，不同种族之间是无法进行同化的。

不过马哈迪指出，许多印度人及阿拉伯人来马后，他们的后代已经放弃先辈的族裔身份，而以大马人自居。即使他们明显不是马来人，但马来人却接受他们，把他们当成马来人。

（三）虽然新生代的华人出生于马来西亚，但他们仍保留华人特征。马来西亚华裔这种想法就无法将华裔同化成马来人。

这就是说，华裔社群要获得接纳就应该像这些印裔和阿拉伯裔一样，同化成为大马人，以原住民的身份自居。

在上世纪70年代，有人重新提出“同化”政策，但始终无法推行，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同意的是“融合”政策，而不是同化政策。同时，由于马来西亚一直存在“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也就在种族上有所隔阂，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指说马来西亚至今尚无一个真正的多元民族的政党出现。

究竟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是如何各自形成一体？而又如何被分割生活？这需要从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说起。

这一年，英国军人莱特来到槟榔屿，将这块土地圈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且是永久占有的。

1800年，英国总督又拿下威省（原先只有12依格，后来包括填土，直到今天，共计有738平方公里，槟岛有293平方公里）。

最初的时候，只有华人及印度人被招募来到槟榔屿开垦。前者主要从事建筑及雕刻业；后者从事劳工铺路等。马来人来自内陆和印尼等地，以务农为生。

在1787年时，槟榔屿只有60名华人，直到1818年才有印度人入境的纪录。这一年马来人有12190人（来自马来半岛和印尼等地），华人有7857人及印度人有8197人。

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华人居住在马六甲。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华人十分少。根据前华民政务司巴素博士所撰《马来亚华侨史》，在荷兰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后，只有华人约数百人。而在新加坡（有人口纪录的是1819年）华人才30人。

正由于不同种族被引入马来亚，在初时是被安排或分配在同乡设立的会所（同乡会）及苦力间居住。在物以类聚下，来自同一乡县的华人就拢在一起工作，直到找到机会才在外面闯荡。

因此说华人、印度人乃至马来人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刻意割分居住，是为了贯彻分而治之政策乃是不正确和值得商榷的意见，这是因势使然。

不过，在1800年之后，私会党开始在槟城一带出现，给英国社会治安带来威胁。

及后，英国按不同的州设立参政司，也在后来又在马新设立华民护卫司，以监督华人和取缔私会党活动。

其实在1879年后，英国的法令更具针对性；尤其是取缔私会党活动，也扩大到新加坡、马六甲及内陆各州。

在日本于1941年杪南侵东南亚时，整个时局已陷入动荡不安，诸多百姓向乡间逃难，也有人避走印尼。直到日本投降后（1945年），整个马来亚政局又是为之一变。这个时期，不同种族也有不同的归类。比如採开锡矿者以客家人为多；种植和割收橡胶者又以各族人参杂，其中也有不少的印度人；种植稻米的以马来人居多。

当1948年英国与巫统谈判如何解决各民族的国籍问题时，左翼的马来政团（如布斯达曼）及马来亚民主同盟（如亲共的余柱业）为积极争取各民族的合理地位。有人提出马来亚只有一种国籍，那就是“马来亚公民”，在名字上称为“巫来由”（Melayu）公民。

有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等同改变了一个人的种族和身份，因此不予赞同，坚持继称华人。

正在此时，亲共的余柱业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称“巫来由”公民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大家平等，同一个身份；不分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不是很好吗?

可惜这个良好建议不被英国及巫统所接受。巫统认为公民权的问题应由他们主导，不能由平民百姓来决定。

就这样，在巫统与英国坚持下，就分成以种族的特征来分类成公民与非公民了。

在宪法底下，凡是马来人一律自动成为公民，不必申请公民权。但马六甲及槟城人不分种族也自动享有公民地位。这样一来，在槟甲之外出生的华人就需申请公民权了。结果造成在马来亚独立（1957年）后，竟高达30万人拿不到公民权。直到今天，仍有后遗症，就不知尚有多少人仍拿不到公民权（有人说约5万名左右）；又有多少人直到逝世时，仍不是公民。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公布人数。

但很令人遗憾的是，马哈迪所提的“马来化”是不是意味着在马来化之后，今后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也没有宗教之歧视？

严格来说，我国今天出现华人一面倒向进入华校念书，也是马哈迪造成的。

1975年，身为教育部长的马哈迪宣布从1976年开始，本属于国民型小学的学校一律改成国民学校，但没有标明更改成马来小学或华文小学，造成家长担心下一代不能接受三种教育，也就一窝蜂涌入华小，才有了今天96%以上的华裔进入华小读书。

如果政府的政策并不鼓励也不落实平等机会时，期望国人来一个大转变，那也是不可能的。政府必须明确地保证不分种族和没有宗族之分，一视同仁的对待全民，不然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的。

只要政策没有改变，推行“融合政策”是比“同化政策”来得好和来得顺畅。

除非政府全面检讨过时的政策；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到底还有没有推行？这都是十分关键的。

马哈迪不必一味怪责华人的“中华化”而不是马来西亚化。问题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化的看点和优势对各种族来说，又是在哪里呢？

刊登于2021年12月16日东方Online

回教化措施适可而止

 最近马来西亚发生的一些争议，引发了不同族群和不同信仰者之间的隔空喊话，乃至各自诠释。因为这些争议是由于宗教及习俗的不同，长年累积下来的。

第一件事，吉打州政府不再发出及更新博彩业营业执照的措举。刚好这个州是由伊斯兰党主导的，州务大臣说他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他接受任何的挑战。

我们不反对政府对赌博业采取的措施，但我们要提醒政府有必要尊重宪法中赋予人民一定的基本权利和人权，不是事事由政府作决策。因此吉打州政府在原则上是超越权限的，除非人民通过有效方式全力支持政府的所作所为。

其实单只1州发出禁令，效用也不大，徒只助长非法字票的猖獗。

第二件事，行动党国会议员杨巧双也因访问清真寺披戴头巾而引发争议。杨巧双说，这是为了表示对宗教与习俗的尊重，绝非改变宗教信仰。因此遗憾有人将此事政治化。

而原行动党强人巫程豪就另有所指。他反讽说如果为了赢取马来票，行动党的非穆斯林领袖是否要打扮成穆斯林？

针对此事，林冠英驳斥巫程豪不要如同伊党表现，与其痴迷女领袖的衣着，不如专注人民议题。

第三件事，是禁酒令掀起轩然风波。

事缘雪州市政局在今年11月份时宣布，市政局将禁止杂货店、便利店及中药行售卖烈酒。虽然在较早前，联邦直辖区部长沙希旦有宣布禁令只在直辖区内执行，但引起的争议也是十分明显的。

与此同时，亚庇国会议员陈泓缣也指责伊斯兰党添乱，建议将禁酒令也扩大到沙巴的纳闽岛。

他形容吉隆坡市政厅执行禁酒令的措施是无事生非的。再来因为本地威士忌品牌Timah吵得不可开交时，又加进禁酒令，对民族和谐与国家团结是不利的。

他质疑市政局在之前有否与当地业者对话？因为在新措施下，所有的杂货店、便利店及中药店将受影响。

槟州副首席部长拉玛沙米则进一步指出，市政局此举如同侵犯和贬低国内非穆斯林的权利，也给伊党刺激，以鼓励政府持续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例如遏制酒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还不算伊斯兰化，那又是什么？

他断言，禁酒令只是一个开端，下来会（陆续）悄悄推行伊斯兰化措施。至于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

“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完全了解，什么对他们有益或有害，是没有必要对道德进行立法的。”

林冠英也进一步担心会出现更多的伊斯兰化政策。

至于酒牌事件是否已经解决？似乎又是各说各话。交长魏家祥说，财政部已同意不推行“酒牌”制。但隔日财长又宣布财政部早已在多年前已将酒牌权力托付给市政局/地方议会，且由地方当局发执照。

究竟是中央有权力取消牌照措施，或只有地方当局才有权力？这都是很有争议性的。

根据我的了解，槟城在80年代起早已将私人申请酒牌的权力下放给市议会或地方政府。因此表面上看来与中央无关。

在当时申请零售执照费是每年RM420，而申请批发执照则是RM540。但在2015年起，政府已将零售执照提升为RM840及批发执照提升为RM1080。

虽然目前申请更新执照已非难事，但私人拥有的牌照究竟有多少？我们也未得知。

只是正如林冠英所说，若以全国有1万5千家餐厅及2万家咖啡店来计算，如果全部都进入执照系统，恐怕小型的咖啡店将深受影响。

对此我们还要多问一事：小型的咖啡店或在路旁的小贩，是否也要申请酒牌，才能售卖啤酒？

除此之外，我们得对宗教化的措施保持高度警惕。最好能在法令上进行某种限制，不允许政党以宗教之名，行限制之实。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宗教政治一直挥之不去，才有了争议不断的事件发生。

刊登于2021年12月13日《南洋商报》

砂拉越—马来西亚的硬骨头

 砂拉越州选拉开序幕，除了执政的“政党联盟”共派82名候选人全线出击外，肯雅兰全民党也角逐73席（于2018年大选后成立，由前行动党议员温利山领导，希望一炮而红）及全民团结党（PSB）（由黄顺舸领导）则派出70人参选。

从表面上看来是三雄鼎足而立，但事实上则是“政党联盟”（砂盟）一枝独秀，冠压所有参选政党。

“政党联盟”（GPS）是在2018年全国大选后出现的新组合，从“砂国阵”摇身一变成为“政党联盟”，在一夜之间，砂国阵不见了。

“政党联盟”（Gabungan Parti Sarawak）是由土著保守党（PBB）、砂人民党（PRS）、民主进步党（PDP）和砂人民联合党（SUPP）组成。在82个州议席中，上届共拥有67席；国会议席则有18席（总数222席）。因此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但为什么“政党联盟”急切改名？主要是防止砂国阵成员党和其他党互挖墙角，也就在大选后快刀斩乱麻，与砂国阵之间切割。这也等于砂州的执政党与西马的国阵及国盟只属于合作关系，旨在稳固国阵及国盟的中央政权地位，对政党联盟作出让步。尽管政党联盟只有18席，但被保留4部长及3副部长的优势，还比伊斯兰党的18席多了1名部长（伊党有3部长及4副部长）。

为显示诚意，西马的执政党（主要指国阵）也宣布不派人参加砂州州选，西马的土团党也宣布不派人角逐。

这样一来，也给来自西马的反对党产生一定的压力。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也都有派人出征。这之中公正党28席、行动党26席及诚信党8席。

不过在提名日，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向参选屡战屡败的伊斯兰党为何本届还要派出1名候选人参选？他就是伊党砂州秘书拜佐（Paijo）。

原先伊党要派出11名候选人，后经协商，决定只派1人参选，不与砂州政党争天下（在沙巴，伊党也在2020年沙巴闪选后，获得土团党推荐阿里阿巴（官委州议员）担任沙巴州议员，算是多年来的第一个突破）。

正由于来自西马的反对党没有高举夺权的旗帜，也就显示出希盟没有执政的心愿，只是要成为“有效力”的反对党。遗憾的是，本届选举只在相互争夺的局面下演成多角战。因此反对党能否脱颖而出？也是不大乐观的。

如果我们详加研究，不难发现东马沙巴的政治格局已大有改变。例如沙巴政坛的沙统在1995年后被来自西马的巫统所染指。这是因为原来在沙巴称王的慕斯扎化在1994年打开州门，让巫统取代其沙统而成为沙巴的主力军。他原是希望马哈迪会委它成为沙巴巫统主席，结果落空。在这之后，国阵成了执政党。在马哈迪指挥下，推行首长轮任，直到2004年州选后，阿都拉首相干脆取消轮任制，改由巫统人常任首长。

沙巴因为内讧，再加上慕斯扎化大开方便之门，沙巴也就成了西马巫统的囊中物。

即使在2020年闪选后，沙巴哈芝芝诺出任首长，也还是换汤不换药，这位新权贵同样是来自巫统的人。

反观砂拉越则保住了原来的面貌，不被外来势力所改变，情况有别于沙巴。主要是本土的土保党抓住主导权不放，其他本土成员党则起不了作用。

就拿本届州选提名来说，人联党原本有20席参加角逐，临时却缩成18席，党魁沈桂贤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这就是人联党今日悲哀的写照。

更让人联党咽不下一口气的是从人联党分裂出来的黄顺舸领导的全民团结党于2014年成立。最初是被列为砂国阵成员，后因政局有变，国阵易名政党联盟后，黄顺舸就排在执政党外，成了反对党。如今，他雄心勃勃要与政党联盟争一长短，也只能视为友谊波。在必要时，黄顺舸将会成为执政党一员，也可能代替人联在政党联盟的地位。

其实人联党沦落到今天也是很可怜的。因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有一半是冲着砂拉越而来；尤其是人民联合党内的左翼运动尾大不掉。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在1955年的时候，英国殖民地大臣利诺波德（Lennox Boyd）与时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edcolm MacDonald）交换高度秘密的情报，其中一项是怎样将英国在东南亚仍存有的殖民地去掉殖民地大衣。

麦唐纳说对新加坡和联合邦来说，已将有关想法灌入人民的思想，也在过去8年已向记者表达这一思维。

不过在1961年时，东南亚的共产势力取得进展，包括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新的共产活动。

在民族主义压力下，英国所要的是在政治上“切断”与殖民地关系而在经济上保持“联系”。在这方面，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保障了英国的利益而被高度赞扬。这就促使英国重视马来亚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

正因为这样，马来西亚的概念就在1961年被公开提及。

英国通过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之口，在新加坡宣布有意扩大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的概念，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摆上台。当时东姑满足于担任马来亚的首相，不想将新加坡的包袱包揽下来。

就在此时，一件事的发生也加速了马来西亚成立的步伐。

在60年代，苏联悄悄地把装有核武器的战舰驶入古巴，距离佛罗里达州仅150公里，极可能爆发核子大战。正在此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杜乾山迪（Duncan Sandys）认为是时候向东姑表达新加坡可能是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古巴。

新加坡是在1948年被分割出马来亚联合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但因新加坡缺乏资源，即使李光耀在1959年上台成为自治邦总理，还是主张马新合并。可是马来亚对新加坡左翼势力的坐大耿耿于怀。

在此情形下，如果单只与新加坡合并，巫统自然不肯，也就被英国建议将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于是在1841年成为英国保护邦及在1946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和在1881年成为英国保护邦及战后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沙巴也就被划入马来西亚范畴内。

在当时，汶莱和新加坡也会被列入马来西亚版图。

再后来竟是印尼共产势力成为东南亚的主导力量。终于在1963年爆发马印对抗。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汶莱已不参与其中，因汶莱人民党在1962年杪起事而导致政局不稳，乃未被英国圈在大马中），剩下新加坡、沙巴、砂拉越与马来亚的四邦大联盟。除了新加坡之外，砂拉越就是马来亚最不想要的地方。因为它有其独特之处，且砂共势力处处，导致英国和马来亚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按下。虽然如此，直到今天，砂拉越还是马来西亚一块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也许是砂人民感到骄傲的事。

刊登于2021年12月9日东方Online 

中版“一带一路”vs.美版“一带一路”

 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会提出他的“一带一路”，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在外界看来，“一带一路”是长期发展的工程，不是为战争创造先决条件的，为何美国要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耿耿于怀？非置之于死地不可？

我们先简述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及10月份先后访问哈萨克与印尼时，引述中国在古代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规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进而合成“一带一路”倡议以在全世界推广基础建设，主要集中在公路开凿、铁道建设、架桥梁开隧道、港口兴建和扩建及机场增建等，同时对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设施。

中国先后出资1千亿人民币及出资500亿美元设立丝绸基金和“亚投行”。截至2021年3月，中国已经与141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推展“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所谓“一带一路”的国家是指与中国沿线交界或相近的国家共有65个，占全球人口的2/3，约有44亿人，也占全球GDP的25%。

原本于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有鉴于次贷危机过后，美国的基建很是落后，因而在2011年2月宣布要在未来6年内动用530亿美元兴建“全国高速铁路网”，而到了本世纪中叶时，所有的800公里范围内的大城市都用高铁连接起来。按照奥巴马的憧憬，在未来25年内高铁将覆盖80%的人口，将会给美国人的出行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在当时（2011年），美国只有一条名义上的高速铁路，从华盛顿通往波士顿的“阿塞拉”号快速列车。时速可达240公里，但因必须与其他列车共用铁轨，其平均时速降到100公里。

持支持意见的美国交通部长拉明德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未来4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1亿，如果仅靠公路和飞机等交通工具，将使交通受堵，因此必须发展高铁。奥巴马的计划是把美国交通系统带进21世纪的伟大工程。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萨穆尔森则认为发展高铁是错误的政策，毕竟现代人多使用公路进行远途；也乘搭飞机往外地公私干。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美国高铁不受落。

再者，过去32年来，政府已动用是350亿美元对铁路进行补贴，但票价仍居高不下。结果奥巴马放弃其计划。

两年后（即2013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出炉了，前后只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中国建成世界最多高铁行走的国家。在2020年时，中国已有高铁里程达到3.8万公里；而美国直到今天为止，也只有一条阿塞拉号（Acela Express）勉强称之为高铁。

在今年11月中旬，拜登在白宫签署两院通过的1万亿美元的拨款，以改善基础设施，以致美国认为已有条件向中国“宣战”。于是美版的“一带一路”也被提了出来。

提出美版“一带一路”的是前美国海军部长吉姆·韦伯（Jim Webb），以抗衡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韦伯在《华尔街日报》（2月17日）撰文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军事、外交挑衅和人权迫害，已让许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产生迟疑，因而建议美国抓住机会。

他说这不是注定败局的事业，而是没被认识到机会。

到了今年3月此议就被拜登引用，希望英国首相威尔逊能响应。拜登说民主国家也要搞“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他主张由民主国家领导，而在他任期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意指用民主抗专制。

较后，当拜登得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已是“尾大不掉”时，乃改弦易辙在今年7月的七大工业国（G7）峰会上提出要求欧盟集资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结果获得响应。欧盟同意在2027年集资3千亿欧元（1.4兆令吉）来协助推动基建，主要是用在基建和科技及电讯发展上。

但拜登的1万亿美元（主要用于国内基建）是不够的，还要加上欧盟的3千亿欧元。但若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要视情况及年限而定，包括其一是还债的能力。因为还债是长期性的，不是短期的。

其二是技术工人方面，中国已有足够的人才，美国及欧洲国家并没有刻意栽培这样的人才，也只好向印度、非洲及西亚等国家的劳工进行训练，这也十分费时和费力。

其三，在原材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尤其是在2025年后，当中国已成世界工厂时，更有充足的供应量，以确保各大小工程顺利完成。

以上是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美国迟起步和需要费时费神，到头来也可能是得不偿失。因此，与其和中国决一生死斗，不如双方合作发展，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刊登于2021年12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