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十年来的反思

 

今年10月份，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终于成功举行，总共有150个国家的代表齐集一堂，包括27名国家领导人，展示了中国在此不安定的时局召开这场大会是顶着压力让人看到十年的成果。但明显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首脑都未与席，有杯葛之嫌。而亲美国家以及被美国炮制出来的“小北约”国家（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及纽西兰）也没有参加。它们尚且提出数项建议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例如在2021年美国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以动用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也是在2021年，欧盟提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宣布在2027年之前将动用3000亿欧元支助发展中及落后国家改善基建，及2023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美国又带头成立“三方经济走廊”，把中东阿拉伯、印度和欧洲联手对抗“一带一路”。这三大政策何时动工也未见公布，形成谜团。

综合这10年来，“一带一路”所走过的辛酸道路，我有了以下四点的领悟和反思。

（1）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狭隘思想致使中国人民乃至后来的海外华人都相信这“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从未思及这个世界是国外有国，乃至天外有天。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害得中国停滞不前。

（2）当中国的历代皇朝只重视土地归皇帝时，却忽略了海洋是占了地球的70%。

当十五世纪欧洲强国崛起后，通过海洋夺取了具有价值的土地，包括中国的澳门和香港及占有租界等。在当时，中国的海权仍在沉睡中。

（3）正因为封建王朝的短视和愚昧，在明朝（1368-1643）和清朝（1644-1910）时代，历任皇帝都实行海禁政策。例如明朝有199年海禁，而清朝有196年海禁，前后有几达400年之久。这就是说，历朝历代的掌权者都是“坐井观天”的“天子”。

（4）历史在后来也证明，一个只讲陆权而不重视海权的国家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以致世界的七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加勒比海、北冰洋及南中国海）都牢牢控制在欧美国家手里。

唯有在战后的1947年，中华民国的地图才显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拥有主权，而在1949年中国解放后，就按这段历史表明南海归中国管制。但在美国看来，南中国海不能归中国主导，而是国际公海。这等于中国是陆地国家，不是海洋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南海仍然成为被争夺的海域。

除此之外，美国也千方百计地用台湾问题来堵住中国的统一大业。

唯一令中国告慰的是，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就取得突破口，不让美国一手遮天。

这个战略不但打破中国千年来被海洋所困，而且也成功地撬开美国的后院。这就是被称为“大陆桥”（Land Bridge）的新名称，也是中国引以为荣的成功例子。今天中国的铁道交通已和中亚及欧洲国家建立起繁忙的交通网，在国内通过82个城市，而在国外也通达160多个城市，大大地缓和运输的拥挤和缩短时间。因而于2016年挂起“中欧班列”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事，也因此形成中美对峙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权（sea power）在千禧年后也朝向现代化，有了自身的航母和各类导弹潜艇及攻击型潜艇，形成一股新崛起的海军力量，与西方国家对峙。

此外，当中国向美国的太空成就发起挑战之时，而美国却巧妙地将重心移向海洋的海底电缆，因为这是美国控制得到的范围。例如在2022年发生的海底电缆被破坏而打击油气的输送，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损失。有人怀疑这是人为的破坏。

正因为海底电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用在电脑和手机上，已接近90%。对此，美国绝不能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海底电缆上大作文章。在美国看来，宇宙之大、太空的浩瀚无际是美国全面掌控不到的。与其对准卫星干扰中国的发展，不如改用海底电缆的控制来得更有效。

刊登于2023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 

许家印事件的省思

 当中国首富许家印最近被逮捕后，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传闻就铺天盖地而来，一时让人消化不来。

人们脑海中马上浮现一个问题：这些富豪为什么会出事？他们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而他们又如何“偷天换日”把数百亿的款输到外国，在国内则留下一个空壳的恒大和数不尽的烂尾楼。

这样的悲剧也太恐怖了，不但斗升小民亏了本，而且连供应原料的商家也无法回本。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多钱来挥霍？难道这是第一宗贪案？难道没有前科借鉴？这就涉及中国的体制即使在严格控制下，还是有人得心应手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被搞到乱七八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些心术不正的人是如何昧着良心骗尽千万的人民的血汗钱。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而在十八世纪进一步完善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是肯定存在的。我国前首相马哈迪曾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成富人和穷人是必然的。

这意味着人的富有与贫穷是先天的失调和后天的不幸所造成的。当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就要接受这样的生活与命运的定律。但也有不信命运的人，他们在人生中途中不但脱贫而且成为巨富。

因此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处处有机会，也是处处有陷阱”。所以在十九世纪时又出现另一个政治理论，企图用它取代资本主义，那就是马克思及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宣言”，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

他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纪录，但这个学说从一开始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剥削的社会，是资本家对平民的压榨，因此鼓动工人起而反抗旧制度。

于是在1789年到1794年在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也一度出现了人民公社，但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也因准备未绪，革命算是失败了。

这之后，社会主义找不到地盘，整个世界不是封建统治就是宗教统治。只有到了1917年才见列宁在俄罗斯实现了马克思倡议的制度，即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一统俄罗斯，打倒了沙皇。更进一步，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很难想象，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后更名为苏联，将另外15个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在1990年因国内政局动荡，加上入侵阿富汗的错误政策，苏联再次变天，回到昔日的俄罗斯。

当苏联坍塌后，世人的眼光就瞄向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就成为社会主义其他国家仿效的典型。

中国从一开始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奉行的是比较严格的党纪，也认定马克思在宣言中所说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在1957年掀起反右斗争及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体现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当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后，中国又回到初期的建国豪情，因而在1978年重返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

但在改变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中国也在各方面一度兴起向西看的风潮，而且也借助外游来的游客引入西方的文化和潮流。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慢慢改变了。有些人忘记它们姓“社”，而改称姓“资”。自然而然的，在改革开放下，中国人的思想也受到冲击。除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西方国家求学外，也有更多人在生活条件改善下，喜欢出国旅行乃至移民。久而久之，资本主义思想也就走进中国人的脑海中。

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不论是黑猫或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幸的，这句话本来是善意的表达，可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的，但在后来被曲解为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要适合人民的理念就可采用。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有许多中国人下海经商，宁可“摸着石头过河”，也未考虑失败的后果。

到了2005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更形同鼓励年轻一代大胆创业，即使在从商过程中富了起来也不犯法。就这样，许多公务员改变身份，也有不少人凭着与政府单位的熟悉而干起非法的勾当。

当中国在大改革浪潮中，一日千里发展时，民间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行业。渐渐地，部分中国人以赚钱为目的，也把信仰和信念抛诸九霄云外。

无疑的，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领袖，他把中国从贫困中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化城市。但是弊端也显露出来，有人成了暴发户；有人从个体户变成万元户乃至千万元户的个体户；更有人兴起官商勾结，给中国带来很多问题。

顺着改革开放这一条路，中共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即是中国共产党要：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江泽民在2022年逝世时，他的“三个代表”已列入党章，但还是有人提出意见，认为大资本家也可以入党，那么中共还是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吗？

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发现，在福布斯公布中国百名富豪名单中，有1/4的人都是党员，也有几位被选为代表。因此该报认为，中共似乎被资本主义化了？

另一方面，中国也有许多官企公司，虽然中国否认这是“党控公司”，但外界则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政治结构的不同，除了有官联公司外，也有民资的企业家，但从近些年来被爆出的贪腐案，让人对这些富豪的身世打上问号。

例如近日的许家印被形容为中国富豪，而且也是中共在恒大的党领导人。但因为恒大倒闭，负债2.4万亿元，整个形象毁于一旦。这也反映出中国也有力所不逮之处，许家印就是一个例子。

好在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在2021年已脱贫成功，近亿人口生活全面改善。习近平说，在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下，中国又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因而他阐明国家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不再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共同富裕才能显示意义。如果像许家印这样的一家富豪而要全民买单，中国不要也罢！习近平又如何整治，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长存？

发布于2023年10月26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0/26/606248

评安华邀伊斯兰党入阁

 确切地说，伊斯兰党与巫统的合作是没有问题的。早在2018年大选后，伊党就与巫统合作组成“全民共识”。旋后在2020年巫统受邀参与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组成联合政府，伊党也在其中。

但是为什么伊党与安华的合作就有阻力，甚至不被看好？那是因为在1978年安华未加入巫统前，他曾婉拒伊党的邀请来领导伊党。当时伊党刚被开除出国阵。在孤立无援下，想拉安华来领导伊党使之再次壮大。这个梁子被伊党铭记在心中。

后来在1981年安华加入巫统后，顿使伊党大失所望，因此安华与伊党结下第二个梁子。

在1983年尤索拉哇（他是当今诚信党慕加希的父亲）当上党主席（他在1969年大选时打败马哈迪而一举成名）后就逐步将伊党转向宗教政治，与巫统一决高下。在1990年时，伊党与46精神党合作下，才取回丹州执政权，党内开始接受和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甚至在1999年安华跌马后与伊党和行动党合作对抗国阵，而造就伊党的辉煌胜利（共夺得27个国席和取得丹登州政权）。当时接党主席的哈兹诺坚决否认是因为安华效应才使伊党意气风发，而是因为伊党的宗教治国理念的路线走对了而取得胜利。这就判定安华与伊党越走越远。

后来的变化我不再阐述，但在兜兜转转下，在2022年的大选又来一个大洗牌，安华圆了首相梦（一等就是20多年），但他的政府是多党制的，大小通吃，共有19个政党组成。也就意味着随时都会发生内讧和分裂。在这情形下，安华想到的是如何改组政府以减少党争和危机。因此安华有了下列的建议：

（1）在10月12日安华接受《时代》杂志访问时表示愿意与伊党合作，且已发出邀请，目前正等待答复。

他认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国家，当下升级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消除的。

他希望马来西亚可以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对此我们相信安华是有诚意邀伊党入阁的，这不但可以巩固团结政府的地位，而且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塑穆斯林的新思想。

在这方面，虽然伊党署理主席依布拉欣已表示不打算加入团结政府，但长远来看，加入团结政府对伊党也是有其优势（目前拥有43席，是最大的单一政党）。毕竟伊党要单独执政，几乎是不可能的。

（2）“当你不能消灭敌人时，最好与它共存”。因此安华的策略是一箭双雕，既要收服伊党，也让土团党做抉择。它可能不参加内阁，维持反对党地位，或作出一些牺牲加入内阁，但马哈迪的地位又放在哪里呢？这又是伊党的大难题。在这种情势下，按我们分析，伊党与土团党不会接受安华的领导。也就是说，大团结政府为时过早，直到下一届大选才能有个抉择。

其实，按照民主政治的大原则，国家不能全是执政党而没有反对党。换句话说，安华的大团结政府论是不易落实的。为此，在轻重缓快下，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将伊党融入国家体制内，放弃宗教治国的理念，也不走伊朗“政教合一”的路线，除非伊党服膺民主政治，一切以人为本而尊重民主的真谛。不然政治的分歧会因宗教和种族问题而发生对峙。

因此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也支持安华能够软化伊党的政治立场（即使维持反对党地位，也应软化其宗教路线），一切以大局为重。毕竟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东马，它们的信仰、语言和种族都有其独特性，与西马大不同。

既然我们已形成一个大家庭60年之久，若仍分东西马的差距只能制造分裂而无助于团结。希望安华能让伊党明白，我国只适合多党合作，但不是一党独大和一党专政。巫统的失败，正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教训，伊党不能步巫统的后尘。

刊登于202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预算案的联想

 首相安华于10月13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是一份没有惊喜，但也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一份平和也未制造痛苦的预算案。

依照马来西亚的经济情况来分析，安华背负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的债务已超过1.5兆令吉（约3476亿美元）。若转成个人负债，则每人要负债超过3万余令吉。

虽然政府的债务已占了GDP的82%，但首相仍具信心指出明年国家的经济成长将达至4%至5%之间。

在这方面，政府宣称已从2023年的预算案中于今年3月拨出第三笔130亿令吉（30亿美元）付予一马有限公司拖欠的债务；而下一笔债务则是在2039年到期，还要再付50亿令吉。因此安华希望国人，包括公务员能与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化解经济面对的挑战；尤其要关注“债台高筑”的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安华也了解到在当今经济不稳定的时局中，很难提出一份平衡的预算案，只能在明年调整的税务中增加一些收入。

因此综看明年度的预算案，虽然收入和开销也有所增加，但也可从中看出政府的苦心。例如在支出方面，共达3938亿令吉；而收入也稍增加至3076亿令吉，但还是出现800多亿令吉的赤字。这就有赖政府在明年在其他事项中增加收入，比如服务税从6%增至8%。

对此我们也注意到在明年的预算案中，其中3038亿令吉是用在行政开销，只有900亿令吉是用在发展开销。单就行政开销中，公务员的支出已占74.5%，剩下不及25%用在其他部门的经常开支，也实在是杯水车薪。

因此我们不能对公务员的庞大开销保持沉默。据我们所知，我国共有170万名公务员，另有70万名退休公务员，两者合起来共140万名，他们在享受持久性的退休金。

折成人口比例，每20人当中就有一人是公务员（我国人口3200万人），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例，是比较出乎寻常的。

以此推算，公务员的开销每年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尤其是退休公务员也有加薪。我们不知道首相安华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来调整公务员的人数，不然的话，国家的经济也会因公务员过多而被拖累。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900亿令吉的发展开销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我们还是希望国家必须朝向工业化和电子业前进。即便我们的教育是十分普及的，但已有人指出我们的教育课程已跟不上时代，特别在培养电子业及高科技人才方面，我们总是落人之后，这对马来西亚要跨向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倒是一大阻力和讽刺的。

既然政府也预见科技的重要性，学校的转型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在爪夷文及诵经上进行争议，而是应该把重心放在对教育内容的大改革。

近年来，已有一些中学生宁可辍学也不想完成大学教育，反而转向专业的科技电子教育，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一般的文科毕业生也被认为人才太多，学未致用，教育部是应该有所领悟了。

我记得安华在一次访谈中向我说，他年轻大学毕业后有开班为贫穷学生提供补习和培训教育，取得可观的成绩。如果能以他的经验倒可以刺激教育部长对症下药，不要再停留在“死读书，重考试”的传统教育。

除此之外，我们也欢迎安华给PTPTN的贷款提供还款的优惠方案让拖欠贷款的学生有能力摊还贷款，但我们也希望学生能有良心的还款，这才能使后人有得贷款的机会来接受高等教育。

既然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基金是用来协助清寒学生和给学生一个机会完成大专教育，那么当他们毕业后，也有稳定的工作后就不应该赖帐不还。

我们知悉政府已三番四次给予10%到20%的优惠，为何还一直追不回来欠款呢？这些毕业生应该知道，教育部是向公积金、银行及金融机构贷款的，也要付利息给它们的。如果当下的贷款收不回，结果是纳税人要负责。换句话说，学生们在享受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却要人民为他们还债，这种不懂得饮水思源的学生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国贡献吗？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及一件重要的事项，那就是为何马币这么疲弱？从3.80令吉兑1美元到今天4.60令吉兑1美元，几乎降了20%。如果再往下掉，人民的日子更不好过。是不是我们的出口减少了，还是外来资金抽走了？政府有需做出解释。如果令吉不能保值，我们又如何高喊通货不膨胀，物价不上涨呢？

其实政府的政策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我国医疗制度就被人称赞，所有的国人都可以到政府医院求医，也能够得到排期入院治疗动手术，收费也相对便宜或免费。这与其他国家医疗制度相比的话，我国的福利就很不错了。

对此我们欢迎政府在明年预算案中增加对卫生部的拨款，从2023年的363亿令吉增加到2024年的412亿令吉，这样的拨款是绝对正确的。

刊登于2023年10月19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0/19/604633

种族政党不够多？

 即便首相安华在近日（10月9日）发表文告澄清首相署并没有祝福新政党的成立。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极不负责任，也对首相和政府的信誉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显然是回应10月8日报导指称于10月7日在巴生举行的“印裔社会迈向更明亮的未来”的会议上有逾400名印裔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席。

主持人沙美向媒体透露，与会者有4个选项，即成立新党、成立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加强目前隶属国阵的印裔政党及在希盟各成员党内成立印裔臂膀。结果有超过300人选择成立新政党。

在这方面，已退出行动党的前槟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则主张应成立一个“独立”政党，不受希盟或国盟制肘的印裔政党。

但与安华关系密切的印裔商人迪亚卡拉占（P.Thiagarajan）在大会上表示，他将会在近期会晤安华，以便针对新党一事做出决定。

可是在安华否定新党之后，迪亚卡拉占马上改口，否认将会成立新的印裔政党，但声称不会阻止他人组织新政党。

根据统计，马来西亚当下人口有3200余万人，印裔有约200万人，占人口约7%。但真正引进印度人始于1801年。根据槟城乔治市市议会于1966年出版的《槟城今昔》（1786-1963）一书中指出，这一年乔治市成立“估税委员会”，其中紧迫的问题是要完成对漆木街（Bishop Street）及义兴街（Church Street）等的兴建，才能向居民征收门牌税，也就要求东印度公司派来在印度被拘留的犯人到来兴建公路等。于是第一批有130人先抵达，接着又增加250人，然后再增加300人来建造房子。因此直到1805年槟城已有722个犯人从事造路和建屋等工作，他们被视为廉价劳工。

根据另一本专著《海外印度人》指出，印度人外移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战前。在战后，又有更多的印度人南来，他们多以契约劳工来到马新工作。就这样，当今印度人向海外移居已成为第二大人口的迁徙，约有2500万左右（华人大约有4500万人）。

马来西亚也成为印度人迁移的地方，他们以泰米尔人占多数，较多分布在森美兰（15万）、霹雳（29万）、槟城（16万）、雪兰莪（71万）及吉隆坡（16万），但没有一州是印裔人占多数的（如槟城是华人占多数），不可能反客为主。因此印度人只能扮演配角，完全登不上大雅之堂。

同时在宗教方面，86%的印裔信奉印度教、6%信奉基督教及4.13%信奉伊斯兰。因为信仰的不同，被称为“嘛嘛”的印裔回教徒就与印度教的印裔产生矛盾。

虽然印裔在战后已有其代表性政党—印度国大党，它在1946年成立而在1954年加入了联盟，属于少数党，只获一部长。但在1964年国大党被分配两名部长，风光无限。可是到了1975年，国大党又只剩下一名部长，因联盟已变成国阵（巫统收编了4个反对党，即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国大党被打回原形，剩一部长。

当2018年的大选出现改朝换代后，国阵下沉了，国大党也失去执政的地位。

悲哀的是，在2022年的第15届大选，国大党参加10席但只赢得1席，命运与马华一样，没有入阁的机会，只剩下巫统在团结政府内闪亮发光。

其实除了国大党外，也还有其他印裔政党，如人民力量党、泛马印度前进阵线、印裔穆斯林国民联盟党及一度把政局搞得沸沸扬扬的兴权会，后来又出现人权党。但这些政党都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已成过眼云烟。

反倒是反对党阵营容纳了印裔从政人士，前有人民进步党（六十年代），后有行动党（七十年代）也成为代表印裔的另一个政党。在2018年，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更一举拿下执政权，内中有16名印裔议员，更有4名部长及1名副部长，比国大党更加威风。

依此推算，印裔政党领袖应该与安华商讨如何在公正党内设立印裔臂膀，如同伊斯兰党有华人会堂的组织，这也比成立新党更有效用和有影响力，或也可与行动党合作，对希盟来一个改组。毕竟他们是指望不了国大党，也不能有太多的印裔政党，不然未团结就先分裂。

刊登于2023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以巴战争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也是意料中事，但这次的以巴冲突显得十分诡异。在10月7日外电报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周六对以色列展开海、陆、空大规模的渗透攻击，发出5千枚火箭、弹，造成以色列22人死亡及545人受伤。以色列旋即宣布以牙还牙，并声称以色列已进入“战争状态”。

翌日（10月8日）以色列采取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双方有300余人丧命及2千余人受伤，双方先后在22个地点爆发激战。

有情报分析指出，这一次哈马斯在十分秘密的安排下，对以色列采取突击行动，这使人想起哈马斯特意选择在以色列欢庆赎罪日（10月7日）时，如同于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带头的是埃及正面迎战以色列。

今天哈马斯也趁以色列欢庆赎罪日时来，致使毫无准备的以色列军方吃了大亏。军事人士分析这可能造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明被逼下台。

在这次的攻击中，哈马斯官员指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紧张关系，包括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称为圣山）被以色列占领而引发伊斯兰教徒耿耿于怀，因而在2021年双方爆发了11天的血腥战争。

他也指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进行扩张定居点。

为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不共戴天，而且相互残杀？那时因为今天的巴勒斯坦已不是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分治方案。其结果如下：

（1）最迟不得超过1948年10月1日，英国必须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2）在结束英国统治的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犹太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面积的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面积）；而阿拉伯国家的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的面积）。

（3）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约158平方公里）则成为联合国托管区。

这是因为世界上三大宗教都认定其宗教与耶路撒冷是分不开的，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

在分治方案下，两个国家的人口比例是：犹太国总人口99万（其中犹太人50万，阿拉伯人49万），属于阿拉伯国家的总人口73万（阿拉伯人72万，犹太人1万）。

在历史上，巴勒斯坦是一个面积狭长形的土地，位于亚洲西北部，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本来这块土地称为“迦南”（意为低地）。

在公元前4000年，就有人定居，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迦南人便在这里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深受巴比伦和埃及文化的影响。

但从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开始，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陆续迁入这个地方，也征服了迦南族大部分的部落。

所有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都是属于古代的闪族，与阿拉伯人一些民族同处一系。他们在族长阿拉伯罕的带领下，来到迦南国。

犹太人在后来征服了迦南国，成为胜利者。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即公元前1200年），犹太人的首领摩西创立了犹太教，藉以团结族人，而摩西也创立了著名的“十戒”，标志了犹太教正式诞生。

在公元前930年，控制迦南的民族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在北方较大土地的称为“以色列国”，首都设在撒玛利亚；另一个在南方较小的国家，称为“犹太王国”，首都设在耶路撒冷（所谓迦南国就是后来的巴勒斯坦）。

但犹太人在时代的冲击下，也被迫成为“亡国奴”。在公元135年时，由于反对罗马帝国的暴政失败后，就被迫向各地流散，也失去巴勒斯坦这块土地。

虽然政治因素造成犹太人无家可归，但宗教因素又将他们的精神融成一体。即使在这之后的近2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犹太人岁寄人篱下，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祖国。

吊诡的是，在公元1年，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而且在公元380年被罗马帝国承认为唯一合法的宗教。这也是犹太人另一个恶梦的开始。

到了公元6世纪，另一个宗教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创立下成立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伊斯兰教。

尽管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都对巴勒斯坦有特殊的感情和剪不断的思绪，但巴勒斯坦也在不同宗教的主导下进入了不安定的年代。最让人难以消恨的是，希特勒在二战时竟然杀害600万犹太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贱民和有罪的人。

不过在二战后犹太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入巴勒斯坦，也是得利于英国的统治才让诸多犹太人回到祖国。这一下子就埋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剪不断的情仇恩怨。

一方面是穆斯林认定自己从公元六世纪起已住在巴勒斯坦人民直到廿世纪的1500年间，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已习惯将巴勒斯坦当成他们民族的土地。这个民族主要是阿拉伯人，也将伊斯兰教传播世界各地。

但是当1948年犹太民族突然闪电般在巴勒斯坦“立国”时，就与阿拉伯民族势不两立。在埃及的领导下，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一举向犹太人发动战争，从此这两个民族成为无法调解的“天敌”。

为什么以色列一宣布独立（原本英国计划在1948年10月1日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管制，但却提前于5月14日午夜撤兵，导致以色列在5月15日宣布以色列国诞生了）马上引起第一次中东战争。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不能接受以色列自行立国，而且也不同意解体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以埃及为首，它把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当成一个整体，不能接受在巴勒斯坦内有另一个敌对国家存在）。

正由于阿拉伯国家反对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也在后来断断续续发生没有终止的战争，前后共有5次（从1948年到1967年才休战），但问题远不能解决。其理由如下：

（1）阿拉伯人无法容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设立以色列国，他们矢言要把犹太人赶入大海。

（2）但是经过5次中东战争后，原本分给阿拉伯人立国的土地逐步被以色列侵占了。

按照联合国的分治，以色列只占巴勒斯坦土地的56%，但今天以色列已占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约92%，只剩下不到8%是给巴勒斯坦人（大概是2500公里的土地，完全违反了分配给阿拉伯人的1.15万平方公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3）这也难怪阿拉伯人不愿立国，即使在七十年代巴勒斯坦涌现一位斗士兼勇士阿拉法领导阿拉伯人反抗以色列，但依然是无法达成愿望，只能在联合国占有“观察员”的地位，不算已经立国。

（4）因此阿拉伯国即使在最后也软化态度，有些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如埃及，但以色列最不放心和不能接受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内出现一个被认为采取极端行动的哈马斯。

哈马斯（Hamas）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在1987年12月9日成立，由谢赫亚辛结合一批专业人士组成。为了避开以色列的压制和破坏，这个组织在注册后的10年内循规蹈矩，与巴解机构（阿拉法领导）保持联系，公开宣称它的目标是要对付巴勒斯坦内的共产党。就这样，哈马斯也就瞒住了以色列，得以在巴勒斯坦活动。

但是来到1987年，因为以色列军人在加沙撞死4名巴勒斯坦人，又致伤5人，于是巴解机构与哈马斯联手反击以色列，双方开始新的战斗。

1988年，好勇斗狠的哈马斯决心提出哈马斯宪章，反对世俗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宣誓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决意取消犹大复国主义和以色列，高举圣战的旗帜向以色列宣战，这导致以色列在1989年宣布哈马斯是非法组织。

在美国看来，哈马斯是一个怪胎，它与在黎巴嫩存在的真主党是双生兄弟的恐怖组织（今天真主党也加入了反以色列的战事）。

虽然在后来哈马斯的强硬态度也与巴解分道扬镳，但吊诡的是，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竟在选举中胜出成为执政党，巴解也不得不承认其背后的强大势力。

中国在这方面其态度依然是希望阿拉伯人独立（变化至今天我们也把阿拉伯人缩小成为巴勒斯坦人，希望它也能建国，与以色列共存）。但问题是，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在缺乏土地和安全下又如何建成巴勒斯坦国？

至于在约旦河西岸，土地已被蚕食得支离破碎，除非美国能迫使以色列退回阿拉伯人应属的土地，否则以巴战事如何解决？

我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以巴冲突下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支持哈马斯的国家已不多，最强力的支持者是伊朗，沙地也希望双方和解。因此美国及西方国家不会挑起大战是预料中事。

估计哈马斯会遭遇更大的报复，但这一场拉了75年的战争何时才见曙光呢？第一错是阿拉伯国家拿巴勒斯坦作筹码，不谈成立独立的阿拉伯人的国家，也因此直到今天还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成立。第二错是到底是谁误了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当然最大的阻力是美国缺诚心协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

发布于2023年10月12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0/12/602840

美国众议院议长被罢免

 美国在10月3日发生建国以来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的大事，他就是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

这位传奇人物是经过15轮的投票后才勉强在今年1月10日在国会上当选众议院议长，以巨大的赞成票（365票赞成及65票反对）被扶正。但在前面的14次投票中，他都被众议院所否决。可是最后为何又能反败为胜呢？

原来他在共和党内面对不同派系议员的刁难，除了被迫妥协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赢得选举，这包括麦卡锡不得不同意党内的极端派，即使有1位议员对他不满，也可以提出不信任的弹劾动议，一旦通过，议长就要下台。

就这样，在交换条件下麦卡锡上位了。

与此同时，他也借助会议通过“美国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表明了他的反共立场。

美国的立法（国会）是分成参议院和众议院，两者都具有其权威，但有些不同，比如参议院（Senate）由100名议员组成，每州有两名代表，任期6年，每两年有1/3席位举行选举。

至于众议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依各州的人口规定候选人数目，目前共有435名众议员，每两年举行选举，但无连任限制。

按美国宪法规定，倘若总统有所不测，继任者排名如下：①副总统，他或她也是参议院议长；②众议院议长。因此众议院议长是第二位接班人，其身份之尊贵可见一斑。

但为何上任不到一年的麦卡锡就在众议院被推翻了？内中因由不是因在反华反共立场上相左，而是夹带个人的恩怨和不满。结果以216票赞成罢免及210反对罢免下，以6票之差玩完了。

当时只有共和党的众议员马特·盖茨提出罢免动议，这也是麦卡锡在较早时妥协下同意的，只要有一人不满，就可要求弹劾议长。

根据盖茨所说，他们是反对麦卡锡在9月30日与民主党达成临时拨款法案中并没有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共和党较早时表明拒绝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也要求加强边境的管控，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但盖茨发现麦卡锡向共和党人撒谎，与民主党达成继续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协议）。

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41亿美元的军援，这等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占乌克兰全年GDP的1/4。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揭开麦卡锡的另一个真面目。

原来这位麦卡锡比起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是不遑多让的。当年的麦卡锡（Joseph Raymond Joe McCarthy）是共和党臭名昭彰的好战人物，也是共和党的参议员（1908-1957）。他从五十年代开始鼓吹美国受到苏共和共党份子的渗透，在政府部门和大学乃至药厂内都存在共产份子，约有205名。他制造了红色恐怖，让美国人恐慌不已而提心吊胆。

由于这样，后来美国人总结出麦卡锡当年所作所为是对真理的腐蚀，对法律的践踏，而以美国安全为借口，撒弥天大谎，诬陷公民才是要点。因此将他列为虚伪的煽动者，导致恐怖和信仰的崩溃充斥着整个社会。

但现代版的麦卡锡绝不比昔日的麦卡锡逊色。他说：“我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欢迎中国加入全球体系，但作为回报，中国输出压迫、侵略与反美”。

今天其军事和经济落实的增长是以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的。两党一致认为相信共产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位在1965年出生的共和党众议员，一度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也在后来与拜登有密谈，立场左右摆动，引发共和党人的不满。

抑有进者，他在今年4月在加州洛杉矶的里根图书馆会见了台湾的蔡英文，引来中国强烈的抗议，也导致了后者举行军事演习。

由此可见，当今的麦卡锡是继承前者的衣钵，前者反苏反共；后者反华反共，直接体现了麦卡锡主义，以在世界制造不安。

在反华反共的同时，麦卡锡的后院竟然因其他事项而起火，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能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没想到死了70年的麦卡锡竟然在今天又找到“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麦卡锡来发扬麦卡锡主义（借用《环球日报》的形容词），实在是无独有偶，但两个麦卡锡又如何翻转世界呢？

刊登于2023年10月10日《南洋商报》

“打进国阵”与“两线制”的评议

回想起三四十年前的政治变化以比较当今的变局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今天的变化几乎与那个年代所追求的是两码事。

我们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982年的政局。这一年，董总主席林晃升在“总结”华教斗争的经验后，推出一个不是很受欢迎的建议。他认为既然国阵是铜墙铁壁，且无法被取代，因而建议与执政党合作，以把华教的心声带进内阁和议会。但要与哪个政党合作？倒是一个大难题。

马华并不全然接受董总的条件，因为董总的建议具理想主义，也不容易落实。而马华作为一个大政党，是不可能跟着董总的要求走。就这样双方谈判破裂。

下来与林晃升接触的是民主行动党，但行动党是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无法满足董总的要求。若是两者结合，等于是在执政党门外呐喊而起不到改革的作用。

最后是找民政党商讨，对于不大不小的民政党正可以迎合董总的需求，因为民政党已是国阵的成员党。当董总与林敬益商量时，也得到对方的同意，董总认为民政党可以把它们的诉求提出，由民政党带入内阁和议会。

在双方一拍即合下，民政党与董总达成合作。当时后者提出的口号和理念也被民政党一一接受，包括同意民政党提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这看起来是一厢情愿的事，巫统会否让民政党的口号来改变国阵的结构与性质，倒没有一个正面回应。

此外，董总还附加了两个条件，它要求其候选人以民政党的旗号参加国选，结果民政接受了郭洙镇、许子根及王添庆等人上阵，一时之间喧叫声响彻云霄。结果换来的是马华的不满，它认为董总投向民政等于是与马华“为敌”；而行动党更是指责林晃升背弃行动党。但为了弥补与行动党的裂痕，董总还提出了“三结合”的理论，即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的合作，共同为华教而奋斗。

不过在政治议程中，所谓的“三结合”完全不符合逻辑，因为民政、马华和行动党不可能会合作，这“三结合”简直是妙想天开。

至于“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更是被嗤之以鼻，认为是自说自爽，因而出现了讽刺性的口号：“打进国阵，被国阵纠正”。

当政坛吵闹一阵子后，在1982年大选落幕时，只见民政的许子根当选，郭洙镇落选，当时的王添庆还不是重要人物，即便中选，也无喜可言。

当林晃升得知这不是喜讯后，董总仝人也就对在内部改变国阵的政策感到困难重重。后来的现实也让民政党“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是行不通的。不但巫统不会出手扶一把，就连马华也不会给予支持。

当来到1986年大选时，民政党的许子根就栽倒在林吉祥的手上。那一年，林吉祥率大军攻打槟州，不但“杀掉”许子根，而且也瞄准槟州政权。

这一仗也让行动党十条大汉闯入槟州议会，意味着下一回的大选行动党会有更大的动作。这种变化意味着“打进国阵”的战略失败了。

第二件事是在1990年，不甘失败的林晃升又想出另一个绝招，在大选前，他率领一批华教份子进入行动党，向行动党鼓吹两线制。

这一年正好东姑拉沙里退出巫统另组46精神党，也就与行动党及伊党合作，三党结合挑战国阵。

在新形势下，林晃升看到改变时代的新形势可能已经到来。

岂知这又是一场春梦，东姑拉沙里组成的三角联盟不敌国阵，马哈迪依然高高在上，因此两线制又失败了。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林吉祥在阴差阳错下打败林苍祐后，竟迎来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自此之后，林吉祥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经过两次的打击后，林晃升才不得不收手，毕竟董总要改变路线让政党来匡正华教的艰辛路是极其不容易走的，这说明了政治与社团是两种不同的组合，前者是政党有本身的政纲和目的；后者则集中在华教。对政党而言，教育只是其中之一的目标，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项要推展。

从上述的两大改革措施的失败，我们也看到时局的大变化，其一，执政的国阵是个政治组织。当年林晃升没有想到国阵会有下沉的一天，但在今天回顾当年的推动，也就被认为是不成熟和未看长远的，有哪个政党会屈就单为一个教育议程奋勇前进呢？不过今天的华教和董总依然存在着，且具有影响力，完全不因“打进国阵”和“两线制”的失败而消沉。

与此同时，当两线制不能在1990年落实后，曾有人以为在2008年出现了两线制—民联的82席对国阵的140席是一个雏形。其实不然，在后来出现的政局反而是种族牌主导整个政治走向。

以今日希盟加国阵的82+30席等于112席，刚过一半，与国盟拥有82席比较并不是两线制再现，因为在反对党议席尚以马来议员占绝大多数，反而是种族牌在发酵，离两线制也越来越远了，这是林晃升始料未及的。

发布于2023年10月5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0/05/6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