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与纳吉终极之战

从4月28日提名到5月9日投票的过程整整11天里，看起来是很短，但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以下的几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是马哈迪竟然转身成为反对党阵线（希望联盟）的统帅。起先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他的年纪已经老迈（93岁），不适合重返政坛四处奔波；尤其是身为在野党的领袖，他非得每天上下跑动不可。但在希盟确定他的领导地位后，他就逐渐恢复昔日统领国家的精力，表现出他的斗志不减当年的冲劲。

不论是被指为年纪过大或是身体已不可能负荷挑大梁的角色，马哈迪皆一笑置之，而且身体力行地证明他可以站着一个小时做政治演讲。他更进一步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还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脑子还行吧！”

马哈迪说他是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反对党角色的自豪感，原本他估计他所到之处的政治开讲前来聆听者大概数百人乃至算千人而已，但没有想到人潮的滚动竟高达逾万人、三万人，乃至五六万人。而且这些人都是自动前来听演讲的，即使下雨天草场潮湿，甚至泥泞湿透了裤子，群众还是听完他的演讲才离开。

当然曾经担任首相22年的马哈迪自然是见过更大的场面，即使数十万人也是平常事，毕竟身为首相的他，其政府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四面八方调动群众形成一片人海。但是自从在2003年卸下首相职后，他就不再享有这样的荣誉。直到投入反对党行列才领悟到群众发挥的感染力。

无可否认的，在朝和在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但也有人认为反对党的讲座会或群众大会超过万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林吉祥领导丹绒一役、二役乃至三役时，不是有过成千上万的场面吗？可是在开票的当晚却不成正比。因此身居执政党的一方一般上都认为群众人数与投票结果是两码事，也就不太注意反对党的造势。

其二是执政集团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自治政府的政治主流，一直到独立再到今天，即使从“联盟”转成“国阵”，都是由同一个执政集团在运作。

在1974年，首相敦拉萨扩大组织成国阵后又加入了另外6个成员党，反而更突显巫统威权地位。加入新成员不仅没有削弱巫统的地位，反而是原来的成员党马华及国大党的代表性被削减了，因为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和砂人联党基本上是与马华争夺在华社的政治代表权。

因此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出现政治海啸，国阵在一夜之间损失5个州政权，但在国会议席上，国阵共得140席，与民联（反对党）的82席相比，还算保住稳定的中央政府（国会总数有222席）。

国阵之所以稳住中央政权，主要是巫统仍是势力最大的政党，例如巫统参选117席，赢得79席，也就是保住了近70%的席位（巫统的席位有14席是算在沙巴的国会议席中）。

反而是马华受重挫，参选40个国席只保住15席；民政党参选12个国席，只2人中选；国大党参选9席保下了3席。

整体而言，是国阵的失利。而崛起的是组成民联的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伊斯兰党。但对巫统来说，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主体，只是因被指领导不力，第五任首相阿都拉被马哈迪逼下台，在2009年换上纳吉出任第六任首相。

纳吉对2013年的大选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国阵的表现会比上一届好。事实也证明巫统参选121席，共保住88席，获胜席位超过72%。

反观马华更进一步滑落，参选37席，只剩下7席；民政参选11席，也只剩1席（一年后安顺补选胜出，才回到2席）；而砂人联党参选7席，只剩了1席。整个华基政党陷入困境，被纳吉形容为华人海啸。最终的结果是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也反映出巫统依然屹立不倒。

既然经过两次的严峻挑战，巫统仍然存在和掌控权力，就不认为巫统需要做什么样的检讨与反省，反而是国阵的华基政党有必要反思和推出新战略。

因此在本届大选，巫统是充满信心并竭尽全力保江山，也对马华的诉求给予满足（包括承认统考及兴建10间华小等），希望后者有机会翻身。

然而本届的大选反对党阵营却出现吊诡的排阵。原来反对党领头人竟换成是现任首相纳吉的前“老板”，如今师父重出江湖，也就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国阵政府大手笔地给公务员加薪又加薪，提高收入不超过3000令吉的一马援助金，从1200令吉增加到2000令吉，也给德士司机每人800令吉的补贴。还有政府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不同的发展承诺也时有所闻。

凡此种种，在在说明了巫统也思及若华基政党再往下沉，后果就不好说了。

反过来今天的希盟是把重心放在乡村地区（约88个），以便卷起马来人海啸。反之国阵则否认会有马来人吹反风。换句话说，纳吉还是引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略应对希盟的挑战。可是纳吉的对手已不再是安华而是马哈迪了。

究竟马哈迪能否震撼纳吉？过了投票日一切就公诸于世了！

刊登于2018年5月9日《南洋商报》

第四篇：1969年大选 “513”悲剧，永远的伤痛

在1969年大选前的马来西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左翼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也就意味着劳工党准备退出宪制斗争舞台。

第二个因素是离开劳工党的陈志勤与马华前总会长林苍祐在1968年合创民政党。

第三个因素是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取代了人民行动党（因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第四个因素是马华与华团的关系紧张。当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形容董教总提出的创办独大的建议是“犹如铁树开花”时，刺痛华社的心，逼使马华在1968年推出“拉曼大学”，以回应董教总的独大。

第五个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在1969年投票前夕（5月9日），劳工党党员林顺成因被枪击丧命在吉隆坡举行万人送殡大游行，也刺激了华人对执政党的不满与抗议。

即便劳工党没派人参加大选，但其它反对党已取代了劳工党的角色，参与1969年的大选，也就拿到基层的不满票，以致选举的结果令执政的联盟大失所望，在西马的巫统参选67席胜了51席；而马华参选33席只胜13席及国大党2席，共66席，反对党则有38席。在东马联盟有29席（总数40席），东西马加起来共144席，联盟占95席，余者皆归反对党。

尤其严重的是，联盟不但失去槟州政权，让位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而且雪州及吡叻州也出现悬峙议会无从及时组成州政府。前者联盟只占半数（即14席）（总数28席），未能组成州政府，局面呈现不靖；联盟在吡州只拥有19席，未达半数（总数40席），当两者合起来时局势更加沸腾，一下子就爆发起来，几乎是集中在吉隆坡表现出来的种族冲突在一时之间掩盖了理智，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也暂时中止，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

这是第一次马来西亚的大选陷入暴力的种族流血斗争。也是第一次显示出政权迭换的可行性，槟州就是一个例子。

事后官方公布“513”肇196人丧命；170人受伤，9143人被捕。

在“513”紧急状态期间（1969年5月13日-1971年2月2日），局势已安定下来，东姑也下台了（1970年），换上敦拉萨。而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的马哈迪也在1971年回巢。巧合的是，这一年大选马哈迪在哥打士打国席败给伊党的尤索拉哇（槟城人，他在1983年至1989年担任伊党主席，因此早年斗马哈迪不被当成“王者之战”的典例，因为不论前者或后者皆属二三线人物）。

但“513”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包括政府在1970年宣布这个国家是“以党治国”的；也在同年推出影响无远弗届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的五大行为准则。

特别是“新经济政策”（1970年）带给马来西亚人民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计分配股权30%予土著；指定工厂要请工人的种族比例；发出各式各类的执照；鼓励华巫合作等等。

虽然政局十分稳定，但国阵组织内也起了变化，其一是因为民政加入了国阵，等于是分享（或剥夺）马华在执政党的利益，带来的后果是暗流汹涌，因此我们看到这两党在国阵内斗来斗去，非得把对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其二是马华在国会重开后，在各地举行华团大会，获得热烈的响应。这批华团甚至要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组织，以和马华争取各方面的利益。

当时陈修信看到有一些不对劲，也就快刀斩乱麻终止华团运动。因为他担心华团一旦尾大不掉，麻烦可就真的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华团与马华的关系一直搞不好，毕竟它们至今是相互消长的；有时候是零和游戏。当马华强大时，华团就成为辅助性角色；反之当马华虚弱时，它就需要华团的支持与动力，甚至可以容许华团带动政党参与其中，而成为华社的其中一把声音。

如果说“513”给马来西亚带来伤痛的一页，那么在事件之后却形成一道抹不去的阴暗历史，不时被人引用来提醒各族群：“不要忘记”513“的悲剧”。其弦外之音不难明白其用心良苦的暗示，但因事件隔太久，已产生不了冲击力量。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号外周报》第887期

变动选区与调换候选人

时代背景和环境可能不同，但历史是可以重复的。例如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是其中一位较常更换选区的政党领导人。他在1969年的大选在马六甲起家，但在1978年为“收拾”叛党胡更生，移师到八打灵国席而胜出。

也是在1978年，林吉祥为让卡巴星（原为吉打州议员）移师槟城，也就强行安插卡巴星入驻槟城（当时他也有打算在槟城执业），不料引发槟州主席叶锦源的不满，终于闹分裂，但卡巴星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立足于槟城。

同样的，在1978年马华李三春决意把天将方汉勇（星报董事经理）调任升旗山候选人，不理当地马华区会的反对，结果被行动党的彼得达逊击败。这说明上层随意安插候选人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在1982年大选时，又面临其徒弟陈德泉的“叛变”，林吉祥又回到马六甲收拾陈德泉。

1986年，眼见时机成熟，林吉祥移师槟城，宣布开展“丹绒一役”。这一仗是在丹绒国席对垒许子根，当时就有人说，总有一个人才失落。

因为在1986年林吉祥带动士气，共有10人打进槟州立法议会，遂使到行动党在1990年全面向槟城进军。于是林吉祥对林苍祐开了“王者对决”的第二个示范（第一个示范是1982年李三春向曾敏兴叫阵，在芙蓉国席较量，结果前者险胜）。

也是在这一年，民政党终于开了缺口，用天兵空降槟城。来自马六甲的江真诚因担任林敬益的政治秘书，也就成为第一个飞象过河的民政候选人。在胜出后官拜行政议员。在林苍祐时代，似乎没有外州人担任槟州候选人。

虽然林吉祥在1990年大选（丹绒二役）颇有斩获，不但击败林苍祐，更拥有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结果不得不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为求达成目标，林吉祥在1995年又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结局是行动党折翼而败，只剩下一名州议员，其余皆败北。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林吉祥宣布“丹绒三役”到此为止，不会有丹绒四役了。行动党的失败反映出槟州华裔选民不同意再冒险而失去华裔首席部长。

另一方面，既然天兵天将入驻槟城已成为政坛常态，来自南马的邓章耀也成为民政新一代的接班人。

这样的一个“天兵天将”和“王者之战”的战略在一个长期停止后，又于2008年卷土重来。这一回是林吉祥的接班人林冠英统领大军杀抵槟城，也带来较多的“天兵天将”，最终把槟州拿下。

同样的，在后期崛起而在今日壮大的公正党也上演与行动党相同的戏码。例如同意将亚罗士打国会议员魏晓隆（魏福星的儿子）调入槟城武吉丁雅州议席，与1978年林吉祥把卡巴星调入槟城是同出一辙的。有人质问，公正党为何要这样的大阵仗，以牺牲原任议员王敬文为代价？

还有公正党在壮大后，也在本届不动声色将三名原任州议员拉下马（他们是刘子健、谢嘉平及王敬文），事先不告知对方。这种以主席说了算的甄选候选人也引发当地选民的不满。

虽然决定候选人的权力操在主席手上，但甄选委会也应该考虑选民的感受，不能以帮派作为挑选候选人作标准，而是应以选民民意为重。

毕竟直到今天，所谓的选党不选人已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选民选党又选人时，则对候选人的素质与人品的挑选就要十分用心了。

什么放一只狗，置一根木棍都能中选的废话是把选民当傻瓜，除非选民是盲目的。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号外周报》第887期

“社会主义”有未来吗？

第十四届大选提名已过，形势逐渐明朗，但鹿死谁手要到5月9日晚间才能知晓。因此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有个特殊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早在199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本届不再向公正党借旗，而是首次使用自身的党徽“拳头”上阵。换句话说，它已和公正党切断关系。

根据统计，社会主义党角逐4国及11个州议席，其中重心放在雪州和吡州；尤其是在吡州的和丰国席，更是深具政治意义。

在2008年大选时，社会主义党的注册尚未到手，也就与公正党商议借旗上阵。结果安华同意让出3个议席（1国2州）予社会主义党。

在当时，社会主义党的惹耶古玛医生（Michael Jeyakumar Devaraj）被分配在吡叻和丰面对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胜算几乎不被看好。因为三美威鲁盘踞和丰多年，是国大党的铜墙铁壁堡垒之一。

至于社会主义党主席纳西尔则在哥打白沙罗州议席胜选，而其党前总秘书阿鲁仄万（如今是中委）则在士毛丹落选。结果社党胜了1国1州；尤其是惹耶古玛击败三美威鲁而声名大噪。这算是为社党打开一条通道。

因此来到2013年的大选，虽然社党已取得注册证，但因考虑到时机不成熟，也就继续借旗上阵。这一回社党保住1国1州，但党总秘书阿鲁仄万仍不入选，而且社党在2013年多派候选人角逐其他选区，但不得以公正党名义参选，只能用自己的党徽或独立人士参选。例如在九洞区就面临行动党拦路而败选。

虽然社党在2009年获得注册后，有申请加入反对党组成的“民联”，但不被接受，主要是对它的形象有些意见，认为“拳头”的旗帜有一种愤怒的表达。当然最主要的是社党有很强烈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思想，与民联的三党有些不协调，甚至有些想法是格格不入的。比如伊斯兰党就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走进民联，因为伊斯兰党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冲突（其中最明显的是回教组织是社会主义与回教党毫不相干）。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2004年伊斯兰党的长老聂阿兹就公开反对人民公正党的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到吉兰丹参加国席的选举，理由是赛胡申阿里多年来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党魁，有社会主义的基因，不适合来到吉兰丹竞选。在一气之下，赛胡申阿里宣布不再参选，因为他认为伊党对他的拒绝是难以容忍的侮辱。这也反映出社会主义思潮不被民联所认同。

即使在2013年后，社党有致函再申请进入民联，同样遭到拒绝。在无法走进民联的圈子后，社党继续宣扬它的社会主义理念。

根据社党全国财政苏淑桦于今年3月30日在《当今大马》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党的前身是三个社运组织，即草根人民之声（Suara Warga Pertiwi, SWP）、Alaigal及社区发展中心（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CDC）在八十年代争取园丘工人和城市开拓者的族群在国家发展中被边缘化的社会问题。”

在1994年，两千名园丘工人为争取月薪制，在五一劳动节走上街头，是经历20年工运低潮后首个劳动节的街头斗争（按在1967年发生的亚沙汉与直凉工友大游行遭到镇压而轰动一时——参阅李万千编著的回忆录）。

来到1995年举行大选，三个社运组织向朝野提出诉求，但获得冷待。因而决定在1998年以社会主义理念组织政党为群众发声。

虽然社党延至10年后才取得注册证，但它的活动已经开展，而不计较在大选时是否中选为人民代议士。

在初期，苏淑桦说：“在风云变幻的时局，更多时候被解读为墨守成规与不善创新，也无法走出圈子而扩张势力的政党。”

社会主义这块红色招牌在苏联解体后（1990年）已不再闪闪发亮是无可置疑的结果；尤其是东欧国家也宣告变天，走回资本主义道路，连苏联也不得不变回“俄罗斯”。

当然中国也被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所冲击，似乎有一股势力或看不见的黑手力促中国也“山河变色”，以达成美国一向所鼓吹以“和平演变”的手段来化解社会主义国家。

正因为进入千禧年后，社会主义理念不再时兴，包括马来西亚的老牌政党—人民党也在2003年与公正党合并而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后，这个由安华一手带大的政党所鼓吹的是社会正义而非社会主义。

及后的2004年，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也在代表大会上将“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以迎合时代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能与公正党达成合作，因为这两个政党本身经历了政局的变化和大洗牌后，发现新加入的“盟友”是来自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组成的诚信党，及由前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这个党是准备要来取代巫统的）。当这四个政党结成希盟后，统帅也换了人，由马哈迪再度粉墨登场领导。

这就意味着希盟与国阵相差不大，同是右翼的组合，即使发生轮替，也未伤及立国基石和制度。

为此，社党的惹耶古玛非常遗憾在坚持使用社党参选后，公正党不但不能接受，而且也派出候选人与古玛对垒。这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不过，社党尽管保持其左翼立场，它还是认为应支持希盟而不是国阵，这多少反映出社党即使不能壮大，也不会背弃反对党。尽管彼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这种矛盾的政治现况在将来也可能会演成一场思想斗争（这是后话，在此打住）。

同样的，原本一向左翼的人民党在今届却破例地参加大选，虽然这个党不因赛胡申宣布解散，但被其他党员救活下来，因势力有限，也就蛰伏多年。如今又告活跃，但就不知道它还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吗？（卡森阿末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后者竟改为对回教圣训的解读，而被回教局告上法庭）（创党人布斯达曼是走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的（改良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人民党曾漂浮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之间，在劳工党于七十年代走完其历史使命后，人民党似乎尚找不到新的方向。就看本届选举所派出6国34州希的候选人能否让人民党“有第二春”吗？

刊登于佳礼论坛2018年5月2日 https://cn.cari.com.my/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1923

槟城希盟大风吹

第十四届大选已是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但也出现少有的不寻常的现象。一方面是原属反对党而在10年前已跃升为执政党（指州政权）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在今次的派兵选将中竟更换至少6-7名候选人。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例如连任两届国会议员的黄泉安，算是博学多才的人，也不能算服务不到位。他是一位“上得厅堂，下的厨房”的政治人才。

虽然在10年前他是民政党的党员，但不曾参加过选举活动。他是在加入行动党后有“一鸣惊人”之言，形容槟州前朝政府拿土地（填海）换取发展商兴建林苍祐大道是“白米换番薯”。这一下子，刺痛了政府的神经线，也为行动党取分。因而在2008年大选拿下槟州的执政权。

即使黄泉安曾在2013年蝉联国会议员（日落洞）后有说过他当了两届议员后，有意让位给新人。但在这10年间并没有听闻有人要将他换掉，而他也准备迎接第三个春天。讵料在宣布候选人名单的当天，黄泉安榜上无名，他的选区被雷尔所取代（原任斯里德里马州议员）。

黄泉安是在后期比较接近黄伟益（丹绒国会议员）而与宗乡联在庙会的活动中过招。

黄伟益是在2008年中选光大州议员后，被委出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在宪法中是一个官职）。他经常表现出“护驾”的急先锋角色，与林冠英的关系相当不错。但在2013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比较少与首长在一起。

无可否认他在后期成为一位争议性的人物，但尚未听闻他会被撤换，毕竟他才4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还好他的选区是“交回”给上司曹观友，也就不能有异议。曹观友是在2013年卸下国会议员身份改由黄伟益上阵。如今风水又再一转，黄伟益只得下车了。

我感到惊讶的是“双黄”虽已不在候选人名单内，但他们还是依靠“优管”来为党进行宣传。至于内心有什么感概万千，也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同样的，也有两名行政议员下马，他们是峇眼惹玛州议员林峰成及峇都兰樟州议员罗兴强。

林峰成是元老级党员，他在P巴都于1995年因心脏病逝世后的峇眼国席补选时而被党派为候选人。此后他就一直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才交由林冠英出征。他则转任州议员。连同当过国州议员来算，他是七届元老。

P巴都曾是吡叻的国州议员，在2013年时其女儿卡斯扎丽在峇都加湾胜出，如今再作重妇守土。

这位曾与林吉祥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一度出任党署理主席，且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与林吉祥和林冠英一起被扣留，直到1989年才获释。

在2008年时，民联上台执政吡叻州曾提出将怡保“斯里并路”易名为P巴都路，以纪念这位政治强人，但不为当地居民接受，最终由巴都家属出面要求取消，才平静下来。

今年已届70岁的林峰成较早时有被反贪会问话关于“海底隧道”的计划，但没有风声传出他会退休，结果是来真的。也许与他的年纪有关。但也有超过70岁的候选人，且是重量级人物，就不知林峰成下车的原因了。

至于罗兴强，他的从政生涯有其戏剧性。他在1999年当选峇都兰樟州议员，而且是行动党唯一的州议员，经常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但他在2004年落选，槟州议会则改成彭文宝硕果仅存。直到2008年罗兴强才又时来运转，受委为行政议员，在2013年选举后则是第二度任行政议员。未想这次被“掉队”了。

此外下车的州议员还有刘敬亿（彭加兰哥打）、丹纳（峇眼达南）、叶舒惠（浮罗池滑）、王国慧（武拉必）及郑雨周（丹绒武雅）。

这7人不再竞选，再加上2名国会议员，一共是9人向选民说再见。上位的多数是市议员，但他们要脱颖而出则有需加倍努力。因为这一届的选举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指槟州），而是为了中央的改朝换代。因此担任州议会候选人的更要守护原有的议席（在2008年及2013年时行动党拥有7名国会议员及19名州议员，与公正党的9名州议员联手，合共有29名议员起而执政（总数40席））。

另一方面，也是大风吹的人民公正党也上演临阵换班策略，有3名原州议员下车，他们是谢嘉平、王敬文及刘子健。除了谢嘉平早前有传出他不能代为处理救济金外，王和刘都没有不利的风声；尤其是刘子健被视为有得守土的一位。

可惜在名单公布后，公正党的排阵让人有些意料之外，比如魏晓峰（魏福星的儿子）不在亚罗士打守土，反而移师槟城的武吉丁雅州选区取代王敬文；而吴俊益取代刘子健上阵武吉淡汶，及王康力回锅取代谢嘉平出征植物园区。这种不动声色的换将不仅使当事人吃惊，也让选民议论纷纷。

再者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上阵班台惹雅就是为出任第一副首席部长铺路，他同时又打国会议席。很显然的，公正党也因努鲁依莎的代父上阵峇东埔而为其他人仿效，无形中更换或调动选区已成为当下大选的风气，未多加考虑候选人在当地的知名度和服务记录。

在两个重要政党作出新的排阵下，也为这次的大选出现变数提供了条件。

刊登于佳礼论坛2018年4月25日 https://cn.cari.com.my/portal.php?mod=view&aid=115833

国阵希盟斗争白热化

离开投票日尚有两天的时间，到底会不会变天，很快就会有答案。

但这一回的大选显得不寻常，是因为加入了马哈迪这号人物转身成为反对党“希望联盟”的统帅。他在今年初的转身成功也引发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本来若马哈迪没有加入希盟，而安华又在狱中，整个希盟的气势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狂热”起来。

既然马哈迪领导反对党阵线组成的希望联盟已成为事实，也就使到纳吉领导的国阵必须要迎接马哈迪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挑战。

时至5月3日，前任财长达因的预测也是让国阵有些坐立不安的。

达因说，除了希盟继保雪兰莪与槟城的政权外，它将有机会拿下吉打和吡叻，甚至一向以来被视为国阵堡垒区的柔佛，也首次陷入五五波的困境中。

吉打在2008年大选时是伊斯兰党的囊中物，它起而执政。虽有公正党人参与行政议会，但决策权在伊党手里。

由于伊党治理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宗教冲突的争议，同时在买卖房屋的条款中，也增加对土著的保护。因而在2013年大选结果伊党又将吉打州政权交还给国阵。

本来慕克里是吉打州州务大臣，但在2016年被纳吉革职后，就与其父亲马哈迪站在一起，而在2016年成立了土著团结党。

当这个党加入希盟后，更是如虎添翼，而获得分配议席是向巫统全面挑战。这也正合马哈迪的心意。因此土团党保持与巫统的特征正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取代巫统成为国家的主导政权，但这一段路也不好走。

虽然伊党曾是吉打州的执政党，但自从于2015年与民联绝交后，就被后者加以冷落，也让伊党的形象在非穆斯林社会中大大降落。根据民调显示，伊党不可能在吉打州成为举足轻重的政党，反而是希盟有机会成为国阵的劲敌。

至于吉打州的变天与否，也可以从一些政治领袖的动向和马哈迪儿子的表态得知一二。这些人包括前财长达因、前贸工部长拉菲达及前文化部长莱士耶丁；还有马哈迪的长子莫克查尼也在吉打的垦殖民区的讲座会上力挺希盟，希望垦殖民能响应变天的诉求。

如果希盟与国阵角力而可能会出现双方势均力敌的悬峙议会局面时，也就需要两大阵营进行抢夺战，拉拢议员跳槽是最惯用的策略。

不过公正党人似乎签了一纸契约，一旦脱党就要赔偿1千万元的损失，也使到“青蛙”失去作用。

另一方面，伊党在吉打也大阵仗地推出15名国会候选人及37名州议会候选人，但它不可能单独执政，除非与巫统合起来的席位超过一半（18席以上），否则伊党的结局可能是悲哀的。

最令伊党吃不消的是，民调显示它可能在吉兰丹垮台，让位于国阵，而不是希盟。对此，伊党一点都不相信，认为是无的放矢。

当然希盟都知道凡在东海岸一带的州属，即吉兰丹、登嘉楼及彭亨将是属于国阵的天下。不仅在东海岸没有马来人海啸，而且伊党将面对国阵的人海攻势，吉兰丹政权能否保住已成为焦点之一。

当然我们也相信伊党在东海岸区仍有势力，只是这股力量尚不足以将三个东海岸州属都拿下。现在看来它的孤军作战是“自我设陷”。

与此同时，国阵在吡叻州的政权就有风险，它在2008年输给民联3席，即28对31，结果在挖角下，3名州议员投入国阵，又变成31对28，政权又回到国阵手里。同样的，民联在2013年时也无法突破，保留在31-28的地位。这意味着吡州无法变天。

来到2018年，希盟又再一次兴致勃勃要拿下执政权，但也面对伊党参加21个国席和44个州议席的争夺战。如果伊党扮演分裂选票的角色，希盟就会失败。反之如果伊党只是“添乱”那就对希盟有利。

至于柔佛州，它是比较特殊的州属。一向以来是巫统（也是早期联盟及后期的国阵）的堡垒，反对党除了拿下三几席外，根本无法动摇国阵的地位。只有到了2008年时柔佛州人才能作出有限度的改变，先看北马结果，再来考虑南马要不要变天。因此那一年的选举，反对党在柔佛只拿下1国5州席。至于在全国方面，马华保住15个国席、民政2席及国大党3席，连同国阵巫统的79席和沙巴及砂拉越的席位，共达139席再度执政。反对党虽从中崛起，共夺82席。其中伊党23席、公正党31席及行动党28席，还是无法改变大局。

来到2013年的大选，柔佛作为国阵城堡再一次被冲击。结果国阵以133席再次执政中央，民联则有89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华输剩7国席和11个州议席。在7个国席中竟有4席来自柔佛。如果本届大选国阵再陷困境的话，柔佛的华裔可能与马来海啸共结合而变天。希盟所取得席位或如下列：行动党17席、公正党5席、土团党5席及诚信党2席，结果以29席对27席起而执政；反之如果马来海啸只局部扬起，则柔佛很可能保持原状，同时也有助贡献中央的执政地位（柔佛共有26个国席）。

当两大阵营进入白热化与短兵相接之后，我们略可推测本届大选的走向，一方面希盟要鼓吹马来海啸；另一方面，国阵则否定这个可能性。斗争的焦点在于西马的66个乡村国席会不会被希盟所攻下？这就非得依靠马来海啸不可了！

总而言之，一切还得看5月9日的投票结果。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光华日报》

蔡添强的人生坎坷路

选举提名日对候选人来说，最关键的工作是一定要确保所有资料无误，而附件都齐全，不然去到提名站出了乱子也就大件事了。

例如旺沙玛珠的国会提名，公正党的陈仪乔竟在慌忙中忘记携带身份证（正本），结果在最后通融下过关。如果选举官不接受以副本或手机上拍下的身份证件为准，那陈仪乔肯定有麻烦了。

陈仪乔当然不是普通人，而是饱学之士。她曾代表马华参加国会选举，也在胜出后担任过政务次长之类的官衔。后来与马华闹僵而退出马华加盟公正党。如今被党派为国会候选人，就非得谨慎再谨慎不可了。因此她为她自己的大意公开向外道歉也是应该的。

但最倒霉的要数蔡添强了。这位在过去20年追随安华且形影不离的斗士（1998-2018）让人感觉到他为安华及烈火莫熄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牺牲，包括被控上法庭判刑，在内安令下坐牢等等而从不言悔。因此他在公众的眼中是安华的左膀右臂，也是华裔在公正党内最高的代表。

蔡添强义无反顾的性格也给自己带来一宗又一宗官司。最新的一案是对警员出言不逊罪成，被判罚款3000令吉。今年3月经上诉后减为2000令吉。当时法官有说，这样的判决并不影响蔡继续作为国会议员的地位。

讵料蔡添强在临近提名截止时被通知他在峇都的提名不被接受。犹如晴天霹雳，一时之间也迷糊起来，待到清醒过来才惊觉本身已被摈弃在选举门外，自然心存不甘，也就用最快的速度提出上诉。

结果在5月4日，高庭法官驳回蔡添强的申请，理由是法庭没有权限聆审选举请愿书。同时选举诉讼事宜应在选举过后宪报公布中选议员名单后的30天内向选举法庭提告。换句话说，蔡失去参选的机会。

其实在提名前公正党内部有对候选人的推荐名单有异议，包括传闻蔡添强也被除名，一时成为轰动的新闻。

当蔡添强在得悉可能“人头落地”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含蓄要求党主席不要受某些利益者所影响。这是指在挑选候选人方面，蔡添强及颜贝倪被归为是阿兹敏的人，也就引发对方的警惕。

根据不公开的资料显示阿兹敏已形成一个坚定派系，但不是用来与安华和旺阿兹莎搞对抗的，而是防止党内另一个以拉菲兹（党副主席）为首的一派，影响党主席的决策作出调整或改变。还有与拉菲兹在一起的是当总秘书的赛夫丁。本届他攻打槟州的班台惹耶州议席外，也兼攻打吉打的万拉峇鲁国席，其用意至为明显地要在选后与阿兹敏分庭抗礼。

这意味着如果阿兹敏仍是雪州务大臣的话，那他至少是槟州第一副首席部长，在官方地位上，相差不算太大。

蔡添强是一个天生的叛逆政治异议分子，在许多事务上不平则鸣。先是在香港搞社运，后是回到马来西亚搞政运。

我们也相信直到目前为止，公正党内只有自行结成的“帮派”，没有刻意搞分裂。不论是两派或三派，他们对安华夫妇是绝对忠诚的。正因为蔡添强这些年来已和烈火莫熄绑在一起，且是公正党内的华裔代表性人物，他冲锋陷阵的精神已赢得街头斗士的称号。因此在此时此刻若撤换蔡添强的候选人资格都是得不偿失的，对公正党的伤害更大。旺阿兹莎也不应如所说的名单是由阿兹敏提呈的就要全部撤换。所幸最后事件快速解决，否则后果难以想象，但也因之牺牲了颜贝倪上阵的机会。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只要有一位有影响力的议员出现问题，他就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蔡添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犹记得在1999年安华成立国民公正党时，表明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因此在中委方面就需要有华人代表，蔡添强自然成为其中一个。我们也不否认在后来公正党也加进了华裔专才如李文才医生、黄基全、沈志勤等等。但直到今天为止，华裔的代表性也许尚不足30%，而且除了蔡添强外，也尚未有其他人能出其右。就此而言，蔡添强不但是敢于走向街头，而且也是敢怒敢言的一位代议士。如果公正党缺乏了他，就像行动党少了倪可敏一样。因为他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容不得对他加以忽视；更不应公正党已壮大而忽略了在草创初期一同斗争的开路人。

持平而言，蔡添强更是公正党的“珍贵”人才和“稀有动物”，他的存在与党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南洋商报》

马中课题不宜卷入大选

从记录来看，本届的大选是最多人参与提名的，例如共有687名国会候选人争夺222张椅子；而有1646名州议席候选人争夺505个州席（因为砂拉越在2016年才举行州选，因此本届不再选州政府，也就减掉82席，不然全国13州共有587个州议席）。

巧合的是，今年的大选与1974年的大选倒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例如在1974年的大选，总共有413万余选民，当年有327人角逐154个国会议席，而有934名候选人角逐360个州议席（除沙巴外）。

因为反对党四分五裂，许多选区形成三角战或多角战。

为什么多个反对党要插足1974年的大选？主要是因为在1969年的大选出现变局，反对党不但有机会中选，而且也能起而执政（如槟城由民政党夺下州政权）。这就引起反对党格外的兴趣。除了在当时行动党不愿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外，也出现了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及由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这一年人民党吸收相当数量的华裔候选人积极响应大选）也加入混战。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党在槟州主席叶锦源统领下，准备拿下林苍祐的执政权。因此他十分不满国阵（敦拉萨首相将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大事宣传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他认为这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官方关系，不能拿来做政治宣传。

有人也在叶锦源的群众大会上指说叶锦源撕了这张照片（但叶锦源否认他没这么不礼貌，而不知谁让有关照片散落在讲台上，出现有人踩照片的传闻）。

这一年也是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而在5月达成马中建交的大事。华裔的情意结发酵，纷纷对国阵的政策给予支持。因为建交比预期中来得早，华裔对任何不满的情绪皆视为对中国的大不敬。

其结果是行动党在大选中败落，只剩下两名州议员（胡德安及黄瑞钦）。1976年这两人又被李三春拉入马华，行动党在槟州剩下零席位。也因为这一失策，导致叶锦源与林吉祥交恶，最后发展成卡巴星入驻槟城，而叶锦源被铲除在行动党外，接着自组“社民党”，与林吉祥打对台。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今届的大选，不但各路人马插上一脚，而且也显示“希盟”准备攻下布城。因为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让人民看到中选议员是那么轻而易举之事，也就萌起参政的意向，新党自然纷纷成立了。

另一方面，在2013年大选后，虽然国阵未夺回2/3多数席，但也组成稳定的中央政权。正在此时，中国在世界的角力中发现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是从中东和南美输入石油和天然气），非得保护不可，也就有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由于中国面对了印度、日本、新加坡及越南的“围堵”，只有马来西亚积极与中国加强关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已成为本区域标杆性工程。这包括东海岸高铁工程、马新快速铁道工程及马六甲的皇京港和关丹的马中联手开发的工业园。若再加上在柔佛依斯干达区开发的碧桂园森林城市计划（耗资一千万亿元），那就意味着马中进入前所未有的双向合作；甚至马中也有了两次的军事演习，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从区域利益来说，马中的经济合作是必要与合时宜的，也是中国绕开日本、新加坡及越南等国干预的新战略。

虽然马哈迪有其要求重新检讨的权利，但也要尊重两国所立下的宏图大计，不能说改就改（如取消东海岸高铁计划）。我们相信，已担任22年首相的马哈迪对国际关系与协议签署的时效性是了如指掌的。

为此我们认为政党政治的斗争无须将第三国拉扯近来，也不要将马中合作项目当成政治课题。

如果说44年前的马中建交是大势所趋，任何的阻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而伤了自己；那么44年后的今天，马中关系的水乳交融和迈向大型工程的建设，也可说是划时代的计划对双边是有利无弊的。

刊登于2018年5月3日《南洋商报》

民政党的最后斗争

第十四届大选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关系到民政党的存亡问题，如果在本届大选中民政翻不了身，而且议席比上届还要少，等着它的前头将可能成为人民进步党第二。

人民进步党是老牌政党，成立于1953年，创党人是DR辛尼华沙甘及SP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律师）。

1955年的普选，DR及SP两兄弟提名参选，但均落选。当年只有回教党的端胡申在吡叻中选，余者51席概由联盟取得。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

1957年因马来亚将在8月31日成立，身为怡万市区立法议员的梁宇皋被推荐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也就得辞卸议员及放弃卫生部长职，而在补选中由DR胜出。不过梁宇皋于1959年辞卸州元首，再代表马华参加选举，胜出后出任司法部长。

虽然DR及SP贤昆仲是印裔人，但支持他们的华裔和印裔特别多，也就在吡叻州取得立足点，并长期控制怡保市议会，由SP出任市长。

1968年DR不幸病逝，由其兄长SP继任主席，而在1969年大选中，人民进步党夺得4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共有40席），也就在日后成为参加联合政府的筹码。

至于民政党，它是脱胎自陈志勤、王赓武与林苍祐三人的“结晶”，且在1968年3月24日宣告成立。虽然林苍祐只是担任党副主席，但他认为可以借助新党扩大地盘和影响力。因此不惜将其民主联合党（成立于1961年）解散，也号召党员加入民政党。换句话说，因为林苍祐的加盟，槟城很快成为民政党的大本营。林苍祐顺理成章出任民政槟州联委会主席。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民政的核心已掌握在林苍祐的手里。曾身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且是急进党的发起人（1951年），更是英国人眼中的宠儿，而被推荐成为首席议员（1951年）。在这么多光环照耀下，更何况他在1959年敢与东姑叫板，要求分配马华1/3议席参加国会选举，以便日后修宪都须要征询马华的意见。他的“英雄形象”也在日后凸显出来。

在争取失败后，林苍祐退出马华公会，在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

当林苍祐在1969年大选时提出要执政槟州时，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毕竟在独立时他已是内定的首席部长，因他的婉拒才由王保尼顶替而上），也相信他能把槟城治理得更好。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联盟在大选中重挫，幸好仍保住中央政权，但已失掉槟城州政权。

一切又回到1957年时的原点。

林苍祐认定民政党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与其他党合作，不能再孤军作战了。于是凭他与第二任首相（1970年上任）敦拉萨的昔日交情，他们又建立起另外一种关系，先是成立联合政府（1972年），后是将这些反对党收编，进而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也就在对外方面塑造一个全新和团结的形象，把“513”悲剧抛诸脑后。

老实说民政之所以成为联合政府只是因为它掌握槟州政府。如果没有这个筹码，民政党的加盟是不稳定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回教党也在吉兰丹和中央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是因为前者控制了吉兰丹州政权。

还有在西马的人民进步党也因在吡州一枝独秀，成为巫统拉拢的对象。只可惜进步党只享有一些权力（仅SP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未有足够的权威控制大局。因此它的加盟是国阵内最脆弱的一个成员。

记得在2008年之前，进步党的卡维斯有提过要与民政合并的事，但不为后者所接纳。在气愤底下，他脱口而出地预言“民政将有一天会步上进步党的后尘”。

这种说话也太过伤了民政党人的心，但在2008年的大选竟不幸爆发了政治海啸，在308的当晚一夜之间五个州政权变色了，槟城、吉打、吡叻、吉兰丹和雪兰莪权落入民联手里。与此同时，国会议席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以国阵的140席对民联的82席。虽离两线制有一些距离，但已出现了雏形，这意味着选民求变之心热切。

在这场选举中跌得最伤的是民政党，它参选10个国席，只胜1席（在柔佛峇都冷当）；而参选31个州议席，但只胜4个州议席，分别在吉打、彭亨及柔佛。靠槟州起家的民政党在槟州输到连一席都没有。

此外，在2008年退出国阵的沙巴进步党，有两名州议员陈树杰及区锦华跳槽加入民政党，其中陈树杰还是沙巴的副首席部长。

在2013年，他们两人继续当选，官职不变。但在西马，民政只剩1国1州（梁德明及刘清分均在柔佛），只有在2014年后，马袖强才在安顺补选夺回1席。

本届2018年陈树杰在原区丹绒巴拔提名，而区锦华将选区伊罗普拉让给徒弟陈俊熙上阵。

姑不论沙巴的代议士借旗上阵或已加入民政党，他们基本上好像与西马的民政拉不上关系。即使民政再一次（2013年）在槟城输完所有议席，也不能拿沙巴有一位副首席部长说事。这徒让人笑脱门牙，再说陈树杰也从未说他代表民政在沙巴做官。

已经整整10年了，民政党在槟城的国州议席归零，如果本届大选再无法突破，这对在槟城起家的民政府党是何其难堪的。林苍祐若在九泉之下有知，必然是仰天长啸的。

近日除了有见许子根出来助选外，又见民政的候选人不忘打林苍祐牌，以求有所突破。

这是民政最后的斗争，它必须倾全力有所突破，否则未来是暗淡无光的。

刊登于2018年5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