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6.7.18

中国政局“波动”的虚与实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局出现的“波动”是异乎寻常的;也难以思议的是将矛头指向在19大当选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
王沪宁是来头不小的上海人,今年63岁。他在1981年考获复旦大学的法学硕士,而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及法学院院长。期间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做访问学者。
1995年,王沪宁时来运转,被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钦点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98年4月,升级当副主任;更于2002年晋升为主任。
2007年10月,他在中共第17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在2012年11月,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抑有进者,他在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从1995年开始,王沪宁已是身处中央核心。他是由曾庆红推荐给江泽民的,也成为江的文胆。后来被称为江泽民的化妆师。因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成为党的重要思想而写入党章是王沪宁的“杰作”。
由于得到江泽民的赏识,即使江期满退下,王沪宁也在党中央担任要职,除了或被视为江的人马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胡锦涛(2002-2012,中共第16及17届上担任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及军委主席)抓笔,且成了胡的智囊之一。因此有人认为胡锦涛给党留下的“发展科学观”的理论也与王沪宁有关。
因此到了习近平上台的2013年时,王沪宁更被器重,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也晋升政治局委员。虽然他在2013年至2017年时是低调办事,鲜为外人所熟悉,但他已在高层内赢得“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称号。
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也处心积虑地为习近平作理论包装,获得后者的认可。正由于有王沪宁的协助,在去年的19大时,“习近平思想”也通过代表大会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此来说,在党章中,截至目前为止,所提及的三个人的名字除了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外,第三个就是及习近平了。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通过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10年的限制(也就是两届)。
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也给党内外带来争议性的反响和冲击。有的主张不能更改邓小平立下的当权期限;但也有的认为一旦有执政期限,到了领导人行将退位时,就可能有党内外的势力搞“政变”或掀起内讧与权力斗争,进而损害及影响国家的政局与稳定。因此不定期限也不算坏事,只要轮任制不被废除。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习近平也没有说他不会依期退休,只是为自己留下一个“空间”,足以慑服蠢蠢欲动的人。
但这之中出现的吊诡是习近平在19大没有选出接班人,他所挑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既不是政治局常委,年纪也已达70岁,已非适合的接班人。这就引发不少的揣测,有待中共厘清。
除此之外,王沪宁又被指为习近平开创新政治模式,比如在去年举行世界政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有所有新常委到上海中共发源地重新举手宣誓,以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下来今年五月纪念马克思200周年活动也高调举行,并鼓励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更在不久前先后两次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金会见特朗普前与后),显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力。
但是在一连串的思想活动之时,中国高层并没有敏感地感受到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有人说王沪宁的工作范围也许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他的高姿态动作而忽略了贸易战的严重性,也就有舆论怪责专管宣传的部门高调地鼓吹一带一路,扬言2025年达到“中国制造”的成就;而在贸易战方面也乐观看待,不认为美国可以“挫折”中国。此外也给反华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及澳洲与美国联手,给中国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学者)就持这个观点。
正因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只关注“思想的改造”,未能控制国内政局“谣言不断”,或在电视新闻播报时出现黑影,似指使换稿;同时一向以习近平讲话和活动为主题的中央广播电视及《人民日报》也突然低调报导习近平的活动。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旧闻:“华国锋承认主政时犯下错误”的短片和新闻也出笼(八十年代),似在暗示国内的政局或至少人事上会有变动。但综观近日来的异动现象消失后,人们就不再多想,也相信习近平的政权是相对稳定的,只是王沪宁已“消失”多日,也许他在不久后被边缘化和失去光环,作为恢复习近平常态的代价。
即便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有“回到初心”,但这种“回归”主要用在有效控制贪污和清理腐败,否则愿意将会被有心人扭曲了。
从历史上来说,习近平的红色思想基本上是符合中共的宏观政治,也是确保政权社会主义化的有效方法。不过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不能关起门来生活,因此给予言论一定自由和对西方文化的重视和交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再回到“一言堂”的时代。
今天习近平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如李克强总理、赵乐极、汪洋、韩正、栗战书及王沪宁也都要集中精力应对美国的挑战,这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不可屈服的重要时刻。
当然现在不是深入讨论“一锤定音”或“定于一尊”的适当时期(即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确保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当下习近平对中东及非洲国家进行官式访问时,更要体现中国心民一致,抗拒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乃至军事上的颠覆,否则就会让外来的势力挫折两个中国百年梦(2021年中共建党百周年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周年)。


刊登于2018年7月26日《东方日报》

25.7.18

安华提早复出接班?


当马哈迪以93岁高龄再次拜相时,国内外人士都抱着好奇的眼光而无法了解已经是很高龄的前首相为什么要重出江湖?
既然马哈迪在2018年5月9日的投票日领导希盟赢得大选,他就名正言顺成为马来西亚第七任首相;是以比他年轻20余岁的安华来接班也显得合乎情理。但什么时候才是接班的好时机?而安华为何又宣布提早重入政坛?有些耐人寻味。
安华是在1981年加入巫统,虽然马哈迪认为他走得太快,但因为他的才华锋芒毕露,对巫统十分有用。不到一年安华就升为部长,马哈迪也支持他角逐巫青团长而胜出。
不幸的,在1993年之后(即便安华已当选党署理主席兼副首相),马哈迪接到总警长的报告,指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我没有建议警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8年出现确凿的证据,我无法不采取行动。”
这个大刀阔斧的行动是安华失去党官职,结果掀起了马哈迪与安华陷入了近20年的斗争。由于安华的不屈服,他被判坐牢而被巫统排斥在门外。马哈迪毫不容情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企图让安华永不翻身。但安华的反弹显示了他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势不两立的决心。
在一方面,安华阵营的人指责马哈迪的手段是政治迫害;但官方的回应是一切按法律行事,不存在政治迫害。1999年,马哈迪干脆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让安华死了东山再起这个念头。
可是马哈迪经过1999年大选的打击(马来选民转向支持伊斯兰党),其声望也逐渐下降,他甚至被澳洲前总理基廷形容为“冥顽不灵”的人。
2003年马哈迪卸职,阿都拉被扶正成为第六任首相。这个原本属于安华的椅子就因为“鸡奸罪”改变了安华的命运。
即便安华在2004年8月上诉得直,提早释放,也没有人认为他会“咸鱼翻身”,因为在这一年的大选,国阵几近全胜。
讵料在2008年大选,安华扭转乾坤,他成为反对党阵营组成的“人民联盟”的共主;更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国席补选胜出而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在灿烂阳光照耀下,安华突然又被告“第二宗鸡奸案”,顿使安华政途再蒙上阴影。
在当时,马哈迪还是认为他不能原谅安华在全世界妖魔化他。因此他的回忆录的结论是:革除安华绝对不是一项错误。
但安华还是不信邪,信心满满地要迎接2013年的迈入布城改朝换代的大选。结果又是一场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华“第二度鸡奸案”也导致他在2015年下狱5年。若按正当程序安华即使因表现良好,可在2018年7月出狱,但他还是被限制五年内不得从政。直到2023年才能参选。那时的安华已经是76岁的长者了,能否再领军变天,也没有人知道。
同样的,此时对纳吉充满敌意的马哈迪也陷入不能扳倒纳吉政权的痛苦。最终在审时度势下马哈迪选择与安华合作,于是马安两人于2016年在法庭的供证会上,特地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怨。这是两人于1998年分裂后第一次会晤,前后已相隔18年。
马哈迪也坦言,安华原先不接受他加盟“希盟”,也不同意由他领军,但考虑到要争取更多的马来人打倒纳吉,不得不与马哈迪结盟。对行动党和诚信党来说,也是一桩美事,因为它们需要一位有魅力的人来领军。这个人除马哈迪外,别无他选。
此外,安化也考虑到若坚持不接纳马哈迪,他本身受限制的条件就难以解开。因此这四个各有议程的政党也合在一起了(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是在2017年成立,而在2018年初被确定为四党联盟,由马哈迪牵头)。
果然这一次希盟的估算完全正确,但在马哈迪重新上台后,希盟的问题也跟着浮现;尤其是在官职分配上,似乎按党分职,也有一定的争议。再加上马哈迪操控的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主要反映在亲日(向东学习)及“防华”策略上(主要担心中国公司的资助有资金流入为一马公司还债)。此外有些问题已浮上台面,安华非得插手不可,包括四党将来由谁领头,它们之间谁能争取巫统的议员加入?东马的问题又如何解决?统考会不会承认?
在政局不断变化下,安华宣布要在9月出掌公正党,且有意重返政坛,就是担心他将失掉掌控权力,而且他及他的政党可能不再是希盟“盟主”,因此安华极可能会与马哈迪订下交棒的日期。
刊登于2018年7月25日《南洋商报》

23.7.18

提高水费停高铁?


在希盟尚未执政之时,马哈迪已放话一旦执政中央,将重新检讨水供费用,隆新高铁项目及长堤湾桥的计划。
结果希盟在5月9日开票晚取得胜利后,马哈迪在5月杪就提出要重新检讨水供的价格问题,这是马哈迪宣布要取消隆新高铁工程后的另一个大动作,似乎是有所为而来,可能是想用水供费与新加坡协调。因为按照高铁协议,如果一方毁约,必须付另一方约5亿元。这个大数目也就涉及较为复杂的问题。
有关隆新高铁是在2013年2月19日由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达成的协议,并命名为“跨国轻快铁路系统”,预计在2026年投入运作。一旦启用,新隆之间的交通时间将从目前的4-5小时缩短成90分钟。
这种快速的高铁每天客流量将会达到数十万人次。这样一来,两个国家的大城市将缩成一个现代生活圈。
在2015年时,在首相署主管公共交通委员会的赛哈密(前外长)宣布,铁路全程长350公里,时速达320公里。到了那个时候,乘高铁来往隆新之间的时间会比乘搭飞机还快,估计会有4个国家的高铁公司下标,如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
马新双方虽然尚未公布得标者名单,预料中国已参与其中,而新加坡本身也开始征地建造高铁东站、酒店、商场、休闲设施及住宅等。
在这方面,新加坡说它已耗资超过二亿元进行有关工程,一旦停止此计划,马方得赔偿6.05亿美元(约5亿令吉)。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水供合约也成为争议性的课题,马哈迪在重新掌权后果然提出要提高水费,因为目前的水费过低。
新加坡原本与槟城及马六甲是属于英国管治的“海峡殖民地”(从1826年到1948年)。但到了1927年,因新加坡人口不断增长,也就需要与马来亚的柔佛州签署供水合约,从1927年到1962年,前后35年。
继后已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与获得自治地位的新加坡政府签署一项长达99年的水供合约(1962-2061),其中规定,柔佛州政府每日供应2亿5千万加仑(约4千546公升)的源水(未过滤)给新加坡,价钱是每千加仑3分钱,因此马方一天会获得7千500令吉的薄利;反之马方每天又向新加坡买回已过滤的自来水,总共是500万加仑,价格是每1千加仑付50分,总共是2500令吉。换句话说,马方每天在扣除买回自来水的价钱后,只能赚取5000令吉。
对此马哈迪说,如果是30年代或60年代的价格还可以,但现在已是21世纪,1千加仑只算3分钱,真是荒谬。
柔佛州政府在2014年时已提出重新检讨合约条文,希望能争取到每加仑以60仙计算。不过前首相纳吉在2016年时说,有关水供的合约无需改变。
在尚未得知合约是否可以更改或不能更改前,我们且听新加坡方面的解释,新加坡向大马购买的是没有过滤的源水,而新加坡必须耗巨资安装设备,将源水过滤成干净水,再卖回给大马。因为所有设备、员工和其它开支概由新加坡负责,因此回卖的价格并不高。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从政以来与新加坡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温不冷的状态,他不服李光耀;李光耀也不服他,两人的恩怨直到2015年李光耀逝世才划上句号。因此又再上台的马哈迪对新加坡的“下马威”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无论如何,这两国的关系还得保持友好与融洽,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号外周报》第898期

马来西亚国会脱胎于英国


马来西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在很多方面都与英国的制度相关连;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马来西亚可谓一脉相承于英国。而忝为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都与印度接近,因为印度是英国后期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
虽然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北美洲)后,英国就不断地移民而先后建立起十三个殖民地。
但在1775年,当地民众群起反抗,在乔治华盛顿带领下,起义成功而在1776年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换句话说,英国很早就“丧失”在美洲大西洋的“殖民地”。
其实英国在十六世纪已意识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重要性,也许它已意识到美国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囊中物。因此英国人开始将目标眺向东方。第一个被它相中的是印度,但在印度的港口城市果亚,已于1506年被葡萄牙占领(在1511年,也发生葡萄牙侵占马六甲的事件)。
巧合的是,葡人也在1517年来到中国,及后更强行在澳门留驻(1557年)。继之澳门就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为了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英国政府在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直到1874年才解散)。跟着印度当地人民也一步步地因为与英国打战一再失利,终于在175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在1849年后,整个印度尽是英国人的天下。随后虽有爆发反英运动,但不成功。直到1946年甘地起事和导致印巴分治(1947年),才结束殖民统治。及后在1950年,印度正式确定为共和国政体。
马来西亚情况也与印度不相上下,当葡萄牙在1641年被荷兰打败后,马六甲就转手成为荷兰的殖民地,但荷兰的目标是要拿下整个印度尼西亚,也就不与英国争夺在东南亚其它地区的资源。例如当英国在1786年拿下槟榔屿后,荷兰就不干涉英国再拿下威省,甚至在后期还与英国交换领土(荷兰让出马六甲予英国,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建立的明古连军港(1826年))。
即使荷英关系在初期并不友好,尚且发生荷兰控制的马六甲一度禁止华人向槟城移民(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在1842年拿下香港,作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桥头堡。
1874年,英国与吡叻王朝签署“邦咯条约”后,英国人的管治权就涵盖了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拉越是在十九世纪后才有大量华工涌进。因此在发展上比较缓慢。英国也是在战后才直接统治东马地区。正因为权力在握,英国人就怂恿和鼓励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独立)将东马的两个州一起吸纳进来,再加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以成为“印度第二”。
很显然的,当英国在1712年启动“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是相当惊人的。工厂到处林立,自然需要更多的资源供应。因此除印度外,英国在马来西亚、缅甸也建立起其殖民统治;更进一步利用香港打开中国的市场(整个工业革命分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但衔接起来是从1712年到1885年的百多年间)。
如果我们不忘英国对付印度的教训,就不难发现马来亚也一样被切割。这就是1948年英国刻意将马新分家,前者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自治区;后者依旧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
其中的两大理由是:(一)因新加坡华人相当多,若并入马来亚联合邦,华人的人口就多过马来人,因此有必要将之分开,以保障马来人的权益;(二)因战后(1945年)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左翼运动更是星火燎原,也就给英国一个借口将马新分开会较为容易控制马共活动。
在这方面,英国就将东马交给马来亚联合邦管理,间中也包括新加坡在内。因为这样的扩大版图,就不会让华人人口居第一,而是马来人及土著合起来占第一位,华人则屈居第二位。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议会制度是秉承英国的议会历史发展而来的。
英国原先是盎格鲁—撤克逊人立足的土地,后来受到日耳曼及法国的入侵。但也意外的,英国是最早走向议会的民主制度的国家。
这应归功于1215年“大宪章”的出现,奠定了英国走向宪政统治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英国是分成三个王国,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它们都有各别的议会。
本来英国的国王是专制王权的。但自从1215年后,在教会的领导下,提出有约束力的法案迫使约翰国王签署之后,国王的权力就受到限制,包括:
(1)保障教会的自由
(2)尊重贵族的权力
(3)赋予城市居民自由贸易以及自治之权
(4)征税应得到大会议的同意
(5)不得随意拘囚贵族人民,审判应遵守陪审团的原则
虽然国王已签署大宪章条约,但他还是想尽办法使大宪章失效。为此,贵族和教会不得不在1258年联手逼使亨利国王(约翰国王之继承者)在牛津举行大议会,推举15人与国王一同统治英国。
抑有进者,大议会在1295年又扩大每郡派出两名骑士及每市镇(各选出两名代表)组成大议会,史称模范议会,也是国会制度的滥觞。
随后发生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并没有使到民主倒退,反而在战争时期国王需要得到大议会的同意才能征税。
到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把英国导向了“君主立宪”的政体。
前面提及英国分成三个王国,但在1707年的联合法案中,实现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议会(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接着在1800年又通过Acts of Union再将爱尔兰议会合并,成立了英国国会。
虽然英国早在1327年时已将议会分成上议院和下议院,前者由神职人员及贵族组成,后者由各郡各市镇的代表组成,造成上议院权力较下议院大。
不过在十九世纪后,下议院就在1831年通过《1832年改革法令》以扩大下议院的权力,但被上议院驳回。为此,首相查尔斯·格雷请威廉四世增加委任80名支持改革方案的贵族进入上议院,以克制反对派。
来到1906年,又是一场权力的斗争,结果《1911年国会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获得通过,褫夺了上议院驳回法案的权力;而预算案在上议院中被搁置不得超过一个月。
无论如何,英国对于上议院的存废尚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要全部民选议员或是保留20%委任至今仍在争议中。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英国的议会制度中看到马来西亚国会的模式与塑造。
先是在战后(1945年),英国已准备一套新宪制在马来亚实施,称之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但因这份宪制忽略苏丹的地位(包括回教归苏丹管治),没有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且实施民主的立宪,也就遭到马来人的反对。
1946年,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催生了巫统。而英国也放弃“马来亚联邦”宪制,另与巫统谈判新的宪制。结果在1947年出现“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因为其中涉及华印裔要申请公民权及其他方面的权益未受保障,也就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马新大罢市,抗议英国将新加坡隔开,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又未能显示其民主特征,于是另提出“人民宪章”。结果不被英国接纳。于是在1948年2月1日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主要点如下:
1)马来亚走向自治邦
2)各州苏丹保留其对伊教的自主权
3)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
4)所谓马来人的定义:操马来语、信奉伊教及生活习俗马来化
5)华印裔除槟城及马六甲外,全部要申请公民权
6)新加坡继续保留为英国殖民地。从此在政治上一分为二。
接着在同年的6月20日英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亲共人士,也遣送甚多华人回中国。
在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下,马共又走进森林打游击战(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共打了41年,才在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一劳永逸解决马共问题。签署方有泰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及马共代表。在马共放下武器后,游击战宣告结束,马共成员(不是全部)回到各自的家乡)。
因为紧急状态带来的不安是众所周知的事,直到1955年英国才能举行第一次普选,即52名议员民选,46名议员委任。
这场选举也判决了拿督翁的命运(他退出巫统另立国家党)。因为全军覆没,拿督翁与独立擦肩而过。
反之,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组成)取得大胜,在52席中横扫51席(剩1席归伊党)。于是东姑组成自治邦政府,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但为了“解决”马共的问题,东姑同意与马共代表团举行和谈。这就是1955年12月在华玲举行的轰动性会议。
可惜在双方各持己见下,和谈失败。东姑一方要陈平放下武器,但陈平一方要政府承认马共的合法性,以便参加选举。如果选举失败,马共也会坦然接受;东姑则说绝不可能承认马共,也不会让马共参加选举。
当和谈破裂后,陈平又率领马共回到森林打游击战,大本营就在马泰边境的森林地带。
继后在1956年,东姑率代表团赴英国商谈独立课题,结果英国承诺在1957年8月31日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在此之前,英国委任以黎特大法官为首的5人宪法专家组成委员会,另外4人是任宁斯爵士(剑桥法院)、麦克爵士(澳洲总督)、马力克(阿拉哈巴高庭大法官)及阿都哈密(来自巴基斯坦高庭法官)。这里头没有一人是马来亚人。而五人的任务是:
(一)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允许各州有一些自主权
(二)确保各州统治者的地位和尊严
(三)产生一名“君主立宪”的君主(结果后来变成九州的统治者轮流担任,每人任期5年,期满换人,是为最独特的君主立宪制)
(四)塑造一个共同的民族
(五)确保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委员会在接获131份请愿书及举行81场听证会后,他们也访问各州,最后五人委员飞往罗马草拟宪法。
最终的完整宪法在1957年7月被马来亚立法议会接纳。就这样在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亚宪法生效了。
其一,独立后的立法议会改称为国会,依然是英国和印度的版本,分成上议院和下议院。而各州(共11个州)也有本身的立法议会。
最初上议员规定为50名,下议员规定104名(全部民选),各州的州议员也全部民选,任期均不可超过5年。
其二,在1963年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议席大为增加到154席。
这一段历史意味着以吉隆坡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增加吸纳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加入其中。其过程也富戏剧性,但最终通过联合国的确认(东马两地人民支持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马来西亚也就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
其三,原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保留,权力操纵在下议院组成的内阁中。
其四,原来九州的苏丹按宪法规定,每五年轮流出任最高元首。
其五,上议院是委任制的,目前的70名议员由11个州议会各选出两名上议员,共22人,剩下的48人则由政府推荐予元首委任,任期3年,可连任一次。
其六,下议院目前共有222席,必须每五年任期内举行大选,由选民选出政府。
尽管马来西亚的下议院通过多次的修宪,但基本上未动摇体制。即马来西亚在宪法内是被视为“世俗国”。回教是国教,但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国。
按照史料显示,我国自独立以来共有55次修正宪法。在东姑执政年代(1957-1970)共修宪16次;而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1976)修宪7次;第三任首相胡先翁(1976-1981)修宪3次。但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81-2003)先后修宪23次。例如在1983年,马哈迪在国会通过“要求最高元首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权力经调整后交由首相所有”。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修宪6次。纳吉时期因议席未超2/3多数席,没有修宪,而是通过法案。
此外如果在15天内不批准议会呈交的法案,法案将自动成为法律(后改为30天)。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就剩下西马11州和东马两州保留马来西亚宪制,不过东马两州分别与中央政府签订二十点协议和十八点协议。基本上保障东马的入境权力和移民权利。
从联盟到国阵已统治这个国家63年从未改变过,也就出现所谓巫统永远是主导政权的执政党,其他成员党只能扮演陪衬的角色。
而反对党一直以来都动摇不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就造成“永远的执政党”和“永远的反对党”的局面。
这是因为宪法规定选区每8年可以进行改变和选民的移动,包括增加议员的数目。当各州进行选区划分时,必须要得到国会通过,否则不能生效;同样的,国会的选区也可以重新划分,但因为自2008年后,执政党未能在国会占有2/3多数议席,也就不能对选区重新划分,只能在原有的选区范围内移动选民。
例如在2018年不少选区的选民重新调动,包括城市选区选民超过十万而乡区选民少过5万,已不再按比例划分选区了。
一般上反对党视选区的划分是执政党的有利武器,往往在选区划分后就是执政党大胜。讵料这届大选(2018年)尽管已重新调整选民,形势对执政党有利,结果反风一起,改朝换代的事发生了。
回过头来,当2008年大选后才第一次出现“两线制”的雏形(140-82);而在2013年时再强化两线制的地位(133-89)。
讵料在2018年的大选,就把两线制打翻了。反对党的崛起已不是险胜,而是有一面倒之趋势。如果是这样,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制在何时能成为我国的政治机制,一如英国一样?也许这样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号外周报》第898期

统考走不完的一哩路?


在509投票前,马来西亚两大阵线针对统考的立场作出了有相似的“承诺”。
首先是在2018年3月8日,希盟发表了其竞选宣言,在第50项中承诺“恢复公立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权威”。内中有一段这样说:“统考文凭早已被世界顶尖大学普遍承认与接受,让统考生能够报读入学。从2004年开始,统考文凭已获得本地私立大专的认同;而在2010年时统考文凭也获得教育部管辖的师范大专承认,得以报读教育(中文)学士学位的课程。
然而至今,统考文凭仍然不受本地大专学府的承认。因此希盟将承认统考文凭作为入读本地公立大专的基本条件及资格,但须附加条件,即申请者必须在大马教育文凭(SPM)的马来文考试中至少获得优等,统考文凭也将受确定,以确保其水准和现有的入学门槛相等。”
另一方面,国阵在2018年4月7日发表的竞选宣言,也首次把统考列入宣言之中,在第四项主旨“加速人力资本和卓越教育的发展”中提及对统考的承认。它说:举凡公民持有与大马教育文凭(SPM)和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相同水平的国外考试文凭,同时也符合国文科优等和历史及格的要求,都一律具备了可获考虑进入任何高等教育学府就读的资格,这也适用于独中高中统考文凭。
虽然国阵原先是使用“可获考虑”的字眼而引起争议,但后来国阵也改成“全面承认”而平息了“唇枪舌剑”。不过,国阵的宣言中则多了一项条件,即独中生的历史课也要及格。尽管文字中没有指明“历史课”是SPM或是统考的历史考试?但一般相信国阵一旦再上台执政,就会要求统考生参加SPM的国文和历史课的考试,在符合条件后才可以申请进入公立大学。
如果国阵未失政权,它会不会比希盟更干脆利落地承认统考?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面对“土著权威机构”的扬言要全力反对政府承认统考。
结果是希盟赢得政权,但是教育部长马智礼说承认统考仍在努力协商中,当然不必花60年来处理(到底要多久?尚未有暗示)。
这种说法等于统考不是一早就拟好承认的妥善方案?而是应对竞选时开出的“承诺”。若是这样,写在宣言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姑且拿已经出任副教育部长的张念群的谈话作比较就可探知其中的奥妙。她在希盟宣言发表的那一天(3月8日)也发表文告说:“国阵的最后一哩路60年了一直走不完,希盟一旦执政,我们将会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独中生以统考文凭申请进入本地(公立)大学。”
她更具备信心指出:“承认独中统考,希盟说到做到,货真价实也不含糊。”
可是在出任副教育部长后,张念群说她个人是希望今年内承认统考文凭,但她无法给予承诺,因她不是决策者,还得经内阁讨论和决定。
对此张念群认为主要是教育部的官员思想保守,因此她也无法保证教长马智礼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走完一哩路。
对此前任教育部长马哈兹尔也发表文告指出一切得按照1996年的教育法令行事,而且独中生需要在SPM考试中,马来文获得优等及历史及格才具备条件进入公立大学。
由此来看,不论是希盟或国阵它们在承认统宣言中都未事先作好功课,可以被视为“应景”的宣言,才会在大选后发现“碰壁”连连。
其实在1975年由董总发起主办的统一考试(UEC)时,也与时任教长的马哈迪有所协商,结果同意当成“内部考试”,也只有独中生才可以报考,争议也就停止了。
当统考成为“内部考试”后,就没与政府考试冲撞,同时政府也没有阻止独中生参加SPM及STPM考试。只要他们在官方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就可进入公立大学。
后来独中生的统考文凭受到外国大学的承认,也成为一项“吃香”的考试,但董总还是不断要求和坚持要政府承认统考文凭。只因条件不成熟,一直都无法达成协议。
究竟董总要求政府承认统考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争取政府对各育文教育一视同仁。至于要求进入国立大学也是学子的一个愿望,毕竟除学费比较便宜外,也能在毕业后较容易获得理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让统考成为被政府承认的文凭。
不过当统考已经迈入43年后,它已成为海内外各大学所认知的另一张文凭。换句话说,在政府不承认下,统考生也有出路,独中人数也比以前为多(8万余人)。而且华人不易挤入公务员行列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自然不成为独中生梦寐以求的职业。再说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及大专院校也到处林立,独中生不必担心深造无门了。
因此黄祯玉说如果承认统考得牺牲独中办学主权,那就宁可等阻力解决了再说。
当然阻力是一定存在的,因为华文教育打从“五四运动”后就成为政治课题,甚至在1955年普选前,也是林连玉向东姑承诺支持联盟才有了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对多元教育的“开放”。
自此之后,不论马华或民政或行动党,都在教育上有讲不完的故事,毕竟政治已渗透华文教育中;而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又是靠政治来推进。例如今日的统考,若不是成为政党的筹码,这些政党需要用华教来出牌吗?
为此,如果我们希望统考可以远离政治不受政治干扰,就好像希望华教的存亡与政治无关,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些天真?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光华日报》

19.7.18

马哈迪VS李光耀


这是新加坡意想不到的结局,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竟然发生政党轮替,而且是已退休15年的马哈迪卷土重来,出任第七任首相。这个退休后又回朝的政治奇迹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正如马哈迪是在位最久的首相(1981-2003),一共22年,没有任何一位首相可以打破他的纪录(出生于1925年,时年93岁)。
如果说李光耀是政治奇人,从一上位(1959年)后就不曾失败过,直到1990年才卸下总理职(在2015年逝世,终年92岁);那么马哈迪也是另一位政治高手,竟可以在位22年,直到他心甘情愿退休为止。间中只有一次东姑拉沙里企图在党选中推翻他,但不成功(1987年)。这意味着马哈迪已吸取了1969年大选失败的教训后,已对未来挑战作出充足准备。
虽然马新关系时而闹僵,时而缓和,但自从马哈迪(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进入李光耀的视线后,两人就成为一对冤家。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中这样说:“后来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1981年)在1965年国会辩论时曾形容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反对马来人,也指责我们口头上承认国语,却在新加坡保留了多种语言制度。在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中文的。在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
李光耀在隔天针对最高元首的施政方针作出修正时说,他对演词中没有将马来西亚朝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方向前进而表示遗憾。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耐心、立场坚定,这部宪法必定意味着马来西亚民族的实现。”
但是李光耀又补充说,马哈迪的发言则在暗示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我指出了政治平等跟目的与提高马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特权是有所不同的。我接受特权,但如果马来西亚其它民族跟马来人政治平等的权利被削夺,不必和苏卡诺(印尼总统)对抗,它就能摧毁我们。”
与此同时李光耀依然坚持新加坡不退出马来西亚,尽管马新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
针对与李光耀之间的“冷战”,马哈迪在其回忆录《医生当家》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我经常与李光耀针锋相对,这可追溯至我们都还是马来西亚国会议员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常常截然相反。”
在1981年出任首相后,马哈迪有一段话这样说:“只有在新加坡,我受到非常不寻常的接待。身为一位政府首脑,我在总理办公室入口处只是获得礼仪人员接待,之后还必须在邻近的等候室等待,直到总理准备见我为止。我等了约15分钟,感觉非常难受,这应该不是接待同等级外宾的恰当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们接待所有政府首脑的例行程序,但我觉得如果新加坡认为这是恰当的礼节,那么以后接待新加坡总理时,大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因此当李光耀以及他的继任者来到吉隆坡时,我也依样葫芦。至于其他国家政府的首脑,我总是在大门迎接他们,我们也会在国会大厦举行欢迎仪式,同时进行仪仗队的检阅。”
“我首次到访新加坡时,我记得当时并没有国宴,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演说。”
“与李光耀交谈是一件单方面的事。他的谈话风格,就如他身为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时的方式,常常训导听众何谓是非对错。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发现他并不是了解所有东西,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我记得有一次他提到刚见识一种海水淡化的程序,但当时这种技术已经不新,早已普遍使用多年。”
从上述两人的回忆录中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的某些恩怨是不易化解的,但触及两国利害关系时,双方就不能偏激处理。
其实李光耀与马哈迪的接触始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1963年9月16日)。这一天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加入其中,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原本加入马来西亚后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应当排在执政党一边(当年行动党占12席,社阵占3席)。李光耀也曾询问东姑的方案,当时东姑说有一些坐在执政党这一边,另一些坐在反对党一边,没有肯定的答案。因为新加坡已表明它的立场是扮演“中立的角色”。
后来所有行动党议员都排在反对党一边,包括李光耀在内。
原本李光耀是希望能代替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但东姑不答应,坚持即使马华只剩5名国会议员,还是会合在一起。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相信再过三几年,行动党就会收拾马华,也能击败社阵。
当李光耀进入马来西亚国会时,他面对的是一群巫统的元老,如赛惹花(年长的巫青团长,因巫统没有对团长设下年龄限制)、敦拉萨及敦依斯迈;但也面对在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的马哈迪敢与李光耀叫板。
不过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与马哈迪的“交锋”暂时划上句号。
到了1981年马哈迪拜相后他与李光耀的关系变成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虽然两国未有冲突事件发生,但合作的关系又回到马哈迪当政的时代。
例如马方要求检讨供新加坡的水费过低,而且是1927年订下的协约。即使在1962年有更新合约(但水费未有调整),而是要等到2061年才期满。
与此同时,马方又宣布暂停止隆新高铁工程,既针对中国,也针对新加坡,主要是马方认为造价太高,效应相对少。
很显然的,新加坡虽在1826年与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但经过百年的演变,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取代了被搁置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此时新加坡已被割出马来亚,直到1963年新加坡才又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到两年光景,新加坡又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经过50年的分割,两国人民的思维已有很大的变化,最明显是新加坡华人称自己为新加坡人,与中国政治关系几乎切割;但马来西亚华人则称华裔,而后才是马来西亚人,也对“娘家论”表示认同。


刊登于2018年7月19日《东方日报》

16.7.18

第十四篇:2013年大选 纳吉首次领军保政权 但马华民政及人联栽筋斗


纳吉是在2009年4月从阿睹拉手上接过首相棒子。他的上位令马哈迪释怀,也就重新加入巫统,并在初期双方保持良好关系。可是随着时日的流逝,纳吉与马哈迪的关系从浓到淡,甚至彼此不相往来。
在马哈迪看来,纳吉在2013年的领军成绩差强人意。虽有小进展,但整体而言是国阵的失败。为此马哈迪认为纳吉应辞职,因为他没有扭转2008年的战绩。
可是在纳吉看来,他领导国阵的战绩并不太差,而且也保住中央政权。他不明白为何要辞职。
其实在2013年的大选,对巫统并没有多大影响,反而议席有所增加。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巫统共派出117名候选人角逐国会(包括沙巴14名候选人),结果有79人中选,占候选人70%以上。
在2013年大选时,巫统派出121名候选人,结果有88人中选,较上届增加9名,也占70%以上。
不过在整体的表现上,巫统带头的国阵的表现倒是一届不如一届。在2008年,马华参选40席,结果第一次重挫,只赢了15席。在州议席方面则保住31席(参选90席)。
到了2013年大选,马华参选37个国席,结果只保住7席;参选90个州议席,结果只剩11席。因此马华被讥为7-11便利店的代号。
民政党在2008年大选的表现更令国阵脸上无光。参选12个国席,只有2席中选,而参选31个州议席,只胜4席。最可悲的是,民政党在槟城州一败涂地,不但输光州议席(13席),而且也输掉4个国席,情况与马华相比,可谓是同病相怜。
到了2013年的大选民政更是进一步滑落,参加11个国席,只保住1席;后来安顺国席补选(2015年),民政马袖强胜出而有了2席,更分配得一个部长位。
但最可怜的是民政第二度在槟州全军覆没。
比较好一些的是印度国大党。在2008年大选,参选9国席,胜了3席。参加19个州席,胜了7席,情况比马华民政要好些。在2013年的大选,国大党则保住2008年的成绩,在国会占有4席,而在州议会占有5席。
另外表现差劲的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在2008年大选时,人联党参选7席,胜了6席。但在2013年时,人联参选7席,只剩了1席。国阵又多了一个难兄难弟(马华、民政和人联党成了天涯沦落人)。
反观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却有较好的表现。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公正党参选97个国席,结果有31人中选;伊党参选66个国席,结果有23人中选;而行动党参选47席,结果有28人中选,总计起来民联有82席对国阵的140席。
与此同时,民联也破天荒地拿下5个州政权,即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几乎半壁江山已落入民联手里。
到了2013年大选,民联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势力。例如公正党拥有30席,伊党则有21席及行动党有38席,合共89席对国阵的133席。
本来这也不引起国阵的担心,但当察觉选民投票的数目有明显地倾向民联后,开始有些紧张。因为投票的选民有50.83%投给民联,而只有47.42%投给国阵。
如果我国不是以选区作为候选人胜利的标准,恐怕民联已成为执政的一方,但因为我国实行选区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即每个选区以最高得票者当选议员,不是以总投票率来分出议席的。
不过国阵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终于在2018年大选前夕,通过国会改变选区的选民人数,以让国阵占有利地位。这种选区选民的重新调动对执政党有利。
另一方面,民联在2015年发生内讧,伊斯兰党通过与行动党绝交,后来又不与公党合作。这意味着在2008年建立起来的民联只生存7年即告瓦解。
也因此在2015年反对党阵线又重新洗牌。其中一批被伊党排斥的所谓“开明派”离开了伊党另组诚信党,及快地取代伊党地位,与公正党和行动党重新组合,易名为“希望联盟”。
与此同时,在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更是触动马哈迪的震惊与不满,他除了逼使纳吉下台外,也积极地拉拢被排斥的巫统精英在2016年共组土著团结党。最后土团党也加入希望联盟。
这一连串的政局变化,盖因2008年大选及2013年大选后引发和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既使纳吉形容2013年是华人海啸,几乎有85%的华人投票给民联,但他依然相信只要与伊党合作,就会减少风险;尤其是让伊党成为第三者,在大选中形成三角战就会对国阵有利(岂知弄巧反拙)。这就是纳吉团队经过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并不正确。
总之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发生太多的问题,而最终形成两派尖锐的斗争,而在20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地政权交替。国阵倒了,希盟起而代之。
(全文完)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号外周报》第8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