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走不完的一哩路？

在509投票前，马来西亚两大阵线针对统考的立场作出了有相似的“承诺”。

首先是在2018年3月8日，希盟发表了其竞选宣言，在第50项中承诺“恢复公立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权威”。内中有一段这样说：“统考文凭早已被世界顶尖大学普遍承认与接受，让统考生能够报读入学。从2004年开始，统考文凭已获得本地私立大专的认同；而在2010年时统考文凭也获得教育部管辖的师范大专承认，得以报读教育（中文）学士学位的课程。

然而至今，统考文凭仍然不受本地大专学府的承认。因此希盟将承认统考文凭作为入读本地公立大专的基本条件及资格，但须附加条件，即申请者必须在大马教育文凭（SPM）的马来文考试中至少获得优等，统考文凭也将受确定，以确保其水准和现有的入学门槛相等。”

另一方面，国阵在2018年4月7日发表的竞选宣言，也首次把统考列入宣言之中，在第四项主旨“加速人力资本和卓越教育的发展”中提及对统考的承认。它说：举凡公民持有与大马教育文凭（SPM）和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相同水平的国外考试文凭，同时也符合国文科优等和历史及格的要求，都一律具备了可获考虑进入任何高等教育学府就读的资格，这也适用于独中高中统考文凭。

虽然国阵原先是使用“可获考虑”的字眼而引起争议，但后来国阵也改成“全面承认”而平息了“唇枪舌剑”。不过，国阵的宣言中则多了一项条件，即独中生的历史课也要及格。尽管文字中没有指明“历史课”是SPM或是统考的历史考试？但一般相信国阵一旦再上台执政，就会要求统考生参加SPM的国文和历史课的考试，在符合条件后才可以申请进入公立大学。

如果国阵未失政权，它会不会比希盟更干脆利落地承认统考？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面对“土著权威机构”的扬言要全力反对政府承认统考。

结果是希盟赢得政权，但是教育部长马智礼说承认统考仍在努力协商中，当然不必花60年来处理（到底要多久？尚未有暗示）。

这种说法等于统考不是一早就拟好承认的妥善方案？而是应对竞选时开出的“承诺”。若是这样，写在宣言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姑且拿已经出任副教育部长的张念群的谈话作比较就可探知其中的奥妙。她在希盟宣言发表的那一天（3月8日）也发表文告说：“国阵的最后一哩路60年了一直走不完，希盟一旦执政，我们将会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独中生以统考文凭申请进入本地（公立）大学。”

她更具备信心指出：“承认独中统考，希盟说到做到，货真价实也不含糊。”

可是在出任副教育部长后，张念群说她个人是希望今年内承认统考文凭，但她无法给予承诺，因她不是决策者，还得经内阁讨论和决定。

对此张念群认为主要是教育部的官员思想保守，因此她也无法保证教长马智礼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走完一哩路。

对此前任教育部长马哈兹尔也发表文告指出一切得按照1996年的教育法令行事，而且独中生需要在SPM考试中，马来文获得优等及历史及格才具备条件进入公立大学。

由此来看，不论是希盟或国阵它们在承认统宣言中都未事先作好功课，可以被视为“应景”的宣言，才会在大选后发现“碰壁”连连。

其实在1975年由董总发起主办的统一考试（UEC）时，也与时任教长的马哈迪有所协商，结果同意当成“内部考试”，也只有独中生才可以报考，争议也就停止了。

当统考成为“内部考试”后，就没与政府考试冲撞，同时政府也没有阻止独中生参加SPM及STPM考试。只要他们在官方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就可进入公立大学。

后来独中生的统考文凭受到外国大学的承认，也成为一项“吃香”的考试，但董总还是不断要求和坚持要政府承认统考文凭。只因条件不成熟，一直都无法达成协议。

究竟董总要求政府承认统考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争取政府对各育文教育一视同仁。至于要求进入国立大学也是学子的一个愿望，毕竟除学费比较便宜外，也能在毕业后较容易获得理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让统考成为被政府承认的文凭。

不过当统考已经迈入43年后，它已成为海内外各大学所认知的另一张文凭。换句话说，在政府不承认下，统考生也有出路，独中人数也比以前为多（8万余人）。而且华人不易挤入公务员行列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自然不成为独中生梦寐以求的职业。再说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及大专院校也到处林立，独中生不必担心深造无门了。

因此黄祯玉说如果承认统考得牺牲独中办学主权，那就宁可等阻力解决了再说。

当然阻力是一定存在的，因为华文教育打从“五四运动”后就成为政治课题，甚至在1955年普选前，也是林连玉向东姑承诺支持联盟才有了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对多元教育的“开放”。

自此之后，不论马华或民政或行动党，都在教育上有讲不完的故事，毕竟政治已渗透华文教育中；而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又是靠政治来推进。例如今日的统考，若不是成为政党的筹码，这些政党需要用华教来出牌吗？

为此，如果我们希望统考可以远离政治不受政治干扰，就好像希望华教的存亡与政治无关，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些天真？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VS李光耀

这是新加坡意想不到的结局，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竟然发生政党轮替，而且是已退休15年的马哈迪卷土重来，出任第七任首相。这个退休后又回朝的政治奇迹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正如马哈迪是在位最久的首相（1981-2003），一共22年，没有任何一位首相可以打破他的纪录（出生于1925年，时年93岁）。

如果说李光耀是政治奇人，从一上位（1959年）后就不曾失败过，直到1990年才卸下总理职（在2015年逝世，终年92岁）；那么马哈迪也是另一位政治高手，竟可以在位22年，直到他心甘情愿退休为止。间中只有一次东姑拉沙里企图在党选中推翻他，但不成功（1987年）。这意味着马哈迪已吸取了1969年大选失败的教训后，已对未来挑战作出充足准备。

虽然马新关系时而闹僵，时而缓和，但自从马哈迪（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进入李光耀的视线后，两人就成为一对冤家。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中这样说：“后来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1981年）在1965年国会辩论时曾形容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反对马来人，也指责我们口头上承认国语，却在新加坡保留了多种语言制度。在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中文的。在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

李光耀在隔天针对最高元首的施政方针作出修正时说，他对演词中没有将马来西亚朝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方向前进而表示遗憾。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耐心、立场坚定，这部宪法必定意味着马来西亚民族的实现。”

但是李光耀又补充说，马哈迪的发言则在暗示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我指出了政治平等跟目的与提高马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特权是有所不同的。我接受特权，但如果马来西亚其它民族跟马来人政治平等的权利被削夺，不必和苏卡诺（印尼总统）对抗，它就能摧毁我们。”

与此同时李光耀依然坚持新加坡不退出马来西亚，尽管马新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

针对与李光耀之间的“冷战”，马哈迪在其回忆录《医生当家》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我经常与李光耀针锋相对，这可追溯至我们都还是马来西亚国会议员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常常截然相反。”

在1981年出任首相后，马哈迪有一段话这样说：“只有在新加坡，我受到非常不寻常的接待。身为一位政府首脑，我在总理办公室入口处只是获得礼仪人员接待，之后还必须在邻近的等候室等待，直到总理准备见我为止。我等了约15分钟，感觉非常难受，这应该不是接待同等级外宾的恰当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们接待所有政府首脑的例行程序，但我觉得如果新加坡认为这是恰当的礼节，那么以后接待新加坡总理时，大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因此当李光耀以及他的继任者来到吉隆坡时，我也依样葫芦。至于其他国家政府的首脑，我总是在大门迎接他们，我们也会在国会大厦举行欢迎仪式，同时进行仪仗队的检阅。”

“我首次到访新加坡时，我记得当时并没有国宴，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演说。”

“与李光耀交谈是一件单方面的事。他的谈话风格，就如他身为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时的方式，常常训导听众何谓是非对错。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发现他并不是了解所有东西，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我记得有一次他提到刚见识一种海水淡化的程序，但当时这种技术已经不新，早已普遍使用多年。”

从上述两人的回忆录中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的某些恩怨是不易化解的，但触及两国利害关系时，双方就不能偏激处理。

其实李光耀与马哈迪的接触始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1963年9月16日）。这一天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加入其中，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原本加入马来西亚后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应当排在执政党一边（当年行动党占12席，社阵占3席）。李光耀也曾询问东姑的方案，当时东姑说有一些坐在执政党这一边，另一些坐在反对党一边，没有肯定的答案。因为新加坡已表明它的立场是扮演“中立的角色”。

后来所有行动党议员都排在反对党一边，包括李光耀在内。

原本李光耀是希望能代替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但东姑不答应，坚持即使马华只剩5名国会议员，还是会合在一起。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相信再过三几年，行动党就会收拾马华，也能击败社阵。

当李光耀进入马来西亚国会时，他面对的是一群巫统的元老，如赛惹花（年长的巫青团长，因巫统没有对团长设下年龄限制）、敦拉萨及敦依斯迈；但也面对在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的马哈迪敢与李光耀叫板。

不过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与马哈迪的“交锋”暂时划上句号。

到了1981年马哈迪拜相后他与李光耀的关系变成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虽然两国未有冲突事件发生，但合作的关系又回到马哈迪当政的时代。

例如马方要求检讨供新加坡的水费过低，而且是1927年订下的协约。即使在1962年有更新合约（但水费未有调整），而是要等到2061年才期满。

与此同时，马方又宣布暂停止隆新高铁工程，既针对中国，也针对新加坡，主要是马方认为造价太高，效应相对少。

很显然的，新加坡虽在1826年与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但经过百年的演变，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取代了被搁置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此时新加坡已被割出马来亚，直到1963年新加坡才又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到两年光景，新加坡又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经过50年的分割，两国人民的思维已有很大的变化，最明显是新加坡华人称自己为新加坡人，与中国政治关系几乎切割；但马来西亚华人则称华裔，而后才是马来西亚人，也对“娘家论”表示认同。

刊登于2018年7月19日《东方日报》

第十四篇：2013年大选 纳吉首次领军保政权 但马华民政及人联栽筋斗

纳吉是在2009年4月从阿睹拉手上接过首相棒子。他的上位令马哈迪释怀，也就重新加入巫统，并在初期双方保持良好关系。可是随着时日的流逝，纳吉与马哈迪的关系从浓到淡，甚至彼此不相往来。

在马哈迪看来，纳吉在2013年的领军成绩差强人意。虽有小进展，但整体而言是国阵的失败。为此马哈迪认为纳吉应辞职，因为他没有扭转2008年的战绩。

可是在纳吉看来，他领导国阵的战绩并不太差，而且也保住中央政权。他不明白为何要辞职。

其实在2013年的大选，对巫统并没有多大影响，反而议席有所增加。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巫统共派出117名候选人角逐国会（包括沙巴14名候选人），结果有79人中选，占候选人70%以上。

在2013年大选时，巫统派出121名候选人，结果有88人中选，较上届增加9名，也占70%以上。

不过在整体的表现上，巫统带头的国阵的表现倒是一届不如一届。在2008年，马华参选40席，结果第一次重挫，只赢了15席。在州议席方面则保住31席（参选90席）。

到了2013年大选，马华参选37个国席，结果只保住7席；参选90个州议席，结果只剩11席。因此马华被讥为7-11便利店的代号。

民政党在2008年大选的表现更令国阵脸上无光。参选12个国席，只有2席中选，而参选31个州议席，只胜4席。最可悲的是，民政党在槟城州一败涂地，不但输光州议席（13席），而且也输掉4个国席，情况与马华相比，可谓是同病相怜。

到了2013年的大选民政更是进一步滑落，参加11个国席，只保住1席；后来安顺国席补选（2015年），民政马袖强胜出而有了2席，更分配得一个部长位。

但最可怜的是民政第二度在槟州全军覆没。

比较好一些的是印度国大党。在2008年大选，参选9国席，胜了3席。参加19个州席，胜了7席，情况比马华民政要好些。在2013年的大选，国大党则保住2008年的成绩，在国会占有4席，而在州议会占有5席。

另外表现差劲的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在2008年大选时，人联党参选7席，胜了6席。但在2013年时，人联参选7席，只剩了1席。国阵又多了一个难兄难弟（马华、民政和人联党成了天涯沦落人）。

反观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却有较好的表现。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公正党参选97个国席，结果有31人中选；伊党参选66个国席，结果有23人中选；而行动党参选47席，结果有28人中选，总计起来民联有82席对国阵的140席。

与此同时，民联也破天荒地拿下5个州政权，即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几乎半壁江山已落入民联手里。

到了2013年大选，民联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势力。例如公正党拥有30席，伊党则有21席及行动党有38席，合共89席对国阵的133席。

本来这也不引起国阵的担心，但当察觉选民投票的数目有明显地倾向民联后，开始有些紧张。因为投票的选民有50.83%投给民联，而只有47.42%投给国阵。

如果我国不是以选区作为候选人胜利的标准，恐怕民联已成为执政的一方，但因为我国实行选区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即每个选区以最高得票者当选议员，不是以总投票率来分出议席的。

不过国阵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终于在2018年大选前夕，通过国会改变选区的选民人数，以让国阵占有利地位。这种选区选民的重新调动对执政党有利。

另一方面，民联在2015年发生内讧，伊斯兰党通过与行动党绝交，后来又不与公党合作。这意味着在2008年建立起来的民联只生存7年即告瓦解。

也因此在2015年反对党阵线又重新洗牌。其中一批被伊党排斥的所谓“开明派”离开了伊党另组诚信党，及快地取代伊党地位，与公正党和行动党重新组合，易名为“希望联盟”。

与此同时，在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更是触动马哈迪的震惊与不满，他除了逼使纳吉下台外，也积极地拉拢被排斥的巫统精英在2016年共组土著团结党。最后土团党也加入希望联盟。

这一连串的政局变化，盖因2008年大选及2013年大选后引发和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既使纳吉形容2013年是华人海啸，几乎有85%的华人投票给民联，但他依然相信只要与伊党合作，就会减少风险；尤其是让伊党成为第三者，在大选中形成三角战就会对国阵有利（岂知弄巧反拙）。这就是纳吉团队经过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并不正确。

总之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发生太多的问题，而最终形成两派尖锐的斗争，而在20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地政权交替。国阵倒了，希盟起而代之。

（全文完）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号外周报》第897期

转来转去 永远的巫统？

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在战后就一直围绕在巫统左右。换句话说，因为巫统的出现（1946年），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模式都是以巫统马首是瞻。例如在1948落实的“马来亚联合邦”，就是巫统争取到的成果。

后来拿督翁与其儿子胡先翁离开巫统（1951），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代之），但在1955年的普选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从此巫统的新强人东姑阿都拉曼崛起了。

东姑阿都拉曼在掌控巫统和友党下，在1956年与英国谈判成功，因而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成为独立国。

当年东姑的得力助手是敦拉萨（他是刚下台的前首相纳吉的父亲），他们两人在1963年促成“马来西亚联邦”，从此马来西亚有了东西马之分。

在1969年后，敦拉萨掌握大权，在1970年就继东姑之位成为第二任首相。

巧合的是，敦拉萨在上位后召回胡先翁（他们两人是同门兄弟）出任副揆，这意味着拿督翁的儿子回来接班了。

为什么“513”后东姑会下野？这得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马哈迪。因为在1969年大选时，马哈迪竟败给伊斯兰党候选人尤索拉哇（即今日诚信党的慕加希首相署部长的父亲），也就迁怒于东姑，指他领导无方，促他辞职谢罪。

就这样马哈迪被开除了，而敦拉萨上位了。后者在1971年热烈欢迎马哈迪归队。

从那一刻开始，马哈迪不再是巫统的“叛徒”，而是被视为“英雄”。他也凭他的智慧和魅力在巫统出人头地。先是担任教育部长（1974年），继之在1975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

也就凭这一升级，当1976年敦拉萨病逝，而由胡先翁接位时，他就挑选马哈迪成为副相。

在这期间，马哈迪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与胡先翁的关系一般，有诸多建议也被胡先翁拒绝了，只好安分守己当老二。

不过当胡先翁决定在1981年退休时， 他还是把棒子交给马哈迪。这就是说，马哈迪纪元开始了。

虽然在1987年的党选，他面对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在两个阵营势均力敌下，马哈迪的A队成功地拉拢彭亨代表（由纳吉掌控）而以极少的多数票取胜。

马哈迪另外一个危机是在1998年与安华失和了，引爆巫统内讧。继之安华掀起的“烈火莫熄”一直燃烧不停，直到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后，两人的尖锐化关系才逐渐地缓和下来。

安华的崛起也是一个奇迹，他在1981年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副部长。及后升为部长。1983年他联手纳吉成功夺得巫青团的领导权。这是安华与纳吉合作的开始。

当1993年安华在党内组成“宏愿队伍”后，他就将纳吉、慕尤丁和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在党内形成势力集团。马哈迪对此很不满意，在1996年的党选端掉“宏愿队伍”，他用阿都拉角逐副主席成功地把慕尤丁排出局。

来到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闹翻了，两人竟从“政治父子”变成“政治敌人”。

马哈迪后期又重新与安华合作，又与慕尤丁称兄道弟，是因为他对纳吉的不满有增无减，是他一手扶持纳吉在2009年上台，却在9年后将纳吉拉下马。

算来算去，如今在政治层面上的风云人物，有哪个强人不是来自巫统的？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号外周报》第897期

安华回归名正言顺

2018年5月9日的大选终于催生了一个新时代，反对党阵线首次推翻了执政61年的国阵。虽然国阵共有13个政党组成，但主宰这个阵线命运的是巫统。

为什么反对党阵营中有“国民公正党”的出现？那是因为安华身为巫统老二又兼任副首相及财政部长时，与马哈迪的关系公开恶化，结果在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宣布革除安华所有的官职，举国震惊。继之在翌日（9月3日）巫统最高理事会上，安华虽力辩未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开除党籍。

这一下子，安华的反击是卷起“烈火莫熄”运动，在获得众多马来青年支持下，安华于9月13日在峇东埔发表峇东埔宣言。接着在9月20日安华又在吉隆坡公布“独立广场宣言”，群众高达十万人。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在这一天，警方逮捕了安华，就未给予保释，一直服刑到期满（第一次案件）。本来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1998年12月19日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非政府组织，定名为社会公正运动，但不获批准，导致旺阿兹莎在1999年4月在成功接管“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联盟党”后，将其重组和易名为“国民公正党”。

由于安华已身陷囹圄，因此旺阿兹莎也就挑起大梁，出任党主席，代安华守住这块平台。这时的署理主席是詹德拉·穆斯扎法博士（原是Aliran的主席，在大学执教）。他在1999年大选时出征吉隆坡的敦拉萨镇，但以少数票败北，而旺阿兹莎则在峇东埔为安华守土成功。这一年公正党只夺下5个国会议席，成绩差强人意。

但与安华公正党合作的伊斯兰党却借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掀起马来海啸，除了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外，也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不过已开始不听命于安华的指导。

反之也与安华公正党合作的民主行动党则遭重挫，只赢得10名国会议员。最令民间震惊的是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在槟城的国会议席中落马，因为华人选民不能理解为何行动党会直接与伊斯兰党合作？这种失算，也让行动党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为署理主席詹德拉·慕斯扎法在大选（1999年）失败后退出公正党，安华也就不得不换人，邀请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马大讲师）担任署理主席。后者也因之辞卸人民党主席职。

在2003年时，人民党与公正党达成协议进行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赛胡阿里继当署理主席。意想不到的是，人民党的注册仍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用其旗号参加大选，但一无所获。

来到2004年的大选，竟卷起阿都拉（在2003年接马哈迪之位成为第五任首相）旋风，把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人民公正党只保住峇东埔国席，但多数票仅500余张，可谓险过剃头。

半年后（2004年8月），安华因官司案上诉得直，获得提早释放，也就等待机会东山再起。直到2008年大选（投票日在3月8日）时，安华仍不能提名，因未达5年的期限。讵料这一次倒是吹起强烈的反风，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夺下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而且在国会拥有82席；国阵则以140席保住中央政权，但已失掉2/3多数席的优势，不能随意修宪。

安华眼见机会来了，便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国席的补选（旺阿兹莎辞职）。这一回安华胜得更漂亮，多数票超过15000张。

此时的安华希望通过策反东马的国会议员倒戈相向，以达到变天的目的，因而出现安华的“916”变天论（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

可惜安华的努力落空，他只好等待下一届（2013年）的大选来“改天变地”。这一年安华是十足信心可以拿下纳吉的中央政权。不料事与愿违，安华的民联只拿下89席，而国阵仍保有133席。

其实安华在2013年参加大选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不然就会因第二次鸡奸案被判入狱。为确保安华有一个官位挡住检察署上诉下的压力。公正党的加影州议员李景杰辞职，让位于安华参加补选。安华的策略是赢得州议席后，取代卡立出任雪州务大臣，以加强其政治地位。

碰巧安华在提名前被判有罪，失去提名补选资格，也就让位于旺阿兹莎顶上。可是在胜利后，旺阿兹莎却在伊党反对下当不成州务大臣，结果由阿兹敏出任。

不论后期安华与阿兹敏之间是否有隙缝，但自从阿兹敏在2011年取代退休的赛胡申阿里的空缺成为党署理主席后，他的势力和声望又进一步提升。

即便阿兹敏在2014年面对原雪州大臣卡立的挑战，最后卡立败下阵来，阿兹敏蝉联署理主席。

最新结局是在2018年大选后，阿兹敏在马哈迪的扶持下，出任经济事务部长，已更是靠向权力的核心。

对于安华来说，他已是自由身（获得全面特赦），也可以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安排。

但令人费解的是，安华与旺阿兹莎之间到底谁当主席却成为传媒重要新闻。本来旺阿兹莎是为安华把关的人，一切听命于安华的指挥棒。如今安华等了20年，也应该被扶正当公正党主席了（不再如过去般因官司案在身，有投鼠忌器之虞）。继之他应参加补选胜出后，可以等待马哈迪退休后才被扶正。这也是夫妻之间的私下安排，无需将之公开化和进行“民调”。总的来说，安华越早恢复政治活动，对国运会较为有利。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光华日报》

国阵又回到联盟时代？

政治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看看马哈迪的从政历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到不论是“联盟”的成立，或是国阵的成立，都与马哈迪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尤其是国阵的成立，从支持到最后打倒国阵的人竟是马哈迪，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结局。

这段历史也可以从马哈迪的回忆录中看到，但“联盟”的诞生基本上马哈迪只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因为他尚未涉及政治。虽然他在拿督翁领导巫统成立时（1946年），已是一名党员，但他是迟至1964年才正式从政。

因为联盟的成立是属于上一代人的政治谋略，不是马哈迪的杰作。所以故事还得从1951年说起。这一年拿督翁在气愤巫统不按其理念开放门户下，携其儿子胡先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

当这个政党在1951年9月16日成立时，除了邀请陈祯禄主持开幕外，也同意马华的总秘书杨旭龄（新加坡杨邦孝大法官的父亲）及财政邱德懿出任“独立党”的中委（那时一人可参加几个政党），以显示其多元性。与此同时，急进党的林苍祐和国大党及雪州劳工党也都支持拿督翁的政治理念。

但意想不到的是拿督翁得罪马华一位地方领袖李孝式，不但未征询成立新党的意见，也不邀请李参加其党成立大会。结果不请自来的马华雪州主席李孝式（坐在成立大会的后排，未被重视）就个别与吉隆坡巫统竞选主席耶哈耶暗度陈仓，由前者出资金资助巫统派出候选人。结果马华赢得6席，巫统3席，拿督翁的独立党只得2席，另1席归独立人士（当年只选12名市议员）。这意味着李孝式已扭转整个局势，将马华、陈祯禄、林苍祐及国大党全部争取到巫统的阵营。因此在1954年时，在巫统的主持下，“联盟”成立了（另两个成员党是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

拿督翁在老羞成怒下，也于1954年另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种改头换面的目的是要迎接1955年举行的普选，以和联盟决一高低。

当年独立前的普选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委任的。讵料孤军作战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连拿督翁也败北说明独木难撑大厦，还得多党联合才能成事。结果联盟大捷赢得51席，剩下1席归伊斯兰党。

联盟的胜利也使得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马哈迪支持东姑保留各党种族色彩而高层合成一个整体；反而反对胡先翁的多元性政党）。两年后，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任首相，槟州的首席部长归马华的王保尼出任。

独立之后，联盟气势如虹，在1959年大选写意胜出，因而在1963年9月16日被英国授权扩大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纳入其中，而以西马的吉隆坡作为政治核心。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

虽然印尼发动对抗运动，但1964年的大选联盟更是再上一层楼，直到1966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崛起的苏哈多则即刻取消马印对抗。

可是联盟在1969年大选却遭遇沉重的打击，不但失掉2/3多数席的优势，也丢了槟州政权，更未能顺利组成雪州和吡州州政府，包括马哈迪也落选。

很不幸的，在大选后的第三天爆发了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在全国戒严下，敦拉萨取代东姑拜相了（1970年）。

1974年5月，敦拉萨访问中国并建立了马中建交，也使到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明显的转变。

继后敦拉萨把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了砂人联党、民政党、进步党和伊斯兰党等，形成多党结合。对此马哈迪在回忆录中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有了多党组成的国阵，如果有一成员党退出，也不会瓦解政府。但如果结盟只属两三个政党，若其中一个退出政府可能就会瓦解。换句话说，国阵由多党组成对巫统是有利无弊的（初期是9党，后期增加到13党），即使有一两个政党离开（如1990年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及2008年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也无伤大雅。

但为什么马哈迪又能一手将国阵摧毁？那是因为反对党这边也是一个四党联盟，政权被动摇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国阵的长期执政下出现了诸多问题，引发了人民不满；尤其是消费税（GST）的实施更是怨声载道。

马哈迪也就成为压死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其结果是联盟摇身变成国阵（44年后），如今又再打回原形，只剩下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连东马的政党也离开国阵了，这就是如假包换的“联盟”。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南洋商报》

巫统旧瓶装旧酒

即使已经不再是备受注目的党选，巫统刻下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将由谁来领导也是十分关键的。结果选出来的是保守派牢控最高理事会。因此在11名旧人蝉联下，加上14名新人中也多数为保守派的人马。也就意味着今届巫统的党选是当权派获得胜利；尤其是阿末扎希当选党主席（区代表99票，各党员代表获3万9197票）而成功击退原巫青团长凯里（区代表51票）及党元老东姑拉沙里（区代表23票），但不知道新阵营有把纳吉派系也算在内吗？

除了说明当权派对党选有左右大局的影响力外，亦有党内人士认为当权派宣布恢复对每个区会和3个臂膀机构每月继续发放1万元的辅助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本来较早时巫统在大选失败后宣布将停止对各区会（191个）和3个附属机构（即妇女组、青年团和女青年团）每月发放辅助金，引起了基层的不满。

至于凯里的宣言是要全面改革巫统，让它脱胎换骨，其中也怪罪纳吉拖累巫统；同时也要争取其他种族的政党一起打拚，伺机“东山再起”。但也许是年纪过轻，一下子也赢不了大多数党代表的支持，失败也算是意料中事。

令人纳闷的是，身经百战而且曾是马哈迪对手的东姑拉沙里却在阴沟里翻船。也许他除了说出要领导巫统向人民包括马来社会“谢罪”外，并未提出改革的宏图大计，终于不敌势力强大的阿末扎希。

虽然他在党选后有怀疑“贿选”的事，但也无法举证而不了了之。

阿末扎希原本就是党副主席，在慕尤丁于2016年被除名后，他就成为代署理主席，一向与纳吉合作无间。因此当509开票晚，巫统失去政权后，纳吉就第一时间辞卸国阵及巫统主席职，由阿末扎希顶上。而且也通过理事会支持希山慕丁成为代署理主席。就不知为何，希山慕丁突然宣布不寻求参选，留下一个谜团让人猜不透。因为在2017年时，他已被纳吉增委为“特别任务部长”（本来已担任国防部长），显示他极可能是下一任的首相。

如今经过2018年的大选洗礼，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的改朝换代，也一时打乱了国阵成员党的战略部署。例如马华只剩下1国2州，怎么扮演有效的反对党？民政也已归零，只能在国会外呐喊。

在这种情形下，民政退出国阵乃是预料中事，人联党也与砂州另3个政党集体退出国阵，另组“砂拉越政党联盟”。还有沙巴更是乱成一团，虽然团结党的拜林有提出另组“团结阵线”，把国阵搁置一旁，但因沙巴巫统主席慕沙阿曼人在国外，对沙巴巫统来说，也不知何去何从。

现在巫统只剩下西马的地盘，但近日又有3名国会议员退党，遂使到巫统只剩51席。如果再下来沙巴的7名巫统国会议员也退党的话，则巫统仅剩下44席。

这对阿末扎希来说是不祥的征兆，如果再有议员退党那就大事不妙了。

其实为考验马来亚人民，英国刻意安排在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普选（只选52名议员，另46人是委任的）。英国人希望拿督翁（巫统创党人，在1951年退出巫统）的国家党胜出。但事与愿违，反而是巫统联合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取得大捷，总共赢得51席，另1席归伊斯兰党，国家党全军覆没。

经此一役后，巫统已在马来亚政坛上奠定其领导地位；尤其是东姑阿都拉曼于1955年杪在华玲与马共谈判时，其强硬的反共立场也得到英国人的认可。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就组成一个反共的国家。东姑也就按此路线在对内外都反共和排共，甚至与马共为敌。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时，英国就很放心让吉隆坡的巫统继续在反共和不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体制下，跟随英国的步伐走。

就这样，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加了进来，新加坡也成为其中一员（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尽管面对印尼对抗，但1964年的大选却造就了联盟的大胜利（国会总共154席，联盟占了123席，其中西马89席及东马25席）。

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酿成“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但巫统在紧急法令下，全面掌控国家权力，并按部就班把秩序正常过来，也对法令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修改主要突出新首相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东姑退休）在国会阐明这个政府是以巫统为核心。他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到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就是著名的“以党治国”理论的形成。在此之后，虽然巫统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扩大了成员党（实际上是收编了反对党，如伊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及砂人民联合党）。从3个成员党（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加多6个政党（除了上述的4个政党加盟外，也加上沙巴国阵及砂拉越国阵参与其中，合起来就9个），但也强化了巫统的政治力量，也在后来变成一党独大了。

虽然纳吉在2009年取代阿都拉（第五任首相）而拜相，但在2013年大选时也未能重振国阵威信而使到马哈迪失望，进而要求首相换人。

及后（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巫统及国阵的形象大为受损，马哈迪趁此时机另立“第二个”巫统，成立土著团结党，也是与巫统一样，只收马来人及土著的政党。

意想不到这一次竟然会变天，整个国家落入“希盟”手里，国阵大权旁落，巫统也因此栽倒在“自己人”（马哈迪及安华乃过去的巫统领袖）的手上。

在此情此景，在此时此刻，阿末扎希能否领导巫统走出困境是有待观察。因此新主席也要面对前主席在一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新主席要面对在党选后掀起退党潮。

阿末扎希当然不希望本身与巫统与一马案挂钩，偏偏就发生反贪会质问有关一马案件，也调查阿末扎希夫妇使用基金付信用卡（80万）的来龙去脉。

以此来看，巫统未来改革前景不明，也不知将来会与一马案有何关联。这对扎希来说，他的胜利带来了巫统“如履薄冰”的考验和冲击。

刊登于2018年7月15日《东方日报》

入遗十年又见丑陋市容

2008年7月7日，槟岛乔治市面向海墘区沿着康华利堡再向北上直到旧时中分校的那一段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个核心区共有99.35公顷（0.9935平方公里），而缓冲地带缩成89.89公顷（0.8929平方公里），两者合起来有1.8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如今一转眼，已是入遗十年。

（乔治市是槟州的首府，在1957年独立时面积是34平方公里，但在1969年后扩大成41平方公里）

本来槟州政府是在1995年提出第一阶段的规划，总共有485公顷（即4.58平方公里），约占乔治市面积的11%列为古迹文物保留区。其中193公顷（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而另外的265公顷（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最后是缩成1.88平方公里化为文化遗产区）。

为配合入遗的需求，槟岛市政局于1995年推出“古迹保留指南”，结果引发业主的抗议，因为所谓的指南规定建筑物不可过高，约五层左右，而且被列为古迹区的建筑物不能随意拆和重建。这无形中使到相关地带的建筑物不能发展，结果业主就让旧建筑物陈旧破烂不堪，因为在屋租统治法令下，即使业主作了装修，也还是不能随意提高租金的。

回想起来，槟州政府是在1991年之后才领悟文化遗产区的重要性。恰好当年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RV）在槟城举行会议时对乔治市的古迹深感兴趣，建议政府予以保护，不要重蹈新加坡的覆辙（因新加坡大事拆老屋，已不能申遗）。

有鉴于马来西亚已在1988年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也就引起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关注。因为联合国发现只有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虽已成功地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尚未有一个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在1972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迟至1988年才成为会员）。因此在1998年联合国相关机构又在槟城举行会议时，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向联合国申请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大题目改为马六甲海峡之两座古城）。可是槟甲协调不当又引发争议，导致槟州政府在2003年进行第二阶段的修改规划，但还是连同马六甲一起申遗。

其实当槟州政府对文化遗产规划时，已是将林苍祐（第二任首席部长）的城市重建规划全面改变和停止。

林苍祐原是在1970年提出他的城市重建计划，因为他认为在乔治市有很多老房子有损市容，有必要进行改造。于是在1972年为光大摩天大楼打地基，恭请时任首相的敦拉萨主持奠基礼，并将之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缩写成KOMTAR，后人便将之命名为光大）。

林苍祐选择在头条路一带进行城市改造是因为乔治市的中心地带如果划上一个圆规，就可以涵盖整个槟岛和威省区，无需另择地区建一座新城市。

于是我们终于看到65层的摩天大楼在1983年落成，是当年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虽然那一年发生严重火患，但有幸的突下了一场及时雨，经检查后无大碍。为使民众安心，林苍祐搬进28楼办公。

光大曾红透一时，成为槟城的地标。但进入九十年代，它的发展计划显得缓慢，除了有一大酒店，三座购物中心及海墘填海的廉价屋外，其他已没有多大的变动，老屋也不全拆了，因为文化遗产远比城市重建重要。

林苍祐的另外一个代表作是在1985年由中央建成槟城大桥而通车（第一位过客竟是副首相慕沙希淡而后才轮到马哈迪主持开幕）。

本来在2005年时，槟州政府期望联合国会带来好消息，不料因在2003年呈上的资料不完整被打了回来重新提呈。

在重新提呈之后，来自联合国的官员也多次考察和实地了解槟城后，都给正面的评语。许子根原以为可以在2006年或2007年获得批准而带动旅游业突飞猛进，讵料在2008年大选槟州竟发生改朝换代的大件事，许子根的努力也看不到成果。结果这份大礼送给了新任首席部长林冠英。槟州政府也因之喜上加喜，一下子成为当红的炸子鸡，顿使槟城成为远近知名的旅游胜地。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一个丑陋的现象发生。犹记得在1995年后许多业主因受限制发展，不愿装修老屋，即使政府提供二亿令吉供业主申请装修和油漆，但响应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在当时人民及游客经过大街小巷总会觉得破旧的老屋子很碍眼，为何不装修一下呢？

当然在乔治市入遗之后，槟城已一片欣欣向荣，大家也不认为老屋带来衰运，反而视之为“瑰宝”。

也确然不假，许多市区老屋的价格不但涨价，而且问津的人不少，更有来自新加坡的富豪看中这里的老屋，将之进行装修，显得焕然一新。当然租金也相对提高。

但是有一个丑陋的现象是槟岛市政局不得不注意和改善的。当下在乔治市内的一些老房子，整排被铁板或黑网围起来进行装修，但这些装修工程竟然有年无月，已经是两年或三年有余，还是没装修好，真让人莫名其妙。

如果市政局没有订下完工的期限，那么从现在开始，它应实施管制，不要再重犯八十年代的老屋无人理的现象，这对市容的破坏也是够杀伤力的。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光华日报》

第十三篇：2008年大选风云变幻 反对党雄霸一方 阿都拉斯人独憔悴

当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近乎完美的胜利后，他开始相信本身的魅力是超过马哈迪的，即使没有马哈迪的护航，他还是大选的造王者，在222个国席中，国阵包办199席，反对党仅剩20席。

由于国阵的狂胜，阿都拉也镐赏当选的议员，提供更多官职给执政的成员党，但整个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在一方面是阿都拉重视对伊斯兰教的推动；在另一方面则是让种族偏差的政策持续推行。

虽然在一个时期，马华党要曾推崇阿都拉是现代包青天，痛恨贪污，但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却未见普及。

在阿都拉的当政下，他的女婿凯里成为岳父的文胆，也对政策的推行有一些影响力。马哈迪就曾讽刺凯里是“幕后的推手”。

为什么阿都拉会成为马哈迪的接班人？而为什么后来又被马哈迪推倒？说起来有一匹布之长。

首先是在1987年党选后，原本属于B队大将之一的阿都拉有幸挤入副主席行列，但他的老大东姑拉沙里败北，老二慕沙希淡也在阴沟里翻船，剩下他一人当选副主席，自然是没有看头的。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B队成员一概被切除官职。忝为国防部长的阿都拉也不例外。不过阿都拉却未追随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46精神党，而是选择留在巫统卧薪尝胆。

这一“昨非今是”的表现，也引起马哈迪的注意，因而当安华在1993年从中崛起成为第二号人物时（既是党署理主席，也是副首相），马哈迪就感到威胁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反击，马哈迪在1996年党选时起用阿都拉打乱安华的部署。安华是按既定方针发扬其宏愿队伍。这个队伍以安华为首，另三人是党副主席纳吉、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及慕尤丁（柔大臣）。

可是当阿都拉提名角逐副主席时，就可能会挤掉安华阵营的其中一人，也可能会把阿都拉打掉。结果是阿都拉取胜，他击败慕尤丁而成为党副主席。

正由于阿都拉时来运转，他在党选后被委为外交部长。

1998年当马哈迪决心革除安华时，他就起用阿都拉取代安华的空缺，不但委为党署理主席，而且也被委为副首相。

这意味着原本出局的阿都拉在阴差阳错下终于意外地被选为副首相（1999年），完全地取代安华。

在那个时候，马哈迪已先后换了3名副首相，即慕沙希淡、嘉化峇峇和安华，自然不会也换上第四位接班人。

在无从选择下，马哈迪在2003年交棒给阿都拉，希望他的这一决定是不会错的。

可是来到2008年大选时，很有信心的阿都拉在大选前被记者问到安华的威胁时，阿都拉也调侃地回答：“谁是安华？我几乎忘了这个人。”

事实上，不论喜欢与否，安华是抹不掉的。因此他在大选年全面部署，冲向国阵。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华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公正党、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政权（吉打、吉兰丹、槟城、吡叻和雪兰莪），国会议员也从上届的20名跃升至82名，几乎拿下半壁江山。

当年大选成绩如下：巫统79、马华15、民政2、国大党3、土保党14、人联党6、民进党4、沙团结党3、沙进步党2、沙自民党1、沙民统4及砂人民团结党1，合共139席。

反之由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所夺国席如下：伊党23、公正党31及行动党28，总数82席。

至于国阵丢失的5个州，其中一个吡叻州因有3名议员变节投向国阵，连政权也还给了国阵。

虽然民联有大得和小失，但国家的政局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巫统一党独大，而是反对党中的公正党及伊党对巫统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带来层出不穷的斗争。

正因为阿都拉领军不力，被马哈迪炮轰下而黯然下台，在2009年4月将政权移交给副手纳吉。这意味着纳吉成为国家第六任首相。

初时马哈迪对纳吉是寄以厚望的，他又重新加入巫统，也给纳吉祝福。可是一些年后，他们又反目成仇。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号外周报》第8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