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最近，特地到长沙走一趟，主要是游览和参观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因为我被告知，韶山已改变了模样，全是拜毛泽东所赐。

从长沙驱车来到韶山约一句余钟，但见人潮一片，游客不绝。巧碰毛泽东的故居在进行装修，据说要近两个月才能重新开放。这是一座简朴的平房，面积不小，前面有大池塘，并有小山丘为屏，景色宜人。就在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山丘中，竟孕育一代伟人，在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真是不可思议。

我说不可思议是在偏离城市的落后乡区，交通又不方便，且离开北京又那么遥远，怎么能石破天惊，造就“一代天骄”？

不过，如果你访问了韶山，并仔细的参观历史留下的点点滴滴，你就会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一条血路，在20世纪掀起滔天大浪。

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论你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韶山人民的心中，他是永远的毛主席和不落的太阳。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青少年是在韶山渡过的。他小时读过的学堂仍然保留让人后人参观，十分简陋和不起眼。

摘自毛氏族谱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钩流水一奉山，虎跃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硚如锁几重关。」虽是远在深山人未识，但斑雀焉知鸿鹄志？从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进入长沙师范学校直到毕业。接着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太钊教授，从中接受许多新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办了一份杂志《湘江评论》，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今日的韶山，毛氏族人多得是。不仅有“毛氏宗祠”，“毛泽东故居”，还多了一个“毛泽东纪念馆”，内头的各个展览室，把毛泽东在每一个阶段的活动，用图片，文物和影像带记录下来。从原始资料中你可看到毛泽东的早期文章及其笔迹；更有十分齐全的历史照片，邮票和纪念品等等。可以说是最为完整的毛泽东的史料珍藏馆。

立在纪念馆前的巨大毛泽东钢像是由江泽民主持揭幕的。除了鲜花一串串外，游客到此也会自动向钢像行三鞠躬礼。

此外，在离开不远处，又有一个景点叫“滴水洞”。这是另有天地的建筑物，内有地下防空洞，也有如同中南海的起居住，这是解放后的产物。如今这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供人参观，它的重要性不是这座建筑物的构造，而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不让外人知晓的情况下，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只向外说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闭门居住。不久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滴水洞”因而成为闻名一时的历史性的所在地。

江泽民来过，胡锦涛也来过，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过。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曾是毛泽东成长和磨练的“圣殿”。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导向下，毛泽东却成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他成为韶山人民改善生活，从中致富的“宝贵遗产”。许许多多的商品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源源不断投入市场。在家中，在汽车内，在公共场合，毛泽东纪念品无所不在，成了“护身符”。就这样，韶山人民又把1976年逝世的巨人毛泽东送回「亦人亦神」的位置。

韶山正告示每一位参观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生前，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改天换地，但未给湖南乡亲太多造福，以免徇私；在死后，毛泽东造福了整个湖南乡亲，历史正是在这样轮转着。

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总是跟着时代脉博跳动。他是不灭的神话。也许没有任何一位伟人能够像他那样留下这么多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权威已失：周刊变月刊

原先在上海创办的“远东经济评论”于1946年因中国爆发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殊死战）而在1946年迁至香港出版，一幌就是58年。但很不幸的，这份周刊宣布出版至11月份，然后从12月17日开始，改成月刊。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作出“沉痛”的改变。
我接到“远东经济评论”的告读者书中也详细的解释改变后的月刊依然会侧重政治经济课题，但会偏重分析与研究的论述。换句话说，从周刊变成月刊等于将文章再行浓缩和提升，变成一本比较没有时间性的综合性杂志。
我长久以来是这本周刊的“忠实读者”，少说也有40年的历史，主要是工作上的需求。因为它有评论文章外，也有独家新闻报导，更有内幕消息，久而久之建立其“权威”地位。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本国际性英文周刊比较为本国人所熟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较偏重美国及欧洲国家，也对中东国家和亚洲大国给予关注；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及已于两年前停刊的“亚洲新闻”（Asia Week）。
未想“评论”会步“亚洲新闻”的后尘，这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深入分析，又觉得这与时局的变化大有关系。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论是“评论”或“亚洲新闻”都能从香港政府和英国高层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其生存的价值就有必要。即使不赚钱，投资者还是乐意赔上，因为声望和信誉及地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再说投资者是大企业家，并不在乎靠办杂志赚钱，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方便，靠杂志及新闻工作者获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殖民政府与投资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都能在洞悉先机下得心应手。
可是在1997年后，香港回归中国，对这两份杂志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但不容易取得港府的内幕，而且也不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派驻许多记者。即使可选择性派驻大城市的记者，也因制度不同，套不出内幕消息。
在这种改变下，英文报刊和杂志就比中文报刊和杂志被动得多，尤其是对中文根基不强的西方记者，他们是很难打进中国的社会，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要借助中文报刊的记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如果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或从中文报中摘译过来，也是旧闻。与其这样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坚持下去，不如另谋出路。
就以“评论”来说，它与“时代周刊”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投资者看来，已经拥有日报，且周刊的市场又是有限，又何必坚守下去呢？
或者，这与“新闻自由”有一点点关系。今日的香港报刊虽然也享有较高度的自由，但中文报刊也已懂得审时度势，从严厉批制中国到转向较温和的批评。这对“评论”来说是个有难度的转变，西方投资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和议程，自然不会跟着中国的调子走。索性改成月刊，更能通过分析与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中国的政策和走向。
不过，从中也浮现了英文杂志在亚洲新时代的挑战下，面对越来越少的空间。在读者群有多选择下（一般通晓中英文），他们已不会把“评论”当“权威”，非读不可。反而在中文报刊中有更多更详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包括内幕消息，它们已取代了英文报刊的优势。“远东经济评论”的改变是一种妥协和认命。而事实上，这些年来，它的“轰动性”的独家新闻已大大减少了，不改也得改。除了惋惜之外，也有感觉中文已在亚洲崛起。

回教党执迷不悟？

有三则新闻是关系到回教党的。
第一，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行政议员达基尤汀哈山（TAKIYUDDIN HASSAN）宣布将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宣布哥打峇鲁市为“回教城”時不会对政策有任何改变。他促请非回教徒不必担心，因为这是要肯定目前的政策而不是寻求改变。
在这个计划下，回教党抬出“哥打峇鲁回教城2005年” 的标语。（MALAYSIAKINI 22-10-04）
第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主持党中央理事会后向记者说，在今年三月的大选，回教党的惨败主要是得不到年青的马来人的支持。他们被巫统争取过去。他说，回教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只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让更多草根选民了解。
因此他不以为改变策略争取年轻的一代是必要的。（MALAYSIAKINI 2-11-04）。
第三，回教党已成立一个以副主席哈山博士（DR. HASSAN ALI）为首的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系统化政治策略与计划，确保下届大选有较好的表现。
哈山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讨由另一个委员会（以副主席慕斯达化（MUSTAFA ALI）为首）提呈的大选检讨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已获得党中央接受。
虽然他承认某些措施与策略可能需要改变，但要确保不会引致党领导与党员间的失调。（MALAYSIAKINI 5-11-04）。
读完这些报导，我们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回教党不准备改变其政治哲学，而且也认定回教党提出的“回教国大蓝图”是可行的。虽然他们承认这是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严重。因此可以预料“回教国”的问题不会被委员会当成检讨的主要课题。
毋庸讳言的，回教党从立党开始（1951年）就不曾放弃以回教作為斗争的旗帜和行动指南。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并未明确提出“回教国”是它的主要斗争目标，而是把宗教与民族溶合在一起，以追求其执政的权力。直到1999年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后，回教党才十分坚持要推行回教党的“回教国”的目的，
虽然如此，回教党却要延至2002年才能够公布其“回教国大蓝图”，用以回应前首相马哈迪的挑战。
自此而后，意气风发的回教党就不曾停止的大谈特谈“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它把政党的政治斗争一头栽进宗教中而不能自拔，不仅引发非回教徒对它的抗拒，即使是年青马来人也难以理解，它的失败（大选）理应使它有所醒悟和反省。
遗憾的是，回教党仍然执迷于这一路线，吉兰丹的哥打峇鲁被宣布为“回教城”即一明证。這只會產生較多的負面影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回教党在检讨之后有太大的改变。
看来，改变回教党的也许需要外来的压力。安华已经放话了：“回教国不是我斗争的目标”。回教党焉能无动于衷？

王鲁湘碰上许子根

凤凰名嘴王鲁湘教授来到槟城拜会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我有幸应邀共进午餐，华堂诸领导人和学者都在场。

他的风采我们在电视看多了，但他本人是第一次来槟城，因此我们得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我说他这幺年轻（48岁）竟是满腹经论，无所不懂，确实才华横溢；他说首席部长也英姿焕发，看来也年轻。

他和首席部长之间的交谈集中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变化，也涉及中台问题，更论及马中两国如何加强交流和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希望他能协助马中之间有更好的连系，且不忘把他的“讲台”搬到槟城上演。同时希望他多多推介美丽的槟榔屿。在这方面，首席部长透露已有几部电影以槟城为背景拍摄，还有中国珠江影片公司也会有槟城的背景拍摄的孙中山的故事。他希望通过影片的介绍，把槟城带给万千的海外人民。

对槟城走马看花又聆听本地人讲槟城的故事后，王鲁湘凭其高度的智能，用8个字来形容美丽又可爱的槟城：“蓝天碧海，绿屿秀城”。

前四个字使我想起中国前主席江泽民访槟城时，送给首席部长的一幅题词：“蓝天碧海，风景如画”，用以形容槟榔屿的旑旎风光。因此王鲁湘的“献词”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迷人的景色外，王鲁湘也惊异地察觉到槟城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竟能和睦相处而汇集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他说，槟城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平生活的典范，这在世界其它地方并不多见。他要以此作为题材来宣扬槟城给世界立了一个好榜样。

间中他也提及李尧庆有用英文来形容槟城，而他的翻译成中文则是“槟城大到包罗万象；槟城小到鸡犬相闻”。意思是说槟城的人民早见面，晚见面，常常见面，但不是老子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位学者对槟城的“速描”。

是的，小小的槟城并没有古老的历史。许子根告诉王鲁湘，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至今只有218年的历史，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集点，在与回教文明共存的同时，也有相当可观的中华文化交织其中。

由此使我想起槟榔屿也力争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文教机构在90年代对槟城进行评估后，认为槟城有足够的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的地位。经过多方的努力后，槟州政府圈定乔治市一块范围来推动保护古迹和保有活的人文历史的精彩，以使槟城用“古迹和人文”作为基础来进入“文化遗产”排行榜中。

1995年，乔治市 （41平方公里）靠近康华丽堡一直延伸到时中分校的地段，共有4.58平方公里列为古迹保护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占乔治市总面积不到15%）。

这项规定也引发争议，反对的声音指说阻挠城市的重建和发展，于经济发展不利；支持者则认为若不登陆“文化遗产”，乔治市的将来“黯淡”。

2003年，槟州政府又再进行检讨，缩小“文化遗产”范围，核心地带剩0.9935平方公里，缓冲地带剩0.8929平方公里，总共只1.9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

这种重大的改变也是顺应人民的要求和符合“文化遗产”的要求。当然争议还是存在着的，但若从长远来看，从旅游业的价值来看，我们在等待的是“另一个春天”的到来。不过这必须要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才能看到难以计数的成果。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还得加倍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尽早把槟城和马六甲申办为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正式提呈联合国文教机构。

若是有那幺“柳暗花明”的一天，槟城将是正如王鲁湘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具有历史人文气息的城市。

我们的掌声拍错了？

1997年，马中两国签署教育谅解备忘录，为期5年，已在去年届满，因此需要再签一份新的备忘录，以扩大合作领域。
说实在的，过去5年马中两国在教育交流上确有很大的改进，令人欣慰，但仍然无法突破对学位的承认。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对中国学位的承认将会停留在非常有选择性的科系，例如医科和牙科，情况也许与台湾的一样。这之中涉及的问题与技术和专业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语文与政治的考量成为一种阻力。
正当我们无法期待局面有所扭转的时候，突然从报上得悉「内阁原则上同意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承认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学位」。
这席话是黄家定部长向传媒透露，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话：“这2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中国最具权威的科系”。（参阅星洲日报14-10-04）
可是我从另一方面得到的讯息不是这样的。北大占第一位是没有争议的，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系最顶尖也是毫无异议的，但它的中文系名列前茅则是50年代以前的事。在50年代以后，它就侧重理工系，甚至有一个时期取消了中文系，直到十多年前才恢复中文系。目前其中文系只有一两个博士点，已非清华大学的重点科系。
反之，在当前中文系名列前三名的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及复旦大学。这三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鼎足而立的。
我希望黄部长能通过有效地管道（例如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教育部）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然会产生误解。不过如果黄部长争取清华的理工系受到承认，那清华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黄部长的谈话见报后，华社中有团体拍掌叫好，却没有深入了解所谓“研究”的真义。研究可以是无限期的，可以是探讨性质的，一切尚未定案时，掌声是拍得太早。还有留台同学会也插入要求也承认台湾相关大学的中文系，因为它们都有高水平。
我们完全同意中台的大学，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它们的中文系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也肯定比其它国家的中文系水平为高，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用中文教学，整个环境也是中华文化。若要研究，应该全盘研究，而不是挑错对象来研究。
其实我们认为对中文系学位的承认与否，已不是问题的焦点，焦点是放在需要执照才能执业的学科，比如医学系，工程，绘测，会计，计算机及农科等等。
再者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十分有限，而要从事教育工作的，政府又有特定的条件，首先要看你是否有SPM文凭，是否国文及格，是否是国立的大学毕业的，是否可被列入公务员的范畴？
如果单单是外国的中文系毕业又缺乏所规定的条件，那是不是仍不得其门而入？
这就是说，只争取中国或台湾的中文系受承认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等于已得到所要得到的。这等于是矮化我们自己，只要求一点点的满足（究竟在北大及清华读中文系的大马留学生有几人？为什么要这么自我设限？）
或者说先来一个突破，再来其它突破也不迟，但要迟到什幺时候，也不得而知。不如来一个全面的要求，让新的马中教育备忘录或提升为协议，能针对学位的相互承认列出比较清晰和专业的条件及所要承认的科系，好让国人出国留学前有个心理准备。
真希望黄部长带个头，既然似乎已突破一点（成效如何，尚未得知），何妨带动全面？

阿都拉的一周年

是的，正如阿都拉自己承认的，他的“蜜月期”已过。从今而后，人民将减少宽容和包涵政府机制存在的弊病，而公众对他个人及所领导的政府会有更苛刻的批评。（参见南洋商报2-11-04封面版）
怎样评价阿都拉这个人，目前还不能有定论。但从他的从政历程来看，他确实与四位前首相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背景。由资深公务员转身成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是第一位。因此本文将针对他个人及就任首相一周年作扼要的评述。

1939年出生于浓厚宗教家庭的阿都拉，在马大念的是回教学系。1964年毕业后即成为公务员，官位不断擢升至文青体育部秘书长。1978年正式投身政治，当选国会议员，逐步从政务次长攀上正部长，可谓官运亨通。在巫统党内，他也凭其亲和形象走向副主席高位。

唯一失落的是在1987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阵营的B队，与马哈迪领导的A队争夺巫统控制权终告失败。虽然他本身仍然当选巫统副主席，却因此付出代价，失掉内阁部长职位，无官一身轻。在党内也发挥不了作用，其巫统槟城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也被安华依布拉欣所取代。

他的忍辱负重和沉着应变体现出他能承受政治的无情，也不随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过后，又再次被马哈迪倚重，委以外交部长重职，重新开始他的政治旅程。但是在1993年的巫统党选，连副主席也保不住。眼见政途黯淡的他，只能伺机以待。果然在1996年的党选卷土重来，再选入副主席，奠定他的政运转折的基石。他的温和与不强出头的性格，是他的最大优点。得意时不意气风发，失意时也不垂头丧气，默默地守在政治岗位。终于因安华的出事和落马，在1998年成为马哈迪选拔继承人的首选。

正因为阿都拉不是一位争论性的人物，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时刻对党不弃不离。他最后在2003年10月31日接替马哈迪荣休后的位子，坐上首相高位。

没有人会预料他很快地翻转局面，因为一般人都拿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相提并论，必然会“萧规曹随”地在马哈迪的阴影下执行任务，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他不要成为别人的影子，他要竖立阿都拉的形象。

从2004年3月的大选前后，阿都拉的新人新政却教人刮目相看：先是冻结大型计划，继之向贪污全面作战。接着修补马来西亚与美国及新加坡胶着的关系；更提出进步伊斯兰ISLAM HADHARI的概念，以冲淡回教党对「政教合一」的执着。

如果说马哈迪是超前的经济扩张政策的强人政治。如在布城建行政中心，在雪邦建国际新机场和双峰大厦被形容为超前的大计划，那么阿都拉则是务实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他宁可被形容为谨慎的保守者，也不要成为“勇往直前”的强势领导。

他把他的强势运用在对政策的按部就班与对党的整顿与有效地控制，这就是公务员型的政治强人的作风。因而明显地与马哈迪的施政有很大的不同，阿都拉证明了他不是马哈迪第二；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针，成效可由后人评说。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他于今年8月31日的国庆献词中提及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平等的；最使人难忘的是他要求“人民与他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工作”；最大的口碑是敦促马来人“莫丢了拐扙后，却坐在轮椅上”；最被人注意的是他不再“开口闭口大谈回教国”，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现实，让一切在平静中慢慢走回正轨。

当然还有美中不足的是反贪力度不够；未能全面制止某些人的偏激言论；未能有效地改变公务员的工作心态和未能对开放的政策下放到每个领域。我们还是期望他能大刀阔斧地铲除存在的弊端与极端言行，给马来西亚一个明朗的天空。

阿拉法与巴勒斯坦的悲歌

巴勒斯坦命中注定是多灾多难的。

3千年前，犹太人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以色列国。

2千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放遂犹太人，以色列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千4百年前，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崛起，巴勒斯坦成为回教化的地方，大批阿拉伯人迁移至此，世代相传。犹太人只剩下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份被流放到西方国家和苏联。

1千年前，罗马教皇展开十字军东征，攻下耶路撤冷。

5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崛起，占领了巴勒斯坦。

2百年前，犹太人开始酝酿复国运动。

9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取得了巴勒斯坦统治权。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大举杀害犹太人，约600万人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战败。犹太人及阿伯人开始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整个巴勒斯坦陷入无政府状态。

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操纵下，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其中1.49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割给犹太人，而1.12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割给阿拉伯人，耶路撤冷归联合国管治。

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建以色列国，完全不被阿拉伯国家接受，在埃及率领下，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

结果是犹太人占上风，占据更多的土地，以后的另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它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扶持，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不属于回教化的国家，成为美国监视中东的一双眼睛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桥头堡。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接受联合国方案，巴勒斯坦早就立国，即使剩一半的土地，也远胜后来的挨打局面。可惜阿拉伯国家只想消灭以色列，未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权益。在战争不断声中，断送巴人的和平立国愿望。再者，当年埃及和约旦都想控制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又打不赢，最后是输掉整盘棋。

在这里涌现的一位人物是当今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他于1964年成立巴勒斯坦解放机构，不承认以色列国，决心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可是它是受制于埃及和约旦的组织，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扭转局面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巴解机构获得国际认同，阿拉法终于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这无疑是启开阿拉法的国际政治生涯，但挑战和威胁从未间断。就在1980年埃及改变立场与以色列建交后的两年，以色列借势在黎巴嫩南部瓦解巴解基地，把阿拉法赶到突尼西亚，是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8年，阿拉法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同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但时局已大不相同，以色列已成为军事强国，阿拉伯又内部分裂，力量相对薄弱。这意味着巴解痛定思痛后第一次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但迟来的妥协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以色列已几乎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只同意让出有限的土地，即今日巴解所拥有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允许巴解有政权存在，但无主权地位。

阿拉法也因此得以首次“回国”。

整整十年有余，阿拉法一直无法打开僵局，几乎被以色列围困在西岸，动弹不得。

美国说要在2005年让巴勒斯坦立国，以实现2003年推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如今阿拉法已陷入昏迷，时日有限，能否按时立国，仍有存疑。到底是谁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历史似乎已有「结论」。

解讀阿扁雙十演詞

正當兩岸關係日趨緊張或呈現劍拔弩張的局面時，解讀陳水扁的雙十演詞是十分重要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阿扁在為台灣尋求新的突破口和有意改寫台灣的歷史。
其中一段，陳水扁這樣說：“（台灣）這里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及河洛人的原鄉，也是外省新住民的新故鄉。”
雖然阿扁沒有否定外省人已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但在言語間挑出“外省人是新住民”，用以區別外省人與原住民的歷史根源。恰好自1949年就統治台灣的國民黨都是由外省人掌權，直到1989年李登輝的登台，才改成所謂“台灣人掌權的新局面”。
而李登輝之後，就直接將政權交由主張“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民進黨人陳水扁接棒（2000年開始）。他直截了當地把台灣的人民分成「土著與移民」。從而在間接上否定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合法性”，因為“外省人”統治台灣不曾被台灣人民所認同。打從李登輝的「民選總統」開始，台灣人民已把局面翻轉回來。
因此阿扁又把歷史推回到1971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時，他這樣說：（台灣）從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代表台灣人民」。
如果把話反過來說，由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間，中華民國占有聯合國的席位，也同樣未得到大陸人民的授權。但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宣稱它代表中國的主權和人民呢？
因此阿扁這段話是有自相矛盾之處。即使如此，阿扁還是把責任推給“外省人的國民黨”造成的，與民進黨和台灣人民無關。這意味著，阿扁認定如果有失誤的話，咎在國民黨，不在民進黨，藉此否定國民黨統治期間存在“合法關係”，以切斷國民黨回來統治的道路。
如果這是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的策略，倒也不必認真，但阿扁是以總統身份發話，對國民黨的傷害程度可想而知。
又有一段阿扁說台灣要有自己的國際空間，「擁有平等的地位與基本尊嚴」，如此單純的心願而已，不能加以漠視。
這等於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誰也代表不了誰。而台灣所要的是行使自己的「主權」，不應該受到打壓。這是不講「台獨」而浮現「台獨」的巧妙的言語，既讓人抓不住口實，也不授人於把柄足以挑起「戰爭」。美國不是說了，「沒有台獨，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務卿鮑威爾於2004年10月25日會見胡錦濤時發表的談話）。
阿扁就是沿著這條綱索在走路，避開「台獨」，但又沒有放棄「主權」，正好符合了美國的利益。
因此，阿扁在下來的演詞中重申民進黨一貫的立場，沒有實力就沒有安全，為台灣大購軍火辯護。如果不這樣做，阿扁說「台灣的安全將會失去最後的倚靠」。
於是把話一轉，阿扁指責挑起危機的不是台灣而是大陸，他用隱意的語言形容這是「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直接威脅台海和平的現狀」。
鞭撻之後，他又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應伴隨和平的醒覺」，而不是對台灣“構成嚴重的威脅”；反之應該「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
這種腔調如同「一個主權國家向另一個主權國」放話，完全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沒有意思要進行「和平統一」。難怪中國方面讀了阿扁的演詞，形容為「台獨」造勢的陳腔濫調，完全不按常理（一個中國）打牌。
在南轅北轍下，既沒統一心願只有分裂局面，徒令海外華人迷惑其中。

严防泰南成为“车臣”第二

泰南局势的恶化是令人担心的，最新的一起悲剧是10月25日发生在陶公府的达拜镇84名回教徒大多数因窒息而死亡的震惊事件。

事件起因据泰警方说是有逾3千名示威者包围警察局，要求当局释放6名被扣捕的武装份子，终于酿成暴乱，有6人丧命。

事后有1300人被逮捕，押上军用卡车送交扣留所时，竟发现有78人已断气，推测是因窒息而死亡，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谴责声不断。

接着又发生哥樂鎮及耶拉府的爆炸案，各有死伤20余人。

如果往前推，今年以来已有400多名泰南回教激进份子死于暴乱中，其中比较严重的是4月间发生在宋卡府的一间警局被一群人袭击时，酿19名青年死于乱枪下。其后在北大年，陶公及耶拉也有108人丧命。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陈天发博士认为局势已失控。他担心增辛政府近年对泰南回教徒问题采取强硬的处理手法，加上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于2001年被瓦解之后，回到泰南的激进武装份子加紧活动下，将使泰南演变成为“车臣”。（联合早报29-10-04）

车臣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归中央政府接管的共和国，但车臣的回教武装份子寻求独立，向俄罗斯政府展开恐怖袭击行动。血腥风暴此落彼起，教人忧心忡忡。

马来西亚与泰南有领土衔接；尤其是吉兰丹与泰南五府最为接近，几乎是两地人民来往的钮带。因此当暴乱发生后，我国首相阿都拉最先表态，希望马上制止局势恶化，以确保区域安全。马来西亚愿就此伸出援手，以协助平定局面，但泰国方面显然准备用本身的手段缓和局势，尚未向大马求助，

就我们观察，军人出身而后转为成功的企业家塔辛，于2001年成为泰国首相后，在经济方面算是稳住国家再往下滑，在国际舞台上也被视为第二个马哈迪，有希望成为东合国家的新领导人。可是就在他踌躇志满之际，转入今年以来，他在处理泰南回教徒的抗议方面，显得不得人心。

他的强势领导的形象也因为血腥不断遭到破坏和恶评。

事实上，泰南回教徒的示威与武力行动并非是宗教冲突，也不是种族冲突，而是处于少数民族的回教徒借势开展分离主义运动，进而达到独立的目的。他们认为泰国中央政府并未改善回教徒的生活，也忽略了泰南的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理解为什幺泰南的回教徒一直未放弃分离主义的活动。

早期称为暹罗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在18世纪时曾把权力的鞭子伸入泰南及马来半岛的北部，即是1789年时，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现任泰王是拉玛九世）发动北大年战役，消灭了北大年王国，全面控制泰南。及后泰国将泰南分成五个府，即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与宋卡。除宋卡外，其它4个府回教徒占大多数，有100多万，约为当地人口的70%。而全国共有200多万回教徒，约只占全国人口的4%。换句话说，回教徒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群，且集中在泰南地区。这个时期，泰国也控制马来半岛的4个州：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

1905-1908年之间，英国通过“英暹协议”取得半岛4个州的控制权，条件是保护泰国不受外来侵略。不过泰国并不让出泰南地区，导致泰南回教徒与北马的回教徒成为两个国家的人民。

间中有两次（1903年和1922年）泰南的回教徒在东姑阿都卡迪（Tengku Abdul Kadir Kamaruddin）的起事下要求独立，但以失败告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泰南回教徒派7名代表要求英国准许泰南地区被分割出来归英国管辖，惟被拒绝，英国并无意与泰国反目成仇。

就这样，泰南回教徒于1949年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脱离泰国统治，又告失败。他们在无从选择下，展开了分离主义运动，成立了各种独立阵线，进行“独立”的斗争，其中采取激烈行动且有连系的是战后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PNPP)及80年代成立的「北大年回教圣战统一阵线」(BBMP)，泰方怀疑很可能已与外来的组织挂钩。

由此看到，泰南的回教极端组织一直以来都存在，也对泰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泰国政府也致力「招安」和化解矛盾，可惜收效不大，主要是泰南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

到目前为止，泰国政府尚未明确指出有什幺组织在背后策动暴乱，但不排除“卡伊达”和“回祈团”等极端组织已卷入其中，因此也加入美国倡导的「反恐战争」行列。

虽然泰政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来调查84人丧生的因由，但要正本清源，泰国还得正视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第二个“车臣”可能就会不幸而言中。

也许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建议让泰南成立“自治政府”是一个可行方案，值得塔辛政府深入探讨和力促其成，排除极端份子有机可乘，以平息这场持久的斗争。

“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幺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五年前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用的贡献。果然不辱使命，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时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当然各人的意见是莫衷一是的。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幺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