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郭家骅迎来了冬天

郭家骅的知名度这些日子被提升到全国性，主要是拜马华党选之赐。不过在2004年大选后，他已开始成为争议性的主角。这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挑选槟州行政议员方面，先点中陈清凉州议员，而准备将原任行政议员郭家骅与骆福汉撤换掉，后来因为发生微妙的变化，郭家骅的官职被保留下来。骆福汉则出局，换上来自威省的刘一端，陈清凉煮热的鸭子飞掉了。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我和林冠英的对话

10月9日，我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有一场对话，焦点是放在种族思维与多元种族方面。他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是以全民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种族政治不是民主行动党的路线，但华族权益是行动党的斗争目标之一，原因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郭洙镇「斯人独憔悴」

很多人都在问，民政党选后郭洙镇会不会丢官？他们基于的理由是民政过去有先例，党选失败不丢官。因此郭洙镇不会丢官；再说郭洙镇获得近40%的选票，党内势力不弱，把他排除在外，难免会制造分裂云云。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我和许子根的对话

10月5日，我和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许子根的对话时其中有一部份涉及马华、民政与华社的课题。我是要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许子根毫不否认党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距离，但这不影响一个多元种族性的政党放眼华社的课题，正如巫统和马华论及某个族群的利益时，也是要以全民利益为考量。因此他说，民政与马华之间的合作不仅比过去好，而且将来会更好，这是因为两党在国阵的大家庭中，经常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也许理念上有些许的不同，但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手段也是殊途同归的。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皇后部长”的奇怪逻辑

AP乌云久久不散，罩住拉菲达的头顶。原本她以为保持沉默就可淡化争议，一不在大庭广众谈AP，二不向传媒谈AP，三不向国会解释AP事件便可避过责难。岂知又再抖出两件尴尬事。其一是内阁训令拉菲达必须出席国会解释AP疑团，不能回避问题；其二是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揭露拉菲达六年来只出席国会十九次，是表现最差的一位部长，因而他形容她不出席国会解答AP问题的行为形同“皇后”和“超越国家”者（“QUEEN”AND “ABOVE THE COUNTRY”）。用华文来解释她是“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我和黄家定的对话

10月1日，我和黄家定有个临时的“对话”，因为他特地为韩江学院主持毕业典礼。我们之间，也算是私下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对答。当然是我问他答，他说我听，间中也有我的意见在里头。课题的焦点是：为什么马华及民政的所谓“合并论”静了下来，好像又在人间蒸发了？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五百万与五十万的联想

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件大事不是与AP有关，而是与五字有关。虽然两则新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同样引人关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