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两份有关贪污调查报告

贪污是令人厌恶的行径，但贪污又好像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阴影挥之不去，久而久之，又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一个你必须面对的挑战。不论你喜欢与否，当你面对需要付出或敢于抗拒的两难时，往往从“得与失”之间作一个比较，结果大多数人选择最快捷的途径解决问题和避免夜长梦多而损失更惨重。于是贪污形成一种“负面的文化”。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连小孩子也知道父亲在公路上“犯规”时，总会这样说，又要“被罚”了。

当然他的所谓“被罚”的含义是指“破财消灾”。正是这个“破财消灾”的心理一直烙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当“马来西亚国际透明度组织”发表“2007年马来西亚人透明度印象”的报告中指说在抽样调查后（也只是向千名公众及411家公司高级职员询问），发现58%的华人爱行贿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华人做生意的比例比较高，一般上，只要问题能解决，又何必自鸣清高而一味抗争和坚持原则呢？

但令我们感到费解与迷惑的是，原来调查报告也是根据种族比例来划分，得出结论说印裔有23%，巫裔则只有14%。这种所谓贪污文化跟种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制造一种印象说，华人爱行贿，别的种族就没那么严重？

虽然我们不全盘否定整份报告关于其它方面的温和批评，例如透明度不够的政府部门以警方、政党、关税局及市政局“排在前头”，但这也是不必什么调查来告诉我们早已知道的答案。因此整个来说，这份调查是没有实质的意义，也是多此一举的。最坏的是，它企图表现出种族性的偏见，让人误解“因为华人爱行贿，所以才会有贪污”，而不是先有贪污才有贿赂，形同把实质的问题颠倒过来。

在这方面，卫生部长蔡细历的驳斥是值得激赏的。他说其实华人是在不得已之下迫得行贿，因此指责华人喜欢行贿是不公平的。这话说得中肯而有理，谁愿意多付出不必要的开销，还不是为了“息事宁人”？他认为实行透明化政策的国家，一般都没有行贿文化，例如瑞士、纽西兰及新加坡，所以他要求政府政策透明化、明朗化和减少繁文缛节来抑制贪污。

事实上，我们也不必钻牛角尖和斤斤计较把芝麻绿豆的小钱的花费当成贪污严重来看待，而是应该住大笔款项和狮子开大口的索求去寻找贪污的根源。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人心贪婪的本性？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我们不妨从另一份国际性的报告来理解。

根据香港政府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在调查亚洲13个国家与地区后，得到的结论也为马来西亚“挽回面子”。原来我们居中，在清廉度方面占第六位，还不至于差到贪污泛滥成灾。换句话说，2007年只比2006年差一些，似乎是“堪可告慰”。但这样仍是不够的，也说明存在着贪污现象，是以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克制（即使不能扑灭）贪污，力争上位，不要再爆出最近的贪污疑云的大案。首相阿都拉说了﹕“没贪勿忧，清者自清”。我们要的就是首相所说的“一切秉公处理”，让贪者无所遁形，让清者“高风亮节”，以创造一个清廉的社会，则行贿也就没有必要了。

南洋研究开拓人刘士木

提起刘士木，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研究南洋（东南亚）史学的人，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和翘楚，被誉为本地“南洋研究”的开拓人实不为过，今年刚好是刘氏逝世55周年殊值纪念和缅怀一代学人。

刘士木（1889-1952），广东兴宁人，被归为客家人。童年在家乡兴民小学读书。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但不从军而是转到印度尼西亚执教鞭。1909年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革命。辛亥革命后，代表印度尼西亚各埠书报社代表，于1912年回到上海，组织华侨联合会，提出华侨参政要求。旋后获得资助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开始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研究。

1924年代表国民党东京支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也参与其中）。

1927年回中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主持“南洋研究”期刊和“南洋丛书”工作，是为中国有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先驱。前后工作六年，著作甚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刘士木背井离乡来到槟城，出任锺灵中学图书馆主任。从此定居下来，住在阿依淡（Air Hitam）。因此他另有别号为“黑水村人”。

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的洪丝丝（后留学日本）于1938年在《槟城新报》（与光华同一系统）撰文欢呼槟城来了一位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形容他是光辉灿烂的一颗星。

刘士木和洪丝丝均有同感，海外华人必须急起直追，努力研究南洋问题，不让日欧美学者专美于前，他们尤其不齿一些日本学者对南洋进行研究却是为了日后侵略作准备。

为此在1940年时，他联合姚楠、张礼千、李长传、关楚璞、郁达夫及许云樵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学会”，以学者和正义之气研究南洋社会。创会初期会员共19人，并由许云樵担任主编出版《南洋学报》，成为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宝贵史料。

许云樵（1905-1981）一生与“南洋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回忆录中赞扬刘士木“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不断地鼓励学者南移，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人社会。

中国学者李安山于2003年撰文充份肯定刘士木早年在中国主编的《南洋研究》、《南洋情报》、《中国情报》和《华侨情报》和其著作的研究成果。

日本南侵（1942-45年）时，刘士木坚拒不为日本人收集资料，宁可一生潦倒，两袖清风。和平后，他曾出任“南洋学会”会长（1948-1952）。

1952年10月1日，他逝世于槟城，终年63岁。“南洋学会”致送挽联哀悼﹕“论事业、论文章、一生南洋研究，开源导流共推泰斗；是学者、是名士。十年北马隐居，安贫乐道不愧完人。”

遣憾的是，刘士木南来后积极鼓吹成立“槟城文库”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但堪可告慰的是南洋一词终告定型，前有《南洋商报》（1923），中有《南洋学会》（1940）及后有《南洋大学》（1953）；而东南亚研究已蔚成风气，在大专院长及相关团体中持续开展，也可遂了刘士木的心愿。

首相权威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也安排的十分巧妙。例如国王是五年轮任一届（因马来半岛9个州的苏丹的地位是相等的，由统治者会软选其中一人出任最高元首），以真正体现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的国家。也只有马来西亚能做到国王是“轮值”的。这不得不归功于东姑阿都拉曼的努力所致。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也是十分彰显的，而中央又以首相“马首是瞻”。然而这又不妨碍马来西亚推行民主选举。在历史上，经历了12次选举的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延迟过只有提早举行大选。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民主的政体，但选举过后，权力又归到首相主政。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起因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切推出“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且在1946年决意执行，结果遭到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只好改弦易辙，另立新宪政。这期间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人大团结组成的“巫统”，成为与英国谈判的对手。它在与各州苏丹的协调下，提出他们的政见，要求保留各州苏丹的地位和保留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在讨价还价下，英国作出了让步，同意苏丹拥有宗教及生活习俗的诠释权以换取其它权力归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在由英国委任的钦差大臣一个人的手上，他又在各州安置参政司（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方便推行中央集权制。于是英国在1948年2月1日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联邦”。在当时，英国此举是为了延长殖民统治，而未提及在何时给予独立。只是允许逐步发展成一个自治邦，大权还是由钦差大臣掌控。因此“马来联邦”也好，“马来亚联合邦”也好，在英国看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也由此奠下马来亚政制，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制，一切由钦差大臣拍板。

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一部马来亚宪法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就是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扩大和修改而成。换句话说，当巫统取得了政治权力后，它就取英国的地位，并按照英国留下的模式治理国家。既然巫统主席也是国家首相，权威自然二合为一的形成，不容置疑，也不受挑战。因此我们看到东姑一人可以决定开除马哈迪党籍（1969）。敦拉萨可以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胡先翁可以排除回教党出国阵（1977）。马哈迪可以革除安华并开除出党（1998）。阿都拉可以另立国策，不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2004）。这说明英国留下的机制仍然在运作，不是马来西亚刻意塑造的体制。即便前任者对继任者有不同政见，也只能诉诸批评，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在任时同样是威风八面，权威十足，退位后就权威不再，就是这个道理。

安华走向牵动政局？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在槟城公路上，最近他有两次被人停截，不是犯规抄牌，而是问他对安华的意见和看法。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调查，后来他问过公正党的上层对此表示毫不知情，因此推测是有人在进行“民意测验”。我不知道是政府方面在收集资料或是私人机构在运作，但它反映了一项事实：既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对安华的动向给予密切的关注。

安华依布拉欣此刻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窥探，但不争的事实是安华希望东山再起，重回到权力的顶峰。他前阵子接受印度尼西亚媒体访问时，也不掩盖他的理想是要在未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

要成为国家领导人，在1998年前大家置信不疑；在1998年后，人们又看到他的政途已蒙上阴影。前首相马哈迪在这方面毫不容情地把他拉下马，然后控上法庭，才有了安华跌马这一章。

不过，在2004年出狱的安华，已不是那么地认命。在这两年多的抗争中，我们终于看到安华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对党这条道路。这是因为自从恢复自由后，巫统的大门直到今天仍未对他开放。现实的政治促使安华没有其它选择，唯有站在公正党的论坛上表露心迹。其一他已表态准备接受出任人民公正党主席，只要法令的限制不施加在他身上；其二他最近再次表明希望反对党在议席分配上，做到一对一的抗衡国阵；其三是他的动向严然是全职的政治工作者。这边加强与行动党的联系，那边又巩固与回教党的合作。可是他面对的一个障碍，正如1990年东姑拉沙里所面对的一样，就是只能安排公正党与回教党结盟又另一边公正党与行动党的结盟，然后他居中成为 三党合作的领导人和协调者。

但是他不能重蹈东姑拉沙里的失策，因为那一年（1990年）的大选，是回教党与行动党各有所获，而46精神党却两头不到岸，最终落得在1995年大选后收盘。因此安华必须小心翼翼地作出妥善的安排，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合作体。

其实安华也是希望他目前所作所为能在民间激起浪花，但因为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不咬弦，确实不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行动党之所以拒绝与回教党再次合作，是接受1999年的教训后，坚持独自上路面对2004年的大选。

当然行动党也意识到它需要与反对党结盟，才能有所突破，而安华是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合作伙伴。相同的，此时陷入低潮的回教党，也视安华为理想的领导人。这就是说，安华成了这两个政党的制衡与平衡的杠杆。

因此现在球在安华脚下，他如何说服回教党退一步，不要刻意强调回教党的回教国又如何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接受现状，已成为他的当务之急。

不论安华怎样走，他目前只能使反对党壮大起来，累积政治筹码，以使巫统意识到安华的重要性，或者切确地说，使到阿都拉感觉到安华仍是一个重要人物。

至于情势再有什么变化，也许所谓的“民意测验”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马华公会的转型与挑战

马华公会50周年纪念特刊中这样说﹕“1948年6月马共进行反英武装斗争，紧急法令实施，华人不幸成为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夹心人”，受尽苦难，是催生“马华”的历史背景。”

所谓历史背景是指英军事政府将大批华人赶入用铁刺网围起的“新村”，以阻止华人接济马共，造成50万名华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于是有一批峇峇精英，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通过发行彩票集资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被英政府停止，遂使马华公会从一个福利机构转成政党组织。

因此回顾马华的历史，是陈祯禄写下第一页。随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给马华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

第一阶段﹕陈祯禄老来挑大梁
既然是陈祯禄（1883-1960）开了头，马华的历史就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在1922-1935年间曾出任英殖民政府的立法议员（委任），孕育了亲西方的思想。
因此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华人成立《南侨总会》，全面赈济中国抗日时，陈祯禄置身度外。

同样的，当1947年陈祯禄应邀领导左右派成立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军政府单独与巫统商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另起草“人民宪章”，对有关协议作修改时，陈嘉庚也置身度外。

一个亲英但具有本土意识，一个亲中但具有左派意识，判定了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也就削弱了华人争取权益的力量，以致陈祯禄领导的“人民宪章”被英军政府否定，决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生效。这是陈祯禄第一次与马新的左派合作，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的同年6月，英军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陈祯禄又回到其右派路线，采取与马共不同的斗争路线，再转向与英国合作。换句话说，在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底下，陈祯禄成立了马华公会，与马共站在对立面，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有马共份子被指涉及手榴弹事件，导致陈祯禄手部受伤（1949年4月在怡保）（见马华50周年特刊，页75。）

不论真相如何，不争的事实是马华公会选择接受英军事政府订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与马共分道扬鏣，其结果是导致马华公会在1953年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其后在一段长时间与左派政党（社阵）展开正面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吊诡，一项有趣的推测可以在李炯才（北海人，前锺灵生，后任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回忆录中阅及﹕“当时真正的华人领导是受人敬重的抗日领袖陈嘉庚，他对马来亚没有归属感，因此没有参加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倘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陈嘉庚取代陈祯禄的位置，领导华人支持“人民宪法”，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英国人也许会对“人民宪法”加以审慎考虑。”

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终于使到马华公会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所主持，而不是像陈嘉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马来亚历史也就无从改写，而是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与左翼势力相抗衡。

陈祯禄的思路就是要求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马华公会，以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峇峇精英加入他的阵营，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马华卷起千层浪的林苍佑（1954年加入马华）。继之，马华内部人事有了一定的变化。

除此之外，陈祯禄领导马华时有两件大事是影响马华后来的走向。其一是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半民选半官委），马华在马共缺席下，取得辉煌的战绩，全数候选人当选，联盟也在52席中胜出51席，组成自治政府，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亚首席部长。其二是普选后，政府与马共在华玲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陈祯禄是三人代表团的一位，另两人是东姑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华玲和谈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马共不接受投降弃械的条件，于是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虽然和谈不欢而散，但陈祯禄参加会谈也直接提升马华在政府中的地位。

第二阶段﹕陈修信“子承父业”
陈修信（1916-1988）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他的父亲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一心想在日后取代其父亲（1949年时已是66岁高龄）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入阁成为部长，但也面对李孝式部长的阻力（代表国民党在马华的势力）。虽然身为峇峇一族的陈修信与其父亲一样是反共的人物，但并不仇共。因而有了（1956年）陈修信在立法议会的语惊四座的发言。他竟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大胆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探询中共是否能够说服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的发言把议员们吓了一跳。不久陈修信接到陈田（马共）的来信，要求重开和谈并取消紧急法令。东姑明确地拒绝陈田的要求，并且把对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升级（李炯才语）。自此之后，双方谈判大门关闭一直到1989年才又正式和解。

陈修信再对左派伸出橄榄枝已是1971年的事。为急着扭转马华在“513”事件后的负面形象，他大胆地促使政府迎来了香港左派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表演“文革”的节目，激发了左派运动再度抬头。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但也显示了他是一位可以“容共”的马华领袖，只要能壮大马华，他都想试一试其效果。

虽然陈修信对左派有容忍和共存之意，但他的作风和在党内的“夺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政治策略却让他在历史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有两个决定是“伤及”马华的党格的。第一件是1958年马华党选时，对他的政途构成威胁的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林苍佑。林苍佑在当年的改选中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准备在马华党内进行改革且强烈地要求巫统接受马华提出三分之一议席的分配，以使政府对任何的修宪先征求马华的意见。陈修信背着林苍佑反戈一击，与东姑“秘密”合作，一脚踢开林苍佑派，同意只派31名候选人上阵（1959年大选）（林派要求的1/3席约40席左右）。这就是说，林苍佑派夺权成功于前，但失算于后。陈修信转身成为马华实际的领导人（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

由于陈修信的“背叛”林苍佑，其后果不但种下两人的政治恶斗，也使到马华在联盟党内的地位“滑落”。原本在联盟工作委员会内，巫统与马华各派16名代表，勉强算是“平起平坐”，但自从陈修信“暗渡陈仓”后，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修信也因此被“华社”指责自我矮化马华公会，一连串的“罪名”也因此压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陈修信的“固执”，被华社指责“不热爱华文教育”。他在1968年公开反对董教总提出要创建“独立大学”的建议，并在大选前宣布成立“拉曼学院”，以和董教总“分庭抗礼”。因为陈修信的纯英文教育的背景和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也让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不但只保住了13个国会议席，而且连槟城的主导执政权也丧失了。崛起的竟是他的死对头林苍佑。抑有进者，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联盟内和陈修信展开“内部斗争”。

陈修信的两个失策也无法弥补他对左派容忍的“功绩”，马华也为他的“背向民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阶段﹕李三春收拾残局
陈修信领导马华的功过自然留给历史评说，但他也在十分无奈的心情下于1974年辞卸一切职务，改由李三春登场。陈修信这一走，也把马华的财政部长带走了。在此之前，即1969年大选后，由于林瑞安竞选失败，工商部长职也提早被带走了。

因此李三春接手的马华公会在国阵（联盟前身）内又再降了一级。过去只有马华代表华人在政府内，现在又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代表性。在内外交困下，马华拥有的部长职，在权威上已是大不如前。李三春也不得不接受政治现实的残酷，不过却将一股怨气泄在林苍佑的身上。在他看来，林苍佑对马华的“杀伤力”是相当威胁性的，必须除之而后快。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李三春在幕后导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两幕戏，对准林苍佑的穴道猛插。第一幕是在1974年静悄悄起用林建寿（前劳工党领袖），以打乱林苍佑的执政槟州的战略。1978年大选时突然出现的“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佑“坐立不安”。虽然选后化险为夷，“七人帮”惨败，却种下两党道不尽的恩怨。第二幕接着上演。1980年槟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马华派林建寿旗开得胜，使得李三春发挥浑身解数，在1982年大选时亲自出马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芙蓉国席），以换取巫统接受马华和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席位的等数。更有风声传出，谁获得较多议席，首席部长归谁。这样一来，林建寿代表马华挂征，林苍佑代表民政守城。这一战林建寿不幸跌马，李三春则胜了曾敏兴。一失一得。失得是马华自此后无法“夺回”槟州首席部长；得的是行动党从此在森美兰州内閧不断，影响力一届不如一届。

另一方面，李三春当政的年代（1974-1983），他力图扫除党内的异议派。在逼走曾永森后，也让何文翰知难而退，建立起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陈修信起，马华在政治上已屈于巫统之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华的“精图励志”。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建立马华大厦、为拉曼学院筹款、广招党员、成立马化控股及成立华人文化协会。这些计划都先后一一落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接纳了陈群川提出的“政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结果是陈群川在后来引火烧身，使到这一理念出师未捷身先死）。

声望正处如日中天的李三春，突于1983年“离党出走”（始终是个谜局，仍有待李三春亲自揭开因由），留下一个“有待飞跃”的党又再次陷入严重的党争危机。起因于代他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向陈群川派下杀手，导致后者大力反弹。李三春辛苦重建的马华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1985年才被陈群川击败梁维泮而宣告党争结束。这是李三春留给马华的一个败笔，幸好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第四阶段﹕林良实坐享其成
就在1985年陈群川拨乱反正后，率军参加1986年的大选。意气风发的陈群川没有想到部长未当上却先陷入官司之灾（先后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被判坐牢）。政治荣誉一夜之间尽失，身为老二的林良实却不必“争得头破血流”而被扶正，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在1974年在槟州当选国会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尽管在1984年时曾与陈群川一起被梁维泮开除出党，但很快的他又在党内站了起来。他在党内的最大劲敌李金狮也斗不他，最后只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林良实年代（1986-2003）的马华公会，他比任何一位总会长都更懂得政治权术，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位总会长（共17年）。由于他的圆滑与驾驽整个党的机制，他在党内发挥了他的领导权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良实即便在后期面对他的副手林亚礼的挑战，也是“处惊不变”的。

他避开了陈群川的“政经合一”理念，将马华打造成一个对文化教育有“特殊功能”的政党，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创立自立工艺学院，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运动乃至拉曼大学的成立，都给他拿了彩头而有了一些的政治筹码。

通过教育文化活动，林良实强化了马华与“华社”团体的联系，一改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与董教总硬碰硬的立场。基本上，林良实使到马华还是马华的面貌，甚至有的时候还“华人化”了马华公会，以突出马华在华社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来自巫统方面施加的压力，他则是采取随机应变和消极的对策。有一个时期，林良实也“辞职”告假出走，以表达他的“抗议”，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很显然的，林良实对力图改变政治格局是力不从心的，虽然他曾提出“掌握先机，再攀高峰”的口号（1995年党庆主题），但马华到了他的年代，在国是问题上扮演的是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角色，马华再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转而在华社寻求一个共同舆论的平台，以减少压力。在这方面，马华在2001年通过持大收购南洋报业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议，更使党内分成所谓的AB队对峙。尽管特大投票是林良实赢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把他的政途也搞掉了。2003年的下台标志着林良实在马哈迪的压力下不得不与他同年交出权力。这当然非他所愿，因他还有信心掌控党中央代表，只是天不从人愿。他结束了长达17年的“得心应手”的领导，也留给后来人一个“暗流涌汹”的马华，但不是支离破碎的。比较起来李三春留下一个分裂的党，他是“功多于过”。

第五阶段﹕黄家定萧规曹不随
黄家定是在80年代马华党争时浮现出来的年青小伙子。在得到林良实的赏识后，政运一路顺风。2003年时来运转，在林亚礼及林良实先后退下来时，他成为林良实首选的接班人。陈广才则是靠着林亚礼的庇护，也升任马华第二把手。这样一来，两个AB队大将又再二合为一，形成一个团队。

虽然如此，他们两人接过林良实和林亚礼的棒子也不是安然无恙的。至少在2005年的党选中，黄家定就遇到也是B队强将的蔡锐明的挡路；而陈广才则遭遇A队的陈祖排的拦路。最终他们都过关斩将，给马华带来一个“新气象”。所谓的“新气象”是指马华发挥了党内的民主作风，没有所谓秋后算账，形成一个典范。在过去林苍佑打倒陈祯禄被秋后算账；林敬益挑战陈修信被腰斩；曾永森硬碰李三春被排斥出党；李金狮撞上林良实被奚落。

黄家定和陈广才形成一个新队伍后，表面上看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又引发新的派系在逐渐浮上枱面。有的冲着黄家定而来，有的冲着陈广才而来，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伺机在“改朝换代”。

为了防止异议派形成一股力量，黄家定试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创出自己的领导风格。最显着的是通过总会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担任部长职也有期限；同时在党选后，黄陈两人分别控制四个州的联委会，再加上霹州联委会由黄家定坐镇，几乎已是牢控“半壁江山”的势力。若是其它州或不同派系有心挑战领导权，也得费尽想量。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试图建立个人的政治形象，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俨然成了“一家之言”，以期为马华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血液。

单就这两个大举动，让我们看到黄家定试图开拓“前所未有”的党风。虽然他曾是林良实的爱徒，也无法跳出林良实时代已烙下的马华格局，但他却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因此与其说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治遗产”而萧规曹随，不如说他是“萧规曹不随”。

现在我们就此这两件事进行评析，看看黄家定是“得多于失”或“失多于得”？

对于任期的限制，在当时几乎是溢美之言，也大加称赞开民主之风（尤其是党外）。但放眼马来西亚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在巫统不改下，马华这一改的质意义有多大，就是见仁见智了。抑有进者，那些位居政府官职者，又多数是党中委，一旦任期将届满，他们是支持当权派或靠向异议派，也就很难说了。谁不想一世人当官呢？举例来说，马华今年5月特大自然会通过修改党章，但当将党选日期交到中委会讨论时，当权派能否顺利取得2/3的赞同，就是对黄家定的领导的考验。
另外“语录”一词在当今不是人人都可以登上此殿堂，就记忆所知，也只有“毛泽东语录”成为绝响。这种语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正如林彪说，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显示语录的份量，是一种专用的名词。

鲁迅后来有《鲁迅语录》的出版，那是他死后成为政治用语，不是他生前想象得到的。

有人因此说，黄家定的语录出得过早，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哲人名言，也联想起“毛主席语录”。事实上，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想黄家定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只是用来激励党员的士气。
如果黄家定的《语录》改用言论精选或精言彚辑，就会显得自然而得体。

在他众多的精句中，有一句是被常加引用却有时成为反讽之词的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理由是只有黄家定一个人唱高调，未在党内形成一种运动，为什么这样呢？也就不需要多加言语了。因为这句话千斤重，言易行难。黄家定敢于重复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自我审视”后才作出的“警世名言”。

我为黄家定这句话喝采，但我又为他这句话没有被普及展开学习感到遣憾。

再下来黄家定将林良实的教育功能转成“终身学习，与时并进”来勉励人民勤读书充识学问。
可是人们又看到黄家定“名言名语新作风”并没有使到国家大事和政治课题作出重要的改变，与林良实的时代面对的挑战没有两样，甚至比林良实更陷于被动与无奈。这就是说，黄家定的“两大创举”未能取得高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一种负担。

我们相信黄家定是有良好的意图要刷新马华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背着历史十字架的政党来说，改革又谈何容易。先是针对宗教课题的部长备忘录被撤回；继之种族政治又开始发酵，使得黄家定穷于应付。他今天面对的问题，也绝不是服食Panadol就可解除头痛的。

正因为黄家定的领导在党内出现了挑战，有人推算蔡细历已开始了他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议程逐渐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又闻知元老也介入其中。事实是否如此，就要看未来马华的党选实况了。
撇开党选不谈，目前马华最严竣的挑战是未来的全国大选，它直接影响到黄家定与陈广才的未来政途。所以说，大选是马华未来走向的试金石。

贞操带与贞节牌

宗教元老阿布哈山在一项宗教座谈会上指出，鉴于日益猖獗的强奸罪案问题，时下女性有必要重新穿戴贞操带。他又说，穿戴贞操带虽然较麻烦，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避免女性被强奸。

此言一处，引起哗然，而且抨击声连连。为防止继续被炮轰，阿布哈山在2月17日澄清说他当日只是开玩笑，并非认真作出这项建议。意思是说，不要当真了。

这马上使我联想起一些政治人物在讲错话被各方非议后，马上改口说是媒体错误报导他的原意或被误解了如出一辙。当然阿布哈山倒没有怪责媒体，而是说只是“开玩笑”，算是没有否认他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如果他比较高明的话，倒可以学习政治高人这样说：“如果你们（读者）认为我的话引起你们的不满，那我只能对你们的感受表示歉意。”

不论阿布哈山是“开玩笑”或“不开玩笑”作出这样的建议，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肯定存有或闪过这样的念头：保护女人不受侵犯的最好方法是穿贞操带出门，以策安全。

这样的腐朽与落伍和不切实际的想法竟出自一位宗教习之口，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但却点出他对中世纪的不道德的做法有所激赏。真没想到事隔千年也拾古人的恶法倒回来折磨女人。

姑且假定他是出于善意来“保护女人”，但却是“好心碰钉子”，简直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把责任全推给女人去承担。

不是吗？前阵子有卫道之士指女人穿着不可性感，不可暴露而引致男人犯罪。美其名是保护女人，实则是避开问题的症结，结果是要女人回到中世纪的保守生活，以为天下从此太平。
阿布哈山也许对此有同感，才疾呼女性快快起来保护自己。但我们有下列的问题也需要阿布哈山解答的（他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解答）。

1. 万一女性穿了贞操带，又面对穷凶恶煞的色狼，非强暴不可？这个时候被侵犯的女性即使有戴贞操带，但没把钥匙带在身上，他该如何应对呢？色狼会因此放过她或恼羞成怒将她杀害？若是弄出一条人命，人们也许会说，这女人儍到这个地步，明知这是自寻死路，还自以为保得？


2. 女人天生丽质，不但爱美，也爱轻便，出门时要穿贞操带，成何体统？这个社会难道堕落成人人自危，干脆不用出门，岂不平安无事？

这正如出门会遇车祸，会死人，因此不要出门，而不是要车辆使用者小心驾驶。

3. 讲到古时代，中国人的想法比阿布哈山更有“创意”。例如在唐代的时候，将女子的贞操写入家礼，“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而到了宋代，贞操观念更强。女子一旦失去贞操，被视为破烂货。因此失去贞操的女子应该去死。转入明清两代，更把贞操变成迷信和教条，要女子在出嫁前死守这一点，婚后只能一生跟随一个男人。男人死了，就要守寡。”

若一生中未在矢身，就被称为“妇道人家”。若为守贞宁死不屈，经查明后，可列为烈女，乃至竖立“贞节牌坊”，以资颂扬。因此可怜中国古代女子，为了这一块贞节牌，也就以死示清白。

这比起欧洲中古时代流行的贞操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男人当兵远征，担心老婆红杏出墙，也就用贞操带锁住，以求安心打战，完全不考虑女人的不便与痛苦。这在十字军车征时尤其流行。

同样的，中国古代就以贞节牌坊来镇住女人，以免春心荡漾，“坏了纲纪”。

但不论前者或后者，皆是男人把女人当附属品，只准男人沾花惹草，不准女人越踰半步。男人的自大与女人的渺小，在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一个样。

如今，社会越进步和繁荣，人欲横流在所难免，某些邪恶男士要侵犯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种人施以酷刑，却反过来要女人来承担社会乱纲乱纪的责任？与其再奢谈什么贞操带或贞节牌，不如立严刑竣法对付强奸犯，所谓治恶人，用重典，或可令邪念心的男人却步，在作奸犯科前，考虑后果严重。

再者，审讯这类案件，也不需要讲什么“人权和民主”，让受害者在法庭受尽辩护律师的羞辱和奚落，干脆在证据确凿下，快刀软乱麻定重判，以起杀一儆百之效。

因此强暴案罪不在女方，责也不应由女方承担，而是要有多方措施保护女性，最主要的是匡正社会风气，让作恶者罪有应得。唯有对症下药，才能收效，减少强暴罪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也只有施严法来对付和退制坏人了。其实，在现时的开放社会下，我们只能要求女性自爱自重；而精力过剩男人可到娱乐场所自我发泄，不要对良家妇女“辣手摧花”。

不知阿布哈山要不要转一下脑筋正视这个问题吗？不要再说无聊的笑话了！拜托！

今年不是大选年

当下最热门的课题是“什么时候大选？”而答案往往是说“只有首相知道”。虽然如此，传言还是甚嚣尘上地预测今年内会举行大选，主要是基于经济好转和有利消息不断传出，正是国阵举行大选的大好时机。我则认为今年大选的可能性不大。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1.自从独立以来，我国共经历11届的大选，其中有四次是在执政四年期内举行，而另六次是在五年期内举行，从来没有执政三年期内举行大选的。因此首相阿都拉不会破例提得太早，他极可能是依循传统在四年内，也就是在2008年举行大选。

如果我们翻查记录，在四年期内就大选是有特殊的因素所致，例如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时代，他为了解决因逼退回教党出国阵后产生的冲击，不得不在四年期内（1978年）先后举行吉兰丹州闪电大选和全国大选。至于在马哈迪当政年代，他就有三次提早大选。在1982年大选是因为接棒不久，有需要巩固势力：1986年大选是要平息修宪引起的争议风波；1990年的大选是要解决东姑拉沙里掀起的对抗风潮及1999年大选是要清理因革除安华势力带来的激荡。

虽然阿都拉在位三年面对前任者马哈迪旳强力抨击与责难，但并没有在巫统内掀起不安与分裂，也没有形成一个对抗的集团。换句话说，阿都拉仍然牢控巫统与政府。不论在法理上或政治上，在2004年赢得最大胜利的阿都拉，没有必要与不再参政（但问政和论政）的马哈迪争夺领导权，也就没有紧迫要在今年通过选举将马哈迪势力连根拔起不可。

2.在经济上，阿都拉的全副精力都放在于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目前有关的大型计划转入2007年才开始逐一推动，尚未见政绩。较为突出的柔南（依斯干达）经济发展区正在起步，必须要经过一年的考验才能窥见能否如走向首相的愿景，打造成马来西亚的“深圳”或“香港”。还有槟城第二大桥也才在去年底举行动土礼，要在今年才能露显工程的进展。按照首相的理想，第9大马计划是要全面改造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以便强化软硬件设施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宏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目前的股市翻腾，每日成交量在40亿至50亿马币之间，总资金达兆元；我国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破兆元，经济成长有望提升至6%，无疑是加强了资金和活力落实各项发展大计（第9大马计划总预算是2千2百亿元）。不过市场上通货流通量及人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待改善。今年正是关键性的一年。

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在种族关系上在去年8月到11月间对种族和谐的言论和教材出现了负面和紧张的情绪，更需要首相用行动和言论一一化解，达致他心目中的“中庸、体谅和礼让”的社会，这种情绪上的不安与鼓噪，人民莫不期望政府在迎接建国50周年时有效地消弭与重新确定民心，真正地实现一个和谐社会，各族安居乐业。

由于今年是对政府考验的重要一年，首相就不得不全力以赴，使之开花结果，大选也就无妨推到2008年了！不知这样的推论可否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