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第一位女性议员

华研的陈爱梅看过《林苍佑评传》后曾问过我：50年代参政的黄绣娘是谁，她到底为什么会和林苍佑打对台戏？同时谁是妇女参加民主政治选举的先驱者？这使我想起了50年代在政坛上冒起的一位奇女子。

她的名字叫叶真宝（Nancy Yeap），是位律师。出身显赫世家，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叶祖意（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今日宏愿大学的校址即是他的故宅），纯粹受英文教育，思想洋化，追求民主政治。
1951年她响应林苍佑的号召，参加在6月19日成立的“急进党”，席上被选为中委。

同年11月，她被派参加乔治市市议员的选举（马来西亚民主政治选举的滥觞）。在林苍佑极力协助下，以最高票当选加拉歪区市议员（当时规定一区选出3名市议员，最高票者任期3年，次高票者任期2年，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余者落选），一炮走红。

在这一次选举中（共选9名市议员，另6人委任），急进党共夺得6席，叶真宝“万绿丛中一点红”，成了唯一的女议员。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则是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女性。因人气急升，她在1953年出任急进党副主席，风头甚健。

不过，她在1953年市议员任期满后不再参加选举，开始对急进党的“存亡”有所质疑，原来林苍佑酝酿将急进党成员带入马华公会。

果然在1954年，林苍佑带队加入马华公会，成员包括后来出任槟州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准备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叶真宝反对林苍佑的“半途换马”，坚持不转换码头，但不是消极以待，而是伺机而动。

当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全国普选，包括各州立法议会也依法选举（槟州共24席，只选14席，另10席委任）。时，基于已身在马华的林苍佑，带领联盟全线参加州选，一时意气风发。而叶真宝为了反对林苍佑在政治上“改道”，又不便亲自出马与林苍佑抗衡，乃推出其母亲黄绣娘在加拉歪州选专和林苍佑单打独斗。黄绣娘可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叶祖意的媳妇，也即是其第二公子叶金和之夫人；而她之所以下嫁叶金和全因她的父亲黄仲涵撮成（她还有另外一位妹妹黄腰也曾下嫁叶祖意第三公子叶福和）。在当时黄仲涵是名声响当当的印度尼西亚糖王，也是东南亚糖王，扶持叶祖意飞黄腾达。她还有一位妹妹黄蕙兰下嫁当时国民政府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虽然是黄绣娘以独立人士身份刻意对垒林苍佑，但实际上是“母代女征”的版本，企图一挫林苍佑的锐气。因此在竞选期间，叶真宝出尽法宝，又登门拉票，又演讲，又发传单，形成一场十分激烈的重头戏。这在封建保守的社会，也只有叶家女性才这么大胆的出位，充份发挥女权本色，因为她们是豪门淑女，不是普通女性。还有一个理由是叶祖意已逝世三年（1952年），家庭中其它成员也尊重民主和女权，并未阻止母女在街头巷尾拉票，与男人一争高低。

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也结束了叶真宝的政治生涯，两母女从此移民新加坡不再问政。如今叶真宝尚健在新加坡，过着悠闲的生活。

叶真宝无疑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第一位妇权运动的倡导者。在她之后，妇女参政选举已不再对“抛头露面”有所讳忌，而是真正成为推动妇运的旗手。就此而言，叶真宝的5年从政记录已为妇权运动赢得第一个掌声。

陈广才事件的省思

交通部长陈广才在国庆前夕突然请假到澳洲检查身体和诊病的十多天内，传言四起乃至谣言不断，各种揣测兼而有之。

本来一位部长请假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因碰上巴生自贸区的财务拯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难免会有诸多故事。

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无关，而是政府的事务和压力过重引致陈广才心力交瘁，不得不离国一阵子，以舒解精神上的困扰。

也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有关，其中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藉他突然请假事大作文章，好像是陈广才这一走就不再回来，干脆息影政坛云云。

不论是出自党外的因素或党内的因素，都没让人猜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广才最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根据他给的答案，这是很私人的事，也不要多问。现在他已回来复职，也就一切暂时尘埃落定，马华上下也许因此松了口气。有人于是问道，为什么陈广才请假事会闹得这么大，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或隐因？是不是因为他是陈广才，才那么的引人注目。

我的看法是，这和陈广才的政运有一定的关系。起因于1999年大选后，其“政治师父”林亚礼希望陈广才能被扶正，但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选了黄家定而不是陈广才，种下“双林失和”之祸根。接着在2001年因收购南洋报业事件终于引发双林之争，也分成AB队。从投票的结果显示是林良实派较占上风，但林亚礼的支持者也不弱，两派也因之一时相互对峙，直到2003年林良实交出棒子后，林亚礼也卸下署理总会长职。

上位的则是黄家定居正，陈广才居次，算是两派握手言和，AB队之争也消沉下来乃至不再被人提及。

2004年的大选，AB队在妥协下取得胜利，也奠定了黄陈的领导班子。不过在2005年的党选时，这领导班子又面对严峻的挑战，经过一轮激战后，黄陈双双告捷，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有人说，因为陈广才得到黄家定的祝福和支持，在激烈的斗争中保住署理。理由是挑战他的人正是A队的强人之一的陈祖排，如果不是A队的人也给予支持，陈广才恐怕会吃亏。

无论如何，当大局已定后，人们便不再以AB队来分析选情和战绩，而是认为当权派已压倒了挑战派。巧合的是，挑战派中也有A B 队的人。以致人们又认为马华的阵容已重新洗牌。

在洗牌之后，马华党员的内心深处是否还存有AB队的阴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黄家定和陈广才都希望不要再提前尘往事，也不要再背历史包袱，而是往前看。他们在各州联委会上也重新作了布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家定及陈广才分别身兼两州联委会的主席，即前者主政雪州和森州；后者主政彭州和槟城州。

根据黄家定的解释，把陈广才放在槟州是恰当的。因为那时民政的槟州主席是许子根，也是属于部长级的人马；陈广才主政槟州，也就形成一个平衡局面，彼此可以更好的沟通。

但在今年不久前，黄家定又再重新布置排阵，不仅本身不再兼任雪州主席，而且广才也卸下彭州主席，彼此只保留一个越州的主席。本来这个战略的调动是为了应付未来的大选，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但也有不满在党内传开。

正是在此关键和考验的时刻，爆出了广才突然请假的新闻，也就成为头等大事，一时之间让人感到“风雨欲来风满楼”，其结果看来是“虚惊一场”。

在“虚惊”之后，当然陈广才也需要作出解释和交待，以消除党内外的疑云。而至为重要的是，透过这次事件，陈广才必须更谨慎行事，切莫让人有借口作出各种传言。如果他认为“有心人”会大作文章的话，他就要知道当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尤其是他曾是B队的大将之一，更容易成为一个被瞄准的目标。历史留下的痕迹是不容易被抹掉的。

经过此事的“教训”后，陈广才也许才知道原来身为公众人物是这么的“身不由己”，不是他不可以请假，而是他请假来的不是时候。特别是当千万只眼睛在盯住他的动向的时候，更是要顾左右而行之。

中文汉语国际化受到肯定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本月14日在北京时，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承认北大和清大的中文系，也同时承认北京外语大学及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资格。虽然在实质上只惠及极小部份的毕业生，或有机会当上公务员，但在国际意义上，则宣告马来西亚政府采取开明与务实的态度，承认中文及汉语的国际地位已越形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不论这样的选择性承认是否过于局限性或象征性，至少它预示着中文在马来西亚已因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有了一定的转机。这对长期以来从事华文教育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得以在逆境中有所转折，也能够借大气候逆流而上。

在过去一段长时间，从殖民地开始，华语华文都是被当成“方言教育”来看待；而且也与政治挂钩，形成一个微妙的互动。经常因政局的改变或需要而使华教处于备受挑战的地位。然而由于华社的执着，坚守着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才有今日得来不易的成果。

今天，情况已大不相同，中文汉语不再是“一方之言”，而是崛起成为国际用语，它不但表现在学术上，而且也广泛地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工具。举凡商业、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也因为有了中国人的参与，使到华语华文的应用性不断普及；尤其是中国彰显了其商机处处，中文更因此成为具有市场导向的国际语言。这在过去是未能想象，也是预想不到的变化。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与世界接轨有以致之。

顺着这一潮流，中国教育部在海外已开设了百余间孔子学院，用以推广中文汉语。在获得各方的热烈响应下，它准备把孔子学院增加至500间。由此可见，学习中文汉语的热潮已蔚成一种风气，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地在吉隆坡设有全球汉语中心（孔子学院），无形中给华教的生机增添筹码。

韩江学院在这个大趋势下，及时地（本月13日已签署教育协议书）与全球汉语中心建立合作办学关系，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中文汉语系的合作伙伴。这三方面的合作宣告一个中文新世纪的开始，用以回应政府对于汉语教学的重视。

这项学士学位课程的特点是公开给各民族人民申请。条件是高中毕业生在具备中英文能力下，可以申请就读而直接成为交大的新生。若是SPM学生，则是2+2（两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完成学位；若是统考生，则是1+2（一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毕业后可申请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执教，也可在其它领域发展。

如果中文较弱，可以在韩院中文系补修；如果英文较弱，也可在韩院ELS英语中心进修。这样一来，在此学位课程下，肯定会培养出真正掌握双语的人才。

这个计划在明年初开班的课程，不但为华校生启开另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也与黄家定的宣布不期而遇﹕宣示着提升中文程度和掌握国文英文将有亮丽的前景。

1957年悲喜交集

前一阵子，一些华文报记者为撰写国庆文章，先后向我了解50年前的往事。这使我勾起1957年的一段记忆。

1957年元旦日，马来亚独立前夕，槟城乔治市议会为庆祝成立百周年及升格为市，拟定一连六天的庆典，从元旦到五号。

当时，我尚在小学读书，在元旦日的早上，就挤在柑仔园路（家就住在锡厂附近）旁争看大旗鼓游行，好不热闹。

根据市议会的安排，总共有42个队伍参加，除大旗鼓外，也有舞龙队，醒狮队，麒麟队。分成两天游行，而且奇特的是，游行是整天的，早上一个阶段，休息午膳后又是下午一个阶段，一概由观音亭出发而后又折回观音亭。可谓十分大阵仗。

我们在观赏大旗鼓游行后，心里十分痛快，真正感觉到万民同乐。第一天的游行路线全在市区绕行，没有意外发生，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第二天，游行队伍照常出发，但路线有所不同，而是走得更远，直达四坎店和霹雳律，就在那天的下午，当第二阶段游行开始后不久，竟传来在四坎店处发生冲突流血事件。报章这样报导，大旗鼓游行引致骚乱和种族冲突，结果酿成5死74人伤的悲剧。全市进入戒严，直到1月13日才解严。

我当时躲在家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听大人说发生流血事件，已经戒严了，不能随意出去。
对于戒严，我们似懂非懂，只知道不用上学，可以在家里玩。大人则忧心忡忡，懒得管小孩有没有做功课。

我印象中母亲在解严时间，到巴剎买了比平常多的粮食回来，也有罐头什么的，据他说，多买一些以防不能出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下去，我们兄弟也觉得闷起来，总是问为什么不能上学？为什么不能出去？
当阴影过后，我们又再恢复正常的生活。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事态是这么严重的。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虽然这不是槟城第一次暴乱，但却不幸发生在独立前夕，殊令人遗憾。根据历史记录，在1867年时，槟城暴发了为期10天的大械斗（8月3日至14日），它起因是私会党火并，两派都有华人和马来人，因此不是种族暴动，而是私会党的恩怨与争权夺利，罔顾民生。英政府后来设立调查庭，但未见公布死伤人数，不过却促使政府对私会党采取全面镇压行动，且谕令所有社团必须登记，以防范于未然。

未想90年后又是一场暴乱和流血事件，迫使乔治市议会接下来取消一切的庆祝活动。这种乐极生悲的事件真是始料未及。也因为这样，大旗鼓游行在槟城“绝迹”一个长时期，一直到80年代在林苍佑主政后，才又开始这类的游行庆典。但为杜绝不法份子滋事，大旗鼓游行必须由政府统筹统办，不允许私人承办，以免失控。

今天我们每一年都享受大旗鼓游行带来的多采多姿的技艺，早已把大旗鼓的一段伤心事淡忘，显现人民珍惜和平与和谐生活，不愿记起悲痛的往事。

也许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幸运的，在乔治市发生了悲剧后，我们在同一年又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心情迎接伟大的国庆，举国上下，又是一片欢腾。

因此1957年的一悲一喜，让老一辈的乔治市人民刻骨铭心。

半个世纪政治生态对比

马来西亚立国已经50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态中究竟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异同，是值得温故知新的。
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只限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已被排除在外，总人口6百27万，华人占37%。宪法上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由11个州组成。

在政治上，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通过选举（以1955年的普选为根据）起而执政。依据英国遗留下来的政制推行“君主立宪”，奉行资本主义。反对党则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也是在独立时成立，标榜走社会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诉诸思想意识的斗争，变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突出也不强调种族主义。回教党则是走民族主义偏左路线；拿督翁的国家党已告式微。

此外有大大小小的地方议会选举，包括市议会在内，每三年选一次，十分体现民主政治。

因此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选举），基本上是上述的朝野党在进行较量，也判定联盟在朝的统治地位。反对党在地方议会也有执政机会。

50年后的今天，马来亚的版图已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立），分成东西马。东马指沙砂两州，西马指马来半岛，新加坡则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马新真正宣告分家。

由于加进了东马，马来西亚更具多元种族色彩，不少20个种族组成。人口已经翻了4倍有余，达到2千6百万，华人所占的比例退减至24%左右。

政制中的变化是自1965年起，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并于1976年通过修改地方政府法会取消选举，市县地方议员则进行委任直到今天。换句话说，今天我国的民主政治已改成充份体现在同时举行的国州大选，没有了地方选举。

政党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了三党合作的联盟，而是扩大组织成为国阵（1974年）。原属于反对党地位的砂人民联合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1969年选举中崛起）等加入其中。但不变的是巫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势力有增无减。

反对党方面同样重新洗牌。号称左翼的社阵不见了（人劳两党1965年分裂；劳工党则在1972年注册被吊销），剩下人民党也在2003年并入国民公正党，改称人民公正党，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

至于在60年代中期出现的民主行动党，虽脱胎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但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513”过后，已是名副其实的本工化政党。到了千禧年，这个党也在政纲中取消“社会主义”字眼（原本是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回教党原先在巴哈鲁丁医生领导的时代，走的是民族主义偏左路线（与社阵理念有一定的默契），但在90年代后，回教党另行出路，摒弃左的影子，走向宗教路线，致力于政教合一。

再一个反对党就是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它成立于1998年，今天则准备与反对党连手，向国阵权威挑战，这个党是立于民族主义的框架内。

反对党中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社会主义”，不再侧重思想意识的比较，而是与执政党一样，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但更见政党间为族群的权益（包括种族性的）而有了不同的表达。

这就是50年前与今天的政治生态的对比。

我看《夜•明》首映

8月24日，应民政宏愿大学基金会之邀，前往葛尼广场迷你戏院观赏《夜·明》首映礼，亲自一睹拍成电影的孙中山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之所以非看不可是因为在2006年8月当孙中山影片在槟城拍摄时，曾引起“轰动”。所谓“轰动”不是指万千的人追看拍片，而是华文报传媒几乎每天都做详尽的报导。

当孙中山影片收工时，我也参加了“收工宴”，场面是一片热闹。过后就一切归复平淡。而这种平淡竟然拉了一年之久，没有半点消息告知已是在中国“出街”；流言也因“久无音讯”传开指说可能“流产”，可能无法“交货”等等。

后来好消息传开，一切已完成。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尚且拉大队到北京参加首映礼。我问过有看过此片的朋友，他们说拍的还可以，有的说不错。也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当我看完影片后，我有了下列的观感。

首先影片的特色是全然以槟城乔治市为背景。虽然不尽然认得出场景的地点，但作为槟城人，倒知道这就是槟城。不过如果对于非槟城人来说，那就是不知是何地何处，因为经过改头换面后，我们似乎又回到廿世纪初叶的年代，看到时光在倒流。这就是艺术加工带来的效果，把整个时代的背景衬托出来。对此而言，我倒要称赞导演及编剧的高明，将槟城化成一个“陈旧”的城市。
其次，就描述男女感情方面，也让人感受到温馨的一面；尤其是饰演四姑（陈粹芬）与饰演孙中山的对手戏，流露出一段真挚的感情。可惜的是影片的比重冲淡了四姑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有意也突出饰演丹蓉与饰演罗肇麟的份量，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四姑或是丹蓉才是女主角？好像两位都是主角。这种“抢镜”显得有点本未倒置。理由是杜撰的角色本应是绿叶来烘出牡丹（主角），而不是“旗鼓相当”或主次不清。

再说，罗肇麟的出现也不合情埋。既是敌（要为清廷谋杀孙中山）也是友（保护孙中山，不让另外的杀手得逞）。这在历史中是没有的，由于影片未能从对话中明显反映出罗的“蜕变”（从敌到友），也就让不明白历史的人看得一头雾水，不知这位仁兄是干什么的？

要么，就创造出一个杀手角色，使孙中山陷入危机来制造情节的紧张以扣人心弦；要么就创造出一个当地人自告奋勇当孙的“保镖”，在面对敌人时大显身手，使之出现格斗与混乱场面，以使影片的故事性加强。

同样的，徐丹蓉既然要“杜撰”，何妨让她成为与四姑争宠的女人，从而折射出孙中山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性有困扰的男人。在这方面，影片并未制造情爱场面的高潮。还有四姑与孙中山的拥抱与激情也没有，这是过于拘谨所致。

如果说，影片敢于把孙山山化为感性的人物，就要大胆的在情感的情节上下功夫，不然我们还是忠于历史，别再这边“加料”；另一边又“收敛”。影片必须要先被定位，而不是“放不敢放”，让人看了无法荡气回肠。我的意思是说﹕在历史的事件中要给孙中山和四姑的爱情故事加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是导演要“顾及孙中山的身份”，无法充份自由表达？

其三，影片中最终还是导入“中国情意结”，有配合“中国崛起”的效果。比如孙中山为工人争取权利的一幕；越俎代庖与洋人交涉对丹蓉的逼婚的一幕，及表现出孙中山号召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的一幕，确实有这样的“隐意”在内。这1倒无可厚非。毕竟孙中山要解放的是中国。

无论如仃，我还得为“四姑”叫屈。在现实历史上，她完全被除名，而其实她是真的存在，而且爱孙中山爱得那么深沉和难分难舍（陪他到处搞革命从无悔意）。即便她在1912年孙中山革命成功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但后来的宋庆龄的生活为什么没有陈粹芬这个人？（卢夫人承认陈粹芬的二夫人的身份与地位）。

陈粹芬的“凄凉”是终生未再改嫁（虽然她与孙未正式注册），一直“守寡”到1960年逝世。在1912年后照顾她的是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及后来孙中山长子孙科，为什么宋庆龄对此好像“一无所知”？（历史没有交待）真希望有人挖出这一段“历史真相”。

四姑与孙中山的革命爱情故事其实可以成为《夜·明》的主轴，结果还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令人遗憾。

最后我要说的是影片的中文名字并不太好。有文艺名而缺乏文艺气息；反而英文名Road To Dawn取得好，中文可译成《奔向黎明》，更能表达出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天亮了”（推翻清朝）。

总得来说，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只要我们不过于苛求，它算是一种突破﹕告诉中国人，孙中山生命中，宋庆龄不是唯一，陈粹芬也是他背后的女人。

王保尼纪念馆

配合国庆日，王保尼纪念馆作试验性开放。我看了之后的印象是：馆小意义大，让人勾起无限的回忆。

王保尼（1911-2002）是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1957-1969）。由于间隔卅余年，新生代可能记不起他是谁了。为此他的第7公子王得评（王保尼共有7男3女）特意选择在乔治市中心的一间排屋辟为“王保尼纪念馆”。虽场地所限摆设不多，但算是为他的父亲留下“历史痕迹”。

他记忆中父亲给他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客家人”。因此他参加客属公会，也从“客家文物馆”吸取灵感而有了纪念馆之设。

从历史中，我们发现王保尼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出生在大山脚，从小接受英文教育。长大后进入师训，1939年起即执教鞭。日治时代（1941-1945）转入教会工作。日本投降后重任教师，一直到1957年。而王保尼夫人刘秀金系胶工出身，虽不识字，但贤淑慧中，小王保尼廿岁，仍健在，也妻凭夫贵一度跃身成为槟州第一夫人。

虽然身为教师，他在50年代应林苍佑之感召，参加“急进党”。在1953年当选威中市议员。1954年又追随林苍佑参加马华公会，且在1955年与林苍佑一起在马华（联盟）的旗帜下参加独立前的槟州立法议会选举（只选14名，另10名由英殖民政府委任），结果联盟囊括14席，林苍佑出任首席议员。

1957年独立前，联盟主席东姑示意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但被婉拒。后者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获得槟州联盟通过与东姑的接纳。就这样王保尼从一位教书匠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辞卸教职而成为独立时的首任槟州首席部长（当时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不因议席多寡定首长。这就是独立时的社会契约）。翌年林苍佑当选马华全国总会长，林王两人更是合作无间。

1959年风云再起，林苍佑在马华大权旁落，但无损林王两人友谊。当林苍佑告假飞伦敦休养时，王保尼亲赴机场相送。1961年风云再变，林苍佑返国另组民主联合党，与联盟演对台戏，导致林王两人关系在政治上疏远。接着在1964年大选后，林苍佑以反对党领袖姿态入主槟州立法议会，与“政治徒弟”王保尼直接交锋。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僵持着，但未恶言相向。

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胜利。王保尼第一时间（5月10日）径直打电话给林苍佑，促后者于5月11日到州元首府接受委任状，因他将在同一时间提呈辞职函。这一天（5月11日）载入历史是这样写的：林苍佑午间自驾一辆私家车到元首府，与王保尼一前一后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离开元首府时，外面首席部长官车直接载他回家，他的“私家车”由一位党员代驾。第二天（12日）他穿着短袖中国制造衬衣上班。这迟来的春天使他沉思良久，接着记者蜂涌而至，启开了林苍佑主政年代。

再一天（5月13日），不幸爆发“513”冲突事件，全国戒严，暂终止国会民主。若王保尼迟些交棒情况是否有变我们不得而知。单就这点，显现王保尼的坦荡与尊重民主；也“知恩图报”把位子让回给林苍佑。光明磊落地结束了王保尼主政的年代。

因此，纪念王保尼的另一个意义是唤醒国人珍惜民主；从政要拿得起，放得下。

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日子来，槟甲申办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新闻又络绎不绝，在报上时有所见。但究竟“申遗”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所谓“申遗”就是申请某个项目或地区登陆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这需要向负责的机构申请，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辖下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后才引起重视。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马来西亚的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内。换句话说，尚未有一座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自然遗产要求的是自然界的奇观与独特境界，不像文化遗产的要求复杂和条件苛刻。在文化遗产中，它被要求展示活的文化，也要有人的气息和有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它要有一个机制来保护和维持，使其保持生命活力，不然就会被除名。

在这样的情景下，槟城于1991年被联合国发展中心官员到来开会时加以重视，他们鼓励槟城圈定特定的地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这一下子，激发槟州政府提起兴致要对市区的文化及建筑物进行保护，不能再像以往对市区的发展缺乏规划而破坏了古迹文化的完整性。

于是到了1995年，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规定重建或修建市区的建筑物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而不是如同过往可兴建高高的摩天大楼。

1998年，在槟城召开的“指定马来西亚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上，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起初，槟州政府划定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范围约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尺）的1.6%，后被认为过大和不易规划和管理，因此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又为之缩小到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这就是说，缩小后核心地带只剩0.99平方公里（原本1.93平方公里），缓冲地带0.89平方公里（原本2.65平方公里）。如果以街名来算，则是从海墘算起到城市海湾酒店一带，而以槟榔律之内的是核心地带，槟榔律之外的是缓冲地带。

在政府的规划下，也引起地主和发展商的不满，咸认限制发展机会，且无法提高地皮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政府也面对一些屋主宁可空置旧屋或让它陈旧不堪而破坏了市容，也不愿意为之翻新，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化遗产”在将来带来的价值的改变。

虽然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在2005年正式申请登陆，但因技术问题未能成功，2006年又再呈入新模式的申请书，直到今年联合国才接受申请书，且在不久后将派员到来考察。政府为此，在近来也大事宣传和召集民间组织给予回应。算是比以前“热闹”了。

不过，联合国的官员是到来“考察”与“鉴定”，看看槟甲的申请是否符合资格在明年正式提交委员会讨论，如果这一关不过，就只好等将来再说；如果这一关可过，就要看明年的投票结果了。

由此来看，槟城“申遗”已有些眉目，但距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因为据知政府目前只能提供现有的情况供“考察”，未闻已有一个机制（组织或机构）承担起整个的操作工作。而这个组织又必须要政府拨出大笔款项来保护“文化遗产区”，我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对于政府的苦心与推动，我们还是要肯定其努力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根据所知，中国开平碉楼初时“申遗”时只以建筑物为主题，结果未能成功，后来经专家鉴定应加入人文精神和衬托出活的整体，也不忘带入历史让碉楼饱含一页的辛酸泪，从而使碉楼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由于加入这些因素，它在今年“申遗”成功。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中央政府给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尚未看出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只是展示故有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建筑风格，这也许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说服考察者（一般上有60%会被拒绝），也就无法进入最后一关。可能又要再等来年了。没关系，反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林庆金

今年8月11日，与社会久违了的拿督林庆金庆祝85岁大寿。在此之前两天，他亲自打个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是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

林庆金与《星洲日报》

虽然这已成为历史，但还是值得评述。

8月11日，林庆金85岁大寿。他在较早前来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林苍佑伉俪也是座上宾）。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这话说来颇长，我简述他介入报业的一段“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大概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贷款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了解甚少。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生财有道，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办报方面，不得不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在一宗土地交易上，从陈群川的手上买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享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感觉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领悟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张晓卿改写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同人不同命，林庆金无语问苍天！

辉煌50，谁主浮沉

应《号外周报》之邀，撰写《大马50金风云人物》，未想此“图文并兼”的书出版后竟成热卖。有朋友问我在我国独立50年来，在总共50＋1的人物中，谁主浮沉？

我的答案是有两位至为重要的国家领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格局。一个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位13年；另一个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然他们是出身全然不同，但都是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未来，领导人民向右转又向左，充份地发挥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的精神。

从他们主政的年代和治国方略来看，他们澈底的扭转国家的方向：

(一) 与马共谈判──东姑在1955年为尽早取得国家的独立，破例地在华玲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举行和谈，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促成马来亚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摆脱殖民地统治。

马哈迪在1989年运筹帷幄得当，派出政府高官与马共经过五轮谈判后，终于不辱使命，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了马共41年的武装斗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为马来西亚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和扫除罩在和平上空的阴影。

(二) 君主立宪──东姑在带领马来亚独立时，为国家立下前所未有的政体，君主是轮任的，不是世袭的。而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府是民选的，不是专制的，他为民主政治立下典范，虽然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马哈迪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和首相的权威。例如1983年的修宪风波和1988年的革除法院院长风波，虽然有所争议，但表现了民选政府有最后的发言权。不过君主立宪下的国会民主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仍被国人所珍惜。

(三) 勇于求变──东姑在1961年大胆地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并身体力行在1963年催生马来西亚联邦，他改写了马来亚的历史，而顶住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对抗和菲律宾索工的挑战，最终尘埃落定，使到国际对马来西亚另眼相看。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独排众议引进安华，将回教青年运动纳入主流。如果说前三位首相都是源自皇族和贵族，那么马哈迪要改变的是平民也能成为首相，巫统就是一个让平民晋身的大舞台。不宁唯是，他把马来西亚导入第三世界中，敢于和西方大国顶撞，让马来西亚名字闪闪发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为先进国的宏愿。

他们两人也一先一后做出举世注目的大动作，大大地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

但吊诡的是：马哈迪是骂倒东姑起家的（“513”事件后）。他的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引发了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

因此基本上，马来西亚今日的格局是他们两人主政下的产物，东姑和马哈迪给了今日的马来西亚，今日欣逢国庆50年，谨以此文祝愿当任首相阿都拉带领马来西亚走向另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