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的契机与危机 （直挂云帆）

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2008年3月8日的大选）几乎改变了西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有半边的江山易手。原本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在野党在民心思变下，竟跃居成为执政党，共有五个州在一夜之间变天。除了伊斯兰党（回教党）继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外，也拿下吉打州政权；与此同时，槟城州、吡叻州（2009年又重回国阵怀抱）及雪兰莪州也相继被反对党攻下。在不成文的安排下，伊党控制了丹吉政权，行动党主导槟州政权，公正党主导雪州政权，而吡叻州也在特殊安排下，由伊党人尼查出任州务大臣，但主力还是归行动党，算是三党综合执政的一个州。

除了5个州外，西马的6个州政权仍归国阵；而东马继为国阵的天下。虽然反对党在国会议席也大有斩获，共获82席，与拥有140席的国阵相比已是不容小视了。但还是不能执政，只能打破国阵过去把持的2/3席优势。

由于事发突然，安华看准机会，马上邀约三党领袖共聚首讨论进一步合作事宜。在众无异议下，彼此同意加强合作。到了4月1日（2008年），正式向外宣布组成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简称“民联”，以便与执政的国民阵线（国阵）相庭抗礼。在政治意义上，也就被形容为两线制的形成。这是民联的第一个契机。

在民联一边是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伊斯兰党组成。虽然没有正式公推共主，但安华也似乎成了当然的盟主。

老实说，如果没有安华是不可能出现三党联盟的。但在1998年安华被马哈迪首相革职后所成立的反对党阵线，取名“替代阵线”并不成功。虽然在1999年民主行动党首次直接与伊党合作，达成四党（当时人民党尚未并入公正党）联手。结果在选民未能理解下，行动党在同年的大选中惨遭打击，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甚至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首次在国会选举中失手。反之伊党却是意气风发，在安华效应下，共取得27个国席，并在保有吉兰党州政权下，又控制了登嘉楼州。相比之下，公正党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只夺得5个国会议席，州议席只能凑足6席，无法在丹登的州政府中扮演角色。

因为选举成绩只归伊党一枝独秀，也导致伊党朝向宗教化的道路迈进，提出回教国理念，终于迫使行动党退出替阵（2001年）。

在2004年的大选时，三党（此时人民党已并入公正党）各自为政，被国阵打得落花流水。最可怜的是莫过于公正党，只剩下峇东埔国席，差一点全军覆没。

自此之后，行动党已不再与伊党合作，即使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出狱（8月），他还是无法拉拢行动党在与伊当面对面交谈。行动党只能同意采取一对一抗衡国阵的战略，无法发表“反对党联合宣言”。换句话说，虽然安华仍对三党合作充满信心，但他深知已无法让行动党和伊党共商国是。也就在各自“听天由命”下，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创造了奇迹，反对党首次扬眉吐气“翻了身”。

安华也就抓紧了奇迹，再一次地促成行动党与伊党排排坐，两党不仅能够四目交流，而且又再一次“称兄道弟”，让人眼前一亮，看到了政治洗牌下的新愿景：两线制的出现意味着政权交替的可行性时代已经到来。

安华为了更快地营造民联的气势，也处处展示了民联的魅力与威力。只是直到今天民联仍未取得注册，也没有共同的竞选标志（不知何故），这使到民联的统一性有了阻力。

不过这样的阻力尚不足使到民联内部发生重大的矛盾与离异，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2013年大选前，民主行动党正为其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犯愁时（因被社团注册局指其党选不合法），突然传出行动党与伊党达成协议，在西马使用伊党标志上阵；而在东马方面，行动党则用公正党标志。这一巨大的转变，正说明了行动党不再担心伊党会打击行动党的得票率，反而大方与公开地向外宣示，三党已联成一体，不会再有分裂。人们看到一个新的结合体运应而生。

虽然后来注册局同意行动党可自行用其党标志提名，但三党合作的凝聚力已深入民心。因此在2013年的大选更见民联守住阵地。这是社团注册局给民联一个团结的机会，也是第二个契机。

即使2013年的大选，民联对于不能取得中央政权有所失望，但基本上仍维持308的政治势力和地盘，而且国会议席也有所增加至89席（原本82席）。

整体而言，2013年的505大选，也是另一场的政治海啸，几乎有超过80%的华裔选民支持民联，也连带支持伊党的候选人在一些州胜出。最明显的是伊党在雪州的州议席由原来的8席增至15席，还有在吡叻州也保住5席，只降1席。

此外，民联在柔佛的大收获也是行动党带动下的直接效应。

虽然公正党在整体的表现上与上一届的成绩有些少的下降，但并不影响它所扮演的砥柱中流的角色。任谁都不能否认，安华在民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今公正党要换雪州大臣本来是公正党的家事（一般上得尊重成员的决定），未想竟因卡立的“抗拒”而成为政治大课题。更不幸的是伊党插足其中，使到“家事”变“国事”，令人担忧会导致民联生变。

其实各方应尊重成员党的决定。比如1990年林苍祐败选，巫统并不用巫统人取代，而是交由民政选新首席部长。因此伊党也应尊重公正党，若是将事件扩大化就违背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了。

坊间有所谓“大臣不能由一批人决定，而是要以民心为重”之说，但当初民联上台时，卡立被推举成为大臣则是公正党的决定。民意是不选大臣或部长的。因此当公正党要换人时，若由外界或成员党介入，只能添乱加速民联的分裂和危机。

如果我们再加上砂州行动党已向伊党发出“哀的美敦书”，在两个月内撤回“回教刑法”，否则将不参与砂州民联活动。就可知民联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潜在危机。这个危机若未能能适当处理，使之降温，则三党合作的民联将跌入分裂的陷阱。若是此事不幸发生民联所致力的“两线制”和“轮流执政”的理想恐怕会越来越模糊了。

一旦民联分裂，那也是民主改革的重挫。

刊登于2014年7月31日《东方日报》

马航又肇悲剧 （跃马扬鞭）

今年3月8日，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突然消失在控制路线图中，最终不知去向，直到今天已经是五个月有余，我们仍不知道真相。

就在全世界都无法猜测MH370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当儿，突于7月18日凌晨又是一则令人彻夜难眠的心酸噩耗，再一架MH17的马航班机在7月17日中午离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后，原本在18日凌晨6时抵达吉隆坡机场，却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界的多迪兹（Totez）发生意外，瞬息间机毁人亡，共有298人已无一幸免。

根据外电的报道这样说：载有298人的马航波音777-200客机在距离俄国和乌克兰边界50英里之处失去联系不久竟被告知这架列为MH17的班机已坠毁，而其原因据传不是机身本身出问题，而是外来的因素。根据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安东在面书上说，飞机是被导弹击中，是属于恐怖袭击。但没有任何方面承认是他们所干下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领袖阿里山大波罗岱归咎于乌克兰政府军导致马航坠落。

反之乌克兰政府在否认与它坠机事件有关的同时，也重申是恐怖暴行，怀疑是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所为。由于双方相互指责，直到今天没有人愿意承担恐袭的责任。

虽然有飞行专家质疑导弹击中民航机的可能性；也质疑有关机师为何要飞越“战云密布”的领空，以致犯下大错？但马航的文告郑重指出是根据国际允许的航道飞行，没有偏离航道而不幸“肇事”，肯定另有文章。这个“文章”就是指外来的因素，包括被导弹击落。

为什么会这样呢？毕竟天空的飞行路线是最安全的通道，也是绝少发生意外的，可是迩来出现的怪异现象说明了空中安全已成为大问题，如果再不加强和采取严格的措施来保民航机的安全，恐怕会让更多的人对民航机的安全性产生质疑。

由于马航已被确认是导弹击中而爆炸，因此当务之急是世界大国应共同防范恐袭的大问题。例如近期中东以巴的冲突和诉诸恐怖行动；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点燃恐怖案件及沙巴仙本那出现恐怖军事人员的挑衅事件，已说明了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的打恐成绩依然无法扑灭恐怖组织的神出鬼没。随手拈来就有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基地组织（Al-Queda）相继在巴基斯坦和中东死灰复燃；以及最近有一个所谓ISIL的叙利亚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从中崛起，还有乌克兰陷入分裂与战云密布，在在说明了世界的不安正由极少数的极端分子的四处猖獗活动所致。这种防不胜防的暴力行为已相对的助长了恐怖分子的气焰，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地球的一方安全，对人类的生存是一大威胁。

比如马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悲剧正好说明了飞机已成为另一个新的恐袭目标。

尽管我们尚不能一口咬定MH370及MH17的悲剧是恐袭带来的结果，但在无法解释下，也只有将之归类为恐怖行为；更令人费解的是，马来西亚何其不幸，一年内两度成为空难的主角。

如果说，马航MH370已成为无头公案，查不出谁是真正的“罪人”，那么MH17航机肯定是人为的恐怖行为，应查出“元凶”施以惩罚，以制止暴力行为。为此我们支持在本周三由国会紧急讨论此不寻常的空难，以便能逼使案件得以公正进行。

这项的要求是很及时也很有必要的，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相信朝野会要求国际还马来西亚人民一个公道。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深层地探讨俄罗斯（苏联在1989年解体后，恢复俄罗斯的国名）与乌克兰的关系是匪夷所思的演变，即使因苏联变天而使到乌克兰脱离苏联自我独立，当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两国友好关系。但近年来，因为克里米亚在公投下加入俄罗斯，致使乌克兰指责苏联教唆克里米亚“背叛”乌克兰倒向俄罗斯怀抱。

此外，乌克兰东部也出现分离运动，导致俄罗斯介入其中与乌克兰“交锋”，不但增添时局的紧张，也因双方的冲突而殃及池鱼，马来西亚的客机就这样成为“祭品”。因此国会朝野通过谴责制造战祸者及分离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世界是不能让为所欲为的人“当道”。马来西亚的悲剧应成为的反面教材，以唤醒更多的人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

刊登于2014年7月28日《南洋商报》

生命无常归尘土 （天下纵横）

基本上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不反宗教下，我认为一个人要信奉什么宗教是顺其自然的事。

我之所以把自己列为“无神论者”不是政治的关系，而是我在观察各种宗教后发现它们之中多数宣扬“过了今世”会有“来世”，而且也相信生命是永恒的。从一个地球可以升入“天国”，以便生命得到延长和不息。

虽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也认为过去了一生后就是进入到来生，但来生究竟是怎么样的？天堂又是什么？地狱又是什么？只能从神话中得到启示，却无法让所有人在逝世之前也能够“感受”或一游天堂或地狱的生活。如果能够让人类先看地狱的痛苦再看“天堂”的美妙，相信所有的人都要上天堂，不要下地狱。当对来生有寄望时，就更加不怕死亡的降临。

可惜的是，没有人有机会比较天堂与地狱的生活，也就让现代人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下一站”（最终的归宿），只能凭良心和感觉来探讨和感受“此生”，却看不到“来生”。

尽管如此，我们也常会碰上对生命失去控制的能力，这是指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在今年3月时，马航MH370班机发生的“无头公案“造成239人的生命消失于无踪，就说明了生命的失控是存在的。虽然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碰到意外时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例如就在我们对MH370事件无法理解时，又在7月17日传来另一架马航MH17在乌克兰上空爆炸而所有的298人员全数遇难。

这两件事说明了生命的无常，也不是宗教所能预知。不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意外经常会不期遇的出现而令人防不胜防。马航的两次灾难将500多条生命捏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就无从解释。

虽然事后我们可以致祭、追思和设灵堂，但这些遇难的人给我们留下的是永恒的痛苦。如果他们死后有知，也必然会挣扎再活过来，因为他们并不想死，也还有许多事未完成。可是就在他们乘搭飞机，把生命交给上空时，就不能说生命是什么了。

无可否认的，宗教在导人向善，也希望每一个人能按规律生活，多做好事，这一方面人可以生活在健康和长寿的规律中。但人在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归宿都是一样的。即使有钱的人当然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可以通过保养来追求长寿；没钱的人生活简陋，甚至三餐不继。但有钱人与没钱人之间到最终是没有差别的。换句话说，当人的生命结束时他带不走所有的身外物，都是要归回尘土。

我今天要强调和指出的是：生命毕竟是有尽头的，它可以提早也可以押后结束。如果我们认同生命是无法把握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生前多做一些能力所及的事，尽量把美好的留给社会，把生命交给“未来”。这个“未来”可以是有宗教信奉的“来生”；也可以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终站”。但不论来生和终站其结果都没有差别：万物归尘土。

不过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问我一个问题：能否告诉我来生是什么？或说，人死后是否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两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其一我不曾看过“来生”，也不知道有没有来生？其二我也没有看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只知人类今天的家在地球，其他星球是没有人类的。一旦我们离开了地球，你能上哪里？天堂和地狱也许遥不可及，最接近我们的就是脚下的土地。

当一切归尘土是可以想象时，我们又强求什么呢？

刊登于2014年月7月28日《号外周报》第684期

“美食天堂”转外劳支撑？（现代春秋）

槟州政府在7月12日首次表态将进行调查是否需要禁止外劳在小贩摊格“掌厨”？

首席部长林冠英说，为了保存槟城美食的“原汁原味”，他已指示市议会收集槟城人的看法，以作最后的决定。

在这方面，负责卫生及执照事务的王耶宗市议员作出补充，这项建议只涉及街边小贩和传统咖啡店，如果有关建议获得通过，市议会将会在明年开始执法。

由于尚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会有即刻的连锁效应。但因为此项决策影响的层面是全面性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背景看问题，才能从历史中看到问题的全貌和严重性。

任谁都知道，槟城；尤其是乔治市一向以“美食”闻名海内外。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在早年，出名的小贩屈指可数，而所谓闻名的小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福建面”、“炒粿条”、“叻沙”、“咖哩面”、“云吞面”、“卤肉”、“罗吔”乃至“印度咖哩饭”、“马来咖哩饭”、“煎饼”和“娘惹饭”等等，不一而足。

做小贩看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也不需要经过特技训练，更不需要大学文凭，但能否将本身的摊格打出名堂，则是不简单的事。对此而言，有人做小贩不成功也见多不怪；特别在早期不是很多游客的年代，小贩的“适者生存”的竞争是很明显的。因此只有少数出名的小贩生意特好，但也惹来麻烦，被所得税官员盯上了。这就是说，成功的小贩有烦恼；失败的小贩也有痛苦。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槟城在70年代经济刚起飞，并在80年代工厂林立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纷纷走进工厂任技术员，不但收入稳定，而且不必日晒雨淋，自然不会首选当小贩。不少小贩的子女走进蓝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之中也有少部分小贩的孩子成为大学生和专业人士而头角峥嵘。

可以这么说，在工找人的年代愿意做小贩或继承家族小贩生意的并不多，有许多工厂都向年轻人招手。抑有进者，槟城也吸引了许多外州的人到来谋生。

不过转入千禧年后，槟城的工业发展已到了一个高水平而有所缓慢下来，于是小贩的行业又开始热门起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又愿意当小贩？这里有三个理由是摆在眼前的：（一）当工厂吸收普通工人已饱满后，一时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人也就转行当小贩；（二）有越来越多游客涌进槟城，自然刺激更多的人从事小贩。即使不能当红成为热卖点，至少一家人的温饱不成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槟城的人找不到好工作或被工厂裁员后，他们马上可以成为小贩，绝少有人到劳工局登记寻工的。这就是为什么槟城失业率永远维持在2%的低水平。我曾经问过劳工局的人为什么槟城人不向劳工局找工？官员说，他们不怕没工做，不做工人，也可做小贩。

（三）当小贩不见得没有前途，有人不是“不小心”而成为“百万小贩”吗？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也难怪小贩行业历久不衰。

其实，我们也不必羡慕小贩赚钱容易，他们起早摸黑的生活也不是人人干得来的，有不少小贩为了维持水平和素质，十分在意用料和让顾客大块朵颐，说什么也不会让伙计把会生金蛋的买卖搞砸了。正因为这样，伙计做久了，就学得本领而另外开档。在间接上也算是师父培养了许多徒弟自行发展。如果你在外地发现悬挂“槟城叻沙”、“槟城咖哩面”时就意味着槟城的美食已通过新一代走出槟城。

尤其值得一提的，当乔治市于200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在此大好前途下，小贩行业又告一枝独秀迅速发展起来。我曾在乔治市入遗后问过黄伟益槟城到底有多少小贩？他也答不上来。这也难怪，因为注册及没注册的少说也有数以万计，不再是数以千计了。

来到了2014年，乔治市迎来的大量游客更刺激了小贩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今天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咖啡店，也有小贩。在员工短缺下，外劳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你现在能够在咖啡店或小贩市场都看到不少外劳小贩，你不必惊讶，因为本地小贩老板请不到本地工人，也只好用外劳充数。当人数一多，蔚成风气时，人们会想到的是：小贩请外劳“掌厨”对不对？会影响质地吗？如果走味或生意一落千丈，谁来负责？自然是小贩老板本身。

可是外劳的“泛滥”也影响到槟城美食天堂的声誉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若不控制或提出较严格的要求，槟城美食水平的下降也可能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不是说外劳不能掌握技巧而煮不出美食来，而是一旦失控，小贩也成了“外劳”的天下时，则槟城美食之名就会起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结果：其一外劳取代了槟城本地人，由外劳来继承槟城的美食，这叫做“外销转内销”了。

其二是槟城人升级作“小贩老板”，不必亲自下厨，只管赚钱。一旦收入越数越少的时候，小贩能否扭转乾坤，再把顾客拉回来？也许已经太晚了？只能怪自己“不留心”。

当然个别小贩自身的失败事小，如果整个“美食天堂”的美誉不见了，大家都会欲哭无泪，再后悔已是百年身。

这就是说，外劳掌厨和不掌厨与排外，种族肤色或阶级歧视无关，而是槟城人要永远记得：美食是我们的命根子，一旦丢了，再也找不回来。因此槟城的小贩若要恒久悬挂美食天堂这块红招牌，外劳只能适可而止的成为助手而不应成为主角。毕竟他们不是永久居民，也会有回家的一天。这也提醒了所有小贩，必须适当地培养自身或本地的接班人而不是让外劳来“顶替”。

入遗与美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槟城丢掉美食，那它留在“世遗”还会有多久呢？

因此我们赞同市政局的简单提问：是否赞成外劳“掌厨”及是否赞成吊销违例者的执照？也只有民间做出反应后，才能知道市政局如何解决问题。

刊登于2014年7月28日《光华日报》

马航悲剧带出的乌俄斗争 （直挂云帆）

当马航MH370在今年3月8日失联之后，各大国都伸出援手打救肇事的马航，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澳洲和五国联防等，它们从南中国海到南印度洋不断地搜寻。结果仍然一无所获，但没有人认定这是“恐袭”或被人为的“毁灭”，而是认为MH370内部出了问题。不是在机上被“骑劫”就是在机舱内起事故，造成机上239人在“人间蒸发”。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列为悬案，因为直到今天没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或尸体等硬物。

正当我们脑海里对MH370充满迷惑时，突又发生马航MH17波音777班机在乌克兰的上空爆炸而酿成298人丧命其中。这宗悲剧同样骇人听闻，而且有证据显示卷入了“国际斗争”。这对从未卷入国际冲突的马来西亚来说是个不能被接受且十分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结果。理由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连续发生两起的空难是很不寻常的，如果说第一宗的空难“找不到肇事者和根源”是因为它成为“无头公案”，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坠落在哪里？那么第二宗空难就不能被推诿责任，而不知道它为何发生了。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上空，而飞机又是降落在同一个国家内，且肇事地点布满尸体（已被寻获223具尸体），也就清楚地说明它是人为的，而且是蓄意的。虽然在真相被揭发前不能把矛头指向相关的国家和单位，但我们却有必要揭开发生意外的历史背景，让我们更正确地了解肇事的因由。

首先马航MH17航班于7月17日下午6.30pm（大马时间）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起飞，原订在7月18日清晨6.10am抵隆国际机场。但在途径乌克兰时不幸在顿涅茨克的格拉博沃的上空疑被山毛榉防空导弹（Buk Missile）击落，不但永远回不了家，而且连人带机也坠落在发生纠纷的地点，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为什么乌克兰会成为“战乱”之区？这是有历史线索可寻的。

远在18世纪时，乌克兰（属于东欧国家，东连俄罗斯，土地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约60万平方公里，有近5千万人口）大部分土地归属于俄罗斯帝国，其余部分为匈奥帝国领土。在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但解放了俄罗斯，也在1922年成功地将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苏联（全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这些加盟的国家计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苑、摩尔达维亚、吉尔吉斯、拉脱维亚、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及爱沙尼亚。

当列宁成功地将这些共和国组成苏联时，它是世界第一大国（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亿五千万人，以莫斯科为其首都。

由于苏联推行的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制度，也就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加盟的共和国中，除俄罗斯外，乌克兰是苏联的重心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41年），德国纳粹希特勒在乌克兰点燃战火，苏军在斯大林领导下派出70万大军抵抗。初期失败，乌克兰落入德国手里。

1943年苏联红军反攻，双方出动了4百万军人在聂伯河东岸夺回失土，也解放了基辅（乌克兰首府）。1944年11月，苏军重返乌克兰。在这个哀鸿遍野的地方重建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水平继之大为提高。到了80年代，乌克兰人民开始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与共产集中权力制度有所不满；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后，苏联的内部矛盾日益恶化，乌克兰人民酝酿独立。

1990年，立陶苑率先独立，随后有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另一方面，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发表主权宣言，使到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土地的总统”。接着在1991年，乌克兰正式宣布独立，标志着乌克兰与俄罗斯300余年的结盟历史宣告结束。

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斗争失败，不得不向全国广播“停止作为苏联总统的职务”。至此成立69年的苏联终于落幕了，它也反映了列宁开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他把“家产”全变卖成“不名一文”的继承者。

苏联的解体和变天意味着各自独立的共和国不再走社会主义路线，也意味着世界不再有两个超强，只剩下美国一国独大。

不过，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变革，俄罗斯在2011年时，它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但经济地位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而且俄共也取得了合法地位，只是它已经放弃传统共产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认同议会民主。

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已崛起成为能与美国勉强较量的国家，而其中的微妙关系就是普汀总统游走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不让美国一国专美于前。

例如当乌克兰在2010年选出前总理亚努科维奇为新总统后，他走的是亲俄罗斯的路线，在2013年终止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定，明显是为强化与俄罗斯关系，终于导致乌克兰亲欧洲派展开反政府示威。亚努科维奇也被迫下台流亡俄国。

但亲俄的克里米亚（位于苏克兰下端的半岛）鞑靼人在瓦斯威（Vasvi）的领导下占领一些政府建筑物，并选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粗暴干预内政，可惜力所不逮，普汀已派军队援助谢尔盖政权。

2014年3月，克里米亚举行公投，绝大多数人民支持脱乌入俄。于是克里米亚在3月18日之后宣布加入俄罗斯。虽然联合国在3月27日认定克里米亚的公投破坏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予承认，但一切已是木已成舟，更进一步影响乌克兰东部的两个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军人起事。在俄罗斯支持下，东部陷入不安的“战争”状态，还有哈尔科夫州及敖德萨州也发生“民变”。无可否认的，相关的叛军也有一定的实力与乌克兰周旋。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场较量中，竟然草菅人命地发生射地对空导弹射落马航MH17班机，造成数百生命瞬间化为乌有。

尽管当下的乌克兰分离运动刺痛西方国家和美国的政治利益，但没有迹象显示双方有缓和的余地。由此也印证了俄国实力已在乌克兰无孔不入（24个行政州，已有4至5个蠢蠢欲动），只是我们不明白为何用导弹打下民航机呢？还有马来西亚与这些国家仍维持友好，为何要针对马航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有赖于独立与中立的调查团尽早公布真相，并对始作俑者绳之以法。我们不答应成为“无头公案”，也没有所谓是个“意外的失手”，肇事者应承担应有的国际公义的责任。

刊登于2014年7月24日〈东方日报〉

雪州换大臣一波三折 （跃马扬鞭）

人民公正党终于通过党中央支持旺阿兹莎代替卡立依布拉欣出任雪州州务大臣，而且也在7月23日的民联联席会议上，原则上支持由旺阿兹莎接班，而后交由行动党及伊斯兰党的中央做出决定。

一般相信，旺阿兹莎将在三党的支持下接管雪州政权，但我们不得不重视有两人提及此次换大臣的争议与1977年伊斯兰党内要求撤换大臣事的风波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分别是伊党副总秘书达基尤丁及土权主席依布拉欣阿里。

究竟两者之间有何雷同或是大不相同？我们有必要进行探讨和阐述以得出较公正的结论。

事件的原由是这样的：

1972年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与巫统达成合作，在吉兰丹组成联合政府。不久后，其党主席阿斯里被委为中央部长。1974年回教党加入国阵，共同以国阵天秤标志参加大选。

由于合作得当，回教党在中央的部长也增加至两名，且有数位副部长。

不过在吉兰丹组内阁事，国阵主席敦拉萨坚持委任较亲巫统的莫哈末纳西出任吉兰丹州务大臣；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回教党主席阿斯里及党高层的祝福。初时碍于国阵精神，回教党只好暂时忍受莫哈末纳西出任州务大臣。

及后莫哈末纳西认为其羽毛丰满，乃在1975年党选时扬言要攻打党主席，后来被劝服退出，阿斯里也就蝉联党主席。1976年初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成为第三任首相。

虽然阿斯里后期态度缓和，较明显倾向国阵，但回教党联委会不予认同，因而在1977年乃通过促请州务大臣辞职，而且规定必须在9月20日之前挂冠而去。

另一方面，纳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转过身来竟然成功地号召6万人举行群众集会支持他继任州务大臣。既然纳西强力抗拒，也就导致回教党在9月25日开除纳西党籍，继之在10月15日的丹州立法议会上又通过不信任州务大臣纳西的动议。

本来纳西承认失败下堂求去，矛盾将告一段落。但不甘失败的他在10月19日再次组织群众大会还击回教党，不幸演成暴乱，陷丹州于不安状态。

既然两派斗争已失控，最高元首在首相胡先翁的劝告下，于11月8日（1977）宣布丹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接管州政权。

这样一来，回教党正式与巫统翻脸，阿斯里也辞卸联邦部长职。

1977年12月13日，国阵会议开除回教党出国阵，首相也订在1978年3月在丹州举行闪电大选，以期一举击败回教党。

果然不出所料，在巫统与纳西组成的回教阵线（Berjasa）进行合作下。而成为大赢家，巫统取得23席，纳西的回阵则有11席，回教党只剩可怜的2席，政权乃告易手，由巫统人耶谷出任州务大臣。

在有利形势下，胡先翁乃乘胜追击在同年的7月举行全国大选。这一仗，回教党又受挫，只剩下5名国会议员。

经过惨重的教训后，回教党不得不卧薪尝胆。如果没有东姑拉沙里于1990年的大选率领46精神党和反对党结盟，与国阵全面抗衡，回教党是不可能在那一年取回丹州执政权的。

从上述的因由来看，昔日的回教党与巫统的斗争与今日雪州民联换大臣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回教党不满参加国阵后未获“平等”地位，而且州务大臣之职不能遂回教党心愿，终于爆发斗争而分裂。后者则是民联内部对大臣的撤换，与巫统没有直接关系。卡立之所以被撤换起于阿兹敏的矛盾公开化，而后不得不由安华介入（若不换人，民联雪州政权有危机）。加影补选就是为安华出任大臣而铺路。无奈时不予人，安华只好退而求其次由其夫人上阵。

虽然补选后，或并非以旺阿兹莎作为大臣首选，但阿兹敏的上位有阻力，才有了今日局面的安排。

也许卡立握有手中王牌可以在斗争的白热化下寻求解散州议会，但恐怕他凑不足人数（56席之半数是28席）来通过（国阵只有12席）。

反之，公正党在13席中至少有8席归安华，加上行动党的15席和回教党一些议席，已是超过半数。因此州议会必会通过不信任大臣动议（若有必要的话）和否决解散州议会。这是可以预期的；也说明卡立在位的日子已不长了。原因是今次事件与昔日吉兰丹事件不能相提并论，没法做出比较和强行二合为一。

刊登于2014年7月21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奇特人生 （天下纵横）

当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岁月不饶人”这句话的真谛。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也会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直到今天尚没有人可以逃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不过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使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活跃于政坛和社会舞台；而这个人就是马哈迪医生。

马哈迪刚好步入89岁的人生（在7月10日时）。他生于1925年，在56岁那年成为了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但在“513”事件前后马哈迪是不敢想象他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领导人，因为在1969年大选时，马哈迪意外地落选，他将矛头指向东姑的领导保守和不求长进，致使马来人处在落后阶段，因而公开促请东姑辞职“谢罪”，正因为马哈迪的口快心直，冒犯了东姑，因而在“513”爆发后，马哈迪被开除党职。

就巫统当时的历史来说，马哈迪是翻身无望的，但偏偏不信邪的马哈迪在东姑于1970年辞职后，他就获得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网开一面，热烈地欢迎他返回巫统。也因为有此格外的机会，造就了马哈迪有精彩的下半生。

当他在1971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巢后，敦拉萨就提供机会让他在党内东山再起，果然非池中物的马哈迪凭自己的努力在党内不断地往上爬；更在最后成了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挑选的接班人（1976年）。

在时来运转下，一下一上的马哈迪抓准机会掌握了巫统的权力。当他在1981年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时，他的政策与作风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处事的哲学是不按牌理打牌，许多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思。

由于他的运筹帷幄得当，他当了期限最长的首相。先后在位22年，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能出其右，事实上，马哈迪的22年在位，也塑造了许多第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在上位后对皇室成员权力的调整，也只有马哈迪敢于作出改变。1983年的宪制的危机就是因双方的对峙有所坚持所致，也因为马哈迪的敢做敢为，让他逐步形成最有权力的首相。

正因为马哈迪也是强势领导，因此在他任期内，先后出现四位不同的副手。从慕沙希淡到嘉化峇峇；再从嘉化到安华乃至后来的阿都拉成为接班人，充分地反映出巫统的政治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在变的。例如东姑时代（1957-1969），他起用的副手敦拉萨从来没有更换，直到1970年被扶正。但马哈迪就不同了，他可以先后换了四位副手，而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即使马哈迪与慕沙希淡不咬弦，他还是可以找到巫统的“老成稳重”派（嘉化峇峇）出任老二。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马哈迪也会对他的副手表达很大的不满，包括在1995年起时安华在党内努力冒起保持高度的警惕，且在1998年革除安华党政职。同样的，即使马哈迪在2003年“心甘情愿”把首相位让给阿都拉，但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他发现阿都拉并非他理想的接班人，也就“炮打司令部”，只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阿都拉就被迫提早退休。由此可见，马哈迪不论是在当政时或是在退休后，他仍然发挥其影响力，也有足够的能力把位高权重的阿都拉拉下马。

当然马哈迪在党内外也树敌不少，然他对此不甚在意；尤其是令您不得不折服的是，他开除了安华后，安华也不恶言相向；且在推特为文祝福马哈迪身体健康。这就是马哈迪独特的地方，也是他的魅力所在。真没想到已是89岁高龄的马哈迪，依然拥有一把宏亮的声音，让其他人不得抖擞精神做官和战战兢兢做人，这就是马哈迪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刊登于2014年7月2日《号外周报》第693期

方言应让位于普通话 （现代春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针对一项要求放宽对方言的使用时说：这样子做是不实际的。他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多年前设定的（李光耀在1979年起全面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至今已是35年了），为了推行双语教育，因此不鼓励方言。

虽然他并不认为方言已没有了空间（可在家里或特定的圈子使用），但若是让它们被广泛应用是不实际的。如果改变双语政策，新加坡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这样，新加坡方言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但若华语华文不被广泛使用而成为一种习惯用语，新加坡将处于劣势而造就了英语的一枝独秀。

这种说法固然不是全对，但也有其道理。例如在过去新加坡的社会与马来西亚不相上下时，华人社会操方言的比比皆是，这种方言在新加坡也以福建话较普及，与槟城大致相同。

如果我们细心研究一下，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因在1826年就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因此在很多方面拥有共同点。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峇峇与娘惹的文化在这三个地方自成一格。这一批“土生华人”在受英文教育下，只懂得在家操本身的方言，也不知方块字为何物；更有人因此闹出笑话说他的母语不是华语（华人的母语不是华语，那又是什么呢？）

原来有一套歪论这样说：我的母语是家中使用的语言。这就是说，若讲英语，那英语就是母语；若讲福建话，那福建话就是母语，以此类推也就把母语混淆为方言了。

李光耀在多年前已洞悉方言带来的困扰，也就坚持用华语来沟通，以成为新加坡人的其中一个共同语言。

今天在新加坡我们不能说新加坡人的华语华文比马来西亚人好，只能说他们用华语取代了方言，而马来西亚的华校在推动华文教育方面有其本身的一套教育方针，是与新加坡不相同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方言会泛滥，因为马来西亚的华教从一开始就用华语（普通话）教学，因此华人在操讲华语方面是不落人后的，至少比起香港人来，我们是比较正规地推动华语教育而不是方言教育。

正因为香港人也是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一样，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也就鼓吹英文至上，而语文则任由华人自行发展和传承。

在这方面，香港则是不折不扣的方言社会，不仅见面讲广东话，连公开场合除讲英语外，也用粤语沟通和传达。

在不久前，当我们接待来自澳门大学的一批大学生访问时，我们的对话也变成“方言用语”，他们用广东话表达他们的思路，我们则用华语向他们讲述我们的历史。很可惜的是，他们自认华语不灵光，用粤语就“亲切又自然”。当然他们也讲流利的英语，那是他们的大学媒介语。只是让我们感觉奇怪的是：为何澳门回归祖国已15年（香港也已回归祖国17年），为何普通话不流行呢？

究其因不外是公众媒介语，如电视台、电台大量地使用粤语，而粤语与广东省一样，成为人民的普遍用语，不是一二十年就改变得来的。

为此我们并不惊奇最近广东省大力推动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这比李光耀的华语运动是迟来了35年。如果用时间一算，香港的50年不变已过了1/3，尚剩下35年的时间是不受中国政治太过干预的。也就是说，香港依然保持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会容忍语文政策的松动和宽大。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也只好先向广东下手。一旦广东普及华语华文，就会影响香港和澳门。

如果说，政府在下一步将会在香港和澳门推行普通话，那么马来西亚是否有必要推行讲华语运动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马来西亚的方言也确实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方言。目前最大的影响（或说对推动普通话有障碍的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方言节目）自然是公共媒介。不过即使方言剧在马来西亚“大受欢迎”，也不意味着华语华文会被取代，至少学校不提倡讲方言是立下一个好榜样。若电视台也能适当地挑选节目就会有更好的影响。

当下放眼马来西亚除了福建话和广东话十分普及外（因有电台及电视台造势），其他的方言也都无法登“大雅之堂”，反而是华语大行其道。就拿政治论坛来说，华语的通街跑已是这些年的特色，方言也日渐减少了。

从这样来看，马来西亚的华社即使没有发起讲华语运动，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因为我们的新一代华裔子弟被送进华校已是一种潮流，只要华校坚持学习华语华文，那么方言就不会凌驾华语华文；方言也自然而然的回归它的“自己天地”（公众场合除外）。在特定圈子用方言当社交语言，而不是工作和教育语言，那就无伤大雅了。

总而言之，我们也应在华人社会坚持每一个人都会讲普通话，都懂华语华文。至于方言讲得好不好，也不必耿耿于怀，毕竟中华文化的传承是靠华语华文而不是方言的。其实语言（或方言）一旦离开了文字，它就不具生命力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讲华语不是方言；尤其是搞政治的人，如果不能掌握华语华文，吃亏的是自己。

刊登于2014年7月21日《光华日报》

用群众力量克制极端言行 （现代春秋）

最新的一个命名为“我的国家联盟”宣告成立。它是由一些为人所熟悉或说包括老牌组织的社团所发起，共有68个。其中计有国民醒觉运动（Aliran）、林连玉基金、人民之声、净选盟2.0、董总、教总及校友会等。在这场运动中的主要发言人有再益卡玛鲁丁（联盟主席）及竞选盟前主席安美嘉。前者表示将会拟定系列计划；后者则对国家有迹象走向种族及宗教极端路线感到忧心仲仲，并指出这个“我的国家联盟”组织应有能力肩负起抗拒极端的任务。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先后经历了2008年308及2013年505的政治海啸冲击后，整个政治版图和政治生态已起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身为执政党的国阵先后痛失重要城地，例如槟城、雪州等；更在一夜之间导致国阵不再保持固有的阵容，而是被视为代表华裔的马华公会、民政党及人民联合党已是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声称它们是代表绝大多数的华裔选民而参与政府事物的。

正当华裔的代表性在国阵内褪色的当儿，马来社会却有另类组织从中崛起。有人认为这样的“两极”表现（非华裔倒向支持国阵，而华裔则倒向支持民联）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更有人形容为“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不健康局面出现。因此那些对国阵有意见，对民联有异议的新组织也相续出现。例如土权组织及穆连会等就是在捍卫自身的族群下所宣示出来的一种情绪与思维。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的既存政党在经历两届大选后也展示出不同的感受与作风。最明显的莫过于马华公会在2013年大选再次失利后采取更为消极的手段，诉诸不加入内阁及政府的决策，用以惩罚华裔选民不支持马华所应承受的后果。

这种直接的效应是“朝中无人难办事”，让华人或华社在面对问题时投诉和求助无门。表面上看是马华“自我闭门思过”，实则是企图让华社多吃苦头：不选马华就得吃苦。

但这样的兜兜转转一年之后，马华又带着沉重的步伐重回内阁。这个时候，马华不再是过去的马华；巫统也不再是过去的巫统，似乎马华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因此期望马华“回家”后“当家又当权”确实是难上加难。在35名部长中，马华只占2名部长，即使再加上民政1名，也不过3名有政党背景的华裔部长，在不超过10%的比例下，自然也不能有特殊的期待。而事实上，唯一让我们看到所谓华基政党的表态就是拿回教刑法来大作文章。马华这一边对回教党的“始作俑者”作出全面的鞭伐；行动党这边又对巫统不加反对回教刑法也进行反击。

不论是国阵内的马华或民联内的行动党、他们在反对回教刑法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虽然它们有各自的立场和不一样的议程；但因为它们在过去半年来几乎铺天盖地把矛头指向回教刑法，自然有回教徒给予反弹。这种带有宗教与种族成份的议题若不谨慎处理，或继续让它延烧，它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化成一个热议乃至“爆炸性”的课题。这对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马来西亚就非好现象了。

很显然的，因为近来出现负面的宗教与种族的言论越来越多，再加上政党又介入其中，也就刺激一些非政党团体起而制止。

可是，平心而论，非政府组织的权威与影响力在很多时候，都不可能超过政府和政党，也会有所局限。它们即使可以动员一些单位来反对这个和那个，也有力所不逮之处，除非它们具备净选盟的精神以少数人推动大多数人响应。诚然在这方面没有人会质疑安美嘉的领导能力，但她在谢绝参加政党政治后，也就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可看到效果和作用。

对此，我们倒是认为这个“我的国家联盟”若能成立一个具有足够人手的秘书处，敢于在适当的时候表述政见，批评发出极端言论者，不论是来自国阵或民联；也不论是来自亲政府或民联的声音。只要有害于种族团结，有贬损其他民族的言论或不当的宗教行为，就要及时阻止和谴责，也要有所行动。也千万不要等到事态严重或发生事端后才来补救。这种亡羊补牢的方法过去我们已经沿用；如今又再同出一撤，将无助解决问题和制止偏激言行走向暴力。

换句话说，今天的新战略是当看到种族和极端苗头就要马上扑灭，不让它有机会滋长。若我们无法坐言起行，只能泛泛之谈，也将是于事无补的。

为此，在这政局动荡不安与斗争越趋激烈的时代，我们也确实需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挺身而出。66个单位太少了，应有更多的团体，或至少逾千个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才能制止极端的幽灵挑衅善良的人民走入迷途。

这个严重与严正的课题正好近日由青体部长凯里本身揭发。他说大马正面临圣战主义运动招募青年成员的严重威胁。

我们认为，国人及民间单位有必要介入这一场教育运动，以确保马来西亚不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刊登于2014年7月1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