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金帆论文奖首开先河 （直挂云帆）

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于去年11月成立时开展的第一项学术活动就是颁发研究奖学金予三组学者，每组各得马币4万元。来到今年8月，炎黄又与韩江学院合作成立了《韩江创新研究所》，由中文系主任黄美冰博士牵头，而由四名得奖的学者出任研究员。

这里有必要介绍和解释的是于2009年在新加坡成立的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是以企业名画家林祥雄教授为首（成为创会及现任会长），他出钱出力的推动和主办国际性的中华文化论坛，取名为《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分别于2010年及2012年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盛大的学术交流研讨会，成为东西方文化撞击的一个平台。

自此之后，在林祥雄教授的支持下，马来西亚分会是继澳大利亚分会成立后的第二个海外分会。当我们在2013年成立时，也是林祥雄教授成立的创新基金宣布将拨款马币百万元赞助成立《韩江华人文化馆创新研究基金》。为示隆重，我们恭请中国驻马来西亚领事参赞林动代表中国大使柴玺主持开幕礼。在开幕礼上，我们也宣布来自不同大学学院的学者成为研究基金的得奖人。

既然他们的研究已超过半年，我们顺邀请三位得奖者在8月23日宣读他们首半年的研究成果，他们是来自理科大学的连惠慧博士、拉曼大学的余历雄博士及韩院的陈妤佳硕士分别就他们的研究课题作出报告（课题分别是《槟州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较马来西亚整体股市优越？》、《韩院与南京大学的中文硕士班研究》及《马来西亚汉语的规划研究》）。由于他们的认真与深入浅出的分析也让在座人士对他们的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提出发问。换句话说，我们所择定的研究课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也顺应时代及现实的需求。

除此之外，当天的重心学术活动是学生组的论文分享会（共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对所有的学生表现感到满意；尤其惊叹被邀请担任评审的老师也都做足了功课，对论文的针对性也提出精辟的见解。由于学生的认真及老师的严谨，在论文分享的过程中他们终于擦出了火花。

根据韩院初审老师提供的材料，他们公正地从数十篇参赛的作品中挑选出十篇佳作，这些参赛的学生有来自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南方大学学院、博特拉大学及韩江学院的中文系学生。

我在初略了解十篇佳作都各有所长后，同意中文系主任提出的建议将之辑成书出版，以分发给所有参赛者及各大学学院的中文系乃至海外的大学作参考。

我个人认为学生们的中文水平是令人称许的，不但行文流利，而且在天马行空的意境中也不失从简入精而深入浅出的作出论析。以我的观察他们的水平不亚于中港台的学生水平。

虽然是好的开始，但在聆听学生的论述和老师的评语后，我和林祥雄教授在隔天“总结”这别开生面的“比赛”时都不约而同地肯定学生们的付出与努力，而且临场表现镇定，未来前途无量。但我们也探讨提供论文的研究范畴和方向的可行性以便相关的论文能够产生时效或具有参考与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因此我们会在与学者讨论后在必要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当日的评审老师说得好，首先学生们要先确定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效用？及能否得出具有价值的结论？

是的，论文不但要有规范，而且要有分析力和说服力。能独具慧光提出新的立论固然是好，但至少也要在完成论文后思及它的意义和其学术性。这就是说，任何的创作与研究都要避免“钻牛角尖”或进入一个迷宫似的丛林而看不到大方向。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下列的评审老师当天的用心评，用心讲而透析出他们的良苦用心。

他们是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教授、上海剧作家、前上海副文化局长乐美勤教授、马大张惠思博士、拉大余历雄博士、新纪元廖文辉博士、南方大学安焕然博士、博特拉大学邱克威博士、韩院陈妤佳硕士及理大连惠慧博士。

间中应邀到来的学者的精辟言论也把整个会场搞活了，其中有拿督许岳金（前槟州代首席部长）、马来西亚汉语规划理事会主席拿督吴恒灿及符芳侨（前伊党俱乐部主席）等人。

在最后的环节是评审老师根据学生的论文内容、意境与临场表现而把四个奖（立志奖、匠心奖、文心奖及风采奖）分别颁给了马大的钟福强、高宝灵、萧雯佳及韩院的洪剑聪。在不分名次下，他们各得奖状及马币500元的现金奖。

在结束后，师生们都依依不舍或交换心得或拍照留念，每一位参加者都把美好的记忆带回去，并希望韩院来年再办一场更大的学术活动。

事实上，在我与林祥雄教授研究未来的动向时，又了解到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也从去年开始与北京大学及中国美术家协会达成合作，有意在海内外主办学术及美术活动和画展，包括西洋文化与画作，以便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

原本林祥雄的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是单独挑起大梁在世界各地承办《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后来发现到与著名大学和中国的权威组织挂钩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有了北上中国发展的议程。在这方面，林教授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有机会在槟城建立一座融合东西方艺术作品的艺术馆，以便把中国艺术家、北大精英及世界各国的大师也齐集一堂。就他个人意见看来，既然槟城有意打造成国际大都市，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艺术馆是可资考虑的，他个人也有意在槟城发展。

林教授与槟城的渊源起于2012年应邀前来参加韩院主办的汉学研讨会开始到2014年的韩院创新研究所成立的短短2年内，我们已推动和开展了具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这也正是韩院所致力的目标之一。毕竟作为一间正规的学院我们有需要把R&D当成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相信，在炎黄国际文化协会的合作下，韩院将会在风雨中一路挺进，而成为远近知名的高等教育学府。

（本文作者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也是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大马分会会长）

刊登于2014年8月28日《东方日报》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 （跃马扬鞭）

诞生于1904年8月22日的邓小平今年刚好冥诞110周年.中国官方高调的颂扬邓的事迹，推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邓小平传（1904-1974）》及《邓小平文集（1949-1974）》，也有各式各样的庆祝和纪念活动。这说明了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秉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并把他奉为把“中国从束缚中解救出来”的旗手。从这样看来，先是“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是邓小平把中国导入世界之林，才有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巧合的是，邓小平的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主席有关。事件的演变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在1921年参加中共成立时，邓小平仍身在法国。他是在1920年（当时只有16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乘货轮飘洋过海到法国学习。因此他很早就有较宽的视野看世界。在法国的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他转入莫斯科而得以进入中山大学，充实了他的政治思想，也掌握了马列主义，直到1927年被共产国际派回陕西进入冯玉祥军阀的部队。

就在那一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中共在南方寻找根据地。先是井冈山而后进入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遭到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对。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主导下，鼓吹在城市建立政权而排斥了毛泽东的路线，结果在1933年连同邓小平被撤销其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及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邓小平在第一落之后，瑞金因抵挡不住蒋介石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才有了红军在1934年撤出革命根据地，进行不可思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的1935年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也跟着“平反”恢复工作。这是邓一落之后的第一起。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与邓小平存在的微妙与深厚的关系是不能诉诸言语的。

至于邓小平的第二落是指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中国解放（1949年）后的第17年，邓小平与刘少奇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在1967年被投闲置散；而在1968年被撤销一切党政职，但被开除党籍，而是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两度给毛泽东写信，也在周恩来极力推荐下于1973年复出，担任中央副主席兼副总理。这就是邓小平的第二起，也体现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

不久之后，也即是周恩来逝世后的1976年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再扳倒邓小平，这是他的第三落。只是仅仅不到一年，在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9月9日）后，“四人帮”一网成擒，邓小平又再1978年第三次复出，中国开始酝酿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因为邓小平用他早年的世界视野看到中国如不走向世界，将无法改变国运。因此他大力推动“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举动比起尼克逊在1972年访问北京的破冰之旅更具深刻的影响；同时印证了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灵犀相通的一面，决心与美国搞好关系来展示中国要与世界和平共处。

由于这样，中国起着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闭门自守到打开门户；从输出革命到输入资本，在在展示了中国再一次改头换面。

今天为了旗帜显明地摆正中共的既定国格并没有改变，官方也就推出的电视剧及历史纪录片突出伟人的贡献。比如《毛泽东》电视剧只从中共立党之初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21-1949），间中反映出新中国是用无数的中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但巧妙地回避了文革的年代；同样的，推出《邓小平》电视剧在突出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下也回避了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这主要是要教育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毛泽东开辟了新中国，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及改换了中国的内涵和面貌，才有今日的和平崛起及跃居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来到习近平的时代，他的上位也就需要守护和捍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否则他将难于向历史作出交代。

刊登于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５日《南洋商报》

我国第一位女大臣？（天下纵横）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旺阿兹莎将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女州务大臣，这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也是难以思议的事。偏偏在安华的扶持下，旺阿兹莎终于缔造历史纪录，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这是因为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马来西亚从未出现女性政党领袖，例如战后的马来国民党、马来亚民主党乃至独立前的巫统、马华、国大党、劳工党及人民党等都没有女性独当一面，保守的伊斯兰党更加不用说。直到1999年国民公正党诞生后才见女性独领风骚，这个人就是旺阿兹莎。因为她是安华的妻子，也就名正言顺成为不受挑战的党魁。她不但是安华的化身，而且也是安华最亲近的人。因此选她领导公正党相等于安华在领导。

原本旺阿兹莎并无从政的野心，但时局逼使她不得不站在前台，没想到这一站就是15年之久。在这15年的长河中，旺阿兹莎扮演了丈夫、母亲及党魁的角色。她受到支持除了是同情安华的遭遇外，也相信她的领导能力。当然最大的力量泉源来自安华依布拉欣。

不过，在参政之前，旺阿兹莎是安华背后的女人，默默地守在丈夫的背后。当1980年下嫁安华后，旺阿兹莎仍在政府医院担任眼科医生，直到安华1982年参政后，她始终不“抛头露面”。她站在部长身后一直到1998年安华出事为止。这之中的18年夫妻生涯练就了旺阿兹莎的忍辱负重。当安华失掉自由后不但家庭的担子由她一手挑起，更在政治上成为风头甚健的女人。

1999年的大选，旺阿兹莎以巨大的多数票为安华守住峇东埔国席，她果然不负众望，把公正党导向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不过她也有其局限性，未能在安华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把公正党壮大，唯一堪可告慰的是她成功地促成公正党与人民党的合并（2003年），并将党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原名国民公正党）。

除此之外，旺阿兹莎一项不可抹杀的政绩是在2004年的大选为公正党守住最后一盏灯火（峇东埔国席）。也因为这样，当安华在2004年9月获释恢复自由身后得以在这个“城池”开展他的“长征之途”。他用4年的时间厉兵秼马，大搞连横促成反对党再一次合作。

2008年的大选是在无声息中平地一声雷，打破了马来西亚的政局，五个州落入反对党手中（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显示了安华的大翻身。

这一翻身也预示着旺阿兹莎“功成身退”。果然在半年之后，旺阿兹莎退位让安华重登政治舞台。眼看安华行将接掌公正党和在政坛上大展拳脚之际，不料又发生安华被控鸡奸案件。这不但打破了安华的政治规划，也打乱了旺阿兹莎退休的计划。在无可奈何下，旺阿兹莎替代了安华参加加影补选。而补选之后自然是酝酿换人。于是在安华的全面策划下，一项倒卡立的运动开始了。虽然传言阿兹敏将是州务大臣的接班人，但却斗不过民联的集体力量，旺阿兹莎成了不二的人选。

或者保守的伊党对女性的上位有意见，但经过斡旋后，政局又见柳暗花明，旺阿兹莎几经折磨和考验，终于迎来了掌声。只要时局不再变化，卡立无法解散州议会，则旺阿兹莎又再一次领尽风骚，成为大马历史上第一位女州务大臣。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马来西亚能由女性担任高职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就此意义来说，女人的抬头，这第一人非旺阿兹莎莫属。

刊登于2014年8月25日《号外周报》第698期

胡锦昌二三事 （天下纵横）

曾任《号外周报》主编的胡锦昌是韩江新闻系的毕业生（1984年），也是我的职员（1985年投身我主持的《联合报业集团》担任助编），我当时是这家公司的社长兼总编辑。

90年代初期他到吉隆坡发展，而我们也有一段长时间没有联系了。直到千禧年后的2003/4年他恢复和我联系，主要是邀我写专栏。我在答应他之后，就成为《号外》长期的作者兼读者。

虽然是办小报，他倒是很认真和很用心进行必要的兴革，他希望这份小报也能像过去的《先生周报》那样，成为政治人物及政客的人手一册     （不论是爱，也不论是恨。他希望的是不是点到为止，而是具有挖苦的功力）。果然《号外》也拥有许多新知旧雨，亦取代了《先生》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政论杂志。

本来《新生活报》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就让位于《先生》，再后来也让位于《号外》。

巧合的是，胡锦昌先生曾担任这三份小报的编务主管，因而他成了“小报”的高手。

我直到今天已不知不觉为《号外》供稿十周年。最让我和锦昌灵犀相通的是我似乎没有让他失望过，凡是他要的特稿或新闻评析或人物特写我都会尽量满足他。毕竟他是我的学生（我曾在韩江新闻班兼职执教）也是我的前同事，协助与拔刀相助是应该的。

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锦昌会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辗转至槟城的《光华日报》任职，虽然他在上任之前我们有过交流，但我还是感到一些的意外，因为从“小报”的主编转变成“大报”的总编辑是件不容易的任务，也是一个大挑战。结果他用他的智慧和才华克服了困难，而成为一名出色的总编辑。

犹记得在2011年时，锦昌告诉我他们一批在韩江新闻班就读的校友要在今年回校参观，我对他们的爱校之情表示热诚的欢迎。虽然他们是早期的新闻班学生，但如果没有他们的“投石问路”和“斩草披荆”我们不会在千禧年时成功开办“韩江学院”。

不容否认的是，因为有了新闻班的打前锋，我们董事会才有条件先复办新闻系，而后直接以学院的面貌示众。

正因为韩江学院以大众传播系成为品牌，也就先后吸引了一大批爱好新闻的学生来到韩院求学。直到今天，韩院也不负众望，成为远近知名的《传媒的摇篮》。

我要特别感谢锦昌促成新闻班的学生在2011年成功地在韩院聚首，他们编印的《快乐回家》的小特刊也反映了十年间（1978-1988）新闻班的成长历程，并取名为《黄金十年》。

在这黄金十年中，先后在报界服务的大有其人，随手拈来就有胡锦昌及他的接班人萧瑞云。他们这一批人共百余名于2011年7月2日浩浩荡荡回母校，重温昔日的旧时光。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捐献了2万元充为母校的发展基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协调下，母校与林景汉的十年官司也划上句号而圆满收场。这深具意义的一幕总让人难以忘怀。

最新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胡锦昌与韩院再挂钩是在今年3月我们邀请在报界服务的校友为韩院的开放日主持集体剪彩，胡锦昌就是其中一人。没想到事隔不及半年，胡锦昌突然意外的离我们而去（8月12日），他真正地快乐地回到了最后的家。

难以置信的是，胡锦昌既是非富贵中人，也不是政界名人，只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但他的殡仪却是罕见的风光大殓，比起名人之死不遑多让。锦昌在其短短的五十载人生历程有此成就引也无数亲朋戚友前瞻仰其遗容。他确实不枉此生。

从小报人到大报人；从小人物到大人物，胡锦昌用他的一生演绎得十分精彩。

安息吧！我们的挚友！

刊登于2014年8月25日《号外周报》第698期

我们只能哀悼追思 （现代春秋）

马航MH17班机于7月不幸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后，经过一个月有余的后事处理才在本月22日将部分遗体（20具）运回我国。为示隆重，政府订是日为“全国哀悼日”，并在上午10时至11时之间默哀一分钟，以作为对牺牲者的至高悼念。

这起空难发生在2014年7月17日，初步怀疑是被导弹射中而坠毁，导致机上298人无一生还，只能在坠机的地方找回残缺不全的尸体。除了震惊世界舆论外，更是马来西亚另一个最黑暗的日子。

远的不说，单就今年3月8日发生的MH370空难来说，它是我国今年的第一个“空殇”，至今还解不开的谜团是对当今先进世界的最大讽刺。直到今天为止，也已经是超过5个月了，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尽管卫星追踪说是坠落在南印度洋，但各国出动全面的搜寻都是一无所获。这机上的239人不仅人间蒸发，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得以追查因由。我们也不知道何时会有新的音讯告诉我们MH370是坠毁在什么地方？即使最强大和科学最发达的美国虽已能把宇宙秘密揭开，送人上太空和月球，但还是不能为马航MH370解密，这说明了人类直到今天还是不能胜天，还不能与天斗，只能顺天而行。

正当MH370还是个谜的时候，我们又发生了另一个大悲剧，前后只是相隔100天，不但无法置信，也难以理解为何会霉运连连？

显然MH17的厄运不比MH370好，都是人机俱毁，但前者似乎还有残骸找到，也有不完整的尸体被发现；后者就什么都没有，只留下空白的一页。

现在看来，不论是MH370或MH17，我们都不乐观能够找到“元凶”而提上国际法庭审讯，因为像乌克兰这么一个战云密布的国家，在政府军与叛军的对峙下，什么事都会发生，更何况苏联的军事力量也介入乌克兰的战局中。

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双方在推诿责任，也没有任何一方承认是导弹的发射者。这就是说，马航要针对何人提出控诉而荷兰政府又能有什么制衡力量来使肇事者承担后果，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我们除了相信MH17是人为的破坏外，也怀疑MH370是遭遇破坏或被“恐怖分子”袭击，因为黑匣子一天找不到就无法解开真相。

虽然没有人质疑黑匣子是最好的证据，但有了证据有时也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例如1977年一家由槟起飞的马航班机MH653不幸在柔佛坠毁后找到黑匣子才惊悉是有人骑劫飞机肇成悲剧。当骑劫者也丧命其中后，马航又向谁讨公道呢？

同样的，MH370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要讨什么公道都是枉然的，即使市面有各式各样的传言，也只能成为一宗悬案。

至于MH17的黑匣子已找到了，真想尚未公布，死者遗体也相继运回各国，但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大家都在观望。

我们在面对悲剧的笼罩下，似乎只能对死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家属给予最大的安慰，当成“国殇”来哀悼。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只能等待调查结果，但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是救不回298条生命。由此可见，人类的脆弱和无奈莫过于“祸从天降”，不论是天灾或人祸，当厄运到来时谁也躲不过。马航的两大悲剧印证了生命有时是无法保证和推算的；尤其是MH17空难发生在战乱的国家，生命更没有保障。难怪有人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这话也刻划出在乱世中生命是没有保障可言的。

无论如何，当我们对生命的无常无法解释时，我们只能对逝世的人致予深切的哀悼，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若有天国的话，那应该是没有天灾人祸的地方。

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地球也可以像天国一样的宁静致远，人类只在和平中竞争，不在战争中流血？马航的悲剧也让我们悟出这个大道理。

刊登于2014年8月25日《光华日报》

吸取卡立事件的教训 （直挂云帆）

雪兰莪州务大臣风波又有戏剧性的变化，几乎在一日之中有了急转直下的结果。伊斯兰党从反对撤换卡立到最后转挺旺阿兹莎是出人意表的转折。因为在这之前伊斯兰党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除了极少数人或公开转挺旺阿兹莎或保持沉默外，似乎大多数反对旺阿兹莎上位。

为了展示对卡立的支持，伊党也喻令4名行政议员留职（这是州宪法规定组成州行政议会的最少数目）。因为得到伊党的公开支持，卡立也就有恃无恐地开除6名行政议员（公正党及行动党各3名），使到州政府变成卡立和另4人在做政府。

显然卡立在被公正党开除党籍后，已不再代表公正党出任州务大臣，只能代表自己在做大臣。有闻及他可能有意把巫统的议员也拉入组成州政府，但因为伊党不同意而作罢。

现在既然民联已向卡立发出“哀的美敦书”，他除了辞职之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了。但在这关键时刻，卡立也许还有最后的反击力量，那就是建议解散州议会重新大选。

不过综观政局的演变，卡立看来已没有机会继续留任；也应该不容易促成州大选，因此让位于旺阿兹莎或是在所难免，毕竟后者已得到一半以上的州议员支持，当可被视为掌控州议会的政党领袖。这就是说，旺阿兹莎按照议会民主的规律已是上位在望了。

但就算民联已解决歧见，使到政局转危为安，也不意味着民联不再有分歧；恰恰相反，从这次雪州危机来看，民联仍处于考验的阶段，三党的合作有待重新厘清其合作的最低纲领，因为在6年前定下的“合作盟约”（或说社会契约或说文字协约）都是松弛和不牢固的文字；尤其是三党不断强调平等合作与相互尊重，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合作基础，反而成了民联的一把利刃。例如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三党按各自的筹码分配了政务，即吉打归伊党；槟州归行动党及雪州归公正党（另外两个是传统归伊党的吉兰丹不受争议和意外由民联执政的吡叻州也因州务大臣人选以伊党的尼查较为适合，也不在此限之内）。在当时，民联的友党对各党推荐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没有异议，也就形成“互不干预”各党“内政”的政治游戏。

即使在2013年的505大选后，伊党在雪州大有斩获（从原先的8席增至15席，比公正党多出2席），但也没与公正党“争夺”大臣职位，反而是公正党内的署理主席阿兹敏对卡立有意见，希望党能换人。

在这样的明争暗斗下，另外两个民联的成员党都不插手，到后来是安华拍板让卡立蝉联，又转过来想尽办法安抚阿兹敏才把行将引爆的火花“灭了下来”。

后来的发展又显示阿兹敏与卡立的斗争没完没了，安华又想出另一绝招，那就是在今年初酝酿的“加影行动”。

本来这出戏是为安华上位而铺路的；旺阿兹莎是不在图画中（她在2008年的补选已把峇东埔国席让回安华）。讵料安华中途又因官司案罪成而失去参加补选的资格，才有旺阿兹莎再次代夫出征的安排，也因此被政敌讥为“家族政治”。

尽管有此说法，旺阿兹莎还是漂亮胜出，也就促使安华不得不“快刀斩乱麻”，来个换人行动，理由是卡立已经走得太远了，也脱离了“党的路线”。

在这个乱局中，也本来属于公正党的家事，而友党不应插入一脚。未想是伊党从上层到中层都表达了对卡立的支持和公然反对旺阿兹莎成为接班人，这对“民联共主”的安华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事后经过九牛二虎之力，公正党终于说服伊党同意旺阿兹莎上位，但这已立下不良的先例，意味着友党可以干涉另一个友党的决策，所谓的“平等地位”变成了“对主导政权的侵犯”。若民联在此次教训后未能立定新的契约，难保今后不会节外生枝而影响和破坏了合作。

远的不说，就拿回教刑法的争议来分析，它已经在民联内部引发争议和不安，如果不将此争议用文字来规范，将会有没完没了的争议。

当下由于马来西亚的特殊政治环境，走世俗路线的政党与伊党的合作不是不可能，而是在合作之后彼此要能有所忍让和有所尊重，不要动辄使用拥有的“筹码”或“优势”夹持友党的人事改变，这必然导致分裂和瓦解。

今天伊党的同意化解矛盾，不等于今后不再有矛盾，除非政治契约能够明文规定什么是共同斗争的纲领？什么是“存异求同”？什么是不可以做和不可以提的？否则政党联合阵线或团结阵线都是不稳固的。

我们不知道卡立事件是否可以和平落幕，但民联一定要省思和反思三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图，不能把合作当“权宜之计”或是为“方便而结合”。

卡立事件的教训对民联而言是太深刻了，未来的民联是合或分就看三党领导人的智慧和政治方向了。

刊登于2014年8月21日《东方日报》

第三张票落空了 （跃马扬鞭）

联邦法院于8月14日驳回槟州政府挑战选举委员会拒绝进行地方议会选举的诉讼。它宣布槟州政府没有司法权举行地方议会选举。

上诉庭主席劳勿斯拉立说，州政府单独豁免1976年地方政府第15条文是超越其权限的。

第15条文禁止州政府在所控制的州属举行地方议会选举。

因此法院认为槟州政府在2012年5月9日在槟州立法议会通过地方议会（槟岛及威省）选举的法令是超越其权限，也与地方政府第10条文及第15条文相抵触，而这些个条文是联邦法律。

这就是说，槟州政府所力争的“落实第三张选票落空了”。也因为是直接向联邦法院挑战大马政府及选举委员会，因此已是最后的管道，不能再上诉了。

究竟这宗官司案为何只在槟州发生？而槟州政府的诉讼意义又在哪里呢？这需要从槟城的选举制度说起。

1951年，英国殖民地政府为推动民主政治，以图反击马共的政治势力，在槟岛乔治市首开先河举行市议员选举。马来亚独立后的1958年，符合升格为市的乔治市，正式将市议会主席称为市长。及后槟岛又举行乡村地方议会选举；与此同时，威省也分成威北县议会、威中县议会及威南县议会的地方选举。一时好不热闹，民主似乎在槟州遍地开花。因为除了市议会及地方议会可自由投票选议员外，也可选国州议员。

也是从1958年开始，乔治市议会就归由社阵控制，直到1963年最后一次的市选举也仍属社阵执政。但在1965年时，中央政府突宣布接管地方议会和暂时中止选举，就这样社阵大权旁落，改由槟州首席部长（当时是王保尼）兼管。

没有了地方选举，也限制了左翼的社阵扩大地方势力。抑有进者，政府也在1966年针对乔治市被指行政不规则设立调查庭。在报告发表后确认有发生滥权事件，似乎以此作为接管地方政府的理由。

当1969年槟州变天，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后，他也成为乔治市的掌控者。而为了方便起见，他委任心腹郑耀林，担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并委任公务员杜亚峇出任市议会主席。很显然的，在没有市议员底下，州政府也兼管市议会的工作，但主要是由公务员执行。

1976年，联邦政府通过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批准各州政府可以委任市议员。于是在林苍祐的大刀阔斧下，他把地方议会分成两大块，即槟岛市议会（乡村地方议会并入其中）和威省市议会（把三个县议会合并而成）。

从那时开始，林苍祐根据法令赋予的权力进行对市议员的委任，任期一年，期满得以连任。由于僧多粥少，各市议会只有24名市议员，也就出现派系的斗争和争取自家人出线。

虽然如此，林苍祐也乐不疲乏，因为凡被委任的市议员都得听命于老大，否则明年将丢官。当这种委任制度形成后，控制州政府就等于掌管地方议会，所以没有州政府会反对委任制。

可是民主行动党却在2008年大选时推出第三张票的纲领（即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在取得压倒性获得胜利后，就不得不认真执行此项艰难的任务。

事实上，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它所牵涉的法律也与联邦法律息息相关。但作为一个执政权，行动党也就需要从长计议，希望能“还政于民”。

于是有了槟州政府呈函选委会要求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在不受领下，又于2012年通过法令促使选委会执行地方选举。结果还是不得要领，、。乃在2013年入禀联邦法院，作最后的努力。如今在失败后，已意味着举行地方选举是不可能的事，也就不存在第三张票。马来西亚仍然只保存国和州的选举。而地方选举的恢复看来也遥遥无期，除非联邦国会通过修改法令。

无论如何，在没有选举下，我们还是希望委任制的市议员的服务精神和态度还是需要提升和改善的，切记以民为本。

刊登于2014年8月18日《南洋商报》

天体会挑战道德 （天下纵横）

因为网上流传的照片被报章广泛采用后，竟发现在槟城一个海浴场的天体会事件，终于成为沸沸扬扬的话题，不但引致官方的注意，而且也让人民感到惊奇。

在一方面是警方接获报案后，已针对相关人士的违反道德与猥亵行为进行调查。在掌握15人身份后，也发出了通缉令。其中一人据称是音乐女老师已被录取口供后被保释。

另一方面，民众在获悉有关的照片之后虽有卫道者“挺身而出”大加鞭伐，但大部分人民则在发现之余也没有太过紧张“道德已经沦丧”。

因此我们不妨通过这两个角度来评论所谓的“天体运动”。这种玩意儿在外国已属平常，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但也把它列为个人的自由，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安全和制造事端，同时不要太过火也就不被认为“天已塌下来”。

根据我们了解，天体运动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开始。但来到20世纪时，西方人在崇尚自由时认为“天体运动”是对个性的解放，让人类回归大自然。因此彼此之间裸体互量只是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坦然面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例如在东德（东西德统一前）就比较流行天体运动，反而西德人民较为保守，不习惯裸露相见。

虽然到了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是比较崇尚自由，只要不干预别人的权利，但如果个人的行为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也就被视为犯法了。就如这一次在相对保守的马来西亚出现这样的一个“天体会”自然会被警方重视。至于警方将会对有关人士控以什么罪名尚未得知。

一般而言他们这些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是公认的，只是他们的行为否猥亵也是见仁见智的。只要他们不在公开的场合作出“下流”的动作也就会被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即使这一批人在人们看来并没有侵犯或伤害别人但也归纳为伤风败俗的举止，理由是法律要求每个人必须穿衣服，而且穿着只能适度的暴露，不能什么都不穿就在公众场合大摇大摆，这是不允许的，马来西亚更是不能对此等闲视之。

因此警方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也要问他们一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我查看了互联网，也找不出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既不是改革之风，树立新风，也不是提倡人类融洽，更不是呈现什么美学之类的艺术，也就不免让人存疑。

就我们看来，他们除了“自我解放，回到原始交流”外，也看不出具有“返朴归真”的意义。因为现今的社会希望的是人类少一点私心，少一些贪婪，多献出爱心和真诚来净化社会。可是但净化社会不是不穿衣服，也不是在天体会中做出一些亲热镜头，这不但显示不出任何的进步意义，反而是开时代的倒车。

从报上介绍，其中一位女性发起人不仅曾参与政治活动，也当过老师，更出国深造，研究性学教育。这些个的工作和研究属于正当与正派的，与天体挂不上钩，就不能理解为何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自己投入一个违反社会自然法则的行为中。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与信仰有关吗？与人生的目的有关吗？是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无法想象。

虽然生活在21世纪的人民对于天体会的运动不加支持，也没有提倡；只是以平常心当成西方人的无聊玩意儿，没想到东方的社会如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游戏。

在目前虽然我们无需对这些人的天体会形容为下流和猥琐，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停止这样的游戏，毕竟它无法铸造社会和谐，更与美学的提倡和发扬拉不上关系。

既然是“无为”的行为，那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触犯纪律呢？道德是有底线的，天体会就是冲撞道德才会被大多数国家所不齿。

刊登于2014年8月18日《号外周报》第697期

从“小报人”到“大报人”—胡锦昌的传奇故事 （现代春秋）

8月12日，突然接获噩耗，挚友胡锦昌学长（光华日报总编辑）不幸逝世，惊愕之余，也勾起前尘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1978年的事，韩江中学校长宋世献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求《星槟日报》允许编辑林景汉也在韩江中学新闻班出任主任兼教职。基于培养新闻人才，我慨然答应，也就将林景汉的工作调至下午4时开始，不再是下午1时开始。就这样，林景汉就有时间从早上到下午在学校兼任新闻班主任一职。

在当时，也只有韩中开办新闻班，后来改称新闻先修班或新闻系，但都是一码事：为国栽培新闻人才。

虽然理科大学已存在，但尚未设新闻系。而所谓新闻班也不过在报社开办（如南洋商报）。一般而言，从事新闻业的人也多是自我摸索出来的。

不过，韩江新闻班确实填补这一真空，也成为华文报的抢手货。正由于有市场，韩中的新闻班在风雨中一年一年地办下去。到了1982年时，胡锦昌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根据锦昌自己解释他中学时成绩欠佳，也算是个“落第生”，是韩江新闻班造就了他，给他一个机会才有今日的成就（这是胡锦昌在2012年9月29日领取韩江学院颁发杰出校友金帆奖时在台上的致谢肺腑感言）。

于1984年在韩江学闻班毕业后，胡锦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到《联合报》担任助编而成为我的一名职员（当时我是《联合报集团》的社长兼总编辑）。我们共同在吡叻冷（联合报的社址）共事数年，锦昌也从助编升上了编辑。

不过由于我们办的是小报，锦昌也就学得小报的风格以夸大之词抓住读者的心理。我原本是办大报（星槟日报）的，不习惯小报的作风，但慢慢地我们的风格也就越来越接近《新生活报》而成为它的一个“劲敌”。

当联合报业集团在90年代初期自我停刊后，胡锦昌就辗转到吉隆坡谋生。这一走竟然是沉浸在首都的报界而成为其中一分子似乎拔不出来；尤其是他从《新生活报》转到《先生周报》，再变成《号外周报》的主编后，更是视办报为己任。

其实我有过十年的封笔而与报界脱离关系，直到1999年应《南洋商报》及《光明日报》之邀我再重新执笔写专栏。我写专栏多是一气呵成的，这也许是年轻时写惯社论有以致之。大概在2003/2004年之际，锦昌也向我邀稿，为他主持的《号外》写专栏。既然学生有提出且盛意拳拳，也就义不容辞出手相助。没想到我这一写竟一直写到今天，真是十年如一日。

后来，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不久，胡锦昌告别旧码头（不再办小报），而是回到了槟城出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在这之前我也与他有过聚首知道他正在自我转变。我认为他的转变是应该的，人总要往高处流，不能一辈子办小报，有机会就要勇于突破，因此我支持锦昌再上一层楼。

自接掌光华的编务后，他抓紧时机主办几场与政治有关的政论会，我也应邀参与其中，其热闹的程度也使到报社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这是锦昌转型成功的开始。

因为一向以来，小报是不兴政治座谈会，也无需与群众直接接触，而日报就需要走入民间和深入群众争取读者。

无疑的，锦昌在掌管日报的编务后，也强化了报社与民众的“鱼水关系”。我身为他的挚友自然也应邀为他提供即时评论，及后变成固定的一周一稿，有时也针对突发新闻发表评论（如卡巴星意外身亡）。

由于我在近十多年来专心搞教育，与他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在2011年时，锦昌告诉我他们韩中新闻班的学生准备在7月回校庆祝“黄金十年”聚会，我表示十分欢迎，也向董事会及院校作了汇报。

所谓的“黄金十年”即指他们这批学生前后共十载（从1978到1988年），如今离校多年，希望能回家看看。这一建议正合我们心意，因为韩院正需要一批“老校友”注入精神的支持，以打响韩院的名堂，毕竟在这批毕业生中，不乏华报编务主管人，胡锦昌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华文报都有早期新闻班的人担任重职。抑有进者，他们在回校日时，也捐献马币2万元予韩江学院，爱校之情流露无遗。

近些年来，韩院直接培养的毕业生也不少走进各语文报章，如此的一前一后相映成趣，衬托出韩江已成为“传媒的摇篮”。

事实上，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再从1998年复办新闻系到2000年正式开办韩江学院，我们都是一脉相承地把传媒事业推向高峰。在这方面，韩院最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就是一年一度的929金帆奖。这个盛大的金帆之夜已成为韩院的品牌。在2012年时，韩院经过遴选后，推荐胡锦昌成为杰出校友金帆奖得主，以表扬他在传媒界的贡献，从而显示出韩江培养的人才不负众望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929金帆奖之夜，胡锦昌十分高兴地领取了也许是他从事报业的最高荣誉，我们把他的名字载入韩院的史册，而成为我们最杰出的校友之一。

真想不到，胡锦昌正成为韩院传媒形象代言人的时刻他竟离我们而去。他的逝世，确实是华文报业的一大损失。似乎是天妒英才而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

安息吧！胡锦昌学长！

刊登于2014年8月18日《光华日报》

民联的未来•未来的民联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反对党曾有过合作，但都不成功，唯有到了308政治海啸（2008年）后才意外地惊见反对党阵线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之前，反对党的合作始于1959年的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并没有全线地团结成阵线，只是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1957年）。这两个标榜左翼的政党基本上是华巫政党联手的开端，因为以思想意识作为合作的基础也就抬出社会主义的政策准备与走资本主义的右翼政党（联盟）相抗衡。

这一仗回教党在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嘉楼大有斩获，起而执政）；社阵则在城市取得席位，也在一些市议会取得执政权。换句话说，伊党和社阵已在反对党阵营中崛起。

然而到了1961年因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虽然一方面促成社会主义政党跨国界组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马来亚、新加坡、北婆沙巴、砂拉越及汶莱），但昙花一现，不久即被打压，无法形成巨大压力集团。

即使在1964年时，左翼的社阵有所扩大，增加了国民议会党一个成员，但大选失利后，国民议会党沉静下来，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合作也在1967年分道扬镳，一度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阵线不见了。

自此之后，反对党无从合作，也只有到了1969年的大选，在左翼的劳工党“杯葛”大选下才见反对党有了松弛的合作，既没有合作宣言，也不组成阵线，而是各自上阵（伊党并未参与这样的合作）。这当中有民主行动党（1966年）、民政党（1968年）、人民进步党（1953年）及人民党（1955年）商谈议席的安排与分配，结果取得显赫的战果。行动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13国席），民政党大唱丰收（执政槟州，拥8国席）、人民进步党大跃进（在吡州崛起）。然而选后不是反对党大团结，恰恰相反，因多数反对党被巫统（联盟）收编，参加了国阵（1974年），反对党只剩下行动党及砂国民党一对难兄难弟。

在这之后，行动党自行发展成华印社会的反对党旗手，其他反对党都靠边站，包括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社正党）、范俊登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社民党）乃至人民党，所谓反对党阵线已不存在了。

到了1990年才又见反对党阵线的显现，这一回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率领）分别与伊党和行动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及人民团结力量，一时声势浩大震撼国阵的执政根基。未想结果是益了伊党，在吉兰丹重夺回州政权；也壮大了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槟州），46精神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的政党。在无心恋栈下，46精神党已不再领导1995年的大选，更在1996年解散回归巫统，反对党阵线又再一次消失，所谓的鼓吹两线制变成空雷不雨。

直到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我们又再看到安华跨越东姑拉沙里直接组成四党联盟（公正党、行动党、伊党及人民党），可惜在华社不能谅解下，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蒙受严重打击，连同林吉祥与卡巴星都落选，反而是伊党一枝独秀拿下两个州政府（吉兰丹与登嘉楼），并拥有27个国席。公正党也像当年的46精神党收获有限。

正因为伊党的自我膨胀，全面鼓吹回教国，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离开反对党组成的“替代阵线”。这意味着反对党合作是“短命与不长久”的。

可是任谁都没有想到反对党也会有春天。在2008年的大选一个新的时代终于降临。反对党夺得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三级跳增至82席（全部222席）。在稍纵即逝的时机下，安华用一周的时间组成了民联，将三个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及伊党）紧紧拢在一起；而公正党也争得了雪州的执政权（当年雪州公正党有15席，行动党13席及回教党8席，共有36席起而执政，巫统18席及马华2席）。

毫无悬念的，安华推举了具有领导大企业经验的卡立依布拉欣出任州务大臣。卡立在执政期间也被认为带出了政绩，因而在2013年大选时民联更是大突破，但席位数目有所调整，行动党与伊党各持15席，公正党14席，合共44席再度执政，国阵（巫统）只剩下12席。

在这种情形下，卡立的蝉联也是意料中事，但在这之后卡立被党认为踌躇满志，忽略了政治的冲击而使民联政府显得被动；尤其是雪州宗教局的行动也引发争议，包括制水及水供的问题给民联带来难以评估的压力和不利；再加上卡立的执政方式已被认为越来越脱离党的意愿和方向，也就促发党内要求更换大臣的呼声。这个呼声从去年大选后阿兹敏发难开始，他认为卡立已失去公信要求换人，但在安华等人不认为有大问题下，终于压下党内的分歧。

可是来到今年正月，安华越见走势不对劲，雪州政府不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转为暧昧，而且大臣也与党越走越远。公正党认为他并未向党汇报和商议重大事项，给民联制造了不安与事端；尤其在宗教课题上，已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地步。本来这个人选是安华，安华显然不是为担任大臣而斗争的，他的目标是中央政权。因此对于308后出现的两线制展露了“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安华也是凭藉这一点而不断促请三党以和为贵。当来到卡立出现问题时，就逼使安华不得不出马，因而有了“加影行动”。讵料人算不如天算，安华失去参选的资格，改换其夫人上阵。但在胜出后，旺阿兹莎对卡立的威胁已大大减少，如果是安华本人，相信问题不会僵到今日。

现在旺阿兹莎未得到伊党的支持，转而支持卡立，与安华唱反调，暴露了两党的矛盾已扩大，伊党内正有一股力量将伊党从民联中拔出，也就借卡立事件燃烧一把火。

一旦伊党决定与公正党对峙，意味着民联的分裂与瓦解，这是当下卡立坚持不辞职（他已被开除党籍）的背后因素。

如果卡立得到伊党15人支持，再加上巫统12席，也不过27席，除非卡立能争取到公正党3人以上支持他，使之成为30席对26席，以勉强续当大臣，但也不稳定。因此极大可能的后果是重新大选，这样一来，也意味着原来的民联已没有未来，执政的梦也离现实越来越远了。反过来的未来的民联只能勉强形成两党联手，除非公正党能取代伊党的地位而壮大，否则未来的民联是黯淡的。真没想到，不过是6年的光景，民联竟因理念与政见之不同而分道扬镳，这是2014年马来西亚政坛的“小地震”。其结果将考验缺角的民联是否还有未来？难道失败是反对党的周期率？

刊登于2014年8月14日《东方日报》

民联成也卡立败也卡立 （跃马扬鞭）

人民公正党针对撤换雪州州务大臣的决定显然已是豁了出去，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同样的，拒绝下台的卡立依布拉欣也是豁了出去，与党中央对着干。结局如何，没有人知道。但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已是引发公正党内部发生争议，连带民联也插足其中，使到问题更加尖锐化，似乎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若是没有任何一方退让，其结局必然是民联的分裂，这是许多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又看来已经无可避免，除非卡立同意下台，否则民联将会面对新一轮的危机。因此我们分析卡立拒绝退位下将有下列的三种可能性：

第一是卡立在紧急关头煞车，同意党中央换人，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为从今年3月的“加影行动”开始，卡立就不断地表态没有下台的意愿，尽管市面盛传他将被取代。

虽然站在党的立场和政治道德上，卡立是没有理由不接受党的忠告和决策的，但从他后期的表现来看，他是不惜与党中央闹翻和决裂；尤其是他在不久前获知在党内角逐第二把交椅失败后更是自我行事，完全不听命党的安排。

这里暴露了两个缺点：其一是公正党自308以来是最多叛党议员的政党，也让人感到这个党内存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原本以为经过505的过滤后，公正党已剩下爱党份子，不再有独断独行的人；可是事与愿违，公正党还是出了大问题。

其二，这个大问题就是关系到卡立本人，他原本是没有什么条件向党讨价还价的，因为他是党推举出来的州务大臣，代表党担任这个重要职位，不像其它国家直选总统。不论他做得好不好，只要党认为应该换人，他也只能接受安排，即使党的决定是错的，也只有留待历史或人民来判决。问题是卡立自行“判决”自己是好的和对的，完全无视其党的存在，也自然会发生纪律事件，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解散议会重新面对选民的裁决是极可能的事。

第二，既然公正党已将卡立的“罪状”公诸于报界和伊斯兰党及行动党，也就宣告党和卡立已撕破脸皮，再难“破镜难圆”。

不论报告所胪列的“罪状”是否服人，至少卡立是不服的，他也挑战对方（指党）向反贪局报案。这种说法反映出他不把“罪状”当压力来看，而是把命运交给民联取决。

卡立今天所坚持不下台的依据就是他得到伊斯兰党的支持。他在公正党内只剩下极为少数的支持者，唯有把重心移向伊党，并视自己为伊党“一份子”。这种身份调转的政治游戏也奇妙地上演了。

如果在8月10日的会议卡立得到伊党支持，那他肯定会更强硬地与公正党周旋。如果卡立得到伊党15名议员及巫统12名议员和本身拥有的至少3席的支持，也只能组成不稳定的州政府，随时有“倒台”的可能。这意味着举行州选以解开僵局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除了关系到卡立的个人信誉外，更是触及民联的未来。一旦举行州选而重新洗牌的话，已宣告民联破裂，很可能是伊党自行上路，选后再看与巫统合作的可行性。

反过来说，如果公正党与行动党能在州选后保住优势而继续执政，就会出现不再依赖伊党的新局面。这样一来，新的政治局面就会形成公正与行动党继续合作；而另一方面变成巫伊联手保国阵。若是这样的新政治路线图出现，国运和民生就会跟着有所变化。

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马来西亚的未来政运成也卡立，败也卡立，真让安华始料未及，也看走了眼。

刊登于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日《南洋商报》

“未来首富”是怎么回事？（天下纵横）

前一阵子，在报章上看到整版的广告标明“世界未来首富”字眼的上端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似乎告诉我们他将是未来的世界首富。

从广告学来说，这是一个高招，因为它一下子吸引许多读者的注意力，而且也抓住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首富”。即使你半信半疑，当整版整版的铺天盖地而来后，你就不得不相信可能会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在广告的刺激下，在一些人的鼓动下，你会参加成为会员，而通过会员介绍会员的“运动”，让你先尝到甜头，以便你有信心再招收会员。

其实这样的生意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在当今的市场上，什么样的奇招都有。其中一种生意就是会员介绍会员，叫你成为会员且拿到佣金后，又告诉你可以用会员的身份买到便宜的货。这批货印在册子上是“堂而皇哉”的。至于你是否可以真正买到“便宜”货，也就不得而知。当你发现要买件东西很麻烦时，你可能会放弃。于是久而久之，在享受不到其中的“利益与便利”后，你就只能停留在招会员的阶段。这样的玩意儿过了一阵子热潮，你本身也许已拿回投资（取得佣金），但对新来的会员可能就得不到好处，理由是再也没有人有兴趣加入会员了。。

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是招你进会员后，让你以入会的钱取回同等价值的“产品”。这些货品被介绍时是既新鲜又有看头的，但待到你拿到这些货一批又一批时，你不但吃不完，要转卖也没有市场，只好看着它过期和坏掉了。

与此同时，你也可以依靠会员介绍会员来赚取佣金，初时也真的有刺激，后来当取得的货品大同小异而又非“十分价值和有用”时或者因“断货”取不到定货时，心情就会冷了下来。

正当我们被迩来十分流行的玩意儿产生遐想时，一个更大的广告跟着登场。

这张广告中的主角“张健”声称是未来首富，而且扮相很像是来自中国的人。但他究竟是什么国籍？至今没有人知道。也正是抓住中国来的人敢打大篇幅广告必有来头，而且必然是有备而来也不会是一般的空壳公司。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海外“投资”做生意还是有卖点的，至今这个卖点是怎么一回事，内情不得而知。

再者，广告中又通过“云数贸”进行生意，除了有“销售点”外，又有人招会员参加。于是在“未来首富”的“大张旗鼓”下，每个人都会用少少钱（300元）来博大利益。

讵料，正当此玩意儿方兴未艾时，突见有人投诉贸消部要求调查，一时的风声鹤唳也让人看到一幕又一幕的“抄家”行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尚且有人振振有词指责媒体“胡乱”报道而在集会上“拦路”；似乎要“讨回公道”。但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官方没有这样的大动作，传媒哪会大事报导呢？如果认为有问题可追究“捅开此事”者，也可以向官方拿回公道，或针对相关的传媒作出澄清也无不可。

可是目前我们除了看到有人可以退会拿回钱外，尚未见张健出来“澄清”和表白，以让人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因此他的现身说法是十分重要的，否则疑点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云数贸”也有“大手笔”做善事。既对华小作捐款，也用超过百万元购下孤儿院所租的单位，这似乎告诉我们这个公司不仅做生意，也有资金做好事。既是这样“正当”的事业，那又何妨大方一些，让公众和政府来检视好了。就此而言，唯一能解开疑惑的是勇于面对公众和媒体。

既然提到未来首富，我倒是有异想天开的看法，毕竟这个世界上是少有“成名首富”的，真正有钱的人也占极少数，又哪来“未来首富”呢（真是未卜先知）？如果以为人人都可成为“未来首富”，则这个世界也真的没有穷人了，大家也都生活在天堂了。此话也说得不假，毕竟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面，到了那时，假使人人都已是富翁，则阴间也真的不必在清明节时烧银纸了，因为“首富”的钱是用不完的，你说是吗？

刊登于2014年8月11日《号外周报》第6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