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长崎•原子弹 （天下纵横）

当人们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禁会对两个国家的极端与恐怖行径感到厌恶，一个是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希特勒（1933年起担任德国总理，后自封为国家元首。他被形容为大恶魔，是不折不扣的纳粹头头），他的双手沾满了杀人无数的血迹；另一个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掌控了国家的权力，竟然有预谋地向中国和东南亚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为的是要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国”。

当这两个国家在1945年宣布投降后，世界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人民受到的苦难罄竹难书。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发动战争的黜武主意者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终生的恐惧，直到今天70年过去了，日本人民；尤其是广岛和长崎人民从来都不能原谅他们的国家给人民及亲人带来的灾难。

整个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在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告结束。在同年的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袖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投降，否则会进行灾难性的报复（后来苏联也加入其中成为签署国）。日本对此知置之不理，迫使美国在8月6日向日本的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由于前所未有的强大威力和辐射作用，日本反而成为受害的国家之一（这叫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初的估计有7万人立即被化为乌有。到了1950年时，已有20万人因烧伤、辐射和患癌症死亡。

在2010年的报告指出，广岛因原子弹而死亡的人数已高达26万余人。

在8月9日时，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代号胖男人），造成4万人直接死亡，后来因副作用导致14万人死伤。

由于原子弹的威力过猛，日本再也不能承受，否则会有更多的日本人民成为代罪羔羊。因此在8月15日日本不得不宣布投降。

在当时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其他国家并没有，因为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其杀伤力真正有多大。

正因为原子弹的威力无穷大，苏联也不落人后在1949年拥有原子弹；英国在1952年拥有原子弹；法国在1960年试爆原子弹成功；中国在1964年加入原子弹俱乐部。在这之后的1974年，印度才引爆成功，接着巴基斯坦不落人后也在1977年试爆成功。此外，朝鲜也在2006、2009及2013年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伊朗也被圈定有能力生产核弹。以目前来说，日本、德国都有能力生产原子弹，但因受到限制，两个战败国已不可以为所欲为。

如今美国、俄罗斯及中国已提升成为氢气弹国家，威力更是无可估算。若再发生核战，人类是否还能生存？仍是个未知数。

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到今天70年来，世界各国都不允许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没有人有能力保住地球和人类，唯有不动用核武人类才能有生存的空间，否则其后果是世界同归于尽。

刊登于2015年8月31日《号外周报》第750期

没有李光耀的大选 （跃马扬鞭）

新加坡人民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没有李光耀的大选，选委会已定在9月1日提名，而在9月11日投票，总共超过246万的选民将投票选出89名国会议员（其中13个选区是选出单一的议员，而有16个集选区得以选出5至6名的国会议员）。

由于新加坡大选来得快，而且时间也排得有些微妙，也就让人想起1963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选（对于人民行动党和社阵来说都是一场生死战）。

当年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迫切需要与马来亚合并，并与东马的沙砂结盟组成马来西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当时的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缺乏独立的条件，需要重返马来亚。

原本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是订在1963年8月31日，但因主客观因素及阻力，英国也就压后到9月16日才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为了造成不能改变的事实，李光耀于1962年9月1日先举行全民投票，以确定人民的立场是支持合并的。由于三项选择都是支持合并，只是方式不同，因此在无从选择下，社阵号召选民投下“空白票”以示抗议。

其内容如下：（A）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新加坡保留教育与劳工的治理权；（B）以西马各州的方式合并（注：有一些人不能成为公民）；（C）以东马方式合并（注：内容不明确）。投票结果有70%的选民支持合并A计划，不到30%的选民投下“空白票”。

在时局有变下，李光耀出了一个绝招，他宣布1963年大选在9月12日提名（马来西亚未正式成立），而定在9月21日投票（马来西亚已成立第5天）。这种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提名而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投票基本上已让执政党先拔头筹，因为合并已成事实，选民自然支持行动党完成合并的协议和条件，并认为社阵的反马来西亚计划是未能改变现状的。

于是在51个国席中，行动党拿下37席，社阵拿下13席，另一席归统一党的王永元。这意味着社阵拿下25%的议席相等于投空白票的支持者。

当左翼统战于80年代不再火热朝天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崛起的反对党已没有左的姿态，其中最著名的是惹耶勒南（1984年中选国会议员）领导的工人党（后因触法令被判破产，失去议员资格）另一位是民主党的詹时中。

不过在2011年的大选时，反对党突然从中崛起，也令人刮目相看，工人党在刘程强秘书长领导下，不仅守住单选区席位，而且第一次拿下阿裕尼区的集选区，一下子就有7名国会议员，加上两名委任的非选区议员，共有9名议员（刚好达到宪法规定最少9名反对党议员的数目）；者次它将推出28名候选人。

另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是民主党，在徐顺全领导下，他可能与民主进步党合作，共推出18名候选人，还有另7个反对党也会参与角逐。从参选人数来看，虽然没有一个反对党有执政的准备，但对第三度领军大选的李显龙（2004年起担任总理）是一个更吃力的挑战。因为在不可能改朝换代下，选民增加对反对党的同情与支持是可以理解的，无形中给反对党制造有利的条件。同时李显龙要证明没有了李光耀（其父亲的扶佐）在背后支持，他依然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因此他选择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日子来一个不算是“闪电”的闪电大选，尤其是当世界各国（包括亚洲国家）面临经济重挫，股汇市双跌的时刻，新加坡币值的一枝独秀和股市仍然波动不大，证诸了这个小岛国有强韧的生存和发展能量。这就“判定”行动党再次执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至于反对党维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毕竟它们有25%到30%的胜算，但前提是与执政党单挑独斗。如果分散选票就只得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5年8月31日《南洋商报》

朴谨惠强化中韩关系 （现代春秋）

中国将在9月3日大规模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应邀参加的贵宾有30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等外国领导人，另有19个国家派出政府高级别的代表，也有10位国际知名人士。

在元首级的行列中，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及韩国总统朴谨惠最引人注目；尤其是朴总统的出现让人对历史的倒转有所错觉。况且在诸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缺席下，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印度总理莫迪。朴谨惠之旅也打破了常规，也成为万众注目的政治明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朝鲜（北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英美苏巨头的瓜分下，朝鲜半岛被切成两半，北方归苏联支持的共产劳动党的金日成统治，南方（南韩）则由美国托管，而在战后扶持了听命于美国的李承晚政府。

朝鲜之所以被切割是因为日本已是战败国，除了把台湾归还中国外，也不能再保有朝鲜。

日本是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击败清廷的海军后，迫使清廷割出朝鲜与台湾予日本。凭着这两大优势，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更在1937年全面侵华，掀开了中日战争，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正由于美国和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强者，也同时瓜分了战败的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所占有的欧洲领土，一边归苏联管制而被称为东欧国家，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路线；另一边则称为西欧，由美国统领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连德国也就被瓜分成东西德乃至东西柏林（直到1990年苏联变天才推翻了柏林围墙，德国又归趋统一）。

另一方面，被分割的朝鲜也是急于寻求统一。在金日成领导下，他认定美国分裂了朝鲜，因而在1950年7月爆发了一场十分剧烈的南北战争，美国也在此时派大批美军介入。形势经此一转，金日成的军队危在旦夕，随时会被美军消灭的可能。

金日成在求救于苏联不果后，也就亲自向毛泽东发出紧急援助的要求。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决定的大事，关系到共和国的存亡，因为他才在一年前（1949年）解放了全中国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当百废待兴又集中火力要收复台湾之际，忽又在北方的城门失火，如果中国不协助，美军很可能在敉平北韩后进攻中国。在无从选择下，毛泽东决定在同年10月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美军展开殊死战。

前前后后双方都派出数十万军力，经过三年的较量，1953年双方终于签署板门店和约，朝鲜又恢复南北对峙。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倾向北朝鲜，而不与南朝鲜往来的，包括于1961年在南韩政变成功出任总统的朴正熙。在中国眼中，是美国扶持的敌对政权，是位独裁者。1974年朴正熙夫人陆英修被枪杀身亡，朴谨惠以22岁芳龄取代其母亲，成为韩国“代理第一夫人”。直到1979年，其父被暗杀后，她就离开青瓦台（总统府）。

未想卧薪尝胆的朴谨惠苦尽甘来，她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18任总统（2013年就职），她成了第一位女总统，更是父女先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坛佳话。

虽然朴谨惠是朴正熙的女儿，但她在成为总统之前已和中国领导人有所接触，因此在她当选总统后，有利于她进一步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吊诡的是，9月3日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时，来祝贺的不是朝鲜（北韩）的金正恩（他派出第二号人物崔龙海代表参加），而是一度被中国视为不友善的韩国总统。

不过在中国于80年代走改革开放路线后，就与韩国打开经贸关系。今日的韩国看来比朝鲜更亲近中国。不但是始料未及，也印证了“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这一句至理名言。

北韩与南韩忽冷忽热的关系也就需要中国扮演积极的和解角色，以稳住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刊登于2015年8月31日《光华日报》

净选盟形成第三势力？（直挂云帆）

净选盟4.0大集会的人潮除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周围麕集外，也在35个国家的74个城市同步举行集会。虽然场面有大有小，但似乎响应净选盟的号召。

本届的大游行集会，有提出5大诉求，分别为干净选举、干净政府、拯救经济、异议权利及增强议会民主。

根据主办当局的流程，大集会于8月29日下午2时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日的凌晨结束，总共34个小时。集会的肇因显然是“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暴露的弊端而引发错综复杂的情节；其中也包括针对首相纳吉本人；尤其明显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出现大集会，再次促请首相换人。换句话说，净选盟4.0大集会这一方要求的是对政经进行改革，以出现一个干净的选举。因此“Bersih”声响彻云霄，也夹带“辞职”的呐喊声。但平心而论，鲜少（也可能是极少数）听到“Refomasi”的声音；更没有行动党口号。即使有反对党领袖参与其中发表演讲，但整个主导场面仍由非政党组织的净选盟带动。姑不论它是否与反对党有所默契，在公开的场合上已明显的“分开来说”，不再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的两面手段成功地分化马来人和华人。在一边厢它对马来社会（在拿督翁领导下）反对“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举行的大集会和示威而成立的巫统（1946年）作出让步，同意搁置“马来联邦”计划，另与巫统再加上各州苏丹商谈出另一种宪制，称之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联邦”（2月1日）。

在另一边厢，英国殖民政府（战后称为军事政府）在诱劝马共抗日军缴械，重返社会后（1946年），转过头来则对左翼政团开刀，双方的对峙与斗争不断升级。英方以局势不安为由，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1948年6月20日），更在一年后将大批华人赶至新村，总共有452个新村，人数逾50万人，以切断华人和马共的联系。

就这样，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乃至印人社会就个别出现不同的诉求与示威游行。虽然马来亚已在1957年按“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且以协定条文为蓝本，拟就马来亚宪法，但在教育课题上，华校生从钟灵中学开始（1956年）发起了学潮，以抗议政府变质华校和拒收超龄生。当60年代学运沉寂后，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工党）的示威游行此伏彼起；其中影响深远的是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起的大罢市，以抗议旧马币贬值15%。此外最浩大的一场游行运动发生在1969年的5月9日（5月10日是马来西亚大选的投票日，劳工党号召杯葛大选），起因于一位劳党党员林顺成在甲洞贴标语而不幸中枪身亡。此事传开，左翼分子，也就展开了约3万人参加游行的葬礼，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了人民的投票倾向。

由于投票后的第三天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顺成的举殡游行也就被指煽起不满情绪。

在马哈迪主政时（1981-2003），除了1983年为修宪政府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说明修宪原意外，就不再允许其他示威游行。例如1987年的茅草大逮捕行动即是对可能发生的示威大集会采取防范行动。

虽然如此，马哈迪预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因革除安华的党政职而掀起滔天大浪。在安华领导下，声势浩大的示威从中马到北马燃起了“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直接冲向马哈迪政权，人数估计有十万人之多。

当在马哈迪于2003年让位于阿都拉接班后，整个形势对国阵十分有利。在2004年的大选中，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取得最辉煌的成绩，在219国席中，赢得199席，占90%以上的比率。

正由于民间及反对党发现选举制度存有缺陷，也就激发一批专业人士组成民间及在野党合作的“净选盟”（Bersih），又称为净选盟大集会（Bersih Rally），由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担任主席，有三个反对党参与其中，它们是公正党、行动党及伊斯兰党。

这场尝试性的大集会于2007年11月10日在吉隆坡举行，目的是要求改革选举制度，使之干净与公平。虽然参加的人数有数万名之间，也成功地由安华向元首府递交请愿书。但警方的防范严格，有245人被录口供，其中34人被逮捕。

安美嘉之所以有此勇气鼓吹游行集会是因为在2007年9月27日她身为律师公会主席，率先发起律师大游行，以使司法走向公正而不受到某些人影响。结果有2000名律师响应。

在律师集会顺利完成后，安美嘉也就站出来领导一场更大的群众活动，称之为净选盟1.0。

在踏出第一步而迎来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后，净选盟获得更大的信心朝向2.0迈进。安美嘉仍然担任主席，但已不再包括反对党领袖在组织内。

2011年7月9日，净选盟2.0人民集会再次扬起，共提出8项诉求，包括清理选民册、使用不褪色墨汁，最少有21天的竞选期、允许各政党公平接触媒体及杜绝贪污贿选等。这一回参加人数有所增加达5万名左右，在海外的一些城市也有国民响应。

因为要求改革未能得到回应，净选盟决定在2012年4月28日举行净选盟3.0大集会，以产生更大的压力促使政府改革选举制度。这一回参加的人数更多，有人形容约10万名，但净选盟声称有15万名以上。

来到2015年的净选盟4.0大集会，也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与官方打对台。这一回领导人换了玛丽亚陈，诉求内容有些不同，重点不再集中选举制的改革方面，而是针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事件提出诉求。

原本人们以为这样的集会会引发冲突，事实并非如此，警方也十分克制，让游行群众逗留到8月31日的凌晨离去，间中没有大事发生，真的是一场和平与和谐的集会。虽然有人说马来人不够多，但在集会的第二天又宣称来了较多的马来人。总的来说，在人数被称为20万名之多已是十分不错，虽然玛丽亚陈说有50万人，我们姑且备注。

尽管净选盟不是个注册的团体，但它所代表的是一群有头有脸的人。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国家的第三势力（没有政党色彩的），而成为朝野居中的协调员和桥梁。

刊登于2015年8月27日《东方日报》

回教化的条规带来的反弹 （天下纵横）

当今年6月份的时候，传媒陆续刊登一些政府部门禁止女性穿“短裙”、“短裤”或“短袖”或“无袖”上衣进入办事，包括车辆注册局、法院、医院、学校等等。

经过一番争议后，前首相马哈迪说了公道话：只要衣着端庄，没有暴露就行了，何必斤斤计较裙短或袖短的标准？

这种情况固然不是在每个地方发生，但如果是医院要求严格就太过为难了，病号生病或受伤，衣冠不整是常有的事；也有些妇女为方便也穿短裤来医院看病或探病。

就我们看来，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只要衣装整齐没有“坦胸露耻”或裙子没有短到一闪一闪可隐约见到内裤也就不是什么“撞规”的事，而通常这类事件的发生主要在保安的身上。他只要拿了条例来禁这个或那个，就容易引起争执。因此政府首席秘书有必要向所有的公务员或津贴雇员作出交代，不可随意利用条规制造风波。

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得知吡州宗教局又规定男女（如果不是夫妻的话）不可以排排坐，而是要分开坐，因男女有别，回教法中也有此规定。

这使我们想到在吉兰丹男女在超市购物也要分开排队，不可混在一排内。

此条规若被执行，吡州要看戏的男女就得带上结婚证，不然就要分开坐了（男的一边，女的一边）。

再一个发生在8月份的争议是登嘉楼的执法人员禁止男女同坐摩多，除非证明是夫妻，否则会接罚单。

我们对此较为强烈的非议与反对，许多百姓因经济能力，只能以摩多西卡代步，有时是载亲戚、朋友或女儿，既省钱又方便。

我也曾经看见一辆摩多共坐有四个人，前面一个小孩，下来是父亲，再下来又是另一个小孩，最后才是妻子，他们也是无奈的。如果有钱，谁不想开汽车呢？

所以有些事是不能从宗教观点看问题的，骑摩多就不能这样硬性规定，难道也要他们带上结婚证？若不是夫妻，是否又要多买一辆摩多？以落实男女“授受不亲”？

在近日，玻璃市又有新招，加央市政局说玻璃市的商店招牌禁酒类标志，如果没有将之盖掉，当局将采取行动对付。这显然也是因宗教理由禁止宣传酒类标志。

记得在去年时，雪州也发生不鼓励便利店在晚上售卖酒类饮品，理由是在夜间酗酒会闹事。这固然是其中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毕竟雪州是旅游胜地，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络绎不绝，如果晚上禁卖酒或有些地方不准卖酒，肯定会打击国家的旅游业。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一旦在各方面引用宗教条例会引发争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反对实施“回教刑法”。

按照马哈迪的说法，他是在政府部门引进回教价值而不是更多的回教律法：“回教化运动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把回教法律实施于回教徒身上，而是在国家行政上注入回教价值，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能被全部人所接受”。

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别什么是回教价值，什么是回教律法？不能混为一谈。
刊登于2015年8月24日《号外周报》第749期

单一源流教育行不通（跃马扬鞭）

我们不时有听到一种论调说马来西亚人民不团结是因为存在多元教育源流，如果要使人民团结应该从小就培养起各民族学生在同一个源流教育的学校上课。

虽然表面上看来有些道理，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歧视和对人权的漠视。因此在我国独立后（1957年）直到今天已58年，仍然存在多元教育，说明了多元教育在独立前和独立后都符合了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情。

即使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政府有特定的政策，但也不可以做出“痛苦和造成伤害民族感情的改变”。例如在马哈迪当政的时代，经过实践和了解后，放弃种族同化政策，尊重各族存在的差异，只强调种族融洽，所谓“求同存异”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在70年代中期，当马哈迪担任教育部长时（1974-1978），他就将英文小学转成以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学校，造成许多华裔家长将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原本这批受英文教育的家长的意愿是送孩子进入英文小学的，但在媒介语改变下，华小成了华裔家长的首选。直到今天为止，几乎有超过90%的华裔家长将孩子送进华校，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受六年华文教育的同时，也学到国语和英语，对日后的升学不成问题，同样可以送到外国完成大学教育）。

直到千禧年后，马哈迪察觉学生整体的英文水平下降了，数理科也被抛在后头。为了扭转教育的落差，他在退休的2003年，在所有小学实施用英文教导数理科。这种苦心是担心国人的教育与时代脱节。

这一方面固然受到新加坡的英文教育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个岛国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马来西亚的学生。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外汇的流失，马哈迪在80年代又采纳了教育学者的建议，开放大专教育，通过2+1或2+2的学分转移课程而让学院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英文也就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语文。发展到今天，我国目前已有20间国立大学、36间私立大学、30间大学学院及410间学院，可见我国大专教育突飞猛进，令人刮目相看。

再有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国际学校的数目越来越多，且开放门户允许招收100%的本地生。

例如在2010年时，我国仅有21所国际学校，但在短短的4年内我国的国际学校已跃增至99间（2014年的记录），还有另外23间已发出办校许可证。

虽然直到今天，国际学校的人数只是3万名，但在本国学生增加下，已可预见它将会不断提升其数目。

从上述看来，灵活的教育和多元的教育普遍受到欢迎，例如独中（60间）学生的增加；国际学校不落人后的竞相开办；再加上我国大学及学院林立，反映出马来西亚多元教育已形成区域的教育中心（三语并重）。正如柔佛苏丹不久前也发表应重视英文的谈话，基本上印证了官民都认同多元教育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在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或一些政治人物的脑海里，仍然存在着推行单一源流的教育政策和思维，理由是多元妨碍国民团结。

我们不相信这种论调是正确的。在2009年纳吉拜相后，他也同意教育维持多元化，且在2010年的内阁会议上作出议决。未想教育部官员在近期又再想碰触这敏感问题，准备大动作地将学校改成单一源流的学校，这是对现实的抹杀。

如果我们承认正规的华校在1904年已存在，马来西亚华校已有111年的历史；也不因国家独立而有所改变，那么尊重历史和民愿，尊重百花齐放的文化更有助推动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我们又何必因噎废食？这样狭隘的单行线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对要达致先进国的马来西亚是一大讽刺！

刊登于2015年8月24日《南洋商报》

槟城卷入两次世界大战 （现代春秋）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从欧美到亚洲都分别有不少的国家庆祝胜利。因为德国的纳粹法西斯侵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使到世界人民永远忘不了这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槟城也不幸被卷入这两场残酷的战争中。

远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槟城已被迫卷入战争，它的因由是这样的：在这一年的10月28日上午，有一艘德国的巡洋舰—大白鹅号（Emden）驶入马六甲海峡，并击沉了两艘军舰（苏联的Zhemchug及法国的Mosquet）。刚好就在离槟城海域不远处，所以被称为“槟城之战”（Battle of Penang），直到同年的12月9日，德国军舰在印度洋被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悉尼号（HMAS Sydney）击沉才宣告结束。这场结束战在可可岛附近，也被称为Battle of Cocos。

所幸当时只是海战，未涉及槟城人命的伤亡。当年马来亚和新加坡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许多年以后的70年代中期，我在报社（星槟日报）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电话，邀请我参加俄军阵亡的建碑典礼，我才领悟到原来也有俄国人被葬在槟城。

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象征着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保加利亚及奥匈帝国成了战败国，德国也因之付出割地及赔款及限制军备的代价，埋下了德国在20年后做出更大的报复。

从时间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7月28日，结束于1918年11月11日，死亡人数1500万（其中军人900万，平民700万）。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未结束的1917年11月，俄国变天，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推翻了俄国沙皇，后来又与邻近的国家合并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由于这样，俄国与德国签约，退出战争。

未想在20年后，人类又再遭受更大的浩劫，一方面在德国崛起的希特勒（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后来也与意大利的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结成一道（原本是各怀鬼胎的），因为要瓜分欧洲的土地，因而在1936年10月25日，德意两国签署秘密协议，彼此侵占不同的国家。就这样希特勒也收服了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墨索里尼。

1938年，希特勒并吞奥地利，继后又并吞捷克。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向波兰全面进攻，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节节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在1941年全面进攻苏联。

1943年苏联大反攻，把德军逐出国土；继后在1944年击破被德国侵占的国家。1945年4月16日苏军炮打柏林。4月30日，希特勒及其情妇爱娃双双自杀身亡。到了5月9日，德国宣布投降，结束了欧洲方面的战争。

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比希特勒更早暴露野心，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已取得朝鲜和台湾的控制权。

到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扶持了赙仪傀儡皇帝。接着在1932年展开淞沪之战，中国人民开始饱受日军的凌辱和践踏。

1937年，日本也比希特勒更早一年发动进攻。在这一年的7月7日，日军从北京的卢沟桥找到突破口，全面入侵中国，激起东南亚的华人在义愤填膺下，在血比水浓下，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成立了“南侨总会”，全面发起募捐筹款运动，以资助抗日的中国军人和难民。

讵料在1941年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袭击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激怒了原本保持中心的美国，加入反轴心国的战争。所谓的轴心国即指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结成的邪恶核心，准备征服全世界。

也因为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的同时，日蝗军在翌日（1941年12月8日）穿过泰国（答应不侵略泰国，尚且把北大年让给泰国）直入马来亚 ，在哥打峇鲁登陆。

三天后，即12月11日，日军机大肆轰炸槟城。在日本蝗军看来槟城是抗日的地盘，必须先除之。

预想不到的是英军不抵抗而撤离，留下手无寸铁的人民在所谓侨领的领导下，不是在家的窗外高举白旗，就是日本旗，希望日本停止轰炸。

虽然事后不再轰炸，但在1942年举行两次肃清，先后扣捕了5000名华人，几乎有二千人死于非命；更有人在监狱受尽拷打和残暴对付而丧生，能够获释而生存下来的也仅是少数。由于知识分子成为焦点人物，因此钟灵师生被杀害的人数也超过40名。

未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竟是一场拉锯战，马新人民经过3年8个月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后，才迎来日本投降的曙光。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因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日人死伤无数，天皇也就宣布投降了，日期比德国投降还迟一些。

但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在9月2日的美军战舰上签降书，也就被认为这一天是真正结束战争的日子。

因此俄国在5月9日纪念战争胜利70年，而中国则以9月3日为纪念日皆具有重大的意义。前者是德国投降日；后者是日本签投降书。

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千5百万人，损失不下30亿美元，因此要求日本正式道歉和适当的赔损是不为过的，只是日本目前的当权右翼领袖仍然有“不服”的心理，心不甘情不愿地只向历史表示懊悔，没有向人民灌输永不战争的思想，也表明在今后不再道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民对日本当下的扩张主义政策有所不满和耿耿于怀。

刊登于2015年8月24日《光华日报》

颜炳寿炮打司令部 （直挂云帆）

马华前副总会颜炳寿按耐不住马华领导层对时局的大课题没有明显地表明立场感到遗憾。他说：“如今国难当头，政治危机酝酿成经济危机的当儿，马华最高领导层并未发表过任何的态度和立场”。他认为马华在大是大非的课题上切勿陷入“政治梦游”状态。如果今天的马华不站出来，明天的马华再也站不出来。

正因为马华在2013年的大选比2008年大选的成绩还要差（2008年马华国会参选40席，只胜15席；州议会参选90席，只胜31席），只剩7国11州，马华也就得依照较早前代表大会通过的“不入阁”议决案。

于是在大选过后，国阵主席纳吉组成的内阁就没有马华的部长，也只好委任非马华议员在内阁中充数（1人），直到马华在2013年的特大上解除“不入阁”指令后，马华才在2014年重返内阁。

虽然颜炳寿没有对解除“不入阁”表态，但我们推论他应该没有异议，因为他下来参与攻打总会长职，与廖中莱争“天下”。在他失败后，他也只得认命和靠边站。

不过颜炳寿似乎是马华近年来的一个“异数”，他对事件的评论也与党中央有所不同。例如在7月份首相改组内阁时，他就深感困惑。虽然对马华在内阁改组中增加成员表示欣慰，但他认为当前的政治发展对国阵包括马华极为不利。

在最近的政治局势演变中，他促马华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26亿政治献金、令吉下跌不休、股市一跌再跌、调查机构受阻及媒体被限制等课题表态。归纳起来有4个点：

（一）马华变得没立场，一直保持沉默。

（二）在当前马华作为国阵第二大党，可以明确表明立场，乃至联合其他友党表态，以促使巫统正视。在这方面，他希望总会长拿出政治勇气和气魄，否则马华将面对灾难性的危机。

（三）马华应该区分党和政府是两码事，而不是混为一谈。

（四）在此危急时刻，党的立场必须十分明确，否则马华将处于“政治梦游”状态。

对此，颜炳寿希望马华领导人不要再用旧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毕竟马华领袖不是巫统的下属。

与此同时，颜炳寿似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具有争议性”的话。他说如果回到陈修信与东姑的年代，你能够相信马华领袖已经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吗？

我想借用颜炳寿这一席话来评析马华的过去和现在。我不否认颜炳寿是少数具有勇气站出来说话的人，但如果翻阅马华的历史，他也许会知道为什么马华会走到今天。

1949年马华成立，创会会长是陈祯禄。1954年林苍祐加入马华之后，他在党内形成一股力量，并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

当时他的秘书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朱运兴（为了华教，后来他不惜牺牲担任副教育部长），而他的宣传主任杨邦孝（他击败陈修信）更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他也是李光耀的挚友。

以林苍祐为首的改革派，一心锐意革新马华，并鼓励华人申请公民权和登记成为选民。他的目的是要在联盟的体制内让华人获得较平等的地位，生活也能被改善。因此他在1959年向联盟主席（东姑首相）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马华被分配到1/3的国会议席（当时国会有104席）至少35席，以便修宪时，马华议员会被征询。同时华教问题也应列在联盟的政纲内。

可惜的是，马华内部不团结，原本支持林苍祐改革的创党会长陈祯禄转向支持其儿子陈修信（血比水浓）。这一派的主要人物还有翁毓麟、陈东海等人，他们与东姑取得统一意见后，边缘化了林苍祐的团队，也将林苍祐的备忘录“束之高阁”。就这样，1959年的大选没有林苍祐的份（这是非常笑话的，堂堂一党的总会长竟不是国会候选人，而马华的候选人也不是他挑选的，而是陈修信与东姑敲定的）。

虽然1959年的大选，马华有19人当选国会议员，但只能派出31名候选，不再坚持最少35席以上（最好39席，因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共有39个）。有鉴于林派大势已去，林苍祐派一个接一个退党，马华第一次面临大分裂，陈修信也就在马华内崛起成为老大了。

从那一刻开始，马华就不再坚持与巫统是平起平坐的（原本在联盟内巫统马华各占6人，后改成巫统6，马华5，国大党3），而被分配到4个部长已被认为是足够的（这个数目50余年来，还是原地踏步，真的是“50年不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1969年的大选，马华表现差劲，不仅失掉槟州政权，国席也只剩13席（与行动党一样），即使曾一度退出内阁，但在“513”种族冲突事件后，马华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尤其是1974年敦拉萨组成国阵，将反对党（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收编后，马华已不是代表华人的唯一政党，而是被民政等瓜分了政府中的地位。

正因为513后政局改观，陈修信也就辞卸总会长，而启开李三春的时代。

从陈修信、李三春、梁维泮、陈群川、林良实、黄家定、翁诗杰到蔡细历的年代，马华也曾有过辉煌的胜利（如1999年的大选及2004年的大选），但也有过失落的痛苦；尤其是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更是伤痕累累。

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在2013年由廖中莱接手也是无法扭转劣势的，其一马华“入阁”入得“不像样”（比国大党还差，有两名有职务的正部长），只得两部长，其中一个还是首相署部长和4副部长。

除了巫统在西马仍维持强大势力外，其他的势力得靠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

其二，在这种情形下，马华总会长廖中莱所能做的也就不可能比过去的总会做得多和好。有历史说明历届总会长都有难言之隐和不能触及的事。如果颜炳寿也是其中一位总会长，他会与众不同吗？还是萧规曹随？

其三，最近的内阁改组，马华又是“天降馅饼”，多分一部长一副部长，实在是意外收获。不但马华内对此表示欢迎，华社也好话说尽，好像没有怨言，不知道与颜炳寿的“政治梦游”有关？

同样的情形，今天马华的大当家所能做的也只好视巫统为老大，这种一党独大的心态正是马华反映出来大选失败的主因，问题是马华能否扭转颓势？它能影响巫统吗？如果不能，保持“沉默”也是对“传统”的负责？但在颜炳寿看来，不能够再这样沉默下去了，而是马华的历史应该改写。颜炳寿可有大蓝图？还有廖中莱总会长您怎么看呢？

刊登于20158月20日《东方日报》

马币又让人心惊胆战 （天下纵横）

今年二月的时候，我在本栏写了《马币浮动的故事》，那时我们的马币已跌破3.60令吉兑1美元，因而有询问经济专家马币会不会再跌？但没有人能给肯定的答案，只有少数认为不会再跌了，理由是我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金，再加上原油出口和外来的投资不曾中断，基本上汇率会稳定下来。

可是转入今年8月，我们又再一次“心惊胆战”，因为外汇表不断地显示马币对重要外汇只跌不升；尤其是兑美元和新币。

虽然今天我们已可以直接与人民币挂钩，但中国方面的报价用人民币折算后，又在转成美元，否则对方说又亏又赔。

由于汇率的波动，使我想起1997年后的货币危机带来的噩梦。当年掀起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引爆，很快就冲及马来西亚。在汇率自由浮动下，马币兑美元不断下跌，使到每个生意人都诚惶诚恐，不知明天的汇率是多少？

说来也真的叫人汗颜，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享受2.50令吉兑1美元的稳定价格，因此做起生意来能够计算成本而得心应手。可是在1998年时我们的汇率就乱了阵脚，令吉不断地往下跌，不但失去成本的计算，而且汇率也每天在变动。

当马币一度贬到需要用5令吉才能兑1美元时已意味着我们的进货成本已被汇率的变动调高一倍。在这种凄风苦雨下，有些中马合资生意顶不住了，马上“壮士断臂”地撤走，虽然它们的来货可以得到中国公司的较长账期，但经过银行这一关是按当天的汇率计算的。

在商家叫苦连天下，时任首相马哈迪实施了资金管制政策，将3.80马币兑1美元绑在一起。虽是贬值40%左右，但商家及外资和民众也宽心了，不再为汇率的浮动而痛苦。

当2005年马币进入稳定期后，时任首相阿都拉宣布马币与美元脱钩，再次自由浮动。不过基于外国对马币仍有“信心不足”的心理作用，也就不大感兴趣接受马币。果然不出所料，在2008年发生美国的房贷危机时，马币又再受到冲击，一度跌到3.72兑1美元，所幸在2011年后马币又再回升，平均以3.00令吉兑1美元。

可惜好景不长，在2014年底时，马币又再下跌，转入2015年，更是一跌再跌，如今已是3.90令吉兑1美元，随时可破4令吉兑1美元。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明显的减少，在2013年时，外汇储备高达1414亿美元；但在2014年时跌剩1116亿美元，来到今年7月份，我们的外汇储备仅剩1005亿美元，也有专家担心会跌剩不足1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降至50美元；再加上今年外资从马股撤资已达30亿美元，打击了股市的价格和活力。

有人认为，如果国行再不出手，恐怕马币会再往下跌，万一跌风不止，而重演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就大事不妙了。所以我们的令吉是否应该及时重新与美元绑在一起？

相等重要的，我国的政治风暴及经济萎缩也需要及时控制和煞车，否则后果更不容乐观。

刊登于2015年8月17日《号外周报》第748期

巫统坐大的历史因由 （跃马扬鞭）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莫哈山在8月1日出席巫统芙蓉区部大会时单刀直入的指出，森州国阵只需巫统即可执政，不需要拿不下州议席的国阵友党。因此要求在下届大选全数的州议席（36席）交由巫统或巫裔的候选人上阵，巫裔必然能继续执政。

有关言论见报后，马华给予强烈的反应，民政与国大党亦然。为了息事宁人，在8月3日大臣表示道歉，也否认他有说过不要友党上阵的言论。

当争议平息下来，不由得我们想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巫统左右整个政局；尤其是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后，更显示国阵成员党内需要靠巫统才能执政。虽然哈山的言论（若有）较为激动，但也是存在的现象。不过前提是它也需要获得东马的沙巴及砂朥越的友党支持，否则政权不保。

其实，巫统与马华的合作起于50年代，也是因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成国家党）与巫统对抗，才导致华巫合作组成联盟（1954年）赢得了1955年的普选。最初的时候是马华与巫统在联盟内平分秋色（执行理事会巫统与马华各6名，国大党3名）。但在1959年发生林苍祐风波后，马华的地位已降了一级，从此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执行理事会变成巫统6名，马华5名及国大党3名）。令人震惊的是联盟这艘帆船在1969年大选时触礁，失掉2/3多议席，丢弃了槟州政权（吉兰丹仍归回教党）并联盟也无法在雪州及吡州即组政府。因议席未超过半数。由于马华的败选，其在联盟内的代表性开始被动摇了。

有鉴于局面的僵持无法打开和局势的紧张无法化解，在选举3天后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逼使东姑在1970年下台，改由敦拉萨接班，巫统权力更加巩固。

这位有魄力的领导人不但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挽回华人的信心，而且也为“联盟”扩大成“国阵”。将一些反对党收编（如民政党、回教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扩大成一个更大更多元的组织，进一步稳固了巫统的核心地位。

加上巫统一向以来居于不败的地位，它的权威也相对提高。即使东马的政党和州政府有所异动，也会被摆平。例如1965年撤掉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将他上调中央当少有实权的沙巴事务部长，因为他被认为有离心的倾向；又例如在1966年撤掉砂州的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党魁），以教训他反对将公务员马来西亚化。

回到西马，除了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效应”发酵，致使伊斯兰党势力膨胀而国阵得依靠友党，如马华、民政及人联党保住优势外（2/3多数席），当然也改变不了巫统对马华的强硬心态。

接着在此之后的历届大选，巫统就一枝独秀地在选举中立于不败的地位，即使是2008年和2013年的大选，在国阵友党严重创伤之际，巫统仍然屹立不倒（如2008年巫统国会候选人117名，82人中选；2013年巫统派出121名候选人，也有88人中选，当选率70%以上）。

巫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造成友党如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指巫统的一党独大使到友党成为“代罪羔羊”。但这种发泄并没有影响到巫统的既有权威，也难怪在2013年友党再一次惨败后，又再成为被巫统鞭策的对象。

例如在2008年大选，马华在森州只剩1名州议员，在国大党1席及巫统19席下，得以继续执政。此种结局自然使巫统感到不悦（总数36席）。

来到2013年的大选，马华在森州全败（输2国10州）；巫统则赢得21席才再次执政。于是巫统对森州马华的怨言也开始在党内形成舆论。

这也是为什么巫统对友党的不满有所增加，除非马华在下届大选能扭转乾坤，否则就会在国阵内靠边站了。这是后话，就此打住。

刊登于2015年8月17日《南洋商报.

微型华小的隐忧 （现代春秋）

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印象，如果市区的华文小学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迁校；而且要迁到人口较稠密的地方；尤其是新建房屋及公寓的发展区。

在槟城人的眼中，市区华小学生数目的萎缩是因为人口流失，因此有必要搬到新城镇或新发展区。在这种情形下，有学校已从市区搬到西南区，如时中分校及明新学校等。结果也正如所预料，其学生不断增加，而且也超过或近千名。

于是有人把槟岛西南区视为华小未来的希望，目前共有9间华文小学，这些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从千禧年的700余名已增加至当下的1500名左右，也造成超过半数的小六生进不了国民型中学。

最明显的例子是菩提国民型中学迁校成功至双溪赖，在2009年上课后学生大大增加。于是又引发恒毅国民型中学也申请在峇央峇鲁增设分校。如今已动土在即，相信2017年后又再吸纳更多西南区的华小毕业生。如果按照恒毅分校计划收生3000名及菩提也收生2000余名来看，西南区的华小应该有一半以上的华小毕业生能顺利进入西南区的国民型中学，而其他的毕业生依然会被分配到乔治市内的国民型中学。

但在另一方面，阅及“光华日报”的一篇专访却反映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它指出在浮罗山背有4间华小的新生不断减少，例如：①班底亚齐的振华小学今年有学生40名，明年只有2名新生，于扣掉毕业生后，明年也只有39名。

②浮罗勿洞华小，今年学生人数29名，明年新生4名；明年学生人数28名（扣掉毕业生）。

③育华学校，今年全校53名，明年新生3名；明年全校学生52名（扣掉毕业生）。

④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学校，今年全校有58名学生，明年新生7名；明年全校有56名学生（扣掉毕业生）。

这反映出在浮罗山背的华小学生人数有减不增，主要是新建平房不多，而且也缺少就业机会；即便加上圣心小学、双溪槟榔的新民义学校、崇德小学及大同学校，学生人数也不大理想。

这就是说，位于浮罗山背的圣心中学在扩建后，可以预期它必能增加收生。

根据所知，马来西亚目前共有华小1294间，学生超过65万名，占全国小学生人数的21%有余（全国小学生超过300万名）。

在65万名的华小生中，有近15%是非华裔学生，大概有8万名左右，其中有马来人、印度人及东马的土著等。这又说明了非华裔生的增加也有力地扶持了一些微型华小得以开办下去。

就槟城情况而言，华小的数目一直保留在90间，但学生的人数在80年代最高潮超过6万名之后，到了90年代，学生总数又降至5万5千名至5万7千名之间。

这是造成华小有越来越多的微型华小的主因。所谓的“微型华小”按教育部的定义是学生少过150人，在全马共有537间（2008年统计），所占的比例是41%，其严重的情况说明了有很多学校学生不足150人，其中槟城“微小”占22间；其中14间的学生人数少过100名。

因此浮罗山背华小在人口的流失下，学生的减少是不足为奇的。至于西南区的华小尚有机会增加一两间，因为人口迁移至西南区已越来越多，这也无形中使到市区的华小进入更凄凉的境地。

至于中学，据我们所知，槟州的国民型中学有些学生已告减少，甚至出现明显的退减，它说明了留在国民中学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有人也因此认定在国民型中学学生减少下，独中会大量地增加学生数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确有少数的独中从中受惠，但也不意味着独中的办学优于国民型中学，彼此各有千秋；只是独中的灵活办学近年来也吸引了家长的注意力。

整体而言，我们也为槟州微型华小的未来而担忧，也不知它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凡此种种，明显暴露了华小在风雨中面对的冲击与打击，这有赖于华社给予整体和真诚的关注，而不是做表面功夫或作无谓的斗争。

整个华社应关注的是怎样挽救微型的华小？这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5年8月1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