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客家话 （直挂云帆）

挚友（应算是客家老大之一）李尧庆博士与我闲谈中提到如何给客家人下定义？比如说，父亲是客家人，则其子女肯定是客家人；但如果父亲不是客家人，母亲是客家人则其子女是否也是客家人？还有不会讲客家话是否可当成客家人参加客家公会的活动？

这问题到了今天更不易回答，因为客家人不像福建人或广东人，有一个省会作为地标，我们没有客家省。因此客家人之说也变成各有说法，它成为唯一不以地域命名之民系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令客家人担心的是，许许多多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客家人已经不会讲客家话了，因为日常生活中少有“用武之地”，也就不认为学讲客家话是必要的。除非他们从小就在家里讲客家话，不然长大后就不会讲客家话，也没有想到去学习。槟州的客家公会在数年前就曾开办“客话学习班”，初时还有二三十位学员参加，后来慢慢少了；再后来也就只好停办，因为学员少到开不成班。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学习客家话在大城市好像没甚市场；尤其是槟城尽是福建话的天下，哪有客家话的“角落”呢？

虽然客家话的市场不会越来越大，但客家人的精神和特质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因不讲客家话就不是客家人。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就是一个例子。他在80年代提倡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结果新加坡的社会也改变了，在1957年时，新加坡97%的人说方言；1980年，81%的人说方言；2000年，30.7%的人说方言。这也意味着李光耀的双语政策（英文和中文）并没有改变华人的籍贯，许多的华人都认定李光耀是客家人，或只能说他是不讲客话的客家人，不可能否定他原有的籍贯。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了让客家人及下一代能够了解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而最终为何又“流落”在海外而成了当地的公民？我们在客家公会的宴庆上提出了“客从中原来，分布海内外”作为主题，以符合客家人的历史。

根据客家学者罗香林教授（1906-1978）的考证，客家人前后有了5次大迁徙，其因由是这样的：

（一）第一次大迁徙始于“五胡乱华”延续到隋唐之初（公元304-581年），历时200余年（三国时代结束后，出现西晋统一天下，但面临外族入侵骚扰）。

（二）第二次大迁徙始于唐朝末年黄巢之乱，止于宋太祖统一天下（公元875-960年），历时80年。

（三）第三次大迁徙始于宋朝偏安的南宋，直到蒙古人入侵建立元朝（公元1129-1271年），历时142年。这一阶段的客家人开始在南方的三角洲建立起家园。

（四）第四次大迁徙始于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而后人民起而反抗，出现“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组织，打起反清复明旗号（公元1644-1800年），历时150年。

（五）第五次大迁徙始于太平天国的揭竿起义，直到清朝灭亡（公元1851-1911年）。这个时期因香港已割让给英国（1842年），中国移民源源不断向海外谋求生存。在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客家人革命）于1864年失败后，许多子弟兵、客家兵被清廷列入格杀勿论的黑名单，导致更多的客家人往东南亚逃命，也启开了华人大量南来的历史。

这五次的大迁徙历时1700年，也形成江西、广东及福建的三角洲地带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汀州一度被认为是客家人的“新天地”。较后客家人大多麇集在广东省。到了今天则以梅州（嘉应）作为客家人在中国的地标。

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还是有大批客家人向世界各地移民，我们也就有了下列的说法。

（六）第六次大迁徙始于中华民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建立，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11-1949），历时约40年光景。中国人民在军阀残暴下、在日军侵略下和国共内战下，历尽千辛万苦，流离失所，也就有了第六次的移民浪潮。

因为人口的大量的流动，中国人也就向南方和海外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名词，叫做“海外华人”。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中国人经过几代的开枝散叶后，估计有4千5百万的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因此也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如今海外的客家人有5百余万，占海外华人的12%左右，分布在63个国家和地区，证诸了客家人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客家人分布在中国内陆的21个省，有5千5百余万名，包括台湾的419万客家人及香港的1百30万客家人。如此整合起来，全球的客家人就超过6千万人口了。

就马来西亚来说，在6百50万的华人中，就有140万的客家人，占华人人口的21%，是第二大族群，占第一位的是福建人，约37%。

即便客家人分布海内外，到处可见，但遗憾的是，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危机的讯号。来自马来西亚的客家学者廖玉禅Jessica Leo博士在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2015年由Brill Academic Publisher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以《全球客家：客家身份的重塑》（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为书名，大胆地预言再过两代，大概60年内，客家话将会逐渐地消失在残酷的现实中。所幸客家人在全球化及重新整合后，已形成仍具有客家人特征与气质的新一代客家人（Hakkanese）。换句话说，客家话也许以后不再普及和流行，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却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因为客家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

如果我们本身不想让固有的客家话沉没在21世纪中，如果我们要抗拒客家话消失的预言，那么所有的客家人及客家组织都应该共同力保客家话的存在，即使在小范围内沟通也行。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槟城就有一座客家话的城镇，它就是著名的浮罗山背。它之所以形成客家聚落或客家村起于太平天国失败后（1864年），就成为来自中国的客家人避难的山林，久而久之当地人多以客家话沟通。如果说槟城市区是福建话的天下，那么浮罗山背则是流行客家话了。

客家人的习俗和生活传统也可以在浮罗山背找到。同时令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浮罗山背也是马来西亚客家人最早期形成的海外客家聚落之一。我相信在浮罗山背村委会的努力下，必然能够打造一个真正的客家村。

（本文部分资料取自作者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在槟州客家公会宴庆上（9月25日）发表了客家人历史及客家话的未来的讲话内容）

刊登于2016年9月29日《东方日报》

乌坎事件与辽宁贿选

近期中国有两则大新闻令人难以置信，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第一则新闻是关系到汕尾市的，在2011年时，隶属于汕尾陆丰市的乌坎村因有一块3200亩的地皮被当地政府卖予私人发展商，而这个人就是原为乌坎人的陈文清，他在80年代移居香港而成为富商。因此倒回来其家乡以七亿余元人民币购下相关土地，准备发展成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新城镇。但村民不满只分得500元的补助金，其余巨款据称尽被官员私吞。村民在忍无可忍下，于2011年9月21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约有4千人左右）。翌日，百多名来自汕尾的特警进驻乌坎，驱散集会人群，也有十多人受伤，4人被拘留。

在9月24日时，乌坎村民推选13位代表与地方政府沟通，提出了3项诉求：1）查清乌坎村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2）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及3）公开村务、财务。

在同年11月21日，又发生400位村民到陆丰市政府门口上访，抬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5天后此事平息下来，仍在等待当局的答复。讵料在12月11日，村民获悉13名代表中有一人名薛锦波猝死狱中，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与封村行动，要求当局5天内交出薛锦波的尸体。可是换来的不是和解，而是军队在12月19日入驻乌坎，与愤怒的村民对峙，因而问题无法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事件不断燃烧，乌坎村的村民于2012年正月通过手中一人一票选出退役解放军的林祖恋（原名林祖銮）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旋后在同年3月的选举中，以6205张高票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

不料在2016年6月17日，林祖恋被指涉嫌利用职权受贿而被逮捕，结果在6月20日乌坎村村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逮捕行动，不相信也不接受林祖恋受贿。即使到了9月8日，林祖恋在佛山法院被判受贿罪成立，入狱3年1个月，罚款人民币20万元（被告表明不上诉），但乌坎村民还是支持林祖恋。

究竟林祖恋的受贿过程是怎样的？舆论认为法院应公布详情以服人心，因为一般上贪官是不会有群众庇护的，而林祖恋又为何会被支持和同情呢？看来当局有必要厘清前因后果公布于世，不要再让“林祖恋事件”重复发生。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辽宁省发生史无前例的人大代表贿选事。

上层查悉，在2013年辽宁省第12届人大代表选出523名代表中，竟有45人涉贿选而被撤职，其余的代表不是辞职，便是被免了代表资格。

由于辽宁省的常委共62人组成，在38人被除名后，已不能操作。《人民日报》形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发生在省级选举的丑闻，其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有人认为辽宁省破坏了共产党立下的制度和规章，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但又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死结”，要如何打破和杜绝？到目前为止倒是尚缺一个完整的体制。毕竟在少数人中选代表而出现的不规则现象是防不胜防的。就算是欧美国家的民主选举，也不可避免发生选举“舞弊”或“贿赂”事件。

无论如何，中共还得深入研究为何贪腐事件层出不穷，如果连选人大代表也会发生私相贿赂事件，那其他的选举也可能会被人为的操控。换句话说，拒绝被操控的招数就是谢绝“利益输送”，但古今往来，能够不为利所动的又有几人呢？

刊登于2016年9月26日《号外周报》第805期

这一回雪州闪选又触礁？

随着槟州闪选的争议在今年7月份因尊重希盟（切确地说是公正党）的决定后，行动党撤销了闪选的建议。

在当时，行动党认为借闪选再取得胜利的话，就可以证明仍获支持而继续执政，但也有成员党不表同意，认为存在着风险，最终消沉下来。

讵料近日（9月15日）又发生选举委员会公布选区重新划分的重大消息，其特点如下：国会下议院有222名民选议员，但有128个国会选区的范围将重新划分，其中有12个国会议席更改名字。例如原为“八打灵再也北区”的国席将改成“白沙罗”，选民也从8万增加到15万余人（属于行动党潘俭伟的选区）。为此，他在未来大选的多数票极可能从4万余张飞涨到7万余张，但也只能保住原有的席位，没有为行动党带来附加利益。

反之在分析后，希盟发现国会选区有相当多的混合选区变成马来选民占多数，对执政的国阵（尤其是巫统）有利。希盟认为下届大选若用新划分选区进行投票，希盟（反对党）只能夺下1/3的国席，约70席左右。

由于选委会没有增加国席，只是改动选区范围，不需要国会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只要多数票即可。因此可以预料，如果国阵要快马加鞭在近期内提呈国会辩论和通过，就会在下届大选时派上用场。

虽然选举委员会否认重划选区偏向国阵，但舆论认为有明显不公平之处；甚至连国阵的马华和民政也强烈反对。由此可见，这次的重划选区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到各州的州议席的数目在没有改变下，却有34个州选区更改名字。而随着国会选区范围的改变，也导致了其辖下的2个或3个甚至4个州议席的选民数目有所改动。对此，行动党的林吉祥在9月19日疾呼雪州政府有必要举行闪电大选，以保住雪州政权。一旦选区被改动后，雪州州议席明显地出现“大风吹”的共有7个“危险区”，另有9席是华裔选民较大幅度的减少，而增加了马来选民，也被视为希盟的边缘区。

无可否认的，在2013年的选举中，希盟表现比2008年大选来得好，公正党赢14席、行动党15席及伊斯兰党15席，合共44席对国阵（巫统）的12席（总数是56席）。如今执政的希盟（或民联）的席位也有小变动，例如公正党剩下12席、伊斯兰党剩下13席、诚信党2席及行动党15席。

如果用回原来的选区和选民册举行闪电州选，对希盟不算是坏事，反倒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问题是公正党无法预测与伊斯兰党分裂下的后果。

如果伊斯兰党不加入“反对党阵线”而是倒向巫统，情势就会更加复杂化。这也是为什么阿兹敏（雪州大臣）一口拒绝闪选。即使隔两天，雪州行动党以全体执委的议决案通过主席潘俭伟公开给媒体，也没有改变阿兹敏的立场。虽然行动党与公正党的角力从一开始就存在了（1999年），但为大局着想，三方保持君子风度，才有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的发生。

可是在2013年后，伊党与行动党的矛盾因“回教刑法”的争议而扩大，到最后在2015年两党绝交。

继之，在2015年面对砂州选举时，不但暴露伊党与诚信党争夺议席，而且在一些选区也出现公正党与行动党候选人互争议席的激烈搏斗。结果公正党只保住3席（原有3席）；行动党也只保住7席（原有12席）。当时彼此扬言要“秋后算账”。未想今年5月砂州大选尘埃落定后，又发生公正党议员在槟州立法议会上弃权支持政府的动议，惹怒了行动党，引致公正党州议员失去担任一些单位的公职；再加上公正党反对槟州闪选，使到两党关系有了“阴影”。如今又因雪州闪不闪选产生分歧，也不知两党关系结果会如何？

在这种情形下，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也许可以登场亮相了。

如果反对党全数结盟是会有一些胜算，但不保证可拿下国阵；反过来如果反对党四分五裂，兄弟阋墙，彼此斗个头破血流，甚至连公正党也与行动党闹翻，那反对党辛苦建立起来的两线制就化为乌有了，也就让国阵“以逸待劳”，再次坐镇中央。无论如何，这也得看天时和地利；还有国阵是否计划在明年的3月或4月来一个“闪电大选”，不让反对党有足够的时间疗伤？

反对党的矛盾与分裂，可以从反阵到民联再到希盟的一变再变结果中看到。当累积的恩怨太多了，未来的选举很可能就是一场大混战。

刊登于2016年9月26日《南洋商报》

马来亚是怎样诞生的？

在马来亚的历史中，我们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作为起点。这个王朝是来自巨港（印尼）的王子拜里米苏拉所建立（1403-1511），前后生存了108年。而在这之前，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称为单马锡）是归暹罗所控制。由于鞭长莫及，也就让拜里米苏拉从单马锡辗转至马六甲河一带定居下来，并将之发展成一个王国。在这之前，马来半岛深受印度化的影响（例如吉打有狼牙修王国、苏门答腊先后有室利佛逝及三佛齐王朝）；后来拜里米苏拉转向信奉回教，也改名为“依斯干陀沙”，马六甲王朝也因之拉开序幕。

为了抗拒暹罗的武力攻击，拜里米苏拉选择臣服明朝皇帝，以换取保护。也因为这样有了明朝皇帝派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篇章（1405-1433）（明成祖永乐皇帝）（其中五次途径马六甲海峡）。当拜里米苏拉于1414年逝世后，由其儿子穆罕默德伊斯干陀沙继位（1414-1424）时，马六甲基本上已是迈向回教化的王朝了。

不过到了1511年，马六甲王朝被葡萄牙所灭，也成了西方霸权国家的第一个牺牲品（马来西亚一直认为曾受殖民地宗主国统治500年，就是指从葡萄牙开始的，葡萄牙也在后来占据了澳门，1557年）。

在葡萄牙入侵后，并没有出现所谓马来亚这个国家，它只是占据马六甲的区域。因此它也没有能力阻止荷兰对印尼的入侵；荷兰更在1641年打败了葡萄牙，夺得了马六甲王朝的控制权。

尽管荷兰在马六甲统治了183年（1641-1824），它留下的历史痕迹并不多，也没能像葡萄牙得以在早年建立了“葡萄牙村”。

另一方面，在18世纪崛起的海上王国（大英帝国）就彻底地改变了马来亚、英属婆罗州及新加坡的政治结构和人民的生活。这段历史得从英国莱特通过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1858年结束）在1786年向吉打苏丹拿下槟榔屿开始，英方除了要付租金外，也要承诺吉打应付暹罗的侵犯。本来暹罗也占有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控制权，但因英国的介入，也就减少对北马地区的干扰。

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取得了槟榔屿后，又于1800年拿下威省，更在1819年通过莱佛士向柔佛苏丹拿下新加坡。到了1824年，荷兰同意让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这样一来，英国在1826年正式成立“海峡殖民地”（即华人所说的三州府）。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英国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也就将这道海峡当成军用和商用，一方面将来自印度等地的鸦片倾销中国，以荼毒中国人民变成东亚病夫；另一方面，清廷在忍无可忍下，派出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充公英商的鸦片，并在1839年在虎门全面焚烧被没收的鸦片，触动英国在1840年派强大的军舰开入中国海港，迫使清廷投降，史称“鸦片战争”。清廷这一败，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予英国。从此香港成为中国人南来的集散地。

直到1874年，英国介入吡叻华人私会党之械斗和吡州王室争夺继位的斗争，也就达成《邦咯条约》作为英国势力打入马来半岛的开端。换句话说，英国在探知马来半岛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后，便处心积虑地对各州的“小王国”进行收编。

被英国下手的州属除吡叻外，也把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四州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直接受制于英国（1896年）。

继后英国要整合另外5州就有些困难了，比如吉打、玻璃市、登嘉楼及吉兰丹因在暹罗的牵制下，英国只好以贷款方式供暹罗兴建马暹接轨火车来换取暹罗放弃对4州的控制；及后，就剩下柔佛尚未被整合，英国也就等到1914年正式说服柔佛接受英国的保护，而与另4州一起组成马来属邦（Non-Federated Malay States）。这样一来，英国也就真正拥有“三州府”、“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的掌控权。

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英军迅速地返回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也决意在战后抛出由英国一手制定的“马来联邦”（或称马来同盟邦，Malayan Union），以让马来亚走向自治，同时借机切除新加坡不在“马来联邦”内。当然它更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和瓦解马共的武装斗争，因为在马来人强烈反对下，促成了巫统的诞生（1946年），而英国也改弦易辙，直接与巫统商议，在1947年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以取代马来联邦宪制的实施。有鉴于华人对这份协定不表满意（主要是限制公民权的条件），乃成立了由陈祯禄领导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在联合马来人政团（马来国民党）下，有了1947年的大罢市，也提出《人民宪章》取代协定，但不为英国所接纳。

于是在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正式生效了。三个单位，即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共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同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加上1955年的华玲谈判失败，马共恢复森林游击战，而马来联合邦也在1957年8月31日诞生了。

当时英属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及汶莱虽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马来亚的独立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

刊登于2016年9月26日《光华日报》

马来西亚不等于马来亚？（直挂云帆）

虽然9月16日是马来西亚的公共假期，但较为热闹的场面都在东马举行，因为东马政府及人民认同9月16日才是他们的独立日，而不是西马所坚持的8月31日。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星报》的两篇专论是值得探讨的，第一篇是菲力哥林加（Philip Golingai）撰写的“了解我们是在庆祝什么”，副题则显示“马来西亚”并没有独立日，因为马来亚、沙巴、新加坡及砂拉越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已告独立。

这种论点主要是提醒马来西亚人必须认清“马来西亚联邦”是在1963年9月16日由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四个实体共同组成.

换句话说，新、沙及砂是与马来亚联合邦共组（或共创）一个新国家，命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因此对东马人民来说只知道9月16日是他们成为“新兴”的马来西亚的日子；至于8月31日对他们是陌生的。在1957年8月31日之时，新加坡、沙巴（原称北婆）及砂拉越尚属英国的殖民地，而在那一天，马来亚联合邦取得了独立。正由于西马人民一般上认为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是加入马来亚而扩大成马来西亚，也就将它们视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既然是加入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州，也就应以马来亚的独立日作为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这与美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只有13个州脱离英国而在1776年7月4日宣布为美国独立日。后来又加入31个州，也没有改变独立日的日期。

许多年以来，马来西亚就以8月31日当成国庆日大事庆祝，但东马的人民对于西马人忽略东马人的感受有所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也一直成为东马人民的“心病”。因为东马的沙砂明确指出，它们加入或共创马来西亚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都写在马来西亚协议中，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即沙巴20条而砂拉越18条。

其中主要的共同点是：（1）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州）拥有移民管理权，其中包括来自西马其他州的马来西亚公民。

这个条文主要是保障东马人民在就业上不会受到来自西马人的威胁，也就赋予沙砂的州政府有权撤销或禁止西马人入境。后来也演变成对付政敌的政治手段，引致非议。但这个条文除非得到双方（指中央政府与相关州政府）的允许，不然是不能改动的。

（二）马来语被确认为国家语言，但英语将继续作为教学语言和州政府的官方语言，直到相关的州立法议会作出决定。

（三）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但其他宗教可以传播。

（四）这两个州的土著人民享有与马来亚的马来人同等的特别地位。

（五）联邦政府作出财政安排，确保联邦基金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不过东马对于中央只赋予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收有所不满，它们要求获20%的利润分配仍未获得解决。

本来在马来西亚成立日时，也有一份新加坡协议书签署，其中有赋予新加坡教育及劳工自主权、拥有移民权等，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有关协议已不生效。

这件事有引发一段争论，时任沙巴首席部长的唐纳史蒂芬（卡达山机构领导人）对于未被照会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感到遗憾；而砂拉越的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党魁，达雅人）也对中央的过于干预州内政务有意见，他们也就先后在1965年和1966年被中央调离或失去首席部长职。它显示了中央集权制已告形成。

为厘清真相，菲力建议必须在教科书中加入被“漏掉”的史实（即马来西亚成立的经过），以还原历史，这样也能让年青一代正确地了解马来西亚的来龙去脉。

另一篇是詹德拉慕斯扎化博士撰写的“自治与整合”（9月16日）。他在文中提及西马人民一定要听到东马人民要求既有的权利，这在近三年来已响彻云霄。

除了中央要关注东马的基建（兴建泛婆罗州大道）外，也要能够放权，让它们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利。他说，加拿大的权力下放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前苏联就是因为中央大权在握，结果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苏联瓦解（1990年）。

此外，经过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后，已反映出东马对中央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因此重视东马的整合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篇是理大教授慕勒马利根博士（A. Murad Merican）在《新海峡时报》所发表的《在“经济学人周刊”提及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9月18日）。他引述这份权威性的英国周刊在1963年9月21日所刊载的评论文章。文章先是欢呼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但它指出马来西亚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包括忌妒心重、种族猜疑和互不信任，也会因政治与经济的紧张而产生压力。

因此评论文章认为，如果采取任何的安抚行为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一场赌博。这种说法也有其道理，但“经济学人”周刊也评价这个计划是值得称许的。在英国看来，这个计划一方面保持了新加坡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则让英国摆脱殖民地（侵略者）的形象。

若没有这样的安排，该周刊说新加坡将屈服于共党，而东马两州将难于取得独立和个别生存。

整体而言，在马来西亚成立53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一个现实，即马来亚不等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四个实体共同成立的“新国家”。虽然是以西马吉隆坡为政治行政中心，但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日后才成为受国际承认和有法定地位的“新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将9月16日调升为“马来西亚诞生日”而大事庆祝也无不可。

刊登于2016年9月22日《东方日报》

九二“不”共识引发的危机

虽然在2015年11月份时，有出人意表地在新加坡出现“马习会”的历史性事件，这是1945年国共第三次和谈破裂后的71年又再上演国共第四次的面对面交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台湾人民严正地对待国共的历史和离离合合的斗争，以期在台湾总统选举中拉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一把。相等重要的是中共要国民党及台湾人民牢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再有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可以不避嫌和大方地与马英九坐下来谈，但不是突显国与国的峰会，而是当成两岸家务事处理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尽管台湾可以宣示这是“两国”首长的会晤，双方是平等的，但在实质上人们都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而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被承认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华民国”不但退出联合国，也失去其既有的国际法定地位。

另一方面，原本鼓吹“台独”的民进党（1986年）不是由迁移台湾的大陆人所创设，而是地地道道的台湾本土人所成立，自然不可能与国民党感同身受。国民党老一辈的人都不否认也认同它曾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但不幸在1949年被中共打败后集体迁走台湾。

事实上，蒋介石政权能守住台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力于美国的支持和军援，美国是在韩战爆发（1950年）后即刻改变战略，把台湾划入保护范围，以牵制中共大军。

就这样在国民党的思想教育下，台湾人民从小就被灌输和教导反共的思想，甚至“痛恨”共产党。渐渐地，随着蒋介石的逝世（1975年）及蒋经国的逝世（1988年），台湾进入了一个本土化的年代，从李登辉（国民党））（1988-2000）到陈水扁（民进党）（2000-2008），台独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直到马英九（国民党）登台（2008-2016）后，中台关系才告缓和及改善。除了因为马英九承认“九二共识”外，也尽量不强调台独以触及大陆的底线。中共则投桃报李，让台湾的经济显得更加扎实。例如在2011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高达1240.5亿美元；从大陆进口则为452.8亿美元，顺差达到787.7亿美元。在整体而言，中台的贸易额占了台湾总贸易额的40%。

与此同时，也因台湾对大陆的开放（1987年），两地民间的交往更频密了；更在1991年双方各自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北京）及“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台北），以协调双方存在的鸿沟。

根据数据显示，在今年6月初时，入境台湾的大陆客每天3000人，但到了7月份，则减少15%的游客，这对台湾的业者打击很大，因为大陆已将游客缩减成120万名（每年）。在2015年时，有400万大陆游客观光台湾，占台湾一年游客量的40%，即一年有1000万人次的游客访问台湾。

目前全台共有439家的旅游社，它们在7月份之后（蔡英文在5月20日上任总统），首当其冲面临游客锐减的冲击。

台湾政府有鉴于情势危急，马上宣布提供300亿新台币（约9.6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予旅游业者，但一时之间未能对业者产生“起死回生”的效应，也就在9月12日发生逾万名业者在总统府外游行示威，提出“要生存、有工作、能温饱”的诉求。

由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提供贷款，而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国共双方在1992年在香港达成的共识，允许双方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各自表达。中国自然讲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则表明只有一个“中华民国”。于是变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即使词句是含糊与不明确的，中国仍然坚持要蔡英文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遗憾的是，蔡英文只说尊重历史事实，但不直接表明接受“九二共识”。

与此同时，蔡英文也不忘学陈水扁的招数，要求联合国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0）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可以预料必然会被中国否决。在马英九时代，中国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上述三大组织的会议及亚太平洋高峰会议（APEX）。可以预料蔡英文的立场得到的回报是小施“惩罚”，以促其承认“九二共识”。蔡英文若坚持“台独”的精神，不愿与大陆寻求谅解，到头来也许是台湾人民吃亏。如旅游业者的迷惘与上街只是一个开始，蔡英文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6年9月19日《南洋商报》

三轮车已是“夕阳行业”？

在影片上看到人力车，黄包车乃至三轮车已是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人力车何时转变成由车夫在后踏车而顾客则坐在前面？这倒要从头说起。

最早的时候，在街道上所见的都是人力车，由车夫拉客或拉货；也有用牛拉车的。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槟城出现了三轮车，就是如同我们今日在市区所看到的三轮车。

根据乔治市市议会在1950年的统计，槟城共有2千余辆的三轮车。因为三轮车过剩，也就在这之后限制发出三轮车执照。

到了1964年，乔治市市议会为鼓励三轮车夫“踏者有其车”，便召集三轮车工友联合会商讨大计，众人有感自由港地位被蚕食之虞，也就要求市议会继发执照（乔治市市议会由1958年起至1964年是属左翼的社阵执政，也就比较同情底层人士的生计）。

虽然在此之后，市议会又陆续发出执照，但成长率不高，即从1964年的2125辆（有注册的）增加到1969年的2562辆，已超过饱和点（因为太多的三轮车不容易找到乘客）。

事实上，三轮车夫拥有自己的三轮车为数不多，在1969年的统计，只有446辆是自拥三轮车，其余2098辆是出租给三轮车夫的。不过这2098辆三轮车只属于14名车主（资本家）。昔日的租金每天约在1元之内（当时一辆三轮车的公开售价是450元。但在今天5000元是新三轮车的叫价。

正因为有感于三轮车过剩，当林苍祐在1969年5月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就在当年（1969年）的九月份或10月份，由他亲自召见三轮车联合会的代表，以挽救三轮车夫找不到顾客而陷入生活困境。

我当时也在场采访新闻，只见林苍祐苦口婆心地劝三轮车夫不要再推行“子承父业”的传统，应该鼓励孩子多读书。如果有意继续从事载客业，他建议三轮车工友鼓励下一代当德士司机，这样比较容易招客。因为当下的三轮车太过剩了，因此林苍祐又提出停止再发执照（三轮车）的决定，以制止情势恶化。林苍祐也进一步提醒三轮车夫，三轮车的行业已没落，迟早会被淘汰的。

讵料三轮车的行业在后来竟然“咸鱼翻生”，那就是乔治市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已告成功后（2008年），整个乔治市又活了起来，真是让人无法想象的改变，外国游客更是络绎不绝来到马来西亚参观和访问。这个时候，坐德士车走得太快，不好“认识”乔治市，也就被游客选中三轮车当步行工具，它不但给顾客提供方便，而且也给车夫增加了收入，它似乎看到“春天”。

但是三轮车再怎么包装，也不可能闪闪发亮。虽然陈旧的三轮车又成为游客的绝妙交通工具，但它总是有时限的。毕竟根据三轮车公会主席拉迪夫说，三轮车最高峰时是在有2千多辆在公路上行走，如今已是夕阳行业，剩下的三轮车不足2百辆。

也许因为乔治市登陆了“世界文化遗产区，有人以为三轮车好像又“起死回生”。其实不然，崛起的出租车行业，巴士行业乃至最时豪的传召德士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最普及的载客车，正如行政议员罗兴强说，自2008年以来，州政府已提供100万元的资助金给三轮车夫，包括每周给每人20元津贴。此外也有商家赞助美化三轮车也不被珍惜。他慨叹只存140辆的三轮车，却未被车夫好好保管，游客的失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如今又兴起游客租用脚车游览市区，就进一步打击三轮车行业，总有一天，三轮车会走进博物馆吗？

刊登于2016年9月19日《号外周报》第804期

重划国会选区引发争议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公布我国的一些国州选区名字有更动，总共12个国席及34个州议席受到影响。这种做法被人认为是有意使用新名字（选区范围已改变）而让选民在投票前在心理上感觉是新的选区，但这种策略是否对执政的国阵有利或对反对党有利，倒是可以考察的。基本上，一种普遍的想法是认为当选民习惯在某个投票站（或学校或社团等）进行投票时，即使选区名字换了，他们还是会按过去的投票习惯把票投给反对党，所以反对党也不必担心另立选区名字会失掉选票，反而认为在城市地区选民比较倾向反对党的立场不大会改变。

不过选委会对128个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倒是让反对党有所顾虑的，因为它们发现选区再重新规划后显得失调与失衡。比如潘俭伟说他的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席（将被易名为“白沙罗”）就成为一个最多选民的选区，从原本的8万余选民增加到12万选民，涨幅高达66%。这样一来，白沙罗将成为全国最多选民的选区。反之原本有12万选民的梳邦国席（将改名成双溪毛糯国席）将减至7万余选民。这种减法使到反对党（公正党）的候选人不再占优势，因为在2013年选举时，公正党的西华拉沙的多数票是二万余张。因此如果选民人数锐减，对反对党不一定有利。

至于灵北区，潘俭伟在2013年大选时已获得4万余张多数票，被视为反对党强区，现在让选民增加，只是增加反对党的多数票，因为执政党再怎么努力，也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与此同时，潘俭伟也指出，布城的国席选民依然保持在1万7千名，仅是灵北国席选民的11%。还有吡叻州的玲珑、硝山、江沙、巴力及宜力国会选区，其选区也是维持在2万至3万选民之间。

在这种情形下，潘俭伟形容选委会的做法是执行“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的理论。到底什么是“杰利蝾螈”？当今一般的解释是“不公平地划分选区”。这典故出自1812年时，美国麻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奈·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1744-1814）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在州议会选举中赢得更多席位，便设立一项法案，刻意将麻萨诸塞州的选区重划，让敌对的联邦党人票源集中在少数选区（即是让反对党的强区变得更强大，而在一些多数票距离不大的选区将反对党的支持者割出），以确保民主共和党的州候选人顺利当选。

这特殊名字的出现是因为在选区重划后有一个选区变成狭长的怪物，如同蜥蜴，也就被称为“蝾螈”（Salamander）。后来的政敌就有意将他的名字与选区的形状合起来，称之为“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这样一来，它就被固定下来成为“杰利蝾螈”的专有名词。

虽然执政的一方站在有利的地位对选区的范围重新规划，但也不能确保执政党一定是基业万年的。例如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执政党就在阴沟里翻船，只剩下巫统有良好的表现而成为“政治不倒翁”。这反映出选民也是会变心的，他们都凭自己的判断做出投票。

也所幸巫统再加上沙巴和砂拉越州政权归顺于中央，无形中强化了巫统的角色。

可是选委会还是没有办法来满足所有人，例如目前的国会选区已增至222席。原本最初独立时只有104席，今天翻了一倍之后，巫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虽是没有改变，但其他成员党就没那么幸运了。

另一方面，我国所推行的选举制度的另一个特色是沿自英国的，即容许组织政党派出候选人进行斗争，以争得政治控制权。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且规定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人胜利，即每个选区以最高得票者胜出，英文称之为“First-past-the -post voting”（FPTP）。

当巫统处于不败地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拥有足够的资本与东马商谈团结与合作组成中央政府。而为了“投桃报李”，中央也对东马作了较为宽大的回报，先是在2015年批准砂拉越的州议席增加11席至82席，而沙巴则会在明年增加13个州议席，达到73席。

这种战略将会更有利的拉拢东马靠向中央这一边，不再争议独立日是8月31日或9月16日。

巫统相信它可以保住西马的席位（上届参选121席，共赢得88席），甚至认为未来大选有机会增加一些席位。但面对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的崛起，纳吉还是不能等闲视之。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选区的重划而没有增加议席是有些不寻常的（指国会）。一旦在西马的国阵只靠巫统支撑大局，情况就不是很妙了。因此国阵已到了必须作出最后的一击以扭转劣势，这也意味着大选离我们不远了。

刊登于2016年9月19日《光华日报》

发展商不能也是放贷者 （直挂云帆）

最近引发的热门课题之一是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诺奥马的建议 ，他说，为解决购屋者面对房贷困难及头期付款不足的问题，房屋部准备根据1951年借贷法令（2011年修正案）发出贷款执照予申请的发展商。这是给购屋者提供另一个选择，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银行的贷款，而且也拿不到100%的贷款。

他进一步指出房屋部有权发出这样的执照，有抵押的上限利息是12%，而无抵押的上限利息是18%。

从这样看来，房屋部是基于同情较低收入者而准备另辟途径，但这一建议马上被第二财长佐哈里否定，他说多数发展商都向银行贷款充为投资资金，所以发展商不可能在房屋完竣后才来出售，他们缺钱周转。

如果发展商还得给购屋者发出贷款，他们是无法应对的。这项计划看来是不可行或不能持续的。

他也进一步指出，当购屋者无法承担6%利息的银行贷款，他们又如何承担从12%到18%的利息？

紧跟着，联昌国际银行（CIMB）董事主席纳西尔（现任首相纳吉之胞弟）赞扬第二财长敢于反对“危险的想法”。

他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银行紧束申请者的贷款，而是要提供可承担的房屋予民众，以便向银行获得贷款。

这就是说，今日的争议焦点是马来西亚的房屋价格飚升得太快和太高，不但受薪阶级的收入赶不上还贷的数目，而且也因收入有限，被拒于银行门外。一方面我们责怪世界的房地产成本跟随着原料的涨价而不断地往上调；另一方面，又见国家的经济疲弱，以致手上拥有的存款已不足应付购屋的头期钱。举例来说，马币在2015年初时，一美元可兑马币3.20令吉，但今时今日已是跨越马币4.00令吉以上。在市道低迷下，外资的涌入有减无增；甚至撤资的也大有人在。

因此在经济不景、市面萧条的情况下，凡有意购屋者都得面临银行的考验，或被拒绝或只批70%至80%的贷款，极少有90%，更不必说100%的贷款了。

就是因为房屋的价格造成很多人望屋兴叹，也就只得寄望政府多建廉价屋，让受薪阶级也能够“居者有其屋”。

虽然诺奥马是“好心做砸事”，但不可否认他的原意也是好的，以便让中下层人士不必看银行的脸色，而只需发展商首肯即可。不过问题是我国拥有雄厚资金的发展商不多，他们总是不断地兴建房屋和不断地购入地皮，自然没有充裕的资金放贷，向银行贷款的发展商比比皆是。

如果我国允许发展商从事金融业，等于是与银行抢生意，这毕竟是不健康的现象。正如第二财长所说，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是贷款，而近两年来房屋贷款的放缓一方面是国家银行的紧缩政策，另一方面是担心坏账增加，造成银行的损失。也就严格审查，不易过关。根据所知，截至2015年12月，房屋贷款是银行的最大核心业务，共达4180亿元，占总贷款额的29%。换句话说，银行开业是来应对融资和接受存款的，因此对贷款的申请较为严格也在情理之中。倘使借贷者在下来的日子摊还不起分期付款，那就会陷入家庭的财务危机中。这就暴露了主要的症结出在房屋价格，而不是银行紧缩，我们不能把因果本末倒置。

说实在的，我们倒是羡慕政府对公务员的放贷政策的灵活性。财政部秘书长莫哈末依尔旺在今年6月时说，随着公务员房贷局的设立，并承担219亿令吉的政府债务，也使到政府债务减少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5%（原本是54.5%）。至于财政部原有房贷总额519亿令吉已被列为国债。

政府为了顺利地转移债务，公务员房贷局也被安排与7家投资银行签署发售价值250亿令吉的伊斯兰债券，但须要政府出面担保，以致国家的债务如今已高达1700亿令吉。

在房贷局成立后，将惠及160万名的公务员，他们的贷款额已从最低的8万令吉提高至12万令吉；而最高额从45万令吉提升至60万令吉。

与此同时，政府也准备为80万名退休公务员成立雇员退休基金局，也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

我们不知道政府在不认同发展商也兼任房贷者之后，是否能通过银行的安排，给中下层人士提供另类的融资和补贴，也只有在提供充足的廉价屋及提供补贴金予低收入者摊还房贷才能使万千人民皆尽欢，否则当老百姓面对房价愁眉苦脸时，政府可曾想到可以参考对公务员的政策做出怀柔的援助？

归根究底，控制屋价和抑制屋价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只有廉屋充足时，价格合理时，才能够说人民已迈向先进国的最重要一步。

刊登于2016年9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