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笔名“飞扬”）是名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相关报导） 。自1966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诸多文章散见各大报刊。1978年获槟城政府颁发服务有功勋章PJK；1980年获国家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并于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在2009年获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出版《静水深流》一书以资纪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十本著作：《采访外集》（1970年）、《采访二集》（1973年）、《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林苍祐评传》（中英文版）（1988年）、《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2003年）、《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革命学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9年）。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等等。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历史

1966年	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
1971年	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
1973年	开始撰写“社论”，前后共达13年
1974年	升任「星槟日报」执行编辑
1975年	升任「星槟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	升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
1985年	离开「星槟日报」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989年	协助复办「星槟日报」，继续领导「联合报」集团报刊出版，担任社长兼团总编辑。
1990年	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主席兼总经理职，专营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茶叶土产业务至今。
1998年	应「光明日报」之邀，重新执笔，定期撰写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其笔锋之健，资料之丰富和理论之大胆，已赢得口碑。
2002年	应《号外周刊》之邀，每周开始发表专栏文章。
2004年	受《南洋商报》之邀，每周编写专栏，内容为时评为主。
2004年	荣膺马来西亚州元首封赐为DSPN拿督头衔。
2004年	先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及厦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夺得全国华文作文比赛第三名，从而加强其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系报人出生，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
在其处女著作《探访外集》序言中，前《星槟日报》总编辑林珊珊称道他是一个能“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以新闻形象事实之报导外，还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要从事此项工作并不容易，若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因为对问题不会深入观察，中肯入微，而笔下流露，又不会穷形极态，淋漓尽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複何足贵。谢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是我敬畏的青年朋友。谢诗坚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对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历史、人物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柬埔寨的悲剧》、《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林苍佑评传》、《巫统政治风暴》等学术专著。

为使网友阅读其评论文章，特将刊载于《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号外周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之文章及作者之学术论文一併上网，希望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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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博士人生三部曲：报人学者儒商　才华洋溢

文: 陈锐嫔

(韩视网报道)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诗坚博士兼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谢诗坚博士的人生三部曲，先以优秀报人，进而杰出学者，而后摇身一变为成功儒商！

以下是他在《马潮联特刊人文汇集访问特辑》里的一篇访问稿，分为乡情篇、贡献篇及成就篇，叙述了谢博士半生的奋斗及拼搏精神。

乡情篇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兼著名时政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原籍广东大埔，先父谢胡添从中国南来后，在槟城开药材店。童年在药材店生活的影响了谢诗坚，促使他在离开报界后，投入中药生意，创出一片天。

客家人处处为家，大埔在地域上，也属潮州一员。父亲为客家人，母亲为潮州人，谢诗坚同时吸收了客家人刻苦耐劳以及潮州人打拼创意的精神，他尤其谨记的是父亲提倡的“耕读传家”精神，即农忙时要耕田种地，赚取生活所需；农闲时就浏览书籍，汲取精神养分。

谢诗坚非常惦念乡情，除了曾经回中国寻根外，更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代理进口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谢诗坚指出，身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强大，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情怀是出自纯粹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区分他者的种族主义。”他说，可以回到中国寻根，心灵得到了慰藉，这样的感情，年轻一辈或许无法感同身受。

贡献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曾就读于韩江小学与韩江中学，在韩江中学求学期间，谢诗坚是《戏剧研究会》的主席，当时的戏剧研究会会员共有800余名，占全校3千余名学校的25%，是校内最大的学会。

韩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谢诗坚就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系。他感念韩江给他的知识启蒙与养分，于1994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韩江学院在2000年开办后，谢诗坚被委任为名誉校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为了可以在这个新职务上有更好的发挥，好学不倦的谢诗坚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在繁重的生意以及繁忙的社团活动中抽出时间做学问，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个硕士以及一个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满怀热枕地推动客家事务，成功在槟城打造第一个全马首创的客家文物馆。此外，他也积极策划在浮罗山背建设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有鉴于谢诗坚在过去不断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不间断搜集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历史足迹，对传承客家以及中华文化方面贡献非同小可，所以在2009年，他被台湾行政院提选成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的其中一人，主办单位更拉摄影队伍队到槟城与他进行访问。

成就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杰出的成就。年少时期，他是优秀的新闻人；离开新闻界后，他在商界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目前他是一位带领韩江学院创造未来的荣誉院长，也是大马赫赫有名的时事评论人。

谢诗坚从1966年开始就投身报界，起初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1985年，他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并用24万令吉创办《联合报》。《联合报》在1988年的销量每期有5万5千份，成绩傲人，这促使董事会决定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但是顶接与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止面对《星槟日报》旧员工的抵制以及要求解决薪水的问题，最后更因复刊后员工士气低迷及广告赊账收不回的重大打击下，谢诗坚最终忍痛把自己创办的《联合报》出让，在1989年封笔离开报界。

在投入新闻工作的25年间，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的风暴与演进。他把这些年的见闻化为文字，出版了多本历史性的著作，为马来西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谢诗坚封笔10年后，在1999年在《光明日报》的邀请下重新执笔。经过10年的沉淀期后，他的观察与文笔更见锋利，所撰写的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因为笔锋锐利、资料丰富、见解独特，目前已经是大马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作者。

自从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从此在中药界中创出一片宽阔的天空。其实，他从小在中药店长大，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决心投入中药生意后，他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药材和药物，因为引进的产品功效卓越且经营得当，在短短的一年内，谢诗坚不但把办报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也奠定了自身在商界的地位。

投入商海的他，依旧面对风浪，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中，市场讯息敏感的他已经察觉，提前将业务中心移向上海和安徽，在当地设立基地和研究中心，并将业务联系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目前公司专营的“健之花”产品，是公司的人气产品，多年来备受顾客信赖与拥护，使到公司业绩扶摇直上。由于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注册准则及达致良好生产准则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无可限量。

拿督谢诗坚博士担任职务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

槟州客属公会会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拿督谢诗坚博士学术成就

2004年 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

2004年 考获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拿督谢诗坚博士荣誉榜

1980年荣获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2009年获得中国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

2009年荣获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名列东南亚客家精英

转载自《韩视新闻中心》http://www.hctvnews.net/hc_web/php_hc_read.php?n=22582

立国无期 正义何在？

当先知穆罕默德（570-623）于公元622年在沙地阿拉伯的麦地那（Medina）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体时，也把这一年定为回历元年。（正如现在我们惯用的公元是从耶稣时代算起的，以他的出生年代成为公元元年）。

在公元630年，先知又占领了麦加，他清除了当地的多神偶像，只留下一块天石，象征着伊斯兰教的一神阿拉论。

这个王朝启开了伊斯兰帝国而席卷阿拉伯的土地，包括在公元63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

两年后（632年），先知逝世，没有钦定接班人，也就由教徒在先知亲属之间选出“哈里发”（继承人）。前后有4位哈里发，也建立了倭玛亚（Umayyad）王朝（中国称之为白衣大食）。有传说先知曾在耶路撒冷登上七重天向真主寻求启示（又有传说指称先知是在耶路撒冷升天接受《古兰经》的）。因此耶路撒冷成了回教的第三圣地。

但来到第四任哈里发时，伊斯兰教中就有另一派只承认第四任的哈里发，不承认之前和之后的哈里发。这个派系就是当今的什叶派（Shiit）（即意为阿里的追随者）；而另一派则承认之前和之后的哈里发，它就是逊尼派（Sunni）。这一年是公元680年，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伊斯兰教注定分成两大派，逊尼派占教徒的85%、什叶派占教徒的15%。当下全球共有逾10亿的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近20%。

正因为伊斯兰国家因教徒之不同而未能真正形成统一与团结的战斗力量，也就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都是以阿拉伯国家失利告终；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时，被以色列夺下东耶路撒冷（本来由约旦占有）。而自此之后，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占有的土地。

所谓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历史古城，它的独特是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犹太王国）率领以色列人夺取了耶路撒冷，定都于此。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国家。

公元前970年，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此建立了第一座圣殿。不幸的，在公元前586年，第一座圣殿被巴比伦国王布甲尼撒二世摧毁，直到公元前513年取代巴比伦王朝的波斯帝国才协助犹太人重建圣殿，是为第二座圣殿。

这座圣殿在公元70年时被入侵的罗马帝国摧毁，只剩下一道墙基，被称为西墙，直到今天也被称为哭墙。

罗马帝国除了大举屠杀犹太人（约110万人），也俘虏97000名犹太人卖到埃及为奴隶。及后又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让他们四处流浪。在公元130年时，耶路撒冷已没有人居住，到了公元400年，犹太人一时间不准进入这座城市。

在公元380年时，基督教被承认为罗马帝国的宗教，取得了国教的合法地位。因而在约公元500年时，耶路撒冷已变成基督教中心，耶稣的圣墓教堂被建立起来，用以悼念耶稣在此处受刑（被钉在十字架处死）而三天后复活成为神。

但在公元638年，崛起的阿拉伯回教帝国征服了耶路撒冷，并在公元691年在圣殿山建造了圆顶清真寺。在300年后，伊斯兰阿拉伯国王又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这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伊斯兰教的第三个圣地，但先知还是以麦加圣地为主，所有的穆斯林祈祷时都必须朝向麦加。当然第一圣地麦地那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

老实说，当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曾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也不了解耶稣基督教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因而从容地在巴勒斯坦定居和发展回教。

而后在1099年起，以教皇为首的队伍在欧洲国家支持下，向耶路撒冷发起十字军东征，这就是为何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常起冲突的导因之一。

在1517年，奥迪曼回教帝国异军突起，控制了耶路撒冷，直到二十世纪为止。这个帝国允许各宗教存在。也因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管治不力，才有犹太人不断地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机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后期（1917年），英军向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进攻，取得了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在1922年，国际联盟批准贝尔福（英国外相）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犹太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的1947年，联合国才通过将巴勒斯坦切成两半，一半给犹太人立国，另一半给阿拉伯人建巴勒斯坦国。

虽然阿拉伯国家“擅自”为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主，不同意只获半块土地，也不与以色列共存，但结果是巴勒斯坦人在苦难中流离失所，又立国无期。如果不是中东国家各怀鬼胎，以色列是不可能得寸进尺的。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没有为巴勒斯坦人（这些阿拉伯人已世代相传成为巴勒斯坦人）着想，才让悲剧不断发生。

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敢于向回教世界挑战，可能是洞悉阿拉伯国家不能团结对付以色列，也就成为第一个敢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的美国总统。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阿拉伯国家团结对外已是不可能的事，例如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国的对抗，而巴勒斯坦的法赫塔与阿马斯的和解也无济于事，它们毕竟缺少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加上以色列很可能已拥有核武，阿拉伯国家也只能得在谈判桌上为巴勒斯坦人讨回正义，通过武力已被证明行不通了。

其实美国应该做到的是：（一）让巴勒斯坦立即立国，不能再拖三拉四了；（二）以色列必须将东耶路撒冷交回巴勒斯坦；（三）以色列应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通行（因为它的领土被切成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两块，缺乏安全）；（四）如果说以色列有立国的权利，那么巴勒斯坦人也有立国的权利。这是对正义的呼吁，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特朗普在此时添乱和背叛回教世界只能使局势恶化，给极端回教提供袭击的借口，这又是得不偿失的。

刊登于2017年12月28日《光华日报》

三个红卫兵掀滔天巨浪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很多违反常理和泯灭人性的事件发生，这场运动历时10年（1966-1976）。

在1971年因为发生接班人林彪坠机事件，整个文革又转移了批判对象，先是林彪集团，后是周恩来。

刚巧在1973年先后发生了三宗学生抗议传统教育只会培养书呆子，而没有通过实践教育培养出热爱劳动的知识分子，结果成了被四人帮渲染的所谓“先进分子”。

第一位是“白卷英雄”张铁生。

在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发表了辽宁省兴域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也是生产队长）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在物理考卷的背后（这一年他参加进入大学的考试）：“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考虑加分”。

张的这封信刚好被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知道，交待编辑将词句作一些修改，也加上编者按语：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但对整个大学收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此文经《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转载后，轰动全国，纷纷评论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就这样“白卷”考生成了名人，也破例被收为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学生，后来入了党，更被选为人大代表。

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铁生也失业了，等待受审。在1983年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徒刑。

在1991年出狱后，41岁的他与沈阳农业大学的老师董礼中结婚。1992年在夫人的介绍下在鞍山市辽河饲料公司任小职员。

到了1993年，张铁生自行创业，目前已是集团的大老板，拥有17家子公司，资产有两亿元。

真没想到，“四人帮”眼中的孺子可教之才也能在今天转身成为亿万富翁。

第二位是革命小将张玉勤。

就在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一个月后，在河南南阳乡下一个15岁的少女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试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1973年7月10日）。

本来张玉勤不想交上考卷，而是收在口袋里，但被监考老师发现责令交出，结果她受到校长的批评。

讵料在7月14日早上，有人发现张玉勤死在水库附近，被认为是自杀身亡。

几个月后，江青发现这份材料，决定要惩罚当事人，并将此案当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因此除了将张玉勤封为“革命小将”，并成为共青团优秀团员外，还给她立碑，碑文写道：“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

第三位叛逆闯将黄帅的名气更大。

黄帅是位传奇人物，她不幸在今年12月10日逝世，终年57岁。

这位长相可人而眉目清秀的女生在70年代是一名小学生，竟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红卫兵”。

事缘1973年12岁的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美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在9月7日她写了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被老师叫到面前。老师说，他真想拿教鞭敲我的头。但我认为教鞭是拿来教学用的，不是拿来敲学生脑袋的。难道老师用拍桌子、瞪眼睛的方式就能解决思想问题吗？”

黄帅于是把自己的日记交给班主任过目，却被老师斥为是要拆老师的台，降老师的威信。

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与黄帅冷战，更要同学们与她划清界限。

在不服气下，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600字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将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却被老师抓住不放，难道还要我们再做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这一席话，正迎合江青集团要“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正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口味。

于是黄帅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下的先锋。在1973年12月12日，黄帅的信加上编者按语在《北京日报》发表，及后又在《人民日报》出现（12月28日）。这一下子，黄帅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有了三位对“反动教育”的批判，当权派在1974年1月18日发动批孔批林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打倒“师道尊严”的巨浪。

1976年，四人帮倒台，批判黄帅的大字报随处可见。她被人骂成是“四人帮”的爪牙。结果在大学执教的父亲被贬到单位扫厕所，后被逮捕入狱；而母亲也被开除公职，被逼写了十万字检查书（父母两人皆是微生物的学者）。未想在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揭穿一个政治骗局》的文章，由黄帅自己否定5年前的报导，坦白交待是她的家长执笔写的。但人们很难相信，在大学执教的父母怎会鼓励孩子“不读书打老师闹革命”？因此认定后面有人指使。

在80年代，她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其父终获得平反。

在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

1998年回国，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黄帅病逝，留下10岁的孩子，结束了她匪夷所思的一生。

刊登于2017年12月28日《东方日报》

圣诞节VS耶诞节

从网络看到，台湾自从由蒋介石统治以来，就规定每年12月25日（阳历）基督教徒欢庆的“圣诞节”应改称为“耶诞节”。意思是说，在中华文化中的圣人是指孔子（诞生在公元前500年，比耶稣早了500年），而亚圣是孟子。因此不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基督教节日就不能称“圣诞节”，只能称为“耶诞节”。

但蒋介石以本身的己见引起一些基督徒的不满也是预料中事，因为世界各地都把12月25日称为“圣诞节”，为何台湾要改为“耶诞节”呢？更何况蒋介石也是基督教徒（属于浸信会），为何会有此念头？这就不知其真正的用意，大概他是以孔子为尊，也就不能让非中华民族者以“圣人”居之。

其实我对这个称呼也有解不开的迷惑。事缘在70年代《星洲日报》编辑方修（文史学家吴之光，已故）在其编的马来西亚版中，每逢“圣诞节”降临前后，他就大字标题指为“耶诞节”。

我当时在想，为何只他一人“标新立异”？而马来西亚各华文报都称为“圣诞节”，难道这与政治立场有关？虽然我不曾问过方修为何称“耶诞”，而不是“圣诞”，但我认为方修其一应该不是基督教徒，其二是如果不还原“耶稣”的身份，也与非宗教国家（如中国）的立场相违背。

既然我们把方修归为具有“左翼思想”的文人，也就可以理解其思路了。

在我的理解中，宗教信仰是自由的，除了一些国家特定某一族群必须是只从属一种宗教外，其他族群就拥有参加任何宗教或改变信仰的权利。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流行宗教活动的。自从1949年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后，就以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因此宗教活动就大大地被淡化乃至销声匿迹了。

无可否认的，解放后的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不鼓励人民继续奉行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但也让宗教继续存在，只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而行之。

台湾的情况则与大陆不一样，因为蒋介石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在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后，就将台湾交回给蒋介石。

蒋介石在打内战时（1946-1949），面对的压力和挫折逐日增加，也就决定将台湾建成他的最后堡垒。于是从1946年开始，就派人经营台湾，且在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每年的12月25日是“行宪纪念日”（宪法实施之日），不是因为“圣诞节”而被列为“国定假日”。

至于台湾的各类宗教是怎样进来的？这可以追溯到荷兰和西班牙一度占有台湾时（1622年荷兰占领澎湖列岛，但被明军击退后，在1624年转向台南建立其统治地位。在1626年时，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形成南北夹击。但在1642年时，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直到1661年郑成功打败荷兰军后，收复台湾，历时22年，在1683年降清为止），就把天主教的神父带进台湾宣教，以致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直到今天共有170万名（台湾人口有2千3百万）。

另一方面，当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军战败退守台湾之后，大陆的天主教徒就迁往台湾定居；罗马天主教廷也将其驻华公使迁往台湾，并在1966年设立大使馆至今。

由于天主教会的“中国主教团”的“反共”立场，很快就与蒋介石建立良好关系。不料在80年代；尤其是主张“台独”的党外势力坐大后，天主教会人员转向同情台湾本土政治而被驱逐出境。

还有在民进党成立之前的1979年台湾发生的“美丽岛事件”，促使政府大举逮捕反叛分子。其中一位在后来成为民进党主席的施明德，因被发现窝藏在教会，被长老会牧师高俊明庇护，两人为此而被判刑（民进党是1986年成立的）。

但与此同时基于罗马天主教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台湾当局很担心梵蒂冈会改变立场，转向与中国建交。例如中国前卫生部长黄洁夫在今年初应邀访问梵蒂冈，是为了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与建交无关，但不能否定中梵两国将会把双边关系正常化。

当然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不鼓励民间搞“圣诞节”的活动，也认为具有宗教色彩的教会不宜抵触中共所宣扬的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策。

此外，因为苏联的解体（1990年）及其卫星国（东欧）纷纷陷入分裂而转向资本主义，隶属于基督教一环的东正教也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来到今天，基督徒占全世界人口的33%，共有超逾20亿人，仍然保持独占鳖头的局面。

刊登于2017年12月25日《光华日报》

停止“内斗”又祸起萧墙

巴勒斯坦在公元前1000年时是犹太人组成的王国，后来分裂成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但都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且定都于耶路撒冷。

公元70年，罗马帝国占领耶路撒冷，大举杀害犹太人，又驱赶他们离开巴勒斯坦成为无家可归的民族，四处流散（Diaspora）。

但在公元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回教在沙地阿拉伯的麦地那拔地而起，继之又在麦加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因为先知也被记载曾在耶路撒冷登上七重天向真主寻求启示，因此耶路撒冷成了回教的第三个圣地，有两座清真寺也见证了耶路撒冷是与回教有关的。

虽然在此之后，回教通过各个王朝建立起回教王国，更在1453年崛起奥斯曼回教帝国，直到1922年才被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国父）建立起一个政教分开的土耳其国家。而巴勒斯坦则在一战时落入英国人手中。

在1917年英国承认犹太人可在巴勒斯坦立国。这份“贝尔福宣言”（英外相名字）为犹太人打开方便之门。

即便德国希特勒（纳粹头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犹太人大规模屠杀（600万人死于非命），但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犹太人仍不忘复国的斗争。结果在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巴勒斯坦分成两块的议决，一块归犹太人建国，另一块归阿拉伯人建国。结果是犹太人迫不及待地在1948年5月14日宣告以色列国的诞生。在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下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由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及沙地阿拉伯带头。

讽刺的是，反以色列先锋的埃及在1980年与以色列建交，被视为对巴人的背叛。也因为这样，当以色列已在巴勒斯坦立国69年后，巴勒斯坦立国依然遥遥无期。

这就难怪巴勒斯坦人在同一个时期自行组织起来与以色列进行顽强的斗争。

例如1959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通称法塔赫）（Fatah）是由阿拉法创立的。原本主要活动范围在约旦河西岸，这个组织在1965年之后进行武装斗争，对象是以色列。

1974年，阿拉法应邀在联合国演讲，继后将大本营转向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摧毁巴解大本营，后者不得不迁往突尼西亚。1984年，以色列又轰炸突尼西亚。1988年巴解在忍无可忍下自行起义，并在同年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其实还不是联合国正式会员）。但阿拉法的妥协（承认以色列）导致另一股势力的崛起（2004年阿拉法逝世，由阿巴斯接位）。

这股势力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简称哈马斯），在1978年向以色列登记为非盈利团体而获准，创始人是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是一个集宗教、政治于一炉的政教合一组织。10年后主张用武力消灭在巴勒斯坦土地人的犹太人，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它的成员逾2万名，属下有军事组织。

1989年，哈马斯被以色列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和欧盟先后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

2004年，亚辛被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身亡。

2006年，哈马斯在选举中夺得76席（总数132席），法塔赫43席，乃由哈马斯组成政府，但不被巴解机构承认。

在2007年，哈马斯与法塔赫爆发大冲突，哈马斯夺取了加沙的控制权，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讵料在对抗和斗争10年后，法塔赫及哈马斯终于在今年10月在埃及的开罗签署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协定，包括哈马斯将加沙的控制权移交法塔赫，希望在团结底下 ，巴勒斯坦立国早日实现。

就在巴勒斯坦人准备通过和平立国之际，竟发生特朗普无视联合国议决的事件，把耶路撒冷交给以色列。这么一来，巴勒斯坦人应有的东耶路撒冷又怎样解决呢？

刊登于2017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

逊尼派vs.什叶派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仍弄不清楚什么是逊尼派（Sunni），什么是什叶派（Shiit）？他们不全都是穆斯林吗？

没错，他们全都是奉行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23）创立的伊斯兰教，但因为先知没有立定继承人，当先知在公元623年逝世时，并没有指定谁成为先知的接班人，因此在信徒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应由穆斯林公社根据资力和威望选出“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这一派人先后选出4位“哈里发”，也将先知留下的“古兰经”及后人编辑而成的“圣训经”当成信徒们永世不忘的金科玉律。

因为“圣训”也被称为“逊奈”，“逊尼派”的名称由此而来。目前全世界有16亿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20%）。在穆斯林世界中，逊尼派占85%，以沙地阿拉伯为核心国。

另一派教徒则主张基于世袭原则来推出接班人，他们因此只承认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公元656-661）。因为他是先知的堂弟，也娶了先知的女儿为妻，因此最有资格成为接班人。这一派人也称为“什叶派”，其意思是先知堂弟的“追随者”，他们把阿里奉为第一任伊玛目。此后直到12代伊玛目均是阿里的嫡传子孙担任。

在公元680年，穆斯林正式分裂成两大派。什叶派的大本营在伊朗。这一派完全否定前三位的哈里发（即阿布巴克、伍玛和伍斯曼，任期由632-656），只承认阿里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同后来的逊尼派在阿拉伯国家中推举的哈里发也一概被抹杀。

说来也够神奇的，除了伊朗之外，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并不多，例如伊拉克、阿塞拜疆、巴林、黎巴嫩等，而叙利亚则是少数什叶派掌权。这些国家分布面积不大，但有持久的战斗力。

原本伊拉克是属于少数的逊尼派（45%）掌权，但在萨达姆于2003年被美军推翻和上绞刑后，美国便将政权交给什叶派人管理（占人口55%）。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伊朗本来是由亲美国的巴列维王朝统治，矢意走“政教分开”的现代化路线，但也因此导致国内腐化贪污盛行，引发什叶派教徒起义。在柯梅尼教长的领导下，于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什叶派控制的国家。

因为伊朗宗教革命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就怂恿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逊尼派）与伊朗开战，希望能击垮伊朗宗教政权。不料战争持续8年，双方各无所得，只得停战，进一步加深两派的宿愿。

其实，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情仇恩怨已累计1400年，从来没有和解过。例如在去年（2016年）沙地阿拉伯处决什叶派教长尼梅尔（Nimr al-Nimr）时，已引起轩然风波。

此外，也因为有诉不完的仇恨，近年也导致叙利亚内战（因少数什叶派掌权，只占穆斯林的15%）。巴林什叶派起义反逊尼派国王及也门内战，什叶派武装团体“胡塞”推翻逊尼派政权，又引发逊尼派的基地激进组织反攻，并劳动沙地出动空军空袭。

由此可见，除了以巴冲突，千年恩怨无从解开外，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立更是激烈，还有新崛起的逊尼派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单位，更是使到全世界对它防不胜防。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派的分裂也使到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有演不完的悲剧。

刊登于2017年12月25日《号外周报》第869期

庙会不可废 莫忘中华情

我的一位朋友提出了世界上有百余个“唐人街”，若能将全部（或大多数）的唐人街引进中国的一个城市，按各自的特色建立本国的唐人街，不但展示了各国唐人街的不同文化特色，而且也让参观者对各国的唐人街有个轮廓的认识，不必亲自访问百多个国家的唐人街。

虽然这个概念是不错的，但由谁来主导和推动？其可行性又如何呢？除了牵涉一大笔基金外，朋友说，这倒不难，在各自的唐人街上，集资建了房子（或住屋或商店）卖给有兴趣的人居住，肯定会成为另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前提是获得中国政府拔地建“世界唐人街”。

不过这还是个“海市蜃楼”，仍未是时候深入探讨，倒是在槟城的一年一度的新春庙会，却因各种因素包括人为因素而由各姓氏宗联委及青联委组成的“工委会”却宣布解散（12月16日）了。这意味着，明年的春节期间（2月16日起）可能不再有热闹的庙会。除非峰回路转，政府挑起大梁，不然明年的春节就会比较平静了。

提起庙会，我倒是想起十多年前的前尘往事。大概从1999年开始，槟城的古迹区就有少数民间团体或个人在春节（指定的日子）呈现艺术供观赏，也有卖艺和字画的人，形成一个小集市。这些活动基本上集中在观音亭后巷的街道，也在叶氏宗祠的那条路上直到本头公巷和大伯公街等。虽然是“小打小闹”，但也有一定的特色。比如用面粉搓成的小泥人，有古代人物如刘备、关公、张飞和诸葛亮等，是数十年前的沿街摆卖的小工艺品，十分精致，后来似乎失传了。因此在庙会上出现这类的稀有或逐渐失传的珍藏品或艺术品，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曾向我说，他只在街头画人像，未想有不少人光顾；尤其是外国的游客。

虽然槟城在1999年时，有向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提呈将槟岛某些古迹划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但因不符条件被退了回来，而得重新申请（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缔约国）。

当时遵照中央政府的建议是将马六甲也纳进去，用“马六甲海峡的古城”作为主题提呈申请书。所谓马六甲海峡的古城自然指马六甲和槟榔屿，而且它的历史也包括马六甲王朝，不让西方殖民者专美，如只用槟城，就会以英国开埠人莱特为首来阐述槟城历史。一旦加上马六甲，性质就不同了。至少证明马来亚（马来西亚）是马来王朝崛起的地方。

本来第一阶段的申请书是将乔治市内古迹区的1.93平方公里列为核心地带，而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总共4.58平方公里（约占乔治市41平方公里面积的11%）。

但在2003年时，槟城又将面积缩小（因为按联合国规定无需这么大面积），核心地带只占0.9935平方公里，缓冲地带也只有0.8929平方公里，合起来总共只有1.88平方公里，占乔治市范围不及5%。

本来政府预算会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批准将槟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州政府也在那一年开始将春节庙会办得有声有色，各个单位都参与其中，整个古迹区在盛装打扮下，焕然一新，第一次呈现春节的大联欢场面。

可惜的是，庙会只能主办一天，而且从下午开始至午夜。因为槟城天气闷热，游客出游的时间有限，不然参观者会吃不消。

只可惜那年等不来“入遗”的批文，但州政府不气馁，仍在2017年主办庙会，还是等不来一纸批文。

未想在2008年308的改朝换代下，前朝一直企盼的批文却在2008年7月7日批出（这一年中国的土楼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这份迟来的爱，自然让许子根扼腕，因为他努力多年的“大红包”竟花落他家。

就这样，新上任的首席部长林冠英只执政短短4个月内，他又接到“大红包”。因此在2009年的庙会上整个春节氛围更浓，游客更是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要看看“入遗”的槟榔屿是怎么样的？

游客来到之后，槟城也捉住游客的心，、。它的美食、它浓浓的人情味、它绮丽的风光和美丽的海滩，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文化遗产区”。

自此之后，庙会配上“入遗”，已把槟城推进世界旅游区内。

虽然每年庙会推出的节目大同小异，也具有商业色彩，但它已成了“入遗”的新春联欢常态，展现了乔治市的华人文化色彩。这对槟城旅游业的贡献是难以评估的。如果说罗兴强行政议员所说的今年上半年来槟游客已破600万人次，那槟城破1000万人次也是在预料之中。

如果明年的庙会不要中断，就不知道槟州政府能否在民间团体的协商下，保住庙会？

当然若因时间关系不得已停办，但2019年一定要办下去。不论其形式和内容是大改变或小改变，庙会已成为槟城人民及游客的最爱。

我常常与人说，槟城乔治市是没有唐人街，我们的整个城市就是以华人社会为主力构成的，正如新加坡、香港和澳门，槟城仍是一个华人的城市。如果我们不想乔治市有一天在文化传承不力下沦落成真正的“唐人街”，那就是我们对不起祖先的期盼了！

刊登于2017年12月21日《光华日报》

峇峇非英籍民终归是华人

马来西亚有一个独特的族群，我们称之为“峇峇与娘惹”（Babas & Nyonyas）。

虽然有人说，峇峇和娘惹的诞生始于15世纪到18世纪之间，即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后留下一批人在马六甲生活，而生下了当地出生的华人。也有说，在清朝入关后（公元1644年起），有较多的华人南来定居在东南亚各地。但真正开启华人大量南来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因为英国在1786年及1819年开辟了槟城及新加坡后，急需大量劳工从中国南来；尤其是在1826年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即华人俗称的三州府）后，更需要源源不断的华人下南洋。这就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拿下香港（1842年）作为中国华人南来的跳板。

当这些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乃至印尼定居下来后，他们所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就成为“土生华人”或称为“海峡华人”。

第一个成立的“峇峇公会”是在1900年，全称“海峡殖民地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s），后来易名为土生华人公会（Peranakan）。

根据约翰甘默（John R.Clammer）所著的《海峡华人社会》中这样说：“海峡华人”及“海峡土生华人”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来自中国的华人或称为“新客”；后者指在海峡殖民地土生土长的华人。土生华人基本上受英文教育，他们不承认是华人，而自认为“英籍民”。

很显然的，所谓土生华人是把自己西化，不论在思想上或语文上，但仍操作福建语音的巴刹马来话。这些人也在早期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赏识，被聘用在政府部门担任文员。不过他们并未把自己“回教化”，而是保留华人的宗教信仰或信奉基督教，乃至在衣着上及节日庆典上都保持中国的传统。

在这方面，林建寿[1]的回忆录中对土生华人有重要的见解（他的著作定名为《金色沙滩的鸟瞰》（The Eye Over the Golden Sands）。他说“峇峇与娘惹”将他们自称为土生华人是要区别他们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些人受英国西化的影响，也操英语，形成走向西化的先锋，以使槟城成为这个世纪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国际社会。

虽然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感到骄傲，但他们喜欢被归纳为本土人，远胜于被划为中国人。

抑有进者，峇峇和娘惹也发展自身的生活方式，容易被英国文化同化，并在最终使他们成为东西方交汇的桥梁。但他们的愿望未能落实，因为英殖民政府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不可能交汇在一起。

因为身份（英籍民）不被认同，导致峇峇在抗日战争上不热心。战后，当讨论到独立时，峇峇一族终于感觉到需要政治领袖出面争取，不然他们将丧失所要追求的地位。

一向以来，峇峇一族视本身拥有“特别地位”（Special Status），甚至自视为“土地的儿子”，但因宗教关系，被排除在外。加上没有团结的声音，且远离政治，他们变得少有作为（既然是非回教徒，也就在法律上不能被列为拥有特别地位的马来人或土著）。

结果峇峇一族通过海峡殖民地华人公会派遣一个由连裕祥[2]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英国准备会见英殖民大臣署官员提呈备忘录，以保护槟城的华人。但英国政府拒绝会见代表团。在不聆听他们的意见下，全面否定他们的要求，后者只得悻悻然回国（以上摘自林建寿的著作）。

当英国完全漠视峇峇一族后，峇峇原先对英国的期望已告破灭，是英国在20世纪为他们成立峇峇公会和给予特别照顾，但在未完成使命前，英国弃他们于不顾，也从来没有为峇峇的未来作任何的规划。

正因为土生华人得不到“英籍民”的地位，当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就不存在峇峇一族的地位，所有人民得依照协定分成马来人（马来人有规定的定义）、华人、印度人及其他种族等；而宗教以回教为官方宗教，其他宗教可自由信仰。这就意味着峇峇被归为华人。

前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在一则演词中有对“槟城土生华人”作出较为清楚的解释。他说“从早年开始，我们的先辈对槟城发展的捐献是慷慨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甲必丹胡始明是观音亭的大捐钱人，也是白云山华人公塚的捐献者；同时在1878年辜尚达扩建槟城大英义学校舍（成立于1817年）。此后也在莱特街建了一座喷水池（在市议会大厦旁，已停止操作）和捐出阿依淡蓄水池的地皮。同时义兴献地建造槟城中央医院；谢增煜则在旧关仔角交通圈建了一座大钟楼。因此我要建议槟城市议会设立一项“槟城土生史迹基金”，以便能保存一个完整记录，发展成为“槟城土生”的文化特质。

遗憾的是，林苍祐在1984年（被封为乔治市荣誉市民）提出此议后，至今仍无下文似乎历史被忽略了。

既然峇峇被打回“原形”，也就激发不少峇峇从政以争取华人应有的权益。这包括陈祯禄于1949年创办马华公会；林苍祐于1951年创办激进党；林建寿在1957年加入劳工党。在新加坡方面，李光耀于1954年成立人民行动党等等。他们的参政就象征着峇峇不得不认同政治的现实，以种族作为基调。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峇峇党”，除了峇峇人数有限外，也因为峇峇也即是华人，他们可以参与任何政党，包括华人政党，就没有需要自成一党。这也反映出早年华人向英国靠拢和期望能得到英国的保护以成为英籍民，进一步成为英国公民或拿英国护照的梦想已是一场空，华人没有特权，其实英殖民政府早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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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建寿（Lim Kean Siew）早年是劳工党强人，曾任社阵秘书长。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并在1964年大选时再次蝉联。但1967年槟城发生抗议英币贬值15%的大罢市，导致林被捕一个月。释放后一度扬言要重组劳工党，可惜曲高和寡，无法成功。1974年转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80年的补选中当选州议员。但在1982年选举中又失败，从此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2] 连裕祥（Heah Joo Seang）是橡胶业巨子，曾任树胶公会主席及韩江董事长。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组成的“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出任副主席，但在拿督翁于1955年参加普选全面失败后，连裕祥加入马华公会，一度担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

刊登于2017年12月21日《东方日报》

郭鹤年的中国情意结

《郭鹤年回忆录》中有提及他的中国情意结，也提到对中国未来的期望。

这与其父母先后南来作为开始。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离开福州下南洋，时年16岁，后定居在新山。他的母亲郑格如在1920年离开福州南下与他的父亲会合，因为他们早有婚约。因此郭鹤年在1984年接受香港《大公报》访问时说：“我的心分成两瓣，一瓣是我出生的国家—马来西亚；另一瓣是我的父母生长的家乡”。

原本是在马来西亚新山从事多元生意的。在战后的1949年其母亲郑格如（一位有知识的大学生）提议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让郭氏家族的人入股（因为其父亲郭钦鉴在1948年病逝），并由郭鹤年担任总经理（当年只有25岁），总资金10万元马币。

让人不解的是，其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儒家传统女性，怎么会请公司内有学问的职员为她的三个孩子先后取个洋名，例如1923年出生的郭鹤年就被冠上洋名Robert Kuok，但后来又让他们受中英文教育，但偏重的是英文教育。

由于他的母亲是公司的总司令，所以郭鹤年事事都以他母亲的拍板为准。

他在描述其母亲回中国时有如下的纪录：“我的母亲在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经常往返中国。她欢迎毛泽东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她一向喜欢帮助穷人，在1951年回中国时，她将其在山东省的地契分配给应得之农民。”

而他本身则在1965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第一次踏足中国就是参加“广州交易会”，而后也被安排访问乡镇的公社。“我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时有道德和有礼貌的”。

但不久后中国自我孤立，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我在七十年代中期访问中国时，已感觉有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的繁文缛节和带着高度的怀疑，担心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抢他们的财富。母亲这时警告我，过早在中国投资，会撞向墙的，只能头破血流，不会有成果的。更甚的是，如你获得成果，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的而拿回去，结果你又归零”。

“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太落后了，这个国家必须要醒觉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能够的话，我要协助中国更快速的发展。

母亲是对官僚作风十分痛恨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她来说是黑暗的历史。在1920年初，当她在多年后再返回福州时，需要将护照保留在公安局。住了几个月后， 母亲感到十分不悦，决定回返马来西亚。她因而向公安局要回护照，却被无理的拒绝。最后她被逼向官员敲桌子，她没有犯错，为何要扣留护照？我要到北京告你们。数天之后，公安局派人把护照拿到母亲住家，她就乘搭飞机回马了。

她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正确的。

母亲对我说：“年，中国会倒回“资本主义”。我可以告诉你，儿子，人只能被私心所驱动，而这些作为是对本身或孩子有更好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他完成更多的成绩，同时也会更有创意和更具生产力，中国将因为这样的驱动而继续前进。

但母亲还是认为不论怎样，中国还得走上基于人民没有私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漫长的道路，其前提是人民必须先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

虽然郭鹤年说他是因为马新征收较高的所得税（超过25%）。因此在1974年将核心生意迁往香港，他本身则在1979年后才正式移居香港，但又有另一层的期望，向大陆发展。

1985年，郭鹤年当选马来西亚十大企业（排行榜首）。也是在这一年，他以中国合资的第一项工程在北京开工，以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这项大工程直到1990年完工开幕，象征着郭鹤年进军中国大陆。此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也在中国“遍地开花”。

在2012年，郭鹤年又获得“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除了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外，郭鹤年也回想起在九十年代初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当时邓说，中国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亚洲最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不过郭鹤年说，邓小平在开创了繁荣茂盛的时期，代价是中国出现了贪婪腐败等疾病。

他说：“如果我们通往文明的目标路程有1万里路，我想我们走过的路还不到100里。因为人们总是在匆忙里犯下很多错误，中国转型30年，也看到很多错误。”

他感到庆幸的是，自从习近平于2012年主政以来，大大地减少政府、国有企业及军队中的贪腐现象。

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无私、富同情心、爱国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厚认识的人，正从好的方向改变中国。为此他相信习近平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无论如何，郭鹤年说，中国现今面临两个重大的挑战，其一是复兴道德教育（尊重提倡儒家精神与文明）及确立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它比一个民主社会更重要。

毕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基本的法治原则，就算你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能超越法律。

即使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法治，但他的想法是若共产党要永续（长治久安），那么领袖就须接受法治，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

刊登于2017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