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土著争做土著？

随着首相纳吉于7月18日于印裔穆斯林组织联合会（Permin）开斋晚宴上宣布将讨论和研究如何落实把印裔穆斯林列为土著之后，又在8月23日出现旅游及文化部长纳斯里说，峇峇娘惹或侨生申请土著地位并没有问题。若有需要，他将协助提呈有关要求。理由是峇峇娘惹在马来西亚已生活了500年，成为土著应该没有问题。

纳斯里是在马六甲海峡华人珠宝博物馆主持唐玉琼所编著的《马六甲海峡华人珠宝手册》推介礼时这样说。

究竟什么是“土著”？为什么许多人争着要成为土著？当了土著之后又怎样？这一系列的问题有需要回顾英国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及后来的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之后的各种变化。因为英殖民政府采取开放政策欢迎来自海外的移民，也就逐渐地形成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马来半岛、印尼和阿拉伯的族群也在15世纪成立了马六甲王朝，并带来了回教文明。虽然在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和日本先后占领马来半岛和东马，但没有太大影响马来人及原住民的生活和传承他们的宗教。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终于发现马来人强烈地反对英国要实施的“马来联邦”宪政（Malayan Union），因为这部宪政没有提及苏丹及马来人的地位。在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大团结声中“巫统”乃告诞生（1946年）。这个政党也获得英国的承认而重新谈判制定新的宪政。经过双方推敲后，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取代“马来联邦”。

在这份协定中，有特别列出“马来人”的定义和他们的特别地位。其中一则条文这样说：“马来人指信仰回教，习惯于讲马来话及遵守马来习俗者（今天已成为宪法第160条文）。一旦被确定为马来人的身份，他们便享有特殊地位，即受到政府的保护。

虽然在1948年后，“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已成为朝向自治邦的“宪法”，但新加坡却被切割开来，继续直接由英国掌控；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各州的苏丹拥有对回教事务的管治权。

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于1948年签署的协定成为马来亚宪法的蓝本。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也保留了马来人的定义和地位，但也增加了对东马土著的保护。

因此今日的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这样规定：最高元首必须有责任依据本条之规定保护马来人与沙巴州或砂拉越州土著之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换句话说，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也扩大到东马的原住民，他们一概被视为土著，成了被照顾的一群；尤其是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后，许多人都希望成为马来人或土著以享有特定的利益。

不过在所说的“马来人”及“土著”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不列为“特殊地位”的族群。

其实马来人也好，土著也好，他们在宪法上不论是“政治身份概念”或是“种族身份的概念”，都被列为有需要保护的弱势者。

为此，身为回教徒的印裔人也不间断争取成为“土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符合条件，却因法律限制或政治因素被排斥在外。

如今虽然纳吉有答应为他们“正身”，但其中的程序也不是简单的。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印裔回教徒有多少人？

根据Permin 主席说，在大马共有150万印裔回教徒，但马来西亚的印裔也只有200万人，如果说有150万印裔回教徒，那只剩下50万人是非回教徒？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这种算法被认为是过多的，顶多有50万或60万人，而这些人之中有些已因通婚或已几代相传而成为马来人，不再列为印裔人，数目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由于不是概括所有印裔人，所以其中部分印裔被列入“土著”的道路还有一段长距离，不是近期可以达致的。

另一方面，峇峇娘惹是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少数“英化华裔”，他们基本上受英文教育，但家中保留华人的某些传统。

在战后有一批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精英”认为他们心属英伦，也认为“英国是祖国”，便理直气壮要英国承认他们是英籍民或拿英国护照的身份。

可惜英国不接受这种要求，导致这些“精英”只能以华人身份回到华社和参加政党，因为没有所谓“峇峇娘惹”党，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极少数人，也就成不了大事，最终只能以华人相认。从陈祯禄到陈修信；从林苍祐到王保尼都属于这类的政治领袖。他们在过去和现在也没有要求列为“土著”，也知道在此时即使列为“土著”，也不会得到特别的好处。

就不知道为何纳斯里心血来潮，弄出这么一个“政治戏码”来？让人一时难以消化。

其实在国家独立60年后，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土著，还要制造什么“特殊族群”呢？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光华日报》

回归廿年强化监控 （天下纵横）

香港三名反现制的青年黄之锋（众志党秘书长）、罗冠聪（主席）和周永康（学联前秘书长）于8月17日在香港高等法庭被判“重刑”，分别入狱6个月、8个月及7个月，即时执行。

它们是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政府总部东翼广场）（9月26日）而被捕。

这三人在2016年被起诉非法集会而各被判处80及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则因已获外国大学录取，只被判缓刑一年，但律政司不满轻判，乃提出上诉要求复核刑期，结果近日被判上述之“重刑”。

《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指说这三个人将可能成为首批入狱的“政治犯”，也将会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引发更多人对中国治港的想法。

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支持香港的年青人就政治议题发声，并重申他们支持港人享有和平示威权利，而法治是香港的根基。

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支持香港的民间运动，以向中国施压。不过英国并不支持港人搞“港独”。末代总督彭定康说搞港独是死路一条。

这些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游蕙祯及梁颂恒，及后来的4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的梁国雄（长毛）、众志（党）的罗冠聪、刘小丽和姚松炎，他们同声指责人大释法公然改写香港选举结果。他们在上诉的同时也不反对补选。

不过他们并不对新特首林郑月娥说（在补选安排方面）“政府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言词表示重视，形容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游和梁的议席已悬空超过半年，政府有责任进行补选。

针对未来的动向，这批人不否定日后会合并起来重夺议席。

虽然游及梁仍有最后的机会上诉到终极上诉院，但如果不成功，他们将可能无法承担巨额的诉讼费而宣告破产。

尽管一些香港的年青一代与中国母体是越来越远的距离，但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已回归中国，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可以允许香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但它不允许利用香港作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更不能容忍出任香港特首及立法议员者随时随地反中国。中央指出仍不支持特首直选是因为担心选出来的特首与中央政府站在对立面。

同时被选民选出来的立法议员也要按规章行事，依据原定的词语宣誓，绝不允许自创誓言和口出污言，辱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颜面。

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消除香港一些人在民主的遮掩下可以出版各式各样讽刺和侮辱中国领导人的书外（在近年已有一些相关人士在香港被带走），也开始对年青议员施予较严的法律。港府认为若容许议员我行我素，出口伤人或公然在议会内演铁公鸡（一如台湾），则香港更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出现。

有人指出即便在中国的法律下，与西方的法律有些距离，但香港人民可以集思广益，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民主和自由。在立法议会内，除了宣誓词是一致外，接下来议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畅所欲言。

虽然香港的民主不是单行线只向西方看齐，而是可以将中国的律法加入东西方的价值，使之能在伸张正义和捍卫真理下形成一个被全民接受的体制，岂不更为务实？

否则双方对峙到底，又怎么创造一个真正的“东方明珠”？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号外周报》第852期

“默玛里事件”的省思

8月13日的下午，在沙亚南拉惹慕达慕沙礼堂有一场由土著团结党青年团主办的《毫无隐瞒2.0论坛》，主讲人是反对党“希盟”的领袖前首相马哈迪，他也是土著团结党的名誉主席。

不料在答问阶段，有听众提及1985年11月19日发生的默玛里悲剧，导致论坛起骚乱，但不幸又牵涉到政府说要设立调查庭调查当年的“默玛里悲剧”。

究竟“默玛里悲剧”是怎么一回事？而它为何直到今天（已经过了32年）还被认为是“重要的课题”？

先说说事件发生的背景：“513”事件过后，敦拉萨拜相（1970年）。1974年伊斯兰党加入国阵，但在1977年，巫统与伊党因吉兰丹州州务大臣纳西（伊党要求撤换，巫统坚持不换）起冲突，导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更因丹州发生暴力事件而被中央接管州政权。

趁伊党元气大伤，中央在1978年3月先在丹州举行闪电州选，一举击败伊党（只剩两名州议员），而首次由国阵（巫统）执政。接着在同年7月的全国大选伊党又再受挫（国席剩下6席，原本是13席）。

在连串打击下，伊党更换尤索拉哇出任党主席(1983年），也委任哈迪阿旺出任登嘉楼伊党主席（2002年升任全国主席至今），他们抛弃了原主席阿斯里的民族主义路线，逐步走向宗教政治；尤其是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进一步刺激伊党向伊朗看齐（不过因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不可能与伊朗的什叶派有任何瓜葛）。

在这样的变化下，从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回来的哈迪阿旺以登州伊党主席的身份在1981年发表了著名的“哈迪阿旺的训示”（Amanat Haji Abdul Hadi）。他说伊党与巫统对抗，是因为后者延续了“殖民地时代的宪法”和“异教徒的法律”，故与之为敌和斗争是进行“圣战”。如果在斗争中死亡，我们将成为殉教的烈士。

在此之前，有一位宗教导师加入了伊党，这个人就是“默玛里事件”的主角依布拉欣马莫（Ibrahim Mahmood）（1942-1985）。他出生在默玛里。中小学在吉打受宗教教育，及后他出国深造（利比亚和印度），最后在开罗的阿扎哈大学完成学业。

1974年依布拉欣马莫学成归来，刚巧碰上安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在华玲）他也参与其中。

不久他进入首相署宗教部门任职。因为曾在利比亚留学，因此他又被当地人民称为依布拉欣利比亚（Ibrahim Libya）。1976年他辞卸政府工作，在默玛里开办了Islahiah Diniah宗教学校。

根据依布拉欣马莫的追随者尤索夫胡欣（Yusof Husin）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描述依布拉欣马莫：他是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他善用其天赋激发默玛里的宗教复兴。1978年，他参加华玲巴由州议席选举，获5081票，输给巫统候选人（6169票）。在1982年，他仍然在同区以伊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可惜仅以100票之差再次落选。因为他具有煽动力，思想过于偏激，回教局开始限制他在回教堂开讲，也不准再在媒体亮相。

慕沙希淡（前副首相及内政部长）（1981-1986）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Frankly Speaking）中有一章专门讲述默玛里的悲剧。

慕沙希淡这样说：“本来警方已订在1984年9月2日逮捕依布拉欣马莫，但被挫败，因有百名支持者护着他。在警方被喻令不准用武力下，只好撤退。较后警方数度要逮捕他，也不能成事”。

最后政府决定动用576名警察包围依布拉欣马莫的住家，日期是1985年11月19日凌晨开始。在拒捕和一连串攻击下，悲剧终于发生。有14平民被击毙，包括依布拉欣马莫，另有4名警员殉职，总共18人丧命；此外有23名警员及14位平民受伤，及后有159人被扣捕，包括妇女和孩童。最后只有36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约半年之久。

由于事态严重，政府在1986年又发表第二份白皮书（1984年曾发表第一份白皮书），阐述事件的始末。但慕沙的回忆录是为自己洗清冤情，因为在此事件后，他被指为“幕后黑手”，直到2014年，他才抖出真相。

不论此事件如何表白和厘清，也成为巫统与伊党解不开的历史恩怨，其中牵涉的人自然包括首相马哈迪在内。

由于近年来马哈迪身份有变，从执政党到反对党，默玛里悲剧也就成为剑指马哈迪的课题。历史有时就这样被巧妙地摆上政治舞台。无论如何，这宗悲剧还是值得省思的，因为它涉及宗教走向激进的道路。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VS邓章耀 （直挂云帆）

很难想象林吉祥会与邓章耀扛上，因为这是“两代人”的恩怨，而且也没有理由再重新上演90年代“王对王”的戏码。因此对于突然间冒出邓章耀要斗林吉祥的“轰动性”新闻，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林吉祥这个人。生于1941年而在1965年从政，成为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则留在马来西亚忙于注册新党取代人民行动党。

1966年民主行动党获准注册后，蒂凡那出任秘书长。

1968年由吴福源（1935年出生）取代蒂凡那成为秘书长，林吉祥被选为组织秘书。后者也在同年被党委派参加文良港州议席补选，虽败下阵来但人气急升。1969年参加大选胜出（行动党共赢得13个国席及31个州议席，势力直逼马华。那一年马华也只赢得13个国席）。大选投票三天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吉祥在5月18日从新加坡返隆后即被扣捕。

与此同时，吴福源也担心被捕，在同年10月辞卸秘书长，党另选林吉祥出任秘书长（因身陷囹圄，暂由副秘书长范俊登任代秘书长）。翌年10月1日，林吉祥获释，开始了他在行动党长达30年的强势领导（1969-1999），后才由郭金福接任秘书长，而他本人则转任党主席。

在林吉祥的30年南征北伐的生涯中，他的政途是跌宕起伏的，而且也不时有出其不意的战略向敌手宣战。

邓章耀生于1964年，在襁褓时期，林吉祥已是政坛风云人物。当邓在1991年参加民政党时，林吉祥已在槟州崛起成为“政治明星”（在1986年开展丹绒一役，在丹绒区击败许子根，行动党首次在槟赢得10个州议席。1990年大选开展丹绒二役，林吉祥更上一层楼，他不但击败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祐，而且在槟州议会内拥有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

从那个时候开始，民主行动党人认定林吉祥将是下一任的首席部长，因此揶揄取代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是个没有实权的首席部长，听命于巫统（那一年巫统拥有12席，民政党只有7席，国阵以19席执政）。

从这样看来，邓章耀加入民政党时，这个党已是处于低潮，也对行动党的来势汹汹十分警惕。此时的邓章耀刚被委为槟岛市议员（1992-1995），算是芝麻小官，无法望林吉祥的项背。所以两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邓章耀是谁？也许林吉祥那时还不认识。他在1995年的大选（开展丹绒三役）只把目标镇定在首席部长职，因此又再一次重演“王对王”的决一死战。但这一回是林吉祥斗许子根。

讵料这一年的大选林吉祥在阴沟里翻船，输给许子根，而行动党州议员也只剩下1席（章瑛），他本身只保住丹绒国席，却输掉州议席。这对有意夺取槟州政权的行动党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为此林吉祥也宣布没有“丹绒四役”了。

另一方面，邓章耀却在1995年的大选中，在巴当歌打区击败卡巴星而首次当选州议员。巴当哥打一向是林苍祐的选区，直到1990年大选才被林吉祥拿下；而在1995年大选时，林让位于卡巴星，自行转到植物园去对垒丁福南而败下阵来。在那之后，林吉祥应该知道谁是邓章耀了。

两年之后（1997年），邓章耀被委为首席部长许子根的政治秘书。

当安华跌马后，马哈迪宣布在1999年举行大选。虽然安华的公正党与林吉祥的行动党及法兹诺的伊斯兰党三结合成“替代阵线”，但除了伊党崛起成大赢家外（夺得丹登州政权，有27名国会议员），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及行动党（只赢得10个国席）都是输家。尤其是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首次上演滑铁卢，失掉国会议席。

林吉祥大意失荆州（放弃其保有的丹绒国席，交由曹观友上阵，而其本身转战升旗山国席，只以百余票输给谢宽泰）后，其在党内也面对各种压力。因此在1999年卸下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从1999年到2004年，林吉祥是唯一一次没有议员的光环。

在失落和伤心之下，林吉祥告别槟州政坛，在2004年时转到怡保出征再站起来。不过这一年的大选仍是国阵的天下，大选吹起阿都拉旋风（在2003年取代卸任的马哈迪成为第五任首相），民主行动党在槟州依然只保有1个州议席。此时的邓章耀已跃升为州行政议员。

来到2008年的大选，情势也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国阵在阿都拉统领下，打乱了民政党的排阵。许子根在情势有变下选择攻打国席（峇都加湾），也通过党内（包括党顾问林敬益的影响）的安排，挑了丁福南成为下届首长，并没有给机会予谢宽泰。就这样谢打回国席，丁则等着连升三级。 意想不到的是，首相阿都拉在提名后直接电告邓章耀，由他代替许子根出任首长。

这一下子，民政党上层起内讧，丁福南和李家全也冲着许子根而质问为何会这样？许子根也感到错愕。在矛盾无从打开下，许子根只好宣布待大选后才定首长人选。也许是民政“内斗”忘外敌，也许是民心思变，最终两个人都没有上位，换了行动党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

另一边的反对党也由于安华在场指挥大选，又马不停蹄四处演讲，士气上升。原本行动党也比较低调，希望能拿下5/6席。但此时行动党领军的人已不是林吉祥，而是林冠英。结果平地一声雷，在2008年的大选五个州竟然变了天，民政及马华在槟全归零，国阵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

当2013年的大选时，民政和马华不但翻不了身，也失掉较多的议席。邓章耀在心灰意冷下，沉静一个时期，直到后来又被纳吉首相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

今天，在林吉祥这个课题上，邓章耀是抓住了机会又再成为焦点人物，也达到挑战林吉祥来槟城上阵的目的。但不论邓章耀到行动党强区向林吉祥叫阵是否成真，他至少已先改变民政党中央对他另眼相看；从不支持他出征到全力支持他与林吉祥周旋。这一回，邓章耀扳回一局。

刊登于2017年8月24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领军“民调”及格 （天下纵横）

《当今大马》电子报于今年7月进行一项民意测验，以了解民众对马哈迪复出领导反对党的“希盟”的支持率。在2万1700人受访中，有1万1200人（52%）是马来版读者、英文版读者8300人（39%），而中文版读者只有2200人（10%）作出了回应。

在信任度方面，马哈迪在读者群中平均取得71.5%的支持，也相信若希盟执政，马哈迪依然会推动改革议程。

就不同读者群来说，马来版读者有75%信任马哈迪；英文版读者有69%支持；而中文版读者的支持率最低，只有63%。

这种民调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马哈迪在位22年（1981-2003），他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因此获得马来群的的支持是预料中事。他在马来人的眼中也是一位捍卫马来权益的领导人。

至于英文版的读者也是各民族参杂，而更多的应该是华人。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对马哈迪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华文版的读者对马哈迪的支持不够热情，也是理在情中。因为自从马哈迪上台后，他在推动新经济政策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有时还给华裔造成阻力。及后虽然各项问题都有得到关注，但始终没有圆满解决。这种保留土著30%股权的规定就让不少的非马来人难以适从；更让外资感到不自在。所幸这些年来，情况已有一些改善。

此外在马哈迪当政期间，他的铁腕统治是众所周知的。他也毫不隐瞒地自称是“民主的独裁者”。由于他的强行政策，对教育问题的让步不大，故而在1987年发生茅草运动，有百余人被捕，马哈迪也就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马哈迪的政策有时也是能符合华社的想法，例如在1989年同意马政府和泰方与马共在合艾签署和约，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也算是马哈迪的“功德”之一。

他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放宽两国人民的往来，大大地利惠了两国人民；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代，在长辈的带领下，才知道“慎重远追”的大道理。这种血脉相连也因之谱写了新篇章。例如大马人娶中国姑娘及大马姑娘远嫁中国已是普遍之事，不再隔着一重山。

虽然马哈迪对华教团体有偏见，更有时口出伤人，指为“亲共分子”，但他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大大开放高等教育的政策让私立大专院校纷纷成立起来，也给诸多华人子弟有深造之门，不能不说是开明。只是在今天看来，马来西亚的大专学府已是超额和过剩，如果不加以筛选的话，恐怕会陷入困境，更不要说成为区域的教育中心。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是位争议性的领导人，但他今天来个180度的转变投向反对党，也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说实在的，当下马哈迪以92岁高龄来领导希盟是太过吃力了，但在希盟4党之中除了马哈迪外，再也没有更适合的领导人。慕尤丁尚待考验上位；安华身陷囹圄要如何解脱也要有个过程；旺阿兹莎被视为温和派人物尚不够霸气领军；阿兹敏还年轻；莫哈末沙布也未任官职，所以算来算去也只有马哈迪够格了。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号外周报》第851期

无聊的政治噱头 （天下纵横）

搞政治搞到出钱来“破坏”或“抨击”某个政治人物是低能的政治游戏，我们真的要为政治竟被降级到人身攻击而且有奖金感到悲哀。

先是巫统的宣传主任安努亚在3月23日宣布将举办有奖作文比赛，奖金是1万元，题目是：“林吉祥被指为种族主义者、反伊斯兰教与独裁者？是否确有其事？他欢迎公众写文章或在社交媒体贴文，以参加有奖金的作文比赛。

他还订下5月31日为截稿日，及后他又补充接受短片或图表来参赛。

抑有进者，在3月24日安努亚又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奖金提高到5万元，虽然安努亚没有说明举办作文比赛的目的，也没有说奖金是怎样给的，显得十分笼统。但眼明人一看就知道他要通过外界对林吉祥进行丑化，让后者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反伊斯兰教者及独裁者（从政51年），以配合安努亚所要达致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丑化林吉祥的目的，也就不符合安努亚的标准，自然不会得奖。

这就是说，如果收到的征文比赛有一些是否定林吉祥为种族主义者，反而称赞他是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有容乃大的从政者，亦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人物，安努亚会颁奖给这样的作者吗？

另一方面，不甘示弱的民主行动党也在同一天由再益（前首相暑部长，掌管法律）为文反驳。他说他也出1万元奖金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纳吉是最糟糕的首相”。

再益显然订下规则，只要其中一篇被认为是佳作就会获奖，但文章要符合下列条件：

“参赛者必须诚实描述首相的失败与真面目”，同时文章要有1万字，可用英文或国文书写。

与此同时，林吉祥也在3月24日促请内阁也举办一场有奖作文比赛，对首相的鞭鞑和驳斥。他更建议首奖颁10万元、次奖5万元及三奖1万元。

很显然的，林吉祥是很不服气安努要对他摸黑与丑化，企图把他塑造成反伊斯兰者，因此反建议来丑化首相。

当然内阁是绝对不会举行这类被视为荒谬的低级政治玩意儿，但人们也不知道为何安努亚首发猛炮对准林吉祥？

公正党的拉菲兹也放话了，他对安努亚调高比赛奖金感到惊讶，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说当吉隆坡大学学生的财务负担剧增，这5万令吉的奖金竟是来自吉隆坡大学的副校长（安努亚）。

他形容这是安努亚的政治噱头，以此来提高声价以便未来在巫统党选上受到重视。

针对相关事件，行动党一些议员也报了案，但警方会否采取行动，也是不够明确的。

其实警方采不采取行动，政府会否喊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政治斗争用在人身攻击和扼杀对手人格上是不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如果举办怀有不良用意的比赛，那是不能令人苟同的。较为公平的斗争就是在大选时，让选民作出判决。为此我们促请各方取消这类无聊的政治噱头，这对国家并没有带来好处，只会使政治变成人格谋杀的工具。这不是搞政治的初衷，而是把政治化成手段而不是目的，难怪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号外周报》第431期

纳吉在峇东埔下“战书”？（敲山震虎）

很显然的，首相纳吉于8月17日直赴峇东埔选区的威省工艺学院（大山脚）与超过2万名的群众席地共进午餐，是向“希盟”“示威”而来。

首相除了希望峇东埔重投国阵怀抱外，也宣布拨款4万5百万在威中兴建一所带有宿舍的宗教学校。不论结局如何，至少已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今天的政坛之所以错综复杂，全因正在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在过去是同一阵线的人。整个故事的焦点人物是马哈迪，他在“513”悲剧后促东姑下台。由于“逼宫成功”（东姑在1970年卸职，改由敦拉萨继位成为第二任首相），马哈迪付出了被开除党籍的代价（1969年），但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从此他平步青云，官位不断上升，党职也水涨船高，直到1981年接替退位的胡申翁，成为第四任首相。

在位期间，他引进了安华（1981年）。安华是一名叛逆青年，他领导的Abim （回教青年运动组织）（1973年）在马来社会举足轻重，因此被马哈迪相中，放手让安华“大展身手”。不过马哈迪并不厚待安华，他只能提供一个平台让安华“碰运气”，因为这个选区（峇东埔）是当时伊斯兰党人查比迪所赢得的（1978-1982）（在这之前的10年，是由安华的父亲拥有，原称威中选区，后来分割成峇东埔和大山脚选区）。

即使安华被分配的议席是伊党人拥有，但他动用了全家和Abim成员全面出击，终于拿下峇东埔国席（1982年）。自此之后，峇东埔不仅成为安华起步的基石，也成为安华不变的地标。

当选国会议员后，安华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更在同年角逐巫青团长而以10票之差胜出，当年他的搭档是纳吉。

来到1993年，安华又联合其搭档纳吉组成宏愿队伍，另两位成员是慕尤丁（柔州务大臣）和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在红票狂刮下，嘉化峇峇放弃提名党署理主席，安华也就自动当选且成了副首相。

马哈迪对此有所不满，也就在1995年大选后不委纳吉及慕尤丁出任重要部长职；更在1996年的党选中拆掉“宏愿队伍”。最致命的是慕尤丁败选副主席，由马哈迪拉拢的阿都拉（原是1987年党争时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胜出。这意味着“宏愿队伍”随时可能瓦解。

意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时，马哈迪突然痛下杀手，将安华党官职全面革除，指后者涉及不道德行为。安华拒绝低头，他在没有官职下卷起了烈火莫熄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地冲击马哈迪政权。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安华扣捕，及后提控上法庭。更在1999年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

另一方面，安华在其夫人旺阿兹莎带领下，成立“国民公正党”。在与行动党和伊党直接合作下，于1999年的大选扶起了伊党（控制丹登两州）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之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包括旺阿兹莎的峇东埔国席），行动党也只保存10个国席（但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不幸落马，失掉国会议员光环）。

在位22年后，马哈迪在2003年把相位让给阿都拉后，他先是对阿都拉的施政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有不满阿都拉迟迟不肯委纳吉为副首相，直到马哈迪不断催促下，纳吉才得偿所愿；而马哈迪也算还敦拉萨一个“终生难忘的恩情。

2004年的大选，由于反对党内讧，相互倾轧，旺阿兹莎只能以500多张多数票险胜保住峇东埔最后一盏灯，否则安华政途不妙。

又是另一个奇迹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政权，国会议席也激增至82席（国阵140席）。此时马哈迪一边逼阿都拉辞职，支持纳吉上位，另一边重加入巫统，反映出他对纳吉的“热烈”支持；尤其是在2013年大选时，马哈迪还到峇东埔踩安华的场，有6千人出席其群众大会，但还是撼不倒安华。

未想在2013年大选后，纳吉被认为领军不力，在马哈迪炮轰下又不辞职，结果演变成今天师徒翻脸的局面。

既然峇东埔已和安华血肉相连，因此当2015年安华再次入狱时，还是由旺阿兹莎取回峇东埔国席。

今天的马哈迪已不站在纳吉这一边，而是转站安华这一边。如果马哈迪也到峇东埔展示魅力，不知会有多少人亮相呢？这将会是“民意”的温度表。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南洋商报》

前总检察长为马哈迪“平反”？ —八十年代司法危机的前因后果（下）

巫统从党争到走向法院都是马哈迪占上风。既然巫统被宣布为非法政党，马哈迪便注册“新巫统”，以取代“非法的巫统”；而东姑申请“马来西亚巫统”的注册则被拒绝。这就是说，新巫统已牢控大局。其二，马哈迪在1988年5月26日终止最高法院院长阿峇斯的职务，交由调查庭处理，也就促使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高庭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被展延至另行通知。换句话说，旧巫统起死回生似乎无门。

法院院长被停止职务和设调查庭调查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过程更是如同电影。先是院长不同意政府成立的调委会中的其中三人（共有6人），他认为是不恰当的，但不受调查庭理会。调查庭订于6月29日正式审理此案。在千钧一发当儿，他在6月28日入禀申请书，又遇法官“告假”，而交另一法官阿日星审理。另一法官也拒绝发出禁制令阻止调查庭开展工作。

迫于无奈，阿峇斯在7月2日要求最高法院法官旺苏莱曼接纳其上诉案，在苏莱曼同意下，后者召集连他在内的5名大法官聆审阿峇斯的上诉案，结果法官一致同意发出禁制令，阻止调查庭继续操作。

讵料，代院长阿都哈密在7月5日向元首建议终止5位法官职务，理由是他们未得到院长允许，合谋开庭审上诉案。

结果政府又另设调查庭来调查5位法官的行为，变成了案中案。调查结果如下：两名大法官即旺苏莱曼和余锦成因“行为不当”被革职，另3人可复职（1988年10月6日）。

除了阿峇斯的上诉案在7月4日被阿日星法官驳回外，另外5位大法官发出的禁制令也在司法部的指示下安排五司会审（主审者是哈欣山尼大法官）。正如所料，这五司会审撤销禁制令。这样一来，已没有人和法律及其他途径得以阻止调查庭持续工作。在1988年8月6日，阿峇斯正式接到首席秘书公函，他被解除院长职务，由8月8日起生效。

与此同时，代院长阿都哈密也在8月8日聆审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结果后者败诉，维持高庭原判，旧巫统不能重生。这就意味着马哈迪注册的“新巫统”得以接管巫统的一切，新巫统正式取代了旧巫统。

司法案告一段落后，东姑拉沙里又将战场移回大选（1990年），准备与马哈迪来一场生死战。

与此同时，被革职的法院院长沙礼·阿峇斯也在1989年出版其著作（与K.Das合著）《五月的司法风暴》。他显然是将矛头对准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他坦诚司法部是最弱的一环，没有警察和军队在手。但出于尊敬他还是赴马哈迪召见之约（5月27日，但在当天发给阿峇斯的暂时中止职务的信是志期5月26日生效，而不是5月27日）。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是不会赴约的。

这本书显然是向马哈迪开弓，也对自己本身的遭遇作了详尽的交代，他认为他的被革职是因为马哈迪担心他（院长）将主持的9司会审，会对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有利，即“恢复旧巫统”而危及马哈迪的新巫统的政治地位。

这之后，阿峇斯退出司法界，曾在1995年应46马来人党（原本是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创组）之邀参加国会选举而败北。

此后，46马来人党（1996年）解散，重归巫统。由于政局有变，阿峇斯在1999年应伊斯兰党之邀参加登嘉楼州议席选举而告捷。在伊斯兰党掌权下，阿峇斯也当上行政议员，但他的权限对马哈迪没有任何的威胁。

因为健康欠佳，阿峇斯不再参加2004年的大选。不过这一年的大选是阿都拉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领军大选，也就在“一片祝福声中”取得大胜。

阿都拉的作风与马哈迪有所不同，因此从2005年开始，律师公会就不断地提起1988年的司法危机事件应予重新处理，还法官一个公道。

这件事也引起在阿都拉内阁中出任“法律部长”的再益的关注，他建议政府应作出道歉并给适当补偿金。

2008年时，马哈迪虽已退休，但不以为然地讽刺再益在1988年担任回教律师公会会长时，支持政府革除阿峇斯院长，怎么到了今天反而说风凉话？

抑有进者，马哈迪在当年也极力否认他是革除阿峇斯院长的幕后人，他说是最高元首喻令他对院长采取行动，因为元首不满院长越权直接向元首呈上密函（此密函是指马哈迪对司法权的干预过多）。

尽管所谓“司法危机”事件已过了29年，且已“尘埃落定”，但马哈迪对最近有人提出此事深表不满，他不能接受他是整个案件的幕后人。

在今年7月23日的记者会上，马哈迪说当年元首也对院长投诉元首宅邸施工发出的吵杂声十分不满。

针对阿峇斯院长被革职事，马哈迪说，当年的总检察长阿布达立不想提到元首，因此用他（首相）的名义向仲裁庭提出革除院长职，而他本身不知情。

究竟这宗“迷案”是怎么一回事？且听当年的总检察长阿布达立在7月30日对马哈迪说话的回应。

他说，当年马哈迪在国会修宪，撤除最高法院的绝对司法权时，一众最高法院及高庭法官就此开会讨论，会议最后议决由院长向元首致函，以投诉行政机构“攻击”司法机构。而这封信引起元首的不快。随后元首将此信转交给首相，并御令首相针对投诉采取适当行动。

阿布达立进一步说，政府在别无他法下，只能援引宪法第125（3）条文及第125（4）条文设立调查庭（仲裁庭），而马哈迪只能遵循元首指示来办事。

不过他作出澄清：“马哈迪从未投诉法官，就如我之前所言，是法官引发危机。”

言下之意，阿布达立认为是法官就“司法受干预事”向元首投诉才挑起风波；而马哈迪之所以被指责为引发“司法危机”的幕后人，阿布达立说，这可能涉及政治因素。

在谈话中，阿布达立遗憾阿峇斯院长不出席调查庭，若他出面解释，结果或许不同。坦白地说，在当时的时局下，人们也不认为阿峇斯有胜算的可能，因为没有如果，也就没有答案。

无论如何，阿布达立希望大马不要再出现另一个司法危机。

但放眼一看，今天我们也绝没有想到政治会演变成首相对首相的抗争，巫统人对前巫统人的斗争。结局如何，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光华日报》

“东铁”工程带来的转变 （直挂云帆）

存在着争议的“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东铁）终于在今年8月9日在关丹的阿末沙王城（尚城）举行，由首相纳吉主持动土礼，而中国国务委员王勇也代表中国主席习近平联合主持仪式，象征着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大马中合作实体的落实，整个工程耗资马币550亿令吉，由中国提供贷款。其条件是首7年不必摊还，到第7年后分20年摊还。收取3.25%的利息，所以马来西亚不担心还债会有困难。

首相纳吉说，这是马来西亚进入另一个里程碑，毕竟直到今天衔接东西海岸的只是公路，高速公路及不足够的火车服务。一旦东铁在2024年完竣，从雪州的鹅唛（Gombak）到吉兰丹的哥打峇鲁（Kota Bharu）不到4个小时；而现在用公路要花费7个小时，在节日时刻更需耗12小时。

这段全程688公里长的东铁将来会成为马来西亚最长的铁道工程，从巴生港对接站鹅唛起，途经文冬、文德甲、马兰、甘孟、关丹、尚城、关丹港口、遮拉汀、朱蓋、甘马仕、吉利地、龙运、彭加兰柏拉岸、瓜拉特乐蒙、瓜拉登嘉楼、柏娜里、甘榜拉惹、督巴黎、日拉瓦、哥打峇鲁及华卡峇鲁。换句话说，这段铁路经过四个州；尤其对东海岸三州（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特别重要，肯定会拉近马来半岛的城乡距离；更能起到间接上拉进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的距离。虽然其中有21条隧道（约65公里长）及全场88.8公里的高架桥，以避开雨季造成的水灾，但它带来的好处不仅缩短往来时间，而且可大大增加载客量及货运量。估计到了2030年，客运量年达540万人次，及货运量达5300吨。

至为重要的是，有30%的工程将保留给本地承建商进行。

王勇国务委员形容马中两国签约未及1年就能启动工程，堪称是“一带一路”的旗舰计划。

在这方面，负责承建大部分工程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董事长刘起涛说，除了提供高品质的一流技术外，也将会在马来西亚提供8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培训3000名大马人成为铁路建设和营运人才。

不过在另一方面，反对党则抨击有关计划投资过大，并质问为何会从最初（2016年）的290亿令吉激增到550亿令吉？其理由后来查知是马币贬值了，当初估值公司都是以1美元兑3.2令吉核算，但如今是已达4令吉有余了。

还有原本是545公里长的铁路，如今已延伸至688公里。此外隧道也从30公里延长至56公里，连带高架桥也增加了。因此成本自然加重。

前首相马哈迪则认为举债建东铁将加重国家的负债，他也提到现任政府忘掉2020年宏愿，将使马来西亚依赖（外来）援助而丧失独立（现任政府已将宏愿计划改成TN50，也即是2050年达致先进国，不再沿用马哈迪的宏愿计划）。

对此，马哈迪也解释说这与“反中”完全没有关系，不要套上“种族课题”来转移视线。

他批评550亿令吉的贷款加上利息后，将需要承担90亿令吉的债务。因此他认为当下承建的不是高铁，不需要那么多的费用。

除此之外，马哈迪又指出若加上承建马新通向泰国的高铁，也会需要500亿令吉。如果也向外借贷则国家的债务各方面综合起来将达2000亿令吉。

针对这样的批评，纳吉权力否认“典当”国家的主权，他更形容东铁将给马来西亚带来全新的转变（Game changer）和思维的转变（Mindset changer）。

虽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的表白是中肯的，东铁会对新加坡带来冲击，但尚不是威胁。

如果以占世界第二位的新加坡港口来比较占世界第12位的巴生港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不过如果巴生港口设施大大改善，加上东铁的完成，有许多货可从马六甲海峡跨过“大陆桥”（东铁）直达南中国海，这对新加坡来说已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了。

如果再加上中国在马六甲耗资300亿人民币开发“皇京港”那就不能说对新加坡也没有影响了。因为这个集旅游、商业、住宅及港口于一炉的庞大计划，在将来也将会成为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货轮和油糟船的补给及维修的基地。目前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货船有90%在新加坡停泊和补给及修理，一旦马六甲皇京港完成，它就会有所不同了。

至于陈庆文提出的中国会在泰南克拉地峡开凿运河，那是过于“杞人忧天”的，因为这项工程已说了百多年，还是白谈。再者，中国也得考虑泰南分离主义分子的袭击和破坏，因此不会是首选。

无可否认的中国承建“东铁”是为了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也在情理之中，目前它已取得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的租赁权，加上吉布提军港已启用，若再加上“东铁”和“皇京港”的开发，既可避开新加坡、日本和印度带来的压力，也可使到中国更具信心使用马六甲海峡和保护南中国海的岛礁权益。

抑有进者，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在8月10日引述纳吉与王勇会晤时有触及在柔佛州建立雷达监控系统的区域反情报中心和一个导弹系统。

根据“The Malaysian Insight”较早前的报导，中国会向马来西亚提供50年的贷款期在柔佛安置12套AR3多发射火箭系统（MLRS）。

马来西亚反对党（诚信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促请纳吉谨慎行事，不要卷入大国的权斗中。

虽然言之凿凿，但大马国防部已郑重否认中国有此献议。

从消息来源也不难看出，新加坡也有此担心，但这样的推测应该是一面之词，也不符合逻辑。

刊登于2017年8月17日《东方日报》

大选极可能在11月 （天下纵横）

选举委员会虽然已发函各校告知在11月份内不要有活动节目，这意味着大选可能即将降临。

当然即使是教师已被通知在本周内出席汇报会及参加培训课，也不等于大选一定会在11月。因此各方还是不能确定大选日期。

不过如果回顾历届大选，有三次是排在四月份投票执政党大胜的。第一个是1964年的大选订在4月投票，结果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年是在马印对抗下的大选，印尼是因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甚至与马来西亚绝交和对抗。但选民对印尼的来势汹汹也就使到马来西亚的选民担心若投票给反对党会惹来麻烦。于是转向支持执政党，结果联盟在154席的国会中占有123席，反对党只剩下31席。

第二个4月投票的大选失落在1982年。这一年马哈迪领军取得大胜（他是在1981年接任首相职位），在154个国席中，国阵（自1974年后联盟扩大成国阵）占132席，反对党只有22席，强弱悬殊。

第三个4月份投票的大选是在1995年。这一年国席已增加至192席，仍然由马哈迪领军，结果国阵赢得167席，而反对党只有30席。

由此可见，4月是执政党的幸运号码，逢4必胜也成了一个传统。当然这只能说是巧合，不能说是迷信。

在这种推测下，如果纳吉选择2018年4月为大选的投票日，也不会令人惊讶的，毕竟4月是个好兆头。

至于在11月份投票的大选是在1999年。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革除安华一年后面对“烈火莫熄”的挑战。安华是结合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组成替代阵线，向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叫阵。结果是马来社会吹起“小政治海啸”，诸多马来选区被反对党攻下，其中最大的赢家是伊党（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议会，并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安华的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成绩差强人意。

无论如何，国阵仍然拥有超过2/3的议席，政权十分稳固。因此11月对国阵来说也是值得选择的日子。

若以当今的时局来看，11月大选的可能性已出现几种迹象：其一是学校已被通知作准备；其二是首相说大选为期不远了；其三是趁国阵内部比较稳定时，打击和阻止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已是时候了，不然希盟的势力将会扩大；其四政府最近已给垦殖民拨款，也拟将印裔回教徒列为土著；派发援助金予乐龄人士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今年10月公布的2018年利好预算案，也将印证大选就要来临了。

如果第14届大选不是落在今年11月，那可能就是明年的4月了。其他的月份；尤其是3月和5月是不被列为优先考虑的日期，因为1969年大选落在5月份投票，结果反风大起，导致联盟政权受到震动。更不幸的是，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第二个5月是发生在2013年的大选。这是纳吉出任首相后的第一个考验，他选择5月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不幸的，他无法力挽狂澜，国阵虽保中央政权，但反对党的势力已不可以小视。

至于3月份的大选只有第五任首相阿都拉钟爱。他在2004年的大选（在2003年接任首相）选择3月为吉祥日，结果大胜，在219个国席中，国阵占有199席。

由于不迷信，阿都拉在2008年的大选也同样选择3月作为幸运号码。讵料这一年卷起政治海啸，国阵痛失5州政权外，国席也跌剩140席（总数222席），反对党跃起拥有82席。由于被指领军不力，阿都拉在2009年卸职，让位于纳吉。

就这样纳吉的时代便一直延续下来。不料今次是马哈迪拦路，也就进入了双雄“政治生死战”。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号外周报》第8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