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集权后下一步是什么？

习近平仅用5年的时间就在党军政三方面取得绝对控制权和领导地位，不遑多让毛泽东时代所确定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有人在问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习近平还需要塑造一个绝对的权威？在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中共不是逐渐废除个人崇拜，也把毛主席请下“神坛”吗？正因为这样，在“文革”结束后，在华国锋于1981年辞卸党主席后，邓小平就希望能重新为中共树立一个新形象。于是华国锋的肖像不能和毛主席遗像并列，天安门城楼也只剩下毛泽东的大幅像，象征着他是共和国的开路人。

虽然邓小平在1978年第三次重新复出后一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第二代领袖，也努力使自己成为全面掌控实权的中国领袖，但他不曾担任中共主席（五十年代时曾一度当过总书记，那时是以主席毛泽东为大，总书记从属在主席之下，不够权威），也不曾担任过国家主席（最高职务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即便曾当过象征权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算起来还是不够完整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在复出后就掌握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及江泽民的政运；甚至连胡锦涛也是他预先钦定的接班人。

从中我们看到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复出而被“两个凡是”政策整掉了。胡耀邦（搞自由化运动）及赵紫阳（被指同情六四学生）是在邓的权威下被摆上门面的，不仅发挥不了大作用，也被整垮了。唯有到了江泽民继位时（1989-2002）才因为邓的年迈（已85岁）而有了江泽民一统局面的机会。

在他的全面（党军政）统治下，江泽民时代开始了，他的人马全面出动。后来许多落马的高官都是在他当政时被提上去的，例如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令计划及谷峻山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到了胡锦涛主政时（2002-2012），他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威。江泽民是直到2004年才把军委会主席的职位让给他。也就是说，在江泽民退下总书记两年后，才完全淡出政坛，也让他有更多时间在各地安排亲信。因此胡锦涛在接班后所能做的改变不多，对付贪腐也是适可而止。虽然他在卸职前有疾呼贪腐若不肃清，将会“亡党亡国”。

可惜他无法在军队中获得主导权和控制权，只有来到习近平上位后（2012-），已经乖离正道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慢慢得到纠正。从2012年对付薄熙来开始到后来一些高官被双轨和判刑，人民及舆论终于感到事态已是非常严重，若不从严惩治，共和国将会变色。

即使在习近平主政的5年内，共有135万人被拔官和处理，其中厅级官员1225名、处级官员8084名、基层官员更达134.3万人，当中有64万人是农村党干部。但如此大串的贪腐案件，也不得不令人感叹依然有抓不完的腐败分子。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人马中，也查知“敌手”有两次政变的企图。

例如在2012年时，在十八大召开前几个月，重庆事件曝光，薄熙来、周永康密谋发动政变，但面对胡锦涛派的反对，而最先落马的薄熙来也搞不成政变，习近平才安然过关。后来的大老虎落网的大新闻，包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周本顺、蒋洁敏、谷开来及徐明等，与此大有关系，共有18人涉案。

在2017年距离十九大召开的两个多月前又爆出第二个企图政变案件。事缘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2012年取代薄熙来的位置）在今年7月15日突被时任中共组织部长赵乐际（现已是中共常委兼法政委书记，取代王岐山的位置）宣布免职，改由陈敏尔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这对中共而言是极不寻常的新闻，因为他已被视为中共的“储君”（未来接班人），怎么会有如此巨变呢？

原本孙政才应该在北京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但他缺席了。因为他在14日抵达北京时，就被带走，。后来查出他提拔的副市长沐华平的女友（香港居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还有民生银行的贪腐案也把其太太卷进去了。

就在孙落马后的第二天，习近平率6名常委紧急召见了副国级以上官员、省级高层及军方领导人，共300余人参加，专题讨论孙政才事件。

在9月29日，中纪委宣布孙的罪名是“丧失政治立场”、“泄露秘密”等。

吊诡的是，中共已开完十九大，为何孙政才的案件尚未公布？其中有涉及什么重大隐情吗？也有待中纪委交待。

由此来看，习近平如果不牢控党，不在军队中重整和严防渗透及若不在政府中对内外交政策的掌控，则其一带一路的倡议，两个百年梦的落实和应对朝鲜和印度的挑战及与美国关系的调整将不容易展开。

在今天的复杂局势下，对外有美国挑战南中国海的领海权；有美国鼓动印度与中国搞对抗、有西方国家如澳洲及纽西兰与日本合唱反华曲调，都使到习近平需要一个与毛泽东相媲美的权力架构来引领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成为与美国和俄罗斯鼎足而立的强国。

与此同时，现在习近平的团队中不搞接班人也不打紧，毕竟在未来的5年内有任何变化也说不准。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先指定刘少奇接班（1959年），后指定林彪接班（1969年），再指定王洪文接班（1974年），到头来还是闪出一个华国锋来，令人始料未及。这反映了指定接班人不一定能成事。当然这也是有利有弊的，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整体而言，要彻底的反贪和使军队绝对服从也许当下需要从集权做起，但一旦建立了个人权威（不能太久），就要让中国全面走向法治，不再以人治国，否则会衍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危及人民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

刊登于2017年10月30日《光华日报》

中共领袖逐个数

中共十九大的壮观与一片祥和的场面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已掌控党政军三方面的互动关系，他显然是继邓小平后的另一位耀眼的政治明星。因此有人比喻他是毛泽东及邓小平后的第三位杰出的党领导者。

当然已经成立96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只有上述的三位领袖，而是至少有12位有“名堂”的党魁；也有人并未在领导人的名表内，但不等于他们不是领导。

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陈独秀（1879-1942）是党的实际领袖。他原是北大教授，与李大钊及毛泽东和张国焘一起搞革命。

1924年，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也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但不幸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在1927年大举屠杀中共党人和亲共分子，中共在上海的基地几乎被铲平，史称“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5年，中共四大再选出陈独秀（1879-1942）为总书记，但在1927年被捕后变节，遭中共开除党籍。

第二位领导人是向忠发（1880-1931），他是在六大（1928年）选举中出任总书记。在1931年被捕后投降，造成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第三位领导人是来自苏联共产国际介绍的，他是王明（陈绍禹）（1904-1974）。在1931年6月被党中央推举为党总书记，主持中共工作。1934年因指挥错误，导致中共红军根据地被摧毁。

在1931年时，中共也已在江西立定脚跟，并在是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中共执行委员会主席。

也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在四次都无功折返后，第五次围剿则动用百万大军攻打红军根据地（瑞金）。迫于无奈，红军开展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期间（1934-1935），党的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1907-1946）在李德（共产国际的军事专家）配合领导下，也无法挽回劣势。

直到1935年，长征领导人在遵义开会，决定让毛泽东指挥红军，而由张闻天（洛甫）（1900-1976）担任总书记，但在1938年后他逐渐把党的权力交由毛泽东掌管。

洛甫在1943年卸职，改由中共政治局推举毛泽东（1893-1976）担任党主席。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发挥了其军事天才，渡过重重难关，终于突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顺利在1935年抵达延安，成为毛泽东再创神话的“革命圣地”。当1937年日本与中国交战后，又促成第二次的国共合作（1937-1945）。

即使刘少奇（1898-1969）在1959年取代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他还是不能越过毛主席，毕竟党大过一切。

但在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后，刘少奇就首当其冲在1968年失掉国家主席职，而在1969年含冤逝世。

因为毛泽东的逝世（1976年），党陷入争夺战，四人帮被捕。先是华国锋（1921-2008）占上风成为党主席，后是邓小平复出。华却在1981年时大权旁落。

在中共第十一届党大会上，胡耀邦（1915-1989）出任总书记，不幸在1987年丢职。他被指推行放任自由主义而遭致党内保守派攻击。

1987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选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又想不到在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赵紫阳（1919-2005）丢官，换来的是来自上海的江泽民（1926—）。他在位直到2012年才把棒子交给胡锦涛（1942—）。

在2012年时，习近平接替胡的棒子，开启了他举步维艰的第一步。因为摆在他眼前的是一大堆烂摊子；尤其是贪腐案件多得数不清。五年来，他已做出成绩，但五年后他又要交出什么呢？

刊登于2017年10月30日《号外周报》第861期

回归毛泽东的“新时代”？

中共十九大已圆满结束，也选出了新的领导层，最突显的是总书记习近平几乎掌控了党的最高权力，连带也掌控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主席）和对军队掌控的最高权力（军委会主席）。

这是自毛泽东主席以来的第一位堪与开国元勋相媲美的政治领袖。虽是有些始料未及，但他确实只用5年的时间缔造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先是希望将毛主席的地位再次摆正，让他再次成为受国人崇敬的偶像和崇拜者，以便中共得以重新树立起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一个民族若失落了信仰，人民将无所依托。后是按照这个指导注入了习近平思想的新时代。

习近平很清楚当年毛泽东打江山时，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奇迹般地保住了中国共产党，即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1934-1936），中国红军面临被“消灭”的危机时还是被毛泽东转危为安。如果没有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1935年）经扩大政治局再选出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的话，可能历史要改写了。而且也因为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通过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定“党指挥枪”的不变信条（这重要的遗产对习近平反腐起着重大的作用）。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总结了中共立党以来（1921年）的失败和惨重教训（比如在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就大举屠杀30余万人，包括2万6千名中共党员时，中共本身就没有一支武装军队，任由宰割，国共第一次合作（1924-1927）也宣告破灭），此后毛泽东认定要有自己的军队和受党控制的军队才能成其事。后来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语）就成为名言。

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习近平之父亲）已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并在1935年到保安县迎接长征队伍的会师。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入侵中国，爆发中日战争，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展开整风运动，并主持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性事件，奠定了中共的“工农兵”三位一体的革命方针。

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第七大代表大会上（距日本投降还有4个月），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在新党章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未来指引，但这是中共成立24年后才孕育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也不负所望，在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后翌年的内战中发挥了极大的决定性作用，用4年的时间解放了中国。换句话说，中共是经过28年的奋战夺取了政权，在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后毛泽东也堵住了台湾独立之路，但台湾僵局至今仍无打开。

虽然在文革后，邓小平复出（1978年），收拾文革留下的烂摊子，且在1984年“解决”了香港回归的问题，在1997年正式接管香港主权。但在“一国两制”下的20年后，又衍生许多问题，包括“港独”的口号也居然像台独那样由后生提出。

由此可见，港台问题不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不可避免的大事，也是如何确定习思想在党章内稳定性的考验，毕竟这与邓小平理论的建立有所不同。他是在中国历尽沧桑和陷入十年浩劫（文革）后，用独有的理论“化解”了党的危机。不论他的战略是否夹带着“姓资姓社”的争议，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思想纳入毛泽东的轨道，肯定了毛泽东的“三七对开”的功绩，也保持了马列主义在党章中的完整性（邓理论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模型不同）。

尤其重要的是，邓理论写入党章是在他逝世半年后的十五大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及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及胡锦涛的“发展科学观”也是在他们卸任前才写进党章，但没提及个人名字，而且也没有像邓理论把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

今天习近平在他如日中天时把习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入党章和毛泽东思想齐列，进一步说明了他试图要重塑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不解和疑惑的是，为何习近平这次没有把接班人引入班底中，所有的7位常委（其中5位是新人）都是年过60的。而习在十七大时（2007年）已被选为常委兼国家副主席（接班人），是年他才54岁。

今天人们也猜测不会是李克强或栗战书吧？而是把目光投向陈敏尔（但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会是接班人吗？

刊登于2017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

支持马哈迪又批判马哈迪？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安华长女）在10月21日出席一项由希联主办的座谈会时有提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项，她说希望联盟应注意到首相纳吉的战略是用清晰的阐述向人民作出表达。

她说：“让我们看看首相一向以来的演讲内容，他有谈及丑闻吗？他有谈及调查吗？他只是集中在某些论述，他尝试赢取人民的信心”。

她又说：“我们的挑战是尽量给人民作出解释：我们（国家）错了，国家被牺牲，因此我们需要改变”。

这场座谈会的主题是：“三角战：希望联盟决胜之道”。

因此她说人民不会理会政治人物的问题，因为人民本身也有难处，如果希盟持续不明朗地作出论述，也不重视他们（人民）所受到的压制，则人民不会心向我们。

虽然努鲁这一席话没有提及希盟的整体战略的不足之处或偏离了主题，也没有诉说哪些方面是不应该自我“冲撞”的，但她的言论也让人颇有“同感”。

举例来说，希望联盟为纪念“茅草行动”30周年，已订于10月28日下午2.30pm在东方大酒店（E&O）举行，参加主讲的有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林吉祥、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诚信党主席末沙布及希联法律顾问哥宾星，而首席部长林冠英本身将主持开幕，但“茅草行动”的主角马哈迪则不会到会。

与此同时，“人民之声”也将联合赵明福民主基金会、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及隆雪华青于10月29日晚上8.30pm在吉隆坡举行另一场论坛。

按照主办方的新闻简报，这场纪念讲座会是要让现代人了解30年前发生的大逮捕事件。它起因于华校的问题，继而演变成政治课题。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87年，在安华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教育部于同年8月派遣百名不谙华语马来公务员到华文小学出任四个行政高级职位（校长、副校长、行政主任和训导主任），引发董教总严厉抗议，也激起华社鼓噪，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政府也在10月4日表示不会收回成命，进而导致董教总与100多个华团，再加上马华、民政及行动党史无前例地成立一个捍卫华小名义的委员会，并在10月11日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大集会，会上议决如果政府不俯顺民意，在3天后将号召受影响的华小展开罢课，估计涉及4万5千人。

到了10月13日，在马华与民政力争下内阁同意进行协商（后来政府收回成命），但因时间上通知不及，还是有些华小“罢课”一天。在10月17日，在巫青团的号召下举行马来人大集会，致使种族关系紧张。

结果在10月27日，警方全面出动，后来共有119人被逮捕，而三份报纸：《星洲日报》、《英文星报》及《祖国日报》（马来文）被查封。这次的大逮捕名单中有林吉祥、林冠英、卡巴星、林晃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莫哈末沙布、詹德拉（Aliran主席）、郭金福、王添庆及陈立志（马华副总会长）等人。

翌年（1988年），政府发表茅草行动白皮书《朝向维持国民团结》，以种族关系恶化为由来，“合理化”其逮捕行动。

在被扣捕的119人中，有49人被送入太平甘文丁扣留营。过后马哈迪更集中其权力，而成为一名威权主义者。

马哈迪最近有被问及他在茅草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否认自己是策划人和下谕令的人。他说当时他希望警方不要逮捕反对党领袖和社运领袖，更希望废除“内安法令”，但警方拒绝他的要求（当年的全国总警长韩聂夫也坦承不是马哈迪的指令，而是警方的决定）。

不论马哈迪在当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身为国家最具权力的首相，他不可能“洗脱”茅草行动是在他不同意下进行的。因此事隔30年后藉纪念“茅草行动”肯定会拉出马哈迪，而当年被扣捕的人也不会原谅他。如果说纪念会是避重就轻，就显得没有触及要点，意义不大了；若是“拉出历史”，则马哈迪、安华乃至纳吉就会被牵涉其中。在这方面，马华曾攻击安华在当年扮演不光彩的角色而安华也作了道歉。但道歉归道歉，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有人得为历史负上责任。

这样一来，希盟重提茅草行动也就对马哈迪有所尴尬或不敬了，因为今天希盟已接受他成为共主，再谈茅草行动只会陷入两难。

不论这样的论坛能得出什么结果，正如努鲁所说的，人民要听的是直截了当的抓住人心的话，如果借用茅草事件来抨击政府的政策和要改变这个国家的不民主施政，那就会把矛头对准马哈迪了。

其实马哈迪也知道敌对党（国阵；尤其是巫统会用尽各种方法来降低马哈迪的威信和突显他在位时的弱点和失责）。

正如政府设立皇家调委会调查马哈迪在位时的炒外汇的巨额亏损，就是要打击马哈迪的形象。根据前国行助理总裁阿都姆拉卡力（Abdul Murad Khalid）提供的资料显示，90亿令吉或40亿美元，只是国行在1992年确认的金额；而100亿美元的亏损是一些年来所累积的。有关的调查报告已呈交最高元首。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也在今年重提默玛里事件，这也是发生在32年前的悲剧。

1985年11月19日，大批警员包抄一间木屋（在华玲的一个小镇：默玛里），准备逮捕一名宗教司。但后者拒捕，警方被迫与400名村员对峙，在枪战中有4名警员殉职，14名村民丧命，包括目标人物伊布拉欣马末宗教司。

伊布拉欣是伊党的党员，曾前往埃及和利比亚修读回教学。在1974年回国，成了著名的宗教司。后来参加大选两次均失败，乃在华玲开办回教学校，被认为宣扬极端回教而被政府注意。

此案件发生时，人们以为是代首相慕沙负起责任，因为他也是内政部长，但他在2014年揭露，那一天马哈迪仍有在国内，慕沙仍不是代首相，他也与马哈迪讨论此事，因后者第二天要赴华访问，也就由慕沙处理。因此他说他背了“黑锅”30年，在2014年出版传记时把真相抖出来，而把球抛给马哈迪。

虽然伊党不断要求政府设立调查庭调查此事，但基于保安原因，也就不能立案公开调查。

以上的两个例子是在说明敌对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对马哈迪“开刀”，但希盟拿茅草行动向马哈迪“问罪”，就好像自己在打自己人。

刊登于2017年10月26日《东方日报》

伊斯兰的勇士和守护者—卡森阿末跌宕起伏的人生（下）

当卡森阿末于1976年被逮捕时，他的“罪名”是涉及共党活动。但他只承认他是一位科学社会主义者，与马共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他被扣留前后5年，直到1981年才恢复自由。此时他的校友（马大）马哈迪已荣升第四任首相，也就被提早释放。

其实卡森阿末在1965年取代布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时，印尼已进入一个混乱的局面，先是苏卡诺总统的卫队发动政变，将6名右翼的警官杀害，但却漏掉最重要的军事头子（他就是时任国防部长的纳斯顿将军）。这位将军即刻调动装甲车司令苏哈多反击，将总统府包围。在一场政变与反政变的流血战斗中，右翼军人占了上风，也意味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击败了苏卡诺总统。继之，大屠杀和排华运动开始了。印共首当其冲，连同支持者有逾30万人死于非命，也有人说50万。另外有20余万名华人则被排挤返回中国，

当苏哈多在1966年掌权后，他继续捕捉、监禁和杀害亲共分子，将苏卡诺总统一手推行的“纳沙贡”（即回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结合的政策全面封杀）。

在那个年代，苏哈多结束马印对抗，承认马来西亚（1966年），而后宣布与中国断交（1967年）（直到1990年两国才恢复邦交）。

由于印尼的骤变，导致伊斯兰国家与共产国家疏远；更视社会主义为异端学说。在此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显然已成功地说服回教国家和回教分子；伊斯兰与马克思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但卡森阿末似乎未被印尼的变局所影响，他本身出身穷苦家庭（父亲是一名宗教司），他认为应为穷人争取权益和改善生活。所以在当时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可行的。

令他失望的是，他亲自领导的1969年和1974年的大选没有突破；尤其是在1974年后就不曾赢得任何席位。

在他入狱期间，他基本上未能过问政治，但没有放弃党主席职，直到1980年交由甘保拉朱接任（1980-1989）。这之后就由赛胡申阿里博士接任（1989-2003）。

卡森阿末之所以在出狱后不再涉及政治有两个因素，其一是他要在马大读完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现代伊斯兰的社会理论》（Modern Islamic Social Theory）；其二是决定不再从政转而专心研究伊斯兰学说。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有发现圣训（Hadith）的解读与古兰经有所不同，因而出版了《圣训：重新评估》（Hadith: A Re-Evaluation）（1986年出版）。所谓圣训是指先知在公元632年逝世后，其信仰者根据他的言行写下千古不朽的古兰经（Quran）和圣训（Hadith）成为伊斯兰信徒的经书，也成为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精神支柱。

尽管伊斯兰教往后的漫长近一千年的岁月中面对起伏不定的遭遇，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它依然在世界各地生存和发展。因为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的言行录）中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对信徒的指导，指引穆斯林的人生（卡森似乎有其看法）。

资深的新闻从业员尼多（Terence Netto）的悼文中形容卡森阿末是永远的反传统者。当他的书出版不久后被禁止时，他不服气，建议与Abim（回教青年复兴组织，由安华领导）进行辩论，但已升为教育部长的安华并不允许辩论，卡森乃责怪安华冻结辩论。就卡森本身来说，他欢迎任何人与他辩论，不一定要同意他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卡森与安华不咬弦的原因之一。

（顺便提起一段往事，因为安华与卡森的失和，直到1999年安华出事后，马哈迪才邀已息政多年的卡森加入巫统，不过后来卡森告诉我他加入巫统时没有提条件。原本以为马哈迪会让他参加国会选举，结果没有，自然也就没机会出任部长。但他与马哈迪的交往没有中断，只是他至逝世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哈迪叫他加入巫统却没有角色让他扮演，也许马哈迪可以提供答案。

虽然卡森阿末未能针对他的论述公开辩论，但他后来也写一本书：《圣训：回应批评者》（Hadith: Jawapan kepada Pengkritik）。

及后，卡森曾经与伊斯兰党的沙农阿末（Shanhnon Ahmad）（作家、曾任国会议员）针对圣训进行讨论，却未被广泛报导。

只有在2014年应“首要领导基金会”（由马哈迪主导）之邀请，于2月16日在布城主持“卡森阿末思想研讨会”上针对《圣训：重新评估》及《圣训：回应批评者》的著作进行演讲时，有对国内的宗教司作出批评，并提出与传统解释圣训的不同观点。经媒体报导后宗教局（Jawi）官员于2014年3月16日直赴其居林住家对他进行突击检查，在其屋前共有13辆汽车停泊，大阵仗地破门而入，在其妻及其孙子面前对他羞辱，而后将他押往机场，直飞吉隆坡。隔天他被控上回教法庭，罪名是“诬蔑伊斯兰及违反伊斯兰法规”。对于一位82岁高龄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折磨。

本来只要卡森“认罪”被罚款就完事，但卡森坚持打下去。此案后又因上诉又成案中案。结果在2015年，上诉庭判宗教局（Jawi）的行动和提控是违法的，应付堂费和赔偿。

虽然如此，宗教局并不愿撤案，而是将此案再拖延下去，直到今年3月7日，宗教局上诉联邦法院，结果败诉。

到了今年8月，宗教局又以主控官不在而要求回教法庭延期。但在卡森律师强力要求下，法官同意主控方在主控官缺席下，可提出撤案。这样一来，卡森也就无罪释放。

以上是根据卡森的律师罗斯里达南（Rosli Dahlan）的悼文资料写出的，他也透露已接受其家属的要求，起诉宗教局使用虐待的方式让高龄的被告风尘仆仆三年之间，从北马到中马应讯，致其健康恶化而逝世作出补偿。

无论如何，这位律师形容卡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不但是马来社会，也是马来西亚社会损失了一位伟大思想家。他进而透露卡森坚持他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若能对“人类思想（世界）”的“解放”有益，就是他的愿景。

《当今大马》的专栏作者达牙巴南（Thayaparan）则形容卡森的离世对伊斯兰世界和马来西亚人民是个大损失。他是一名“沉默的革命者”。

槟州副首席部长拉马三美说卡森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80年代写了一本书，试图让穆斯林保守分子通过辩论而回到古兰经正道来。不幸的，他的论点不被保守分子接受，更被攻击利用伊斯兰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前首相马哈迪的悼文形容卡森是一位勇敢与坚持原则的学者。“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未得到伊斯兰所标榜的正义回报，这是因为他被指控与圣训背道而行。”“事实上，他是如同圣训的另一位演绎者，拒绝没有正当学习和不够权威的对圣训的解读”。因此马哈迪说：“具有思想的卡森离世是马来社会的损失，我对他的逝世感到伤心”。

“凡是要批评他的人，请先读他的文章”。

刊登于2017年10月23日《光华日报》

啤酒节竟成敏感节日？

原本马来西亚是一个和睦与开明的国家，一向尊重各民族的传统和节日且都有公假让全民参与其中，即使属于非穆斯林的节日，也是照常庆祝。但近年来因为宗教已走进政治、教育乃至公共活动，也就使到本来没有争议的节日变得敏感了。

例如“德国啤酒节”原是一个传统节日，每年的十月份举行。但今年的德国啤酒节却一波三折，先是说巴生市议会可以批，后来又接到警方通知不准举行。

在讨价还价后又闻知在改名后，不用德国啤酒节，改用“德国美食节”或“美食饮料派对”就没有问题。

根据主办德国啤酒节的公司透露，它在巴生、槟城、怡保、马六甲、森美兰及新山等地都有举行，偏偏是在雪州出问题。一方面说这是巴生市议会的权力，而巴生市议会属于希盟雪州政府管辖，自然不存在问题。不过后来警方以治安为由坚持不发准证，也就使到在10月13日及14日举行的啤酒节无法在巴生顺利申庆。

前任首相马哈迪针对此事发表评论，他说这是非穆斯林的活动，与穆斯林无关，为何要干预别人的活动？他反而劝告穆斯林重视和关注宗教学校宿舍烧死学生的问题，也对马来学生的涉毒表示忧心。他希望马来社会对症下药，解决吸毒的问题。

其实，雪州在不久前也发生过24小时营业的商店是否在晚上之后就不能卖啤酒？经过争论后，有些商店同意晚上不卖，但有些照卖。就雪州乃至马来西亚治安来看，基本上因酗酒发生罪案的不多，一般上即使晚上或半夜在公路行走也没大问题，治安应该是良好的。

但这一回倒是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大课题。根据官方得到的情报，担心“回教国”（IS）恐怖分子会乘机捣乱和投掷炸弹，因此不鼓励举行这样的集会。

当然一说到恐怖分子造案，人们都是会接受劝告，只是也有人认为场面不大，只是在超市或小广场举行是不碍事的，因此不必过于敏感。

事实上，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已被宗教和种族课题搞得沸沸扬扬。

先是在1999年大选后，因回教党借助安华效应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执政丹州和登州，且首次拥有27个国会议员），也就认为它的宗教路线走对了，并被大多数马来人所接受，便向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施压，要他宣布巫统的“回教国路线图”；而回教党也公布其路线图，直逼马哈迪表态。当马哈迪反击说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不必再修宪，也不必与回教党商议回教国的课题，自然引发回教党采取偏激的行动，要马哈迪接受吉兰丹和登嘉楼州议会通过的回教刑法。

在被拒绝后，回教党只得暂时收敛其“攻势”。同时在安华的劝解下，于2008年的大选又与反对党一起斗国阵。这一年反对党大胜，回教党也扬眉吐气，但回教党（2011年易名为伊斯兰党）发现在民联中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而是滑落成为殿后的老三。

于是在2013年大选过后，回教党再行探讨前路，乃在2015年决定与行动党断交，也再度重申回教刑法的可行性，硬要巫统与之共舞。在巫统未明确表达下，回教党也通过各种方法来强化回教的形象和政策，例如男女分开坐。此外，女性进入政府大楼，衣着若是被守门认为缺端庄也不准入内。

还有在学校中既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食堂；更有杯子也注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使用的。

如今雪州的啤酒节又受干预，谁也不知道偏激分子还会出什么花招，如果有一天马来餐馆和印度餐馆也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那就不知道有多少间穆斯林的餐馆会被打击到难以生存？

为什么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和蔼的国家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值得官方及私人企业的反省与反思，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离奇事情发生。

刊登于2017年10月23日《号外周报》第860期

习近平交出反腐成绩单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大会共有2280名合格代表参加，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小时有余全面阐述了党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被形容是中共成立以来最长的政治报告，展示了习近平的宏亮声音和健康的体魄。

从整个大会的秩序和代表们的热情鼓掌及互动场面看来，习近平显然是抓住代表与会者及嘉宾的脉搏，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冗长讲话内容。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全局，为未来的主政开创一个“新时代”。

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能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成为执政党，确实是现代史的一则现实神话。其中最主要的是在1927年的秋收起义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因为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军及特工组织枪口调转回头，全面屠杀共党分子及嫌疑人而损失惨重。在痛定思痛后，毛泽东对军队进行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为“三湾改编”。他的警示名言是：枪杠子里出政权。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也就划上句号。

当毛泽东的队伍及朱德的队伍于1927年10月在井冈山会师后，中共就不再放弃武装斗争，党指挥枪这个约定俗成的理论从此也不再改变。

尽管在建国前后，中共有几次前路不明的风险，如长征、国共第二次合作下（1937-1945）的中日战争、战后的内战（1946-1949）、反右运动（1957年）、大跃进（1958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都没有整垮中共的组织乃至政权，原因就在于军队只听党的指挥，不会引爆内乱；尤其在毛泽东牢牢控制党军政的时代，任何的“反叛”运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在中国度过了10年文革的浩劫（1966-1976）及四人帮的倒台后，在1978年才迎来了党和国家的第二次新生。

重出政坛的邓小平用前所未有的魄力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在后期出现诸多纰漏和假公济私的事件，但也不能否认停滞不前的中国如果不全面改革将无法摆脱穷困，前路更渺茫。后来的争议点是邓小平的讲话引发的。比如“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论姓社姓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更甚者也允许“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些言论对个人固然有驱动力，但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则不是正面的。

邓小平自然知道姓社姓资的差别，但他不能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就煞车，不再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六四事件前，邓小平将华国锋主席职去掉后（1981年），让胡耀邦当总书记（1981-1987）。后者侧重在为蒙受冤案的人平反，留下有口皆碑的美名。

但他的自由化政策也导致西方不良思想入侵，结果胡耀邦被赵紫阳（1987-1989）取代。不幸的，赵紫阳也压不下集中在天安门的示威学生，反倒被中央老人帮撤职。

江泽民（1989-2002）的上台和胡锦涛（2002-2013）的接班基本上是邓小平钦定的。即使党内有派系之分，也不能起哄。在他们廿年的任期内，中国官场的腐化倒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胡锦涛在2012年卸职前，语重心长地说，若不取缔和打击贪污，党国内的腐化将会亡党亡国。

这不是耸人听闻，习近平（2012—）在同年接过棒子时，也十分担忧党国内的蛀虫（大小老虎和苍蝇）会把党弄垮而失去政权。

根据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杨晓渡说，自十八大以来（五年以来）有收到267万条问题线索，对其中154.5万条立案调查，共处理153.7万人，其中有5万8千人被移送法办。

习近平在报告中重申对反腐的决心也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只有党国人人讲求道德，人人守纪下，国家才能纳入正轨。因此反腐的工作是“永远在路上”。

在大刀阔斧的反腐下，我们不怀疑习近平的第一个梦已经落实，那就是当中共建党100年时（2021年），国家已进入小康社会（他也对提早实现感到鼓舞）。当下中国社会呈现欣欣向荣局面，标志着“小康社会”已成形。

至于第二个梦是共和国成立100年时（1949-2049），国家先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2035年），然后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强国（2049年）。

只要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创出更大的成绩，他将在共和国历史上成为中流砥柱的精英。因此他的思想被列入党章将是不成问题的。但重要的是他能否像毛泽东及邓小平那样，既稳固了共和国政权，又不忘初心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转化成一个新时代的核心价值。

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斗争，就看习近平如何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个和平与绿色的地球。

刊登于2017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从王幼平到黄惠康

中国驻马来西亚第14任大使黄惠康博士三年任职期满，行将于本月中卸任。

由于他在任期间（2014-2017）勤于走动，与华团、华校及相关单位与个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也就在他离任前分别为他设宴欢送，挚诚地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怀。他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在2015年9月份的庆祝中秋节前后的谈话，包括亲临茨厂街向街坊表达亲切问好，也在中国—东盟商务协会（9月28日）成立仪式上提到了“娘家论”。“我再次重申，海外的华人华侨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

他显然是回应前些日子有极端种族分子叫嚣“华人滚回去”，并不断指出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而发出不平则鸣的回应。

不幸的，大使的谈话被马来报章曲解为“干预内政”，招致外交部召见黄大使了解真相。后来双方达致谅解，有关“风波”平静下来。

其实针对黄大使的谈话，海外华人包括已入籍居住国的华人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不是他们要求特殊，而是要求中国不能忘记“血浓于水”，有义务在必要时讲出公道话。在这方面，黄大使敢于表达的勇气确实使许许多多的海外华人感同身受，而似乎有了一个“中国梦”的家。这种民族情感的关系也不是要中国强出头，而是能像海外美国、日本和欧洲人一样，在必要时能得到原籍国家的关怀；尤其是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希望能把视野扩大多了解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和所面对的问题。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有两个例子曾令海外华人坐立不安。一个是发生在1998年5月13日至16日的印尼排华事件，有逾千华人被杀害，包括数百名华妇被凌辱或受伤或致死。虽然印尼苏哈多总统因而倒台，改由哈比比执政，试图实施开明政策。但在伤害造成后，中国仍守住“韬光养晦”，“不强出头”的政策。先是表示不干预他国内政；后是因舆论压力过大，中国政府才加入谴责与援助的行列。

这场被形容为“五月黑色风暴”的排华事件，使到华人又再次成为惊弓之鸟，好像缺了一座山作后盾。

另一个是发生在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肇中方3人死亡，20余人受伤。

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人民义愤填膺，但美国除了道歉之外还是道歉。在中国政府不采取强硬行动下，有关事件慢慢沉寂下来。尽管在17年后（2015年），有爆出内因是中国使馆藏了被南斯拉夫军事打下的美国F-117战机的残骸（1999年3月27日），置于中国使馆内供中国军事研究。这是中国政府花钱向南斯拉夫政府购买的。

由于美方获知情况，不允许中国把军机残骸当作研究目标，也就在5月8日轰炸中国使馆。

不论其真相如何，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都对政府一度的“韬光养晦”政策有所不齿和不满，直到黄惠康第一次发出“娘家论”后，终于让人感觉到情况已大不相同，海外华人不再是“泼出去的水”和被遗弃的孤儿。

作为一位资深的外交家，黄惠康表示将会把他在马来西亚三年来的言论辑书出版，我们正期待黄惠康成为第二位出书的大使。

第一位出书的马来西亚大使是王幼平（1910-1995），他也是（新）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而且身份十分特殊，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何会被称为“将军大使”呢？说有一段古。

王幼平是山东人，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宁都起义”，成为工农红军，于1934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副政委及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换句话说，在建国前（1949年），王幼平是军人，而且是领导人之一，他和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耿飚、外长姬鹏飞、文长黄镇等人一样，被毛泽东从野战部队中挑选正军级的干部当大使，以显示大使的分量（当时中国尚未实行军衔职，周恩来总理就将这第一批军人大使称为“将军大使”，王幼平的名衔也是这样来的。

1949年10月5日（开国大典的第五天），王幼平在湖南策划解放贵阳，突接来一份电报，要他连夜赶到北京，但没透露实情。

当赶到长沙会见邓小平和刘伯承后，王幼平被告知去北京是要出国当大使，没得讨价还价。结果第一批出国当大使的共有15人，其中11人是现役军人。就这样他们在外交部训练8个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7月）后履新。这些大使名单如下：王稼祥、曹祥仁、王幼平、黄镇、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吉雅泰 、袁仲贤、王任叔、耿飚、姚仲明、冯铉及韩念龙。

根据王幼平的回忆录说，正是这些解放军、“土八路”，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陈老总（陈毅）（后来出任外长）的领导下，干出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外交事业，带出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干部队伍。

王幼平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出使罗马尼亚，一个属于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国家，任期4年（1950年8月到1954年11月）。继后王幼平也一直担任大使工作，先后出任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及苏联。

其中出使马来西亚是最具意义和值得一提的。王幼平的回忆录这样说：1974年5月31日，周总理和马来西亚总理（首相）拉扎克（敦拉萨）签署了中马建交联合公报。第二天，他（周总理）住进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马来西亚情况复杂。接着周总理拍板说，出使马来西亚还是叫王幼平去（周恩来及乔冠华年轻时曾路过槟城），他说王幼平老成持重可以胜任。

在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是变化多端的，“文化大革命”已是进入第二阶段，从王幼平在马服务期间来看（1975年1月至1977年4月），中国相继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粉碎四人帮（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及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俱在1976年）。

王幼平说，在1974年席卷神州的“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已于1971年坠机身亡），意在“批周公”，只是“批周民必反”。毛主席说话了，周公才没有被批倒。不幸的这位政治、外交巨人却被病魔推倒了（1976年1月8日）。在反复变化无常的政局中，王幼平开始了他在马来西亚的薄冰之旅，也不知前路在何方。

在他逝世一年后（1996年），他的口述历史才出版，详细地记录了出使七国的纪实，也算是第一位出书的中国驻马大使。虽然前后来了14位中国大使，但出书提及马来西亚政事的也许黄惠康是第二位大使。

刊登于2017年10月19日《东方日报》

从社会主义到伊斯兰—卡森阿末跌宕起伏的人生（上）

一度是左翼政治领袖而后转身成为“现代伊斯兰”学者的卡森阿末（Kassim Ahmad）（1933-2017）于10月10日走完他的人生，享年84岁。他的一生不但跌宕起伏，而且充满争议性。

出生在吉打居林的卡森阿末其父亲阿末依萨和母亲乌米卡顿，其中一人是来自泰南北大年的。小学在万拉峇鲁就读后就进入苏丹阿都哈密学院接受中学教育。在50年代进入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的大学攻读马来文系，他的毕业论文是对汉都亚历史的研究。虽然有许多人认为汉都亚是马六甲王朝的英雄，但卡森认为其兄弟汉惹拔更具有英雄的形象。大学毕业后，加入国家语文局工作而在研究中成为“汉都亚传”的专家。

60年代初期，他应伦敦大学之邀，出任东方及非洲研究系担任讲师，为期4年。回到马来西亚后，他曾在槟城的阿都拉文西中学执教，但因被发现在校内分发社会主义传单而被学校勒令停职。

原本在1955年人民党成立时，卡森已是党员，但不活跃（这个党是左翼精英布斯达曼及回教左翼领袖布哈鲁丁共同成立的）。

布哈鲁丁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出任回教党领袖。他也把左倾的思想带进了回教党。当1962年汶莱人民党突然武装起义，要求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时，布斯达曼在吉隆坡被逮捕，党一时显得“群龙无首”。

1965年，学者型的卡森阿末填补了人民党的空缺，并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

我是在60年代末期认识了卡森阿末，后来成为挚友。我曾问他为何要改党名，人民党不是很好吗？他说他服膺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要党正名，以推出社会主义政纲。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虽然布斯达曼是“身经百战”的左翼分子，但尚不属于学者型的，卡森也借布斯达曼被逮捕期间（1963-1967）将人社党转成由知识分子精英领导的政党，例如他的副手赛胡申阿里博士也曾是马大的教授。

至于社阵的分裂（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及后加入国民议会党）是因为人劳两党对国语法案有不同的立场，也就在1966年分道扬镳）。由于不是卡森阿末推动的分裂，也就不把这笔账算在卡森身上，反而责怪人民党内的种族分子支持国语法案成为国家的教育媒介，终于各行其是。

再者卡森阿末未介入劳工党在1968年发动的杯葛大选运动，也就如常地与反对党商议合作对抗联盟。

就这样，经改组后的民主行动党、改头换面后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社党在1968年达成口头合作，算是形成“君子协定”。结果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脱颖而出成为槟城执政党；行动党大有斩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人社党在槟城只赢得1个州议席，卡森本身角逐国席不敌巫统候选人。这显示出人民党一旦离开社阵，不与劳工党合作后，已难在华社取得立足的地位。

但这样的失败对卡森来说不是大事，他放眼在1974年的大选。

当我在1969年大选后与他较多接触时，我发现他很想让人社党取代劳工党的地位，因此努力地鼓励和争取前劳工党人加入人社党，以成为候选人。这是因为自从行动党与民政党闹翻（因民政加入国阵）后，就不再接受与多元政党合作（尤其是华基政党），自然不会与人社党谈合作。同样的，在当时也有出现一个以陈志勤为首的“社会正义党”（简称社正党）（这个党是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也得不到行动党合作的回应。

正是反对党的不协调，在那年的大选（1974年）从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的执政联盟取得大捷；尤其是这一年敦拉萨首相成功地与中国建立邦交（1974年5月）。

可怜的人社党1席也没有，包括党魁卡森阿末移师登嘉楼竞逐国席也只以千余票败落。我曾问他为何不在槟州提名？他说没有胜算，反而在登嘉楼会得到回教党支持而中选（这种实例正如1959年国家党的拿督翁移师登嘉楼而胜出）。结果也让卡森大失所望。

我在选后又问他将来准备怎么走？他说政治斗争还是要坚持下去，不管有没有议席，人社党不能失去方向和斗志。

后来与卡森熟络了，在节日时（如开斋节）也邀我们到他府上（牛汝莪）作客。他的家庭布置简单而干净，书房也不大，当时的孩子还小。他贤惠的夫人莎丽花一向沉默寡言，但看来其家庭乐也融融。

从表面上观察，你不会相信他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更不是马克思的信仰者。

同时在我们的交往过程，卡森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回教，也没有把宗教带进他的政治中。

对于一个不崇尚暴力的人，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会在1976年在内安令下被逮捕，前后被监禁5年（待他在1981年出狱后，不但世界变了，他整个人生观也彻底改变了）。

这样的一种难以思议的转变是有其背景的：

1976年敦拉萨病逝，胡先翁出任首相，他的内政部长加沙里不但抓了巫统党要，如阿都拉阿末、阿都马日（曾任副部长，是敦拉萨左右手），也抓反对党人，卡森就是其中一人。他们被指涉及红色活动。

这里有个吊诡点就是在70年代时，因印尼流产政变造成苏哈多（装甲车司令）抬头，实行右翼政策，大举消除印共分子，更与中国断交，反对回教与社会主义挂钩，后来又逐渐形成宗教与共产的对峙。可是为什么卡森在9.30政变（1965年）后还执著地相信社会主义与回教是可以共存的？而没有研究为什么印尼改变与反政变后也改变了回教与共党的关系？

直到在监牢生活5年后，他才摇身一变成为伊斯兰的学者和传播者，社会主义不见了。这是为什么？待我们在下一篇再作评析。

刊登于2017年10月1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