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主导了政治走向？

英国人在战后宁可与巫统合作，也不与左翼分子合作，并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是英国与拿督翁协商而成的法定文件，掀开了马来亚走向自治的第一步，但新加坡也被割开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

也是在1948年，英国宣布在马新实施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意味着英国与共党完全切割，尽管英国表面上在1950年承认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加入美国的反华集团，也在马新对左翼分子大举逮捕和遣送回中国。

在这一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独剩巫统一枝独秀。与此同时，种族性的政党抬头了，如印度国大党（1945年）及马华公会（1949年）等。

正当拿督翁不满于巫统内部的保守派反对将巫统门户打开后（其中一名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新加坡巫青团长沙顿，后来成为交通部长，晚年则担任槟州元首），他便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

与此同时，巫统内部的宗教派人士也脱离巫统，在1951年成立“泛马回教党”。

由于种族和宗教成为政党的斗争口号，为后来的政局变化增添许多变数。

第一个特点是拿督翁将其政党易名为“国家党”（1954年），痛斥马华出卖他转而与巫统合作。因此较为明显地打出种族主义牌子，自然斗不过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在联盟大捷下（1955年普选），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到了1959年大选时，他索性改换码头，到登嘉楼参选国席而胜出。他的胜利标志着在回教党助一臂之力，不然又是铩羽而归。

这一年大选，回教党在布哈鲁丁的领导下不打种族牌，也不打宗教牌，暗地里与左翼政党（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阵）合作，自然不能将拿督翁拒于门外。

结果标榜左倾的回教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控制丹登两州，也拥有13名国会议员，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继续与苏卡诺保持友好关系，也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哲学（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回教主义的三结合）。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面对印尼的对抗。当1964年马来西亚的大选反映出左翼政党的失败和回教党的失利后，苏卡诺就加紧支持马来西亚的左翼领袖在巴基斯坦建立流亡政府。当此密谋失败后，美国策划一场政变的发生，意图推翻苏卡诺政府。

即便苏卡诺的卫队先下手为强，在1965年9月将5位将领杀害，但漏网大鱼竟是国防部长纳苏顿。他在逃出包围后，指示装甲车司令苏哈多发起反政变。结果苏哈多控制局面。苏卡诺大势已去，成为瓮中鳖。一场著名的政变反政变在血流成河的惨景下结束。印共被杀害数十万人，也有数十万华人被遣返中国，苏卡诺的政府中人全数落网，一场血腥的镇压不但改变了马印关系，也改变了中印的关系；更改变了回教国家与世俗国家的关系。

在美国的主导下，回教国家被告知回教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因为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在美国的唆使下，印尼反转成为右翼的军人国家，也在1967年切断与中国邦交。继之印尼全面禁止华校和所有的华文书刊的出版和发行乃至进口，只剩一份《印度尼西亚日报》。

马印对抗也在1966年结束，但回教国家开始与共产国家隔离。埃及不再视苏联的军援为理所当然；回教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转淡。美国成功地将回教与社会主义切割开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宗教抬头下，社会主义阵营面对西方的对抗与封锁。

经过这么一段突如其来的变化，马来西亚的回教运动也没太大改变，反倒是种族课题被夸大和成为政党争取选票的手段。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悲剧赤裸裸地宣告种族主义是挥之不去的幽灵。

宗教的抬头则是延至70年代后期的事。虽然安华在1973年组成“青年回教运动组织”（Abim），也吸收很多回教青年加入其中，形成强大的阵线，但安华这位原本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愤青，仍找不出突破口一展身手。但他的不畏逮捕（1974年—1926年在内安令下被扣留）和对回教的熟络，让他很快成为青年回教徒的偶像。

当柯梅尼在1979年在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激发了万千的回教徒的斗争豪情。虽马来西亚属逊尼派教徒，不属伊朗的什叶派教徒，但柯梅尼的宗教革命成为新时代的标志。

安华在辗转下，终于在1981年找到进入巫统的大门，得以将其回教知识和形象纳入国阵（巫统）。这也是马哈迪所缺乏的。

在安华的辅佐下，马哈迪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为政府行政注入回教元素，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开始了。

不过在另一边的回教党，在没有安华的领导下一直站不起来（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后，回教党在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连连失利，几乎面对沉沦之灾）。

1990年东姑拉沙里组新党，才将奄奄一息的回教党救了回来，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后，回教党才有在1999年的大选异军突起，连夺两个州政权，且拥有27名国会议员。

此时，回教党的领导人认为回教党的重生和抬头是因为它走宗教路线走对了。法兹诺、聂阿兹及哈迪阿旺都这么认为。结果导致回教党改变方向，决心不理安华的劝喻，自行走上种族加宗教的政治路线。但事实也非回教党所“判断”的，当它在2004年大选失利后，才又“醒悟”离开安华是错误的。直到2015年回教党摆正其宗教姿态，切断与行动党、公正党和土团党的合作，自行在2018年大选上路。

可是回教党也不是大赢家，它终于又选择失败的巫统进行两结合。这一回是种族加宗教之争，马哈迪德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正说明了他也不反对大会通过诸多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决议案。

整体而言，不论是反对党的巫统和回教党（伊斯兰党）或是执政的土团党、公正党和诚信党，它们都逃不过这时代的宗教谱曲正在响起。

刊登于2019年10月31日《东方日报》

从鲁白野到梅井

应大众书局及周星衢基金会之邀，我于10月20日在理科大学讲堂做了一场“鲁白野《马来散记》重版的导读会”，顿时让我想起了很多前尘往事。

虽然我也是报人出身，但鲁白野与我之间相隔一个“时代”。当我知悉有鲁白野这么一个人时，他已经离世很多年。我们不但失之交臂，也只能“神交”。

究竟谁是鲁白野？这里需要先作一个简介。他出生于1923年，1961年逝世，终年38岁，英年早逝。他是客家人，原名李学敏，在万里望诞生。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育才学校），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涯及在日治时期避难于印尼外，才于1948年返回新加坡，并于1950年进入《星洲日报》担任电讯翻译，也主编《国语周刊》。在报人的生涯中，勤于笔耕，先后出版个人著作10本，包括《实用马华英大辞典》。

从1953年到1961年的短短8年间，他就有如此多的著作问世，堪称文坛奇才。除了《马来散记》（上下册）被重印外，鲁白野在马来文的造诣上也是公认的自学成家的一位专人。

他与我相似的地方有两点：我们都是客家人；我们先后进入《星洲日报》工作。他在1950年，我则是在60年代中后期担任《星洲日报》记者。

令人惊讶的是，鲁白野的创作生命既是那么短又那么丰富，有很多后来的报人是追赶不上的。而且有趣的是，他用鲁白野的笔名写文史，又用威北华笔名书写文艺，两个笔名出于一个人，倒也传为佳话。

从鲁白野的身上，我又看到一些报人如何转成著名作家的故事。虽然人数不多，但值得推介。

第一位让我想起的是最多产的新闻界人才是中国的曹聚仁（1900-1972），他是凤凰卫视主持人曹景行的父亲，一生与文字为伍。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院后任教于各大学府；也在抗日年代（1937-1945）担任战地记者。在中国解放后，支持毛泽东而成为被中共接受的“爱国人士”。他也因在50年代担任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中介人而名噪一时。虽然功败垂成，但曹聚仁也被定格为“左派作家”，其名著除《鲁迅评传》外，并有《北平小语》、《北平二语》及《北平三语》，为中国唱赞歌。

即便曹聚仁有不平凡的人生，但始终无法与另一位被中共钦定的名报人邹韬奋（1895-1944）相提并论。后者也是一生报办，死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目前国家设有《韬奋纪念馆》及《长江韬奋新闻奖》等，用以纪念他的办报精神。

不过，曹聚仁遗下的文字与著作却不是任何一位报人可比拟的。

根据统计，曹聚仁先后出版70本著作，一生累积的文字高达4千万字。我曾在数年前问过来槟访问的曹景行，其父亲究竟留下多少文章？他答不上来。我又问他为何不陆续出版专著？他说多到无法整理。

按照我的经验，纵横报界50年的曹聚仁，应是当代第一写作高手，无人能及其右。

如果说一生写过4千万字，等于一年写下80万字，而每天（365天一年计算）要写2千余字，这显然非常人所能及。偏偏曹聚仁就是这么一位奇人，他比鲁白野长寿，鲁白野也是无法与他相比较的。

第二位是在去年（2018年）离世的香港名报人金庸（查良镛）（1924-2018），比鲁白野小一岁。但其成就似乎无法望其项背，由报人转成作家，如果金庸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他原是左翼《大公报》的记者，后与圈内意见分歧，自行创业。在60年代创办《明报》（日报）、《明报周刊》（八卦新闻）及《明报月刊》（评论杂志）。本身为日报写社论，也在副刊连载长篇武侠小说。

当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又成为中共重视的报人，被邀参加“基本法”的草拟。此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也破禁被允准打入中国市场。

70年代，他与友人在新加坡合创《新明日报》，侧重报导社会新闻，一时被形容为家庭主妇的“菜篮子的报纸”。最终他倒成了武侠小说一代宗师。

第三位是自学成功的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他没上过大学，但自修成功，文笔流畅。早年是马共报纸《民声报》的记者，后升任为采访主任。不久因故离开《民声报》，自行办小报，却因销路不佳停办，一度转行当老师。50年代，他进入《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升任《星洲日报》大马版主编，直到退休。

方修的成名不是在报业方面，而是文史汇集。从1957年起到2010年，他一共出版了39本著作，在马新文史界上，他稳坐第一把交椅。他一生书写的文字超过1千万字，虽比曹聚仁少，但治史成就有口皆碑。

第四位从著名的报人转成文人的是《南洋商报》文笔连士升（1907-1943）。他一生写过许多社论，但属言词平稳，没有煽情。因此一度不受左翼青年重视。后来他出版的《寄新青年》系列文章，倒使他的名气上升，只是在政治思潮阵线分明的五六十年代，连士升的名气是追不上方修的，不过他的才华也是不容否定的。

当然在连士升的年代也有李星可成为炙手可热的社论高手，以致触犯“文字狱”。

还有一位《南洋商报》的奇才施祖贤已练到出口成章，由秘书代笔写社论。

第五位是与鲁白野生涯相似的梅井（曾松华）（1932— ），在吉打出生，也是自学成功，成了马来文专家，编过字典。

这位曾在报社担任马来副刊主编的文人，在后来成为出版社的编辑，专门编著中小学使用的马来文课本。他可以被称为“鲁白野第二”。

无疑的，鲁白野在60年前就有如此独到的眼光，写下精彩的文史散文是令人钦佩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带种族主义的色彩和立论著述，自有其入世的普世观，梅井也不例外。

刊登于2019年10月28日《光华日报》

一山难容二虎

这一回，安华与阿兹敏之间的决裂不但已公开化，而且已到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困境。

本来阿兹敏还是有保留地只表示支持土团党的慕克力否定有签署任何交棒期的文件，但今天的阿兹敏几乎是咄咄逼人撕破脸皮，大力斥责对方的不是。

阿兹敏先是否认与希山慕丁（巫统）进行密谈，以组成新政府保马哈迪及力阻安华上位，继后他讽刺半途换人任相乃是“后门政府”。这显然是把球踢回给安华，不承认中途组新政府之事的存在。

虽然无法说明真相，但希盟在公开的函件中谴责希山慕丁，并促他收手倒是显示问题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阿兹敏反过来提醒安华要尊重人民的决定，即他们选出希盟当政是给予5年的委托，而不是首相只执政一两年。这意味着阿兹敏已全盘否定希盟上台后的两年之内，马哈迪将相位让给安华。这也强烈说明所谓的交棒已在希盟之间引发争议和分歧。

为何安华和阿兹敏之间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反目成仇”的政敌？内中的因由也非外人所能透彻地理解。但如果从资料中得知，除了私人感情纠葛外，也反映出人性的弱点，似乎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原本阿兹敏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希望获得马哈迪助一臂之力。就这样，在1987年马哈迪引荐阿兹敏给安华当机要秘书。那一年安华风华正茂，当上巫统副主席，也成为教育部长，有“明日之星”的光环。阿兹敏的跟随安华显然走对了路，因为在为安华服务的同时，阿兹敏也保持与马哈迪的良好关系，只是鲜为外人所知。

但在跟随安华11年后的1998年，安华突被马哈迪解职和开除出巫统。虽然当时并没有高官与安华站在一起，只是巫统少壮派内的人马成了安华的支持者。他们之中较著名的是曾任财长（安华）政治秘书的依占、曾任副首相（安华）政治秘书的曼梳，还有来自森美兰州的罗斯兰，后来成为公青团长的陆曼、曾任巫青团长的阿末扎希及阿兹敏等人，结成一股“新生”的力量，用“烈火莫熄”的口号震撼整个马来西亚。后来这些人陆续离开了，只剩下曼梳（高渊国会议员）及阿兹敏仍在安华身边。

阿兹敏在2010年的党选中角逐署理主席职，与卡力对垒（这一年赛胡申阿里引退），结果阿兹敏获胜。这无形中给卡力继任州务大臣产生新的阻力。

就在2013年大选后，阿兹敏开始更大的运动要扳倒卡力。此时的安华被拉菲兹说服促加影州议员李景杰辞职，留下空缺，让安华参加补选。在胜利后取代卡力出任州务大臣，一来可以让国阵投鼠忌器，不敢将安华送入监狱（被指控第二次鸡奸罪）；二是可平息党内斗争，并防止阿兹敏一人独大。讵料安华在补选前夕被判罪名成立，即使保外上诉，在法令下已不能参加补选。在情非得已下，安华只好由夫人旺阿兹莎上阵。可是在胜利后，雪州苏丹选阿兹敏担任州务大臣而不是旺阿兹莎。

由于阿兹敏在安华落难后成为党内的后起之秀，也就引起安华的警惕。

意想不到的是在2018年的大选中，希盟竟然异军突起，打败执政60年的国阵，马哈迪重作冯妇，除了“承诺”由旺阿兹莎出任副揆外，他也格外提拔阿兹敏出任经济事务部长（新职），主管原属首相署的八大重要职能；尤其是经济策划组（EPU），更是大权在握。与此同时，阿兹敏也成了国库的董事局成员。

虽然财长一职归林冠英，但阿兹敏从大臣到经济部长已显露了其接班人的影子。这对已获特赦的安华来说是一记闷棍。即使安华在2018年通过补选成为国会议员后，他也无法得到一官半职，似乎有阿兹敏在，安华已非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正因为安华对阿兹敏的“野心”有所不满，也就在今年的党选中暗中支持拉菲兹与阿兹敏较量，结果又是“功败垂成”，进一步扩大阿兹敏的势力。

正在当红的阿兹敏突于6月又被爆出“男男性爱短片”疑云后，顿使公正党的内讧升级。一方面是视线被转移，集中指责幕后黑手抹黑阿兹敏；另一方面，没对此疑云深入调查。

当此事沉静之时，又爆出安华接班之争。从马哈迪的三年之内交棒到近期的作完一届，已表明在党内外已有人对安华形成包围圈。表面上看来是安华与阿兹敏的生死之争，实则牵涉希盟的存亡。只是因为阿兹敏已“功高盖主”，安华已不能保持沉默，但安华能否化险为夷，还得取决于马哈迪的态度。

刊登于2019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

安华接班变数仍在？

在509之后，我们首次迎来了政党轮替，由崛起的希望联盟（希盟）取代国阵起而执政，但抓权的依然是同一批人，而且都是来自巫统的。因此究竟是改朝换代或改朝不换代也是颇具争议性的。

虽然马哈迪“重作冯妇”再度掌权，而被“安排”接班的依然是20年前的安华，但希盟政府不时传出突变的消息。有说巫统行将解散，其所有议员及领袖干部将归入土团党。后来土团党权威人物马哈迪更公开促请巫统及快行动，以加强马来人的政治力量。他所感概的是马来人分裂成6个政党，削弱主导地位。这些政党是土团党、诚信党、公正党、巫统及伊斯兰党。就不知道马哈迪的第六个马来政党是指哪一个？是沙巴的民兴党？还是砂拉越的土保党？

针对这一攻势，巫统也加速与伊斯兰党合作，以稳定局面。因为自509后，土团党已从13名国会议员增加到27名（皆来自巫统），可怜的巫统议员则从54名减至37名。

也幸好巫伊合作产生效应，退党风朝也就被抑制了。如今在巫伊合作下，两党又拥有55席（巫统37席，伊党18席）。

在政局浮动下，又发生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说会掌政3年左右；另一方说会如期在2年内接班（即2020年，5月9日前）。

即使安华不断地重申接班有期，但他还是面对政敌的揶揄，除了伊斯兰党的领袖，包括主席哈迪阿旺公开讽刺安华“老黄卖瓜”外，连希盟内的慕克力（吉打州务大臣，马哈迪儿子）也公开说马安之间并没有“契约”，也没有所谓两年内交班的事宜。更甚的是，公正党内的老二阿兹敏也附和慕克力的说法，挺马哈迪任满一届（即从2018年到2023年）才卸任。这已明显地暴露出交班的时间已引起争论，而且也因为权力问题引发了内讧。

未想在风言风语未平息之际，安华于10月15日在国会下议院参加辩论明年度预算案时，被来自巫统的议员沙希淡调侃，他质问安华有关接班的计划是否已经解决？

安华回答说，这不单是他与马哈迪的课题，也是希盟的课题。

他说有关“协议”已在去年（2018年）的正月份签署，但尚未有巫统主席阿末扎希的签名。此时，巫统的诺奥玛插话说，他要求安华讲出接班的日期，但安华坦言没有日期。

不过，安华影射前巫统副主席希山慕丁正谋定一份计划，也劝告其他国会议员参与，不必担心秋后算账。

此时，巫统的阿末马斯兰对安华的命运有所担心。他说：“我担心他只能成为“影子首相”。”

也是在同一天的晚上，希盟四党秘书处发出文告要求希山慕丁停止这方面的行动。他说：“希盟坚守公正党、土团党、诚信党与行动党的共识，也与沙巴民兴党一起，团结在希盟的政府下。为此希山慕丁及其同伙，应停止意图排除行动党及诚信党而另立新政府。”

文告也严正指出：“任何想要恢复旧政府的“恶意”企图，都会让历史倒退。若给机会予窃国盗贼和同党重新执政，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希山慕丁随即否认此计谋，但来自双边的消息指出，介入此“密谋”的包括巫统韩沙查努丁（前巫统贸消部长）、土团党的企业发展部长礼端及公正党第二号人物兼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他们被指在私下见过重要人物，而且旨在确保马哈迪任完这一届首相，这就意味着安华将无机会接班。

消息又说，这样的合作将可使巫统的领袖免于坐牢之灾，但没有人证实此密谋的存在与否。

人们相信韩沙与安华有私怨，阿兹敏与安华也有很大分歧。因此联手阻止安华上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虽然言之凿凿，但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却袒护希山慕丁不会做这样的事。与此同时，他也否定巫统第二号人物哈山在10月6日提出与马哈迪化解恩怨，共组新政府的建议是不被接受的。

因此，可以预见，在短期内马来西亚的政局将会维持现状，在反对党方面，是巫伊如何赢回丹绒比艾的国会补选（原本此区在过去属于马华候选人所占有），也就不急于作出改变。而且期望能扳回一局，重建人民对党的信心。

在执政党方面，则将由土团党守土。如果因近期的不利传言影响到支持希盟的选民转变立场，就会对土团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土团党将会不遗余力地捍卫这一议席。

可以相信，在补选过后，不论是希盟或国阵和伊党，彼此都会有新的策略。但如果根据马来人尊严大会的议决案，则会加入宗教的元素，使到种族分化更加复杂化。就此，马斯兰认为如果安华未如期接班，政局的改变是无可避免的。

从这又可看到安华的接班已成为马来人团结与否的试金石，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我国的政治还是局限于种族上的区分而不是全民的大整合。因此希盟也好，国阵也好，伊党也好，它们都应该懂得治国之道，除了兼容并蓄外，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一党独大。

刊登于2019年10月24日《东方日报》

美国通过香港法案

果然不出所料，美国众议院在10月15日通过4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和决议案。

第一项法案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允许美国对打压香港人权的中方官员采取制裁行动，包括华府每年得提呈评估香港政府在维护法治、保护公民、权力方面的自主决策，以及认证香港是否继续享有不同于大陆的特别待遇。并可对付任何实施或威胁移交、任意关押、酷刑或强迫认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人实施制裁，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发出或吊销签证。

与此同时，也通过“保护香港法案”，旨在暂停向香港出口控制人群的设备，包括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用以阻止香港警察对示威者使用非致命武器。

另外两项议案是指：（一）第543号议决案，重申美国与香港的关系，谴责北京干预该地区，并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

（二）涉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议决案，谴责中国以扣留加拿大公民方式，回应美国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引渡要求。

虽然上述法案和议案是以口头表决达成的，但议决案是没有法律的约束权力。

一般预料，参议院随后也可能通过有关法案和议决，但尚未有定夺，最后则提交总统特朗普签批而成为法律文件。

特朗普会不会签批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贸易战是否有“柳暗花明”的可能。如果中美能达成贸易协议，就可能延缓特朗普的行动。毕竟特朗普要的是政治筹码而不是核子弹。

就特朗普而言，他在2018年启动中美贸易战后，就紧跟着关注和利用台湾和香港的课题来钳制中国。由于台湾在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表现出对中国的仇视，也否定“九二共识”，自然得到在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的青睐。先是接受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而违反了中美协定；继后是通过台湾旅行法，让台湾政要可以大方进入美国访问和转站；更在近期宣布美国将军售台湾80亿美元的武器。这无形中助长了蔡英文公开拒绝“一国两制”的信心。只要台湾一天不“回归”大陆，美国便可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方掀起反华浪潮。

正当台湾强行其反共政策的当儿，香港又在今年6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且不停息、不断升级的示威和暴乱。这一场看似无主角的大示威，实则其背后有亲西方势力在撑腰，这一大群包括港人从反国安法开始到反引渡条例的修改主要目的是反对港府可将嫌疑人送回中国受审。虽然港府是因为港男在台湾杀死女友后潜回香港，但又苦于无引渡条例，也就不得不修例以让相关人士回台湾受审（有关嫌犯只在香港被判触犯盗窃罪而不是谋杀案，结果只入狱29个月，引发公愤）。

本来引渡嫌犯回台不是大不了的事，偏偏被夸大成大陆要用来对付香港人。在一传十，十传百下，港人的抗争变成“造反有理”了。

没想到示威运动竟是没完没了，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美国更是一马当先为港人壮胆，再次提起数年来未曾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其结果在众多议员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先在众议院通过。

这里头有几个重点是值得关注的：（一）美国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为背景，指责中国未按联合声明推行好“一国两制”，反而在回归后（1997年）先后提出第23条国安法（2003年）及罪犯修例修改法案（2019年），刺激了港人在越来越激动下，将之演绎成暴乱和破坏公共产业。虽然是港府希望港民在回归22年后，已具备爱国之心和接受主权统一的意识，因而在法律上加强爱国意识和不作奸犯科。 讵料反成“好心做坏事”，变成国际大新闻，天天有示威和游行，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在这乱世中，一般是使用重典，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但港府的回应是有所保留的。

就在此时美国将这么一场无厘头的运动形容为“民主和人权”的展示，也就接过英国的权利，将“联合声明”化成“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其有效性是不论在大陆或香港高层人士中一定有少数人在美国有存款和置业，也拥有绿卡或长期签证，更有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这批人固然对美国的法案感到恐惧。因为毛泽东时代与美国没有瓜葛的领袖已是凤毛麟角了。

再者，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自由港和特别关税优惠，香港将会沉沦下去。届时，受苦的是全体港人而不是美国人。这么一来，美国的“护港政策”到头来变成“害港政策”。

在这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评语是值得重视的。他说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是为了羞辱及推翻香港特区政府，这之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妥协的。这话正好点出要害和重点。

刊登于2019年10月21日《光华日报》

“社会契约”何时订立？

在今年10月6日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中出现偏激的言论又再次成为被批判和被谴责的对象。这位曾在大学任教的首位演讲人是再纳吉林（Zainal Kling），他以大会执行秘书的身份抛出爆炸性且带有警告性的讲话。他说：“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是国家的基础，在过去允许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但他们（指非马来人）经常违反我们施予的善意和恩赐，有意贬低这个契约。我们要提醒，在可兰经里有经文允许我们吊销合约。

他进一步说，如今受到挑战的包括伊斯兰在联邦宗教中的地位，还有马来王室的地位。

对此，我们不解和感到诧异的是为何在此时此刻又再抛出所谓的“社会契约”？它究竟存不存在？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根据西方世界所公认的，蘆俊（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他也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主张“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的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由此可知，社会契约是因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而必有的先决条件，主要指个人和集体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反观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没有订立过“社会契约”这码事，完全是由殖民地宗主国操控的。例如在战后（1945年），英军重临马来亚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由人民同意，而是自我决定的“约定俗成”。

更严重的是，英国在战后的1946年就匆匆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且是在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在这之前，英国高官已分别向9个州的统治者发出喻令，要他们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成立“马来亚联邦”。可惜当年的左翼阵线，包括马共、马来国民党及马来亚民主党对此议不表兴趣，咸认是延长英国统治的另一个新花招。

讵料这个宪政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大集会，公开反对“马来亚联邦”。结果英政府取消此宪制，转而与巫统谈判而组成新的宪政。在没有华印代表参加下，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即便在1947年由陈祯禄领导的AMCJA及由马来国民党主导的PUTERA率领人民举行大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和对华印人不利，也对公民权的申请作了新的限制。英国不但完全拒绝，也否认左翼团体提出的“人民宪章”。

换句话说，单独由英方与巫统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被全面实施了。其中有几个重点：

1）在马来文称呼上的书写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马来土地联合邦），理由是“Malayan”马来亚人是英文字，马来文没有这个字，只好用Melayu来诠释。

2）在协定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即回教徒、讲马来方言和依马来习俗生活者；但没有给Malayan下定义。

3）按照1946年的“马来亚联邦”法案，约有83%的华裔和75%的印裔可获得公民权，但在“协定”底下，只有一半的华人（华人共有230万人）获得公民权。

4）马来人被赋予“特别地位”，意指受到扶助。这一点倒未引发华印人的反对，而是对英方的排华和反共政策感到反感。马共也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此后有逾2万名华人被遣送回中国。所有这一些，都未有“社会契约”这码事，华人代表也未参与其中。

令人费解的是，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由刘伯群代表千多个华团起草的备忘录“拜托”陈东海交给英殖民大臣，但陈东海将之束之高阁，后来竟说“忘记了”。因此哪有华人的声音在英国被重视？在1957年独立后，尚有30万华人申请公民权无下文。

正因为这样，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提出要获得合理的代表权，结果马华因分裂而失败。1959年的大选则以林苍祐的退场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马华无法在巫统面前“平起平坐”。

就不知道为何阿杜拉阿末（Abdullah Ahmad）（这位在敦拉萨当政时是左翼的红人，在胡申翁当政后，被内政部长加沙里逮捕，罪名是与苏共有往来，后来被释放而成为《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在1986年马哈迪当政时，他竟在新加坡发表惊人的演讲，他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是不能被废止的。1969年的5月暴动（513悲剧）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之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兑现1957年契约所承担的许诺。”

这一段话说明了巫统内的当权者已从马来主权延伸到“社会契约”，目的就是不要华印人挑战它，可是在没有华人参与的1948年协定和1957年独立前华人参与的代表性，则所谓的“社会契约”存在性就值得质疑了。只能说是某些人强把“影子”当成真人来震慑另外族群的人。

刊登于2019年10月21日《南洋商报》

预算案中的大隐忧

财政部长林冠英于10月11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明年度（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基本上是延续去年提出的2019年的财案，也作了一些调动。虽然它不是一份送礼的预算案，但也不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预算案。

不过在总数2970亿令吉的预算案中，也让人看到危机的存在和不容乐观的挑战。

若与总收入2445亿令吉相比，赤字则为525亿令吉，占GDP的3.2%。这比政府原先要降至3%的赤字还差了0.2%。

虽然明年度的总开支较2019年度的3146亿令吉少了176亿令吉的开销，但未包括20亿令吉的紧急储备金供非常时期启用。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有备而提的预算案,但问题是政府能应对各项的冲击和考验吗？

例如在明年度的预算案中，行政开销仍占81.21%（即2410亿令吉），而发展开销则只占18.79%（560亿令吉）。这与2019年的财案相差无几（行政开销占82.61% ，发展开销占17.39%）。

可是在观察2020年的财案中的行政开销后，我们也为政府承担能力感到担忧。根据公共服务局截至今年3月的数据， 我国共有171万名公务员，分别在五大领域中，即教育系统有52万名、医疗系统有24万名、武装部队有15万名、警察有12万名及其它种类有66万名。

我们姑且以2017年的财政预算案作参考。当年共有162万公务员，薪酬共774亿令吉，退休公务员近70万名，退休金是200亿令吉。因此总共是974亿令吉的开销用在公务员身上。

在这一年，原第二财长（国阵）佐哈里说我国的公务员的数目是全世界最多的。按人口比例来算，马来西亚是20比1，即每20人中有1人是公务员，占世界第一位；居第二位的是韩国，50比1；第三位是新加坡，71比1；第四位是中国，108比1；印尼则是110比1；英国是118比1；而日本是128比1。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从80年代起说要削减公务员至50万名的计划全告落空，因为它需要吸纳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以减少失业率带来的压力。

从行政开销来看，单单公务员及退休公务员的薪酬已占近一半（其中公务员占近36%及退休公务员占近10%）。

在2018年时，国家的行政开销是2343亿令吉，发展开销只454亿令吉，但公务员的薪酬又有所增加（即公务员薪酬有800亿令吉，占33.76% ；退休公务员有246亿令吉，占10.5%，总计1030亿令吉，共占44%的行政开销）。

来到2019年，预算案共达3145亿令吉，当中2598亿令吉是行政开销（占82.6%），发展开销547亿令吉（占17.4%），公务员薪酬高达1046亿令吉，占行政开销43%。此时公务员总数已高达170万名，而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维持在GDP的3.4%；同时政府的债务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8%。

至于明年度的预算案，总数是2970亿令吉，行政开销占81.1%（2410亿令吉），发展开销18.9%（560亿令吉）政府的五大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其一是171万名公务员的薪酬及80万名的退休公务员的津贴共达1090亿令吉，将在行政开销中占了45%，相等于每人要花3210令吉供养公务员（总人口是3260万人）。此外，公务员除了可低息贷款购买汽车房屋外，也可获资助深造。更在后期一年分两次的花红和奖励金（花红制从2011年开始）。

依照《财经周刊》在2017年的分析，如今（2017年）公务员有162万名，那么在10年之后，即2027年时，马来西亚付给公务员的薪酬及退休金将高达1840亿令吉。届时我国能否承受得了这么一大笔开销？我们无法预测。

其二是明年的预算收入只有2445亿令吉，以致政府无法达致3%的赤字，只能较2019年的3.4%调低 0.2%至3.2%。这之中有11.8%的开销是用来还债的，较2019年的10.5%提高1.3%。其三是政府在税收方面也因废除消费税（GST）改用SST征税，减少了一半有余的收入（从444亿令吉到283亿令吉）。因此政府还得从较高收入人士增税率着手。

其四是我国现有30万单位的豪华公寓和洋房滞销，政府不得不降低外国人购屋的最低水平（从100万令吉到60万令吉），但这不包括提供公民身份地位。它到底能产生多少效应？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其五是政府提出的新点子，凡是待业一年后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在两年内可享有政府发给的每月500令吉的奖励金，而雇主也可每月得300令吉的奖励金。

我们不否认有30万名失业青年尚找不到或合适的工作，但这与我国的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时代，我国需要的是大批理工人才、高科技人才和技职人才，而不在是一大批文科毕业生排队找工作。这就需要从小学开始给新一代完整与先进的教育。多元教育是十分迫切的，单元教育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目前，我国有100万名大专生，一年有30万人要进入社会谋生，如果未能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就会让年青的一代失业而形成大问题。为此鼓励外资及本地中小企业扩大生产线也是格外重要的。

为此，政府重新检讨2013-2025的教育大蓝图是刻不容缓的；尤其是在今日仍有人叫嚣推行单元教育体系时，更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么多人仍找不到工作，还要推动单元教育？这对孩子的未来是缺乏保障的。

就此而言，政府对各源流中小学的资助和鼓励学校引进新科技与智能教学是确保下一代迎向新时代的钥匙，大学更是应侧重理教科系。换句话说，单是拨款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的课程和教学法是否与时并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刊登于2019年10月17日《东方日报》

从历史事件看中美关系

为什么一个建国才243年的美国能在今日成为世界霸主，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像神话一般的奇迹，终于让世界看到后来追上的新兴国家是威震天下的超强，甚至连有5千年历史的中国也望尘莫及。

因此揭开这一段前尘往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美国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为什么古老的中国在今天又成为美国的眼中钉？正因为关系的错综复杂，才酿成今日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和贸易战。

先说美国的历史。它是在1492年被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在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在船上，这批人签署了公约，后来成为美国宪法的雏形。4年之后，即1624年，荷兰人在纽约附近建立殖民地。接着在1682年，法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及费城建立殖民地，但在1756年的英法战争中，英国取得了优势而成为北美洲（美国）的宗主国。

1776年，美洲的13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对英国进行独立战争。隔年（1777年）“美利坚合众国”名称被确立。

虽然延至1783年美国人才真正打败英国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美国在后来坚信在1776年7月4日美国已完全摆脱英国控制，因而订为国庆日。当美国宪法于1783年颁布后，华盛顿在1789年担任建国总统。

在1784年时，美国独立后不到半年就派中国皇后号到中国进行贸易，但延至1844年中美双方签署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继之又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

在1861年时，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在1865年阻止了美国的分裂，也废除奴隶制，但本身不幸遇刺身亡。

在消除外来的势力后，美国在北美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疆土辽阔及军力十足的国家；尤其是在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美国更是确立了西方第一强国的地位。正好在1917年苏联10月革命成功，而成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列宁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的根本。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在北美洲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时期（1492-1763），中国是处于什么状态？在1492年时，中国仍由明朝统治，弘治皇帝忙于修建长城，重建孔子曲阜孔庙及对平遥古城扩建，日子也过得写意。但在1763年时，中国已进入清朝乾隆时代，人口臻2亿余人，封建制度开始受到冲击。

当1776年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时，中国已是乾隆在位41年，国家仍未主张与外界交往和通商。当时清王朝仍然抱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我为尊的观念。结果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丢了香港予英国。

紧接着1883年的中法战争失败后，将越南管治权交予法国，而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是惨败，也把台湾丢失予日本。

中国自此之后陷入重重灾难；更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反传教士和洋人）触使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任由列强坐地分赃。可怜的中国人民成为俎上肉，也签下耻辱的《辛丑条约》（1903年），直到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才埋葬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可惜不久之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各拥兵权（1918年），对外战争漠不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却遭受胜利国的排斥，不理会中国的抗议，硬将中国的胶州湾及青岛割给日本（本属德国，因战败失掉殖民地）。结果在中国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真正地唤起中国人的醒觉。

但积弱的中国又再一次成为日本的牺牲品。1931年入侵东北三省后，又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此时的美国以强国姿态冷眼旁观德日军的横行霸道，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后，美国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在打败德国和日本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超强国，另一个是苏联。而处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则陷入国共之争，美国明显地支持蒋介石。在内战爆发（1946-1949）后，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在1948年眼见形势不对后，其驻美大使司徒雷登回美国了。

就在毛泽东引领中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1949年），美国就开始封锁中国，在各方面限制中国与世界打交道。更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派军介入与美军直接交战。经过3年的交战，双方打成平手，但已牺牲了百万军人和平民的生命。也只有到了1972年，僵局方能打开。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逊应毛泽东之邀请访华，整个世界在一天之内全变了，中美的重修旧好，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但中美之间重建关系确实费时费力，直到1979年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后来发展成大使馆）。

尽管在这之后的约半个世纪，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但从来未像今日特朗普的强硬措施，硬逼中国低头。

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屈服，不但不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也在其他方面也要让位于美国。在美国看来，它好不容易打败苏联，却又迎来一个更坚实的国家。这就是为何中美贸易战仍分不出高下，而香港和台湾成了特朗普的筹码。

从上观之，中美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历史短但军事强；一个是历史长但军力尚待崛起，特朗普也就使出资本主义的强势，数尽社会主义的坏处来贬低中国的成就。

美国就是要证明它永远是世界第一，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就在此。

刊登于2019年10月1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