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变天慕尤丁悲喜交加？

沙巴的闪电大选 是被巫统的前首席部长慕沙阿曼逼出来的。

在时局紧迫下，身为首相的慕尤丁不得不在此紧急时刻促成亲政府的政党结成沙巴人民联盟（GRS），以面对州选。因此这个联盟不但缺乏纪律和组织条规，而且各做各的。一边分成国阵（包括巫统、马华、国大党及沙巴人民团结党）；另一边则组成国盟（有土团党、伊斯兰党、革新党及沙进步党）；再加上团结党，一共有三大排阵。不过这之中的国大党及伊斯兰党没有派人参加州选，而马华分得4席，却表现欠佳。

出炉成绩是国阵（巫统）14席、国盟（土团党11席及革新党6席）17席及团结党7席，合共38席，刚好比总数73席的一半多出2席（本届选举增加13席，本来是60席）起而执政。许多人都为这结果感到愕然，因为政治观察家一路来看好民兴党会再执政，没有料到结果是倒转过来。只有一个民调预测人民联盟会以微弱的多数席出线。

反观，另一阵线则是由民兴党、公正党、诚信党、行动党及民统组成，可惜的是，公正党依然只拥有两席，行动党有些进步，拿下6席，民统（UPKO）只拿下1席，再加上民兴党的23席，总数共32席，也就意味着沙巴变天。

在意外取得政权后，沙巴人民联盟的第一个难题是谁将出任首席部长？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原建议交由沙巴的议员作出决定。而早前被慕尤丁点名的首席部长人选哈芝芝诺则陷于尴尬的地位。哈芝芝诺原本是巫统州议员，后跳槽进民兴党。在今年7月又跳回支持慕沙阿曼。因此他连同另外6名原州议员代表土团党上阵而胜出，只有1人落选。这也再一次说明在沙巴的政治青蛙不过是家常便饭，不必认真。但在昨天，阿末查希又改口，表明应由巫统人出任首席部长，理由是巫统赢得14个席位，较土团党的11席位多。如果此说可以成立，政权旁落的民兴党则拥有最多议员（共23席）的单一政党。双方的坚持下，也就意味着首席部长人选一时难产。

另一方面，安华刚在9月22日宣布已取得超半数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并促请慕尤丁下台。直到今天，很多人仍不明个中内情，又刚巧遇上最高元首政躬违和进医院调养，也就无法举行进觐的仪式。有人认为沙巴州选，对安华夺权极为不利。不过安华的重点不是在为沙巴选举打气，而是要用最快的时间做出改变。

也因之沙巴再变天，对安华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反之沙菲宜的失落，也是对安华一个压力的解脱。经此打击的沙菲宜也许再也提不起兴致勃勃按马哈迪的意愿上京拜相。

这也无形中增加安华任相的筹码，但有一个难关兴许是安华跨不过的，那就是他如何促成巫统与行动党的合作？如果不能结盟，还有其他可行方案吗？

对于安华来说，他不能再靠马哈迪的提拔，20年前和20年后都是同一个答案：安华不适拜相。

既被马哈迪断路在先，又从中杀出慕尤丁断后，也就得把慕尤丁再压下去。

沙巴选举给安华带来的震撼不大，反而是慕尤丁要避开与巫统正面交恶，也就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出由沙巴土团党主席哈芝芝诺出任首席部长，不然巫统内部会有一股力量促他早日下台。

这一回，安华的回马枪是否再造辉煌？我们很快就可探知马来西亚的政局会否再有变化？

 刊登于2020年9月28日《南洋商报》

沙巴进入“战国时代”

沙巴州的闪电选举越来越扑朔迷离。虽然在形式上民兴党带头的希盟有望出线而继续成为沙巴的执政者，但在市面仍有不同的解读，政局如同进入“战国时代”，揶揄与对骂声不绝。

例如民兴党主席沙菲宜就挖苦敌对阵营的“沙巴人民阵线”（包括国阵、国盟及团结党在内），在提名后仍对首席部长的人选有不同的意见。反之民兴党参与的希盟只推出一名首席部长人选，那就是他本人。

在“人阵”方面，首相慕尤丁先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宣布人民阵线已成立，一旦上台执政，土团党沙巴主席哈芝芝将成为首席部长，但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却说选后再谈人选。

其实沙巴是历来最会争首席部长的州。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以来直到今天，沙巴共换了15名首席部长，平均每人任期约3年8个月。第一任是卡达山族的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易名为福尔，不幸飞机失事丧命）。他曾两度上位，但加起来也没超过三年；最强势和独裁的是慕斯扎法（苏禄族回教徒）在位9年；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是卡达山人族的拜林（1985-1994）。在位最久的则是来自巴瑶族的回教徒慕沙阿曼，在位15年，也是沙巴巫统的主席。最新的首席部长则是沙菲宜（巴瑶族的回教徒），在位两年有余。他原是巫统副主席，先是民兴党主席。

为什么沙巴会有最多首席部长？那是因为沙巴流行轮任职，一个政党可以在短期内组成，旋即通过选举打倒原政府。这在沙巴人民看来是很民主和自由的，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人民也不必担心独裁者能一手遮天，长久在位，只要选举期一到，就可用手中的一票更换政府。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与马哈迪有关。他在1994年通过议员的叛变打倒拜林的团结党政府后，就宣布今后沙巴的首席部长由三大民族轮任，每人两年，即卡达山族、少数民族回教徒及华人。

在历史上，沙巴共有3名华人曾担任首席部长，他们是罗思仁（沙华公会）、杨德利（沙巴进步党）及章家杰（沙自民党），但任期很短，每人约在位两年左右。除了罗思仁是因为唐纳史蒂芬与慕斯扎化争权夺利而迫使联邦更换首席部长外，另外两人则是按马哈迪的部署只任两年。但到了2004年大选后，接任马哈迪上位的阿都拉干脆宣布从此不再推行轮任制，一概由巫统人担任首长。慕沙阿曼也因在新安排下，一直担任首席部长，前后15年。他当时也是沙巴的巫统主席。

巫统是在1994年应慕斯扎化之邀接管沙统（沙巴民族统一战线）（USNO），由巫统直接在沙巴成为老大。这是马哈迪在位的年代所发生的事。

自此之后，沙巴涌进了很多外来的移民，有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有来自印尼的不同族群，但多是回教徒。

正因为有其特殊的原因，再加上身份证事件，也使到沙巴的人口已经超过400余万人，比它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的50万人口增加八倍；也比砂拉越的300余万人口还多 。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砂拉越的人口只有70万，其人口增长则控制在5倍之内。

沙巴之所以成为重要地区还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而致富。这个州加上树桐的出口，也给沙巴和马来西亚带来不少财富。

但是沙巴人民感觉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多的资源税。因为在西马或切确地说在巫统的统治下，沙巴的发展并不令沙巴人民满意，所以在2018年的选举，由沙菲宜组成的民兴党也就一跃成为执政党了。这也实现了“沙巴是沙巴人民”的心愿。

即便巫统在今年7月时企图卷土重来，但跳槽的政治青蛙一切落空了，他们从民兴党过档到巫统，最终巫统的翻身也落空了，如今他们五人却成为独立候选人。

这就是政治青蛙给国家带来的动荡与不安。虽然近期国会各党已同意成立小组研究反跳槽法令，但这个武器对执政党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为此我们不认为执政党会同意放弃这个武器和筹码。在过去，跳槽的人都是从反对党到执政党；比较为人所知的是，森美兰在千禧年前后一度成为行动党议员蝉过别枝的政治温床，导致刚上任秘书长的林冠英在2004年大选前向森州行动党提出“约法三章”，宣誓绝不跳槽。这一措施倒是起了点作用。未想希盟于今年3月倒台后，又有行动党议员扬长而去，再启开跳槽之风，也把所谓退党交罚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今天的希盟在马哈迪缺席下，也失去风彩，但这个阵线主要支架是由公正党和行动党组成。如果这两个政党在首相人选上未能达成一致。对希盟也许是另外一种压力。毕竟行动党的兴旺也起于公正党的带动；尤其是拿下槟州政权。基于两年前因马哈迪权威大过天，才有了一旦希盟执政中央，马哈迪再上位，条件是安华在两年后接班的“协议”。

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在道义和情理上，行动党也应与公正党一道，继续给安华支持。但行动党的第二想法是两个都不可失，由席位多的一方主导。这看起来也算是公正的，但已失去道义和承诺，难免可能引发看不到的后遗症。

不论提出沙菲宜任相的建议是来自希盟或马哈迪，至少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似乎已颠覆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秩序。而且若胜选后，沙菲宜是要再任首席部长或者准备上京拜相？

这样的实例倒可以举出2008年大选时，民政党也因首相的介入对首席部长人选产生分歧，结果只能宣布选后再委。换句话说，民政党在没有确定首席部长人选下面对已成熟的槟州选民，结果是兵败如山倒；连准备上京的许子根也因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这一惨痛的教训也使到民政党一连三届的大选都爬不起来。

也许行动党有必要对这样的战略再作出部署，并开始把重心放在全国大选。不论国盟中伊斯兰党将成为造王者，或希盟外的斗士党将成为造王者，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如何在危机中扭转劣势？组成阵线的多元政党能不能一心一德的团结与合作？如果心生二念或信念不定，即使选后重夺政权，也还是受后遗症所牵累。姑且以希盟本身的例子来看，在2018年上台后，为何在短短两年内就玩完了？这就是希盟要反省和检讨看不见和想不到的后遗症。一句话：团结需要真心诚意；反之三心两意则是军中大忌，切记前车之鉴。

刊登于2020年9月24日《东方日报》 

政治合作不等于回教国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9月13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在哥打峇鲁举行）作了十分重要的分析和评估伊斯兰党再度进入执政体系的因由，而且也在政府体系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起70年代被巫统收编而失掉权力的加盟更富有意义和机不可失，令他感到未来一片光明。

因此哈迪阿旺形容伊党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以政治合作为伊党崛起的契机，过后才来追求终极目标，以建立一个回教国。因为这样，他说伊党在这次政变中已成为造王者，从中穿针引线，不是所谓喜来登的发难和巧妙夺取政权。

哈迪阿旺是从历史事件中暗示伊斯兰党要记住昔日屈辱。

这是指在1969年大选前夕，在劳工党杯葛大选下，伊斯兰党在改组后也继续摆出民族主义的姿态。再加上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及民政党和老招牌的人民进步党凑在一起，也在这一年的大选“平地一声雷，炸出大窟窿”。原本执政的联盟第一次尝到被严重打击的苦果。在巫统力挽狂澜和收编反对党下，新的同样以巫统为主的执政联盟在1972年先组成联合政府，包括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人民联合党。后在1974年组成国阵（取代联盟）且在大选狂胜后，整个局面才告安定和稳定下来。

当时伊斯兰党视官位是天意，基本听命于巫统。抑有进者，吉兰丹州政权表面上仍由伊党执政，实则州务大臣纳西也已经被巫统收编了。酿成吉兰丹州爆发了两派的文斗和武斗，最后导致中央在1977年开除伊党出国阵，也在丹州实施紧急法令，等于伊党的州政权失掉了。

1978年，巫统见时机成熟，马上来一个闪电大选（只限吉兰丹），结果把伊党打得落花流水，国阵得23席，首次成为执政党。原州务大臣纳西领导的“回教阵线”（回阵）赢得11席，伊党仅剩下可怜的两席。

这意味着，被收编的伊党不但分享不到成果，而且平白失掉州政权。自此之后的12年内，这个政党一直抬不起头来。更可悲的是，在1986年的大选，伊党只剩下一个国席，有人调侃可以“收档”了。但具有顽强斗志的伊党在1990年，又在46精神党协助下再次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这个时期，伊党新崛起的党领袖有法兹诺、哈迪阿旺及聂阿兹，他们坚持是因为伊党选择宗教斗争的道路，与巫统打的民族牌和马来人至上思想有所不同，才吸引选民倒回来支持伊党。

同样的，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效应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被马哈迪开除而跌马）。在安华的国民公正党的支持下，伊党也空前地赢得27个国席和两个州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

正当伊党依然坚持它的宗教路线起了最大作用，影响新一代选民倾向伊斯兰党时，在安华的领导下，2008年的大选由三党组成了人民联盟（民联）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吉打、槟城、吉兰丹、雪兰莪和吡叻），但一年后因3名州议员跳槽，吡叻州政府垮台。在2015年时，伊党先后宣布与行动党及公正党断交，整个局面又起了变化。

主要是伊斯兰党在分析下：如果继续留在民联内，无论它怎样配合与让步，总是名列第三，永远都无法超越公正党，更不可能在席位上压倒行动党。

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伊党自立门户，希望能在2018年的大选成为造王者。

可惜只有18席的伊党（未达40席）所扮演的角色有限。未想今年初希盟内讧，给了伊党一个插足其中的机会。哈迪阿旺因此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在敢于牺牲下，不派人参加沙巴州选（即便有参选，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干脆做个好人，伺机再出击。

不过在考虑到伊党仍不放弃回教国的理念下，势将影响它所结盟的成员党的选票，真是牵一发动全身。换句话说，如果伊党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的“胆战心惊”，那就对国盟或国民共识在未来的大选有很大的冲击，不得不谨慎其言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伊党依然无法东渡东马，若它还坚持“回教国”，不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也会在政治合作上其成员党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岂能一厢情愿？

 刊登于2020年9月21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五

 李三春vs.曾永森

前面四章写过的名人都已先后作古，但今天第五章的主人翁都还健在，一个已迈入85岁高龄；另一位则已是88岁高龄，双方曾经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曾在政坛上大展身手。

我们先说第一位主角，他是于1935年在北根出生的李三春，是马华老大当中，学历最低的一位，于小学毕业后到新山英校受教育。约在1955年参加马华公会，而在1957年在柔佛当福利官，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官。

李三春

但在1959年时，只有24岁的李三春被马华推派成为国会候选人，结果一炮而红，当选柔佛州居銮北区的国会议员，奠定了他亮丽的未来。由于他未介入1958-195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陈祯禄和陈修信对垒林苍祐和杨邦孝），当林苍祐派失势后，陈修信从中崛起。因此在1961年，李三春倒向陈修信而被委为“联盟执行秘书”，当时的联盟总秘书是陈东海，是由东姑钦定的。

不久之后，李三春被陈修信（财长）委为政治秘书。但在林苍祐当红时（1958年），李三春只是追随左右的人（到了70年代他纳入林建寿（林苍祐的死对头）加入马华，倒成了李三春向林苍祐逼宫的筹码）。

1963年，马华青年团组织扩大，出现了马青团的选举，李三春因而当选马青总团长。

虽然马青已在1954年成立，但延至1963年才发展成活跃的组织，成为母会的急先锋和打手。此时是李三春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在1964年参加国选再次胜利后封官，被委为劳工与人力部政务次长。

另一方面，也是在1964年，另一位主角登场了，他就是后来也名噪一时的曾永森。

丹斯里曾永森

曾永森于1932年出生在霹雳的积莪营，毕业于钟灵中学，后负笈香港中文大学。及后又转赴伦敦林肯学院考获律师文凭，在1961年成为执业律师。

曾永森在出国前曾在《光华日报》担任记者，小有名气。因他不是草根出身的马华党员，当他在1964年被敦拉萨副首相提拔成为国会候选人时，马华上下除惊愕之余也没有太大的反对，毕竟曾永森是在白沙罗区（属于左派的强区）对垒社阵的陈凯希，胜面不大。结果这位横空而降的政治宠儿竟然顺利过关而当选国会议员。

不宁唯是，敦拉萨也通过东姑委任曾永森出任政务次长，真是一当选就做官，使到众多马华党人不服；尤其是李三春，在党拼搏多年后，才获得小部长职位，曾永森又何来资格当官呢？

斗争归斗争，合作归合作，手段高明的李三春只得见机行事，他要让曾永森尝到他的厉害。当1969年大选时，曾永森就在原区马失前蹄，败给行动党的何焯欢，也失掉部长职。但当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于1972年4月突然病逝时，党内有两人对署理总会长一职有所唾涎，他们是李三春和李孝友。这两位的党龄不相上下，而且在马青团内是“称兄道弟”的，一个是团长，另一个是总秘书。不过在1972年时，双李已是副会长。

此时出现一位说客曾永森，他力劝李孝友不要争署理总会长，让位于李三春成为替补者。换句话说，是曾永森从中斡旋，才免除党争爆发。但以当时的情势分析，李三春的人脉还是胜过李孝友的。

至于曾永森为何支持李三春而不支持李孝友上位？外人不得而知。只是在后来也看到曾永森原来要争的是参加乌鲁雪兰莪国会补选，而不希望李三春派挡路。当时署理总会长尚不是他的目标。说真的，在此过程中，李三春也没有承诺给曾永森什么好处。

当曾永森在补选中顺利过关后后，他旋即被敦拉萨委为核能及环境部长，因为首相要他搞好马中关系。与此同时，也不忘提拔李三春成为工艺、研究及新村部长。两人在内阁内平起平坐。

马中签署联合公报，由敦拉萨和周恩来代表签字，后排左九是曾永森

1974年4月，陈修信突宣布辞马华总会长职，身为署理总会长的李三春也就顺势而上出任总会长。党的基层权力移向李三春而不是曾永森。

可是在这个之前，马华内部也乱成一团。其一是在1971年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后，民间团体因要另行注册与马华失和，导致大团结运动胎死腹中。

其二是在1972年马华内部发生林敬益事件，且与陈修信骂战，失去吡州主席和较后连部长职也失掉。在这之间，李三春刻意转移视线，由林敬益担任华人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舞台，除了曾永森改革汉字简化有功外，其余的活动都是噱头，况且二毛子的林敬益又能做什么呢？

其三，就在林敬益向陈修信开炮时，李三春已倒向陈修信，且在1973年支持陈修信对改革派采取的开除行动。

其四，曾永森在1974年大选后，已察觉自己在党内地位不稳，因而也在准备后路。

在此之前，曾永森一方面忙于马中建交大事；另一方面，李三春也忙于巩固势力。当敦拉萨决定在1974年将联盟“帆船”标志改成国阵“天秤”标志时，心有不悦的是李三春。他既不能忍受林苍祐的民政党加入其中，也不能同意弱化马华在国阵内的代表地位。

正因为有所抗议，所以马华是最后一位签名加入国阵的政党。

曾永森当然乐见国阵组成，他因为得宠于敦拉萨，也在国阵组成前一度是联盟的秘书长。而在国阵成立后，才由嘉化峇峇担任秘书长，曾永森则担任总财政直到1981年卸职。

1974年后，李三春与李孝友分别担任马华老大和老二，但李孝友不是李三春的人，前者开始部署陈汉源取代李孝友成为署理总会长。

正因为李三春意图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也就不能够容忍有异议乃至有背叛倾向的人加入其队伍。

因此在1977年的党选，李三春挑出陈汉源是副手，不是李孝友，也不是曾永森。

在此变化时刻，曾永森跳了出来攻打署理总会长，与陈汉源打对台。

选举结果是曾永森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但因他与总会长李三春格格不入，曾永森除只保存部长职外，在党内未被分配党务。

曾永森受到排斥后，心有不甘，他决定在1979年的党选孤注一掷，向李三春挑战总会长职。于是曾永森发出大义凛然的“出师表”，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曾永森与李三春已到了撕破脸皮的生死关头。

在外界和舆论上，曾永森似乎占上风；但在实质上，李三春掌控了多数有投票权的代表，他的这一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显示出马华的分裂在所难免。

选举过程也在华社掀起大风大浪，局面看来对曾永森有利，但投票结果适得其反，李三春得901票；曾永森得686票。

这样的成绩，固然是当权派大胜，但在另一方面，华团的勉励会四起，鼓励曾永森组党与马华对着干。可惜曾永森未能把握时机，在患得患失下，他最终作出另外的选举。

就这样，失去官职和党职的曾永森，已成为闲人一个。若他要在党内东山再起，已非易事。当时虽有众多支持者要他成立新党与马华斗争，但没有下定决定的曾永森最后在1984年选择加入民政党，与林敬益共打天下。

曾永森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民政沉着6年后，于1987年与林敬益争夺民政党主席，结果败下阵来。这正是一山难容二虎的最好写照（大凡政治人物都会面对威胁性的对手而反目成仇）。

说回1979年，李三春胜利后他就将马华巩固在一个大集体中。当然这个大家庭还有许多问题的。后来曾永森转向民政党，李三春也算松了口气。虽然曾永森带走了数以千计的马华党人，比起林敬益更为狂热，但对大局未有大影响。

意料之外的是，当李三春于1982年移师芙蓉斗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时，他是以政治前途作赌注，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地位与民政平起平坐。结果马华如愿以偿，而胜利的李三春也在1983年突息影政坛，留下一个内斗1年有余的马华公会。在1985年才取得喘息的机会。

34年前，曾敏兴（左）与李三春在芙蓉国会议席展开“巅峰对决”握手的历史镜头

讵料在1990年大选前，曾永森又静悄悄在林良实同意下回巢（此时李三春已退出政坛），参加槟城的州议会选举。他被认为是在骆文秀的支持下得以代表马华出征。

若当年曾永森胜出，也许他将成为取代林苍祐的人而不是许子根。可惜他落选了，首席部长之梦离他也越来越远了。

2000年时，曾永森在林良实的支持下获得机会出任上议院主席，直到2003年退休，总算圆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官梦。

刊登于2020年9月12日及9月19日《新生活报》

东西马较量的沙巴州选

果然不出所料，沙巴州选带来的震撼不亚于全国大选，除了破天荒有447名候选人争夺73个议席外，也有同一阵线的政党同室操戈。例如当下在中央执政的国盟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巫统为主的国阵，成员有马华及人民团结党，共参选41席；另一个是以首相慕尤丁为首的国盟阵容，计有土团党、沙立新党及沙进步党，参选29席。两个阵营合起来共竞逐70席。

首相慕尤丁宣布两个阵线已同意组成“沙巴人民阵线”（Gabungan Rakyat Sabah）。如果人阵赢得州政权，土著团结党的候选人苏拉曼将出任首席部长。但马上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拦截，指选后才定首席部长人选。这意味着巫统更重视掌控大权。还有在野党中有17个议席是重叠的，也就是非一对一而是陷入多角战，这当然暴露了人阵的弱点。

另一方面，以沙菲宜为首的希盟则由5党组成，它们是民兴党（46席）、行动（7席）、沙民统（12席）及诚信党。但最新消息指称诚信党未有候选人上阵。

选委会估算，共有16个政党参加角逐，亦有58人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根据统计，参加提名的国阵成员党有巫统、马华。国大党没派人参选，民政已退出国阵也未有人参选；其他本土政党有沙巴团结党、自由民主党、沙巴民族统一机构（这个党在1961年由慕斯扎化成立，但在1994年转给了巫统，因此这个党暂时消失了。不过在2015年，慕斯扎法追随者又再使这个党复活过来，而且是亲民兴党的政党）、人民团结党及爱沙党等。

总的来说，向选委会登记的沙巴政党已超过50个，但参选的扣除巫统、马华、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皆来自西马外，本地参选的政党约有10个左右。

虽然沙巴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但它的政治发展与西马大不同。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大人物（代表两大政党）在斗争，他们是沙巴州元首慕斯扎化（代表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和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代表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简称卡达山））。因此只是短短的两年，首席部长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在1965年改由沙华公会的罗思仁担任首席部长。

不过慕斯扎化要等到1967年才把过渡首长罗思仁拉下马，自己坐上实权十足的首席部长位。

尽管中央已开始对沙巴的离异动向有所担心，但在中央控制军警下，沙巴政府也只能阳奉阴违，而不敢公开叫嚣要脱离马来西亚。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4年全国大选后，中央首相敦拉萨刻意调升慕斯扎化出任国防部长。讵料慕斯扎化敢于抗命，派另一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本身则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毕竟在中央鞭长莫及下，也拿他没办法。结果导致慕斯扎化也敢于拥有专用飞机。对其被指控滥权，也拿他没办法。到最后，中央使出 一条妙计，暗中支持沙统（由慕斯扎化控制）的重要党员脱离党另组人民党。终于在1976年打倒沙统政府而成为新的亲中央州政权。

可惜的是，在后期由哈里斯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变得傲慢与自大。于是在1985年又有一批脱离人民党的党要，在拜林的领导下推翻了人民党而成为新政府。

未想拜林在1985年上台后，不同意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更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在大怒底下，开除团结党出国阵，又于1994年逼使拜林提早州选。

正是这一年，沙统的慕斯扎化趁势向马哈迪献上“沙统”，改名的巫统，堂堂正正地东渡沙巴。当这缺口一打开，沙巴已是变了样。所谓“沙巴是沙巴人民”的口号尽管四处传扬，但中央的反击是州政府若未得到中央的协助，是无从发展的，也提醒人民沙巴有20条文的备忘录保护，无须担心沙巴会被“吃掉”。

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拜林于1994年举行州选时，已是陷阱处处。虽然最终拜林的团结党以25席对23席仍保持州政府，但很快地跳槽之风不绝，拜林政权倒台了。

上台的是巫统的州议员沙卡兰。当年马哈迪虽然承诺首长进行轮流制，即巫统任期两年，华人任期两年及卡达山人也任期两年。这种轮任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与合理的，实则只当两年的首长，什么大事也干不了，一切还得以巫统马首是瞻。

在2004年后，拜林尝尽了苦头，一直在野，也无法为卡达山族人出头，只好在2001年向马哈迪低头，回到国阵，但一切似乎太迟了。

沙巴在国阵控制下（从1994年到2018年，前后共24年），面貌又来一个“西马化”。其中突出的是在2003年成为首相的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后宣布从此首长不再轮任制，一直由巫统人担任。

巫统势力的坐大，主要是慕斯扎化赔了夫人又折兵，本以为通过巫统东渡而牺牲沙统换来巫统沙巴主席之位，讵料事与愿违，马哈迪既不委他出任巫统沙巴主席，只把他放在署理主席之位，后来才把慕斯扎化放在无实权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在郁郁不得志下，他只好从政坛消失。

此外，已年迈70以上的拜林即使再吃回头草，也没有精力改变沙巴现状，只好眼巴巴看着也是被巫统排斥的沙菲宜，带领沙巴人民组成民兴党，在2018年改朝换代。这一仗果然把巫统的根基拔起，以35席对25席执政，沙菲宜也算是为沙巴人民出一口气。

但是巫统的势力仍盘踞在沙巴，在今年8月的时候，巫统的前首长慕斯阿曼竟可以召集到33名州议员的支持，也即是60席的半数以上宣布夺权。

在此紧要关头，沙菲宜马上拜见州元首宣布解散州会。

正当马来西亚政局陷入大杂烩的时刻，又再发生沙巴州选一事，也弄得中央执政的国盟集团万分无奈，因为它尚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巫统东山再起，只能在临时将国阵与国盟凑在一起，组成人民阵线来应对大选。结果出现了兄弟阋墙的闹剧，连带也把执政的民兴党弄糊涂了。

但不论怎样，我们看到的真正对手是民兴党与巫统和国盟组成人民阵线，国盟和国阵还是一心二用，两相比较之下，民兴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这一场仗基本上是东西马人心之战，也是100多万选民为他们的将来和下一代作出抉择的时刻。这就是说：“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vs“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正在一决高低。

 刊登于2020年9月17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成立的背景

后天（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日，直到今天已经迈入57周年了。

在此时此刻，回顾一下马来西亚的成立背景是与国际时局分不开的。在区域上，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乃至亚洲的一部分；而在5、6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威胁呢？

所有这一切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9-1945）后说起（对中国来说，战火已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燃起，直到日本投降为止（1945年8月15日），总共抗战14年）。

战后，美苏两大巨国是胜利者，它们瓜分了战乱区的利益，因而有了东西方阵营。西方归美国；东方归苏联。世界因而有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分。但战后的第一等大事是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于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诞生，初时只得到不及16个国家的承认。这之中吊诡的是，奉行所谓民主政治的英国也在1950年承认了新中国，但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则一概不与新中国往来，也没有承认新中国。

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件大事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是中美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的直接交锋，直到1953年才停战，结果还是分成南北韩。

至于在战后第三件大事则是越南陷入南北越战争。当法军于1954年在奠道府大败后，它就撤出由美国军力取代（1965年起到1975年的援越抗美战争也是第一次见证美国的失挫）。

从战后看来，越南、寮国、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及新加坡都存在共党和左翼活动，只是实力各有不同。

除了越南、寮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皆被美国干预外，英国能够管制的是缅甸、西马和东马；而有能力牵制的是印尼、泰国和新加坡。

对此英国在抑制左翼力量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即是通常所用的切断“骨牌理论效应”。

在这方面，英国扮演的角色是阴阳人。一边与新中国有交往；另一边则通过其殖民地，连成反共阵线，更将成千上万的华人（主要指印尼）视为亲共和左翼分子驱回中国。

当时最直接的方案是改变政制，把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头换面，除了将新加坡切开外，也于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宪制；更于同年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反共的实体。

即便在这之后，有了1955年的华玲谈判（马新自治政府与马共的和谈，以失败告终），但东姑坚定反共立场，遂使英国放心支持东姑领导马来亚独立（1957年8月31日）。

转入了60年代，东南亚政治又有了一定的变化，英国首先想到的是给东姑更大的权力一举将左翼与亲共势力压下去。

于是在1961年通过东姑透露有意扩大成马来西亚的概念。这投石问路的策略引发巨大的回响；尤其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全力支持（1948年的马新分家对新加坡是不利的）。但在东马的沙巴反应平淡，因为那个时候沙巴还没有政党的成立，直到1962年后沙巴人才明白马来西亚是怎么一回事。也因为沙巴不属敏感政治土壤，因此左翼组织无从在沙巴扎根。

反观砂拉越，在50年代已有政治团体在活动，也有地下组织。当1959年人民联合党成立时，其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这就是为什么砂拉越也在60年代出现砂共组织，在森林打游击战。

为何英国要赶在1963年落实马来西亚计划，因为它要配合美国的战略捷足先登。当美军在60年代介入越战，一度派兵超过60万名，就是要遏制越共挥军南下的骨牌效应。

另一边则是切断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大印尼之梦（把马来亚纳入印尼版图），通过政变与反政变一举推翻苏卡诺政权及它所建构起来的“粉粹马来西亚的基地”（他把马来西亚列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马来西亚的成立也是为了镇压和瘫痪共产势力（西马的马共、东马的砂共、印尼的志愿军和新加坡的左翼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安排沙巴和砂拉越与中央政府签署20点及18点备忘录，赋予两州一些特权，但这两个州的民意反映出来的趋势是可以在不分离下保持东西马的各自为政。

例如沙巴当下由民兴党控制，与希盟关系密切，不属中央集团。砂拉越则自成一格，成立政党联盟，取代昔日的国阵。通过独立政体与中央合作，也反映出今日的东马与昔日的东马已有了变化和分化。下来这两个州的选举结果就会告诉我们，它们要的是什么。

 刊登于2020年9月14日《南洋商报》

大马政局陷入谜团

前首相马哈迪的政治秘书查希（Muhammad Zahid Md Arip）在上议院致词时否认背叛马哈迪。他说，在今年2月发生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导致希盟倒台。对马哈迪来说是感到十分愉悦的。“我相信他现在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已经阻止安华取代他成为首相，也成功地制止行动党的激进。”

这位政治人物是在喜来登事件后被新任首相慕尤丁委为上议员。在喜来登事发时，马哈迪拒绝与巫统合作，并数落查希向他施压，以将土团党拉出希盟。在这个过程中，结果是马哈迪辞职，因为他认为已失掉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他又承认是一时的误判，才让慕尤丁躜了空档。

针对此事，查希说他不是幕后主使。但承认他与一些人拦住安华和行动党上位。

在较早前，土团党前青年团团长赛沙迪指责查希是喜来登政变的幕后人物。他说，查希利用马哈迪的名字将土团党的领导集合在喜来登酒店，越多人出席越好。对此，查希否认赛沙迪的指责。

无论真相如何现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盟为何会在莫名其妙情况下失去政权？难道是因为土团党议决退出希盟而致？或是马哈迪的以退为进？

后来，马哈迪承认他是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和土团党总裁，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问题又回到原点。马哈迪为何要辞职？谁有权力逼他辞职？他如果不辞职是否需要回到国会来讨论不信任动议？

事实上，事态的变化不是这样的。首先是马哈迪辞职后，旋即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而在这个时候，马哈迪有通过电视广播说他将组成一个超党派的内阁。大意是说，他将挑选精英进入内阁，而不是以政党的代表为准。若是马哈迪及时成功组阁，就等于否定或取消政党存在的意义了，因为这样的联合执政已不需要各成员党推荐入阁名单，而是由首相说了就算，慕尤丁也就无法上位。

正当我们对马哈迪的建议感到纳闷的时候，最高元首又宣布委任慕尤丁成为第八任首相，以取代马哈迪（3月1日就职）。

这里头的重要问题是：

（一）为什么马哈迪迟迟未能宣布其新内阁？

（二）为什么马哈迪没有召开希盟的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三）马哈迪不同意巫统入阁也是有迹可循，因为他已经不根据党选人才而是根据才干选贤与能，摆明政党不要干预他组阁。也许是最后一道难题（排除纳吉与阿末查希的人马）没有办法解决。在拖泥带水下，马哈迪的魅力很快被干劲十足的慕尤丁掩盖了，因为后者能够及时向元首提呈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而马哈迪没这样做。即使安华也加速行动摆出其阵容，也达不到半数议员。

在马哈迪误判于前，而安华在乱局中又杀不出重围，只能看着慕尤丁越级而上。

当然慕尤丁也是事先通过阿兹敏和希山慕丁等人的暗度陈仓，才成功地说服巫统与伊党全力支持，再加上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人数就超过一半有余。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巫统没有对砂拉越政治搞局，既没有派候选人，东渡也只是止于沙巴。

相反的，砂拉越的的土著保守党对马哈迪还是不放心的，也不想给安华机会达成合作，也许是土保党对行动党的威胁有意见，才会择国盟而弃希盟。

马来西亚政局发展到今天，可以用乱成一团来解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比如在70年代，从联盟转成国阵增加成员党至13个，也还是没有乱阵。即使有成员党退出也无伤大雅。如1990年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和后来的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对整局也无所影响。还有民政也已向国盟靠拢。

但放眼今日的政坛，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

明明在2018年的509大选人们都看好国阵（巫统）不会倒，却出乎意料的让希盟逆流而上。可是上位的还是原来巫统的老大马哈迪。这样的政权轮替不但意义不大，也随时可以复辟。“换汤不换药”带来的失落与失望，也让人民感受到所谓改朝换代原来是一场政治游戏。

再下来，走了马哈迪，迎来的也是巫统强人慕尤丁。尽管被讥为走后门，至少他证实了这个政权还是以马来思想为中心。

在这种情形下，国盟现有的松弛机制也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恰恰相反，巫统和伊党成立的“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MN）已邀得土团党参加。一旦这三党组成“坚不可破”的联盟，则其他的国盟成员党的进进出出也不具意义了。倒反成了附属单位可有可无。对此，慕尤丁的解释是很重要的。

反观砂拉越的政党却有先见之明，在国阵失败之后，它们马上集体撤出，另立“政党联盟”（相等于原来的砂国阵）。结果是巫伊和土团党要跟它们合作，否则随时又再变天。

居于这种状况，我们对国盟的未来还看不清楚。究竟它是国阵的翻版？还是国民共识才是最重要的主体？

同样的，反对党也因内讧、失和和分裂，变得东歪西倒。公正党内部大分裂，阿兹敏与安华的斗争，也变相的成为公正党与土团党的斗争。

行动党也有议员变节，比较稳定的是诚信党，但议员数目有限（只有11名）。如今又缺了一角（没有了土团党），它会欢迎马哈迪的斗士党吗？

按马哈迪说，斗士党要在下届成为造王者，但能否所愿，许多人都不敢过早下定论。因为马哈迪在509后的整个过程扮演的角色让人失望多过希望。

由此观之，不论在朝或在野政党，各自都陷入自己网织的谜团；而人民也看到一片雾茫茫，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

 刊登于2020年9月10日《东方日报》

开倒车的“华人事务部长”

英国统治马来亚时期（1786-1957），在初期还保留甲必丹制度，例如在1800年设立的观音亭就是排纷解难的地方（一度被称为裁决庭）。但在1805年时，英国自设了警察司法厅（Police Magistrate）制度，甲必丹制度也就不具意义了。英国也停止委任甲必丹。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以马来人占多数的多元内阁，即有三名华人及一名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由多元种族组成的国家，不再适合委任种族性的官职，顶多是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官职，属于临时性的摆设。

例如在1965年（组成马来西亚后的两年）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事先未照会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卡达山族），引起后者的不满。当时的沙巴州元首慕斯扎法（另一大政党沙统的领袖，一向觊觎拥有实权的首席部长高位）加入鼓动中央，指责唐纳有离心迹象，也就导致东姑援引权力，将唐纳调来中央担任联邦部长（管理沙巴事务），而提拔沙华的罗思仁担任首席部长。

这就是说，实权在罗思仁手里，唐纳不过是挂名部长。也因为这样，唐纳辞卸这虚名职位。结果在10年后（1976年）打倒慕斯扎法，以执政的人民党名义再任首席部长（可惜上任不到三个月又因飞机失事丧命，成了悬案）。

另一方面，马华公会一向是联邦政府的伙伴，也拥有一些的权力推荐部长人选。因此在1972年元旦日，陈修信成功地将其心腹林敬益推举为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即使明知新村事务就是为华人解决问题和争取权益，但官方没声明林敬益是“华人新村部长”，而是新村部长（不过林敬益在一年后与陈修信抬杠被解除部长职及党籍）。

此后，这个职位也被合并成地方政府及新村事务部长；马来社会方面则有区域及乡村发展部长。这种在内阁内不设种族性的官位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在这之后，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在一些方面也使到华人面对困境，比如股权的分配、雇员的种族比例和几乎在申请执照方面得依规章办事，要有马来人的参与。

据知，当副首相依斯迈于1973年逝世时，又有消息指说马华希望能争取多一位副揆，这个人就是陈修信。后来据说未能成功，陈修信便在1974年辞职了。这个疑团直到今天没有被全面打开，究竟是谣传或有过此事？局外人无从祥知内情。

在2006年时，有一件事也激发黄家定的思维。当年他带领内阁9名华裔部长向首相阿都拉提呈备忘录，针对改变宗教信仰的大事，要求阐述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的权限，但此事很快就被阿都拉谕令收回，建议可在内阁中讨论。这也说明了有些问题是不能公开讲的，也可能是没有答案的。

经过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党内有人建议要求设华人事务部长，以解民困。因此在2009年时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表明会在4月6日与新首相纳吉会面时，将讨论马华要求增设一名华人事务官职位，以处理大马华裔的事务。

当时的新闻报导说，华人事务官职非部长级成员，却有着内阁部长同等的地位。如可进入内阁会议，申诉华人面对的问题。有人预测黄家全适合担任此职。

纳吉是在4月3日上位的，但他对马华的建议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也没有下文。马华为什么会提出这一个看来是不错的提议，实则是自我贬低身价的委曲求全的诉求。这不但敲错门，而且是自我迷失了方向。

虽然华人自独立以来面对的问题相当多，但从一开始到2009年，内阁都没设立这样的官职。如果印裔也要印裔事务部长或其他种族也要设立本身民族的部门，岂不是把马来西亚变成种族治国吗？可是当每个部门都已有专门部长掌管，华人事务部长到底是要干啥的？说穿了不过是跑龙套，到处向各部门长官请求合作与宽宏处理。这种把众人的事归成一个人的事来处理。如果他不是正式的内阁成员，他在内阁有讲话的权力吗？

因此设立这样的部门徒只反映出华裔的无能，需要另立部门为民请命，却又不知道向谁请命？他的权力在哪里？实则是多余的摆设。

也是在这一年，即2009年纳吉上台当首相时，据知他有意思把许子根放在首相署部长内，但要管什么呢？

纳吉有建议不如担任首相署华人事务部长（这是马华要求的但得不到的）。我们也得知许子根有强烈的意见，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适宜在政府内设立种族性的部门，也会因为如果各种族有部长，吵架就会比协商来得多。

据说有先见之明的许子根明确表态不认同后，只接受委任为首相署部长，可以管团结部或其它部门，就是不能在多元种族国家制造问题，这不是开文明的倒车吗？

 刊登于2020年9月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