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澳总理论中美关系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宏图计划后，不论是中国国内或外国政经界或专业机构都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洋洋大观的学术论文，有的为中国护航开道；也有的向中国泼冷水，甚至是极尽其丑化之能事；但也有比较“中肯”或“中立”的分析报告。

在我参阅超过十份的学术论文报告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澳州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向美国哈佛大学提呈的学术报告。

陆克文于2007年12月至2010年6月及2013年6月至同年9月两度出任澳州总理。但在2010年6月至2012年初，他在卸任总理职务后改任外交部长。

这位在1957年出生的工党领袖，由于酷爱中华文化，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华语，也被视为西方世界少有的精通华语华文的政界人士。

在2014年，他正式脱离政治生涯，转而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首任所长。

这位育有两男一女的中国通，思维是倾向西方的。他支持澳洲与联合国与亚洲和与美国结盟。但比起其他总理，陆克文有更多的独立见解，比如他可以严厉批评当下澳州总理莫里森的反华政策，也并不全然反对美国的立场，更认为有必要联合西方国家应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他的政策是亲西方，但不全然反华的。

例如在2015年7月1日，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崩溃论”即遭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指他言过其事，目的是讨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以便后者在胜选后被委为副国务卿。可是后来不被重视，又改口说中国好话：“中国不会崩溃”。陆克文也加入讨伐他的阵营，形容沈大伟耸人听闻。

刚好也是在这一年（2015年4月），陆克文组成他的团队，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提呈其论文报告。

身为贝尔福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陆克文是应邀提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并以10年的时间表来评估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优缺点。在报告中，陆克文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之崛起，对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有如冰盖之溶化，慢慢消溶后裂缝出现。但也会在突然之间，巨冰脱落一一若恰巧此刻被镜头捕获，全世界会被惊醒，啧啧称奇——然而不一会儿，美国有线电电视新闻网（CNN）又会把观众们拉回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和黎凡特地区的最新恐怖暴行”（这里所指的是在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有两座纽约帝国大厦被恐怖分子骑劫民航机撞毁，肇3千人丧命。整个世界在惊慌失措下，一口咬定阿富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地的恐怖武装组织已告成形，正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其中最危险的组织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上所占有的伊斯兰国（ISIS）。在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阿富汗的阿盖达组织等，一时之间，反恐战争化整为零）。

报告又说，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如果在未来10年内超越美国，这将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非英语国家和非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将深刻影响全球地缘经济中心之转移，还有随之而来的政治力量的上升。

虽然全球经济中心之转移已是颇为明显，但未来十年内，美国仍将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称霸世界。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尚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战略思维的核心位置仍然适度地警惕美国这个超级军事大国。

因此，出现了一个“不对称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军事国不再合二为一。事实上，两者的差异也逐渐扩大，而通过外交政策体现的政治实力则在两之间努力调和。但是在目前缺乏高明手段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差距或将持续增多，中美之间的实质利益、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大相径庭已是昭然若揭。毕竟在历史上，两国从未建立过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相反的，双方的历史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台湾主权问题、朝鲜半岛冲突、深层意识形态的敌对。之后也会从中美两国联合对抗苏联转而发展成中美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的战略伙伴。

虽然陆克文不认为中美会“擦枪走火”引发战争，但一个依靠武力；另一个依靠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下，没有人能保证大国间不会开战，除非有一个最具权威的机构组织崛起而又能呼风唤雨地压制中美两国。

因此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体能否取代美国的政治军事的霸主地位？

按照当下的军事对比，中国只在世界拥有不超过5个军事基地，航空母舰也不过两三艘，与美国拥有600军事基地和12 艘航母对比而言，是小巫见大巫。

但如果美国再让中国发展30年，整个世界格局就要全改写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如今拼命在各个领域上，包括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制造各种阻力和难题。

一旦中国“一带一路”的成功，等于其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反之美国若仍依靠军力维持大哥的不变地位，就等于世界还在它的脚下。

以此观之，陆克文的论述是有其理据，也是值得深思的。

刊登于2021年10月28日东方online

用新思维看马六甲选举

 正当国人在庆幸疫情已得到控制时，突然传来马六甲政局失控。原属行动党的诺希占州议员连同另3名州议员（土团党的诺伊劳迪、巫统的伊里斯哈仑及巫统的阿兹曼哈山）在10月4日倒戈，搞垮甲州政府。

10月5日，州元首宣布解散甲州议会。原本有消息说，希盟将会迎接叛党议员，再次出任州选举候选人，结果未有此事。

在情况正待厘清时，选委会已宣布11月8日为提名日，而投票日在11月20日。这意味着马六甲将是第二个州在疫情期间举行州选的。巧合的是，沙巴州选（2020年9月）是迎来疫情走向高潮；而马六甲州选是在疫情好转时迎来的新挑战。

从记录上来看，马六甲从来都不曾落入反对党的手里，它一向来是执政的联盟及后来的国阵的牢固大后方。即使在2013年的大选，国阵还是在甲州拥有21席，而当时的民联（即今日的希盟）只有7席，政情仍然一面倒向国阵。

未想在2018年的大选中出现了逆转。在28个州议席中，希盟共夺得15席（其中公正党3席、行动党8席、诚信党2席及土团党2席）；而国阵只剩下13席，全由巫统拥有。伊斯兰党同样沾不上席位；而国阵中的马华、民政党及国大党也交白卷，议席归零。这反映了民心在5年来已有大变，不再支持故步自封的国阵继续主政。

虽然有政论学者及政界人士指出，马六甲接下来的州选形势对巫统十分有利，特别是马来人会重新给予支持。但我们若作客观的分析，实况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马六甲选民在短短的5年内做出的改变是因为人民受教育越普及生活的更大城市化后，也就改变了他们对政局的看法不再有随波逐流的想法，对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城市化的生活肯定改变了人民的视野。

根据国际性的权威机构“普华永道”（Price Water House）在去年的一份世界性调查报告指出，在2010年时，东南亚的城市化地带约占44.5%，而到了2020年时，已提升到50%，并有望在2050年时进一步提升到65%。这强有力地告诉我们，在人口增长和基建发展下，人类已因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政局做出新的评估。只要我们拿两场选举作比较（2013年及2018年），就不难发现因城镇的发展和城市范围的扩大也大大地改变了人民的思想。

例如在2013年时，马来西亚的乡村面积还是比城市大，追求改变尚不是十分强烈。因此在投票时就以不变为主导思想。但如果我们拿2018年马六甲人民的投票趋向来看，已发现更多的人民也改变过往的判断，反而嫌弃政府的进步太慢，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自然而然地在投票时来一个大转变。

其实，不论任何种族及任何宗教，只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就会要求政府除了有责任带领人民走向文明和进步外，还要把他们带出乡村的环境，与时俱进。

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中国向世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要更多人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下一起进步，不再如同去年东马人民还要爬上树接驳互联网的连线才能收到讯息，这也太过不可思议和太过搞笑了吧！

以此推论，既然马六甲人民在2018年时已做出改变，如今若相信他们会走回头路，也实在太小瞧选民的智慧了。

如果巫统仍然是一副老气横秋的心态，以为不变是“永恒的定律”，那么巫统将会发现同样的领导层及同样的政策下，继续打出所谓的种族牌和宗教牌徒只白费心机，不会有实际效果的。毕竟城市化带来的全新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说马六甲和柔佛是最后两座传统的大城堡已在2018年被攻破和被改变，那么下来的州选或大选，就再也没有任何领域能回到从前的。

因此，国阵也好，国盟也好，乃至希盟或和谐阵线也好，它们的生存是要与民同在、有前瞻性的，而不是误导人民走向“荷兰”或依然高高在上，与人民脱节。

只有更多的乡村被城市化，更多的人民接触新思维，他们就会改变政府，而不是等政府来改变人民。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保守和传统的克星。不信，甲州选举就会给我们提供更明确的答案。

刊登于2021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

 我国首相伊斯迈沙比里重申，马来西亚依然坚定不移地力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形容它是一项战略及前瞻性的计划，得以开辟更多领域的连通性。他相信这项倡议有助于亚太地区、非洲、中欧与东欧的发展创造新机会。

除了表明马来西亚是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外，他也希望“一带一路”能配合我国所规划的2030年宏愿，与马来西亚一齐成长。

伊斯迈是应邀在第130届广州交易会开幕礼上，透过视频作致词。

马来西亚的重要性是因为地处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之间，正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所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通道；尤其是在千禧年后，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东等国原油出口亚洲必经之路，其中75%输往中国。而在2015年进行的破天荒的马中军事演习，也是以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与自由航行为导向的。

美国声称，南中国海是公海，不属于中国独有。中国反驳指出，在历史上，以1947年“中华民国”的地图为界，南中国海是列入中国版图的范畴，所谓的“领土”是指在南中国海内的所有岛礁及其周边经济领域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在此之外的海域才是属于公海。因此中国说它从未阻止国际船只（包括军舰）自由通行。

这种说法也有争议。越南声称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归越南所有。直到目前为止，越南占有29个岛礁；马来西亚在南沙占有6个岛礁（有说10个）；台湾保有太平岛；菲律宾则宣称拥有9个岛礁（但在2012年失去黄岩岛的控制权）。

在2012年后，中国将南中国海域内的永兴岛列为三沙市的行政中心（不再附属在海南省内），且以其所规划的“九段线”内的岛礁作为中国的领土。原本印尼也有岛礁之争，但中国于2015年将纳士纳群岛归给印尼后，双方不再有争议，只是时而发生渔船侵入的争议。汶莱也对领土有要求，但未曾明确提出哪个岛礁归汶莱所有。

在2013年时，菲律宾不甘于中国的态度坚定，乃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以否认和反对中国提出的九段线，认为它没有历史和法律依据。中国对此冷漠以待。虽然菲律宾在2015年的判决中获得“胜诉”，但也不能执行，因为海牙国际法庭不具实权执行判决，反而成为美国利用的“筹码”，不断向中国施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美中骂架不停，而菲律宾又无法改变局面。

在这样尴尬和微妙的局面下，当中国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很快地获得周边国家的响应，包括马来西亚，以期通过“一带一路”让东南亚国家从中受惠。

经研究后，马中两国在2015年后达成广泛的合作，包括：

（1）东海岸铁路（ECRL），在2018年新政府上台后被喊停。旋后在商议下又复工，从巴生港连接到关丹和道北，几乎概括了马六甲海峡及南中国海可能触及的范围。不但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起着重大的刺激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交长魏家祥说，有关工程（3.0）造价预计为500亿令吉，估算在2026年完竣。

（2）最令人扼腕的是，政府在今年初宣布放弃隆新高铁的兴建。这个十分重要的高铁工程将把整个东南亚与中国连成一线，而后又会与西方的欧洲国家通过列车的串连而形成新的货运链，可以称之为“大陆桥”。

如今泰国、寮国、柬埔寨、越南乃至缅甸都已同意用高铁来提升东南亚国家的交通图，甚至连印尼也兴建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伺机等候有马印大桥的衔接。就不知道马来西亚为何要腰斩呢？

即使慕尤丁后来有说可能只兴建从新山到曼谷的高铁，但少了新加坡，整个工程就有缺口而无法完满；特别是新加坡的高科技和在中国拥有合资高科技的优势，可对高铁的技术改良作出重要贡献。如今马来西亚宁可缺掉新加坡一角，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本来此工程已在2018年动工，预期在2030年完成，共耗资600亿令吉。

（3）在2018年希盟上台后，马哈迪也宣布取消3个由中国支持的管道项目。时任财长的林冠英说，被取消的项目是马来西亚本土和婆罗洲岛的两个造价各在10亿美元以上的油气管项目，还有连接马六甲与国营石油公司位于柔佛州的一个炼油与石化厂的7.95亿美元的管道项目。

（4）在2019年，由中国与马来西亚合资的公司将耗资80亿令吉在马六甲一个占地1366英亩的三个人造岛和一个自然岛兴建一座现代化、设备齐全的港口，内中第一岛将建造旅游、文化遗产及娱乐区；第二岛将建成物流中心、金融、商业、补给与高科技工业区；第三岛为深水码头和科技海洋工业园；而第四岛列为码头和临海工业园，预期在2025年完工。

可惜这个计划又在2021年被腰斩，其中理由是指参与国没履行合约，导致甲州政府声称要索赔4亿元。但内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个决定也让新加坡松了一口气，因为有关计划摆明是向新加坡的地位发出挑战的。

（5）还有在去年2月有关大吉隆坡发展计划被希盟政府宣布将通过马中资本合作打造一个全新的吉隆坡大城市，跻身成为世界第20大适宜居住的大都市。当时估算将吸纳4440亿美元的投资，创造330万个新就业机会，进而实现国民年均收入达到15000美元（成为先进国家的基本条件之一）。

可惜的是，在希盟于2020年3月倒台后，此计划又销声匿迹了。

（6）再者，属于私人企业的投资于2016年在位于柔佛的依斯甘达区内，准备耗资1000亿美元在占地20平方公里的地段打造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时任首相纳吉在主持动土仪式时有宣布将向全球开放入住。

可是在更换政府后，有关计划就不再被提及。不知道后事如何了。

从上述来看，自从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马中的合作就进入“蜜月期”，各项大小工程先后积极规划。后因马政局有变，仅剩下东铁在进行中，其他合作项目不是被腰斩，就是被押后。但唯一不变的是，马来西亚在地理位置上依然是中国在东南亚战略点，两者的千丝万缕关系是合作发展的基石。这也是为什么前外长希山慕丁（现防长）形容马中关系亲如一家人。

刊登于2021年10月21日东方Online

种族政党打不开改革大门

 巫统副主席之一的马哈基尔卡立（Mohdzir Khalid）说，马来人只需要巫统代表他们，太多的政党只能进一步分化马来人。他是回应吉兰丹话望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声称要重振昔日的巫统。

在一份声明中，马哈基尔卡立吁请马来人在一个政党下团结一致。他也顺道回应由现任首相胞兄卡玛拉扎曼宣布要成立的“人民力量党”的“应市”是没有必要的，理由是马来人已有太多的政党，而华人及印度人则没有太多的政党代表他们。

这位曾在2005-2008年间出任吉打州务大臣的政界人士在后来转任国会议员，且在2015年调任教育部长，直到2018年希盟上台执政。

在2018年，他原本被提控涉及砂州369所乡区学校高达12亿5千万令吉的太阳能计划的案件，后转成控方证人。这宗案件的主要被告人是前首相纳吉的夫人罗斯玛。在今年的9月24日，高庭驳回了罗斯玛要求撤销太阳能计划的贪污案，并维持了在今年2月18日宣判表罪成立。有关案件至今仍在审讯中。

马哈基尔卡立在此时驳斥东姑拉沙里提及的恢复旧巫统的言论，主要是阻止后者破坏巫统现有的领导系统。

所谓的旧巫统是指发生在1987年的党选后，因马哈迪A队的胜利和东姑拉沙里B队的失败，造成后者提出诉讼不果后，于1989年另立46精神党，与巫统针锋相对。

当年东姑拉沙里几乎将巫统撕裂成两半，转而结合伊斯兰党和行动党，再加上沙巴执政的团结党，形成最强的反对党阵线，矢言要在1990年的大选中夺下中央政权。可惜曲高和寡，46精神党不济事，改朝换代成了泡影。

东姑拉沙里为何不忘重振昔日的巫统？那是因为巫统在1988年的官司案中被列为非法组织（在这之前，东姑拉沙里派是占上风的），马哈迪乃捷足先登另注册“新巫统”（UMNO Bahru），并将原属巫统的一切纳入新巫统内，包括党员名册和所有资产等，一举否定原巫统的必要性。

在东姑拉沙里看来，他在1995年的大选前将46精神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也是别有政治含义的，主要是不忘争夺马来人主导权。

吊诡的是，今时竟是拉沙里与昔日政敌马哈迪联手要在巫统内夺权，说明了他们是要借旧巫统之名，行夺取巫统领导权之实，毕竟维护马来人至上的政治理念是不能忘的。

我们暂且避开安华在1998年脱离巫统后而鼓吹的“烈火莫熄”斗争，进而成立“国民公正党”的过程，而是越级跳到千禧年后的2016年的马来政治的斗争越形激烈。本文未将安华列在其中是因为其公正党声称是多元政党。

在2016年，马来西亚政治进行大洗牌，原本由人民公正党，行动党及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重组三党联盟，从“人民联盟”（民联）摇身一变成“希望联盟”（希盟）。及后又加入马哈迪成立的“土著团结党”，展示了希盟要与国阵决一死战的决心。结果希盟意料之外打倒执政国家61年的国阵而成为执政党。这之中的变化不但是希盟预想不到的，而且也预示着新的组合将把人民推向种族政治的漩涡中。最明显和最不掩盖的是马哈迪成立的土团党，摆明是要取代巫统（不得不走种族路线。可是安华不走种族路线，为何公正党又得到众多马来人的支持呢？）。

2018年，当希盟在马哈迪领导下成立新政府时，表面上是改朝换代，实则是维护巫统延续下来的的政治模式。在以种族政治为基础下，土团党吸纳了巫统议员的加入壮大其队伍，再加上后来背叛安华的阿兹敏派也加入土团党，更是形成了一股巫统复辟的马来政治力量。在2020年，土团党与巫统找到了“共识”。在获得伊斯兰党的支持及砂拉越政党联盟（GPS）的支持下，搞了“喜来登政变”。再后来就是马来政治的另一次洗牌。在今年9月又成立不称“国盟”而改称“马来西亚政府”的新组合。即使未还原东姑拉沙里的旧巫统，那又何妨呢？

再进一步，当执政集团又拉拢反对党加入边缘合作时，就不难达到“回到从前”的状态。虽然马哈迪及东姑拉沙里不在所谓的“新巫统”或“旧巫统”内也无伤大雅，他们已昭告“天下”：种族政党是不会消失的。

可是今天的巫统只剩下37席，执政不稳，如果在不更换领导层下，依旧打出种族牌和宗教牌，则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团队随时会有坍塌的危险，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说来说去，今天巫统的“复辟”也是与马哈迪、慕尤丁、阿兹敏、阿末扎希及东姑拉沙里摇摆不定的立场有关。他们始终不忘马来政权是“金科玉律”的。

刊登于2021年10月19日《南洋商报》

习近平铁肩担道义

 在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2012- ）的最初阶段曾被认为是继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后的另一位文人主政，也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未想在不具备强烈的军人背景下，习近平竟能在当政不久突显了领袖的魅力和执政本色，令人刮目相看。

本来按照邓小平修宪的安排，党政领导人有两届任期（一届五年，两届十年。习近平也不例外），但中共成功地在2018年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这意味着习近平原本将在2022年退位，如今他已有条件寻求连任。

为什么中共需要取消任期的限制？这是与国内的政局非常态的变化和国外西方的反华势力不断膨胀是分不开的。

先是发生在2013年的周永康及薄熙来大案及公安系统被严重腐蚀的案件；后是在千禧年后，因经济问题出事的重量级人物吴小晖（曾是邓小平的孙女婿），身为安邦保险董事长，在2018年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刑18年，没收总值857亿的资产。

而在去年又有炙手可热的中国首富马云出了事故。他的蚂蚁集团公开募股（IPO）时，在11月3日被喊停（已招到340亿美元的认股），也就意味着马云这回出师不利而招致各种风言风语。

现年57岁的马云白手起家。在1999年自行创业，设立阿里巴巴网站，提供商讯服务。2003年，私下成立了“淘宝”网，更于2004年独创“支付宝”，成为首个使用手机付款的电子平台，赚了第一桶金—500万人民币。

2016年，他以286亿美元的身家成为亚洲首富，把李嘉诚283亿美元的身家挤下来。到了2020年，连同蚂蚁集团在内，马云的身家高达716亿美元，成为全球第11位大富豪。

在成名后，马云的一些言论是十分刺耳和出位的；尤其听在习近平耳里，等于是向中共权威做出挑战，已到了不能沉默的地步。

例如他说，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危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他又说，中国必须改掉把金融机构当当铺的思维。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风险的创新。

在官方看来，其言论如同向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作全面的挑战，试图在有意无意间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他除了在中共体制内建立起“手机银行”外，也力图打破金融体系设下的条框。他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

所谓的改变就是鼓励消费者把钱存在支付宝系统内赚取利息，又可随时动用付款，达成一个“不用钞票”即可进行交易的社会。

很显然的，马云就是希望他的蚂蚁集团（其实在2014年时上市前，支付宝和阿里巴巴的相关金融业务已并入蚂蚁集团）一旦上市成功集资，它可能会扮演更大的融资角色，甚至改变了中国银行的体系操作。

因此，中国政府在去年11月2日派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高层约见蚂蚁集团的高层代表，宣布暂停蚂蚁的上市和集资，不仅集资暂化成泡影，而且也导致阿里巴巴股价激烈下降，在一夜之间，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美元。据知，直到目前为止，支付宝的用户使用率已占中国人口的70%，并向2000万家小企业和将近5亿个人提供贷款，是正在运营中最大的公募基金，且兼销售几十种关于金融业的产品。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成立以刘鹤义为首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全国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内，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也一视同仁，包括支付宝也在监控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酷爱演艺事业的马云也牵出艺人赵薇涉及收购股权失败的大事。拿1010万元撬动31亿元的股份，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课题；还有演艺界也成了商器的“后院”。而“阴阳合同”下的逃税漏税成为家常便饭。

由于娱乐圈内管制松动下，出了不少的娘炮怪现象，把娱乐圈搞得阴阳怪气。若不及时阻止和纠正，则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被乌烟瘴气的环境而污染得面目全非。一群没有思想和堕落的年青一代已“霸占”国家的演艺舞台，加速击垮社会主义文化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因此习近平在此时此刻的多管齐下，出手拔除文化垃圾是值得拍手叫好的。

当然比起娘炮文化更危险的是，近期有大权在握的人，不但控制电视台和演艺圈，让年青男女明星春色无边而成为这批权贵的点缀品。这些人如果持续在政坛呼风唤雨，任由演艺圈变成酒肉池林情色“后宫”，共和国的红色江山迟早变质。

在此重重危机下，也许习近平的继任才能巩固两个百年后的神州依然是“映山红”，但这也需要与马云这一类的财团取得共识才行，正是铁肩担道义的使命。

刊登于2021年10月15日《南洋商报》

人民的权力在哪里？

虽然并不意外，但在此时突然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倒叫人眼前一亮。不是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曾是学生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当今首相伊斯迈沙比里的兄长卡玛拉扎曼（Kamarazaman Yaakob）所发起的“人民权力党”（Parti Kuasa Rakyat）。

他在1973-1974年担任马大学生会主席时，曾与安华一道在1974年参与领导华玲农民的反饥饿运动（逾万人参加），也与安华一起被捕，在内安令下被监禁两年。

他透露在两年前已酝酿要成立新党，但延至今年10月10日择良辰举行推介礼。这个党的特色是不分种族，开放给各族人民参加。他说，党将为B40、M40的中下阶层人民争取更大的权益，包括废除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贷款制度，改由奖学金取代；同时也要争取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房屋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身为社会主义者，他表明新党将采取亲政府政策，且会参加未来（第15届）的大选。

除此之外，他也承诺赋予沙巴和砂拉越的党员更大的自治权，以决定州级领导层人选，也让东马人推选党署理主席及副主席的职位。

由于这个政党被形容为“Marhainism”（马海主义者），要为穷人发声，因此格外引起前部长再益依布拉欣的关注。他说，在学生时代的希山慕丁拉益士和卡玛拉扎曼都被列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如后期的查耶古玛（社会主义党主席）的形象。但他希望卡玛拉扎曼能一视同仁，促请政府早日批准由前体育部长赛沙迪所领导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MUDA）得以成立。

到底什么是“Marhainism”？这得从印尼说起。在20年代，有一位贫农Marhaen被苏卡诺（后来的印尼总统）发现他家庭的贫穷是因为缺乏生产农业的工具，因而被形容为被剥削者的代名词。在30年代，苏卡诺使用“Marhaen”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化身。

这样一来，“Marhaenism”成了苏卡诺所认定的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及文化宗教信念的总和。

再后来，苏卡诺将其政治学说演变成“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宗教主义三结合），这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第一次在政治上采用“Marhaen”字眼的是阿末布斯达曼。这位社会主义者在战前已是左派的领袖，在1937年领导马来青年协会（KMM）的活动，而在40年代被查封。

战后的1945年，布斯达曼又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左翼的政党），后因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年被查封，且与党主席布哈鲁丁等人被捕入狱。

1955年，布斯达曼与布哈鲁丁共同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在翌年布哈鲁丁转去领导伊斯兰党，人民党则交由布斯达曼独挑大梁。

1963年，布斯达曼被捕入狱，他的人民党被另一学者卡森阿末所取代，直到1968年出狱。眼见人民党已成为卡森的政党，乃在同年（1968年）成立“Parti Marhaen Malaysia”（PMM）（中文译为无产阶级党）。因为群众反应冷淡，布斯达曼于1974年将“无产阶级党”并入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Pekemas）。这个新党的成立是因为布斯达曼找不到回人民党的路。

从马来青年协会、马来国民党、人民党、无产阶级党及社会正义党的蜕变来看，它象征着阿末布斯达曼的政治斗争一直在左边阵营打滚。于1983年，他在郁郁寡欢中逝世。

尽管人民党在90年代由赛胡申阿里接棒，但始终找不到突破口。这个阵线在反马来西亚运动下功亏一篑。

其实，社会主义在马来西亚并非新鲜组织，早在独立前已有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及民主同盟党（1945年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更在1955年又有人民党的成立，直到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三方成了“社会主义阵线”的同盟党。

虽然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有活动的政党不下75个，但真正归纳起来有长期执政的国阵（主要的成员有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属于右翼政党，在2018年大选时输掉政权，但在2020年时又在希盟政变下，找回巫统合作，也就从希盟执政（2018-2020）改成国盟执政（这之中包括了由希盟分裂出来的土团党、伊斯兰党及马华和国大党等，而拉越的“政党联盟”（GPS）及沙巴巫统和进步党及革新党的加入，又回到国阵的年代。反之，原本属于走所谓中间路线的希盟（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又再沦为反对党）。

这之中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中间偏左政党的失落，也看到右翼政党的抬头。在政党及政客的交叉过程中，我们已分辨不出到底是中间偏左或右翼的政党在当政，或是中间偏左也是当政的一环？所谓朝野合作来推动政改已变成含糊不清的政治路线。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想为赤贫一代呐喊，似乎仍未找到门路。

非常可悲的是，自2018年以来，政党只有向下沉沦而分裂未能展示其令人振奋的一面，毕竟种族和宗教遮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既然人民力量党是亲政府的政党，我们也无法寄望这个新党能带领“无产阶级”翻身，理由是新党的理念与当下执政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充斥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在内。

 刊登于2021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网站》

高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初，我国当任首相慕尤丁宣布取消隆新高铁后，一时舆论震惊，因为这是前首相马哈迪于90年代在东盟会议上倡议的泛亚铁路的重要部分。除了意味着我国有需要赔偿新加坡已动用的开支3亿2027万令吉外，也等于中国政府后来将泛亚铁路归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工程也被作了修改。

但近日我们又注意到前首相慕尤丁宣称支持推动从吉隆坡到新山的高铁，再通向曼谷。而他的建议也得到前首相纳吉的响应，但纳吉依然希望政府根据最初的概念和设计重启高铁。言下之意，是按原计划施工，通过大陆桥，展现了一个新的交通秩序在亚洲兴起，让人类更方便往来。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高铁从新加坡直达曼谷，再从曼谷走向欧洲和俄国，我们又怎样借助顺风车达成先进国家？为什么泰国、越南、柬埔寨、寮国和缅甸都意识到高铁的重要性，而马来西亚却宁可缓一缓，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将来的高铁是从新山起到曼谷，那么缺了新加坡，整个计划就大不相同了。毕竟新加坡已是世界最大城市和第一海港，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要让高铁“断尾”呢？

预想不到的是，正当中国政府开始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儿，并在2018年写入国家宪法未及两年，中国于2019年杪，在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转入2020年第一季，疫情开始向各国辐射，已不单只集中在中国，而是世界各国都被感染，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在此之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断在媒体公开指责中国带来病毒，也指说零号病人来自武汉，因而称之为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意图在抹黑中国并鼓动各国及民间团体借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狮子开大口要中国政府赔偿4亿5千万银两（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人赔一两）。即便特朗普在退位后（2021年1月）仍不断叫嚣，而他所谓的中国病毒在今天看来又变成一个政治笑话和宣传口号。

另一方面，根据记录，在今天全世界已有2亿3千万人被确诊，而有4百83万人死亡，预示了世界大危机正在对全人类构成威胁。尤其是名列第一的美国（有4千4百万人被确诊，而有72万人死亡）；名列第二的印度（有3千3百余万人中招，而有44万人死亡）。反之，中国在去年5月战胜新冠肺炎后，仍维持10万人被确诊及5千8百人死亡的纪录。及后疫情逐渐好转，在今年春节的节日中，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出游欢庆。未想直到今天（2021年10月），美国、印度、巴西、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仍在与新冠肺炎搏斗，这是人类在自我保护和相互攻击下，但又不能自救的人间悲剧。

如果因为疫情恶化到发生战争，第一个问题是：世界还存在吗？若还存在，美中等国在废墟中又如何重建世界？

其二，最被关注的是，当这些发展中或落后国家还不起债务时，该怎么办？一旦真正，死伤人数又会有多少呢？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强调人类命运是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人类没有认识到这点，擦枪走火的事随时都会发生。

根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9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的直接投资达1173.1亿美元。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增至179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2%。

此外，国际金融协会（IIF）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报告中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最大的债权国，未偿还的债务从2004年的8750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5.5兆美元。这巨债也随着疫情的恶化而出现呆帐。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自2013年以来，至少有73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和建设合约的资金流向112个国家。这些贷款几乎是来自官方、政府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多年来中国一直向亚非洲及中东等新兴经济体提供贷款。

虽然有些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吉尔吉斯及许多非洲国家都先后提出要求减免债务或重组债务，但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东在4月19日出席搏鳌亚洲论坛时透露，中国已针对23个贫穷国家提出了缓债，金额高达13亿美元。他坦承中国也无法做到全数无偿援助，而缓债是在特殊时期帮助债务国平滑偿债压力，至于债务的调整也得另外处理。

有人曾担心中国这样大方会否引发债务危机？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国家拥有外汇储备金可以挡住任何的风险，应对新冠肺炎的情势恶化即为一例。

至于马来西亚除了在2018年换政府后取消总值28亿美元的三条海底油气管的敷设及取消马六甲皇京港计划外，也将东海岸铁道缩短了里数至648公里（原是688公里），成本从655亿令吉降至440亿令吉，减少高达215亿令吉。

无可否认的，一旦我们认识到高铁对人类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设施，那么通过高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走向世界大同，防止战争的第一道“防火线”。

刊登于2021年10月9日《南洋商报》 

伊党“政教合一”路线评析

最近有三大事项引发国人的关注；尤其是非回教徒。第一件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在9月中旬说，政府正在草拟“2021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简称355法令）修正案，以提高伊斯兰刑事法庭的权限。有关法令将在10月12日至14日的伊斯兰法和民事法协调会议上提呈给各州审议后才交由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所提出的，他先后在2016年5月26日、11月24日及2017年4月6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出了属于私人法案的355法案。

在哈迪阿旺的建议下，一旦回教徒违规，可被监禁高达30年或罚款10万令吉或鞭笞100下或三者兼施。目前则只能监禁最高3年，或罚款5千令吉或鞭笞6下或兼施。

在过去马哈迪主政时，他先后在1993年及2003年否决伊斯兰党提出的355法案（回教刑法），即使吉兰丹及登嘉楼的州议会已先后通过“断肢法”，但因未在国会通过而不能实施。

经过22年的兜兜转转，我们又见法案被“复活”回来。这说明了哈迪阿旺的坚持，不因“挫折”而退缩。

尽管国内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和道教）（MCCBCHST）反对这宗修正法案的提出，且要求首相加以阻止，但仍未获得政府正面回应。

它们形容此举是在引入“伊刑法”（Hudud）。不但是让两种法律并存，而且也是违反宪法的，政府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一国两法”。

第二件事是代表伊斯兰党出任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阿末玛索沙里宣称正在草拟四项新伊斯兰法，包括限制非穆斯林向穆斯林传教，有关伊斯兰公益金（Wakaf）、宗教司（角色）和伊斯兰法庭对刑事处罚权力的扩大（即355法案）。

来自砂拉越人联党秘书长陈超耀明确指出，相关法案是违反联邦宪法的，只要不向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宣教，联邦政府就不能控制和限制任何非穆斯林人信奉、实践和宣扬其宗教的权力。他因此希望首相能消除人们的恐惧和愤怒情绪。

即便后来有关部长作出澄清只是局限在联邦直辖区，但令人不解和纳闷的是，单只限在直辖区，为何还大张旗鼓在传媒公开？动机也不单纯。

第三件事，首相伊斯迈上月杪宣布，政府将会成立职权更为明确的“土著繁荣局”（Bahagian  Kemakmuran Bumiputera），目的是要保障土著的股权不会向外流。因此需要从部门和机构调动官员来确保土著的经济地位获得关照。

首相说，截至2019年的数据显示，土著股权只有17.2%，非土著则有25%；而外国人拥有45.5%及12.3%是代持股份的代理人。

政府是因为发现原住民是最弱势的一群，他们大多数是属于B40低收入者，在2019年的统计还是占了33.6%之多。

为此，首相说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提高和改善土著及原住民的生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以提高他们的收入。

我们不知道为何经过15年的努力，土著的股权还没有到位？

根据经济学者林德宜的推算，在2006年时，土著拥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已达致30%。可是在政府的记录中，土著股权仅有18.9%，未达致30%，等于否定林德宜的数据。

当时的首相阿都拉也在2017年说，政府希望在3年内（即2010年）能使土著股权达到30%。

如果土著拥有股权在15年后还差一段长距离，就不知土著拥有的官联公司的股权是否不算为土著的股份？或是集体拥有的股权不算，只算个人的？

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忡忡，单看一年多以来，国家也深受新冠肺炎其害，就未见有人穷到没有饭吃和衣不蔽体。由此可见，国民还是能在时艰时期顶上一两年的。

此外，我们也发现到一项不合时宜的规定，即1990年注册货运代理商须让土著持有51%的公司股权，已严重影响到国内1500余家的业者在申请报关手续时面对困境。

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只有本国的公司或个人须遵守土著条例，而外资却不受此限。对此，业者说，当下已有许多土著持有货运公司100%股权，也获得政府的特别奖掖，包括获得政府提供的统包合，为何还要双重保护？

林冠英认为既然豁免外国业者遵照51%的土著股权规定，为何却要求本国业者放弃股份和控制权呢？

针对以上的政策和措施，我们有必要抬出这与伊斯兰党的成立和变化大有关系。

当1951年伊斯兰党从巫统分裂出来时，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政党，也没刻意强调宗教至上的观念。

在1956年，这个党迎来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他在1945年领导左翼的马来国民党），也就将社会主义理念置入这个政党内。

当1969年布哈鲁丁逝世后，这个党的领导权就落入阿斯里的手里。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与巫统路线不相上下。因而在1969年513后，伊党被招进联合政府，旋后（1974年）加入国阵。

在这个时期（1969年的大选），一位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在吉打迎战巫统的马哈迪，结果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他在伊党加入国阵时期曾出任副部长，后来又出使联合国及伊朗等国大使。

在70年代，他在伊朗看到宗教分子十分活跃，甚至在1979年打倒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曾经在埃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尤索拉哇，开始注意到振兴伊斯兰教的重要性。

1977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结果在1978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失掉丹州政权。

1983年，伊党人事变化，尤索拉哇被扶起成为伊党主席，取代被认为缺乏宗教因子的阿斯里。

尤索拉哇是第一个把回教政治化的人。在1985年，他在党内设立回教长老咨询理事会。不但由德高望重的人参与领导，也引入毕业自中东的学者。就这样，聂阿兹成了长老会的领导人，他也是毕业于埃及大学的虔诚教徒。

因此在多年以后，尤索拉哇的儿子，目前是诚信党的副主席姆加希曾一度表扬其父亲将伊党回教化，仿效伊朗在党政内设立长老会，用宗教指导政府和政纲。这一做法是进步还是退步，大有争议。毕竟在此之后，伊党就存在“两套马车”：一个是党中央；另一个是长老会。

1989年，尤索拉哇因政躬违和，将党的领导权交给来自吉打的法兹诺。

这位也是在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的宗教系学生，比尤索拉哇更具回教形象。在1990年的大选，伊党重夺回吉兰丹政权后，他形容这是伊党回教化的结果，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绝口不提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助伊党回巢。

当2002年法兹诺病逝后，哈迪阿旺出任伊党主席，他是位更加回教化的领导人，自始至终不忘与巫统比较谁更回教化。就这样，在哈迪阿旺领导下，他把伊党带上今天的政教合一的道路。

正因为伊党亦步亦趋的向宗教至上的观念靠近，再加上以种族作为政治的基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种族化和被宗教化的政党在影响政府的施政。

刊登于2021年10月7日《东方日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