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不是君士坦丁堡

 吉打州务大臣山努西的演词不但令人震惊，而且是闻所未闻。他竟然在近两万人的祈祷大会上（也是为选举而举行的）形容槟城如同君士坦丁堡，必须要通过非武力的形式夺回。

这番话也让许多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其一是槟城为何能与君士坦丁堡相提并论？其二是为何山努西会以君士坦丁堡作不恰当的比喻呢？其三是君士坦丁堡的事件发生在600年前，远远与尚是荒山野岭的槟城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山努西要标新立异？

没错，吉打王国在早年（公元630-1136年）是印度教的国家，在后来吉打国王皈依伊斯兰教，改称苏丹慕查法沙，建立起归属伊斯兰的国家。

及后吉打王朝曾经屈服于马六甲王朝（1403-1511），后来因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殖民化马来半岛，吉打也成为这些列强的领地。不过有一个时期，吉打王朝不堪暹罗的干扰，乃引入英国势力。英暹在1909年签订了“曼谷条约”，吉打成了英国保护的领土。

英国人未来到马来半岛之前（1786年），槟榔屿是属于吉打王国的，但没有开垦，是个荒山野岭的小岛。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与吉打苏丹订立条约将槟榔屿拿下，条件是年付3万西班牙币。但东印度公司嫌费用太高，不愿付予，也就引起吉打派出军队，准备拿回槟榔屿。结果经过3天的激战，吉打败下阵来。

在1800年，吉打又将槟榔屿对岸的威省约12英亩的土地让予英国，双方重新拟定契约，确定年付吉苏丹1万西班牙币（槟榔屿6千，威省4千）。后来，英国又通过软硬兼施，将威省领土不断扩大，成为今日的738平方公里，包括一段的慕达河流及北海和大山脚等地。在领土扩大后，英国与吉打的说法就各有不同了。前者说土地是让予的，不是租赁的，只同意年付一定的费用。直到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领土（英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军港）取得马六甲后，在1826年将马六甲、新加坡（1819年向柔佛苏丹取得）及槟榔屿组成海峡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管制。这就说明槟榔屿的未来已有由英国安排，不是吉打。

在1874年，再通过邦咯条约，英国人先后占有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的控制权，在1896年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在1909年时，英国又与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签约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而柔佛州迟至1914年才加入“马来属邦”。

这样一来，马来半岛就出现3个组合，即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政治和行政上全操控在英国人手里，吉打也无从反对。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就是由英国一手拿捏这个国家的命运，且将马来亚视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新加坡仍属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59年才允准成为自治邦。

即便槟榔屿的峇峇一族曾在1948年时反对将槟榔屿划入马来亚联合邦，而宁可保持如同新加坡的殖民地位（这一年也通过马新分家），但英殖民政府不予允许，乃通过由英人控制的“马来亚立法议会”中否决，带头反对槟城不加入联合邦的是巫统主席拿督翁。结果议会以15票对10票否决槟城的提案。就这样，槟城不可能脱离联合邦而孤立存在，更不可能自我独立。

在这之后，槟城也成为联合邦一员，但无论如何槟城与君士坦丁堡根本是风马不相及的实体。当时的槟城民风朴素，只是不想加入被认为不平等的马来亚联合邦，这与宗教和种族完全没有关系。

就不知道为什么山努西会心血来潮把槟城比喻为君士坦丁堡？

话说，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将领凯撤因成为终身独裁者，而遭到暗杀身亡，直到公元前27年，元老院放弃共和制，将军权赐予屋大维，象征着罗马共和国的结束及帝国的开始，但依然发生内讧，直到涅尔瓦为皇帝时，才见政局稳定。此时他已是第十一位皇帝了。直到公元300年君士坦丁的出现，他才稳住了政局。接着他在公元313年将基督教合法化，后来也一度定为国教，以致基督教在后来成为西方的主要宗教。在公元330年，他建成了君士坦丁堡；尤其是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即成了罗马帝国。这个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保留了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而灭亡。

奥斯曼帝国的核心是土耳其，他在公元1299年崛起，而在百多年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取代者，更将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伊斯坦布尔”如今也已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地跨欧亚，控扼黑海与地中海，这是连接巴尔干和西亚的咽喉要道。换句话说，伊斯坦布尔也成为土耳其与欧洲连通的“大陆桥”，可惜土耳其只拥有1/5的土地在欧洲，而4/5的土地在亚洲的中东。因此不被接受加入欧盟，但美国为拉拢土耳其，也就同意它加入北约。如今的焦点则是土耳其也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因而它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不错的。也因为俄罗斯反对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而恼火，因而有了俄乌之战。

就土耳其本身而言，它1923年就消灭了奥斯曼帝国，而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共和国。

虽然其主要人口是突厥民族均为回教徒，但从凯末尔时就定下土耳其不能实行政教合一，而是走世俗主义的路线直到今天。

因此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治理下，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保持君士坦丁堡留下的痕迹。

既然山努西在今天被称为伊斯兰党的明日政治之星，未来有亮丽的政途，就不知道他是否能坚持世俗主义的政制？近日有阅及他所谓的“舞照跳，按摩院照开”的新闻，就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改变？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君士坦丁堡，也没有伊斯坦布尔，有的是吉打和槟城，彼此河水不犯井水，哪来这么多的古里古怪的引经据典？

再下来也真不知道山努西还有什么花招可挑起人类灵魂的深处而相互碰撞，彼此各做各的不是更好吗？

其实任何从政者必须牢记，创造和平与和谐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制造分裂与耸人听闻的言论绝对不被接纳，尤其是不合法理、不合情理的比喻更不可理喻，错到离谱。

发布于2023年6月29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6/29/576196

祝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别具意义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知不觉已经迈入十周年。

以过去的十年和今日的时局相比较，已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在十年前世界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但人类依然沉浸在中美和谐的环境里。

和解行动起于中国在1971年进入联合国及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及后在1990年苏联的解体和苏维埃政权的倒塌，整个世界体系又得以重新包装和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先是美国拉拢中国而在各个方面打击苏联。结果因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而促成阿拉伯回教国家同仇敌忾，鼓动和派遣诸多教士前往阿富汗开展圣战，其中一位在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他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富豪，而在1990年苏军撤离后，在阿富汗建立了恐怖基地（al-Queda），世界因之变了样。

在中台问题上，美国的暧昧态度也刺激了中国开始怀疑美国想用对付苏联的方式来分化和瓦解中国。例如美国在外交上并没有否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行动上却不断制造台湾不是中国的，而是一个独立体，美国只能让复出的邓小平拿回香港和澳门。但台湾回归始终一筹莫展，一国两制似乎行不通。

还有另一个例子：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上，示威者占据了天安门两个月。眼看就要让中国的红色江山变色，最后是示威者功亏一篑，无法使中国和平演变，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才进入新一轮的主动出击。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预见中美关系将会有巨大的变化。这新战略在初时也令世人有所迷惑。但习近平似乎胸有成竹地宣布要塑造一个与中国密不可分的世界。他巧妙地引用两千年前张骞（公元前164-公元前114）出使西域（新疆）的故事来演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张骞是“一带一路”的创始人和领路人，也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因为张骞开了头，就有后继的人沿着他走过的道路越走越远。到了唐朝年代，第一个完全走海路的人就是义净法师（公元635-713）。在1300年前，他从广州乘船出发到印度（公元671年），途经苏门答腊。未想这位专心研究佛经的大师也在后来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通道。

在这个框架下，习近平将重心移向欧洲，除了亚洲与欧洲有连接的土地，也与西亚及中东乃至非洲也有陆地通道，欧洲更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院。从2013年到2021年，中欧班列打响了名堂，中国成功地开辟了至少30条列车行驶在中国、欧洲、中东和俄罗斯边界。

正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当2017年在北京举行第一届高峰论坛时，美国只派出所谓的高级顾问波廷杰与会，显见特朗普总统不欣赏“一带一路”的战略。因而当2019年举行第二届峰会时，美国干脆不派代表参加，反映出它的反对态度。

果不其然，在拜登总统于2021年上台后，他就比特朗普更露骨地反对“一带一路”；更认为中国的战略是条“死路”，没有未来。既然拜登不支持“一带一路”，也认为是失败的，为何又要动员G7成员国通过私人投资集资6千亿美元，以便在2027年前为全球的基础设施开展工程计划。能否落实？我们不乐观其成。

可以预想，拜登不会对中国在今年内或将举行第三届高峰论坛给予回应，甚至会公开杯葛。除非中国同意放慢脚步，让美国继续称霸世界，不然美国必然发动欧洲国家堵死中国的“一带一路”。

今天，中国正在努力建立陆权、海权和空权之际，又发现在军事上仍处处受到钳制。因此不带刀枪、大炮乃至核武的“一带一路”就被派上用场了，也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出版了《从宏观视角评述一带一路》从各个角度穿越历史，也从上天海洋及地球的变化分析“一带一路”带来的影响，以便能给读者带来清晰的画面和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仍然呈现两极化？感谢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周游斌阁下为此书主持推介礼。

刊登于2023年6月26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48947

中国的以巴和解方案仍未见曙光

 继沙地阿拉伯与伊朗在中国调停下，于今年5月恢复邦交（断交7年）后，又在6月份传出重大消息说，中国正积极谋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如果中国真能完成这项如啃硬骨头的任务，则整个世界将因此受到重大的鼓舞，因为一向以来，没有人可以拍胸膛说可以促成以巴和解，理由是它所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正由于中国“知难而进”，几乎让阿拉伯国家额手称庆中国有此胆识，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到底中国是凭什么实力，有此信心而又有勇气介入调停以巴冲突？

除了证明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扩大外，也集中表现在近10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已建立友好关系，足以劝服中东国家以和为贵，例如沙地阿拉伯与伊朗的断交是因为在2016年沙地处决了知名的什叶派宗教师而激怒了伊朗（伊朗是什叶派国家，沙地是逊尼派国家），导致伊朗民众冲向沙地大使馆并纵火，随后两国断交，直到今年才复交。

正当大家都松一口气时，又得知中东国家再有大事将要发生，但外界对这次中国的努力未抱以太大希望，毕竟以巴冲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伊沙的宗教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以巴的历史，才能知晓它们之间深仇大恨的来龙去脉。

从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距今4000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陆续迁入巴勒斯坦，他们与早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发生过多次战争，结果希伯来人占上风。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希伯来人因所住的巴勒斯坦发生饥荒，在首领摩西的率领下，进入西奈沙漠半岛。此时，这批希伯来人创立了犹太教，只信奉—神耶和华，并创立了“十诫”。后来他们又回到巴勒斯坦居住。

摩西在公元前12世纪逝世后，希伯来人在公元前10世纪在南方建立了犹太王国。在公元前970年，由所罗门继位，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用15年建立犹太第一圣殿，也称所罗门圣殿。

在公元前930年时，希伯来人又在北方建立以色列国，首都为撒玛利亚。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而南方的犹太国则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今日的伊拉克）所灭。

在犹太国未被消灭前，由于第一圣殿在公元前656年被巴比伦军队摧毁，而后在波斯帝国厚待下，有4万人回到巴勒斯坦。在公元前536年，犹太人又建立了第二座圣殿，但在公元70年又被罗马帝国焚毁，仅留下一道残墙，在今日仍留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称为“哭墙”（意为犹太人不忘耻辱）。

不论是以色列国或犹太国的希伯来人，他们在罗马帝国兴起后已是无家可归，连巴勒斯坦也回不去了，只得流浪于世界各国，成为真正的“亡国奴”。但希伯来人有一种不灭的精神。在公元650年，他们编撰出一套举世注目的《犹太法典》，作为四处流散的希伯来人团结的经典之作，因而也被形容为“犹太人手提的祖国”（Portable Father Land）。这部法典不但成了犹太教的标志，而且耶路撒冷也成为犹太教的发源地。

在犹太教继续存在的年代里，另一个宗教也在耶路撒冷诞生，创办人是耶稣（他也是犹太人）。当罗马帝国借助耶稣的力量时，它就将耶稣创立的宗教定为基督教。

所谓的基督教是一个统称，天主教及东正教也原属于基督教。后来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的诞生称为公元1年，也因之在这之前的年代称为 BC （Before Christ），而在公元1年之后，概称为AD （Anno Domini,意为主的纪年Year of the Lord），但有人误称AD为基督死亡之后的称呼（After death）。无论如何耶稣的基督变成“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

基督教之所以变成重要的宗教是因为在公元380年时，罗马帝国将基督教扶正，承认它是唯一合法的宗教。在基督教兴起后，成了犹太人恶梦的开始，耶稣反而变成世界的“救世主”。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对立也在后来衍生出无数的悲剧，例如希特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举杀害6百万名犹太人。

继基督教的兴起后，在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利创立了回教，后来又以麦加作为大本营。本来穆罕默德与耶路撒冷也扯不上关系，但因后来历史记载穆罕默德曾在耶路撒冷登上七重天向真主寻求启示，于是穆斯林在后来也将耶路撒冷列为它的第三个圣地。第一个胜地是麦地那，第二个圣地是麦加。这样一来，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也就挤在耶路撒冷。

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后来的发展又不断将领土扩大；尤其是先知的第二继承人（哈里发）在公元636年，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得了耶路撒冷后，这块土地便成为阿拉伯人迁居的地方，因为犹太人已被赶出巴勒斯坦。

在阴差阳错下，巴勒斯坦成了阿拉伯人的土地。在哈佛大学学者吉布（Gibb H.A.R）看来，所有把穆罕默德传教的使命和阿拉伯王国的功绩看作是历史的中心，并把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看成是他们共同财产的人，可称为阿拉伯人。

但在公元1096年到1291年，东罗马的十字军不断侵袭耶路撒冷，直到埃及击败十字军为止，才结束这段血腥而又残酷的战争。随后在1453年，一个在土耳其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攻陷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也就被消灭而让位于在土耳其兴起的回教王国了。

在历史上，土耳其属于突厥人（Turkey国名由此而来），东边的称为东突，因为后来对中国边境构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一个时期东突被划为恐怖组织，后来被撤除。

虽然奥斯曼帝国信奉伊斯兰教，也统领巴勒斯坦，但它也收容大批犹太人，因西方的基督教会仍不容犹太人生活在欧洲国家，变成超过100万犹太人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其中有8万5千名犹太人是从俄国移向巴勒斯坦居住地。

在1826年，出生于德国波昂的摩西海斯（Hess Moses）在1862年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文，直截了当指出，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而生存下来，而是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途径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必须回到巴勒斯坦，在世界上它是一个不能被消灭的民族。

海斯的疾呼在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也被称为“锡安主义”（Zionism），从而鼓励犹太人前仆后继地返回巴勒斯坦进行抗争。

但真正推动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是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之父”的犹太思想行动家赫茨尔（Theodor Herz,1860-1904）。1896年，他正式鼓吹“犹太国”。

虽然赫茨尔英年早逝（终年44岁），但他的言行促成以色列的复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1800年时，犹太人只剩下4千人住在巴勒斯坦，但到1914年时，犹太人已增加到9万名，而阿拉伯人有50万名。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忧心忡忡犹太人会排山倒海的到来，乃使尽方法阻止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但后来也证明犹太人的回流是不能抵挡的，因为他们有英美在背后支持。

与此同时，继承赫茨尔的魏兹曼则从中崛起，主张靠向英国，以争取复国而不是靠向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结果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胜利，而德国及奥斯曼帝国战败；尤其是后者，在1920年被瓦解。这样一来，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土耳其迎来了凯末尔革命的新年代（1923年）。在英国支持犹太人复国下，先是接管巴勒斯坦，继之允许更多犹太人回家。结果引发阿拉伯国家激烈反对，示威运动从未间断（反对英国提出，让犹太人复国的“贝尔福宣言”）。

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尽管希特勒大举屠杀6百万犹太人，但犹太复国运动从未停止。

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犹太复国主义在瑞士举行首次复国大会，此时已有2百万犹太人参加了复国组织。

当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时，阿拉伯国家群起反对，而犹太人则迫不及待地复国。

分治方案是犹太国占地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4%，相当于25个新加坡），而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巴勒斯坦则拥有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当于19个新加坡）。同时也规定耶路撒冷成为联合国托管区。

根据联合国大会议决，当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时，其中以色列的人口计有50万名犹太人，49万阿拉伯人；而属于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国则有72万阿拉伯人，仅有1万犹太人。

在这一方案下，在1948年5月14日由古里安率领犹太人，强行登陆巴勒斯坦土地，并宣布以色列诞生了。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在埃及主导下，向以色列发起战争。

从1948年到1976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从未取得上风，只能在国际舆论下继续呐喊。

从1948年到2023年的75年漫长岁月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不断地扩大领土；而阿拉伯人虽以巴勒斯坦名义“立国”，但总未能取得国家正式身份。更可悲的是，在以色列不断蚕食下，原属于阿拉伯的领土在今日已被以色列占有，只剩下约旦河西岸及加沙的土地属于巴勒斯坦，有2/3的土地已被以色列占有了。

当中国在2014年试图调解而提出四个坚持时，却未能产生效果，因为它只提及支持阿拉伯国家解决所有问题的，结果得不到以色列的正面回应。这样的斡旋算是无疾而终，可以归因于中国的影响力尚嫌不足。

时隔十年的2023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又再一次希望能促成以巴和解。对此，中国的立场是：①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②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加大援助及③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和更有影响力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所谓1967年的边界是指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领土划分，以色列不能全占有耶路撒冷，应将一半（也就是东边）的耶路撒冷交还给巴勒斯坦；同时以色列也要将占领约旦河西岸的52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交还给巴勒斯坦。但在1967年之后，以色列占有的土地就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会同意让回土地寻求和解吗？）

今天的以色列已是中东强国之一，反之巴勒斯坦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如果双方未能寻找方案和解，则以巴冲突会导致另一个致命战争。

比较遗憾的是，以色列外长科恩对中国外长的和解建议岔开话题，反而避重就轻地提出要中国制止伊朗核计划而不说以巴关系的课题，这避重就轻的态度显示了以色列尚没有兴趣进行和解。对此，如果巴勒斯坦的哈斯玛组织发起威来，黎巴嫩的真主党又采取暗袭行动，以色列也是防不胜防的。

虽然美国的斡旋一直未能见效，但它也不能阻止中国担任鲁仲连，只是在以色列强硬态度下，若要为巴勒斯坦讨回公道，只能说是难上加难。换句话说，我们对以巴和解仍未能抱持乐观的态度。

发布于2023年6月22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6/22/574507

迎接安华“回家”？

 阔别25年后，安华于6月9日重返巫统大会，虽然不是以党主席的身份主持巫统大会，但却是以最尊贵的首相身份成为巫统大会的焦点。除了感概万千、内心激动不已外，安华也获得出席大会者的雷动掌声。这深层的意义不单是因为安华已纳为国家第一号政治人物，而且另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是“安华回家了”。

无可否认的，安华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与巫统分不开的。

当马哈迪在1981年6月出任巫统主席兼首相后，他就被告知安华有意加入巫统。在双方见面后，马哈迪甚为欣赏安华的学识；更希望安华的形象能有助巫统走进回教世界。就这样，在1982年安华加入了巫统。为堵住巫统元老的不满，马哈迪刻意安排安华到回教党强区参加大选，结果一炮而红。安华及后在党内协助巫统推动两件大事：①在政府机关内推行行政回教化；②改革社团法令，取消社团分为政治与俱乐部两种性质，而是恢复原来的多元性组织。民间非政府组织（NGO）从中兴起。

令马哈迪开始诧异的是，在没有祝福下，安华竟能在1983年击败苏海米而当选巫青团团长，从此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也从副部长升上正部长，再借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失和事件，在党选中一面倒向马哈迪而当选党副主席，而且再升一级，官拜教育部长，成为炙手可热的政坛后起之秀。

也许是马哈迪过于自负，未重视安华的冲劲，结果是安华在党内崛起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在1993年的党选中跃居成为第二号人物，气走嘉化峇峇，马哈迪不得不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兼财长，但他开始策划倒安华运动。

先是在1996年党选击破了安华的“宏愿队伍”（安华、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第一个出局的人是慕尤丁，被阿都拉卷土重来取代。虽然阿都拉原是东姑拉沙里的人，但为了对付安华，阿都拉倒戈一变，成了马哈迪的人。这位与安华不咬弦的副主席在安华于1998年被革职后，被提拔取代安华之位，成了党的第二把手兼副首相。

马哈迪的绝招是要堵死安华的政途，因为他不能接受安华锋芒太露，功高盖主。但他想不到安华的反击竟是卷起千层浪，“烈火莫熄”运动成为九十年代末期的一个斗争口号。就这样，马安的斗争成为巫统的转捩点。

当马哈迪在千禧年后将棒子交给阿都拉（2003-2008）及纳吉（2009-2018）后，巫统内部的分化进一步显现；尤其令人费解的是，马哈迪对自己提拔的接班人个个都不满意，因而在2016年转向与安华的合作。

为了夺取中央执政权，希盟经讨论后同意马哈迪的土团党加入，也同意由马哈迪担任统帅。身陷囹圄的安华只得同意希盟的强烈建议，让马哈迪取代安华以击败国阵（巫统），但不明朗的条件只是口头承诺一旦执政，先由马哈迪重作冯妇，两年后交棒给安华。

讵料在2018年希盟上台执政后，马哈迪并不同意让安华接班，也就在希盟内闹成僵局。结果在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下，慕尤丁夺得了中央执政权，虽然伊党只有18席，但它凝聚的政治势力则比分裂的巫统还要强势。

就在政局不稳之下，巫统坚持提早大选也就在2022年开打了。

不料巫统又再次失手，国会议席只剩下27席（加马华和国大党才有30席）。

巫统也因之继续了执政地位。但今后的巫统该何去何从？难道巫统就此屈居第二而不再当老大了吗？公正党是否会茁壮而取代巫统吗？

当两党都不可能单独一党独大时，较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安华回去领导巫统，再将公正党并入巫统，这样伊党的绿潮就不会让巫统和希盟感到坐立难安了。

当我们无法消除种族主义和宗教政治时，政党的多元性已不能一厢情愿，而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和目标，这比当下的“昌明大马”来得更现实和更紧迫，不知安华及团结政府以为然否？

刊登于2023年6月20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47890

槟城和吉打向历史挑战 争地争水争选票

最近吉打与槟城针对领土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也惊动了警方，因为其中一方（指槟城）报案称，吉打州务大臣山努西的言论已冒犯槟城，并挑战槟城州的主权。有人因此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吉打州务大臣发动攻势，指说槟城原属于吉打的，过去每年只付1万令吉（由中央付予）是远远不够的，理应调高到1亿令吉。

换句话说，在山努西眼里，槟榔屿是向吉打“租赁”的，因此每年要付租金。他的依据是即使在独立后（1957年），中央依然每年付1万元费用，等于是缴付“租金”，因此吉打有权力调高租金。

虽然在2018年时（马哈迪重新主政，二度拜相），中央有将付予的费用调高至1千万令吉，但在山努西看来还是不够的，外间也不知道付的是什么性质的费用。

这之中纠缠着一个法律争议，究竟槟榔屿是向吉打租借的？或是吉打割让的？这样的问题也只能交由国会及法律诉讼去阐释，我们就不介入其中，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其来龙去脉。

首先，马来亚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世界上是从马六甲王朝开始的，前后存在108年（1403-1511）。虽然它不是统治整个马来亚的王朝，但却是具有代表性的统治者。不幸在1511年被葡萄牙打败和消灭。

葡萄牙在十六世纪是欧洲崛起的一个海权国家，其主要目的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因而在1553年也向明朝政府租下澳门（只115平方公里）。但在1849年后直接纳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不再缴交租金。结果在1999年葡萄牙不得不归还澳门，因为中国在1971年重新加入联合国后，就在翌年（1972年）向联大提出香港及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被西方势力占有的。这使到中国有理由向英葡拿回领土。

根据历史资料，葡萄牙最先在印度果亚建立根据地（1505年），随后占有马六甲。不过葡萄牙在1641年就放弃马六甲，改由荷兰统治，因为它的重心不在东南亚，而其核心利益则在印度和中国之间。

即使荷兰拿下马六甲，它也没有妥善地经营，而是倾全力保住印尼这个殖民地。因此被后来崛起的英国迎头赶上了。

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开拓是费尽心思的。虽然它也想染指印尼，但因荷兰死守印尼，英国也就在马来亚寻找拓展势力的空间。这是因为荷兰过于依赖印尼的资源。自从于1603年荷兰在爪哇建立商站后，它就把印尼当成“摇钱树”，甚至不惜用马六甲与英国交换明古连军港（位于苏门答腊的西部）。当1824年荷英完成交易后，就意味着前者侧重于东南亚的市场，后者就放眼亚洲市场。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出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莱特（1740-1794）；另一个是莱佛士（1781-1826）。当莱特于1770年代表东印度公司来东南亚寻找基地时，他看中了槟榔屿，因而与吉打苏丹有了交集。在1771年时，莱特有致函东印度公司总督（驻扎于印度），对方要求付3万西班牙币以换取英国拥有槟榔屿这块宝地。但因认为出价太高，被东印度公司拒绝。后来莱特之所以获得吉打的同意，是因为吉打急需英军的援助来击退雪州的武吉斯人的侵犯。

在紧急下，吉打苏丹甚至开出优渥的条件予莱特，只要能击败雪州的来犯，吉打甘愿将槟榔屿“割让”给英国。可惜当时由于英国忙于拓展在印度的势力，也就未考虑到槟城的重要性，直到1785年才又一次的机会让莱特利用吉打王族的内讧，开出条件要苏丹把槟榔屿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才肯协助苏丹保住王位。

就这样，莱特于1786年8月强行登陆槟榔屿。为此，英国人为马来亚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时言明付费1万元西班牙币，但仍未达结论。

直到1800年，第四任总督李特又拿下威省（只12依格），随后不断扩大领土，变成今日的威省面积有738平方公里，连同槟榔屿的293平方公里，整个槟城州共有1031平方公里的土地。

按照当时签订的合约（1800年，由吉打代苏丹东姑查努丁与英方第四任总督李特签署），每年只付1万元西班牙币（即槟榔屿6千元与威省4千元）。

条文中并没有言明是租金或津贴，只是说只要英方继续占有槟榔屿和威省，苏丹就要让度（alienate）槟威两个地方的土地予英方。

在总共14条的协议中也言明，此条约一旦生效，将取代过去所有的条约。

书写《槟城发展史》的作者Zakry Abadi这样说：“1786年的让度槟榔屿和在1800年与英方开战时的失利及签署新的协约，标志着槟城随着马六甲之后进入了黑暗期”。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莱佛士也是一个槟城通。他在1805年（距莱特逝世已有11年）来到槟城任职，担任总督的秘书。在1811年时，他被派往爪哇而成为代总督。不久即升为苏门答腊的总督，显现英国准备与荷兰争一日之长短。

即便在1818年莱佛士又回到苏门答腊出任明古连军港的代总督，以便给荷兰更大的压力，却阴差阳错的因为有一个好机会让莱佛士转战新加坡。为此，他在1818年刻意回到槟榔屿，希望能获得槟榔屿总督邦纳曼的支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但不获祝福，可能是担心新加坡一旦发展起来，将取代槟城的地位。

虽然如此，莱佛士还是在1819年初登陆新加坡。在2月1日莱佛士与柔佛苏丹签约，要点如下：

1）允许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土库

2）英方付给苏丹年俸5千元叻币；又付天猛公年俸3千元叻币。

此外，在莱佛士任命下，曾在短时期担任马六甲代总督的法夸尔（Farquhar）出任新加坡驻扎官，对莱佛士负责（英国曾在1795年至1818年占领马六甲）。

在此之后，新加坡的发展十分迅速，人口也快速增加。在1824年，荷兰让出马六甲予英国（英国趁机迫使柔苏丹放弃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也让出明古连军港予荷兰。就这样，在1826年，英方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权力结构，彻底改变）。

在后来的发展英国更是将政治干预势力伸入马来半岛，也通过代理人占有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整个过程都是大国在操纵，英方要如何拿捏马来亚变成马来西亚则是英国的权力，不容殖民地人民干预，包括吉打也从来没有异议，因为一旦被殖民化则意味着权力已转移了，不再是原来的属地。

因此，不论新加坡付予的是年俸或槟城付予的是津贴或费用，也都没有表明是租金（Rental），也未说是“租约”（Lease），只是含糊其辞，有说槟城是割让（Concede）或让度（Alienate）给英国的，今天又变成租金与租赁之争，这就要让宪法来阐述了。

说到现实，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可以说明权力在殖民者手中，不在人民手上。

1948年，英政府准备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却有人表示异议，反对者是来自槟城的峇峇，也是华人大会堂的负责人，约200余人出席大会，共同反对槟城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坚持与新加坡一样，保持殖民地的地位。

讵料这一反对，引来巫统的强力反对。当时巫统主席拿督翁在立法议会内表明槟城是联合邦一员，不能分割出去。结果议会以15票对10票否决槟城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议决。这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限制下，最大权力还是当权者，容不得吉打表达异议。换句话说，不论任何人试图改变一个州或一个市的地位，都要有理有据，不是单行线。

同样的，慕打河水是吉槟的共同河流，可供两州人民使用，为何位于上游的吉打要向下游的威省索取一年5千令吉的费用？让人感到不明究里？因为凡是资源，包括水源是大自然赐予的，人人有份。虽主权在政府，但使用权在民间，除非资源不见了，否则谁能说这座山是他的？那条河也是他的？这对大自然的天赐良机也太过搞笑了。

刊登于2023年6月17日《新生活报》

回教世界的典范人物

 原本因为今年2月大地震导致土耳其有近5万人丧命后，外界都不看好原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会蝉联，结果竟是已掌权20年的埃尔多安又再一次取得胜利。这说明了埃尔多安不仅有过人的魅力，而且也懂得抓住民众的心，用“土耳其崛起”的愿景来挑动民心。当然这也与反对党的分裂和其人事的变动有关（所谓土耳其崛起是要恢复奥斯曼时代的辉煌）。

本来出身共和人民党的伊斯坦堡市长伊姆奥户已被推举为反对党联合阵线的总统候选人，但因涉嫌侮辱最高选举委员会而被判监2年，失去参与总统的机会，以致反对党改由共和人民党（CHP）的党魁克勒奇达尔奥户成为总统候选人对垒埃尔多安，但条件是同意安卡拉市长亚瓦什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最后却不敌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是土耳其革命以来（1923年后）的第十二任总统（代理总统者不算在内）。他从2003年掌权到今天已达20年。

这位在1954年出生的强人是在2003年开始统治土耳其。先是在2003年至2014年担任总理，而后在修宪下又从2014年担任总统，至今已是第20个年头，比起开国英雄凯末尔的15年的任期还要久。

埃尔多安一向以来都有一个强国梦，他不但想超越凯末尔成为土耳其新一代的不倒翁政治家，而且也企图在国际社会上左右逢源。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土耳其的历史来演绎这位政治人物的成长。

在历史上，土耳其发源于中东，它是一个在夹缝中茁壮成长的国家。

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崛起，对于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希伯来人的祖先生活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称为犹太人；北部的称为以色列人。

到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崛起，也就与希腊文化相互辉映，成为古代世界的两大文明。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自希腊起兵，东征波斯帝国，中东也进入了希腊化时代。

在公元元年，诞生了基督教，并在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

从历史演变来看，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西方文明是包含了以下的变化：

（1）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建立。

（2）公元前44年，凯撤被刺。

（3）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任命为奥古斯邦，罗马帝国建立。

（4）公元312-337年，君士坦丁即位。

（5）公元313年，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

（6）公元395年，帝国分裂。

（7）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从中崛起。

我们提及西罗马帝国是为了区分罗马帝国有东西之分。

事情的因由如下：

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06年被立为罗马皇帝后，先是承认基督教，后是在拜占庭建立新皇宫，将之命名为新罗马，但民间还是将他所建的新皇宫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在此后当西罗马帝国消失后，君士坦丁所建立的王朝就被称为东罗马帝国，而且一直生存了整千年。在1299年，奥斯曼帝国崛起，直到1424年才彻底打败东罗马帝国，而建立起以回教为中心的奥斯曼帝国，那就是土耳其的前身。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从1096年至1291年的200年间有了罗马基督教及公教对穆斯林世界的攻击，这些西方军队配有十字标志，也被称为十字军东征。他们是在教皇的支持下发动战争，前后共达10次，但无法消灭奥斯曼帝国。

这给予奥斯曼帝国一个大好机会，后来得以从土耳其长驱直入东欧及巴尔干地带，也造成了日后东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对立更加严重。

在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而其帝王同时宣称他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最高的政教合一统治者），实行政教合一制度。3年后，即1520年，他宣称自己是逊尼教派的主要统治者。

土耳其是因为有了突厥人的涌入才在16世纪崛起成奥斯曼帝国。不但取代东罗马帝国，而且也成了伊斯兰大国。

有趣的是，土耳其的国名是Turkey，译成中文则成了突厥。按地理的区分，住在土耳其的称西突厥人；而住在新疆一带的则称为东突厥人（也简称为东突。在一个时期，东突被列为恐怖集团，后被取消）（土耳其认为Turkey这国名，在英文上是火鸡，被认为不文雅。因此在2022年通过联合国易名为Türkiye，中文仍称土耳其）。目前土耳其人口有8500万人，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另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及少数希腊人。

在土耳其立国期间，它是以奥斯曼帝国自居的，且自认为是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其实它只有3%的土地在欧洲，余皆在亚洲。

这个帝国的苏丹拥有无上的权力，也不停地向外扩张和挑衅。

史书这样描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它起源于穆斯林对基督教的圣战，武力扩张构成奥斯曼的历史进程，这个国家俨然是个战争机器。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对领土的并吞基础上，也因为纵容军人及皇室人员的放纵，致皇宫生活同样腐化，也就在数百后面对了挑战。它也将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以示是穆斯林国家。”

虽然在公元1876年，奥斯曼帝国改为君主立宪，但不是真的权力下放。到了1900年，土耳其青年军官起来闹革命，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卷入支持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结果在1918年战败而成为受制的国家。在1920年英国重新占领伊斯坦布尔，强迫苏丹解散议会。此时领导革命的凯末尔（1881-1938）起义，组成临时政府，并在1923年正式宣布废止奥斯曼帝国，易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也就成了当代“土耳其之父”，成为回教世界的改革者。他先是废除政教合一，推行民主政治，解放了被压迫的突厥人。他的重要贡献包括不准妇女穿戴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并允许21岁女性有选举权。

他的大刀阔斧，也刺激今日的总统埃尔多安，后者显然希望本身能成为凯末尔第二，真正地将“凯末尔主义”发扬光大。这就是埃尔多安正在追求的目标。

埃尔多安不但是回教世界的典范，而且也是安华心目中的英雄。两人也因之结成政治上的盟友。更进一步，他在2015年一群离开伊斯兰党的人（以末沙布为首）视他为不走政教合一的“开明派的灵魂人物”。因为他所成立的诚信党也视本身是回教的开明派因而得名。

发布于2023年6月15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6/15/572947

槟州选举与华人首席部长

 未来的6个州选举不是落在7月就是在8月，本期我们就集中讨论和分析槟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因为这是马来西亚13个州内唯一是由华裔担任首席部长的州。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重要标志。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也没有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时以不成文的规定达成的“协议”，指定槟州的首席部长交予华人担任，但这反映出槟州除了有最多的华人外，也向外宣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民主国家，非马来人也有机会出任要职。

我刻意提及独立前后的槟州政治格局的安排，是因为它在独立前后直到今天已成为一个不变的传统，也是槟州政治的方指标。

由于这样，在独立前当联盟于1954年组合时，陈祯禄就拉拢林苍祐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槟州的领导人；同时也安排林苍祐以槟州联盟主席的身份带领14名候选人参加州选举，结果取得全胜。

但吊诡的是，在14名议员中，马华只有5位议员，巫统有7位及国大党有2位，马华只能算是少数席；而在独立前另外10名官委州议员则是由英方委任的。

虽然华人属于少数，但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东姑推举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但林苍祐因有更大的抱负（后来证明他的志向是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出任马华总会长），婉拒东姑的盛情，反而推举王保尼成为第一把手。

从那一刻起，槟州的首席部长就由华人担任最高官职的荣衔（在官衔上，除了正副首相被尊称为Y.A.B (Yang Amat Berhormat)外，首席部长及州务大臣也尊称为Y.A.B）。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所谓的华人首席部长并没有条文规定必须来自马华，也不论政党所占的议席多寡，而是认定只要是有资格的华人就有机会出线，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得到执政集团的支持。例如在1969年大选时，林苍祐的民政党在槟州夺得大多数议席（24席中的16席），也就顺利宣誓就职首席部长，并不因“513”事件而被耽搁，也不因执政党内的华人议员未过半数而由非华人担任首长。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1990年的大选后，槟州政局出现微妙的局面，在国阵内巫统有12席，民政有7席，而反对党的行动党有14席（合共33席）。原想林苍祐败选州议席后，会由巫统人接任首席部长，但首相马哈迪不同意，他交待安华从中斡旋，最后则交回给民政党选首席部长，结果许子根胜出 ，但民政党的条件是陈锦华（槟州民政主席）被委为槟岛市政局主席。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马华时代或民政时代，即使华人议席少于巫统，也都没有改变华人在槟城的主导政治地位。

这种已经定型的格局轮到民主行动党叫阵时，也是明显地抬出华人出任首席部长为火车头。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时，行动党就兴致勃勃抬出“林吉祥作实权的首席部长”为号召，以吸引华人的支持（主要是反讽许子根是无实权的首席部长）。

讵料在塑造形象时弄巧反拙，把林吉祥扮装成“半铁人”，呈现过于刚硬的形象，也就在选举中未占上风，再次输给许子根。许子根的蝉联是因为华人怕失掉华裔首席部长，宁可要回旧人也不想博弈新的人选。

在痛定思痛后，在后来的选举中，行动党仍然不忘推出“华人首席部长”的印记来强化华人在槟城的地位，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上阵的林冠英就打出其强势形象而成了槟城的岛主。后来在2018年林冠英上京任财长轮到曹观友接班，进一步说明了华人当首席部长是不变的定律。

也许多数人都没有察觉，为何民主行动党在槟州派出的候选人没有超过19席？

我曾把这个问题直接问了安华，他的回答很直接，也干脆利落。他说，槟州有40个州议席，其中有23席是华人占多数或相当的比例。如果行动党派出20名或以上的候选人，在全胜下就可自组政府，而公正党扮演的角色就可有可无。

为此，安华说行动党的候选人不能超过一半，这样他才较容易说服马来人也支持希盟（原先是民联），以显示出行动党需要希盟的支持才能执政，而这样的理由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因此，从今日的形势来看，在槟州的行动党候选人也将不会超过20个，因为这有一个重要因素所在，那就是让其他种族也支持行动党。一如今日的团结政府，也是由19个政党组成，所以安华要的是一起合作迎接大选，而不是一党独大。

刊登于2023年6月12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46532

左翼政党路在何方？

 马来西亚政治经过蜕变后，目前只剩下两个政党声称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是今年刚好成立廿五周年的社会主义党；而另一个是老牌政党人民党。

虽然在七十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已不再成为民众追逐的政治目标，但依然有人坚持这种被形容为先进的意识形态。

我先说历史悠久的人民党。这个政党是在1955年由阿末波斯达曼成立的，而与已经成立数年（1951年）的劳工党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日时结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在1958年成为槟城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党。一直到1963年仍由社阵执政。但在这之后，市县选举被冻结，而在1965年被各州政府接管。换句话说，地方议会选举不见了，改由各州政府直接接管。直到1976年在新条例下，变成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的议员都是委任的，不再有民选。屈指算来已临近半个世纪。

本来在2008年民主行动党未执政槟州时，曾夸下海口务必恢复地方选举，以促进民主政治。未想在执政后却未获中央的同意下，继续引用委任制。久而久之，这对掌控州政权的政党来说，显得更为顺序，可委任自身的党员或亲近的人当市议员，不必再为地方选举而烦恼（最令执政党头痛的是一旦地方议会选出与州议会唱反调的政党，就变成政治斗争成为一种常态）。

在中央看来，没有地方选举也无伤大雅，但在西方国家则是大件事。例如英国的地方选举是判定执政党未来的“温度表”。

另一方面，隶属左翼阵营的社阵也在1959年的州选和国选取得一定的成绩，回教党也同样有丰收。前者有8名国会议员（其中两位是人民党议员）；而后者有13名国会议员，更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这是因为在1959年时，社阵是与回教党合作的，而不是相互指摘和攻击的敌对党。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回教并不排斥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两者可以并存。这样的例子不但在马来亚反映出来，在印尼也是一样，苏卡诺总统甚至将印共领袖也纳入其内阁中。

但在1964年因马印对抗（印尼反对马来西亚成立，指它为“新殖民产物”）无形中发生了种族与宗教的冲突。刚巧在1964年的大选，因为面对印尼的反大马，促使马来西亚的华人转向支持执政的联盟，而居于反对党的社阵则惨败。这说明了不论是国内的斗争或国际的斗争，只要涉及种族问题，就会严重地影响国内的种族关系，而不再讲求意识形态的斗争。

印尼也因军人的反共，一举打掉印尼共产党，苏卡诺也大权旁落，乃至被右翼军人苏哈多所取代。因此在1965年-1966年的印尼种族冲突也变相成为国际种族课题（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印尼军人维持右翼本色，也走亲美国路线）。从那时开始，美国散布说宗教是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更指后者是无神论者，与宗教格格不入。

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华和反社会主义，印尼一边倒向西方阵营，在1967年也与中国断交，直到1990年才恢复邦交。

这三十年来的宗教分歧，也促使东南亚陷入不安，因为除了印尼政治不安外，也影响到泰国及缅甸也因有左右派斗争而加速紧张气氛。同样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更为严重的是，因种族问题，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左翼反对党索性杯葛1969年的大选，指责政府大举逮捕反对党人，决定不参加选举，抗议政府的不民主。

虽然1969年的大选是在社阵杯葛下举行的，但人民党并没有杯葛大选，结果只1人在槟州中选州议员，其余皆败北（人民党与劳工党的社阵组合也已在1966年落幕了）。

由此可见，在进入七十年代后，社会主义已不再是政党的“活招牌”，包括人民党也因各种因素决定于2003年与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那是因为人民党在七十年代后参加所有的选举都告败北。在心灰意冷下，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将合并后的领导权交由安华处理。

未想因为手续问题，人民党并未因之“消失”，反而被社团注册官承认存在。就这样，有一批原属党员将人民党复活起来，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担任秘书长的辜瑞荣。就不知道为何在2020年杪时，突然又改组人民党，让依占出任党署理主席，且在2022年参加国会大选而失败。

依占在安华跌马时（1998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他与蔡添强成了安华的左膀右臂。后来因种种问题，依占回巢巫统，且一度出任上议员；而蔡添强则在公正党活动一个长时期后，因在2018年提名被拒，导致他后来在党内被认为亲向阿兹敏多过安华。更惨的是，他在2022年的国选中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而败北，结果被开除党籍。

人民党也未公布依占进入人民党的内情，因为这个党摆明是左翼的，而依占又非左翼中人，为何会参加人民党？有些令人费解，难道人民党已同意改弦易辙，将之改以走资本主义路线？否则辜瑞荣有需做出解释。还有依占又是怎么推算出未来数个月参加雪州选会有些少机会？

另一方面，一个命名为社会主义政党就与人民党的摇摆不定立场有一定的差别。当社会主义党在1994年结合三股力量—马来西亚大学左翼学生、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左翼学术及马来西亚民间智库共同组成，但延至2008年才获准注册。可见其所面对的阻力不少，也许是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

虽然这个党比较明显地摆出社会主义形象，且选出查耶古玛为党主席，保持了一定的形象。

这位仁兄曾在2008年大选时，以公正党名义参选而胜出。最轰动的莫过于在和丰击败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

在中选后，这位议员可谓是亲力亲为地为民服务而得到好评。无奈在2018年由于社会主义党坚持用本身的标志参加大选，惜未获安华同意。就这样，查耶古玛在选举中落选，以致社会主义党不再有议员在议会内为民请命。

我们不知道下来的大选社会主义党能否突破？但如果一直找不到机会进入议会，对党的未来也会有所打击。

其实搞政治不能仅仅用意识形态来坚持，还要有战略和手段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要不然参加议会选举，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只能算是“画饼充饥”。

无论如何，人民党也好，社会主义党也好，它们如果要找到生存的空间，最好是想办法合作，即使不合并，也要真诚合作。但如果得不到希盟的祝福，未来也不见得会“柳暗花明”。

总而言之，合并也许是它们的未来归宿，但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再次认可社会主义还有市场。

发布于2023年6月8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6/08/571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