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阿兹与伊党的蜕变 （跃马扬鞭）

伊斯兰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1931-2015）的逝世给伊党带来了不明朗的前路，因为聂阿兹从90年代开始就成为伊党的精神领袖，而且其影响力逐年增加。直到今天，伊斯兰党的政治取向及意识形态仍以聂阿兹的思想为依归。

但伊斯兰党（原称回教党，2011年易名为伊斯兰党）历史的发展和政策的转变也都是与聂阿兹息息相关的。

伊斯兰党（成立于1951年）的崛起是很微妙的，它欢迎原属左翼马来国民党主席布哈鲁丁（1911-1969）在1956年当选党主席，开启了他在伊党内的政治长征。

这位坐过牢的思想左倾的政治精英在1955年与阿末布斯达曼合组左翼的人民党，但翌年退出加入伊斯兰党。

虽然布哈鲁丁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威以宗教作为主导思想，但与他同一个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朱基菲却牵制布哈鲁丁的政治走向。朱基菲（1928-1964）是当时伊党的副主席，后成署理主席，也是布哈鲁丁的副手。他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毕业生，一生被人尊称为宗教教师。他在1959年及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声望渐渐追上布哈鲁丁。不幸的，他在1964年再度蝉联国会议员后即因车祸逝世（他的光辉要在后来才彰显出来。2000年，伊党秘书长纳沙鲁丁在马尼拉公开论坛上高度赞扬朱基菲是杰出的回教导师，是伊党的绘测师）。

由于布哈鲁丁在1965年被捕下狱，罪名是企图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因此当他在翌年获释后已在党内仅是名誉上的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

布哈鲁丁及朱基菲逝世后，伊党的控制权就落入阿斯里（1923-1992）的手里，他是靠自修成为宗教教师的。1964年出任吉兰丹州务大臣，顺势成为伊党的领导人。1969年的“513”事件后，他率领伊党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阿斯里也因之升任联邦部长。

1977年伊党与巫统关系恶化被逐出国阵。在1978的闪电大选下，伊党失去丹州政权，阿斯里也因之被指领导无方在1982年被撤换。

因为阿斯里不归属宗教派，也被认为已把伊党导向迷失的方向，也就被扶起来的来自槟城折衷派人物尤索拉哇（1922-2000）（现任伊党峇眼色海国会议员姆加希是他的儿子）所取代，他在1983年接棒时，也同时出任刚成立的伊党长老会主席。这个新的组织是因为伊朗宗教革命成功，触使伊党也效法伊朗以长老会作为权威组织。

1987年他让位于聂阿兹出任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而他本身在1989年辞党主席职，由来自吉打的法兹诺接位，再加上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被升任为党署理主席，也就意味着宗教派精英已掌控了伊斯兰党，他们三人组成的核心领导也在1990年的大选扭转乾坤，成功地夺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

虽然得到46精神党的合作，但聂阿兹有其一套宗教治国观，并不是事事顺着46精神党的。在1993年聂阿兹在吉兰丹州议会推出了“回教刑法”。他认为通过刑法可以净化人心而起了阻吓作用。

事实上，聂阿兹的政治手腕是两手抓的，一方面他同意所谓的政治联盟统一阵线，一如在90年代与东姑拉沙阿里合作。因此在1999年大选与安华的公正党及行动党达成协议，在大选中力抗国阵（巫统）。另一方面，他坚持以“宗教治国”的理念。在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合作无间下，当年伊党又取得另一个辉煌的胜利，再执政登嘉楼州，由哈迪阿旺出任州务大臣，更支持哈迪阿旺也在登州落实回教刑法。

巧合的是，这三人与朱基菲一样，皆毕业于埃及阿扎哈大学。

无所隐瞒的，自法兹诺于2002年逝世，由哈迪阿旺接掌党主席后，聂阿兹更是与他同声同气，他们两人经历了308政治海啸（2008年）及505华人海啸（2013年），终于为今日的伊党奠下宗教政治的取向。

如果说聂阿兹是伊党宝贵政治遗产，那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为伊党找到了一条宗教的方向，但也具备争议性。在他之后会否再转变，就不得而知了。

刊登于2015年2月23日《南洋商报》

朝野大联盟未开跑已结束 （直挂云帆）

目前领导“我的国家”的领导人安美嘉联同另一名发起人沙莫赛益在2月7日发出呼吁朝野“停火”，并与公民社会携手合作，以解决我国当下的四大问题：（一）大水灾、滥伐森林与灾后重建；（二）经济衰退；（三）种族与宗教关系紧张及；（四）前所未有的骨痛热症威胁。

她希望朝野放下政治歧见，以给人民一个希望。

安美嘉是这些年来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当她在2007年担任律师公会主席时，曾破天荒领导2000名律师参加“公正之行”的大游行，抗议司法干预。及后的2011年，她又领导净选盟运动而出任主席。当她在2014年卸下净选盟主席后，又再发起“我的国家”运动，并继续与净选盟密切合作；更与朝野政党领袖有所接触，自然具备条件和资格向朝野政党提出合作的建议。

虽然这不是新鲜课题，也未有具体的合作计划，但在此时此刻强调这样的主张，是希望能使到国阵政府和民联重提国民和解。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于2014年正月曾建议全民寻求“国民共识”来化解当前的大马困境，并能终止过分的种族主义、宗教憎恨，进而推动团结与和睦。

及后不久（1月29日），国阵主席兼首相纳吉作出回应，他宣布将设立一个国会跨党委员会，以在四个领域，即社会、政治、政府和国际关系层面上达成国民和解、埋葬仇恨，但纳吉强调这样的和解不等于共组联合政府。

不过，就在安华于3月（2014年）被判鸡奸罪名成立后，他宣布撤回“国民共识”的献议，并将全面与国阵政府对着干。

这就是说，所谓的“国民共识”未正式开跑就已经被“束之高阁”了。直到最近因为国家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才又触发安美嘉重提相关的计划，并称之为“人民计划”。

在这方面，安美嘉也与安华及纳吉一样未提出组成“大联盟”政府的可行性。由此可见，已经对峙将近7年的朝野双方在寻找共识上一直阻力重重，而且也因政见之“南辕北辙”陷入矛盾重重，实在看不出朝野会重新大洗牌。但即使双方有此互不咬弦，也不意味着合作的大门已经关上。

不过在今天看来，因为安华上诉失败，即刻入狱服刑5年，所有的合作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

虽然今天看不到朝野的合作，但回顾是45年前的往事，也不失其政治意义。其因由是这样的：在1969年举行大选时，联盟的劲敌不再是社阵与回教党，反而是新崛起的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前者一口气吃掉了联盟的槟州政权；后者一夜之间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当年的马华等量齐观）。

虽然联盟得以依靠巫统支撑大局（在104个国席中，巫统占有51席）继续执政，但因随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全面改观。

其一是敦拉萨在1970年接替卸任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他巧妙地在砂拉越导演了砂州大选（1970年），结果成功地拉拢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加入联盟阵营，共组砂州联合政府。

其二，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推动化东南亚为无核、中立与不结盟地带，终于成功地扭转了马来西亚一向予人100%亲西方的形象。

其三，为配合其中立与不结盟政策，敦拉萨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外交政策，不但与苏联及东欧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也在1974年与中国建立邦交。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开始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先是在吉兰丹与回教党、在槟城与民政党及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建立联合政府（1972年），继之在时机成熟下，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基本上已解决反对党给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回教党（今正名为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与砂人联党参与下，国阵已不再是3党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而是发展成一个大家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与砂州的国民党（因为党魁加隆宁甘与联邦政府对抗，乃被排出联合政府）。

自1974年起到2007年的33年间，国阵可以说未逢对手，屡战屡胜，根本不需要再收编反对党。

除了人民进步党生不逢辰（在1978年的大选，在吡叻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外，其余的加盟政党都能渡过难关，甚至也使到马华重整旗鼓。

可是令国阵意想不到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竟引发政治海啸，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国阵不但痛失吉打、槟州、雪州及吡州政权（一年后因议员叛变，才被国阵夺回），也拿不回吉兰丹州政权；更壮大了反对党在国会的力量。

虽然2009年吡州政权回归国阵，但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却成为两线制的缔造者，在国阵140席对民联82席下，国阵失掉昔日的优势，也面对从未有过的压力，最主要的是安华依布拉欣原是来自巫统，且又曾担任国家副首相兼财长，也就比任何人都更具资格与国阵的领导人争天下。

即使巫统在2009年换马，改由纳吉领航并出任首相，但在2013年大选时，也没有办法有效地挫折民联的势力，双方还是保持2008年的势均力敌，即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这就意味着经过两届的较量，国阵与民联的格局大致定了下来。但不幸的是进入2014年和转入2015年时，马来西亚面临的大问题是波浪式的。除了国家经济突显低迷，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家预算案以节省开销外，也无法掌控马币的疲弱走势，石油价格的下挫和外资从股市撤走及储备金的减少等。

还有是种族主义的情绪被鼓动和刺激；宗教课题被放大；更出现所谓中东极端恐怖分子借用我国作为转运站，都是给政府造成的新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纳吉可以参考其先父的例子，大胆地与民联来一个真挚的合作，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乃至可能的话，朝向大联盟（大联合政府）迈进。

可是在安华判案入狱后，原先呈现的曙光也暗淡下来，这对马来西亚是不幸的。

追根究底，不但是政府的大问题需要反对党的配合与谅解来解决，而且民联面对的所谓“回教刑法”及“地方选举”的课题也需要国阵介入来化解。

遗憾的是，我国在现阶段进入了一个对抗的年代而不是一个和解的年代。什么时候，才能启开朝野的对话？

刊登于2015年2月21日《东方日报》

中国的四场对外战争 （跃马扬鞭）

原本以为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共和国不会再有战争，讵料又先后卷入四次的对外战争，确实是不可思议，因为刚刚取得胜利，且准备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之际，却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逼得建国未达一年的新中国把整个国誉和国运押在这场战争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美苏协定，朝鲜以“三八浅”分成南北韩，北方归金日成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南方则由美国扶持李承晚建立南方政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先是金日成取得优势；但在美军于9月在仁川登陆后，局面又扭转过来对南韩有利。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金日成请求苏联的军援和中国的出兵，结果毛泽东在“援朝抗美”的旗号下于10月19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与金日成的人民军共同作战。经过三年的交锋，在双方死伤惨重下（估计百万人），终于在1953年7月28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虽然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但经此役美国也探测到中国的深度；而中国也第一次在国外打出国威来。

今天朝鲜战争已结束了62年，中美也从敌人演化成战略伙伴，即使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敌对乃至“战争”状态。可见南北韩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也真是无法寻求共识。

（二）就在中国停止对外战争不过9年光景，中国又与南方的邻国印度发生中印边境战争。这一场战争起于1962年的6月，但到了11月宣告结束，双方对早年英国人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有所争议。

这场战争之所以短暂全然是因为中印度争议的领土是几乎无人烟的，对双方也没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但牵涉到西藏达赖喇嘛于1959年从中国出走越入印度而得到庇护也触怒了中国政府。

因为心病的积压，终于在1962年爆发开来。虽然在这之后中印不再有战争，但自始至终印度一直不把中国当成亲密的邻国和挚友，彼此间存有因历史种下的隔阂。

（三）中国的第三场对外战争竟是中苏边境冲突，而且是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本来在1959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后，中苏关系即告冷却。当克鲁晓夫于1964年下台，由勃列日涅夫接棒后仍未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美国当时在分析变化中的国际关系后，有向中国透露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的事实。也就因之中美苏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1969年3月爆发了中苏为争夺珍宝岛而大动干戈。珍宝岛其实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但双方坚持不下也就只好用战争来解决。直到同年9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华才缓和两国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终于承认珍宝岛归属中国。

另一方面，美国借助提供军事情报予中国后，也逐渐改善与中国的僵着关系。当1971年毛泽东借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之笔向美国发出友好回应，也就在1972年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壮举，从此世界政治版图有了巨大的改变。

（四）第四场中国的对外战争也是难以置信的，这是发生在1979年，率兵进入越南打反击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目的是教训越南不可自以为是，把印度支那视为越南的版图；更反对它侵占柬埔寨。

当然最主要的是中国军民十分痛恨越南统一后的越共竟然忘记在1965年“援越抗美”的年代，中国是军力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与美帝国攻打一场长期战争，并视越南人民是“同志加兄弟”。没想到在1975年北越解放南方后，新领导层不但漠视中国军民的情谊，而且换来的是越南的排华和在边境下对中国人民的干扰。

因为这样，中越战争爆发了，从1979年的2月17日起，而在3月16日撤兵，前后不过一个月。虽然事后不再发生中越战争，但双方关系一直未能好转，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越关系正常化，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争夺西沙群岛的主权事件也使到两国关系停滞不前。如果争夺继续恶化，中越之间又将会有另一个尖锐冲突。

从以上的四场局部战争中，就让我们从中领悟世界政局的改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能想到今日的南韩也与中国的关系不逊北韩？谁又能想到中越的亲密战友竟然会兄弟反目成仇？这只有留给历史来评说了。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冤冤相报报没完没了 （天下纵横）

原本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肯定已经摆脱中世纪时代的愚昧与残暴，未想已是公元2015年的今天，我们竟然还看到野兽般的行为在上演，这说明了某些人类或族群拒绝进步，甚至把时间拉回中世纪的生活。

例如在2014年崛起的恐怖集团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被命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推行的政策比起奥沙马宾拉登的阿盖达基地恐怖组织推行的政策来得更激烈和更为恐怖，如果任由发展下去，这个世界不是动荡不安就是陷入更大的疯狂。

究其因不外是伊斯兰国及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与残暴分子利用落后和陷入战乱的国家来个浑水摸鱼，把古老和过时的制度搬到现今的社会，简直是匪夷所思。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1996年阿富汗落入极端与狭隘的塔利班集团的手中后，它倒行逆施地实行无法被人认同的政策，比如不准人民拥有电视，也不能用手机；更不允许拍照。在没有自由生活与严重缺乏娱乐下，阿富汗进入了一个无声的时代（除了诵经文外，也没有收音机）。

尤其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当阿富汗在2001年911事件后被美国铲除塔利班政权后，仍然无法迎来了和平，因为这个国家即使在美国的扶持下出现了新政权，反而促成塔利班组织死灰复燃及奥沙马的恐怖组织在化整为零下雌伏待动。

果然不出所料，在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虽然推翻了一些中东独裁政权，但未带来民主与和平，恰恰相反，这些个国家不但未能稳固新政权，而且国家也与反对派的抗争出现四分五裂，给予恐怖组织一个空隙从中再探出头来。

这是指伊拉克在2003年被美国敉平萨达姆政权后，新政权一直未能掌控全局，也就让恐怖组织当为“基地”扩展势力。

另一方面，不幸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国之一的叙利亚也出现政府军与叛军的对峙与对抗，以致国家乱成一片。

刚巧叙利亚又与伊拉克为毗邻的国家，在北边又是一片鲜有人烟的土地，也就给新的恐怖组织一个机会建立新的根据地，“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成立即为一例。

即使美国及西方国家已对有关地区采取轰炸性的攻击，但依然解决不了更为棘手的问题，这是指近日它杀害两名日本人质，又公开焚烧约旦飞机师，以及难以计数的尸体暴晒在烈日当空下的悲剧。

正因为所谓“伊斯兰国”的极端与冷血的行为激怒了全世界，也就让更多爱好和平的人类转向支持美国的反恐；同时也支持个别国家如约旦和日本采取报复行为。一旦冤冤相报无时无了，我们就不必指望世界是和平的。

而为了使到世界能遏制局部战争或阻止更大的人肉炸弹事件的发生，我们有必要倾全力支持美国及西方的一方向“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宣战，并消除它在有关地区建立大本营。除非反恐战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胜利，否则美国不能声称已完成打恐任务。或许在美国本土不会再发生911事件，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呢？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号外周报》第723期

电费下调杯水车薪 （现代春秋）

在千呼万唤下，国能终于同意由今年3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调低西马的电费，即每千瓦时（Kwh）下调2.25仙；而沙巴及纳闽的电费也每千瓦时分别下调1.2仙及3.5仙。砂州的电费则没有调整。

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麦西慕说，在调低电费后，家庭每户每个月可减少13.5令吉至45令吉之间的电费。不过如果根据过去电费的调高比率来看，这次的调低电费只是聊胜于无，不大可能会刺激物品价格的下降（在这之前也只有一次作小幅度的下调电费）。

再者，国能也只是提供3个月的优惠，过后也许就再调回原价（希望不能调回；若有可能再调低价）。这也说明了在此紧要关头，国能也不大可能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保持赢利是它基本的底线。

在这样的小调整下，我们不知道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会否带头抗议降得太少，因为这不不大可能促成商家全面的降价？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电费的调整就不难发现我国电费大多数只有涨而没有降，例如在2006年时，电费被调高12%，而使国能增加马币15亿的收入，但被认为是用来支付独立发电厂。换句话说，是向大众收取较高的电费来满足另一方的需求。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在2006年发表文告指责国油自1997年以来，津贴发电业近250亿元，其中的140亿元或55%是津贴独立发电厂，而国能尚享有其余的110亿元津贴。在这种情形下，林冠英说不能接受电费的调高，理由是独立发电厂已赚得够多了。在2008年7月，也就是308政治海啸后，电费再调高24%，即从每千瓦时的26.2仙调高11%，工商业用电则调高26%。未想翌年也就是2009年3月，电费有下调3.7%，从每千瓦时的32.5仙减至31.1仙，但被认为降幅不大。

可是到了2011年，西马半岛的电费又从每千瓦时的0.3131元调高至0.3354元，平均涨幅为7.12%。

虽然电费有所提高，但政府表明还是有照顾中下层人民，凡是每月用电不超过300千瓦时，就不会受影响；若是每月用电超过300千瓦时，才需要多付10%的费用。

当这样的电费被维持在3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受到价格波动的打击。这一回是在2013年12月宣布，国能将从2014年元旦日起将西马地区的电费调高14.89%，每千瓦时从原来的33.54仙调高至38.53仙；沙巴和纳闽则从每千瓦时的29.52仙提高至马币34.53仙。

虽然政府对每月用量少于300千瓦时的用户继续给予补贴而不受涨价的影响。但者次的涨幅是相当大的，基本上在15%之内。

原本在2014年的12月时，国能有表示电费是否降价要等到今年6月后才会有答案，但现在因为油价的猛挫，也迫使政府不得不提早降价。不过如果从历年电费的起伏幅度来看，我国的电费已从每千瓦时的26.2仙涨到今日的每千瓦时的38.53仙，已起了60余巴仙。因为电费的牵一发动全身，也引发了物价的上调。

但如果拿这次的下调2.25仙来看，则每千瓦时的电费将下调至36仙，降幅不算大，再加上只是3个月的下降期，我们又如何指望物价因电费的降低而普遍下调呢？

因此我国的物价高企不下是有许多因素促成它的，不可能因电费下调一点就会有全面性的降价来临。

既然物价深受政治和经济大气候所左右，并且GST（消费税）已落实在即，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物价上扬的日子。

就眼前所知，除了大型物品会降价外（如汽车），一般老百姓使用的日常用品将不可能下调，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强制商家压低价格。在这方面，我们也促请沙比里部长为他的失言而道歉（指杯葛华商对物价控制不调低），他不能若无其事地大摇大摆。如果他的失言继续纠缠不清，就会给国阵的华裔政党带来另一个灾难。

说来说去，国能调低电费不过是杯水车薪，也还是无法为沙比里解围，他还得自己解决各方的压力。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