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印尼政府反思50年前血案

2016年4月18日至19日，印尼史无前例地允许公开讨论1965-1966年间发生的大屠杀案件。有关政令是由总统佐科发出的，而由总统顾问委员会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办。地点是在椰加达市中心一家宾馆举行。研讨会的议题是《1965-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9.30事件）。研讨会恭请总统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印尼安全部长潘查伊坦主持开幕。他在致词中不认同道歉的可能性。而印尼政府是想要解决这段“黑暗历史”，与过去握手言和。而且政府也会受理正式的申诉。

与此同时，印尼的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也反对道歉，他认为印共党员“该死”。

他是针对主办方“人权组织”要求当局正式道歉而作出回应。他也反对总统佐科调查排华事件。

不过负责这次研讨会的推动者是退休将领阿古斯（Agus Widjojo），他的父亲是1965年9.30事件中的遇害将领之一。他指出，研讨会的目的不是争论1965年这场悲剧中到底谁对谁错，而是探讨暴力事件发生后国家系统如何失灵，并从中获得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他认为当年的印尼已被大屠杀事件撕裂，加害者及受害者之间需要打开历史，找出悲剧的原因。

根据报导，当日出席研讨会的贵宾有印尼检察总长、警察总长、司法部长及曾参与事件的军方代表、历史学家、印尼政府及人权组织的代表，还有是受害家族的亲属约200人参加。

虽然事过50年，也已不成为“敏感”课题，公开谈论和分析也是没什么大问题，但在印尼社会内，仍有人一直归咎事件是由印共挑起的，中国也参与其中，（后来查知，中共未参与。美国中情局也认同中国未直接介入），因此华人也遭殃，为此华人对此次研讨会尽量保持低调，防止有人挑衅和又再借口煽起反华情绪。

由于举办研讨会是一个大突破也引起争议，所以会后历史学会没能给印尼这段黑暗历史带来任何的结论。《椰加达邮报》这样说，印尼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当日的黑暗历史。因此下来还有什么进展，我们尚未得而知。

其实，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不是这次的研讨会。开头的是一名美国人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拍摄一套记录片后才成为热门课题。他是在2001年拍记录片时，接触到1965年印尼发生屠杀数十万印共及左派人士的历史，因而决定深入探索这段令人震惊和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他挑选了当年担任刽子手的安瓦尔刚果（Anwar Congo）及他的朋友一起参与演出。

吊诡的是，安瓦尔沉醉在自己角色的同时，又引发他对自身内心的审判，从中领悟到过去所作所为是丑恶的，也产生了内疚。从而折射出这部记录片的主旨在于反思。

当这部命名为《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于201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界首映时引起哄动。继之在世界各地放映。看过这套记录片的观众呼吁印尼政府对历史作出公平判断，对受害者道歉。

2013年，这部记录片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因为记录片挑起人们的神经腺，进而促成许多NGO及历史学者发起一场“和65说对不起”（Say Sorry For 65）的运动，不过印尼政府并不批准《杀戮演绎》记录片在印尼公演。

虽然如此，这部记录片的导演再接再厉，于2014年8月，又拍摄了另一部记录片，取名《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内容隐喻着世人对霸权主义的沉默和无助感。例如在记录片中透视出50年前被害者的弟弟明知道杀害其哥哥的凶手就住在他家的对面，但因为凶手拥有权力，没有人敢去追究责任。

这部记录片也在2015年获得威尼斯影展评委会的大奖。可是，原本要在2015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齐集巴厘岛时（10月）放映这两部记录片，但又被阻止公演。

随着印尼政府的喊停，在那个时候举行的“印尼文学节”（2015年10月25日）的相关节目也被腰斩，包括影片放映会、研讨会及新书发表会等。

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印尼政府又来个180度的转弯，同意反思和反省50年前的“大屠杀”事件。这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也显示出印尼政府态度的大转变，不再那么执着与反共了。

因此回顾一段50年前的9.30血泪交织成的前尘往事是很有必要的。不但能“温故知新”，而且可教育下一代永远告别9.30血案。

由于1965年的印尼大屠杀事件中也涉及排华运动，本文分成七篇讲述华人飘洋过海的辛艰一页，包括面对不同时代在不同地区的排华运动。其中以1965年的大屠杀最为震撼世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印尼共产党的覄灭，并导致回教与社会主义分家；印尼与中国断交乃至在9.30后又于1988年再次发生排华悲剧。

由此可见，华人在海外的生存是用打拼和冒着被排斥和杀害的危险而辛苦地扎根下来。国际政治斗争也把华人卷入其中。

（本文作者拿督谢诗坚博士于6月25日应世界惠联恳亲大会的邀请出席在华总礼堂举办的历史研讨会上以《1965年—震撼世界的一年》为题阐述华人如何开始向外迁移，而在海外又怎样面对排华的打击和被铲除的厄运。

本文作者也是马来西亚客联会执行顾问及韩江学院副董事长。

此文共分七期刊出，敬希读者垂注了。

刊登于2016年7月18日《号外周报》第795期

梁振英竟有“港独”标签？

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亲中国的香港传媒“成报”在8月30日的头版以全版发表评论文章，直接指责香港特首梁振英对“港独”课题煽风点火夸大“港独”的现象，而其目的是争取在明年（2017年）获得连任特首。

“成报”说（表面上）梁振英公开大力打击“港独”，（实则）正是他在《中联办》（中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扶持下，针对“港独”课题大张旗鼓。

根据梁振英的解释，身为特区特首，他有责任提出“港独”问题，要大家提高警惕。但身为著名的评论员程翔（他曾担任《文汇报》的时事评论员，也曾在中国内地被拘留一段时期）对BBC中文网说，梁振英被公开批评显示了今年5月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后，中共已显然地改变立场，也暗示中共希望能看到新人接班。

在过去也就是从1997年香港政权回归中国后，特首（先后由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当选）的选举基本上都是符合中共认同的“爱国人士”，不会与中国唱反调，更不会反共也不会支持港独。

可是不知为何梁振英竟是首位被亲中共媒体大肆抨击的特首。这则评论是在9月4日香港立法议会议员投票前夕发表，意味着中共不会支持“假亲中而真港独”的人留在官场内。

文章也认为“港独”是伪命题，在香港并无市场。但传媒发现自从梁振英出任特首以来（2012年起），“港独”的声浪开始被鼓动起来，接着变本加厉地公开提出“港独”的口号；尤其是大学生群更是热衷于寻求政治改革。先是要求特首于2017年直选，但不被中国人大接纳，它认为特首必须是与中国立场一致的人，不能充当反共旗手，所以还是坚持由人大产生的1200名代表先选出合格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再由选民投票选特首。由于这不是直选，香港人的“不满情绪”被挑起，抗议声不绝。间中有人搞起“去中国化”运动，坚持保护广东话（以抗拒被普通话所取代），用以表达“本土化”已自成一格。每年的“六月四日”港人都会大游行，以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及要求平反“六四”；接着也会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要求言论自由与民主选举，并确保香港仍然走资本主义制度，尊重选民选出的特首治理香港，从而达致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

接着在2014年，由港大及大学老师发起的“占领中环”（占中）运动而后转成雨伞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无法动摇香港既定政策和立场。最主要是香港不存在独立的问题，也是不能讨论和讨价还价的。它过去是中国的领土，间中的155年（1842-1997）由英国统治，而后（1997年交还中国）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

即便如此，在今年华人新年（大年初一夜）当天，旺角发生50年以来最严重暴乱，“本土派”的极端分子被指借故支持小贩街巷摆卖纠众攻击警察和市民，造成百人受伤。当局因而逮捕69人。这种涉及暴力的反抗运动也引发诸多香港人的诟病和不予苟同。

抑有进者，在今年3月，一批香港青年宣布成立“香港民族党”，召集人公然宣称党的目标是争取“香港独立”，以建立一个香港共和国。

组织政党显然是为了得以直接介入政治选举和政治活动，但在提名议会议员候选人时，有6人被挡驾，不能成为候选人。选委会认为他们主张“港独”，无视基本法内明文规定“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既然破坏了基本法也就失去参选的资格。

最近又似乎发生学校教员也不能参与搞“港独”，而是要尊重基本法。

吊诡的是，又有两家亲中共而由《中联办》管治的《文汇报》、《大公报》，再加上中通社的网站进行强烈反击，指控成报“不顾传媒操作”；更揭露其董事主席谷卓恒正被公安追查，但都没有针对成报指责做回应，耐人寻味；而中国官方仍未有表态，使事件显得扑朔迷离，也就只好等到“真相”解谜。

刊登于2016年9月5日《南洋商报》

老屋易主带来的隐忧 （现代春秋）

根据乔治市古迹行动组织的发言人麦克雷（Mark Lay）在记者会上说，乔治市的老屋逾两百间已被新加坡财团所收购，包括在七条路的128间老屋、在二条路的37间房子和柏淡巷的26间店屋等。

他担心政府如果不出面介入，恐怕会使乔治市文化遗产地位受到冲击和影响。

他还指出二条路的37间房子已搬空，而新业主正向市政厅申请建造46层楼高的公寓和办公室。

其实乔治市的老房子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和分析。站在私人企业的立场，只要法令允许和合理，他们可以购买或脱售任何的产业，包括在世界文化遗产区范围内的房屋。

由于槟岛山多平原少，其地皮相对的珍贵；尤其是在市区的房屋，更显得有买卖的好市场。除非政府宣布某个地段的产业是不可以转手的，但若老屋已破烂不堪，没人打理，又还有什么文化价值可言？不让转手，等于让老屋沉沦下去（许多老屋已空荡，没人居住）。

另一方面，站在政府的立场，它是需要对老城市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槟城和马六甲虽列为古迹历史城市，但没有人发觉其持续性的重要性。原来是当时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尚未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直到1972年联合国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而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及《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Heritage Fund），以鉴定世界的古迹或自然景色或历史城市是否达到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当然前提是有关国家得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才由相关的专家进行评估。虽然成功入遗者可获得一定基金，但数额有限，还得由相关的国家在“入遗”后进行良好管理与保护，以免古迹被破坏，或城市的人文气息流失。

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才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公约国，这个委员会得从会员国中选出21名委员（任期六年）。因此申请者能否过关要看21个委员根据专家的意见作出评定。结果在申请下，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及砂州的穆鲁国家公园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在1991年时，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国际会议时，有专家提出乔治市有许多历史性建筑物应予保留，而“光大”的出现未能与古迹起协调作用。

到了1995年，槟州政府才通过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但有关指南未让商家看到商机，也就认为市议会指南扼制乔治市发展，不能建高楼更是致命伤，使到地皮无价。

在纷纷攘攘下，1998年槟城又举行“指定马来西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政府敲定必须由槟城与马六甲一起申请，不能单独进行。

马六甲有500年的历史，槟城有200年的历史，政府在2005年以《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城市：马六甲和乔治市》作为主题，向教科文机构的文化遗产委员会提出申请，但在2005年时申请被退回来，理由是资料不齐全。到了2007年，再次提出申请，其实早在2003年，槟州政府在专家建议下已将“文化遗产”范围缩小，核心地带为1.09平方公里；缓冲地带缩成1.5平方公里，合共只有2.59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41平方公里）的范围5%；而以槟岛的293平方公里比较的话，则是槟岛面积的0.8%。面积的缩小，自然有利槟城政府的保养及管理。综合而言，文化遗产地带共由92条街道组成，

任谁也没有想到，当2008年308大选槟州政府突告变天后的四个月，也即是7月7日乔治市与马六甲正式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马来西亚历史性首次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接踵而来的是川流不息的游客蜂拥涌而至，乔治市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旅游的中心点之一。

不过，所谓“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定义是指活文化，有人类居住的、拥有历史性的地区或城市，有人将之形容为保持“原汁原味”的风貌，不能大规模破坏古迹和铲平被列为受保护的建筑物。

根据乔治市古迹信托会主席林玉裳指出，文化遗产区范围包括旧关仔角、海墘姓氏桥；核心区以台牛后、沓田仔、爱情巷，总共有房屋2334间；缓冲区则以港仔墘及调和路主要界线，有2321建筑物。

不管是核心地带或缓冲地带，近些年来有不少房子已告易主，不仅只是200余间易主，如果连同新加坡、海外的投资者及本国的投资者，综合来看至少有1千间的乔治市老屋已被转手，有些被装修成焕然一新的古屋，但租金相对提高，而近年因市道欠佳，于是又出现没有租用的空店房。

如果某些地段（缓冲地带），可以兴建超过20层的建筑物或商场或酒店或高级公寓，那整个地带也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以拿二条路作为例子，目前已有一些高建筑物拔地而起，再加上新建的高楼大厦势必把古迹比下去，则文化遗产区就难突出其古迹韵味和人文气息了。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步骤，让乔治市的古迹不因易主而变得面目全非。这就是乔治市当前存在的隐忧。

刊登于2016年9月5日《光华日报》

历史显示大马是一个整体

前首相马哈迪于8月24日在布城一场有关“马来西亚联邦与州关系”的演讲会上指出，马来西亚应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分为某州人，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

他是回应有人提出“某州人”概念，并认为将会破坏我国的联邦制；同时他也不认同其中一州脱离马来西亚，倘若各州都要求脱离马来西亚，则这个联邦制将会瓦解。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州本身不具备脱离联邦的权力，因为马来亚联合邦的组成是经过三方谈判而成立的，即巫统、王室与英国。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生效，取代原本由英国单方提出的“马来联邦”（Malaya Union）宪制。

在1947年的时候，槟城的西商会、印人商会及文员社团在大会堂召开会议，200人一致通过槟城不参加马来亚联合邦，宁可像新加坡那样，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理由是“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利于华人，公民权的申请也不够开放。

虽然槟城是有权利提出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意见，但决策权在巫统和英国手里。所以当有关不加入联合邦的动议在槟州立法议会辩论时，马来议员及英国的议员反对槟城自成一格。

不但巫统主席拿督翁强烈指责槟城一些人超越权限，而且在槟州立法议会经过辩论后，议会以14票对10票否决有关动议。槟城的一些人即便不想被联合邦制绑在一起，也无法违逆英国人的安排。就这样，槟城成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

其实槟城与马六甲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原本与新加坡联在一起而成为《三州府》。让新加坡脱离马来亚，是英国的决定，而不是槟城人决定。为此，英国刻意把新加坡排除在联合邦体系外，要它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控制左翼势力，而槟城及马六甲在英国的安排下，享有一定的权利，包括这两个州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不需要通过考试申请公民权，其他州就没那么幸运了。

除此之外，槟城也作出特殊的安排，华人可以担任首席部长，没列明要回教徒，这是因为华人当年在槟城占绝大多数，超过57%。

另一方面，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吉兰丹州政府入禀高庭，挑战马来西亚的合法性。按照丹州政府（伊斯兰党执政）的意愿，任何体制的改变和改革都应得到各州的同意，不单单权力操纵在中央手上。

结果吉兰丹政府败诉，也印证了州必须依附中央，不能擅自离开联合部。

自此之后，比较常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有人释放出“独立日”不对劲，不是8月31日，而是9月16日；更有声音说要离开马来西亚，因为20条协议书不被重视。因此在东马的政治领袖，如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改名为富尔）和砂拉越的加隆宁甘，对加入大马感到失望。但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局面。未得脱离马来西亚，也就被撤职或换位子（从首席部长变成联邦沙巴事部长，有名无实）。

如今又见马哈迪提及柔佛州脱离马来西亚是不可行的，因为马来西亚只有维持一个统一体，才有国际上的影响力。如果各州可以脱离的话，那马来西亚的联邦制也会陷入困境乃至形同虚设。正因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以宪法为基础的，也就没有存在可“来去自如”的方便。所以任何州要离开马来西亚，不但力不从心，而且也是自讨苦吃的。

毕竟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整体，宪法就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刊登于2016年9月5日《号外周报》第802期

百万人争一万铁饭碗

首相署部长佐瑟古律透露，截至今年8月，公共服务委员会总共接获142余万人申请各类公务员职位，这与过去3年来的申请人数相差不大。主要是因为公务员被认为是“铁饭碗”，待遇也不错，退休后还可领半薪的退休金。

不过，首相署部长佐瑟指出，政府在僧多粥少的窘境下，只能甄选8万名合格的申请者进行面试，这之中巫裔占6万4千人（申请者高达113万6千余人）、华裔2千8百人（申请者有2万4千人）、印裔2千800人（申请者4万6千人）；下来沙巴土著及砂拉越土著和原住民等共有1万2千人被通知面试（申请者高达23万人）。

但最终只有4万8千人出席面试，几乎有一半不参加面试，结果被录取的巫裔有8千余人、华裔9百余人及印裔1800人；而东马土著有1700人被录取，总共合起来只有1万1793人被录取。

其实长期以来政府招聘公务员是有设置“固打”制的，累积下来马来西亚的公务员直到今年8月止，已经高达160万人，占总人口3千万的5%（也占劳动力的11%），其中79%是马来人、土著11%、华人5.2%及印度人4.1%。

针对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马来西亚公务员会服务委员会主席马目阿当曾疾呼公务员的数目应适可而止，维持在140万已是绰绰有余（2012年的人数）。如果每年增加36000名公务员，则很快会达到150万名。

但现在已是加快成长到160万名，这也意味着每年的大学或大专毕业生逾10万名并不是大部分会被私人企业吸纳，那些未能即时就业的年轻人便向公务员行列进军。例如在2007年时，公务员数目已破百万大关，而在9年之后的2016年，则加多了60万成为160万，如果再加上70万的退休公务员，则政府的开支就更加庞大了。

根据估算，在2015年联邦政府的总开支是2234亿令吉，而薪酬占了近30%，达到656亿令吉。至于退休的公务员，在2015年的开支也达到161亿令吉。2016年单单公务员的薪酬增加到710亿令吉（占总开支的32%）。

除了彭博社指出，纳吉政府在今年7月给公务员加薪和制定最低工资和提供特别津贴，总共要增加拨款11亿令吉之外；政府也在较早前（4月份）推出“一个马来西亚公务员房屋计划”，让公务员能以15万至30万令吉买到市价50万令吉的房屋，他们只需缴付2千令吉抵押金，在房屋建竣及住户入住后才开始缴付房屋贷款。

在这一计划下，布城将先兴建1万余间的房屋，面积大约1000平方尺至1500平方尺。

很显然的政府对公务员的关照也是有其考量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师梅农说，马来西亚的公共服务体系与种族政策紧密相连，其开支约占总开支的1/3，人数过于庞大（被认为超过一倍）。

另一方面，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旗下的研究机构BMI的分析员谢树辉指出，公务员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重要基本盘，大选时执政党往往依靠公务员投票支持，政府不会削减其支持者所享有的好处，因此公共服务开支相信不会出现重大变动。

这一席话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研究政治与种族走向的过程中，公务员构成政府的最主要支柱，人数的庞大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160万公务员中，若有130万是支持执政党的，再加上其家庭成员4名，也就拥有5百20万张选票。以当下马来西亚的选民投票率约1千2百万来看，执政党已掌握近半数的选票，剩下的投给反对党，也就动摇不了巫统的执政地位；尤其是在乡村议席，在选民不多的情况下，公务员的影响力就更加明显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巫统屹立不倒的“秘诀”（2008年巫统角逐国席117席，胜出75席；2013年巫统角逐121席，胜出88席）。

对反对党来说，公务员对它们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公务员（或公开或暗中）的支持，反对党要翻转政局是不可能的。

因此即使政府对公务员的援助被百姓认为过了头，反对党也得噤若寒蝉。记得在2011年时，行动党潘俭伟有建议为公务员瘦身，结果引来同僚的劝告，莫再提公务员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反对党也要争夺领导权，不能没有公务员的支持。

由此可见，政府维持庞大的公务员体系的道理就在这里，也因为双边都在拉拢，公务员倒成了朝野的“政治宠儿”。

刊登于2016年10月3日《南洋商报》

巫统的分裂与收编 （直挂云帆）

前首相马哈迪说，执政党或确切地说巫统与反对党的合作乃至组成同一阵线在敦拉萨掌权时代（1970-76）己蔚成风气。

他赞扬敦拉萨高瞻远见，召进反对党组联合政府，稳定政局，强化了政府的地位。

因此，马哈迪说，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与行动党的合作又何错有之？他说，他也知道反对党间存在着相互斗争，但在未来大选，反对党应以一对一的战略面对国阵的挑战。

其实，政治的变化，有时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例如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竟能离开他一手创办的巫统（1951年）而另起炉灶直接向巫统挑战，实在不可思议。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拿督翁以其本身的声望带动其国家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时（独立前），竟然全军覆没。这一败也带走拿督翁的政治前途。

巫统在拿督翁之后的领导人是东姑阿都拉曼，他在1963年时也不怕分裂将农业部长兼巫统副主席阿都亚兹逼退巫统让他自组“国民议会党”。在大环境化下（马印对抗），这个加入“社阵”的政党也在1964年的选举中惨败。

也是在这一年，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已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象征性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在西马参选。从政治战略来说，他是希望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与巫统合作。但东姑当时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即使马华只剩下5名国会议员，巫统还是会继续与马华合作的（今天马华只剩七名国会议员，情况与东姑所说的相差不远。因此也证诸了巫统，还是觉得马华比较可以合作）。换句话说，东姑不可能与李光耀合作也因为自从马来西亚组成后，马新两地的政府和政党经常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辩，也一度斗得种族情绪波动。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马来西亚决定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1965年8月9日）。

随着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一员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就停止政治骂战与攻击。但人民行动党留下的政治空，也就由原来的人民行动党员自行另组新政党。于是这批人申请成立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获准后，民主行动党也把马华当劲敌。虽然它与巫统的骂战是逐步升级的，但它更多时候是朝向马华公会开炮。它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取代马华的地位。

尽管民主行动党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但它与新加坡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是不容否认的。最明显的是，在人民行动党旗下中选为国会议员的蒂凡那，如今转身一变，成为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直到1967年辞卸党职，也宣布不再参加马来西亚的选举。1969年返回新加坡定居，翌年（1970）出任职总领袖直到1980年。1981年-1985年担任新加坡总统。

由于这样，民主行动党不论怎样本土化，它还是跳不出人民行动党的阴影。凭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一炮而红，拿下13个国会议席，竟与马华等量齐观。

大选过后所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在敦拉萨于1970年出任首相后，他就大胆地改革国际和国内政策。前者是促成马来西亚与共产国家建交，且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成为70年代的大事记。后者是从1972年开始，巫统不再坚持只维持三党合作。而是将反对党在各州组联合政府，继之收编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合组成国阵(1974)，巫统也因为有了更多的成员党加入政府之中，变得更为强大。

另一方面，在1971年时（国会重开），敦拉萨也放手让马华与行动党谈合作的问题。因为那一年马华与行动党，分别拥有13国席，旗鼓相当。可惜双方谈判破裂，无法达成协议。因为行动党不同意解散，而其党员加入马华公会；反过来马华也无法接受吴福源（原是党秘书长，后出任党副主席）开出要3名正部长及2至3名副部长的条件。

当这宗密谈在1971年爆开后，林吉祥形容为荒谬的，因为是吴福源私下与马华的人接触的，不是行动党的建议。

事后有人评论是敦拉放手让马华与行动党谈条件，自然一事无成。如果当年他也交由马华与民政党谈判，也同样是告吹的。

正因为民政是直接与巫统达成协议，马华要反对也反对不来。自此之后，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的恩怨故事说也说不完。

及后在国阵名下的历届选举都是一帆风顺的，也就不需要再收编其他反对党加入国阵（东马除外）。反而在1987年又见巫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马哈迪当权派，另一派是东姑拉沙里的反对派）。它们是因为党选而分裂（马哈迪营胜出）。最后是东姑拉沙里另立新党（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分别是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合作，但它本身只赢8个国席；反而是行动党增加到20个国席而伊党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46精神党想取代巫统而执政的美梦破碎。

因为功败垂成，东姑拉沙里在1996年带着疲惫的步伐走回巫统。不久后（1998）再发生安华跌马事件，结果又是巫统的分裂而壮大了反对党的力量。这是因为安华成立一个新政党（国民公正党，后改名人民公正党）标榜其多元性，也就得以生存下来。

但在安华坐监（1999-2008）的日子里，公正党是无法成长的。只有在2008年的大选才打破国阵垄断的局面。真相是安华的魅力仍然四射，有巨大的号召力，终于让反对党抬起头来，一连执政5个州（吉兰丹、吉打、霹雳、槟城及雪兰莪）。

可是在2013年大选过后，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只能维持原有的势力，无法成为执政党。如今转入2016年，政局更是越来越模糊。这边“民联”消亡，被“希盟”取代；那边是伊党又与小党合作，没甚看头。就在人民心中有疑窦时，一个由马哈迪领导的新政党将要崛起，取名“土著团结党”。马哈迪不是安华，而是在位22年的老首相，亦是巫统主席，兼任国阵主席。今天，他如果不能与反对党形成同一阵线，就会出现分裂成反对党“自相残杀”的局面。因此马哈迪能否与其他反对党达成合作，是重要的关键和刻不容缓的大件事。问题是言易行难？

刊登于2016年9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