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来转去 永远的巫统？

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在战后就一直围绕在巫统左右。换句话说，因为巫统的出现（1946年），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模式都是以巫统马首是瞻。例如在1948落实的“马来亚联合邦”，就是巫统争取到的成果。

后来拿督翁与其儿子胡先翁离开巫统（1951），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代之），但在1955年的普选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从此巫统的新强人东姑阿都拉曼崛起了。

东姑阿都拉曼在掌控巫统和友党下，在1956年与英国谈判成功，因而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成为独立国。

当年东姑的得力助手是敦拉萨（他是刚下台的前首相纳吉的父亲），他们两人在1963年促成“马来西亚联邦”，从此马来西亚有了东西马之分。

在1969年后，敦拉萨掌握大权，在1970年就继东姑之位成为第二任首相。

巧合的是，敦拉萨在上位后召回胡先翁（他们两人是同门兄弟）出任副揆，这意味着拿督翁的儿子回来接班了。

为什么“513”后东姑会下野？这得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马哈迪。因为在1969年大选时，马哈迪竟败给伊斯兰党候选人尤索拉哇（即今日诚信党的慕加希首相署部长的父亲），也就迁怒于东姑，指他领导无方，促他辞职谢罪。

就这样马哈迪被开除了，而敦拉萨上位了。后者在1971年热烈欢迎马哈迪归队。

从那一刻开始，马哈迪不再是巫统的“叛徒”，而是被视为“英雄”。他也凭他的智慧和魅力在巫统出人头地。先是担任教育部长（1974年），继之在1975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

也就凭这一升级，当1976年敦拉萨病逝，而由胡先翁接位时，他就挑选马哈迪成为副相。

在这期间，马哈迪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与胡先翁的关系一般，有诸多建议也被胡先翁拒绝了，只好安分守己当老二。

不过当胡先翁决定在1981年退休时， 他还是把棒子交给马哈迪。这就是说，马哈迪纪元开始了。

虽然在1987年的党选，他面对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在两个阵营势均力敌下，马哈迪的A队成功地拉拢彭亨代表（由纳吉掌控）而以极少的多数票取胜。

马哈迪另外一个危机是在1998年与安华失和了，引爆巫统内讧。继之安华掀起的“烈火莫熄”一直燃烧不停，直到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后，两人的尖锐化关系才逐渐地缓和下来。

安华的崛起也是一个奇迹，他在1981年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副部长。及后升为部长。1983年他联手纳吉成功夺得巫青团的领导权。这是安华与纳吉合作的开始。

当1993年安华在党内组成“宏愿队伍”后，他就将纳吉、慕尤丁和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在党内形成势力集团。马哈迪对此很不满意，在1996年的党选端掉“宏愿队伍”，他用阿都拉角逐副主席成功地把慕尤丁排出局。

来到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闹翻了，两人竟从“政治父子”变成“政治敌人”。

马哈迪后期又重新与安华合作，又与慕尤丁称兄道弟，是因为他对纳吉的不满有增无减，是他一手扶持纳吉在2009年上台，却在9年后将纳吉拉下马。

算来算去，如今在政治层面上的风云人物，有哪个强人不是来自巫统的？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号外周报》第897期

安华回归名正言顺

2018年5月9日的大选终于催生了一个新时代，反对党阵线首次推翻了执政61年的国阵。虽然国阵共有13个政党组成，但主宰这个阵线命运的是巫统。

为什么反对党阵营中有“国民公正党”的出现？那是因为安华身为巫统老二又兼任副首相及财政部长时，与马哈迪的关系公开恶化，结果在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宣布革除安华所有的官职，举国震惊。继之在翌日（9月3日）巫统最高理事会上，安华虽力辩未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开除党籍。

这一下子，安华的反击是卷起“烈火莫熄”运动，在获得众多马来青年支持下，安华于9月13日在峇东埔发表峇东埔宣言。接着在9月20日安华又在吉隆坡公布“独立广场宣言”，群众高达十万人。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在这一天，警方逮捕了安华，就未给予保释，一直服刑到期满（第一次案件）。本来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1998年12月19日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非政府组织，定名为社会公正运动，但不获批准，导致旺阿兹莎在1999年4月在成功接管“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联盟党”后，将其重组和易名为“国民公正党”。

由于安华已身陷囹圄，因此旺阿兹莎也就挑起大梁，出任党主席，代安华守住这块平台。这时的署理主席是詹德拉·穆斯扎法博士（原是Aliran的主席，在大学执教）。他在1999年大选时出征吉隆坡的敦拉萨镇，但以少数票败北，而旺阿兹莎则在峇东埔为安华守土成功。这一年公正党只夺下5个国会议席，成绩差强人意。

但与安华公正党合作的伊斯兰党却借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掀起马来海啸，除了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外，也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不过已开始不听命于安华的指导。

反之也与安华公正党合作的民主行动党则遭重挫，只赢得10名国会议员。最令民间震惊的是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在槟城的国会议席中落马，因为华人选民不能理解为何行动党会直接与伊斯兰党合作？这种失算，也让行动党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为署理主席詹德拉·慕斯扎法在大选（1999年）失败后退出公正党，安华也就不得不换人，邀请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马大讲师）担任署理主席。后者也因之辞卸人民党主席职。

在2003年时，人民党与公正党达成协议进行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赛胡阿里继当署理主席。意想不到的是，人民党的注册仍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用其旗号参加大选，但一无所获。

来到2004年的大选，竟卷起阿都拉（在2003年接马哈迪之位成为第五任首相）旋风，把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人民公正党只保住峇东埔国席，但多数票仅500余张，可谓险过剃头。

半年后（2004年8月），安华因官司案上诉得直，获得提早释放，也就等待机会东山再起。直到2008年大选（投票日在3月8日）时，安华仍不能提名，因未达5年的期限。讵料这一次倒是吹起强烈的反风，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夺下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而且在国会拥有82席；国阵则以140席保住中央政权，但已失掉2/3多数席的优势，不能随意修宪。

安华眼见机会来了，便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国席的补选（旺阿兹莎辞职）。这一回安华胜得更漂亮，多数票超过15000张。

此时的安华希望通过策反东马的国会议员倒戈相向，以达到变天的目的，因而出现安华的“916”变天论（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

可惜安华的努力落空，他只好等待下一届（2013年）的大选来“改天变地”。这一年安华是十足信心可以拿下纳吉的中央政权。不料事与愿违，安华的民联只拿下89席，而国阵仍保有133席。

其实安华在2013年参加大选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不然就会因第二次鸡奸案被判入狱。为确保安华有一个官位挡住检察署上诉下的压力。公正党的加影州议员李景杰辞职，让位于安华参加补选。安华的策略是赢得州议席后，取代卡立出任雪州务大臣，以加强其政治地位。

碰巧安华在提名前被判有罪，失去提名补选资格，也就让位于旺阿兹莎顶上。可是在胜利后，旺阿兹莎却在伊党反对下当不成州务大臣，结果由阿兹敏出任。

不论后期安华与阿兹敏之间是否有隙缝，但自从阿兹敏在2011年取代退休的赛胡申阿里的空缺成为党署理主席后，他的势力和声望又进一步提升。

即便阿兹敏在2014年面对原雪州大臣卡立的挑战，最后卡立败下阵来，阿兹敏蝉联署理主席。

最新结局是在2018年大选后，阿兹敏在马哈迪的扶持下，出任经济事务部长，已更是靠向权力的核心。

对于安华来说，他已是自由身（获得全面特赦），也可以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安排。

但令人费解的是，安华与旺阿兹莎之间到底谁当主席却成为传媒重要新闻。本来旺阿兹莎是为安华把关的人，一切听命于安华的指挥棒。如今安华等了20年，也应该被扶正当公正党主席了（不再如过去般因官司案在身，有投鼠忌器之虞）。继之他应参加补选胜出后，可以等待马哈迪退休后才被扶正。这也是夫妻之间的私下安排，无需将之公开化和进行“民调”。总的来说，安华越早恢复政治活动，对国运会较为有利。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光华日报》

国阵又回到联盟时代？

政治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看看马哈迪的从政历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到不论是“联盟”的成立，或是国阵的成立，都与马哈迪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尤其是国阵的成立，从支持到最后打倒国阵的人竟是马哈迪，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结局。

这段历史也可以从马哈迪的回忆录中看到，但“联盟”的诞生基本上马哈迪只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因为他尚未涉及政治。虽然他在拿督翁领导巫统成立时（1946年），已是一名党员，但他是迟至1964年才正式从政。

因为联盟的成立是属于上一代人的政治谋略，不是马哈迪的杰作。所以故事还得从1951年说起。这一年拿督翁在气愤巫统不按其理念开放门户下，携其儿子胡先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

当这个政党在1951年9月16日成立时，除了邀请陈祯禄主持开幕外，也同意马华的总秘书杨旭龄（新加坡杨邦孝大法官的父亲）及财政邱德懿出任“独立党”的中委（那时一人可参加几个政党），以显示其多元性。与此同时，急进党的林苍祐和国大党及雪州劳工党也都支持拿督翁的政治理念。

但意想不到的是拿督翁得罪马华一位地方领袖李孝式，不但未征询成立新党的意见，也不邀请李参加其党成立大会。结果不请自来的马华雪州主席李孝式（坐在成立大会的后排，未被重视）就个别与吉隆坡巫统竞选主席耶哈耶暗度陈仓，由前者出资金资助巫统派出候选人。结果马华赢得6席，巫统3席，拿督翁的独立党只得2席，另1席归独立人士（当年只选12名市议员）。这意味着李孝式已扭转整个局势，将马华、陈祯禄、林苍祐及国大党全部争取到巫统的阵营。因此在1954年时，在巫统的主持下，“联盟”成立了（另两个成员党是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

拿督翁在老羞成怒下，也于1954年另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种改头换面的目的是要迎接1955年举行的普选，以和联盟决一高低。

当年独立前的普选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委任的。讵料孤军作战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连拿督翁也败北说明独木难撑大厦，还得多党联合才能成事。结果联盟大捷赢得51席，剩下1席归伊斯兰党。

联盟的胜利也使得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马哈迪支持东姑保留各党种族色彩而高层合成一个整体；反而反对胡先翁的多元性政党）。两年后，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任首相，槟州的首席部长归马华的王保尼出任。

独立之后，联盟气势如虹，在1959年大选写意胜出，因而在1963年9月16日被英国授权扩大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纳入其中，而以西马的吉隆坡作为政治核心。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

虽然印尼发动对抗运动，但1964年的大选联盟更是再上一层楼，直到1966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崛起的苏哈多则即刻取消马印对抗。

可是联盟在1969年大选却遭遇沉重的打击，不但失掉2/3多数席的优势，也丢了槟州政权，更未能顺利组成雪州和吡州州政府，包括马哈迪也落选。

很不幸的，在大选后的第三天爆发了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在全国戒严下，敦拉萨取代东姑拜相了（1970年）。

1974年5月，敦拉萨访问中国并建立了马中建交，也使到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明显的转变。

继后敦拉萨把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了砂人联党、民政党、进步党和伊斯兰党等，形成多党结合。对此马哈迪在回忆录中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有了多党组成的国阵，如果有一成员党退出，也不会瓦解政府。但如果结盟只属两三个政党，若其中一个退出政府可能就会瓦解。换句话说，国阵由多党组成对巫统是有利无弊的（初期是9党，后期增加到13党），即使有一两个政党离开（如1990年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及2008年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也无伤大雅。

但为什么马哈迪又能一手将国阵摧毁？那是因为反对党这边也是一个四党联盟，政权被动摇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国阵的长期执政下出现了诸多问题，引发了人民不满；尤其是消费税（GST）的实施更是怨声载道。

马哈迪也就成为压死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其结果是联盟摇身变成国阵（44年后），如今又再打回原形，只剩下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连东马的政党也离开国阵了，这就是如假包换的“联盟”。

刊登于2018年7月16日《南洋商报》

巫统旧瓶装旧酒

即使已经不再是备受注目的党选，巫统刻下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将由谁来领导也是十分关键的。结果选出来的是保守派牢控最高理事会。因此在11名旧人蝉联下，加上14名新人中也多数为保守派的人马。也就意味着今届巫统的党选是当权派获得胜利；尤其是阿末扎希当选党主席（区代表99票，各党员代表获3万9197票）而成功击退原巫青团长凯里（区代表51票）及党元老东姑拉沙里（区代表23票），但不知道新阵营有把纳吉派系也算在内吗？

除了说明当权派对党选有左右大局的影响力外，亦有党内人士认为当权派宣布恢复对每个区会和3个臂膀机构每月继续发放1万元的辅助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本来较早时巫统在大选失败后宣布将停止对各区会（191个）和3个附属机构（即妇女组、青年团和女青年团）每月发放辅助金，引起了基层的不满。

至于凯里的宣言是要全面改革巫统，让它脱胎换骨，其中也怪罪纳吉拖累巫统；同时也要争取其他种族的政党一起打拚，伺机“东山再起”。但也许是年纪过轻，一下子也赢不了大多数党代表的支持，失败也算是意料中事。

令人纳闷的是，身经百战而且曾是马哈迪对手的东姑拉沙里却在阴沟里翻船。也许他除了说出要领导巫统向人民包括马来社会“谢罪”外，并未提出改革的宏图大计，终于不敌势力强大的阿末扎希。

虽然他在党选后有怀疑“贿选”的事，但也无法举证而不了了之。

阿末扎希原本就是党副主席，在慕尤丁于2016年被除名后，他就成为代署理主席，一向与纳吉合作无间。因此当509开票晚，巫统失去政权后，纳吉就第一时间辞卸国阵及巫统主席职，由阿末扎希顶上。而且也通过理事会支持希山慕丁成为代署理主席。就不知为何，希山慕丁突然宣布不寻求参选，留下一个谜团让人猜不透。因为在2017年时，他已被纳吉增委为“特别任务部长”（本来已担任国防部长），显示他极可能是下一任的首相。

如今经过2018年的大选洗礼，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的改朝换代，也一时打乱了国阵成员党的战略部署。例如马华只剩下1国2州，怎么扮演有效的反对党？民政也已归零，只能在国会外呐喊。

在这种情形下，民政退出国阵乃是预料中事，人联党也与砂州另3个政党集体退出国阵，另组“砂拉越政党联盟”。还有沙巴更是乱成一团，虽然团结党的拜林有提出另组“团结阵线”，把国阵搁置一旁，但因沙巴巫统主席慕沙阿曼人在国外，对沙巴巫统来说，也不知何去何从。

现在巫统只剩下西马的地盘，但近日又有3名国会议员退党，遂使到巫统只剩51席。如果再下来沙巴的7名巫统国会议员也退党的话，则巫统仅剩下44席。

这对阿末扎希来说是不祥的征兆，如果再有议员退党那就大事不妙了。

其实为考验马来亚人民，英国刻意安排在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普选（只选52名议员，另46人是委任的）。英国人希望拿督翁（巫统创党人，在1951年退出巫统）的国家党胜出。但事与愿违，反而是巫统联合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取得大捷，总共赢得51席，另1席归伊斯兰党，国家党全军覆没。

经此一役后，巫统已在马来亚政坛上奠定其领导地位；尤其是东姑阿都拉曼于1955年杪在华玲与马共谈判时，其强硬的反共立场也得到英国人的认可。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就组成一个反共的国家。东姑也就按此路线在对内外都反共和排共，甚至与马共为敌。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时，英国就很放心让吉隆坡的巫统继续在反共和不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体制下，跟随英国的步伐走。

就这样，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加了进来，新加坡也成为其中一员（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尽管面对印尼对抗，但1964年的大选却造就了联盟的大胜利（国会总共154席，联盟占了123席，其中西马89席及东马25席）。

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酿成“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但巫统在紧急法令下，全面掌控国家权力，并按部就班把秩序正常过来，也对法令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修改主要突出新首相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东姑退休）在国会阐明这个政府是以巫统为核心。他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到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就是著名的“以党治国”理论的形成。在此之后，虽然巫统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扩大了成员党（实际上是收编了反对党，如伊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及砂人民联合党）。从3个成员党（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加多6个政党（除了上述的4个政党加盟外，也加上沙巴国阵及砂拉越国阵参与其中，合起来就9个），但也强化了巫统的政治力量，也在后来变成一党独大了。

虽然纳吉在2009年取代阿都拉（第五任首相）而拜相，但在2013年大选时也未能重振国阵威信而使到马哈迪失望，进而要求首相换人。

及后（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巫统及国阵的形象大为受损，马哈迪趁此时机另立“第二个”巫统，成立土著团结党，也是与巫统一样，只收马来人及土著的政党。

意想不到这一次竟然会变天，整个国家落入“希盟”手里，国阵大权旁落，巫统也因此栽倒在“自己人”（马哈迪及安华乃过去的巫统领袖）的手上。

在此情此景，在此时此刻，阿末扎希能否领导巫统走出困境是有待观察。因此新主席也要面对前主席在一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新主席要面对在党选后掀起退党潮。

阿末扎希当然不希望本身与巫统与一马案挂钩，偏偏就发生反贪会质问有关一马案件，也调查阿末扎希夫妇使用基金付信用卡（80万）的来龙去脉。

以此来看，巫统未来改革前景不明，也不知将来会与一马案有何关联。这对扎希来说，他的胜利带来了巫统“如履薄冰”的考验和冲击。

刊登于2018年7月15日《东方日报》

入遗十年又见丑陋市容

2008年7月7日，槟岛乔治市面向海墘区沿着康华利堡再向北上直到旧时中分校的那一段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个核心区共有99.35公顷（0.9935平方公里），而缓冲地带缩成89.89公顷（0.8929平方公里），两者合起来有1.8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如今一转眼，已是入遗十年。

（乔治市是槟州的首府，在1957年独立时面积是34平方公里，但在1969年后扩大成41平方公里）

本来槟州政府是在1995年提出第一阶段的规划，总共有485公顷（即4.58平方公里），约占乔治市面积的11%列为古迹文物保留区。其中193公顷（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而另外的265公顷（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最后是缩成1.88平方公里化为文化遗产区）。

为配合入遗的需求，槟岛市政局于1995年推出“古迹保留指南”，结果引发业主的抗议，因为所谓的指南规定建筑物不可过高，约五层左右，而且被列为古迹区的建筑物不能随意拆和重建。这无形中使到相关地带的建筑物不能发展，结果业主就让旧建筑物陈旧破烂不堪，因为在屋租统治法令下，即使业主作了装修，也还是不能随意提高租金的。

回想起来，槟州政府是在1991年之后才领悟文化遗产区的重要性。恰好当年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RV）在槟城举行会议时对乔治市的古迹深感兴趣，建议政府予以保护，不要重蹈新加坡的覆辙（因新加坡大事拆老屋，已不能申遗）。

有鉴于马来西亚已在1988年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也就引起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关注。因为联合国发现只有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虽已成功地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尚未有一个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在1972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迟至1988年才成为会员）。因此在1998年联合国相关机构又在槟城举行会议时，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向联合国申请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大题目改为马六甲海峡之两座古城）。可是槟甲协调不当又引发争议，导致槟州政府在2003年进行第二阶段的修改规划，但还是连同马六甲一起申遗。

其实当槟州政府对文化遗产规划时，已是将林苍祐（第二任首席部长）的城市重建规划全面改变和停止。

林苍祐原是在1970年提出他的城市重建计划，因为他认为在乔治市有很多老房子有损市容，有必要进行改造。于是在1972年为光大摩天大楼打地基，恭请时任首相的敦拉萨主持奠基礼，并将之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缩写成KOMTAR，后人便将之命名为光大）。

林苍祐选择在头条路一带进行城市改造是因为乔治市的中心地带如果划上一个圆规，就可以涵盖整个槟岛和威省区，无需另择地区建一座新城市。

于是我们终于看到65层的摩天大楼在1983年落成，是当年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虽然那一年发生严重火患，但有幸的突下了一场及时雨，经检查后无大碍。为使民众安心，林苍祐搬进28楼办公。

光大曾红透一时，成为槟城的地标。但进入九十年代，它的发展计划显得缓慢，除了有一大酒店，三座购物中心及海墘填海的廉价屋外，其他已没有多大的变动，老屋也不全拆了，因为文化遗产远比城市重建重要。

林苍祐的另外一个代表作是在1985年由中央建成槟城大桥而通车（第一位过客竟是副首相慕沙希淡而后才轮到马哈迪主持开幕）。

本来在2005年时，槟州政府期望联合国会带来好消息，不料因在2003年呈上的资料不完整被打了回来重新提呈。

在重新提呈之后，来自联合国的官员也多次考察和实地了解槟城后，都给正面的评语。许子根原以为可以在2006年或2007年获得批准而带动旅游业突飞猛进，讵料在2008年大选槟州竟发生改朝换代的大件事，许子根的努力也看不到成果。结果这份大礼送给了新任首席部长林冠英。槟州政府也因之喜上加喜，一下子成为当红的炸子鸡，顿使槟城成为远近知名的旅游胜地。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一个丑陋的现象发生。犹记得在1995年后许多业主因受限制发展，不愿装修老屋，即使政府提供二亿令吉供业主申请装修和油漆，但响应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在当时人民及游客经过大街小巷总会觉得破旧的老屋子很碍眼，为何不装修一下呢？

当然在乔治市入遗之后，槟城已一片欣欣向荣，大家也不认为老屋带来衰运，反而视之为“瑰宝”。

也确然不假，许多市区老屋的价格不但涨价，而且问津的人不少，更有来自新加坡的富豪看中这里的老屋，将之进行装修，显得焕然一新。当然租金也相对提高。

但是有一个丑陋的现象是槟岛市政局不得不注意和改善的。当下在乔治市内的一些老房子，整排被铁板或黑网围起来进行装修，但这些装修工程竟然有年无月，已经是两年或三年有余，还是没装修好，真让人莫名其妙。

如果市政局没有订下完工的期限，那么从现在开始，它应实施管制，不要再重犯八十年代的老屋无人理的现象，这对市容的破坏也是够杀伤力的。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光华日报》

第十三篇：2008年大选风云变幻 反对党雄霸一方 阿都拉斯人独憔悴

当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近乎完美的胜利后，他开始相信本身的魅力是超过马哈迪的，即使没有马哈迪的护航，他还是大选的造王者，在222个国席中，国阵包办199席，反对党仅剩20席。

由于国阵的狂胜，阿都拉也镐赏当选的议员，提供更多官职给执政的成员党，但整个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在一方面是阿都拉重视对伊斯兰教的推动；在另一方面则是让种族偏差的政策持续推行。

虽然在一个时期，马华党要曾推崇阿都拉是现代包青天，痛恨贪污，但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却未见普及。

在阿都拉的当政下，他的女婿凯里成为岳父的文胆，也对政策的推行有一些影响力。马哈迪就曾讽刺凯里是“幕后的推手”。

为什么阿都拉会成为马哈迪的接班人？而为什么后来又被马哈迪推倒？说起来有一匹布之长。

首先是在1987年党选后，原本属于B队大将之一的阿都拉有幸挤入副主席行列，但他的老大东姑拉沙里败北，老二慕沙希淡也在阴沟里翻船，剩下他一人当选副主席，自然是没有看头的。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B队成员一概被切除官职。忝为国防部长的阿都拉也不例外。不过阿都拉却未追随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46精神党，而是选择留在巫统卧薪尝胆。

这一“昨非今是”的表现，也引起马哈迪的注意，因而当安华在1993年从中崛起成为第二号人物时（既是党署理主席，也是副首相），马哈迪就感到威胁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反击，马哈迪在1996年党选时起用阿都拉打乱安华的部署。安华是按既定方针发扬其宏愿队伍。这个队伍以安华为首，另三人是党副主席纳吉、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及慕尤丁（柔大臣）。

可是当阿都拉提名角逐副主席时，就可能会挤掉安华阵营的其中一人，也可能会把阿都拉打掉。结果是阿都拉取胜，他击败慕尤丁而成为党副主席。

正由于阿都拉时来运转，他在党选后被委为外交部长。

1998年当马哈迪决心革除安华时，他就起用阿都拉取代安华的空缺，不但委为党署理主席，而且也被委为副首相。

这意味着原本出局的阿都拉在阴差阳错下终于意外地被选为副首相（1999年），完全地取代安华。

在那个时候，马哈迪已先后换了3名副首相，即慕沙希淡、嘉化峇峇和安华，自然不会也换上第四位接班人。

在无从选择下，马哈迪在2003年交棒给阿都拉，希望他的这一决定是不会错的。

可是来到2008年大选时，很有信心的阿都拉在大选前被记者问到安华的威胁时，阿都拉也调侃地回答：“谁是安华？我几乎忘了这个人。”

事实上，不论喜欢与否，安华是抹不掉的。因此他在大选年全面部署，冲向国阵。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华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公正党、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政权（吉打、吉兰丹、槟城、吡叻和雪兰莪），国会议员也从上届的20名跃升至82名，几乎拿下半壁江山。

当年大选成绩如下：巫统79、马华15、民政2、国大党3、土保党14、人联党6、民进党4、沙团结党3、沙进步党2、沙自民党1、沙民统4及砂人民团结党1，合共139席。

反之由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所夺国席如下：伊党23、公正党31及行动党28，总数82席。

至于国阵丢失的5个州，其中一个吡叻州因有3名议员变节投向国阵，连政权也还给了国阵。

虽然民联有大得和小失，但国家的政局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巫统一党独大，而是反对党中的公正党及伊党对巫统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带来层出不穷的斗争。

正因为阿都拉领军不力，被马哈迪炮轰下而黯然下台，在2009年4月将政权移交给副手纳吉。这意味着纳吉成为国家第六任首相。

初时马哈迪对纳吉是寄以厚望的，他又重新加入巫统，也给纳吉祝福。可是一些年后，他们又反目成仇。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号外周报》第896期

林冠英中文文告的争议

新任财长林冠英在使用国文及英文发文告的同时，也发出中文文告给媒体，结果引来一些人的评论，包括巫青团长凯里及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赛沙迪指责林冠英贬低国语，也不尊重宪法赋予国语的地位。

后来赛沙迪有澄清他不是反对多语文化，而是认为若在社交媒体只发中文言论就会让人引起误会。他的谈话也暗示林冠英在将来可在社媒上用三种语文，自然会减少误会。

虽然如此，另外的巫统人士包括前总警长也麇集在财政部，抗议林冠英不尊重马来文，也指责他的举止违反宪法，应予对付等等。

后来马哈迪说了这是个小错误，无须当成课题来谈。

而最新的护航者是来自人民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副首相。她说即使看电影也有不同的语文字幕，因此将文告译成其它语文是没有问题的。

曾经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在六七十年代，每每被派去采访官方；尤其是部长的记者会时，都要打足十二分精神聆听和了解部长所说的话。在很多时候，部长讲完话后就离席。一般上初入门的小记者或是中文报的记者为恐了解错误，也会“请教”英文报的记者。这不是信心不足的问题，而是对官方的采访不能大意，否则报导失误那就很没有面子了。

有些部长或反对党为防止言论被曲解，也会准备马来文或英文的文告分给记者，但发中文文告的少之又少。

例如采访社阵的市长南玛纳旦或黄添寿时，都是用英语表达的。后来的行动党领袖如蒂凡那、吴福源及林吉祥也是用英语发言。

当他们发现记者有时应接不来时，就会发出英文文告给媒体。比如我们就曾领教过林吉祥、吴福源及叶锦源的文告，有些难解的字句也会“考倒”记者的。

还有社阵的年代，有幸一些懂得华文的年轻干部也协助把党领袖的文告译成中文给媒体，算是方便记者的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林苍祐是另一位喜欢用英语讲话的政治领袖。但当他离开马华公会（1961年）另组反对党后，就有干部帮他将英文转成中文。但更多的时候，林苍祐为避免“英语太深”，也就用福建话参一些华语来表达。

直到他在1969年上台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在一些场合他会用华语致词。虽然他的华语不是很“灵光”，但华文报的记者都十分喜欢这样的采访。

再后来林苍祐也懂得由政治秘书也发中文文告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华文逐渐普及，政治人物采用多语发文告也是越来越普遍。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开始“重视”中文。因为华文报大多数会用比较大的篇幅来报导政治人物包括反对党的讲话。

就林冠英而言，他在2008年登上首席部长座位后，也用三语发文告，因为他有时认为新闻报导未尽其意。为了避免引发争议，林冠英也增发中文文告。

如今他上到中央也自然用三语的文告分给不同媒介的记者。这本来是一种常态，在千禧年后更是形成普遍现象。

未想这一多语文文告即刻引来巫统及马来政界人物的抨击，甚至扯远了指责违宪和不尊重国语。这种予人方便和避开错误与误会的“周全”做法又何错有之？

既然马来西亚也重视多元文化和多元教育，就不要“钻牛角尖”，把这件事当成“大件事”，并渲染成种族课题，这对国内和国外的形象都不是好事。

今日的马来西亚如果在语文上作些宽大处理也是合情合理的，不然选民投票改朝换代来做什么？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号外周报》第896期

头角峥嵘的“槟城人”

媒体是这么推测，当第三批内阁名单公开后，按秩序来看，即财长林冠英，贸消部长赛夫丁（他是吉打万打峇鲁区国会议员兼槟城班底惹雅区州议员，也是公正党的秘书长），下来的三位副部长是青年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行动党）、副农业部长沈志勤（公正党）及旅游文化及艺术部副部长峇迪亚（公正党），但人选有待最后确定。

虽然有些候选人并非源自槟城，但他们似乎已“入籍”槟城而成为代议士，也就把他们算成是来自槟城的议员。有人因此说一个半部长和三个副部长算是空前的数目，在过去是没有的。

究竟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有选举以来，槟城出了多少个大官和中官乃至小官？这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东姑转身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任首相。

本来在独立后的1959年的大选，身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的林苍祐（1958年当选）不仅有机会为华人争权益，而且也肯定入阁当部长。

可惜因为林苍祐派向联盟提出要求分配1/3的国会议席，即40席，被认为太过份。但马华的目的是任何修宪必须先与马华商议。而最终导致东姑决定与林派划清界限，转而争取陈修信派的支持，另加上翁毓麟、李孝式和梁宇皋的支持，林苍祐派失势了。他的主要干将包括扬邦孝（宣传主任）、朱运兴（总秘书）及陈世英（劳工主任）等人虽然紧紧地控制党中央，但党章也规定各州分会主席是当然的中委，也就不由林苍祐全面控制了。

当东姑决定一脚踢开林苍祐派系后，马华内的陈修信派抬头了。

这一届选出的104名国会议员计巫统52席、马华19席及国大党3席，牢控中央政府。反对党方面也拿下30席，即伊党13席、社阵8席、人民进步党4席、国家党及马来亚党各1席，另加上3名独立人士。

至于各州方面，除了伊党拿下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政权外，其他9州全由联盟控制。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议员的数目也随着增加，除了西马104席不变外，新加坡被分配到15席；沙巴被分配16个国席及砂拉越25个国席，总共160席。

因此当1964年大选时，形势对联盟有利。重要的原因是选民怕印尼将马来西亚纳入其版图，形成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就宁可支持联盟也不支持反对党。

这一年的成绩显示，联盟89席（其中巫统59席、马华27席及国大党3席）。而反对党大退步，伊党只保住9席，社阵也只剩2席及人民进步党2席。此外人民行动党、民主联合党（林苍祐在1960年退出马华后，在1961年另组民主联合党）各得1席。

本来在此次大选后，马华的槟州国会议员倪宗吉有机会入阁当副部长，不料他过早透露信息给传媒，也就在最后一刻钟其副内长的职位转给马青总团长谢添瑞律师。

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从中崛起，但只是民政党夺取了槟州政权及伊党保住丹州政权，其他州也因“513”事件致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当1970年敦拉萨拜相后，直到1974年大选前，槟城还是没有人进入中央当部长。来到1974年大选后，马华的林良实在北海胜出而有幸担任政务次长，后来则平步青云出任副财长。在1986年后，就名正言顺担任部长，且取代出事的陈群川成为马华新总会长。

在1978年，第一位来自巫统槟城的要人出现了，他就是阿都拉巴达威。在中选后，即被委为联邦直辖区政务次长，两年后升为副部长。虽然他在1987年巫统党选时加入东姑拉沙里的B队，与马哈迪的A队全面对峙。但在败北后，他回到马哈迪阵营，而在九十年代被委为外交部长，并顺利地在1996年重新当选巫统副主席。

当1998年安华跌马后，马哈迪就只得从阿都拉及纳吉两人中挑一位接班人，结果选中阿都拉。

1999年，阿都拉升任副首相，已是坐亚望冠。果然在2003年马哈迪退休时，就把棒子交给阿都拉。他成了第一位出任首相的槟城人，也是槟城人的荣幸。只是他因在2008年大选时领军不力，才被马哈迪逼下台，换上纳吉拜相（2009年）。

在1982年的大选，槟州又出现一位政治奇才从中冒起，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一下子就官拜副部长。及后在1993年出任副首相兼党署理主席，身份已是坐亚望冠。不幸因1998年被指卷入性丑闻而被革职。从此他展开长达20年的斗争，直到2018年才扬眉吐气。目前虽无官位，但已被马哈迪指定为未来首相。若是一切顺利的话，安华将是第二位成为首相的槟城人。

这一年资历较长的吴清德则出任副部长。他没有机会升任正部长，因为党（民政）推荐梁祺祥出任正部长，吴清德也就只能一直当“二奶”。他后来因1999年与许子根争槟州老大失败，也就被逼从政治上退下来。

到了1990年的大选，槟州又出了一名政务次长，他就是石清霖。

在1995年时，巫统沙立奥马成为副首长，但在2004年官拜副农业部长。

在1999年时，希尔米出任副首长，而在2013年出任副卫生部长。

与此同时，民政槟城又有两人进入中央，他们是谢宽泰（副内长）及李家全（卫生部政务次长）。前者打败林吉祥；后者打败卡巴星。

原本在2008年大选后，许子根有意上京进入内阁，但也被来自内外的政治干扰打碎了他的美梦。不仅失掉槟州政权，也失掉国席。在阿都拉的年代，他被投闲置散，到了纳吉在2009年继位后，终被委任成为首相署部长，在2013年大选前卸职。

前前后后，槟城人在中央发光发亮的为数不多。最有遗憾的人也许是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吉祥，他们在上位的过程中在半路被拦路。

而有幸登上高位的，除了阿都拉、安华和林良实外，就要算林冠英是幸运儿了。

刊登于2018年7月2日《光华日报》

第十二篇：2004年大选 阿都拉幸运接班 纳吉圆了副揆梦

政治是善变的，一点也不假。安华与阿都拉同样来自槟城，但却是不咬弦的一对。阿都拉是公务员出身，曾担任文青部副总秘书。1978年转而从政，不久被委为文青部政务次长。

他是比安华早些从政，但自从安华于1981年投身入巫统后，就成为阿都拉的对手。

当1982年安华当选国会议员后，就被委为副首相署部长。过后在1987年巫统党争爆发时，阿都拉选择投向东姑拉沙里的阵营，而安华则站在马哈迪的阵营（后来前者被称为B队；而后者被称为A队）。

AB队在1987年党选时互不相让，结果演成短兵相接的斗争，最后是马哈迪的A队胜了，东姑拉沙里的B队输了。

虽然阿都拉在失意后（失掉部长位），也在1987年失掉槟州联委会主席位，改由安华接班，前者被委为副主席。

安华很快在党内平步青云。在1993年时，已是巫统署理主席，地位只在马哈迪之下。即便初时马哈迪对安华的过早三级跳有所怨言，也劝安华勿操之过急，但安华的派系已迫不及待要进驻一些重要的部门和官联公司的高层，这引起马哈迪的警戒。虽然表面上委安华为副首相，让嘉化峇峇退休，但在暗中部署阿都拉卷土重来。

马哈迪之所以重用阿都拉除了因为后者不愿跟随东姑拉沙里另组新党—46精神党外，也对阿都拉表现出来对马哈迪的衷心有所满意。

1998年马哈迪决心革除安华的副揆职，也在第二天将安华开除出党。这就给阿都拉一个机会被马哈迪相中接替安华留下的空缺（1999年）。先后出任副首相和党署理主席。原本纳吉也是党副主席，但未被相中接安华的班。

安华一方面与马哈迪斗争；另一方面失去所有的官职且成为阶下囚。

幸运的阿都拉做了4年的副首相后，在2003年因马哈迪退休而荣任第五任首相，也兼任巫统主席。

在意气风发下，阿都拉在2004年领军举行大选，结果因人气急升（他被马华形容为现代包青天，既廉洁又肃贪），在选举中取得空前的胜利。在国会222席中，国阵拿下199席。

既然阿都拉时来运转，也就不得不接受马哈迪的压力，委任纳吉为副揆。这也为纳吉日后的接班奠下基础。

虽然马哈迪明知阿都拉有些缺点，但还是相信他会把国家治理好。

因此在马哈迪、阿都拉、纳吉及安华之间他们也启开了一段新的斗争旅程。

刊登于2018年7月2日《号外周报》第895期

赞同外劳不可掌厨

人力部长古拉终于宣布从明年（2019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禁外劳掌厨。为让业者适应这项规定，部长劝请业者从7月1日起就改聘本地人掌厨，而宽限期将在今年杪结束。

政府之所以采取禁外劳掌厨是要确保餐馆及小贩市场和咖啡店供应的美食素质，因为一段长时期以来，有不少顾客，包括外来的顾客投诉槟城的“美食天堂”好像变了样，没有以前那么美味可口了。

本来这只是不多人的口感，但慢慢地越来越多人不满餐馆业者提供的食物未达水平。于是经过调查，槟城市政局发现有许多本地业者聘用外劳掌厨，所以无法保证质量。但业者反映说本地人不愿从事这样的工作，只好请外劳顶住，不然就可能要“关门大吉”了。

虽然槟城早在两年前就雷厉风行地禁止外劳掌厨（2016年），也未停止抓非法外劳，但仍然未能解决问题。因为外劳可到别州或别的城市继续操掌厨工作。

如今政府准备在全国实行禁令，对业者自然增加压力，但对外劳则又是另一种打击。

其实外劳身份与工作性质的转变是有分阶段的：

首先在九十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允许来自印尼的女性进入我国打工，她们的身份是家庭女佣。

在九十年代末期，各行各业都需要外来工人，男的或女的都无所谓。这包括建筑业、清理垃圾和污水及清理粪便等等各式各样的低微工作。后来因为女佣对担任家庭工有所不满，也就趁机逃跑。这些逃跑的人宁可成为“非法外劳”也不愿自动回到印尼。当这批“逃跑集团”形成一个阵容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成为非法外劳，他们加入集团后，被分派去餐馆工作，去夜市多的地方工作至凌晨（有者更到夜店工作），既可增加收入，又可自在的一天打两份工。一旦被捕也就不认为是大事，顶多被遣送回国即是。

继之在千禧年后，政府开放给更多的外劳“进口”，除了印尼之外，也有孟加拉、柬埔寨、越南及其它比较不发达国家的劳动者。

由于政府一边抓，又另一边急需外劳，也就形成非法外劳大行其道。

因此今日我们所见的外劳，还是以印尼和孟加拉为主要来源的国家。

根据政府在2017年的统计，合法外劳有220万人；若加上非法外劳就可能超过4百万人。如此庞大的数目，也说明了马来西亚比较严重缺乏劳工。

这些年来，饮食业增加聘用外劳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本地人不大喜欢操小贩或咖啡店的工作，若有机会让他们掌厨，不但收入增加，而且也可从中学的一门技术，将来自己回国开档做生意也是值得鼓励的行业。

当然如果我们为了保持“美食天堂”的美誉，政府的大刀阔斧也是必要的。惟有这样，掌厨的人才能保证其水平，而使马来西亚继续享有“小贩天堂”的称号。

对此，我们不是否定外劳的工作能力或其煮食的水平，而是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外劳掌厨饮食业。若形成此局面，我国再也转不回头了。

趁此时“外劳厨”逐渐成为新风气时，一举“砍断”本地业者聘外劳掌厨，不单是明智之举，而且也可刺激本地业者提供高薪吸引本地人掌厨。

除此之外，毕竟外劳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他们仍然是颇受欢迎的职工。马来西亚处在发展中阶段自然要外劳来填补劳动力。因此我们在赞同“外劳不可掌厨”下，也希望政府顾及其他行业所要的劳工，切勿动辄一道禁令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因外劳短缺而停滞不前。

刊登于2018年7月2日《号外周报》第8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