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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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8.18

评希盟百日新政


根据《透视大马》报导,灵感中心民调显示,希盟在半岛只获17%的马来人支持,也只有45%满意马哈迪的主政“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显示了希盟主政百日后尚未能稳住民心,仍在观察它未来的表现。虽然马哈迪不是被“民意”监视的唯一对象,但希盟的成败和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他的主政和政策的调整。因此核心人物还是马哈迪。
尽管马哈迪已退休15年,而且年事已高,但如果他没有在2017年作出努力,向希盟靠拢和主动与安华化解个人恩怨,希盟应该是不可能在509那天破纪录地击败了不曾失败的国阵。
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也认同如果没有马哈迪的领军,巫统是不可能受重创的。毕竟马哈迪本来就是巫统的老大,也是在位最久的首相(22年)。对于马来人来说,马哈迪是他们的领袖,也会接受马哈迪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在他当政的年代从未“背叛”和“出卖”马来人的利益。
在马哈迪与安华斗争的年代,前者的政治地位屹立不倒,这说明了安华在1998年卷起的烈火莫熄只能局部“创伤”巫统(1999年的大选,伊党保住丹州政权,也拿下登州政权,更有27名国会议员),而未能打破国阵在国会2/3多数席。
即便在马哈迪退休后(2003年),由接班的阿都拉领导的2008年大选及纳吉领导的2013年大选,国阵蒙受严重打击和翻转不力,但并未失去政权。因此反对党阵营中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没有马哈迪的领军下,可以在今届击败国阵和巫统。因为希盟的灵魂人物安华尚在服刑,也不可能在大选期间内获得自由开展活动。这就是说,安华在没有自由下,能否击败纳吉仍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马哈迪另组“土著团结党”(2016年),参加了希盟,才使后者壮大起来,更打破巫统的包围圈,进入马来甘榜和垦殖民区开展政治座谈会。在这个过程中,马来人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他们知道继马哈迪之后就是安华主政,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安华对巫统人是不陌生的,他也曾是党的老二和国阵的第二号人物。这就说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掌控权还是落在巫统人手里。即使经过改朝换代,马来人会朝向土团党或公正党也要各凭本事才能见真章。如果巫统能自我新生和改革,也不能小视巫统没有未来。
这也是马哈迪忧心忡忡的。他说如果希盟各党及东马的民兴党内讧、违纪等,都可能导致成员党退党,从而促使政府倒台。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国阵政府,因有巫统主导,所有盟党都必须服从。但现在希盟地位平等,更要讲究纪律,他也隐约地以阿兹敏和安华的事件为例。
这是最近引爆的政治课题,虽然表面上一片平静,但其中的微妙就在不知不觉或潜移默化中起了变化。其一是安华在2014年力主旺阿兹莎出任雪大臣,但不被苏丹接受,最后阿兹敏当了新大臣。这其中的不快也是彼此心知肚明的。
其二,拉菲兹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不畏触法而公开养牛案虽失去提名大选的机会,但换来旺阿兹莎的信任(由她在班丹选区竞选而获胜)。也有消息指称,党内在大选前已稍然分成阿兹敏派和拉菲兹派,人选方面后来由安华折衷解决。
其三,阿兹敏在马哈迪提拔下,出任新成立且有实权的经济事务部长也引发公正党内发出不同的声音。其中拉菲兹说,部长人选应由希盟讨论,这就意指马哈迪以首相身份“壮大”阿兹敏的身价,对安华构成一定的威胁。
因为马哈迪尚未列下他任相的期限,所以安华即使参加补选出任国会议员,顶多是官拜老二。这似乎又回到1993-1998年马安两人合作的关系,其间会有什么变卦也没有人知道。
马哈迪也意有所指地说,限制首相任期也需要希盟拥有2/3的议席才能修宪,现在是不可能修宪的,其中含义就在不言中。
这样看来,即使是宣言所说,也不一定能兑现。当然正如马哈迪所说,宣言是一种指导,但不是圣经。虽然宣言指明由希盟成员中的国会议员出任议长。最终马哈迪还是选了退休法官阿里夫担任议长。在人选极适合下,也就没有异议了。
反而是承认统考一事弄得一头雾水。如果按照教长马智礼所说,要用5年的时间研究统考,现在不能答应“承认统考”,这与宣言所言的条文“背道而驰”。既然有问题就不要列入宣言中,一旦承诺除了努力落实外,也没有任何借口。若说因种族因素出现阻力,那也是存疑的。为何纳吉当政时,他可以使到马来人没这么多意见,包括吸引大量中资在马投资?也包括他在选前也承诺承认统考。以纳吉的性格,他应该有巧妙的办法做到,就不知为何马智礼“阿支阿左”(借用蔡细历语),而希盟又未形成一种共识。
其实不论纳吉引进中资的过程中有何失当之处,都可以检查和纠正的,而不是近乎全面的否定。马来西亚的新立场也显示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起了变化。首相访华之后就可见端倪了。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南洋商报》

迟来的“红转蓝”


首相马哈迪在访华前夕宣布一项好消息,政府同意所有持红色身份证(红登记)(非公民)而年龄在60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可以前往国民登记局办理手续以领取蓝色身份证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在马来西亚总共还有26万人持有红登记,其中最多是在沙巴,共有7万余名,排第二的是吉隆坡,有逾4万名;而排在第三的雪兰莪州也有4万余名。接着在柔佛州,有3万余名。
这些数目没有显示年龄和种族,因此政府未能列出种族人数。如果少于60岁的红身份证人士,也可以申请,但条件是双亲其中一人必须是大马公民,而且在过去12年里至少有10年是在我国定居的。当然也得经过简单的国语考试。
其实,有关公民权问题是在独立前就存在着。原先英国在战后(1945年)就完成对马来亚宪制的构想,它在英国(由工党执政)国会提出要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制,而且也已经将各州苏丹的权力转交给英国殖民地。
在这个宪制下(1946年1月22日公布),公民权是所有认同马来亚为其家乡及效忠于马来亚的人即可被视为公民,当时也把新加坡包括在内。
但当英国要推行这个宪制时,却面对马来人的大反对,在柔佛大臣拿督翁领导下,宣布成立巫统以反对“马来亚联邦”。结果巫统在1946年5月获准注册,英国也改变态度,同意与巫统另议新宪政。 在一来一往下,英国在1947年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用以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
在协定中言明非马来人得申请公民权,不再是自动成为公民的。这个经巫统同意的协定草案也规定“马来亚联合邦”是由11个州组成,但不包括新加坡。换句话说,新加坡不在联合邦内,因为一旦新加坡也算在内,华人的人口就可能会超越马来人。
此外,协定除了为“马来人”作出定义外,也规定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有鉴于槟城和马六甲原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也就只有槟城和马六甲两州的人民不必申请公民权,他们可自动成为公民,但其他州的非马来人就要申请公民权了。
由于这个缘故,槟州的华人在大会堂带领下通过反对槟城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宁可与新加坡一样,继续由英国管治(1947年)。但此议案不能生效,因为英国控制的槟州议会以14票对10票否定槟城华社的议案。
与此同时,即使华社在陈祯禄领导下,联合马来左翼党团抗议新宪法的内容,且在1947年举行大罢市,并提出“人民宪章”草案,但英国置之不理。
就这样,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生效,同时在4个月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英殖民政府不仅查封左翼工团及组织,也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根据一份资料显示,英国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没停止过驱逐华人,直到马来亚独立前后,已有2万人包括家眷被遣送回中国。
虽然马华公会、陈祯禄、林苍祐及林连玉等重要人物在1956年及1957年期间,号召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以便能参加选举投票。结果是在1959年选举时,已有选民217万名,华人占了75万名(比1955年普选时的15万华人选民增加了许多)。
但也有相当数目的华人拿不到或未申请成为公民,当时估计有30余万人。他们之中有些文件不齐全,有些国语考试不及格,或其他因素等一直无法拿到蓝登记而无法享有公民的权利。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也知道某些政府官员并不让非马来人容易取得公民权,因此造成有些华人从年青等到年老,当已经七八十岁了,才见政党负责人拿了一纸公民权给老人家,并上报宣扬一番云云。
但这又有什么好宣扬的?本来在独立后这一批人的问题应该逐一解决,结果是拉到今天还被告知有2万余名华人仍领不到公民权(又据说不下5万人)。
这些老人家也曾投诉被指说马来文不好,因此不发公民权。这种“考试”其实是很主观的,为什么要为难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当我在报上看到老人与政界人士拍照时,仍不忘感谢政党人士的协助,心有反感而不是感激,都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拿不到公民权?一直拿着红登记过一生?这是怎么搞的?
红色身份证意味着可以永久居住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工作,就是出国时有些麻烦,但也可以向移民厅申请护照。但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持红登记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问题就出现在沙巴,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或来自印尼的移民,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允许居住在沙巴,许多苏禄人也已成家立业。有人估计他们的人口约80万左右。因此当有人建议把苏禄人赶回去时,才发现他们已有居民证,即使红色的也好,都已是沙巴的永久居民了。
本来沙巴的人口增长不会那么快,从加入马来西亚(1963年)的50万人口,经过30年,也应超过百万人而已。但在千禧年后,沙巴的人口已超越300余万人,说明了外来移民的数目已超越土生土长的人口。虽然政府曾展开调查身份证行动,但仍是不了了之。
反观砂拉越因对移民控制得当,也没有面对如同时沙巴的大问题。
如今马哈迪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提出60岁方案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也许可以慢慢地“消化”掉。就担心解决这一波后又来新的一波“红色的人”。
但是红登记与第二家园是有所不同的。第二家园是我国政府设置的欢迎“银发一族”在我国置业全家移居。虽然他们不能打工,但可申请工作准证。若要创业做生意,倒是没有限制。就不知道第二家园的居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资格申请成为公民?还是不能成为公民呢?
因为碧桂园的计划中会有70万外来移民入住可成为永久居民甚至是公民的报导已引发争议。
说到底,马来西亚的移民政策还是有些不规则,若要真正欢迎建第二家园者,就要列出优渥的条件和具有鼓励性,否则是难成大事的。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光华日报》

17.8.18

什么是“和平演变”?


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因为要逼使中国减少其拥有的巨额贸易顺差(2017年,中国输美货值6360亿美元,而美国输华货值1304亿美元,也就继续使中国居于优势,共有3752亿美元的顺差),而是要有力挫折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及李克强在2015年提出的《2025中国制造》的高科技愿景(即中国在未来8年将能生产出尖端工艺的产品)。
这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毫不掩饰的表达美国的终极目的就是阻扰和压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要达致的目标(和平崛起是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的,同时重申中国永不称霸。10年后,习近平在2013年主政时,他就进一步表达要延续两个历史大工程的开拓,一个是陆路“丝绸之路”;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就被习近平统称为“一带一路”。
在这个信念上,习近平也公开地表明要在两个百年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在2021年庆祝中共建党百年时达成“小康社会”;另一个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时中国已是世界的强国,不单单是大国。
美国之所以在最近对中国展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是有历史背景和因素的,也涉及美国的重要战略(和平演变),但什么是“和平演变”呢?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苏联的政权后,这个世界就出现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一个走社会主义;另一个以美国主导,带领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路线。
虽然间中美国有对苏联的革命进行干扰与威胁,但扑灭不了社会主义,因而在1946年(战后),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大和中国的共产党也扩大所占领的土地,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威胁资本主义的地位时,他向总统杜鲁门作出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构想。结果得到总统的同意,而在翌年(1947年)成立了由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要用“和平的手段”来促使苏联政权的瓦解。
但凯南说用和平的手段需要10-15年之后才能见效。
吊诡的是,当美国希望能策动苏联“和平演变”时,却又出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崛起,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就在新中国将成立前3个月,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致函,再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这之中可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组织起来,从内部颠覆人民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艾奇逊具有信心地说,中国将会摆脱外国的霸绊,因此应该支持中国人民搞民主个人主义的运动。
不过真正使“和平演变”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影响的是1953年正月杜勒斯把“和平演变”演绎成“解放政策”。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位在艾森豪威就任总统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指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当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反政府的示威时,美国就认为“和平演变”的政策奏效,但在苏军镇压下,也使东欧的共产国家又沉默起来。
1957年,杜勒斯在纽约和旧金山分别发表演讲,明确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但对中国只能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经他的鼓吹,连艾森豪威总统也相信,因而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使共产国家“内部的变化”。
对此杜勒斯的评价是:共产主义国家担心会发生和平演变时,就会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秩序,而放弃控制世界的梦想(美国认为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主义,对资本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挑战)。
在1959年12月,肯尼迪(尚未当总统,他是在1961-1963当选美国总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目前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批评杜勒斯提出的“解放”策略缺乏具体方案,具是“空话”。为此他提出应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以便能有具体方法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的尼克逊当选总统,他就把重心移向中国。因为当年中国与苏联关系交恶,美国为阻止中苏再度联手,也就将苏联陈兵百万在边界的事告知毛泽东,并提供更多的情报予中国。
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看到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上台的克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共大会上彻底地批判斯大林,指责他搞个人崇拜)”。
其实毛泽东从1953年起就至为重视美国及西方世界挑起的“和平演变”招数,因而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开展运动,从反右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最后是文化大革命,都是谋求用统一思想来改造新一代,以杜绝红色江山被“和平演变”。他提醒人民警惕糖衣炮弹来颠覆社会主义体制。
在邓小平再复出的年代(1978-1997),他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正是美国“和平演变”的最佳时刻,但改变似乎并不彻底。
反而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发酵。在1989年时,苏联体制瓦解,成为另一个被“和平演变”的大国,走回资本主义,而其卫星国也纷纷与共产主义说拜拜!
如果说美国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也没有完全成功落实“和平演变”,那么到了习近平(2013年起)时代,他把关得更是严谨,不但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也让毛泽东的思想复苏于各类的活动中。
也许不按牌理打牌的特朗普,一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向习近平开刀,因为他等不及“和平演变”中国,也只好来硬的贸易战。后事如何,还得考察。
刊登于2018年8月16日《东方日报》

马中关系进入微妙时期 —评马哈迪重访“唐山”


马来西亚于今年509(5月9日)变天后,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奇迹。这意味着处于在野党地位的“统帅”马哈迪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步入政坛,宣誓就任第七任马来西亚首相。除了创造两度拜相的纪录外,马哈迪也以93岁高龄重新统治这个国家,是神话中的神话。
但在“改朝换代”后,第一个对华的冲击就是马哈迪对中资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喊停。很多人不解其意,也不知道是新政另有隐情或有议程,因为这意味着马中融洽的关系将因这突如其来的“喊停”或“重检”而被“僵住”了。对于今后的马中关系的演变也有待重新评估了。
毕竟马来西亚是不能忽视今日中国在政经文化教育及科技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与马来西亚成了休戚相关的友好国家。2016年的马中两国在甲海峡的军演说明了两国已发展到军事上的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印证了两国在相关课题上找到了共识。如果因为新政与中国关系疏远,冲击很快就会显现出来。若能通过互访来协调和化解其中的症结或疑问就能使到两国关系纳回正轨。
其实马中关系的大变动始于七十年代。当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敦拉萨便取代东姑出任第二任首相(1970-1976)。他为树立一个新形象。首先他推动华东南亚为非核、和平与中立的地带。因而马来西亚在1972年与东欧国家及苏联建立邦交,作为扭转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实体”。
其次,在审时度势下,敦拉萨通过他的智库研究对中国的新政策,但这边卡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马共的存在和在山区活动的同时要不要与中国建立邦交?
恰好在1972年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目的就是要转动这个世界朝向北京而不再是台湾。
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友好是希望毛泽东能摆开苏联的控制,而成为第三方,不再是中苏联手抗美国。为了迎合中国的改变,美国不再阻扰中国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地位。
1974年敦拉萨就是在这背景下访问中国的,他决心先拔头筹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非共国家,但又担心马共的持续斗争,无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敦拉萨在会晤毛泽东时,共有八次讯问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回答说:这是党对党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这两者是有区分的。
虽然敦拉萨得到的答案是预料中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与周恩来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果然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马共已接到指示以停止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在湖南作为播报基地,进而要求马共将之转移到马泰边境。
随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未及一个月,中南海发生巨变,“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权派一举逮捕,也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邓小平的复出和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也真的在40年来将整个中国改天换地而呈现新的气象(1978-2018)。马来西亚免不了受到影响。
到了马哈迪担任首相后(1981-2003),马中关系确实有意外的进展。如果说敦拉萨是马中重塑关系的牵头人,那么马哈迪就是完善马中关系的关键人物。
这是指1989年12月,马共经过41年的武装斗争后,终于在五次的谈判中取得丰硕的成果,马政府及泰政府与马共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游击战。这意味着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出森林重返各自的国家。马中关系有了更大的开放。
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亚洲各国,马哈迪倡议开展“东盟加中日韩(10+3)东亚区域合作”正符合中国走向国际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中方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以稳住亚洲各国的币值。这对当时贬值40%的马币(兑美元)是十分关键的,因为马币如再滑落,国家经济可能瘫痪。
因为中国的积极介入,在2000年时马中双边贸易已突破80亿美元,而在2009年时跃升至519亿美元。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它取代了新加坡的地位。在东盟十国中,马来西亚独占鳖头,占东盟国家的40%。
转入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与汶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六个成员国间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换句话说,中国关税将从9.8%降至0.1%,而东盟的平均关税将从12.8%降至0.6%。另外四个成员国(越南、寮国、柬埔寨及缅甸)将在2015年步入零关税时代。
根据统计,马中在2010年的贸易总额又有新的数字,高达742.15亿美元。在这之中,中国对马来西亚出口238.06亿美元;而自马来西亚进口创下504.10亿美元的高峰,以致中方贸易逆差高达266.04亿美元(根据中方的统计记录)。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在2013年时,两国贸易额首次破了1千亿美元,其中马方的顺差是266.04亿美元,但要在2017年达致1600亿美元仍无法做到,因为2017年只达到960亿美元。
在旅游业方面,自从槟城和马六甲于200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从四面八方到来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日渐增加;尤其是中国旅客更是及快加入这一热潮。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在2006年时,有53万人次访问马来西亚;在2011年时,首次超逾100万人次;下来2012年破120万人次;2013年则冲过150万人次;2014年因受马航事件的影响,来马的中国游客减少,及后在2015年又提升至164万人次。
根据中国使馆方面透露,在2016年时,来马的中国游客已飙升至260万人次;更有业界估计在2018年会创下300万人次的新纪录。此外,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之一。1996年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包的工程为1.6亿美元;1997年提升至2.7亿美元;而在1998年则降至1.6亿美元,因为在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亚洲国家。
但到了2002年,又恢复到1.3亿美元的工程;2003年增加到2.3亿美元。到了2006年再增至4.3亿美元。在2007年及2008年分别高达6.5亿美元和7.6亿美元。
贸易额成长的同时,马中又有了工商业投资。例如在1984年,马来西亚有了在中国可记录的投资额。从1984年到1992年间,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实际投资为4797万美元。及后又有所增加,比如在1995年,投资额达2.59亿美元。
到了2008年,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项目有4451个,实际投资金额为49.28亿美元,所投资的项目包括机械制造、电力开发、橡胶、食品加工、家具及饲料等。后来再扩大到电子零件、金融、保险及商业零售等。其中两大项目是金狮集团的百盛百货集团及郭鹤年承办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虽然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较晚,但在2013年后则迅速成长,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2001年及2004年时,华为和中兴在马来西亚电信业作出投资。在2008年,中国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领域中作出投资。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马来西亚已成为中国的投资重点。在2015年的记录中,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增长超过10倍,已累积超过33.8亿美元,领先于美国、日本和新加坡。
根据世界银行和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2016年,中国国企在马来西亚的建造和投资项目高达356亿美元。
另外彭博社又报道,在2017年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贡献了马来西亚全部外资140亿美元的7%。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对中国在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达到48亿令吉,而在2010年时,仅有6亿令吉。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国,占马来西亚同期获准的外商投资总额的17.4%,共33个项目。
综合所述,从2010-2016年,中国累积对马来西亚投资182亿令吉,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在全部282个获得审批的中国制造业项目中,总价值140亿令吉的197个项目已经落实,也制造了30341个就业机会。
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马来西亚的战略地位是因为在亚洲国家中,与中国非友好的国家有印度、日本、越南和新加坡;印尼的态度则不大明显。因此选择马来西亚不仅可防御一些亲美国家的包围,而且也能够确保马六甲海峡航道的安全(每天有10万艘油船经过,中国占了80%,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
但为什么马哈迪会对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抱怀疑态度?主要是一马公司丑闻于2015年爆开后,这间公司又与中国公司进行买卖。
根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尤索夫伊萨所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增加,马来西亚也包括在内。然而真正引起马来西亚国内对中国投资点的是Edra下属的电力资产出售给中国广核集团(CGN)。这宗交易在2015年11月完成。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将旗下的Edra子公司整体售给中国广核集团,后者付出98.3亿令吉(23亿美元)的股权价值,承担Edra经营业务的所有相关债务和现金。
抑有进者,在一马发展公司出现争议性之际,前首相纳吉在2016年也把一马发展公司带进参与了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项目。
犹记得在2016年时,当彭博社引述碧桂园在柔佛依斯干达区建造1千亿元的森林城市后,将会有约70万外国人有机会移入马来西亚,而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对此马哈迪的反应是这等于把国家的土地和房屋权让给外国人,也会造成外国人大量涌入居住(总计要建30万套房子)。他的担心也打击了碧桂园的销售计划。根据了解,碧桂园是中国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在广州)。原本是计划从头到尾耗资1000亿美元(合约6300亿人民币)开发森林城市,地点在位于柔佛的依斯干达区,距离新加坡只有2公里之遥,面积60英亩,内有四座岛屿组成。在2016年的报告中显示销售成绩十分理想,共卖出127亿元。后查知是万余名员工每人要买一套,先缴交2万元定金。因此实际收入不是这个数字。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2017年时,中国人想利用买房将存在国内的资金外移,却被中国政府卡住了,怀疑内中有不法的资金转移。就这样在“走出去”的政策下,中国发现有巨大的资金流向海外,约3.8亿美元(过去10年,从2007到2017年),严重地影响森林城市的进度。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看准在马六甲兴建一座“皇京港”,约耗资300亿人民币。因为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等于保护中国石油供应不会中断(从中东运入南中国海)。不过据交长透露有关计划尚未动工,也不知原因何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今年3月,有50名多数来自中国的业主到新山房屋仲裁庭投诉发展商碧桂园承诺售予的产业“货不对版”,不但环境质量差,设计有误,而且公用设施不安全。
就是因为未达标,这些业主(中国人占50%,新加坡人占30%及马来西亚人占19%)与屋主代表会商议没有结果,但碧桂园金海湾私人有限公司(GDB)发文告说会解决购屋者投诉的问题。如何解决?尚未有方案。
由于碧桂园属于中国私人企业投资(属于杨国强的企业),政府未能插手,但也停止了海外项目的销售。可是另外涉及马政府的大型计划就在马哈迪上任后不久,马上腰斩其中三大项目,其一是东铁计划(ECRL)(从巴生港一直延伸到吉兰丹的道北),由中国贷款500亿令吉,利息好像是3.25%,可在落成7年后才开始分期付款。后来政府折算一下,总开支要810亿令吉,但它能提供服务的回收未与实际成本接头,也就是被认为付出多,获益少。
其二是正谈得火热的隆新高铁工程,马新已签署了合约,似乎中国有份参与,但总造价是1100亿令吉。马方说这只是将隆新的旅程缩短成90分钟。若与飞机比较,虽麻烦些,票价高些,但耗时相差不多。因此又是被“归纳”为不划算的大工程。
本来马方是说终止此计划,可能要作出赔偿5亿元予新加坡,后来又改成“未放弃,在检讨中”。
其三的项目是指位于沙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TSGP),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而由马来西亚政府作担保。有关计划是敷设三条海底通管,耗资94亿令吉,但马方说已付出83亿令吉工程款项,却只完成13%的工程。
如果按照马方将相关的计划“冷冻”,则马方将减少逾2千亿令吉的基建开支,也不必负债那么多,但真正的内情又如何呢?另一方面,中国从2016年起加紧对马来西亚的合作也是有其议程的,主要是“切开”东盟国家加入反华的阵线,而马来西亚的战略位置正好对各方都起着制衡作用,才引发中国大手笔在马方进行投资。
至于在市中心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西大楼(TRXC)是属于财政部的独资子公司,它已经将所拥有的土地售予国内外公司,包括Mulia Property Development、汇丰银行(HSBC)、艾芬银行(Affin Bank)、朝圣基金及WCT和IJM怡保工程。这座楼高106层的国际贸易中西大楼为Mulia公司所有,是属于中国建筑公司承建,但没有股份参与。
由此可见,马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人太多;尤其是合约的签署和银行的贷款。
如果连中美的贸易战也连带其中,则中国被迫下调人民币汇率10%有余来应对美国对华入口获得高征税,也会影响中国向马来西亚的进口货量和放缓对马的大投资计划。美国对华的贸易战目的是要拉近两国的差距。换句话说,要将中方的2000亿美元转进美方的45000亿美元的负债表,以下降到25000亿美元左右。
美国认为,征高税可使中方屈服;中方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胜负未定。
就此而言,过去七度访中国的马哈迪又要在8月17日访华五天(第八度访华),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和太重要了,但不能因为怕负债而放弃发展。
毕竟在国际事务中,平衡与制衡是最好的处方,一旦厘清一马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关系后,两国之间就应该在更健康的基础上开展双赢的合作。
刊登于2018年8月15、16日《南洋商报》

15.8.18

能伸能屈的巫统


我对这两个月来的变化感到吃惊,其一是在5月9日竟然会发生“变天”和“改朝换代”的大事,因为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没有人敢想象会换中央政府。不仅纳吉信心满满地说,如果华人希望有华裔部长在内阁内就要支持国阵的华基政党,反之如果华人不珍惜那就没有办法了。
与此同时,马哈迪虽也是希望击败纳吉起而执政,但他仍没有把握,且认为纳吉可能会“玩臭”。
至于选民也没有看好布城会换主人,但因为消费税(GST)的实施,市场的萧条也导致人民怨声载道,再加上一马丑闻不断沸腾,也给了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一个机会加速推动政党轮替的落实。
其二,我一向以为执政党的思维是当家作主,指手画脚的,怎么会因为变天而成了反对党。
不仅于此,国阵的巫统国会议员一下子就适应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这一转变原本是很难,也是很痛苦的,但巫统领袖一个个都出现在国会与执政党唇枪舌剑。这说明了巫统的议员也可以办好反对党的角色。
因为这样,我倒要对巫统议员另眼相看,因为有人说国阵的华基政党只会做官,不会转过身来“降尊纡贵”当好反对党。当然说这话也许有些刻薄,因为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变天时(2008年),马华和民政的议员已是少得可怜,甚至在议会中没有席位;尤其是在2013年及2018年的大选又是几近沉没,要在议会扮演反对党角色也没有机会了。
其实在民主的国家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看齐,即拿得起也放得下。比如英国和法国的大选,执政党一输马上就移交政权而成为反对党。因为历史的因素,西方国家早已习惯这样的政治玩意儿。就是马来西亚人没有感受到变天的可能,顶多是一些州的变天,也动摇不了中央。
中央政府在独立前已是巫统挂帅,在独立后更是明显。它不但在西马是不倒翁,而且在东马也牢控沙巴和砂拉越的地方政党;更甚者,巫统在1994年东渡沙巴后,就在2004年的大选后由新任首相阿都拉一声令下,沙巴的首席部长不再轮任(每个执政党担任两年)而是由巫统的人担任。这意味着马哈迪在1994年承诺的首长轮任制已不见了。
当然马哈迪也希望西马的政党可打入砂拉越,可是砂州的土保党抢先一步脱离国阵,另组“政党联盟”与中央保持友好关系,也就不容易让土团党打进砂拉越。
与此同时,沙巴的沙菲宜也有先见之明,自组民兴党,不受制于土团党,也就在大选后与希盟成为合作伙伴,并进一步将沙巴的巫统瓦解。
今天的巫统已剩下51席,还得提防有议员跳槽。因此不论是纳吉或阿末扎希,他们必须要尽快重塑巫统形象,即使做反对党也要做一个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反对党。唯其如此,才能稳住军心,才不会发生青蛙乱跳。
此时此刻,巫统要受得起考验,如果过不了关,未来就不易翻身了。

刊登于2018年8月13日《号外周报》第901期

美国全面“封杀”中国?


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看待中美的贸易战只涉及经济利益,因为在7月美国启动贸易战之前已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作了全新的部署,贸易战的背后还有更大的杀伤力。
本来美国把亚洲这一地区称为“亚太地区”,而在2009年时,李光耀曾吁请美国重返亚太,以制衡大国的军事力量。结果克林顿总统做到了。到了小布斯总统当政时,把主力放在打恐方面,也就有了2001年打阿富汗及2003年打伊拉克的悲剧发生。
待到奥巴马主政时(2009-2017),他也开始注意到印度的重要性,因而在一次访印时,他支持和主张印度也“和平崛起”,不让中国专美(中国在2003年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
到了特朗普上台(2017年),他进一步将“重返亚太”易名为“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其目的就是拉拢亚洲的反共国家能结成一条反华阵线。这些国家除了原有的日本外,如今又加上印度、澳洲、纽西兰、印尼、新加坡及越南等国。不过新加坡因国小已表明不倾向任何一方,以求自保。越南虽然已与“死敌”美国重归旧好,但忝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不能再公然与中国翻脸。至于印尼,基本上是比较倾向美国的,但也不希望与中国交恶。最近美国情报人员据称在印尼掀起“反华运动”就是旨在提醒印尼人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大屠杀。
澳洲也因中国大举移民,又出现中国过度渗透的争议,更有议员和政府将澳洲拉入反华阵营,如今连纽西兰也有此舆论了。
试想想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它有应从哪方面着手?
最名正言顺和符合战略地位的就是马来西亚。中国知道缅甸、寥国、柬埔寨不属于战略位置,菲律宾位于亚洲大陆连成一道,汶莱也属于弹丸小国,因此只剩下马来西亚是中国最主张加强合作的国家,以确保“一带一路”能够从马来西亚打开一条通道。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位于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海峡自八十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油船必经之途,一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大大小小船只约有十万艘,其中80%是运载石油到中国的。因此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一定要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与和平,让货运船只顺利通航。
除了在过去数年加大投资外,也与马来西亚有过两次在马六甲海峡的军事演习。
马中关系也在纳吉时代走向高峰,但新政府一上台喊停,这其中的含义就未能使人明白。如果中国失掉马来西亚这一道屏障,它要突破美国对华的新包围就不容易。现在人们也正在观察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于本月17日访华所达成的协议。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面对台湾在美国庇护下的“独来独往”;尤其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台湾人可自由前往美国。
尽管中国处处卡住台湾参与国际会议,也不让它加入联合国(用台湾的名称),但台湾仍然希望美国能在贸易战中打败中国而为台湾出一口气。即便台湾能在贸易战中得到某些好处,它还是抵消不了中国游客锐减访台的困境,也在航空业上因名称被逼做出改变。
特朗普这位怪人也真是让大陆对他摸不着头脑,特别是蔡英文电告特朗普恭贺他当选总统而获得美国总统的接听,实在不寻常。
当然美国用贸易来压制中国可以减少流血和人命的损失,但它真正目的是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筹码(搞台独和港独)来刺激中国的不变立场。不过香港独立几乎是没戏了,而台湾则在国际上挑起习近平的神经线。
只要美国能拖延和挫折中国的和平崛起,逼使中国的两个梦(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百年)不能达致所要的政绩。前者是落实一个小康的社会;后者是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国。
其实美国当今的对华政策与60年前的对华政策大不相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48年毛泽东行将胜利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还为此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专门讨论印支和平问题),周恩来准备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却遭后者的拒绝,而成为外交课题。
过后在1957年时,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并希望通过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开放来改变中国的体制,即让资本主义复辟。但毛泽东严守把关,将美国人的“阴谋”揭穿了。
正因为毛泽东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格外小心,也就在反右斗争后又掀起大跃进运动(1958年),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继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比起反右斗争、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更加的激烈,这与毛泽东不让西方国家渗透有关。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文化大革命可以使人的思想纯洁和只向往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就不怕西方文化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红色江山。
就在习近平这5年来(2013-2018)鼓吹中共“不忘初心”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分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死都要扼住习近平的喉咙”。
两位巨人的交手仍未分出胜负,但不论是哪一边占上风,其结果是没有赢家收场,理由是谁都不想也不能屈居下风。因此这场贸易战将改变世界的格局是不容置疑的。
刊登于2018年8月13日《光华日报》

安华不败的神话


安华的故事比起中国强人邓小平的三起三落更加精彩;也不比马哈迪的传奇逊色。
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1947- )的神奇故事起于学生时代。当他在马大念书时,他是马来语文学会的主席,也是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的主席(1968年)。
当1969年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安华支持马哈迪对东姑的抨击。虽然在同年较后马哈迪被东姑开除党籍,但安华却已成为他的追随者之一;尤其是马哈迪著作《马来人的困境》出版后即遭查封时(1970年),安华是第一个摇着《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在游行斗争中为马哈迪造势的。他们两人后来成为政治盟友,也曾闹翻成为政敌,迄至2017年才“一笑泯恩仇”。
其实安华的精彩故事也是与马哈迪不可分割的。当他在1972年成立回教青年运动(Abim)时,已展现他对宗教知识的渊博,给马哈迪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马哈迪在1981年拜相时,安华成为第一个“打进巫统,纠正巫统”的急先锋。刚巧马哈迪也希望招揽像安华这样具有魅力又有回教形象的人加入巫统,两人也就一拍即合。巧合的是,也是在1982年,许子根及郭洙镇等华教人士也参加民政推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双方的不期而遇曾一度擦出火花。
安华通过Abim的组织也吸纳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法兹诺,及当下回教党主席的哈迪阿旺等人。因此安华成了青年回教徒的偶像;特别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他们更视安华为“导师”。他在马哈迪的“放行下”,很快在巫统出人头地,先是在1982年当选峇东埔国会议员,并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后是在1983年挑战巫青团长而成功。
安华对马哈迪的重要性是在1987年党选时,当时面对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全面争夺巫统领导权。在势均力敌下,安华全力支持马哈迪的A队,终于击败B队而成为政治霸主。安华则在那一年中选副主席,并出任教育部长。
由于他的辩才出众,安华很快在党内形成一个帮派。在1993年的党选中组成“宏愿队伍”,其成员有安华、纳吉、慕尤丁和泰益(雪大臣)。
然而在1997年5月出任代首相时,安华不幸面对同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在几乎无法招架下,马币节节败退。后来马哈迪销假回国述职,亲手处理财政危机,也借故将前财长达因召回而架空安华。直到1998年6月,对安华不利的消息满天飞。庆祝国庆后的隔天(9月1日),马哈迪宣布马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3.80令吉,以稳住市场,马币贬了40%。
翌日(9月2日),马哈迪正式革除安华所有官职及在9月3日开除安华党籍,一场不妥协的政治风暴促成“烈火莫熄”运动。
不久之后(9月20日)安华被逮捕,从堂堂的副首相跌进深渊成为阶下囚,其可悲情景,也难以想象。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指“安华涉及不道德性行为”。虽然安华即时成立了国民公正党(1999年)与国阵(巫统)相抗衡,但只壮大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行动党也无所得益。
眼看安华在2004年8月服完刑出狱后,已无大作为,一度被“宿敌”阿都拉视为“透明人物”。但安华卧薪尝胆5年后,决意在2008年再一次冲刺。结果给政坛带来巨变,对安华来说,下一届大选他一定会拿下布城。但对纳吉来说,这是天方夜谭。因此两人在2013年大选决高低。安华知道如果他再拿不下布城,他就会因第二次“鸡奸”罪被判坐牢,届时要翻身也不易了。在大选后,悲剧不幸言中。
正当安华有所犯愁时,马哈迪也因纳吉的刺激在2016年自组土著团结党。除了与希盟(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合作成为一员外,也用马哈迪的威信作抵押,最终一致认为由马哈迪领军,将会有奇迹出现。
同样的,安华的两度受控和两次入狱,已被“看死”政途无望,怎料在风云急变下,希盟竟在5月9日拿下布城。
不到一个星期,安华又再一次闪亮登场。而这一次更为轰动的是,他即刻获宽赦,可随时出任高职。只不过是要用20年的牺牲来换取这一刻的荣耀。
若无意外,安华将在两年后成为我国第八任首相。他跌宕起伏的政治路上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把它串起来就是一个“不死的安华”又再站起来了。
刊登于2018年5月28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白热化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自今年7月拉开序幕以来,双方的对峙和反击已变本加厉。例如在6月1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来自中国内地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这是第一部分的产品,共有818个产品。而第二部分产品包括新提出的284个中国产品,进口价值大约160亿美元。两者合起来共计500亿美元于7月6日起生效。中国商务部形容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在文告中提出警告:“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输华产品加收新关税,提高非关税壁垒或对美国出口商或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惩罚行动,美国将谋求额外的关税。”
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并未屈服美国的压力,反而宣布对原产于美国而输华的产品共659项,约500亿美元也将在7月6日起实施25%的关税。
在7月10日,美国政府进一步对华进行打击。这一回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后来又改为25%。
虽然如此,中国没有妥协的意思,于8月3日又宣布将对美国输华约值600亿美元的产品(5207个项目)加征25%-5%不等的关税,生效日期有待宣布。
在贸易战升级和加温下,虽然尚未分出胜负,但特朗普在8月4日在推特上说关税正重创中国,美国正在胜出,而关税的效果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在过去4个月里,中国股市暴跌了27%。
特朗普还这样说:“我并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许多年前,那些代表美国的愚蠢或无能之人已经输掉这场战争。现在我们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另外3000亿美元是因为知识产权被侵法和偷窃(对全世界)。”
在这方面,特朗普所指责的是中国造成美国因贸易逆差而负债8000亿美元,其中2017年美中的贸易额是美国产品输华共值1304亿美元,而中国产品输美国共值6360亿美元,因而美国出现了375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方却成为贸易顺差者,且连续八年都居于顺差地位。
对此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提出必须在2020年时,减少贸易逆差数字2000亿美元。白宫网站这样说:“特朗普总统的贸易行动是对中国多年来不公平贸易行为所作出的回应。”
特朗普之所以有此偏激的民粹主义思想纯然是以美国优先作为考虑的。不再像以前的领导人站在主宰世界的立场企图改变中国。因为他身为亿万富翁,是比资本家还要保守的资本主义信仰者,自然不会卖社会主义的账。
综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是由下列因素累积而成的:
(一)特朗普不能忍受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居于有利的地位,成为贸易顺差的受惠者;而美国则长期面对贸易逆差的束缚,而无法强化对工业与制造业的地位来缓和失业率。因此中国被认为是牵制美国经济的“始作俑者”。
(二)特朗普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的八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制造2025》有不同的看法。李克强指出要在2025年时,中国有能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长辈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能或可再生能源电力装备、农机信息整合系统、纳米高新材料或模块化建筑及生物化学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总归一句就是向高科技领域迈进,以成为中国制造的品牌。
按照国务院的推算,到了2025年,中国将从“制造大国”晋升为“制造强国”。再过10年,也就是2035年,中国的制造也将赶超德国和日本的目标。
美国对中国的宏伟计划很不是味道,也就借这次的贸易战拉住中国的后腿,使之不能走得太快。万一有朝一日赶过美国,岂不是让中国做老大了?
(三)因此美国新政府的思维已不能放在“和平演变”这战略上(在1957年美国政府寄望通过内部使中国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形容这是资本主义用“糖衣炮弹”来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
(四)此外,美国也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因而启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正式对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方面是否有问题,结果对大型洗衣机及光优产品征收30%及50%的关税,也对中国铝制产品征收极高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在这方面,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的谈话已表露即使向中国下苦功也还是不能改变其体制的。他在今年3月22日说:“美国一直认为透过经济开放就会促成中国的民主化,但中美贸易一直并非公平互惠。再者《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生竞争,美国不能让中国在这些领域上领先,因这涉及美国的国家与军事安全。”
一语道破了贸易战的起因和对中国的打压是为了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在军事上的真正对手。因此只要习近平能渡过特朗普的压力,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就不是梦了。
刊登于2018年8月1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