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视新闻”开步走感言”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简称韩视新闻）经过五个多月的筹备与试播后，我们终于在昨天正式开步走，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主持“开唛”。它标志着肩负时代使命的韩江学院在大众传播事业上又跨上新的台阶。除了由新闻专业人士及讲师带动学生积极参与电视与新闻编采工作，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广播人及新闻工作者外，我们也决心通过网络把《韩视新闻》发展成一个双语的独立媒体，兼收并蓄各方意见和评论，包括政府的，反对党的和民间的。因为我们坚信政策是需要透明与精简传达的；也相信有批评才有进步。也唯有让新闻传播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启发人类的心智与开拓新的视野。这就是文教事业千古不变的定律。

感谢高科技带来电脑的“革命”，也感谢多媒体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把师生的智慧溶于一炉，通过电脑折射出多姿多采的节目。要不然我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包括财力，人力和物力）开办电视台及平面媒体（报纸）。因为后者涉及的管道成本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要有准证才行。

我曾经沉浸报界25载，深切地感受到华文报生存和发展之不易。单就华文报而言，它的变化也是令人侧目与意想不到的。首先是康有为（保皇派）及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舆论阵地在廿世纪初叶为马新华文日报增添异彩，但在1920年之后英殖民政府便实施了“印刷法令”和“登记法令”，管制了报业的走向及华教的发展。虽然如此华报和华教在华社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仍然昂头挺进。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之中华文报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后，华文日报又再一次大鸣大放，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华报有减无增。直到今天，在西马，仅有三家华文日报是战前的产物，显现其强韧的生命力；而另三家则是战后的产物，其中两份则是80年代之后的产物。其它在战前或战后的华文日报不是改头换面，就是消失在人间。这就是说，只剩下六家华文日报服务整个西马华社，值得重视。在这方面，政府延续其对新闻与印刷的管制固然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的运作。如果两者缺一，也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一旦两者兼而有之，风险依然存在，包括投下的资金是有止境或无止境的？开放的尺码有多宽？
幸好，我们在多媒体网络的空间下，得以避开“申办”和“资金”这两座大山。虽然这与有执照的电视及日报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但做为一个起步和补足教学的电视新闻网络，我们需要媒体多多关照，也需要各界多多指教。请浏览“韩视新闻”（www.hctvnews.net）

宋子文与蒋经国

写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蒋介石与宋美龄”及“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后，不禁掷笔长叹，天底下竟会有三姐妹在一个时代操控了中国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国民党迁移台湾（1949年）；又从台湾插旗“中华民国”（1949）到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前前后后，约有83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所述的人物外，有另外两个也属于“蒋宋王朝”的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宋美龄的兄长宋子文（宋庆龄弟弟），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宋子文（1894-1971）也是留学美国的。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1917年回国，曾应孙中山之邀主理广东军事政府财政，并负责筹办中央银行。1924年出任董事。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宋子文起初并不靠向蒋介石，也不同意其妹美龄下嫁蒋介石，但在其姐宋蔼龄的利诱底下，转成支持蒋介石，撮成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正因为有此转变，蒋介石也投挑报李，于1928年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又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不但为宋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也与孔祥熙一道成为蒋介石的钞票提款机。蒋介石则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付他的敌人。

虽然在日本入侵东北省的“九一八”事件（1931）后，他曾主张反日；也在1936年张学良绑架蒋介石促其联共抗日时说服蒋介石与毛泽东连手抗日，但在整个过程中，他是不遗余力支持蒋介石的，更在战后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因而与中共站在对立面。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他辞职旅居美国一直到逝世。

这就是说，宋家的人在中国解放（1949）前夕，已先后逃离祖国，包括宋蔼龄及宋子文。而宋美龄则在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也移居美国，一直到逝世（2003），只剩下一位宋庆龄坚持留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应毛泽东之邀，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一。宋家的一代显赫历史，独由宋庆龄在中国发光。当然宋庆龄也不再具有权势，不再是“宋家天下”的中国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上阵父子兵”的观念之下，最可靠的是培植孩子成为接班人，因为他也知道“大难来时各自飞”的道理，于是蒋经国就在蒋介石的庇护下，逐步的掌握政治权力。

蒋经国（1910-1988）年轻时也是热血叛逆青年，蒋介石对其不放心，在1925年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学。

1927年蒋介石血洗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蒋经国欲回国不得。斯大林间接把他当为“人质”，留他在红军部队里受训，又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三年。吊诡的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是将蒋经国送到美国留学，而是将他送往苏联共产国家，本身则在国内与中共势不两立？同样奇怪的是，即便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却未受到洗脑，一生坚持反共。而这样的一位人物，竟也娶了苏联姑娘为妻子，她就是后来被称为蒋良方的苏联人（原名苏娜）（1933年）。

蒋经国未能如愿回国，且一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主要是在中共坚持下，苏联把蒋经国困在苏联，以牵制蒋介石。但心肠如铁的蒋介石却大开杀戒，与中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1937年因西安事变，蒋介石再度与毛泽东合作抗日，蒋经国才得以回国，投入国民政府工作，派往江西训练保安部队。1944年蒋介石调他到重庆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原本蒋经国希望战后（1945）能在东北发展，不料已成为中共势力范围，只好转入上海协助督导经济。

1949年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带蒋经国撤到台湾。在台湾，蒋介石没有了宋家帮忙，便悉心栽培经国在党政军方面插手政务。虽然此时属于第二号人物是陈诚，但他始终不是蒋介石嘱意的接班人。因此也种下蒋经国与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明争暗斗的苦果。在这方面，蒋介石另立一个“小国民党”，让蒋经国操控，避开陈诚的“监视”，同时也安插经国出任副国防部长。

由于陈诚在1965年病逝，才使得蒋介石去了心头大患，便任命没有权势的严家淦为行政院长，以便为经国日后掌权铺路。此时经国已升为国防部长，权力逐渐扩大。1972年，蒋经国取代严家淦（副总统，但卸下行政院长）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基本上已完成了蒋介石安排儿子接班的布署，也扫除了所有的障碍。

1975年蒋介石逝世，严家淦出任总统，但为非实权人物。因此国民党主席位子落在蒋经国身上，又身兼行政院长，已是实权人物。1978年，蒋经国在严家淦推荐下出任台湾总统，完成了蒋介石的心愿。

子承父业之后，蒋经国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本土化国民党，民主化政治，也极力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当他在1987年逝世时，权力已转移到台湾人的手上，那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开始。

李登辉走的是一条摆脱蒋介石的道路，也尽力去中国化，极力主张台湾是另一个实体。也因为李登辉在鼓炊“两个中国”时也带有台独的影子，终于在他卸任时，权力移向他暗中支持的民进党，扶出了一个陈水扁（2000年）。

陈水扁为台湾启开了一个乱局，这就是我们今日在台湾看到的乱象。

孔祥熙与宋蔼龄

宋家三姐妹中，最美的是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最有权势的是三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而最有钱的是大姐宋蔼龄。

宋蔼龄（1889-1973），最早赴美国留学（1904），在乔治亚州梅肯市卫斯里女子学院毕业后，在1910年毕业回国。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她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果实被袁世凯夺取而变质后，愤而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推翻言而无信的袁世凯独裁政权，一时迫于情势不利乃在1913年避走日本。此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了日本。宋蔼龄又再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正在这个时候，由于丧偶心情欠佳的财阀孔祥熙也来到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协助孙中山筹募革命经费，因而结识了宋蔼龄。两人日久生情。一个有钱，一个爱钱，也就撮合这场婚姻。1914年孔祥熙与宋蔼龄在日本横滨结婚。

孔祥熙（1880-1967）算是孔子的后代，但先祖孔宏用在明朝时已到山西做官，也就成为山西人。1901年，孔祥熙到美国留学，后考进耶鲁大学，1907年考获耶鲁理化硕士学位。回国后，孔出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主要顾问，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也为家族累积财富。1910年，孔祥熙与一位教会学校收容的孤女结婚，经过一段恩爱生活后，其夫人不幸得了肺病，于1913年8月逝世。伤心的孔祥熙也就暂到日本，此时他已是腰缠万贯的人，终于谱成第二春。

正因为25岁的宋蔼龄找到33岁的“如意郎君”，也就把她的秘书工作交给宋庆龄。就这样，她算是间接地促成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1915）。

另一方面，她也是直接促成其小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

无疑的，这两段的小妹婚姻为宋蔼龄的身份与地位加以筹码。孔祥熙在再婚后就一直跟随孙中山，且成为孙中山遗嘱的签字人之一。无形中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在孙中山逝世（1925）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协助下，看准蒋介石对他们的敛财更有利用的价值，于是就把宋美龄押在蒋介石身上，结果使到蒋介石与孔祥熙政经勾结无间。

在《宋家王朝》一书中，作者斯特林Ÿ西格雷天有一段这样描述宋蔼龄的：“宋蔼龄是一个能伤人的人。结婚以后，她接过了掌管孔家财产的大权，主持秘书和账房们在各处住宅的工作。她常常让秘书白天黑夜不得闲。有一段时间，她在中国声名很坏，因为她利用丈夫的地位得到秘书的金融情报，在投机生意中大获其利。”

约翰Ÿ根室在1942年出版的《亚洲内幕》一书中，这样形容宋蔼龄：“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

为孔祥熙生下二男二女的宋蔼龄，与其丈夫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他们利用蒋介石提供的方便跻身成为中国最有“权钱”的人物，当然他们也使到蒋介石有经济力量来打击异议份子，尤其是对共产党展开残酷的迫害。

在1937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年代，孔祥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此时孔已出任蒋介石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才逐渐退出官场，转而在金融经济上无孔不入，也不时发生违法经济丑闻。他的崛起曾使到蒋介石能得心应手获取经费巩固政治地位。但也因财雄势大，无所不干，被中国百姓千夫所指。根据保守的估计，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战后总共拥有10亿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份已运出中国。1946年他把宋蔼龄送去美国，理由是她“身体欠佳”。1947年，孔祥熙见大势不妙，也溜到美国生活。由于财富惊人，孔祥熙在美国时也不忘支持美国政治人物，希望他们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承认毛泽东的中共政权。

虽然如此，孔祥熙和宋蔼龄也在美国渡完他们最后的一生，他们曾经在中国政经界呼风唤雨，但最终躲不过历史的裁决，成为新中国人民的民族罪人。

单元思维VS多元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时，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能铸造出“马来西亚民族”。而现任首相在今年4月提出第9大马计划时，也强调“政府的使命是全民享有进步而不分种族和宗教”。为此他要求“人民强化知识，以便拥有第一流的思维”。换句话说，两位首相都期望能在预订的时间将马来西亚纳入先进国的水平。

可是转入今年6月以来，出现的许多论调与争执都是与我们追求的宏愿大计背道而驰的。这些言论大多出于单一思维的索求与伸诉，例如“种族的输赢论”，“某一种族被边缘化论”，“股权的比例尚未达到30%”，“新经济政策不能取消”等。

更进一步，因为认为单一种族存在所说的现象和问题，而将之转为政治课题，但采用的仍是以种族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首席部长轮任制”，“某些机构的主权应让给马来人”，“大工程应交给土著公司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等等。这种用政治手段代替经济议程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难道这样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虽然我们不认为目前的争议会使种族关系吃紧，但如果不加以缓和与化解，势必破坏社会的和谐。甚而致使外资举棋难定，经济发展受阻，政治转回保守种族路线，到头来是人民的损失和国家形象的降落。

因此积极的做法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全面的评估，深入的探讨症结所在。尽管我们的国家因体制的种族化而存在以种族为结构的政党，但我们应该从宏观来诠释所有的课题，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各种族都有代表的“国阵”吗？既然国阵是当前的执政党，理应将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尤其是种族和宗教课题拿到台面上讨论，不是好过各自政党自我表述和自我下判吗？此外，反对党和民间的声音也应考虑在内。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种族被边缘化”而在于各族贫富差距协调不力，进而成为某些政客藉此转为种族课题却伤害了其它族群的情感和尊严。这也是违背新经济政策下的不分种族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

当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事件后被视为多元种族和谐生活的典范时，我们不应轻易地被种族和宗教问题蒙上阴影以阻止国家朝向全球化。既然坚持要走先进国路线，就不能不扫除似是而非的种族论调与行为。公正与公平，合情与合理的施政，承认各种族的基本权利与权力才是达致先进国的先决条件。不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以单元思维取代两位首相订下的多元理念和国策。

蒋介石与宋美龄

“政治婚姻”是屡见不怪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蒋介石（1887-1975）原是一介武夫，在国内读的是陆军学校，留学日本也是进入军事学堂（1906年），对他最大的启发是《孙子兵法》，因此他一生中不忘用《孙子兵法》中的“诡道”对付他的“敌人”，但也包括在何时何地争出位。1908年他在友好与恩人陈其美（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的重要追随者之一）的带领下参加了孙中山的盟会。

虽然对军事不离不弃，但蒋介石在14岁时即与一位村姑毛福梅结婚。他们在1910年生下了后来成为台湾第二任总统的蒋经国。

风流的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靠向孙中山，也混进当时杜月笙呼风唤雨的“青帮”，成为即是“革命者”，又是黑帮头目的双重性格人物，养成生性沉着和暴戾。在生活上，蒋介石也放纵自己，流连于当时的青楼。1912年时他结识一名青楼女子姚怡琴，把她接入家中当成“如夫人”，帮他扶养在日本生下的第二儿子蒋纬国。

1921年，蒋介石又在青楼看上另一位多才多艺的陈洁如，促使蒋与发妻离婚，又一脚踢开姚怡琴，便与陈小姐按佛教仪式完婚。她成了蒋介石的新夫人，以蒋夫人的名义出入上流社会。
1922年，蒋介石参加宋子文在上海孙中山家里举办的特区基督教晚会。首次惊鸿一瞥的看见宋美龄，对她产生了特别的感情。

宋美龄（1897-2003）是宋查里的三女儿。她的大姐宋蔼龄嫁给大财主孔祥熙，在金融界叱咤风云；她的二姐宋庆龄嫁给革命首领孙中山，身份非同凡响。而宋美龄与她的姐姐一样，都是留学美国的。1917年她从美国韦斯利学院毕业归来，那时宋庆龄已是贵为孙夫人了。

1918年其父宋查理病逝。美龄就与其母亲同住，在1922年邂逅蒋介石时，仍是云英未嫁，但蒋介石已是有三位妻子但逐渐在军事上成为孙中山的好帮手。

为了达成追求宋美龄的目的。蒋介石央求孙中山介绍其妻妹给他，声称他已离了婚，但未提及他尚有一位新娶一年的妻子陈洁如。孙中山说此事要和宋庆龄商量。庆龄反应十分激烈，坚决反对。她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同时美龄的长兄宋子文也不赞成此事。他们显然认为蒋介石不适合追求宋美龄。

但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则持不同的见解，她极力赞成并想撮成这段姻缘。因为她看到政治的权力十分有助她的财团的巩固和坐大。

在宋家意见不同下，蒋介石的追求宋美龄就不是一蹴即成的。而是经过一番的磨练才突破所有的阻力。当然最主要的是宋美龄也是估算蒋介石将来成能“大器”，嫁给他也就是与权力结盟。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介石尚未追到手，但已是找到突破口，收买了宋子文，与宋蔼龄及孔祥熙一道说服宋母同意这门婚事。

不过，蒋介石还得“解决”陈洁如的婚事，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安排陈洁如远渡美国。后来陈还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考取博士（在与陈洁如分手35年后，蒋介石于60年代仍然念念不忘。在致给陈洁如的信中追忆“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

当所有的障碍被扫除后，蒋介石于1927年12月1日正式在上海结婚，主婚人是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

在这之前，蒋介石这方面有一个动作是用来打击反对他的婚事的宋庆龄。自从孙中山逝世后，情绪低落的宋庆龄在苏联“自我流亡”。那时，《纽约时报》放一则消息说她将与陈友仁结婚。她得知后为之气结，也因此大病一场。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自然是要给蒋介石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宋庆龄来突显另一场也是宋家婚礼的重要性和显赫性。如果不是孙中山逝世在先，蒋介石这方面肯定不敢这样无礼对待宋庆龄的，但只限于贬低庆龄的形象，绝不可以贬低孙中山的高大形象。

还有一件事是在婚前的1927年，蒋介石四月份时在上海通过青帮打手对共产党人痛下毒手，是为国共分裂之始。中国进入另一个政治动乱的年代。

就在共产党人因孙中山的逝世备受打压尚未能凝成力量时，蒋介石则通过“政治婚姻”强化了他的政治地位，这也是要与汪精卫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与宋美龄的成婚显得更加逼切和需要了。

当时的《大公报》有一段评论（由创办人之一的胡霖执笔）﹕“蒋的再婚是一个政治活动。他希望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并用美龄和西方人打交道。”

历史学家唐良礼这样说﹕“蒋渴望独自继承孙中山的遗产。”

这话说得有道理。用贬低宋庆龄就是要承接孙中山的形象遗产，以制造他是孙指定的接班人。孙娶二姐，他娶小妹是“名正言顺”地拥有孙中山的“遗风”了。

虽然庆龄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无奈美龄总是站介石这一边，导致两姐妹如同陌路人，只在抗日的一段年代又再合作一段时间，因为庆龄认为是蒋“骑劫”了孙中山的遗产，变质国民党，使
党走向独裁，堕落和腐化，更不齿他大举屠杀共产党人。

1948年蒋介石及宋美龄居移台湾，毛泽东异军突起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5蒋介石逝世，美龄也失去光彩，最后移居美国，于2003年逝世，终年106。

1974与1976

1974和1976年对马中关系与马中政治演变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两年。它不但化解了两国的冷冻关系，也扭转了整个东南亚政治的走向，更为世界打开一扇和平大门。

先说1974年。这一年中国进入第二阶段的“文化大革命”，批林（彪）批孔（子）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毛泽东主席依然大权在握；“四人帮”权力在不断膨胀中。

这一年，中国的“文革”持续支持东南亚各地的武装斗争；马共也不例外地继续其恢复武装斗争的战略，给马来西亚政府带来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则努力的推进一项大胆和带有“冒险性”的外交政策。于是有1974年应周恩来之邀，敦拉萨率团直飞北京，签署了历史性的建交文件，成为首个东盟国家的表率。

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下不忘推动和平外交，也因为敦拉萨暂时抛开马共的威胁，终于为马中关系启开新的一页。弹指之间，32年过去了，马中关系年复一年的巩固和成长。如果没有这一年的互动和扭转，那有今日的水乳交融的局面？

再说1976年，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不幸于1月14日病逝，才由胡先翁接任首相。而胡先翁在东挑西选下，敲定马哈迪为其副手。这样一来，才有1981年的马哈迪时代的降临。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在位就是22年，其中经历了四位副手，在最后才选定阿都拉为接班人（2003年）。因为有了波浪式的政治运动，终于又酿成今日两位领袖关系的失调和失和。如果不是1976年的政局的改变，马哈迪的上位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后期因为安华的跌马，阿都拉的上位也是个未知数。正是1976年才演成今日的争议，这之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有偶然的结局留在历史的轨迹上。

同样的，1976年也是改变中国政局的一年。先是周恩来于1月8日与世长辞，后是毛泽东于9月9日撤手尘寰。继之，在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连手一举扳倒“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四人均已作古），10年“文革”划上句号，中国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地进入邓小平年代（1978年确定邓小平的领导权威），从此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今日“开花结果”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没有1976年的巨变，就没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就没有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的年代，因此，1976年又是划时代的一年。

从1974年到1976年仅仅是两年的光景，马中的政局却在时代洪流中重新洗牌。而我们正是从那个年代跨越过来的，悲喜交集于其中。历史就是这样地造就了一个新年代。

王裕好死后也有争议

最近已经过世了28年的王裕好又再成为热门的话题，原来是有人不知怎么搞的，竟把王裕好路改了名字，一时议论纷纷。后来查知是发展商摆了个乌龙，又将名字置回。于是争议告一段落。

不论这事是有意或无意，是有心或无心，我们怎么也想不透路道“改名”会这么马虎和承包商竟也能置错名。如果不是居民揭露，会不会不了了之，我们无从知道。但当地居民肯定会很快知道，因为那是必经之路。我们先假设如果居民没有察觉，而邮差送信找不到路又该怎么办？无论怎样解释，这样的错误真不应该发生。

谈起王裕好，他确曾使政坛热闹一阵子，他虽然没有成大业，但却留下一生的争议。他的争议有下列几点：一生参加过三个政党，其一是民政党（1969年当选州议员），其二是社会正义党（1974年当选州议员），其三是马华公会。他在1976年过后参加马华公会。‚他从政的一生不长，但却在1971年成为风头人物和举棋不定的牺牲者，以致他的“政变”计划功败垂成。他不是幕后的主持人，但却是第一个“发难者”，目的就是要倒林苍佑医生。ƒ在倒林的过程中，他先是林苍佑的“敌人”，后又是林苍佑的“朋友”，再后又另起炉灶与林苍佑打对台。转来转去，把自己给转得晕头转向。

整个过程是十分戏剧性的，我曾在本刊中写过王裕好的政治故事，现在将它分析，也可以成为当今从政者的一个警戒。

本来在1969年林苍佑带队执政槟州后，王裕好因是新人没有机会成为行政议员，也就是当一名后座议员。这位富家出身的公子自然心有想法。果然1971年在他看来是“时来运转”时，接受党内赛胡申阿拉达（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的倒林大计，成为第一位急先锋。竟在其家中秘密召开州议员（一些）会议，告知一场风暴即将降临，那就是两位党魁准备罢免林苍佑的首席部长。而准备起用陈扑根（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当选国会议员。1964年在丹绒国会选举中，败给林苍佑。1969年在民政旗帜下当选州议员）成为首席部长。当时王裕好算来算去有8名民政州议员会“起义”，且有信心会再拉拢另一位州议员哈仑（议长）加盟，凑成9名（民政党原本16席执政槟州，当时州议会共有24席）。换句话说，王裕好“胸有成竹”使到林苍佑只剩下7席。而如果他们再得到四位反对党州议员（行动3席，人民党1席）的支持，就有13席可在州议会内对林苍佑投下不信任票。

结果王裕好的如意算盘全落空，林苍佑的人马很快先发制人。在得知王裕好的“秘密阴谋”后，马上将参加会议的一些州议员拉回来训戒一番，使王裕好顿处劣势。而且是最先收到开除党籍的通知书。这是一个下马威。可怜的王裕好不是“将领”，充其量不过是赛胡申和陈志勤的一颗棋子，却不明不白的先被“惩罚示众”。

当林苍佑在另一边厢夺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又转过头来将王裕好收编回去，让他吃回头草。却腰斩了陈扑根、慕斯打化、乌乌伊拉邦等人的后路，使他们不能再发挥作用。

王裕好这一出一回也使到他成为两边不是人的“枉做小人”。他那里是林苍佑的对手。只要老佛爷一翻手，就把他掌控于股掌中。这就是说，“宫庭政变”在瞬息间被林苍佑粉碎，王裕好却成为民政党内的“孤家寡人”。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王裕好只好加入陈志勤另组成的“社会正义党”。虽然他在民政党内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但在1974年的大选中，他却成功地在社正党的旗帜下保住其州议席。只可惜，社正党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人当选国会议员的就是陈志勤。两个人力撑社正党，正说明这个党的气数已尽，再也没有热和光了。

据知王裕好在1974年的大选中，倾其全部精力和财力，希望社正党有一个好成绩。岂知事与愿违。王裕好也感到力心交瘁，再也难于支撑下去，1976年他应李三春号召，参加了马华公会，社正党也只剩下陈志勤一人苦撑门面（他也在1978年大选前也宣布退休）。王裕好过檔马华并没有使他快乐起来，反而是生意的烦恼和压力使他透不过气来。

1978年大选前，王裕好在家中饮弹自尽，结束了他的争议的一生。

在他死后，林苍佑也挂念他后来软化的态度，因此将北海的一条街道名命为王裕好路，算是给他立下一个“牌名”。

这个路名看来并不重要，在多年以后人们都知道有一条“王裕好路”，但不知道王裕好的“从政历程”，也对他的政运知之不详。

我们只能说，王裕好是个政治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下场也正好告诫从政者不能三心两意，而招惹烦恼。要么勇往直前，要么急流勇退，而不能成为马前卒或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从政者，到头来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政治本身就是这么残酷与无情。参政就是要和残酷及无情打交道。为民服务是你的本份，被党排挤是你的造化，不能怨天尤人。

不能因政治目的改写史事

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在上周日提到槟榔屿蕴藏着玄机，现在又冒出一个新的诠释。这一回是槟州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借一篇学术文章大作文章。他根据一位马来学者阿末慕勒马利坚博士（Ahmad Murah Merican）的文章指说在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在1786年登陆而占有槟榔屿之前，已经有一位米南加保人詹纳顿（Datuk Jannaton）从苏门答腊南部率180名随从来到槟榔屿居住。时间是1749年，比莱特来槟要早37年。

因此阿都拉昔直截了当要文化艺术及文物部进行研究和鉴定到底是莱特或詹纳顿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创建者。

这是继所谓“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而要求首席部长轮任后的另一个新论调。换句话说，他选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以改写槟城的历史，进而希望马来人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开拓者。虽然阿都拉昔没有道明这样做是为什么，但因有前例，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借所谓历史研究来建立詹纳顿的宗主权地位，以便将来有机会为首席部长轮任制的“理据”加码。接着，另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前人民党主席）也支持对历史进行修正；而再一位理大讲师马哈尼慕沙则指出拿督克拉玛（Datuk Keramat）早在1705年就居于槟城，可能是最早的推动者。

不过，从1786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莱特是槟榔屿的开拓者，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莱特在7月15日抵槟之后，有留下日记。他有指出岛内已有人居之于山麓，为数不多，并形容是一片荒土，充塞林莾。而在他登陆三个月后，他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居民增加很快，已存有对土地的争执，每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

1794年，莱特逝世前数个月，留下一份给印度总督的报告说，“华人有3千名，印人2000名，并有泰人、缅人，阿拉伯人与欧人，而来自吉打的马来人及雪州州的武吉斯人数千名。”总数约二万人。由此可见，因为莱特的努力，大量移民由外而入，也是槟城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滥觞。

另一方面，史书也记载，在莱特来前，也已有少数华人居住于槟榔屿，其中三人，即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俱客家人）是在1745年抵槟，较詹纳顿早4年，也较莱特早41年。理据则有坟墓为证，而且还有一座海珠屿大伯公庙（建于1799年），直到今天已是旅游景点。（同样的，慕勒也是提出有詹纳顿的墓为证，卒于1789年）。

不论是张理或詹纳顿或克拉玛，若说他们早前移居，也只不过是居民一份子，不似莱特依靠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势力建设槟榔屿和引进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还是认定莱特为开拓人。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学术上的研究和争议是属于学术范畴，不能提进政治议程。若只因一篇研究而要文化部翻案，则张理也有资格列入其中，岂不偏离了史实？

汪精卫、陈璧君、梁宇皋

我原先对华教斗士林连玉的一篇指责梁宇皋的文章说“梁宇皋跟汪精卫有亲戚关系”（见《风雨十八年》，下集，页76）不甚明白，也不知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近日读了一些汪精卫和其夫人陈璧君的文章和书籍后，也理出一些头绪来。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既远又近且扑朔迷离的关系，无妨将之整理，以让读者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1883-1944），终年61岁。

‚陈璧君（1891-1959），终年68岁（但又有一说她终年77岁，将其出生年推前在1882年应是错误的）。

ƒ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

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年代来看，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汪精卫生平》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陈璧君，字冰如，乳名环，1891年出生于槟榔屿，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早年在槟榔屿从事橡胶种植兼矿业。中年以后逐渐成为当地富商。

母亲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为人思想开朗，平时喜欢阅读革命党人的报刊。陈璧君很受其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乃至听了汪精卫的演讲以后（应指1906年），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创办的革命党）。

虽然陈璧君强烈的爱恋汪精卫，但在1907年后，汪又离开槟城到仰光西贡等地，以致陈璧君深感失落。正在失意时刻，忝为百万富翁的女儿，上门说亲的大不乏人，都被她拒绝。后来只好和表兄梁宇皋定亲。他们两人原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亲上加亲，自然无可厚非。可是陈璧君却一心系向汪精卫。

在“感情背叛”下，陈璧君毅然表示要退婚，不理父亲大力反对，她在1908年知悉汪精卫又回新加坡，偕其母亲跑到新加坡，也有幸见到孙中山。就这样，汪陈的感情又有了进展。

1909年，汪再赴日本搞革命，复办《民报》，陈璧君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跑到日本，名为留学，实是“死心塌地”要追到汪精卫。这个时候，与其表兄的定亲也一股脑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陈璧君“退婚”后梁宇皋有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从一份档案中，了解到梁宇皋的生平事迹。原来梁宇皋是在霹雳州出世的。他的母亲应该和陈璧君的父母亲是兄妹或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梁陈“青梅竹马”之说。

在早年的时候，梁宇皋回到广州受教育，直到13岁那年才回到马来亚，先后在怡保英华学校及槟城圣芳济学院受教育，自然会寄居或经常到陈耕基家中，也当然与陈璧君熟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1906年时（18岁），梁宇皋也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我们因此推断梁宇皋那个时候是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但后来他没有再搞下去。这里有两个推断，其一是陈璧君的“退婚”促使他不再参与其中活动；其二是1908年梁宇皋申请到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就这样他与陈的爱情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在他的生平记录中，全无提及此事。

当1912年陈璧君正式与汪精卫成婚时，梁仍留在英国。而在这一年他考获法学士。1921年之后，他在怡保执律师业。

1932年，梁宇皋到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按这一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已贵为院长夫人。梁的到中国任职，是否与她有关，则找不到史料说明）。

1937年后，中国全面抗日，梁仍留在中国，担任部队的联络官，官阶是少将。

在1938年后，汪精卫及陈璧君已投靠日本，而梁宇皋较后转任英军及驻缅美军联络官。

1944年汪精卫逝世，陈璧君也大势已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宇皋则转到美国访问，陈璧君已是国民政府的阶下囚，被控汉奸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1946年梁宇皋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1948年被委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1949年他成为马华公会的创办人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受委为马六甲州长（现改称为州元首），1959年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司法部长，在马华公会内担任总秘书职，一心想往上爬。

由于在1960年参与起草达立教育报告书，与林连玉掀舌战和笔战，被林连玉骂得体无完肤，指他出卖华文教育，而林连玉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失掉公民权。

梁宇皋被林连玉这一骂，也失去在马华公会内争总会长的机会，且落个千古骂名。1963年无疾而终。

虽然梁宇皋无法与陈璧君完成爱情故事，也没有留下他与汪精卫的交往文字，但他与陈的表兄妹关系则是无法抹去的。也因为这样，汪精卫倒成了他的表妹夫。因此林连玉说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也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