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祯禄到林苍祐

不久前，马华公会首次为创党人陈祯禄举行公祭，目的不外是提醒马华党员要“学习陈祯禄精神”。
到底陈祯禄的精神意味着什么？不是本文探讨的课题。但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华在独立前后的人事变更与对策略的争议来厘清一段史事。这涉及了陈祯禄与林苍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恩恩怨怨。也正由于两人的决裂，也改变了马华的格局。然后马华这一路走来，总是被林苍佑的阴影笼罩着，挥之不去，一直到1990年林苍祐息政后才停止对峙；而在千禧年后又来一个逆转，终于把林苍祐的肖像置放在陈祯禄的旁边，承认第二任总会长的“历史地位”。

陈祯禄（1883-1960）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粹受英文教育。1923-33曾出任海峡殖民地议员，日侵时避难印度。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一度领导左右派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争取各民族应有的平等地位，甚至发动“罢市”（1947年）向殖民政府抗议和交涉。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不令陈祯禄满意下生效；及后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导致全马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苦不堪言。有鉴及此，陈祯禄以66岁高龄在1949年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以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在1953年，他领导马华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遂使马华具备政党的条件。

生于1919年的林苍祐比陈祯禄小36岁。他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受英文教育，留学英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林远赴中国重庆担任军医，1947年返国。1951年被英国委为槟城殖民地议员；同年发起组织“急进党”，鼓励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胜了36席，奠定从政地位。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自行消失），备受重用。基于两人有同样的背景和思想，决心壮大马华公会，因此他们两人成了林连玉的华教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虽然林连玉事件（1961年公民权被递夺）与陈祯禄和林苍祐无直接关系，但后两者的斗争却牵动整个局面。这事起于林苍祐，在1958年的马华改选中一举击败陈祯禄（89对67票），登上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年迈的陈祯禄欣然接受并支持林苍祐挑起大梁。讵料不甘失败的陈修信（陈祯禄公子）反戈一击。陈祯禄在“血比水浓”下转向支持陈修信，终于导致两人“反目成仇”。原本是“陈林合璧”的组合变成“父子兵”上阵夺权成功（1959年大选，东姑摈弃林苍祐的坚持席位数目的强势领导，取用陈修信推出协商性的候选人排阵）。这样一来，马华公会的历史被改写了，也启开“父业子承”的年代。虽然自此而后，林苍祐的历史写在民政党内，但就华人政治家而言，陈祯禄不是唯一的一个，下来的应该是林苍祐，毕竟他是第一个华人改写了槟城的历史。相比之下，他可以和陈祯禄相提并论。

种族政治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种族政治已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马来亚出现了以种族为主导的政党，但它们并没有刻意渲染种族政治，更没有利用政党来排斥其它种族。例如战后分别出现的马来国民党（或称之为马来民族党）及马来亚民族同盟党，在组织上有种族之归纳，但推行的政纲具以马来亚争取独立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运动）为主导，因而在英国殖民地眼中它们被划分为倾左的政党，而不是种族性政党。正因为这样，英国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总部在新加坡）自我停止操作，较后也逮捕其积极活跃份子，指他们有亲共的倾向。同样的，在1950年被查闭的马来国民党也被指被共党渗透。这就是说，英国检验政党的尺码是以共党（包括亲共和容共）和非共党为准则。

至于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它最初喊出马来人大团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同年准备推行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政制。这个政党是由拿督翁发起的。他以其高尚的地位（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及其亲英态度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视为非共政党。英国也就乐意与之合作，在1948年初，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用意是要争取一方来压制另一方（左翼力量），马共也因此在这一年中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拿督翁取得胜利后（促使英国与之合作维护苏丹地位与马来人特权），他所思的下一个步骤不是走种族主义路线，而是力促巫统打开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因为他期望成为全民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全民的首相）。不料他的建议受到巫统党内其它人士的反对，也就无法被接纳。在愤怒之下，他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较后又改名为“马来亚国家党”（Parti Negara）。这个政党虽然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收容其它种族在内。例如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也受邀为此党主持开幕，并一度倾向拿督翁；又如槟城的橡胶大王连裕祥一度是这个党的副主席。

可惜的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走向自治普选时，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崛起的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由于局势的转变，拿督翁大权旁落（原本大选前他是英殖民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成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马来亚独立，东姑升任首相，内阁部长尽是联盟成员。

由于这一格局形成，马来亚开始了以种族为归类的政党，在分化下又整合。但这个整合是上层的合作，中下层仍然是“个自发展”和各自表态。

如果拿督翁当年成功让巫统开放门户，则我国的政治历史也许会改写。他的失败也判定我国种族政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如此，以三党合成的联盟，也不能过于明显的打种族牌，而是打发展牌及和平共处牌。因为联盟的敌对党，尤其是社阵（独立日时，由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打的是社会主义牌，以有别于联盟打出的资本主义牌。于是形成了左右派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即便是打出宗教牌的回教党，也不是打出种族牌而是走如同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路线（所谓纳沙贡是指宗教、民族主义和容共的三结合）。这是因为领导回教党的巴哈鲁丁医生（原是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领袖，也一度与波斯达合创人民党，直到1956年被回教党请过当党主席）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1959年的大选后，仍然没有明显的种族政治在主导政治。在执政党一边努力维持三党的合作，在反对党一边则努力表现出其多元性。比如走左翼路线的劳工党，便推出马来人依萨为主席。又比如后来从马华分裂出来的民主联合党（1961年）也是推出再邦阿比汀（原拿督翁的战友之一）为主席。还有在1965年蜕变成民主行动党（原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流）的领袖也是以印度人蒂凡那为主导。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意识到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是多元种族社会，搞种族政治是行不通的。

不过，1969年的大选结果，却成了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惨痛的“513”种族冲突的悲剧终于使到政治大洗牌。巫统的权力的转移（由东姑到敦拉萨）和全面的主导政府不但突显了马来人决定维护政治领导权，也决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也就接踵而来了。在新的政治冲击下，所谓左右派的斗争已划上句号，也没有再强调阶级斗争了。
每个政党，包括执政党成员及反对党都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走向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一旦被渲染开来，它意味着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守住自身的族群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慨叹国家独立近五十年来，种族政治还是挥之不去。

我与南方朔的对话

本月初，与知名政论家南方朔进行一项访谈不是与他讨论国际大事或国家大事，而是透过他个人的阐述写作的心路历程来剖释他的内心世界。

原名王杏庆的南方朔是“半路出家”的时评人。原本是搞自然科学的台大森林系研究生。在70年代初期笔锋一转投进波澜壮阔的政论天地，使我想起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不行医搞文学论政的半路转行，结果他们离开了“本行”，竟在文化界迸出一个春天来。

虽然我无意拿南方朔和两位知名作家相提并论，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位妒世愤俗的青年，带着新左派的愤怒情感，对时局进行批判性的揶揄和挑战，以追求一个他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年轻时他办杂志投身报界，以个人的洞察力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评论。由于当时面对政治的压力，他用了多个笔名发泄他个人对政局的不满。直到报禁解除后，他为民主自由而欢呼，也曾经为陈水扁的上台而苦口婆心提出“金玉良言”，希望台湾民主朝健全的方向发展，但近年他又为阿扁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和台湾政局的乌烟瘴气感到失落。

他的失望与无奈也是与许多时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是“笔扫千军”，有时甚至可以令人振聋发聩，读后拍案叫绝。但做为只论政不参政的写作人却无从改变一个又一个你认为不合理乃至荒谬的失措，因为当权者绝大多数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把时评当作一回事。

尽管如此，南方朔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改行”而后悔。他享受目前的写作生活。从台湾到香港乃至马来西亚，几乎从未间断地把他的渊博的知识公诸于世，为的是要证明知识是一种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唤醒世人累积起一点一滴的不满，以便在适当时作出改变。

南方朔说，一个民族的自强在于不断学习和掌握知识。犹太民族影响力遍布全球是他们用知识征服了世界；同样的海外的华人也要具有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利用时间吸收经典著作，从中会有挖之不尽的学问，而用诸在现实生活中。就南方朔个人而言，“书到用时不恨少”。这是他给人的一种印象。因此他不讳言记忆力特强，可以下笔如神，引经据典自不在话下。他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的脑子是一部“活字典”，竟然可以将浩翰的经典著作藏在心中而过目不忘。随手拈来，挥之成章，更令人惊讶的是各类课题又是论之头头是道，非常人所能及。

问他有没有崇拜的英雄，他例举古巴革命英雄切古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击毙化身成为这一代人的偶像）及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用民主革命手段反抗美国霸权）是他的偶像。

再问他对马来西亚华人有何寄望。他说一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就不怕被边缘化；二是一定要多生育，人口太少就争不了出头天。就这两句话，点出问题的症结。

政治宗教不应干预衣装

世界不断在变化，人类也不断在进化。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潮流的莫过于人类衣着的改变。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在沙漠地带因风沙关系，那里的人包头包身作为抵御之用。目的在于保护身体不受侵袭。久而久之，由于宗教带来的约定俗成，终于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宗教的特征。

虽然如此，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下，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离开沙漠地区和宗教习俗浓厚的国度时，人的衣装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能反映出时代感的地区和国家莫过于被列为欧美的体系；接着亚洲太平洋国家也亦步亦趋。就因为在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人的衣着也自由起来而变化多端，呈现一片的缤纷彩色世界，令人目不暇给。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因为政治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人的服装和外表。这叫着政治干预生活。举例来说，当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时，国家逐渐的纳入单元政治，一切以政治主导。因此在这古老而贫穷的国家，人民一旦翻了身，最主要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有衣蔽身，有粮可食，有屋可住，有工可做。但一切从简。自此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皆大多数是白衣黑裤或蓝衣蓝裤，或单色的衣裙。女孩子的双辫子和单调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大家习以为常反而觉得奇装异服是怪怪的，只有外国人才穿。

曾几何时，在1976年之后，重新崛起的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下子所有西方的物质和精神都渗了进来，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最先反映的是衣着的改变和多样化。虽然它是循序渐进地与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国家看齐，但古老的大地一旦吹进春风，再也不是单调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变化只要观察衣装的改变即可一目了然。整个中国也因之沉浸在多采多姿的颜色中。五颜六色点缀了人的生活，女性更是不遑多让，适度地性感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政治减少干预生活或停止干预生活”，而是让每个人依其喜爱来改装自己，只要不是冲着对政治体制的挑战，都会被允许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

反观马来西亚，它和中国刚好相反。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自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服饰和对外表美的追求。即便是在1957年独立后，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穿西服成为礼节，穿便装也西化，女性更是用时代的眼光来修饰自己的外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住在马来西亚的各民族都有穿着的自由。你可以穿民族服装，也可以西化，因人而异。政治不会干预你的生活。这就是说，政治是用来治理和批评国家和政策，不是用来约束一个人的衣装。只要不过于暴露，不是大胆到令人投以诧异的眼光。你觉得自在和舒服与好看，就没有人管你怎样打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转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宗教的因素却成为干预人民衣着的一道指令。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吉兰丹执政的回教党一而再，再而三，用宗教通过政令来制定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先是禁止女艺人表演（不准抛头露面），继是明令男女在公共场合分开。接着在最近又为该州的人民制定衣装，回教徒该怎样遵守，非回教徒又该怎样穿着，否则罚款示戒。

其理由竟然是可以减少社会问题。州务大臣聂阿兹更这样说：发生强奸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女人穿得太性感。由此而言，性感是一种“罪过”。

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性感固然可以造成某些男士想入非非。但不是主要和絶对的因素。日本、香港和台湾开放的社会，女孩子够性感了吧！但不是性侵犯最高的地区。因为人们都习以为常，也不好奇，即使色情片和杂志大行其道，那又何妨？理由是智识开放的社会，人们都有一套道德规范，不是一见性感的女人就要。

因此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不信我们看看一则《星报》的报导说，浏览色情网站的网友大多来自东海岸的地区，包括哥打峇鲁。这一下子便驳倒聂阿兹的说词，揭开来不外是因吉兰丹州政府的禁闭手段，反引致人民从其它途径来一览外头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吉兰丹的人民都走回中世纪的年代，则响往外边的人会越来越多。毕竟时代已走向高科技和电脑化，不是用政治手可以阻止得了的，除非我们采取驼鸟政策，无视外边的世界，不然政令怎能禁锢人民往外追求？

再说，吉兰丹也不过是马来西亚一个州，在人民来往通行无阻下，单独一个州想用宗教缚束人民的衣着，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回教党执意要对人民的自由给予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不但是对宗教宽容的违背，也是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侵犯”。这样的倒行逆施的政令，只能让人感觉到政党在利用宗教推行“违反”人权的政令。其实，让人类在衣着上自由一点，让女人美丽起来，让女人在不过份暴露底下展示她们的美丽，整个社会也会充满活力。岂不更好？

在两个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从单调走向彩色世界：

因为政治不干预人的衣装；反之吉兰丹则要走单调路线，因为政治加宗教干预了人的衣装。


其实，回教党这样做是使自己与其它族群隔离起来，又怎能让非回教徒对它产生亲切与好感呢？真希望华裔的回教徒党员能向它的领袖晓以大义，不要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了。

人联党转危为安？

眼看一场恶斗将无可避免，讵料最后的努力却告“和气收场”。这是成立于1959年的沙朥越人民联合党内閧戏剧性的一幕。虽然干戈已止，但前路布满荆棘而且暗流汹涌，谁也难以预测未来两年的变化。

翻阅人联党的历史，过去有三次内部的严重危机，所幸都能转危为安。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联党领袖，参加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的马来西亚团总（反对党阵线），引致党内左派的不满，甚至造成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等重量级人物辞职。最后终告收回，风波平息。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党国会议员不支持林吉祥在国会的动议，被认为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党内其它重量级领袖（以田绍熙为首）炮轰党领袖。经党中委会议后，接纳杨国斯解释，支持创办独大，但不在国会中提出。消弭一场险酿分裂的危机。但不可避它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另一派系在张守江领导下，造成党内分裂且引进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结果后者无功而返，稳住了人联党的地位。

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的“明阁事件”。人联有4位州议员参加阿都拉曼耶谷（州元首，前首席部长）倒现任首席部长泰益运动。由于事件曝光，首长宣布闪电大选。人联在开除4名州议员后再一次取得胜利。

今次也就是发生在2006年沙州大选后，人联党在华人选区惨败（输掉8个州议席）。党内另一股势力在刘贤镇领导下推动倒党主席陈康南运动，接着又获得黄顺舸（州部长）等人加入行列，一时声势浩大，变成两大阵营对峙。所幸在前主席黄顺开斡旋下，暂时揠旗息鼓。

陈康南的领导危机在本届大选后充份暴露出来，主要是指他已缺乏领导魅力，不敢据理力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被华裔选民狠狠教训。

原本在1980年加入人联党的陈康南，是乘直升机三级跳成为党领袖之一，先后出任党中委及州部长；更在1996年取代黄顺开成为党主席兼第一副首席长，可谓官运亨通。此外，他也与首席长泰益结成亲家（女儿下嫁对方公子）。初期被认为亲上加亲；现在被党内其它人视为政治包袱。最大的诟柄是大选后连古晋南区市长也失掉了，成他被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担任党主席10年后，康南已被认为失去政治光环，领导不力，有须急刻下台换班。

若无意外，将来的接班人是现任州部长黄顺舸。不过按协议（陈康南2008年引退）时间表是两年后的事，而当务之急是人联党要不要改革，如何取回民心？维持原状也许带不出一个新形象。或者党所成立的“前进阵线”（改革队伍）交给黄顺舸领导，陈康南逐步引退，让新人新风气带来新形象。否则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或等不及人联党的改头换面。

东西马对国庆日的诠释

东马的人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在1963年9月16日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而却要与西马人民一样接受马来西亚的独立已是49年，明年就要第50年了？因此他们争辩说马来西亚立国应从1963年算起，至今是43年而不是49年。

这六年的差距原本也没有什么好争辩，但东马人就是心里有些不服。理由是他们在1957年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添加六年呢？

其实，这是有历史由来的。这一段历史也是与世界政局的演变分不开的。首先是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新加坡就被切划开来，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当时尤其是左翼的斗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是努力争取马新的统一，因为他们认定马新原本是一家的，不应该被分划。在这方面新加坡自治政府（自治不等于独立）在李光耀领导下，也希望纳入马来亚而成为独立一邦。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有所顾虑，不希望单只新加坡加入而改变了种族上的比例。

在这方面，英国就有更远的考虑，在准备放弃新加坡时，也想到东马（当时称为北婆罗洲，主要有沙巴，沙劳越及汶莱）也一并拉进来，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如果此议行得通，马来亚联合邦不但可扩大其版图，而且英国也可卸下一个政治包袱（被指责在海外保存殖民地，无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时，仍然享有经济上的利益。

就这样，英国把政治权力交给马来亚联合邦，而保留其经济既得利益。在经过一场角力战后，英国终于促成马来亚联合邦扩大称为马来西亚联邦。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诞生时，它不算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的降临，而是意味着马来亚联合邦扩大面积并改国*。由于有了英美的支持，马来西亚很快就得到国际的认可，包括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马和新加坡算是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但易名为马来西亚联邦而取得独立。这种安排固然有违左翼要求的北婆三邦先独立才来与马来亚谈合并事，但改变不了的是英国交由吉隆坡牵制这个改名的国家的政治机制。也因为在马来亚联合邦看来，是由它带领东马及新加坡加入独立行列，自然没有理由改变国庆日，也不可能推迟其独立日。因此从那一刻开始，马来西亚联邦其实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新版。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宪法是以马来亚宪法为蓝本，修改和增加的条文及协议书，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的权力转移到马来亚联合邦执政党（联盟，以巫统为主导）手上。国家元首依然采用原来的轮任制，即由九州的苏丹每五年轮任，其他没有苏丹的州不能轮任国家元首。尽管后来因条件不合，汶莱没有加入及两年后（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但也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既定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独立日也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虽然直到今天东马（沙巴和沙劳越）的人民与西马的人民存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事实。

就此而言，争辩独立日在1963年不是1957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东马的人民有没有感觉及享受一个独立子民应有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快乐吗？他们是不是比独立前活得更有尊严？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沙巴和沙劳越与西马有不同的政治生态；但他们也得和西马人民一道面对同样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秩序乃至压力。在今天，不论东马人民喜欢与否，他们和西马人民的命运已是交织在一块，所谓荣辱与共。换句话说，他们与西马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套用一句政客常说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珍惜拥有的一切和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力争实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让我们一道以开朗和无比的勇气来迎接行将到来的独立50年带来的挑战。因为国际社会正在注视马来西亚如何调整步伐，创造和谐社会而与全球化的时代接轨。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两个“阿头”踢到大石头

无独有偶，先是槟岛市议会主席阿武峇甲因一时失言，引起“公愤”；后是威省市议会主席阿利斯的手下“快手快脚”拆庙宇，引发冲突而遭致“责难”。由于两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爆发，不仅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人一句的责骂，而且媒体也不放过时机，大加鞭伐。一时之间，江河滔滔，涌向两位主角。他们不幸成为被痛批的对象。当然这与巫统大会的言论风波绝无关系，但巧碰上同一个时间，小市民的怨气也就找到突破口哗啦哗啦发泄出来。

更巧的是，两位主席的名字都是“阿”字带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阿头”。这一回“阿头”双双踢到大石头。

此话怎讲？原来第一块大石头是槟岛市议会主席不慎碰撞。市议会闭路电视的操作员把镜头瞄向女记者的下身而被记者揭穿。虽然报纸刊登出来的照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坏在市主席一句“穿着性感”而惹祸。

持平而言，有关女记者的穿著朴素得体，东看西看一点儿也不性感，不知为何贵为主席会出此言？当媒体大事报导这宗新闻后，市主席有些儿招架不住，学了一套回应的招术，大意是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所冒犯，我谨此表示歉意。

道歉之后，自然还有余音和不满，但声量已大大减少。正是乌云来得快也消得快。至于善后事自然是调查操作员的失当行为。结果如何，已无关紧要。因为阿峇武甲及时的sorry。

有趣的是，另一场风波也把“视线”转移开去。顿使阿峇武甲松一口气。

这一回轮到威省市议会主席碰上大石头，反弹力之大，也许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这涉及了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是“女性尊严”的问题。

宗教经常能左右人的情绪，难怪一下子沸腾起来。所幸这宗事件在州政府的“快刀斩乱麻下”，使到情绪逐渐平和下来。解决方案是：“暂准留原址，但须另觅地搬迁”。换句话说：“易地为良”。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各有说词。有人说，从法理上讲也不能全怪市议会，因被指图测未准。但谁又应负起责任呢？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圆满收场，但我们认为相关人士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情，用真相解决问题。

从上述两宗事件来看，我们顿时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在小范围和不牵扯大局下，传媒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让各方言论纷纷出笼。尽管有人会说这样也叫“新闻自由”？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阿Q一下：我们如果不“珍惜”这样的“新闻自由”，抒发老百姓的“心声”或某些做官的辩解，我们还能走多远？”

因此，只要我们不苛求，“新闻自由”不是一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吗？说实在的，我对连日来的大篇幅报导感到“民意或官话已得到舒展”，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来凑一份热闹。而且也公平的让当事人有辩解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管它是小事或小题大作，“自由”不是在眼前幌动吗？

那些指责没有“新闻自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针对大事和大人物的言论进行辩论和批评，不是拿“非政治事件”来曲解“新闻自由”的定义。

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大道理，但老百姓一般上的要求也许不高。他们心中的“民主和自由”有时候也会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非政治课题能够大鸣大放。例如这次对两个市议会的“炮轰”也就是有选择性的批判。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还能借助报章来“小打小闹”；至少我们也看到传媒产生“舆论”的压力，可以把某些被认为不合理或出格的行为端正过来，不至于各走一方。

写到这里，终于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话不可失言，行不可过硬，有必要谨慎行事，尤其是当官的要有先见之明，他们并没有一个硬后台，有的是“沉默的老百姓”。但“沉默”不等于失声，有时也会吼怒起来表示不满。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凡事需在“情理之间”操作，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不能把两个字拆开来使用。小心前面有石块。

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

最近，人民进步党又有“创举”。这一回是党主席卡维斯在11月19日的槟州党代表大会上主动提出要和民政党合并。其中原因被推论是希望下届大选，民政不要“拿回”太平国席，好让他再次上阵。

我们不谈论两党合并的可行性，因为它注定是无法完成的，理由是如果基于个人因素谈合并，那是不具备现实基础，也是一厢情愿的“投石问路”。

为什么与民政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1971-72年）参加联盟的联合政府的人民进步党会面对今日的窘境？换句话说，今天的民政党仍然维持在国阵中的重要地位，保住槟州执政的主导地位而人民进步党不能保住它在霹雳州的优势，甚至政治地位大不如前？这对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值得从政人士有所警惕。

原本在1951年的时候，这批人是隶属于霹雳劳工党的，但在1952年因对引进陪审团有不同意见。在S.P及D.R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是律师）的带领下，于1953年成立了霹雳进步党。1954年这个党加入了联盟并参加地方议会选举。DR辛尼华沙甘先拔头筹，中选怡保市议员，不久与联盟闹意见，脱离联盟自行上路。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联合邦竞选，却告失败。1956年将党名改为“人民进步党”。1957年机会来了，因马华梁宇皐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其留下的怡万选区进行补选，DR一炮而红当选，成为议会内两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之一。由于辩才出众，赢得“反对党先生”美名。

1959年全国大选，人民进步党赢得4国8州议席。1961年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16席对联盟2席），由SP出任市议会主席而后提升为市长。1964年大选受挫，仅赢得2国5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国会顿失耀眼政治明星。虽然如此，在1969年大选，再次抬头，赢得4国12州席，SP领尽风骚。1978年人民进步党应邀加入霹雳联合政府而成为国阵一员。除SP出任行政议员外，进步党人仍担任市议会市长。1974年大选，噩运当头，人民进步党阴沟里翻船，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只得1国2州席。SP连失国州议席。1975年SP突告逝世，人民进步党辉煌不再而是往下沉沦。

霹雳州选民曾热情拥护人民进步党，但拒绝它加入国阵。它被认为已无角色可以扮演。更授人话柄的是在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梁派的麦汉锦一度出任人民进步党主席一个短时期，继后更出现所谓团运头头郑安泉入主人民进步党，使到党的形象一落千丈。一直到1993年卡维斯当家后，人民进步党才让人民感觉像一个政党。可是在现实变化下，人民进步党已来到十字路口，才有所谓“合并之议”。但这样的建议又是为了什么，卡维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视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