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敬益的良苦用心

民政党全国主席林敬益在1月21日提议召开国阵大会， 以直接的方式剖释和阐述国家的经济实况，化解市面上的负面传言的扩散以及厘清成员党对一些课题的不同立场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

虽然我国的政策与策略经常是通过政府作公布与推行，但政府是由国阵组成，也就有必要利用这个整合的组织向各阶层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因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不能而执攻党的政治使就是要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它的重要性至少有下列三点。

其一，通过国阵大会，让人民了解这个政府是由国阵组成的， 也就是联合政府。当年（1974年）由敦拉萨一手将联盟扩大成国阵， 目的就是昭告世人马来西亚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运作。虽然巫统居于主导地位， 但它并没有忽略和否定联合政府成员党的应有权利，进而消除是一党执政的印象，反映出政治权力的分享。

如果国阵的旗号只是在选举时才派上用场，其组织功能将不能健全的发展，也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机制。在这方面，由巫统领导是不受争议的，但它可以使国阵更具有政治地位和权威，从而彰显多元种族的特征。

其二，通过国阵大会，由国阵主席也即是国家首相制订统一的指导思想与执政方针，让各成员党恪守原则， 不要自我标榜而偏离国策。这样一来，争议也会大大也减少。

虽然每个成员党都有本身的言论空间和议程，但既然服膺于国阵组织与机制，就得以全局利益为依归，不能也不应在各自的成员党大会上发表狭隘的种族性言论而引起不同族群的忧心忡忡。换句话说，每个成员党都应在国阵旗帜下有所制约和约束，不越过范围夸夸其谈而伤及其它成员党的自尊，因为它们也是政府的一份子，理应受到尊重。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存在敏感课题，任何挑衅与激怒的语言都应止步。彼此必须感同身受，不能只看到自己而忽略别人的感受。

其三，正值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所迷惑时，我国首相阿都拉宣布去年贸易总额突破1兆元（1千万个亿），而且出超（盈余）1千余亿元。这就需要通过国阵大会来宣扬政府所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如何充分利用大好时机落实第9大马发展计划。这之中涉及的钱财运用与流通以及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也可以向国阵代表明白昭示，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地区向人民作出明确与正确的解释，并有足够的资料解答各种疑问。

基于以上三种理由，林敬益所言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在现时，我们不时听到执政党内有人在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倒不如把他们纳入其中，在内部纠正偏差与失当之处，宏扬国阵精神。这也可以防止某些公务员乖离政策，山我诠释岂不是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国阵主席积极考虑林敬益的建议，也许正合其时。

游离票飘浮在情感深处

马来西亚独立后先后经历11次大选。如果连同独立前的普选（非全部民选），共是12次大选。从最初的选民只有一百余万发展到今天逾一千余万人，增加了10倍。但历届参加投票的选民平均70%。例如2004年的投票选民是73.90%。换句话说，在人口二千四百万的国家，由七百万的选民决定未来的命运，约占人口的30%。因此民主选举这码事，是由不到一半的人口来作出取舍。

在历史上，执政的联盟（74年扩大成为国阵）一向以来掌控中央政权，先后曾经失掉吉兰丹、丁加奴和槟城的州政权；在东马则一度失掉沙巴州政权。这就是说，我国政治从来没有变天，而曾失去的州政权现在又回到国阵的怀抱，只剩下吉兰丹州仍由反对党执政。由此显示出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势力是十分悬殊的，但这又不是说反对党没有选民支持，因为在简单多数票即胜出的规则下，反对党赢得的席位不足与执政党分庭抗礼。如果在选票上进行分析，执政党平均得票率在50到60%之间，而反对党得票率平均在30余%到40余%之间。拿1999年的大选成绩来说，国阵得票率占56.64%，而反对党得票占43.36%。这一年国阵备受挑战，但它还是在194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至于在2004年形势大好下执政党赢得73.90%的选票，反对党下滑到36.10%，以至前者在219个国会议席中，拥有199席的绝对的优势，远远超过所谓的2/3席位，形成一党坐大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不论是否有吹反风，一般上每届的选举，居有利地位的执政党总有40%以上的铁票，反对党通常有30%的固定票，剩下的30%选票则是双方必争的对象。

这30%有人指说是游离票，不是某方面的“铁票”。当然也有人指没有这么多，约有20巴仙是游离票，关键在于参选的政党如何把 他们争取过来。不论指数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票”。所谓的“情绪票”不是说选民在闹情绪，而是他们心中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怨言和牢骚，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乃至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使他们未有明确的表态，或已有表态，但仍未最后决定会投,票给那方面。

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便会打出“感情牌”，因当任议员较多接触选民，有了或多或少的感情，通常是通过服务及拨款建立感情，希望选民会“投桃报李”。尽管候选人也知道这些选民不是讨厌他们，也许他们更爱“罗马”，有求变的心态，因此说好说歹提出这个保证和那个承诺，希望“求变的人”在内部求变，不要阵前换马。

可是在反对党方面，它就鼓足干劲要这些选民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以求变为重。若是对现状不满，便敢敢表达出来。不要再犹豫不决。这类的宣传可称之为打“激情牌”（挑起选民的情绪，有人称之为煽情）。这就是说，“感情牌”和“激情牌”成了未来大选的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在城镇选区。

非种族性的种族歧视

新闻部长再努丁烧完“抗日军是马共”，不应该竖立纪念碑的一把火后，近日又选择非政治性课题再搞新花样，那就是将制订电视台广告指南，减少模特儿垄断广告银幕，理由是广告公司大量采用混血儿，放弃具有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模特儿。

再努丁的助理解释说，部长是针对《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读者投书作出回应。这名读者指电视台被欧亚裔脸孔垄断，使到有天分的“马来西亚人”缺少机会。于是这名助理说，部长其实是说，长得更像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的模特儿应该获得更多机会，而不是我们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白种混血脸孔。

针对此议，广告人刘天球说，此次不是新闻部第一次发出类似指南。新闻部曾指示，以马来人市场为诉术的产品，要采用马来人模特儿，以华裔消费人为诉求的则采用华裔模特儿。不过，刘君没有说是何时候就有此要求，大概是未予执行，因此现在又旧话重题，而且显得有“准备执行”之意，难怪引起一些混血模特儿大表异议和不满。根据《星报》的访问，有关的模特儿认为，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甚至于环球化的时代，异族通婚已很平常；因为他们的“国际脸孔”而“歧视”同样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他们是不公平的。

就我们看来，新闻部长的言语有些混淆不清而让人感到他又走入一个“虽不是种族言论但却具有种族歧视的误区”。而归根究底又是种族情绪在作祟。表面上是说，让本地的各民族模特儿露脸更多，不应让不是“本土种族”的人“霸占”这一块国地；但实则是否定了混血儿具有的权力。

混血儿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产物，通过异族通婚而诞生新一代的生命。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混有不同种族的血液，但他们也是人，而且也已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人就应享有所有马来西亚人享有的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们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权利。因此新闻部长应区分的是公民与非公民。若是属于公民，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何不是“本土”公民呢？更没有所谓混血儿公民不具有“马来西亚人特征”。

如果按照再努丁的逻辑，马来西亚人是有种族性，这个种族不是马来人就是华人或是印度人等等，显然是“恒久不变”的。观念这种论调与前一阵子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而只承认有马来西亚人的概念是同出一辙的。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是由个别种族组成的，但马来西亚又有那一条法律不允许异族通婚？自然没有，也就不能阻止新一代人（混血儿）的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宗教的关系，造成马来西亚各种族的通婚不是很普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各族种族的特征，只有极少数的人制造了混血儿的生命。

但混血儿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是无从选择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决定他们是公民或非公民的身份除了视父母的国籍外，也有按照法律申请成为公民的权利。一旦他们成为公民，尽管是“国际脸孔”，那又何妨？这不是他们的错。

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而言，一般上混血儿都有特出的脸庞，条件也符合广告商的需求，只用一个模特儿就可以在银幕上放之四海（不论用什么语言，都让人感到养眼舒服）。这对广告制作人是符合经济原理的，不必一种语言用一个模特儿，只要她们是马来西亚公民，应考虑她们的优越性而不是基于“国际脸孔”否定她们的权利。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还保守地认为种族是不可踰越的，进而鼓吹种族性的言论。为什么我们不宽容一些而放眼国际潮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脸孔”又有什么不好呢？

写到这里，我们不然地感叹前首相马哈迪力倡的“马来西亚民族”已出现阻力。因为已有人在否定他的构思而宁愿保留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回教与非回教之分。这样的划分法固然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但为什么不能突破格局，让各种族朝向马来西亚民族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呢？

事实上，混血儿是一个榜样和典型，它告诉我们异族通婚也非坏事，且可顺其自然地发展。如果混血儿被“歧视”，那不是意味着异族通婚是不被鼓励的？因为他们生下的新一代不是“本土化的马来西亚人”，是“国际人”，真不知是那门子的说法！这叫着非种族性的“种族歧视”。

人种的发展向来是顺应天命的。逆其道而行或固守马来西亚人“永远是种族性”的，则“宏愿国”到来时我们还是依然故我，什么改变也没有。

林吉祥与林冠英

林吉祥是政坛老将，也是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林冠英后来追上，英气逼人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号外》总编要我写一些关于他父子俩的政治比较，而我刚好在最近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与他们两人碰面（一起吃宵夜和用午餐），也就有一些新鲜的话题。

我在70年代已经认识林吉祥，那时他还没有落脚槟城，但为了“安顿”卡巴星入主槟州政坛，他不得不时常来槟城协调，因为原槟州主席叶锦源派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原本卡巴星是吉打州议员）。于是双方闹翻而有了叶派退党另起炉灶的故事（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

在党争之后为布署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抽出更多的时间在槟城招兵买马。陈毓书及萧汉钦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他麾下的将士。不过林吉祥并无意入主槟州。

直到1986年大选，名气火红的林吉祥突然率大军压境槟州，在政坛掀起巨浪。他要像林苍佑那样在丹绒插旗，因而有了“丹绒一役”之战。原丹绒区国会议员的许子根不幸被祭旗（也因为有此一仗，才造就了许子根在90年攻州选且官拜首席部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由于有此一胜而有了“丹绒二役”（1990年）差一点就执政，不然首席部长非他莫属。可惜“丹绒三役”（1995）却让林吉祥栽了筋斗，他输给了许子根（好像是风水轮流转）。这之后林吉祥试图在槟州再爬起来，无奈时不予他，连国会议席也失掉了。

虽然如此，斗志顽强的林吉祥并不气馁，依然活跃政坛。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相信他会再次在槟州统领大军。讵料2004年他突移师霹雳，向槟州人民说拜拜。我因为这件事打赌输了一餐（我输给叶宁，这一餐吃掉500余元）。我那天向林吉祥开玩笑，你的移师和时来运转却是我的“失算”。他笑说为什么不先问他？我说如果问你就不是打赌了（其实战情属天机不可泄漏，我深知此道，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这虽然是一件趣闻，倒反映了政治的现实，林吉祥没有表露他会再战槟城，很可能霹雳是他政治晚期的风水地，但他却关心起槟州的政治，问我许子根上中央后，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我一时也答不上来，只能提出众所周知的两个人的名字。正如林吉祥插足霹雳，谁又会想到呢？

尽管已离开槟州，但小贩对他的印象犹深，我问他家在那儿，他说在槟州，这里头有太多的遐想，我也说不上来。

刚巧在与林吉祥吃宵夜的那一晚（1月23日）来到槟城参加“群众大会”（室内）的林冠英也向记者发话，说民主行动党放眼一至二届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于是成为热门话题。

隔一周之后（1月30日），林冠英又来到槟城主持记者招待会，过后我与他们共进午餐，林冠英打开话匣子“如数家珍”地引据数据分析了整个槟州的形势，特别侧重经济课题。我这才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我真正认识林冠英是近年来的事，但他的能言善道让我看到林吉祥的影子在晃动，80年代到90年代，林吉祥的口若悬河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不过他们父子最大的不同点是林吉祥在用餐时少说话，多问话，是个城府很深的人物。他的奇兵突击是令人抓摸不住的。而林冠英则是心胸坦荡的性格，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主导整个会谈。也许他是经济班科出身的，谈起经济来头头是道。

如果你问我林冠英是不是林吉祥的替身？我只能说一半是一半不是，因为林冠英有其政治理念和策略，只是政治火候尚未达到林吉祥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不知道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城竞选，因为我听说他已登记“家住槟城”，他没有答我的问题我猜想他还未有最后的决定。

针对他的动向，我有在《南洋商报》写了一篇评论，指说马六甲非他发挥所长的地方，要么入主雪州或槟州，以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后幅射 全国。他不全然同意我的看法。他同意马六甲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有取胜的机会，不是一个战略核心；但他不同意身为秘书长也要担任州的主席。他说行动党与马华和民政不同，秘书长不需要也兼任州主席，一样可以在全国指挥用兵。

他告诉我，他还会就槟州的课题一件一件地用数目字说话，以使人民有《危机感》。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手榴弹》抛出来。但我听他说后，才发觉他比他的父亲更会《精打细算》。一个强在政治战术，一个强在经济战略。

我说如果你本身不来槟城压阵，那么雪州州委欢迎你坐镇，应先建立桥头堡。而我被告知，行动党在雪州从未有突破，林冠英应积极考虑此议。可是林冠英也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还在想，林冠英将会在雪槟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如果你问我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州竞选，我答不上来，最好问问他本人。

无论如何，我倒相信他此刻正把槟州当成一个前线州，必会倾全力以攻之。在这方面，他又寄望安华及其公正党能与行动党配合。

后事如何，没有人预料得到，因为政治分分钟都在变。

反对“污染”华文文字

最近有三个现象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连贯起来解读，其中所隐藏的议程，对中华文字的正规与历史意义作出了挑战，不能不慎防“污染”了中华文字遣词用字的意之所在。

其一是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批判了“成语”的作用。他说：“成语这个东西让人思想懒惰、头脑昏钝、一知半解”，他并直言“用成语是国文（华文）教育的失败”。

此言一出，引来炮轰连连。学者余光中更是批评这位所谓“胡适的信徒”杜正胜错解了胡适的“不用典”的含意。他说胡适只是主张少用冷僻成语。

所谓成语，一般上我们理解是四个字，这之中包括谚语、格言、歇后语及能独立表达的词组和短句而成了俗语。其特点是约定俗成，结构固定，文字不能随意改动。由于时代的久远，有很多成语已成了死文字而不再运用；但也不不少是活文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熟读成语的一个好处是让你思考和消化，且适当地运用到写作中，而使文章更能传情达意。这是要下苦功，绝对不可能使人懒惰。因此成语绝不可废，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字的精髓。

不过，有些地区惯用的俗语，也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比如台湾的“三只小猪”新解“成语”，就被杜正胜用来造句，他说：“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写作业太草率，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要像三只小猪的老大，这就是运用成语。”

对台湾人也许可以理解其意，但对其它地区的华人来说，便不知其意了。这只能归为台湾俗语，不是成语。还有我们不知道杜先生去“中国成语”的用意是否也是“台独去中国化”的一个政治议程？
其二是近些年来，有人标新立异，把成语的词句改动，以收宣传之效。这是破坏和扭曲了成语的正规，千万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因功利主义忘了本意。这会混淆正在学习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那个写法才是正确的。为此，北京最近公布有些字眼不能用为广告用词，因它污染了原来的成语：如“百衣百顺”（应是百依百顺），“与食俱进”（应是与时俱进），“食全食美”（应是十全十美）。

不单在中国，即便在海外，包括马来西亚也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广告“成语”（取其音而离其意）。此风实不可长。

其三是，中华文字或汉字被变相使用而成了方言文字。这对某些地区的人民来说，或者是极其顺口的读法，但化成文字就太过牵强附会了。例如，堂堂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发表他的竞选宣言（出师表）时，在其背后就写下几个大字：“我会做好呢份工”（要用广东方言来读才知其意）。这是什么华文字呢？在英文则写上：I, II get the job dove！根据他的宣言内容来看，若是写成“忠于职守，为民服务”不是更一目了然吗？不是更适合汉字的规范吗？为什么要“降格”而方言化呢？这在香港以外的读者（他的新闻是向全球广播的）看来，真是不是滋味，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会置疑回归10年来，连香港特首也不能“中国化”，那又期望谁来推动正统的中华文字的广泛而正确地使用。

如果香港的汉字普遍应用“广东方言汉字”，而台湾又刻意推广“福建方言汉字”，岂不是分解了统一的汉字？

什么是“宦官政治”？

雪州民主行动党内争竟然牵涉到历史典故的争议，真是头一回。事缘原雪州主席王志坚说他是指是内有人在搞“宦官政治”，并不是辱骂全体中委。

我们先不谈有关事件的是是非非，但我们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宦官政治”？才能自我审视王志坚所指是否能“对号入座”？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宦官”乃指太监。太监即是阉人或所谓净身之人，不能再有生育能力。因为他们是用在王宫内侍奉皇上及皇亲国戚的。而王宫内尤其是后院嫔妃众多，都是皇帝的女人，自然不允许侍奉皇帝的人有“非非之想”。太监虽净了身，但有的大太监因得宠于皇帝或取信于皇帝，也就弄权玩术，把朝政弄得鸡犬不宁。历史上恶名昭著的十大太监，首推秦国的赵高。他在秦始皇死后，将秦二世操在股掌之上，在朝庭上“指鹿为马”，谁也不敢吭声。这句颠倒是非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更胆大妄为的是将秦二世杀掉，发动政变，秦始皇打下的江山，就这么给一位太监搞垮了。

下来还有一位是唐代的高力士。先是侍奉武则天，后来投靠李隆基（唐明皇），逼武则天下台，又助李隆基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成为李隆基的最忠实奴才。他最精彩的一出是撮合杨贵妃和唐明皇（唐玄宗）的姻缘，但在马嵬坡缢死杨贵妃的也是高力士。最后有了安禄山造反的悲剧出现。

如果说自秦以下到唐代，宦官弄权只是个别事件，尚不成制度化，那么到了明朝（1368-1644），太监已走进政治舞台，而有了“宦官政治”之说，这主要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消灭元朝）后成为明太祖。他在位时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宰相制，不让大官把持朝政，全由皇帝一手操办。这是因为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时（1381年），宰相胡惟庸造反，触发皇帝废了宰相制，并规定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在明代乃至清代是没有宰相制的。他另设内阁大学士制，但这些人只被视为皇帝的顾问。史学家钱穆做过这样的统计，自洪武废宰相后，从9月14日至18日的8天内，送到王宫的章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件件事都要皇帝批发。以皇帝的精力来说是不胜负荷的，但朱元璋也不得不亲力而为之。因为他规定太监是不能干预朝政的，提防他们弄权。

可是到朱隶（明成祖）（1402-1424）当上皇帝后，他就打破这一禁律，让太监干预朝政。原因是他能夺得皇位是靠宦官帮助的。自此之后，“宦官政治”成为明朝的一大特色，也出现了三位十恶不赦的太监。第一位是王振。他以自我阉割为代价走进王宫而成为英宗（朱祁镇）的大宦官，他不仅排斥辅政大臣，也盗毁朱元璋立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大权独揽，疯狂敛财。在他死后，抄没他的家产共有金银六十余库，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多株。

第二位是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时的太监刘谨。他先是侍奉太子朱厚照，当太子继位后，登上司礼太监（大总管）代皇帝批答天下奏章，独断专横，弄的皇帝有名无实，最要命的是依靠东西厂及锦衣卫（特务机关）大搞恐怖活动，滥杀无辜，而本身则广纳赂贿，贪风四起。最后落得被伏诛的可怜下场。查出他的财产计有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银五千余两，珍玉珠宝无数。第三位是最要命和最典型的罪不可赦的宦官是魏忠贤。他原是一位市井恶少，目不识丁的小人，在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1620-1627），他施展其阴毒手段，结党营私。谁想往上爬，不得不依附于他。于是出现了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帮派为他所用。所有的中央六部大臣，地方大小官吏，不得不向他摇首献媚。因为他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魏忠贤自封为“九千岁”，后来又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皇帝小一些（皇帝称万岁），胆大妄为之极，千古一绝。抑有进者，在他生前，竟有人相竞为他设立“生祠堂”（一般是用来表扬死者，才有祠堂之设），但魏忠贤乐得生前看到有人朝其金像膜拜，被尊称为至神至圣，香火不断。在短短的时间内到处可见魏忠贤生祠，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更厚颜无耻的是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竟然建议把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他说“孔子作《春秋》，丁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其实是顾秉谦首辅编纂《三朝要典》，但功劳记在目不识丁的魏忠贤身上），简直是黑白颠倒，拍马屁拍到胡言乱语，不知羞耻为何物。

当熹宗死后，魏忠贤也就倒了下去。但是登位的朱由检（思宗）在除掉魏忠贤后，却救不了摇摇欲堕的明王朝。由1627年在位到1644年结束其生命，吊死在煤山，明朝至此灭亡。

整个明朝历史，让我们看到太监如何翻云覆雨，把政治弄得乌烟瘴气，而皇帝又不理朝政，不亡才怪呢！

当我们明白“宦官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时，就可以想一想王志坚的用词是否恰当或另有隐意？

评林冠英的政治心态

林冠英的政治智商与才学是无需置疑的。他为政治理念作出牺牲而坐牢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也因为他是林吉祥的儿子，顺势在2004年当选民主行动党秘书长。这种“父业子承”是隔了一个郭金福年代才出现的，因此也算是一种民主程序的“选贤与能”。

但林冠英所处的年代与其父林吉祥呼风唤雨的年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父亲只能把政治血液输送给他，却不能也无法左右他的政治谋略。为此他有需要从他父亲的身上看到政治的现实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但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林冠英在处理雪州行动党“内閧”事件中企图为自己置身事外而说了一席不必要的话：“作为党的秘书长，他已掌握最大的权力，因此没有意愿领导任何州委会。”不错，他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党的战略部署有时也受到地方和区域的集体意愿所影响，不是秘书长说了就算。例如1978年，林吉祥决定把卡巴星放入槟州竞选，不惜与抗拒的叶锦源（州主席）闹翻，造成党的分裂，才能如愿以偿。

又例如1986年林吉祥亲自挂征移师槟州，以他当年如日中天的声望，自然是无任欢迎的，结果行动党大有收获，赢得10个州议席，是为丹绒一役，接着在1990年大选，行动党扬言夺权，州委强烈要求（也作出决定）林吉祥对垒林苍佑。这是一场没有把握打胜的仗，也非林吉祥个人所愿，但为顺应州委意愿，他豁了出去，结果他又胜了，只差三席即可上台执政，是为丹绒二役。下来是1995年的大选，州委又主张林吉祥打一场“王者之战”，对垒许子根。这也非林吉祥个人意愿，但还是得接受州委决定，再冒一次险。不幸的是这次行动党却在阴沟里翻船。辛苦建立起来的势力在一夜之间被瓦解。这是丹绒三役带来的苦果，也引爆日后的党分裂和骂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秘书长不是州主席，得尊重州委的意愿。换句话说，即便如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要接受民主集中制的决定。这之后的发展就使到林吉祥 的整个战略“乱了方寸”，而不得不在1999年大选后离开槟州才又再2004年在霹雳州重新站立起来。

如果林冠英不想重蹈覆辙的话，他应考虑入主雪州行动党；尤其是在王志坚走后，坦荡荡地接受多数党中委和雪州委的铺路，领导一方之土，而后统领全军迎接未来大选。

如果他想继承其父未完成的心愿而选择移师槟州的话，他也要作好准备入主槟州行动党。不然的话，谁敢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虽然林冠英说了在马六甲也忙得很，暗示会回到原区竞选，但从地理位置和战略考虑，若已有机会选择坐镇雪州而运筹帷幄全国战局，就需要优先考虑建立他的根据地，重新整合党的队伍。

无论如何要在那里重新出发，一切由他本身审时度势，但不能迟疑不决，欲迎还拒而错过时机，否则“苏州过后无艇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