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华人两百年》～写下海外华人史第一页

一个立论是：

海外华人史 · 槟城拔头筹

• 1.马来西亚主要的殖民者（指英国），吸引华人至他们的殖民地，是在1786年英人在马来半岛开辟殖民地时（指占领槟榔屿），华人才受欢迎。——《马来亚华侨史》作者 — 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曾任英国驻马来亚华民政务司，是华人通。
•    2.1786年槟榔屿的建立，在南洋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新的面貌，主因是初次把一个实际上无人居住的海岛将之发展。初时华人只是当中间人，不久即变成若干主要民族的居民之一。华人因而首次单独与欧人的势力相配合。——《中国与海外华人》作者王赓武教授。他被形容为新加坡国宝级的历史学者。
•   .因为莱特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华人开始向外大规模移居而形成华人社会。继后英国又通过槟城开辟新加坡和占领香港，再从香港把中国人大量的运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形成“世界海外华人”这一特殊名词。所有这一切起于槟榔屿的开发。因此槟城写下“海外华人史”的第一页。——《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作者谢诗坚博士。知名学者及时事评论家。

（一）槟榔屿开辟前相关史料

• 1.1402年马六甲王朝成立。
• 2.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承认马六甲王国。
• 3.1405年-1431年，郑和七次下西洋。
• 4.1511年葡萄牙攻陷马六甲（占领130年）。
• 5.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858年结束。
• 6.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799年结束。
• 7.荷兰于1619年占领椰加达。
• 8.荷兰于1641年攻陷马六甲（占领173年）。
• 9.1644年清王朝建立（启开满族人统治中国267年）。

（二）槟榔屿开辟的时代

• 1.1776年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
• 2.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
• 3.1760-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
• 4.1786年，英人莱特（1740-1794）开辟槟榔屿。
• 5.1794年，莱特逝世，槟榔屿人口一万人，华人3000人左右，掀开华人移民的第一波浪潮。
• 6.1800年，英国取得威省，并成槟城州。

（三）引发英国向外扩张

• 1.1819年，莱佛士开辟新加坡。
• 2.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
• 3.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强迫清廷割让香港，从兹华人向海外移民汹涌不断，终于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华人社会或唐人街。
• 4.1857年，槟城成立市政局。
• 5.1867年，槟城发生十日大械斗。10年后（1877年）设立华民政务司管制华人，更在1890年立法所有社团必须登记。

（四）辛亥革命冲击华社

• 1.1911年孙中山革命成功。
• 2.1919年五四运动，华教林立，华团纷起。
• 3.1930年马共成立。
• 4.1937年日军侵华。
• 5.1941年日本占领马新等国家。
• 6.1943年英军马共联手抗日。
• 7.1945年日本投降。

（五）战后槟城政局巨变

• 1.1945年英国推出马来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
• 2.1946年巫统成立反对Malayan Union，改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
• 3.1947年陈祯禄号召罢市，人民宪章不被接受。
• 4.1948年槟城酝酿脱离联合邦失败。
• 5.1948年2月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
• 6.1948年6月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左翼政团。领袖，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 7.1949年，驱赶华人进入“新村”居住。
• 8.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

（六）峇峇精英前台亮相

• 1.1951年林苍祐出任槟州议员。
• 2.1951年组织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
• 3.1954年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
• 4.1955年领导槟州联盟参加州选全胜。
• 5.1955年出任首席议员，引导槟城走向独立。
• 6.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
• 7.1959年与东姑闹翻，退出马华。
• 8.1961年另组新党（民主联合党）。
• 9.1964年参加大选，出任槟城反对党领袖。
• 10.1968年解散民主联合党，参加组织民政党。

（七）突显华人政治地位

• 1.1969年参加大选执政槟城州，取代王保尼成为首席部长。
• 2.1969年“513”种族冲突。
• 3.1970年新经济政策推出，林苍祐大力发展工业，以弥补自由港的消失。
• 4.1980年林苍祐改革成功，槟城成为东方矽谷，世界第三大电子城。
• 5.1983年第一代表作光大完工，1985年第二代表作槟城大桥通车。
• 6.1990年退隐政坛，改由许子根主政。
• 7.许子根萧规曹随。
• 8.2008年政治海啸，林冠英成新岛主。

（八）三个结论

1.槟榔屿成为英国扩张的桥头堡

• •通过马六甲海峡，英国更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夺得了香港。及后将权力伸入马来亚及北婆罗州。从此英国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中国的战略据点形成一张大网，使之成为19及20世纪的海上霸权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美国所取代。
• •槟榔屿因此成为英国侵略亚洲的桥头堡，并调转过来，通过香港输出一批又一批的华人涌入世界各地。世界华人因之形成一个独特群体和社会，这是莱特始料未及的结果。

2.战后形成华人主导政权

• •因为英国人大量引进华人，又刻意扶持土生华人（峇峇）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一个华人主导政权也就形成了。
• •先后的四位首席部长虽属不同政党领袖，但均属华裔出任即为明证。

3.林苍祐成了槟城的象征

• •1947年从中国回马后便投身政治活动。于1951年出任槟州议员后，便在政坛呼风唤雨40年，直到1990年退休。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首席部长，也是槟城人民心中的偶像和骄傲。因此他是槟城重生的引路人。

衷心感谢

感谢下列董事赞助本书及DVD制作经费：

丹斯里拿督陈国平局绅、拿督斯里祝友成硕士、

拿督黄智绪先生、拿督黄赐兴先生、李瑜槟先生、

拿督徐雄豪先生、准拿督黄永顺先生、拿督陈友源先生、

黄汉荣先生、江坤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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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撰期间，承蒙『光华日报』提供许多珍贵历史及档案图片，谨此表示最大的感谢。

另外本书采用之部分图片已注明出处，不再赘述。尚若有遗漏请通知出版人，容再版时补正，并就此表示歉意。 

 

编著者

 

于2012年6月21日在城市海湾酒店为《槟城华人两百年》新书发布会发表论点 

海外华人史•槟城拔头筹 （直挂云帆）

应槟州政府主催的“百年华团群英会”之邀，我在6月21日的上午作了一个专题演讲，题目是《槟城华人两百年》。

这个题目是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为配合“百年华团群英会”的举行而出版的，其内容分成三个部份，第一个部份是“槟城华人两百年的历史”；第二部份是介绍74间超过百年历史的华团和宗教组织；而第三部份是阐述乔治市成功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全书共520页，图文并茂，具有珍藏的历史价值。

我在当日向来自本地的华团领导人及来自中国的“侨办”代表二百余人介绍槟榔屿如何成为“海外华人”的桥头堡，因此我提出的第一个立论是因为有了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华人从中国向海外移居而在世界各地形成唐人街乃至华人社会。如果没有槟榔屿的发现和发展，海外华人是不可能形成一个大趋势和大运动的。

在这方面，《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作了很好的开导。他说，马来西亚的主要殖民者（指英国）吸引华人至他们的殖民地，是在1786年英人在马来半岛开辟殖民地时（指占领槟榔屿）华人才大受欢迎。

巴素博士也是《东南亚华人史》的作者。从1921年至1942年，曾在马来亚担任“华民政务司”。1946年（日本投降英军重临后）出任英军事政府的华人事务顾问官，因此他是一位权威的“华人通”。

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当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时，华人也不过三四百名。即使到了1678年，华人在马六甲的数目也还是426人。到了1817年时，整个马六甲华人刚好达到1000人。由此可见，荷兰人统治马六甲期间（1641-1824年）的183年间，是不重视也不需要华人南来的。

只有英国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年）开辟槟榔屿后，华人才大量增加。例如在1794年，根据开埠人莱特的报告，华人已有3000名。这一年较后时（10月24日）莱特逝世，但华人已形成槟榔屿的主要人口，另外也有马来人和印度人，合起来有10,000之数。

另一位历史学权威王赓武教授说：“1786年槟榔屿的建立，在南洋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新的面貌，主因是初次把一个实际上无人居住的海岛将之发展，而初时华人只是当中间人，不久即变成主要的居民之一。

王赓武被形容为新加坡国宝级的历史学家，他也是名著《中国与海外华人》的作者。

至于作者本人在80年代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时，已对华人作了一定的研究。我发现“因为莱特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华人开始向外大规模移居而形成华人社会；继后英国又通过槟城开辟新加坡（1819年，其开埠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曾在槟城担任总督坦达斯（Dundas）的秘书和麦卡里斯特（Norman Macalister）总督的秘书，直到1811年被调到爪哇任副总督，而在1819年向柔佛苏丹取得新加坡占有权。自此之后英国想方设法取得马六甲，以便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

当1824年英国成功地把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给荷兰换取马六甲后，它便在1826年把槟榔屿、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

通过马六甲海峡，英国处心积虑地在1840年与清廷打一场鸦片战争，不但逼使清廷放弃禁烟（鸦片），而且也占有了香港。

占有了香港之后，更多的中国人通过香港向海外移居，不再假手于澳门输出华工。换句话说，在1840年之后，更多的华人飘洋过海而形成“世界海外华人”这一特殊名词。所有的这一切，起于槟榔屿的开发，因此槟城写下“海外华人史”的第一页。

在这个立论的背后或者有人会争议提出在槟榔屿开埠前的1777年已在印尼的坤甸出现一个兰芳公司，而后被夸大称为“大唐总长”，但创始人罗芳伯是于1772年带领百多人由中国航海到达坤甸而后创立兰芳公司进行采矿活动，人数有限,不成气候。尽管有人认为这个兰芳公司或被人称为“兰芳共和国”曾生存了110年，直到1885年才被荷兰“消灭”，但没有史料佐证有“国”的存在。再说，它也只是在1800年后才增加人口，及后有刘善邦率众转移到砂拉越石隆门，人数约二百人（1830年）。因此它在历史上不被视为“海外华人潮”的开创者或先行者，只能当成个案处理。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回顾槟榔屿被开发前的时代背景。

其一是清朝于1644年建都北京后，掀开其267年的统治。这意味着满人的统治下给汉人出走创造和提供了条件，再加上清朝后期的颟顸无能的统治，造成内战（太平天国的出现，1851-1864年）及民不聊生，也就有更多的华人甘冒风险飘洋过海。

其二，在1776年美国摆脱英国取得独立后，造成英国失掉美洲领土而向远东寻求殖民地。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一路走来更需要扩大殖民地范围（1760-1840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在这个前提下，莱特说服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同意他向吉打苏丹取得槟榔屿的控制权。

及后虽有争执年租的数额，但英国不但巩固占领的地位，而且在1800年又取得威省控制权。这样一来，英国人继续物色殖民地，除了上述提及英国通过马六甲海峡发动鸦片战争外，它更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把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在各州设立了英国参政司制度。

根据手上的资料佐证了鸦片战争后（1840年）更快地促成海外华人社会，例如槟城在1842年时，华人9715名，到了1851年已激增至24188名；新加坡在1840年时有华人17704名，到了1849年时有华人24790名。在马六甲，1842年时有华人6882名，到了1852年华人增至10608名。在砂拉越，1841年时华人只1000名，到了1857年时增至4000名，而在1909年突飞猛进至45000名。在沙巴则是1891年时华人有7100名。还有在1840年时，美国的华人归零，只有在1850年时才见华人有4018名。同样的，日本到了1870年才见华人有记录2266名；英国则是在1851年时有华人记录78名。

由此可见，中国华人南来由槟城开了头，而在这之后（即鸦片战争后），华人更是排山倒海涌向世界各地。这就是说，槟城是海外华人的发祥地，因为有了槟城，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世界也因为有了槟城才发生人口质量的变化。

本文所提出的立论，有待高明赐教和评议。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出版的《槟城华人两百年》，厚达520页，图文并茂，欢迎邮购，每本50元）

刊登于2012年6月28日《东方日报》

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天下纵横）

随着今年3月马来西亚单方面宣布承认中国146所大学的学位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也及时回应希望马方承认中国所提出的800间大学的学位，而中方也将承认马方的64间大学的学位。

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趁中国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访马之际（6月15日），我国副高教部长何国忠又宣布马方将承认中国的820间大学的学位，而有关名单将在今年内公布。这意味着学位承认事已大致上取得“共识”了。

虽然马中相互承认文凭是从2009年由首相纳吉的介入才有了一来一往的细节商议，但进展并不顺畅，以致到了2011年时，双方还在为学制与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争议。例如马来西亚方面流行“专科文凭”（Diploma）及设有学术认证机构（过去称为LAN，现在称为MQA），而中国则分成大学文凭及中专文凭，也没有所谓认证机构，概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处理。如今在双方努力下，终于克服存在的困难。这样的大事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不可思议不意味着不可能落实，犹记得1974年时，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毅然地访问北京，并宣布马中建交就是令人震撼的不可思议的大件事。

在那个年代，马中的紧张与僵着的关系是存在着“马共”的问题，尽管敦拉萨对此耿耿于怀，但为了马中两国的利益他不能因噎废食，也就在东合国家中起表率作用：把政治歧见放一边，先异中求同以缓和双边关系。

果然在马中建交后，所面对的问题已不那么尖锐化；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6年）， 马中的关系更是跨前一大步。当中国涌现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访马之后（1978年），他就亲自拆除马中之间存在的大障碍，其中一项就是在1981年停止马共电台在长沙广播；而后者也就转入马泰边境设广播站，直到1989年马方、泰方与马共达成合艾和平协议后，马共也就走出森林，不再持续斗争了。

政局如此急速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9年）不过是11年的弹指的过程，马中的关系也就发生如此重大的转折，实在是始料未及。但它也让人相信没有任何障碍可以破坏马中的牢固情谊，包括最敏感的留学和学位的承认。在今天看来，已是雨过天晴了。

过去（即1949年之后），马来西亚是不允许学生前往中国留学，他们只能选择到台湾的大学或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深造。马中两国也因政治的歧见无法取得突破。直到千禧年后（2000年）我们才见马中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它不但反映在双方的贸易额的及快成长，而且民间的交流更见频繁。例如华人间存在的乡团及宗亲情谊也因之成为交流的支柱之一，这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

由于双方民间往来的放宽，中国来马的留学生逐年增加，现在已有逾万名学生，他们这些学生以马来西亚为跳板，进入本地的学院后，便通过双联课程考取西方大学的学位；不过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直接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攻读高级学位。反过来，马来西亚的学生也从小规模发展到今天的具有规模在中国留学，虽然数目企在3000名之间不算多，但在马中相互承认文凭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到中国留学。

对此，何国忠的任重道远的使命就是促成马国政府对留学中国的学生在考取学位后能在马来西亚得到重视，进而有人得以成为国家公务员或法定机构的官员。

虽然这不是国人留学中国的终极目标，但让中国大学的学位与西方大学的学位摆在同等的地位倒是事不宜迟的工作。

刊登于2012年6月25日《号外周报》第587期

百年华团群英会的省思 （跃马扬鞭）

槟州政府于6月21日举办“百年华团群英会”虽然不是轰动性的大团聚，但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百年以上历史的华团麋集在槟城说明了这个地方是华人最先大举迁移的地方，而且有不少社团是与槟城历史一起成长的。

虽然与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比较，槟城的历史显得微不足道，只有226年的历史，但却揭开了一段值得我们珍惜的祖先南来的历程。比如已存在逾二百年的“福建公冢”和“广东公冢”被认为是华人行孝最具体的表现，而后逐步发展成会馆的组织。

根据史料显示，莱特于1786年开辟槟榔屿后，就有华人较大规模移居。在1794年，根据莱特逝世前的报告（他是在这一年的10月21日逝世），槟榔屿已有华人3000名。因此在1795年后出现的华人公冢，以安葬先人是十分合情合理的风俗。换句话说，华人南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处置亲人的死（安葬）的问题，总不能让先人暴尸荒野或随便安葬，这不符合华人的礼仪。

接着当死有所依后，华人第二步骤想到的是对生人的照顾，于是在福建公冢（峇都兰樟）而后有福建公司，再后来又有福建会馆，间中出现的建德堂（大伯公）秘密会社（1844年）夹带着帮会的性质，也是那个时期的普遍组织。

同样的，广东人也在1795年在白云山划定公冢地带，接着有广东会馆，再继汀州加入成为今日的广东暨汀州会馆，其中也出现义兴和海山的会党等组织。另外一支三江公所，包括公冢在内也已有113年的历史。

换句话说，当生人对先人的逝世有了规划后，社团组织便告粉墨登场。最早具有历史文件佐证的会馆就是槟城嘉应会馆，它被确认在1801年就已成立，而且被公认为全马第一间的华人社团。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被视为已存在的有广汀会馆（1795年？）、增龙会馆（1801年）、海珠屿大伯公庙（1799年）、广福宫（观音亭）（1800年）、鲁班行（1801年）等，约有不下十间超过两百年的历史。若再加上超过百年的华团及宗教组织，直到今天槟城共有74个单位，可谓是琳琅满目和美不胜收的。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社团组织已告老化，不仅青年加入者少，而年长者又面对“后继乏人”的窘境，此为其一。

其二，这些社团或庙宇存有的产业是足以让会友羡煞的，但因章程规定，其组织功能也逐渐消退，除了提供有限数目的奖贷学金外，对学校的拨款也有局限性。

若任由华团青黄不接或让它“自生自灭”，不仅是对华人文化遗产的忽视，而且也愧对先人的良苦用心。既然槟州政府已跨出重要的一步，将百年华团整合起来，让领导人趁团聚之时唤起集体的记忆，有关社团就不要错失改革的良机。如果华人认为华团仍有其存在价值，寻找第二春是刻不容缓的事。

为此，我们希望槟州政府能再进一步带动百年华团迎向时代需求进行集体的变革，包括利用社团的雄厚资金支援公益事业，诸如增加或制度化捐献学校；提供更多大学奖学金；为青年提供技术训练与援助金，则更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也会为处于低潮的社团注入生命力。如果说槟城乔治市的古迹区地带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我们的社团和庙宇及教堂展现多元文化的特色和魅力，那么我们更应珍惜此独特的组织，使之具有活力和充满生命力。就此而言，如今百年华团群英会开了头，接着下来槟城华社要加油，让华团增添我们的文化风采。（槟城韩江学院为配合百年华团群英宴，出版《槟城华人两百年》一书，图文并茂，共520页。其中一部分是介绍74间百年华团的）。

刊登于2012年6月15日《南洋商报》

《槟城华人两百年》出版经过 （现代春秋）

当我在四月初与本校董事长拿督黄赐兴交流时，被告知槟州政府正在筹办一个“百年华团群英会”，日期订在六月下旬（六月廿一日）。他希望韩江华人文化馆能扮演一个适时与适当的角色。经过商议，并获得前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及拿督斯里祝友成的支持后，我们决定通过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组成一个团队，邀约各传媒报人鼎力协助，以便展示一本比较有内容的书刊和具有活力的DVD光碟，用短短的15分钟来浓缩槟城历史于一炉。因此决定分工合作，我负责第一部份的编撰工作，就是以槟城两百年的历史为经，以华人的心路历程为纬，呈现一个能体现槟城人文价值的史料。由于时间十分有限，我只能将手头的资料（一些发表过的或未发表的）重新整理和改写及补充新资料，用十个章节来完成，总共有七万余字。每个章节都配以历史图片，力求其真实感。若未能达到要求水平，也是预料中事，毕竟粗工难出细活。

这一部份的内容着墨于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与制度的形成与变化，并结合华人南来如何影响殖民政府的决策乃至在后来又如何被英殖民政府通过法令来瓦解和控制华人社会形成的会党及反对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移民与土生华人的合作和矛盾也成了被英殖民利用的隙缝而扶起了峇峇政治精英继承英国的政治遗产。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华人主政的局面也在战后成形了。这个代表性人物就是敦林苍祐医生。

林苍祐是英人莱特开辟槟城后的另一位划时代横空而降的政治人物。他继承了英国的政治衣钵而成为战后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因为有了林苍祐，槟城的政治显得多姿多彩而且波澜壮阔乃至起伏不定。他先后纵横政坛40年而成为独领风骚于一个时代的首席部长。他改变了槟城的面貌和政经生态；他扭转了槟城人民的命运。因此他成了莱特以后最为重要的掌控槟城命运的关键性人物。

如果说王赓武教授在写《中国与海外华人》巨著时，有将鲁迅和林文庆列为一个章节来叙述，是可以被接受和有其道理的；那么本书将林苍祐列为一个章节有余也应该是无可厚非和顺理成章的。不论是林苍祐的朋友、同志或他的政敌与敌对者，都不能否定林苍祐的“丰功伟绩”。丹斯里许子根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林冠英亦形容他对槟州有巨大的贡献；前首相敦马哈迪更对他的峇六拜工业化的成就感到惊异，而称赞他的眼光独到，成为马来西亚电子工业的奠基人。

至于本书的第二部份介绍百年社团和庙宇，因牵涉面广，也就交由李会春与记者来完稿。鉴于收集资料有限与时间紧张，各人也尽力而为，希望能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将百年华团的风采展现出来。

也因为华团与其他种族的庙宇和教堂与文化交错其中，形成一个十分独特的乔治市。因此本书的第三部份就由对古迹有研究的工程师黄木锦来撰写。他用心地表达乔治市申遗的前因后果及申遗成功后面对的喜悦与隐忧，配以文化遗产区的图片，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槟城闪烁其中，成为世界游客津津乐道的景点。

总得来说，本书是由三大部份组成的历史资料，具有参阅与收藏价值。为了更具动力感和展现文化遗产的活力，我们也采用电影的手法摄制了一套DVD短片附送。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增添槟城的风采与魅力。

附带一提的是：本书及DVD制作概由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及韩视网负责出版。在此十分感谢槟州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及百年华团赐予的合作，因而得以顺利出版。也不忘感谢《光华日报》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性资料，使到画面更加多姿多彩。至于其他单位及个人的图片采用也已在本书中有所交代，不再赘述。总得来说，书中的错误与过失，概由我们负起文责，因为时间匆忙付梓印刷（我们连同印刷也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肯定未尽如人意和有欠周全，若尚有遗漏，请即刻通知出版单位，希望将来再版时再做补正，在此先致歉意。

（注：本书厚达520页，附有历史及珍贵图片，由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出版）

刊登于2012年6月25日《光华日报》

华文中学坎坷路 （直挂云帆）

2012年5月20日，彭亨州华校董事联合会发起号召举行和平大集会，共有5000人出席支持，目的是要求政府批准申办一间独立中学。

由于董总积极介入，也获得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拔刀相助”，因此它是要申办一间中华分校。

到了6月份的时候，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提出了曾有过“共识”，即独中可维持现状，但数目不能增加。基于这项共识，政府在修改1996年教育法令时做出妥协，废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取消教长关闭华校的权力。

可是慕尤丁在未接纳申办独中的同时，并没有清楚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引致莫衷一是的说法，其中一方面指说没有所谓“共识”和“契约”这回事，也忘了有这么一回事。

就在大家对“共识”有巨大分歧时，又传来急转弯的说法。这回慕尤丁于6月16日在槟城说，内阁已原则上同意在关丹建立华文独立中学，也指示马华领袖在符合国家政策与教育法令下，从长计议建校的模式。

在一方面来说，关丹申办独中这么快有“佳音”确实令人感到欣慰的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实事求是探讨新生的独中是采取新模式办学或是传统的模式。这是关系到生源与学生的未来前途的大问题。

就我所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是经过一段坎坷的道路才有今日的华校系统的延续和在困难中求发展。

最早的华文中学是在1923年转型成功的钟灵中学。原本它是一间小学（1917年）取名为钟灵学校，是孙中山的“阅书报社”所创办的。换句话说，钟灵中学是全马第一间华文中学，它成了培育华校生的摇篮之一，也在抗日时期成为著名的反日学运中心。

1956年，钟灵接受改制，引爆学生示威游行。虽然钟灵是第一间改制的华中，但也是学运的发祥地。自此之后，学运在全马传开。

1986年，钟灵中学衍生了北海钟灵中学，它成了威省的第二间改制中学，第一间是日新中学。因为有所需求，这两间中学也吸收了大量威省的华小毕业生。就其意义而言，这是改制中学的一项突破，因为在这之前未闻有改制中学开办“分校”之事。

1998年，陈国平和我正为韩江中学振兴而伤脑筋时，前州议员许平城带了槟岛西南区8间华文小学的领导人与我们开会，请求陈国平领导一个委员会向教育部长在西南区申办一间国民型华文中学。

当时我们很纳闷，槟城的独中（有4间在槟岛），学生人数都不满，正需要招收华小毕业生，为什么他们不来独中念书呢？

根据他们的解释，家长的心态是要进国民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接着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并有图表为证，发现当时这8间华小（后来又加入明新华小成9间）的学生有5千余名，每年有7百余名小六毕业生，只有不到一半被分配到国民型中学（如钟灵、槟华、协和、菩提及中华等），剩下的不是进入国民中学就是辍学，甚少愿意报读独中的。

为了顺应这批董教仝人的需求，我们成立了工委会，并与林苍祐商议此事，因为我们要用他的名字申办一间中学，取名为“敦林苍祐国民型（华文）中学”。林苍祐并没有反对，但他并不乐观，他说此事不容易落实。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作出一份完整的报告书，并向时任教育部长的纳吉提出申请，日期是1999年3月25日。

在我们申办的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申办“韩江学院”。当时教育部并未有高教部之设，一切由教育部统办。后来陈国平向教长反映实况，结果获批准“韩江学院”，而申办国民型中学则需首相特批才行。就这样，我们的西南区国民型中学的计划就没有下文。

与此同时，新山的宽柔中学也提出增设新校园于古来（俗称古来分校）。它在2000年获得批准，它不是新的学校，而是一校两区。因此宽柔成了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有学生近万名。

就在我们无法为西南区的华小解决它们的毕业生升学的问题之后的7年，槟城菩提国民型中学在2007年初正式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向教育部申请迁校。迁校不是新校，也不是设分校，自然较容易获准（同年4月批准）。虽然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将银禧老人院的一块地段拨予菩提迁校，但建校费用则需要各界大力支持。

据知，在2009年迁校完竣时，共耗资3千余万元，多亏华社鼎力支持，不然迁校费用是大费周章的。也因为菩提迁得及时，学生从2009年的9百余人激增至2011年的2200人，可见需求殷切。也因国中迁走，菩提独中才有了“独立”的校园，但学生与国民型相比，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见办独中在北马的辛酸。

有了菩提迁校成功之例子，在后来激发威省人又请命在威南多建一间国民型中学，暂取名为“威南日新”。如今准证到手，正是它们筹款的紧张时刻。据知少说也要筹到3千万元才能大展手脚。

正当威南日新筹划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又闻彭亨关丹独中有了着落。在报佳音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建校基金有着落，不然又是要华社大张旗鼓筹款。

从这边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在先贤与时贤的坚持与坚守下，华校虽经历千辛万苦的华中，但有时也能绽放美丽的鲜花。从国民型的增加到独中的增加印证了只要华社不放弃争取的努力，就有突破的希望。当然在成功之后，华社又得为华校承担沉重的责任。

刊登于2012年6月21日《东方日报》

大选越迟越好？（天下纵横）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调：大选越迟越好！说这话的人是马华吡叻州联委会副主席何章兴，他的理由是人民可以得到朝野政党不遗余力地服务。这意思是说，别那么快大选，人民可以慢慢消耗或消费朝野政党提供的援助和服务。

这种说法似乎反映了现实的真相。所谓的“真相”是指只有在大选期越近的时刻，我们才可以看见议员或准候选人勤力走动，甚至登门造访，尽量“满足”人民的需求。如果不是大选期，人民有什么要求是不大容易即刻解决的，甚至是不能解决的。

在一方面来说，这确实是普遍的现象；尤其在过去的一年，因为大选日期拉了又拉，人民得到的好处就越来越多。例如本来很多人都相信也期望大选会落在去年的6月，后来又说11月，因此各政党都努力地作出表现。但在落空之后，坊间又有新的传说指大选会在今年的华人农历过后，也就是在三月举行。

当3月份过去了的时候，再有一种新的说法是推倒4月，但“肯定”不会超过6月。现在6月已走到近乎一半，大家又再把目光转向今年9月。这个日期也是前首相马哈迪所同意的。可是最新的消息竟说既然政府宣布要在9月提呈新预算案，应该不会在9月大选；大选也就被推后可能落在今年的10月，但因为许多穆斯林会前往麦加朝圣，其可能性又被调低。到了11月就是学生的考试季节。至于12月又会刮起东北季候风，以此类推。大选落在明年上半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另一方面，因为大选日期没有定案，人民也获得各政党各式各样的服务，政府方面也比平常出手绰阔，大派援助金，也对教育机构提供巨额拨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较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局在不久前才发放500元给低于3000元月入者，总共有500万户家庭受惠（共拨出21亿元），现在又听闻政府将在8月再发放500元的“一马援助金”，真是喜从天降？如果仍然针对月入不超过3000元者，那就意味着许许多多人在今年额外地得到1千令吉。这不但是破纪录的，也是让人跌破眼镜的（但真正何时发放，也还不知道）。

由于人民得到许多好处，难怪何章兴要“代民说话”越迟举行大选越好！但这种心态是正确的吗？正确的心态应该是大选的日期不能有太多的“空穴来风”，这不但令政党疲累，也让人民引颈期盼又没有个头，实在是累人累己的。

再说，如果天天都沉浸在选举的气氛中，大家只管派钱或只管承诺这个和那个，而人民又无法良好地规划未来，包括出国旅行和其他个人计划，也是一个悬念。

换句话说，大选的日期让人吊胃和猜了又猜，徒只让人民对选举感到不是味道，也不期望“大选越迟越好”？似乎只有何章兴一个人这样说，因此我们要反问何先生，这样的消磨累不累？毕竟许多人包括候选人都希望大选日期快快确定，不要传了又传，拖了再拖。

扪心自问，何先生也可能打从心里与大多数人一样希望大选快快举行，若是“越迟越好”，恐怕会让许多人吃不消的。不知何先生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2年6月18日《号外周报》第586期

地方选举又起争议 （跃马扬鞭）

在地方议会选举方面，槟州政府又和中央唱反调，两者之间似乎无法达成协议，而且形成骂战。

代表中央政府的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曹智雄于6月12日在国会回答民联议员罗国本的提问时指出，槟州立法议会最近通过槟威地方政府选举法违反了《联邦宪法》的第75条文和第95A（6）条文，因此被视为无效。

他说，在询问总检查署后，该法案是无效的，因为171法令（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禁止和停止执行地方政府选举，是凌驾《1960年地方选举法令》的。

曹智雄进一步指出，联邦宪法第75条文列明，州属的法律不符合联邦宪法时，州法律是自动失效的。

这是指槟州立法议会于2012年5月10日的会议上通过的《2012年槟岛及威省地方政府选举法案》未得到中央的认同，但身为负责槟州地方政府及交通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曹观友马上驳斥这一说法，反指曹智雄没有权力说法案无效，而是应由法庭来判决。

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认为不允许举行地方政府选举才是违反国家宪法的，他支持曹观友的说法，地方选举在联邦宪法第113及114条文下，是获准举行的。

很显然的，中央与槟州政府的对峙与矛盾除了法律上的争执外，也包含政治权力的斗争。在目前这种僵局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有结果的。换句话说，我们还不能期待有地方选举这码事，毕竟法律的诉讼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也即是国阵政府自1965年终止地方选举及1976年通过地方政府法案，允许各州政府委任主席及地方议员后，就一直认为举行地方选举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曹智雄语）的事，不如直接由州政府作出委任，无需再有地方选举。这种想法当然也包括反对党要拿下州政权不易，不会对地方议会的操作带来改变和影响。

持平而言，当年政府之所以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发现城市（市议会）居民偏向反对党，及一些地方议会（指华人新村）也偏向反对党。若未做出改变，难保不会出现多个地方议会与州政府抬杠的事。例如槟州政府与乔治市议会的政治与权力斗争不断，就是因为属于不同的政党执政（联盟vs社阵）。因此，认为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可减少政治摩擦。

但在另一方面，反对党也就是今日我们熟知的民联，竟在308后崛起又多控制三个州议会（雪州、槟州及吉打），也就有了另类的想法；尤其是行动党在大选前承诺还人民第三张票，就促使它不得不向民主再跨前一步。

虽然以目前民联掌控的槟州来说，行动党是相等控制了槟岛及威省两个市议会，选不选举也对它的政权没什么影响，但基于民主的原则，行动党就在此时以选举课题给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在于化“承诺为实现”，而不是在进一步争夺控制权；再说，即使地方议会选举，也不保证行动党一定执政的。因此行动党的选举法案也具有一定的“风险”。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将地方选举法案归为国阵与民联（行动党）的新一轮的斗争焦点之一。

刊登于2011年6月1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