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敏与安华的微妙关系 （跃马扬鞭）

雪兰莪州政局的峰回路转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此时此刻没有一个政党有把握在重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也就不存在有政党力主解散州议会（除了前大臣卡立曾表示不排除解散州议会的可能性外，其他相关政党的领袖都不作此想）。在这种情况底下，寻求折衷方案是较为上策的，而且也可免却一场无谓的重选。结果是公正党的阿兹敏脱颖而出，也就把危机暂时压下。

虽然阿兹敏不是公正党的首选，但当党主席旺阿兹莎的上位遇阻时，也就使到坐党第二把交椅的阿兹敏已是时来运转了。

阿兹敏的上位是意料中事，他的从政背景不但与安华过从甚密，而且在党内势力也不断上升。今次再度蝉联党署理主席，击退原州务大臣卡立及党秘书长赛夫丁的挑战，印证了他在党内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领袖和接班人。

虽然安华从未把阿兹敏列为接班人，但从阿兹敏对安华的不离不弃来看，当党内几乎所有的亲密分子都告别安华后，似乎只剩下阿兹敏是安华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连阿兹敏也背安华而去，那就意味着与安华一起斗争的人所剩无几了。

随手拈来，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 围绕在他身边的人虽不是达官显要，但却是安华的“忠心”份子，例如学者型的詹德拉慕斯扎法就曾出任公正党的首任署理主席，当时他正想在政坛大展拳脚。讵料在1999年大选失利后，慕斯扎法脱离了公正党，继后竟与安华交恶，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还有一位曾任安华政治秘书（财政部长）的依桑是最维护安华的人，甚至比起阿兹敏更为前卫和激进；尤其是在担任公青团团长时更是成为安华的影子。他为安华也不惜坐牢。但万想不到，他在2008年大选前退出公正党，而后重加入巫统，也就摇身一变反过来大加鞭鞑安华。依桑虽然无法扳倒安华，但他的离去让人留下不少的遐想，也给安华带来一定的伤害。

除依桑外，安华还有一位政治秘书（副首长）曼梳。他是安华最信任的人之一。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2008年安华参加峇东埔补选时有多放一位独立人士上阵，他就是曼梳。主要是担心安华的竞选资格被取消时，尚有一位亲信代为上阵。

我后来从公正党的内部探知这是安华的苦心安排。虽然直到今天曼梳仍留在公正党担任槟州主席，且还是国会议员，但他并没有阿兹敏的活跃，而且也在2013年的大选宁可放弃角逐州议席，意味着他不想再担任副首席部长。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

这样一来就剩下阿兹敏是安华最后一名重量级的亲信了。阿兹敏从23岁起就担任安华的机要秘书，即使安华被革职，他还是跟随在安华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阿兹敏虽然在2008年就当选雪州州议员兼国会议员，但未能与卡立争大臣。因为那个时候，卡立的知名度与声望只在安华之下。不料在2013年大选后，阿兹敏就不服卡立的领导而曾一度出现党内对大臣人选的“危机”。后来在安华斡旋下，阿兹敏才愿意妥协，暂时缓和矛盾。

直到今年的3月，安华才想到亲自出马来取代卡立，不料安华又因鸡奸案被判刑而失去参加补选的机会，也就出现旺阿兹莎再度代夫出征。这就意味着在补选之后，旺阿兹莎将有大动作。果然在安华出马下，取得了公正党（包括阿兹敏）及行动党的全力支持，再加上两名伊党议员共凑成30席（超过半数）的支持。旺阿兹莎算是已排出困难接班在望。

可是伊斯兰党的拦路和使到课题变得沸腾也是安华料想不到的。这不但让安华颜面尽失，而且也坏了他的未来大计（通过夫人控制雪州，再下一步迈向布城）。

如果可以形容的话，这是安华反扑以来（1998年后）的最大失算和权威的最大失落，他已不能自信可控制民联，至少伊党已不听他的指挥棒了。

这样一来，安华在退而求其次下，也只好接受阿兹敏的接替卡立。这完全不在安华的计划内，也因势利导造就了阿兹敏守得云开见明月。看来安华也只得希望阿兹敏会与他斗争在一起，迎接胜利也承受失败。若是阿兹敏也不成为安华的人，那意味着安华斗争一生除了他的家人外，他可能在党内成为孤家寡人。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安华不得不严防陷入困境中。

刊登于2014年9月29日《南洋商报》

安华与伊党的两败俱伤 （现代春秋）

虽然吉兰丹的彭加兰古堡州议席的补选不具标捍性意义，但也反映出当民联出现失和时，伊斯兰党也无法在其铁打的州击破巫统的选区。这也告诉我们，当反对党自信本身可以打胜仗时就会因自负而吞下苦果。

  在吉兰丹州，共有45个州议席，一向以来是伊党的天下，除了1978、1982及1986年一连三届伊党扑倒不起外，它是自独立以来就掌控吉兰丹州的政权。不过伊党最危险的时期是2004年的大选，只以一席多数票执政丹州（23对22）；最写意的时期是2008年大选后，伊党几乎是一面倒，占有39席，公正党1席，而巫统只剩下5席。但是在2013年的大选，伊党虽然稳住了政权，但已减至拥有32席，公正党仍只得1席，而巫统则增至12席。这就是说，如果将来大选伊党未能继续保住优势的话，它的堡垒很可能被巫统攻下。

就拿这次的彭加兰古堡的补选来看，已显示伊党出现弱点，并反映出巫统的支持力量正后市看起。例如在2008年大选时，国阵（巫统）的候选人诺再希迪只以100张多数票击败公正党候选人哈山依布拉欣，得票分别是国阵7643张票，公正党7542张票。

但在2013年大选时，国阵（巫统）候选人诺再希迪得票率提高，以1736张多数票压倒公正党候选人沙哈仑依布拉欣（分别得票是10147票对8438票）

当诺再希迪于日前因病逝世，其留下的空缺就不得不进行补选。按照道理仍由公正党派人上阵是合情合理的，但因伊党坚持有胜算，碰巧安华也被雪州大臣风波搞得筋疲力尽，也就做个顺水人情给伊党派候选人上阵。

讵料安华这一让步也没有得到伊党的回报，反而伊党更大的伤害安华及其夫人旺阿兹莎，公然反对旺阿兹莎成为雪州州务大臣。

如今雪州大臣风波基本暂时安定下来，但已给安华造成第二度伤害，因为上位的不是党主席反而是党的署理主席，这对领导民联的安华及领导公正党的旺阿兹莎无疑是最大的屈辱，堂堂的民联共主却被伊党奚落到如同跌进阴沟而未能强力的反击。

很显然的，这不应是安华的性格，但在遇到伊党的毫不容情批判时（不能同意由旺阿兹莎上位），安华的委曲求全也暴露了他的叱咤风云的时代已褪色甚至有过时的难堪，单单伊斯兰党就把大臣的课题闹翻了天，安华又还能指望伊党扶他一把吗？

我们不知道伊党是否想拉安华下马？不然他没有理由在大臣风波上弄得安华哭笑不得。在有了这样前所未有的打击后，安华还能坐稳他的“共主”江山吗？旺阿兹莎还能继续领导公正党吗？尤其是他的副手阿兹敏越级而上，她又如何掌控雪州政务呢？

这让我们想起1990年民政党所面对的尴尬是一样的。在那一年，许子根取代林苍祐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但在党内他是副主席，而民政槟州主席是陈锦华，巧合后者又被委任为槟岛市议会主席。在官职上，许子根比陈锦华大；在党职上又是陈比许大。由于党政权位不一致，也造成某些的矛盾与不协调，直到1996年许子根接任民政槟州主席后才结束这一难堪的失调。

同样的，今次我们也将看到公正党的旺阿兹莎与阿兹敏的矛盾与心理的障碍，这种现象有别于旺阿兹莎与卡立，因为卡立在党内非担任重要职位，而旺阿兹莎又非雪州州议员，也就不存在“到底谁大”的问题。

如今旺阿兹莎与阿兹敏该如何协调和消除彼此的隔阂（因两人争一个官位），倒是一门大学问。在可预见的将来，公正党将因阿兹敏的脱颖而出而有了权力分配的变化；尤其是不久前的党选，总秘书赛夫丁不敌阿兹敏，做不了老二也印证了阿兹敏的势力是老树盘根的。

因此在公正党内，阿兹敏时代可能提早到来，这就要看安华怎样应对政局的变化和他如何修补自身的权威迩来竟接二连三地受到伤害，否则在接下来的的日子，安华的发号施令的角色也会越来越模糊了。

另一方面，伊党在补选的失利和以更大的多数票败给国阵更说明了吉兰丹的政局也悄然起了变化。

根据成绩公布，国阵（巫统）候选人末拉兹得票9961张，而伊党候选人旺罗斯迪则得票7328张，国阵的多数票扩大到2635张，比2013年的多数票增加了899张。这意味着伊党在缺乏友党的合作下，要单独面对强大的国阵的挑战诚非易事。

同时伊党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坚持宗教挂帅的立场也似乎敌不过国阵宣扬的民族主义政治。当宗教不再是政治的主角时，伊党的政策就需要重新检讨和改弦易辙了，这也正是民联对伊党的期望。

今次只是一场小补选就出现了伊党的攻势压不过国阵（巫统）的气势，如果面对下来的大选，伊党又如何能独行上路而胜得更写意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民联正面临蜕变与分裂的危机，双方似乎“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刊登于2014年9月29日《光华日报》

苏格兰不独立了 （天下纵横）

经过了一阵纷纷攘攘后，苏格兰人民终于在公投中作出决定，那就是不脱离英国，继续留在英国不搞独立。

在9月19日的公投结果显示，在全部32个投票区计算出来后，有55.3%的选民反对独立，宁可留在英国。按得票来算共有200万张，这就是说，统派取得胜利。

至于一向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国家党在首席部长萨蒙德的领导下，只取得160万张支持票，只占44.7%。换句话说，萨蒙德失败了，也不得不宣布行将辞职。但苏格兰的独立斗争似乎还没有划上句号，在未来也将成为一个争议的课题。

其实，苏格兰这次通过公投“闹独立”的政治游戏对英国的完整性是很大的挑战和威胁，也包含深远的政治意义。

就历史上来说，英国是欧洲最早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原先这个国家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大部分组成大不列颠群岛再加上爱尔兰组成，统称为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

不过爱尔兰是在公元12世纪才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也就迫使英国在1921年承认爱尔兰南部有自治权，接着在1937年爱尔兰宣告独立，仍留在英联邦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爱尔兰宣布脱离英联邦，并在1949年取得完全的独立。

至于爱尔兰北部6个郡部一直由英国统治，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因此英国的全名也就在那个时候起变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少了南部这一块大片土地。

由于英国土地面积有限，因此在工业革命后（18世纪）就不断地向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也一度成为海上霸主。根据统计，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的面积大于英国150倍，其中美国及印度堪称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殖民地。

但英国的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消失，各地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最明显和最引起世界关注的莫过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结束了百年的殖民地统治。

真没想到，土地面积已不大，人口有6千余万的英国，也会在今天闹分裂，它起因于其中一块称为苏格兰的地区（约占整个英国的1/3土地）在近些年来闹独立，更在9月19日通过公投来决定未来的命运。

如果苏格兰脱离英国，则可怜的英国会变得更加破裂了。正因为担心英国分裂后会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力挽狂澜于既倒，更是通过三党（保守党、工党及自由党）联手疾呼苏格兰人民不要脱离英国，同时承诺提供更大的自主权。结果奏效，苏格兰人民同意留下来。

正因为大多数人民不要搞分裂和独立，也就使得在1990年就取得苏格兰国家党领导权的萨蒙德不得不宣布将挂冠而去。

他是因为在个人方面有过人的魅力而在2011年成为这个自治省的首席部长。讵料在中央同意下的公投却不过关，也就迫使这位当红的民族领袖黯然下台。

他这样说，在他之后的领导人，也将继续为独立而斗争。

当然英国中央政府是不希望苏格兰省离开英国的，也就可以预见中央会下放更大的权力，以捉住苏格兰省人民的心。

因此未来的苏格兰仍然会在“独与统”方面进行不懈的斗争。究竟苏格兰人民会支持“统”多久？就要看英国会给苏格兰省人民什么样的福利和权利了。

刊登于2014年9月29日《号外周报》第703期

民联还有明天吗？（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在峇株巴辖举行的代表大会虽然暂时避开党的分裂，但却无法缓和伊党与公正党的尖锐矛盾。哈迪阿旺在总结辩论时更是严厉地指责两名伊党州议员签署支持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出任州务大臣的行为是“背叛”了党。这两人是沙利桑吉及哈斯努州议员，但前者即刻反驳哈迪阿旺，请他拿出证据来，以证明他被公正党“收买”。

很显然的，哈迪阿旺是借这两位“不跟党走”的州议员的事件大做文章，以便制造一个印象来指证这两人是“违抗党的命令”。但事实上，哈迪阿旺的伊斯兰党原先也是支持旺阿兹莎出任大臣的，三党联盟的民联也公开在报纸上做出宣布。讵料哈迪阿旺以伊党主席的身份否定这一任命。换句话说，伊党不支持旺阿兹莎取代卡立依布拉欣，也就在党内掀起辩论，有人认为党魁不应“自食其言”。虽然哈迪阿旺表面上的理由是质疑旺阿兹莎的领导能力，但广泛被认为是伊斯兰党仍对女性的上位有意见；尤其对方是安华的夫人，也就在语气中指女性若出任大臣会被人在背后指使。言下之意是不能接受安华成为“垂帘听政”的幕后人。

这种说法虽不完全没有理由，但问题是这个职位（雪州州务大臣）本来是由安华取代卡立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女性挂帅。由于今年3月份的“加影行动”让安华梦碎，最后不得不再由夫人代为出征。除非伊党不支持安华，否则应避免安华下不了台。况且哈迪阿旺也是明瞭个中因由。

安华之所以丧失提名资格是因为他的鸡奸案在总检察署上诉得直后被判刑5年，也就不能参加选举。虽然他的案件仍在上诉中，但已不能提名成为候选人。于是旺阿兹莎又浮出台面了，也就自然而然地由旺阿兹莎来取代被认为“不称职”的卡立了。

其实旺阿兹莎不仅具备专业资格（是执业医生），也在爱尔兰留过学，又参政多年，已不容质疑其领导能力。偏偏伊斯兰党内的保守派未能接受这一改变，也就出现许多波折困扰民心。没想到旺阿兹莎为顾全大局，忍受闲言闲语的屈辱也不还击，倒是安华的形象与民联共主的地位似乎已褪色了，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伊斯兰党借雪州州务大臣换人的事件给公正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争的事实。如果公正党未能捍卫原来的立场或州务大臣已换人，已不是旺阿兹莎而是阿兹敏，那公正党又如何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意见？又如何向人民作出交待？

既然人事已有变动，也就不得不悲观看待民联的未来是不乐观的；毕竟这个组合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

许多人都会记忆犹新，反对党阵线是在安华于1998年跌马后，在1999年出现的。当年尽管安华成功地说服伊党与行动党和公正党一道努力共同形成统一阵线对抗国阵，但如果没有安华的居中调和，行动党是不可能和伊斯兰党合作的。它们之所以合作主要是在选区上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抗国阵，以壮大反对党，打出的旗号是共同反对霸权政治和争取社会公义。但党的路线还是各安其位，互不干涉的。也就是说，三党的合作并未触及意识形态和路线的协调，也就较为容易出乱子。例如1999年大选伊党坐大后（赢得两个州政权和拥有27个国席）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回教国，终于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当时称为替代阵线），暂时结束没有基础的合作。

直到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突见形势全面好转，公正党、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在大有斩获下，最终促成民联的诞生。这意味着民联是安华带出的政治产儿，它也间接承认安华是共主。如果没有安华的拉拢，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是不可能排排坐的。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到它们的合作是很微妙也并不全面。首先在吉打州，伊党主导政权后，并没有把行动党拉进来担任行政议员；同样的，行动党主导的槟州政权后也没有让伊党的议员担任行政议员，彼此只维持在市乡议员的合作。

也惟有在雪州才真正地体现三党联合执政。2008年大选后在公正党15、行动党12及伊党8席下，共35席下起而执政（总共56席），由公正党的卡立出任州务大臣。

因为首5年的执政留下好口碑，也就在2003年的505大选中，不但巩固雪州的执政权，而且议席也大为增加，即公正党14、伊党15及行动党也15席，共拥有44席（巫统只剩下12席）。

没想到这样的传统安排，在选后竟出现阿兹敏与卡立的权力斗争。在初时安华选择支持卡立以暂时结束内斗，但及后安华又发现卡立表现未臻理想，也就酝酿换人。真没想到这一闹也把民联的矛盾暴露在阳光底下，看来在没有进一步协调与共识下，民联的未来将可能以分裂收场。整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伊党与公正党的互不相让而不是与行动党又再唇枪舌剑。

只要我们读读哈迪阿旺的肺腑之言，不难发现三党似乎是同床异梦。他说，伊党的斗争目标是捍卫伊斯兰教义；行动党走社会主义路线（它经常强调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而公正党是为民主自由而斗争。

在这种情形下，哈迪阿旺所说的共识已越来越模糊了，乃至为了“原则”彼此又互不相让，例如雪州大臣事件中的争执就是共识已荡然无存了。从这样看来，三党合作的民联还有明天吗？

刊登于2014年9月25日《东方日报》

伊党宗教路线引发争议 （跃马扬鞭）

伊斯兰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警告伊斯兰党不要囿限于伊斯兰立场，而是应该关注社会正义，否则一旦类似佐科威（印尼新当选总统，他是平民出身，曾担任雅加达省长，有良好的服务记录）的领袖在马来西亚崛起，伊斯兰党将会成为与马来西亚人民无关的政党。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伊党领袖不要太自豪于利用伊斯兰宗教来捍卫本身的一切行动，有朝一日，当佐科威来了强硬的宗教派将吞下苦果。

因此他促请党内的宗教派与其抛出伊斯兰辞令，不如走入民间与人民同在。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莫哈末沙布是伊斯兰党于1978年大选吃败仗后的第一位敢站出来批判党内保守派与宗教派的人士。这之中隔了几乎36年之久，才看到党内坐第二把交椅的领袖敢于向党内的当权派发出内心的呐喊。

这之中也显示了伊党正处在一个自我挣扎的时代；而其矛盾也反映在伊党内有一批干部认为伊党的坐大全因是党的转型成功，选民也接受了伊党的宗教路线。

究竟伊党有没有转型？而其转型带来的政绩又是否因宗教路线有以致之？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的宗教政治。

无可否认的，伊斯兰党是从巫统分裂出来的。1951年伊党虽已成立，但一直打不开局面，尽管在1955年时，有插足参加独立前的普选（朝向自治邦），但也只赢得1个席位，无法发挥作用。直到1956年伊党迎来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后，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这位领袖就是曾任马来国民党主席，也曾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合作创立人民党的布哈鲁丁（Dr. Burharudin）。

由于具有左倾的政治思想，布哈鲁丁领导伊党时不与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对抗；反而私下取得合作。结果在1959年的大选伊党一炮而红，不但夺得吉兰丹及登嘉楼（未及一年倒台归联盟重掌政权）的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有13名，是当时最大的反对党。

在1964年大选时，因为伊党与社阵采取同一立场反对马来西亚，也就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只剩9个国会议员，所幸保住吉兰丹州政权。

即使在1965年时布哈鲁丁被内安令扣捕而失去自由（他被指控与社阵一些领袖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但他所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治路线并没有被改变，而是与巫统在同一个理念下进行斗争。

在那个时候，伊党崛起的领袖是阿斯里，他也是用民族主义的旗号进行斗争。在1969年的大选，为伊党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和国会议员又增至12名。

旋后国家因“513”种族暴乱进入了紧急状态。在因缘际会下，伊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接着在1974年加入国阵，展现了伊党与巫统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也没有刻意强调宗教。虽然布哈鲁丁在同年的十月逝世，阿斯里忝为党主席，他也没有改变伊党的既定路线。

就算在1977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仍然坚持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幸的是，伊党连续三届大选都吃了败仗（1978、1982及1986年），直到1990年才又夺回丹州政权。

这个时候，伊党内新崛起的主席法兹诺已有较明显的宗教形象，他连同聂阿兹（丹州务大臣）及哈迪阿旺（署理主席）形成的铁三角突出了宗教路线作为主轴。不过，如果当年不是东姑拉沙里组46精神党与伊党联手，伊党将是不可能拿回丹州政权的。因此伊党内有人声称是因为转型成功，注入宗教元素才使到伊党重新夺回州政权的说法有存疑的。

此外，如果不是安华旋风，伊党不可能在1999年大选有大突破，再次攻下丹登的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跃增至27名。正是相信自我膨胀的力量，党领袖认为走宗教教路线可让伊党再造辉煌，因而在这之后全力地鼓吹回教国的理念，甚至要推行回教刑法。这种误判也在2004年的大选证诸了没有安华旋风伊党是飞不起来的。

也因为安华再次亲临挂阵，伊党才又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中大有斩获。可惜的是，伊党内的保守派和党内偏向宗教的年轻一派却忘记了伊党是怎样起家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向民联发出挑战，甚至不把莫哈末沙布的忠告和警告放在眼里。

这对伊党的未来也非好兆头，如果民联破裂，伊党或可以知道在下届大选时强调宗教路线还是行不通的。

刊登于2014年9月22日《南洋商报》

人联党最后的机会？（天下纵横）

成立于55年前（1959年）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终于在低迷的日子选出新的领导层，这对新任主席沈桂贤显然是吃重的挑战，而且前路不明。

其实在此时此刻谁人接过人联党的棒子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沈桂贤也不例外，他晚于2011年的砂州州选吃了败仗，以致无法在砂州内阁中担任职位。即使他已被委为上议员，但他何时有机会担任中央部长也是个未知数。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曾经显赫一时的人联党为什么在今天会沉沦在政海中？这固然有其因由，但也是让人掷笔感叹的。

回想1959年成立之初，人联党可以说是势力最强，声势最浩大的政党，它能够在任何时候发动成千上万的人民参加群众大会，也敢于向英殖民统治者斗争。因此他的不少精英和干部如同西马的劳工党一样，纷纷遭遇逮捕和监禁。

尽管在60年代陷入困境（被打压的对象），甚至导致一部分党员走入地下进行另类斗争，但人联党的公开宪制斗争始终没有松弛下来。也因为人联党有所坚持，它在60年代崛起成为市县议会的主要政党。

正因为人联党的强大，它在1969年“513”事件后却被中央政府看重，乃私下邀约在砂州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在1970年的州选中，在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对优势席位下，人联党被邀请与土著党及保守党组联合政府。就这样一向标榜左翼的人联党摇身一变而与右翼政党合作。

自此之后，人联党也逐渐改变其政策和立场，从坚持社会主义到支持资本主义，从左到右也让许多人目睹人联党在一步一步的蜕变。

在2006年时，人联党首次面临民主行动党的严峻挑战。在时局不利下，人联党首次痛失六个州议席，剩下13个州议席，开始显露败相。

虽然陈康南继任副首席部长，但阵势大不如前，加上原任砂州首席部长泰益大权在握，也使到人联党的处境与日子并不好过。

真没想到2011年的州选再一次把人联党打得落花流水，包括党主席陈康南也首次落马，沈桂贤则第一次出师不利。这一年，人联党只剩6名州议员，其中只两人是华裔，堂堂一个被认为以华裔为主的政党竟然只剩两名华人代议士，又怎能代表华人呢？

更甚的是，身兼砂州内阁部长的黄顺舸在人联党不得志下，在今年5月率4名议员退党加入人民力量党后，又在今年7月退出人民力量党，另组联民党。在政府职位不受影响下，人联党的代表性更为薄弱，但在人联党坚持下，不论是人民力量党（基本上是由砂民进党退出的议员领导）或联民党（黄顺舸组成）都仍未被国阵接受。

就当地位来说，联民党不是国阵一员；但就个人来说，黄顺舸的官位足以盖过人联党当下的官位，这种吊诡的现象只能在砂州看到。

今天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下，沈桂贤从陈华贵接过的是破裂的烂摊子，他在起用新人担任要职下，要如何重振人联党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现在离砂州州选也仅有两年，如果沈桂贤不能在下一次大选挽回颓势，人联党恐怕会看不到明亮的未来。

政治是很残酷的，当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下沉的时候，上帝打救也不行。人联党已经历了两次的打击，它已经不能再有第三次的打击了。因此沈桂贤当务之急是怎样从“废墟”中站起来，这也许是人联党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

刊登于2014年9月22日《号外周报》第702期

考题外泄的联想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九月份发生的小六检定考试（UPSR）的试题泄漏是令人震惊的大件事。虽然不是全部科目重考，而是涉及科学和英文试卷必须重考，但足以让国人张大眼睛在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确实需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以了解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小学考试的试题外泄是难以思议的事，即使当局直到今天为止已逮捕了12人，其中8人已获得保释，但仍然需要知道个中因由。

为了这个缘故，政府宣布成立一个以前大法官查基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希望能查个水落石出，而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

在我们不知道调查会如何进行及得出什么结论之前，我们可以从侧面来探讨试题外泄事件的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UPSR是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毕业考试”，也是检定学生成绩的一种比较公平的办法。换句话说，政府举办这种考试是为了评估学生的程度，并不以此作为对学生前途的“判决”。

就考试的规定来说，这是一种测验，并没有影响学生的升级。我们的教育是采取自动升学制，即使学生考试不及格照样能升上中学。因此，学生及家长根本不必担心考得成绩好不好？顶多是升上非名校。

所谓的名校是指被家长视为首选的中学。有些国民型中学因为办得好而成为热门的学校，也有的国民中学因有久远的历史背景也成为学生追逐的中学。

这类的名校自然会获得分派成绩优异的小六生，而成绩平平的或不好的就会被派到较不知名的中学。这之中虽然有差别，但也没有否定成绩中下的学生受教育的机会。

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只是小学的考试又不是“生死关头”，为何需要“千方百计”事先获得考题？还有家长也不会花贵钱给孩子买个安心，顶多付给一般的费用。

在这种情形下，除非这样的外泄试卷被大量的贩卖，否则是无利可图的。但若大量的外卖，自然惊动当局，也肯定会出问题。当下的外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就此我们假设预先获得试卷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成绩本来就不错，可能只是想要他们考得更好，也会在半信半疑下接受“献议”。

至于那些成绩平平或本来在校成绩就不大好的学生，就算让他们先知道试题也不一定会把答案背得好；也可能在应试时因紧张忘记背诵的文句。

这就是说，泄不泄题对成绩平平的学生是没有特殊意义的。

如果说泄题不是为利的话，那肯定是另有目的，以破坏教育部的形象来使政府难堪。因为一个国家的公共考试是必须保密到家的，不准考题外泄。如果连考试都会出问题的话，也就让人联想官方的保密有问题或甚至出了问题。

其实，考试一般上以大马教育文凭（SPM）及高等教育文凭（STPM）为主，学生为此也拼命应付的就是这两场考试，以便拿到一张通向大学的通行证。如果说泄题出在这两场考试就是更大件事。

既然小六试卷出问题，我们支持政府采取严厉的行动，在最快的时间内设立调委会进行深入的调查。

这样的调查庭不但要一查到底，杜绝外泄事件重演，而且要提出有效的方案来杜绝不道德和犯法的事件。唯有将问题引出而又用行动解决问题，才能有效地重振人民对公共考试的信心。

但我们也认为学生的水平和程度不是靠泄题来提高的，因为人的一生有一些考试是免不了的，一次的过关或有泄题辅助考得好成绩，不等于下一回的考试的成绩就一定好。因此学生的未来前途和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幻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使自己拿到好成绩是不切实际的。一旦你踏入社会谋生时，你有多少斤两就是多少，瞒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学习才是最有保障的。

无论如何政府通过调委会来个一劳永逸地杜绝试题外泄的事件才是挽回信誉的最好办法。

刊登于2014年9月22日《光华日报》

追求阅读人生，做一个文化人—我个人的读书心路历程

根据一份2005年国际图书馆及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10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一年只阅读两本书或以上。这就是说，喜欢读书的人很少，也就使到书店并不蓬勃，甚至有些老牌的书店都自动收盘了。

虽然近些年来也有兴起一些较为正规的书店，更有者发展成连锁书店，毕竟是凤毛麟角，以致一些有意从事书店的人不多，而为维持生存，也不得不参加流动书展。也因为这样流动书展近些年来已成为一种特色；尤其是大型的年度书展更是有其推广的价值。

但是随着电子业的发达和手机的多样化，人们已可以从手机或电脑获得资讯，也就减少依赖报刊和书籍获取知识。有报界朋友向我诉苦，即使报社提供电子报也还是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他担心一个书香的社会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刚巧在9月13日，应邀为大型书展中的《金帆图书奖》主持闭幕礼时，对人民普遍提不起阅读兴趣有无限的感概，因而触发我在讲话时讲述了我个人的读书心路历程，因为它是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我把它写了下来：书本与我结下不解之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而且是进入高中时期。在这之前，我看的课外书是很少的，也不会去图书馆借书来看，因为我们没有被鼓励开展读书风气，直到上高中之后，学校有了“文艺研究会”，随后又成立“戏剧研究会”，也就逐渐把兴趣转移，开始阅读课外读物；也养成读报的习惯；尤其是被鼓励写作投稿学校的刊物后更激起对读书的兴趣。

老实说在60年代，读书风气是不盛行的，我因耳濡目染才阅读比较多的课外书而已。至于是读什么书也都忘记了。不过还是以通俗易懂的为主。

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大，选读的是冷门的历史系，亲友们都惊讶为何读历史，认为毕业后不过是一名教书匠，没有其他出路的。我当时的想法也正是要在教育界服务，但“野心”不小，立下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学的教授。

在南大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一天下课后都沉浸在图书馆里，大量吸收在中学时所学不到的知识。而且在那个时候新加坡允许限量的大陆书籍入口，但多数是学术性的，少有政治读物。我正是从那儿第一次接触到来自中国的书籍。

虽然南大的校园风景如画，在我的印象中它比厦门大学的校园还要美，但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南大湖再也不平静了，一波又一波的学潮也成了南大的特色。这样的动荡岁月让许许多多的南大人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虽然南大让人伤心的日子多过欢乐的时光，但我却在大学的阶段选择了历史与文学作为日后人生所追求的一个理念。

后来我进入报界工作，虽然与所学的历史和文学有些不同，但所学得的知识都能派上用场。为了磨练文笔和增加历史知识，我还是拼命地读书。当我知悉马来西亚人民大多不读课外书时，我感到难以理解和难过，因为我一年读一百本书也嫌少，怎么有人可以不读书呢？

我在70年代转入《星槟日报》（这份报纸与《星洲日报》是姐妹报，创刊于1939年元旦日。日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将《星槟日报》转成《彼南日报》，大事鼓吹大东亚光荣圈）担任编辑后，我几乎将《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的合订本（现存的）从头到尾翻阅一遍。即使在90年代初我一度“弃笔从商”，也没有忘记读书的重要。

来到90年代后期，在从事生意之余也介入了教育工作，更在千禧年后参加韩江学院的组建工作，当时我正在研究怎样才能培养出有学问有教养的学生来？

后来我找到的答案是与老师们一起鼓起阅读与学习的风气，才能有效地感化学生热爱读书。于是中学的图书馆被改善了，阅览室扩大了。与此同时，学院的中英文图书馆也被建立起来。抑有进者，我们也成功地建立了“华人文化馆”。这种首开先河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史馆正展示了一间学院所应具备的文化底蕴。

除此之外，韩院的中文系也从来没有放弃它的历史使命，除了常年主办中文周外；也更进一步主办了数项国际学术研讨会。

今年中文系联合韩江华人文化馆在韩江创新研究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中文系论文奖分享会取得了好评，让我们感动不已。

接着在9月13日韩院又再接再厉，与久美图书在槟城的PISA合作，推出“2014金帆图书奖”，公开让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出版的书籍在作者或出版社的推举下参加比赛。其中一类是把参赛者的作品及主要内容上网，让读者在网上评审而获奖；另一类是邀请三名学者公正地甄选作品，且在当天下午揭晓成绩和颁奖，总共有80部作品参赛。

奖项中有三份大奖在当日送走，每人获得奖金RM3000，计分文学类、非文学及评审推荐的优秀作品。

在颁奖礼上，我感觉到参加者都洋溢欢乐的气氛，也期望在书展中有举办评选图书奖，并将之发展成常年盛会，这对作者将是巨大的鼓励，也肯定会让马来西亚的人结束一年只读两本书的可悲现象。我相信只要鼓起学习风气，让国人都爱读书下，我们肯定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书香社会。

在这方面，韩院愿意与企业界、书商、出版社、传媒及教育单位联手合作，以便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创建一个文化盛会。

（韩江学院与久美图书公司于9月13日-17日在PISA的槟城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联手推出《2014年金帆图书奖》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并成功地举行。以上的部分内容是作者颁奖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4年9月18日《东方日报》

独立日与马来西亚日 （跃马扬鞭）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阿末沙比里在9月8日这样说，未来的国庆日将不再注明第几周年，其目的是为了照顾东马人民（砂州及沙巴）的感受。若此建议获内阁接受，将于明年开始实施。

如果此说无误，也获得内阁同意，这就意味着明年之后我国不再标明“独立几周年”，而是直截了当将8月31日称为国庆日，但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也会继续有所庆祝。

关于独立日与马来西亚日的争议由来已久，这次由通讯部长直接提出算是一种折衷，但是否恰当也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这两个节日都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是不能改变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本来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东姑阿都拉曼在促成马来西亚联邦落实的日期上也是订在8月31日。无奈因“内外压力”马来西亚日一波三折，才有了9月16日的出现。

整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55年联盟在普选大捷后，东姑在1956年率联盟代表团到伦敦谈判寻求独立，团员包括敦拉萨、伊斯迈医生、李孝式及联盟秘书陈东海等；统治者也有代表成行。谈判的主要的内容涉及财务的管制，马来亚化、内安法令及宪制改革等。

经过协商后，英国同意马来亚联合邦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国王则由9州的统治者每5年轮任选出。于是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诞生了。这就是说，从那天开始，马来亚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组建马来西亚联邦概念，拟将北婆罗洲、汶莱、砂拉越及新加坡纳入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国际纷争；尤其是印尼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容为新殖民地产物；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北婆（沙巴）的领土权。就这样一场三角外交斗争成为当时注目的国际焦点之一。

在内部则面对左翼政党的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包括来自新加坡、马来亚、汶莱和砂拉越的政党。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计划在英国的支持下继续推行，其中新加坡是最热切加入马来西亚寻求独立的。李光耀的行动党在1961年与左翼闹翻后（林清祥领导成立社阵），决定通过全民投票（1962年）来实现马来西亚计划，结果获得70%选民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新加坡必然要参加马来西亚。接着在1963年新加坡举行选举（提名在9月12日，投票在10天之后，也就是马来西亚成立后）。这之中选举的日期是十分吊诡的，因为李光耀已不能同意马来西亚成立日一再展延。

李光耀按原定日期在8月31日单方面宣布新加坡独立。与此同时，砂拉越也宣布独自治，北婆则宣布成立沙巴州。既然这两个州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便获得自治，而且过渡时期还把权力委托两地的总督，那么联邦也应把防务和外交权力付托给新加坡元首，直到9月16日为止。（参阅李光耀回忆录555页）

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也毫不讳言地表明曾会见沙巴和砂拉越联盟的领导人，以确定马来西亚一定在9月16日成立。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成立日也是在政治压力下的产物；尤其是联合国的报告在9月14日发表东马人民支持加入马来西亚后，使到东姑更具信心在9月16日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

虽然马来西亚成立于多事之秋，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东马政治领袖却曾在8月31日形式上“宣布自治。因为未有公布，造成人民并不知道原来8月31日此两州已有不寻常的动作。因为这样，东马人民长久以来不认同8月31日是独立日。

如今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东马人民作相应的调整将8月31日视为国庆日也可使到多年的争议告一段落，毕竟在庆祝8月31日后，全马人民也可以再庆祝916的马来西亚日，当成第二个国庆也无不可。

刊登于2014年9月15日《南洋商报》

民联分裂已无可避免？（天下纵横）

伊斯兰党看来在雪州更换大臣的课题上已无法和公正党取得共识，即使民联三党不久前达成共识以推荐共同的人选旺阿兹莎取代卡立成为新的州务大臣，但在事后伊党本身则陷入混乱，而出现两个版本。一个说伊党向苏丹提呈的人是公正两名及伊党一名；另一个版本则是说全为伊党的州议员，内中没有旺阿兹莎和阿兹敏的名字。如果此说无误，那就意味着伊党已准备与民联翻脸，不再珍惜民联三党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治机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民联自乱阵脚，对大臣的人选没有统一的意见，主要是伊党的立场与态度一直不肯接受旺阿兹莎的上位。

这也从中揭示了伊党可能会另作打算。如果此举是意味着民联分裂的开始，那说明彼此不再推心置腹，也不能达成协议。

如果说6年前308后当巫统向伊党招手以组成联合政府时未获伊党积极响应，那是因为时机并不成熟，而且民联才刚起步，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要脱离民联。但经过6年的考验后，伊党认为它已不需要“听命”或接受公正党的安排，于是借助雪州风波进一步与公正党抬杠。这一次的矛盾比起2001年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更加严重，也使到伊党在今日有了第二个想法。

回顾2001年时，因为伊斯兰党在1999年大选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后已是踌躇满志；尤其是继吉兰丹之后又拿下登嘉楼政权，遂使伊党自我膨胀而不断强调将马来西亚化为“回教国”的重要性。

虽然伊党“回教国”的概念是与马哈迪口中的“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的理念截然不同的，但行动党已无法忍受伊党越走越远。

正当巫统与伊党针对“回教国”课题斗的难分难解时，林吉祥只得率领行动党离开反对党的替代阵线，并和伊党划清界限。

尽管伊党后来没有与巫统建立密切关系，但彼此之间已减少公开的论争，即使在2013年大选后，国阵重夺回吉打的州政权，也没有忘记前回教党州务大臣阿兹然的贡献。因此在阿兹然病重期间，不但民联领袖倾巢而出探病，而且所有国阵领袖都前往探访，这包括前首相马哈迪及现首相纳吉在内，充分反映出回巫的关系已较前缓和及正常化。

如今伊党因雪州大臣风波进一步与民联友党有了裂痕，倒也印证了伊党准备面对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民联已不再是伊党的“温柔乡”，而是可能恢复到从前的回巫合作的时代。

回巫合作始于1972年（（“513”后），双方共组联合政府，结束于1977年。当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但这5年合作期也给伊党留下一个参考的版本。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如果雪州大臣事件促成回巫第二次合作，也就是民联已无可避免地分裂。

从这样看来，民联的成败系于伊党的立场是否回心转意？若是伊党痛下决心与公正党僵持不下，民联就有大难。

既然雪州事件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可能眼巴巴看着两线制被冲击，而民联的布城路可能更远了。

刊登于2014年9月15日《号外周报》第701期

历史是不能被曲解的 （现代春秋）

联邦法院前大法官阿都哈密这样说：“只有马来人真诚地为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他是于9月6日在雪州大学的一项伊斯兰教论坛上发表这一席谈话时补充说只有马来人在英殖民政府时期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非马来人是在意识到我国有机会独立后才加入独立斗争，以便照顾自己的利益。

在这方面，他例举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是为了派遣志愿者到印度要求英国让印度独立的。

为此，他认为在马来亚独立后理应由马来人治理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马来人被要求分享权力，甚至马来人也被要求牺牲利益，以照顾所谓的团结。

在不久前，也就是今年7月，阿都哈密出任国家团结阵线主席，而这个联盟是由土著权威组织等马来组织所成立的。

虽然阿都哈密有权发表个人的“历史观点”，但他所言偏离史实，也不客观。因此是有还原历史的必要。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战后的1946年，英国急切地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受到马来人的广泛反对，因而触及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号召马来团体群起反对，因为他们发现到新宪政对皇室不敬，也没有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于是命名为“巫统”（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UMNO）的政党出现了，拿督翁成为主席。

英国也只得放弃实施“马来亚联邦”宪制，改由巫统和英国重新谈判。1947年，一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出炉，但引起另一方面的不满意，包括华人社会。接着一个由陈祯禄为首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宣告成立。这个组织包括左右派政团。它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开展大罢市，并向英国提呈一份“人民宪章草案”。因为得不到到英国的支持，有关宪章被搁置（其实华人政团在较早前也没有在1946年支持英国提出的“马来亚联邦”宪制，咸认它是延长殖民地统治的花招，他们所斗争的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以摆脱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国家）。

1948年，英国在巫统和苏丹的支持下决定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在同年6月实施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从此马共转入地下；但另一方面，英国为剪除马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日子向全国各地的华人“开刀”，将逾50万华人驱赶至全国480个新村，用铁刺网围起而由军警站岗，华人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49年，在英国人同意下，一个以陈祯禄为首的政党诞生了，取名为“马华公会”。

如果阿都哈密说国大党成立之初（1946年），是有亲向印度，但后来也心向马来亚。

至于马华公会的成立就绝然不是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而是为了解救“新村”的苦难华人，以安定心民。从这一点来说，马华公会也算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尽管它是右翼的政党，与马共对峙，但它还是扮演了社会角色。

如果阿都哈密没有善忘的话，他应当回顾1948年12月31日在马华公会尚未成立之前，拿督翁有在其新山住家召集21名各族领袖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委员包括陈祯禄在内。拿督翁的原意是要开放巫统门户让各民族加入其中，而他将成为各民族公认的领袖。无奈此一远见的建议不被巫统接纳，也就导致拿督翁在1950年愤而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再易名为“国家党”（1954年）。

拿督翁的政党有容纳其他种族参加，诸如橡胶大王连裕祥就是他的党副主席。

不过很可惜的，拿督翁后来没有办法取得马华公会的合作，反而马华的地方领袖比如翁毓麟却在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促成与巫统的合作，在旗开得胜（马华6席及巫统3席）后，启开了华巫合作的基础。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只赢得2席，败象显露，并非吉兆。

1954年，巫统联合马华公会组成联盟，并邀国大党参加（国大党是在印度总理尼赫鲁鼓励下转向支持马来亚的独立）。这样一来，一个命名为联盟的组织拉开序幕。在马来亚尚未独立前，标志着华巫印合作争取自治乃至独立，历史就是这样发展下来。

（一）1955年独立前普选，联盟角逐52席，胜了51席，即巫统34，马华15及国大党2，而回教党只胜1席，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

（二）联盟在组成自治邦政府后于同年底在华玲与马共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共同迎向国家独立。参加谈判的马方代表除东姑外，尚有陈祯禄及新加坡的马绍尔。这说明了不论左右派，都是以多元种族（马共方面有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代表进行国事谈判。在失败后，东姑率领马华及国大党的代表向英国争取独立。因此如果说非马来人没有参与独立的斗争是不确实的。其实当时兴起的左翼政党，如劳工党及人民党都有对争取独立作出贡献。

再说，华人的谈判代表陈东海虽未尽其责，为华人争取较好的权利，但华人社会（可分成马华当权派和以吡叻刘伯群和白成根为首的非当权派的民间力量，分别向英国提呈了备忘录，说明了它们都热爱这个国家，也希望马来亚早日独立）表达了与马来人一致的心愿早日迎接独立。因此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默迪卡”呼声响彻云霄。

（三）在这之后，政党之间的摩擦与斗争是常有的事，敌对党更是口诛笔伐，但都不离大原则，那就是独立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安定，在民主政治中寻找公平与正义。

就此而言，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独立和斗争都是各族人民通过各种的力量促成的。如果没有独立前后的各族人民的斗争，就不会有今日的繁荣和进步。

这就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政治取向。在马来人主导这个国家的同时也有非马来人的贡献，否定一方就是对历史的抹杀。毕竟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虽然历史有时是由一方所撰写，但历史的真相却也会从另一方面填补历史的真空或还原历史的原貌。

刊登于2014年9月1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