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的首相人选 （直挂云帆）

前首相马哈迪认为目前不宜公布反对党阵营的未来首相人选，以免反对党之间未战先乱，乃至内讧。

他建议最适合公布首相人选的时间是在接近大选前，而且首相的人选必须获得所有反对党支持，不是单一的政党。

马哈迪这一席话是有感而发，也是适用于当前的政治局势，因为在今时今日，反对党阵营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是令人防不胜防的，单单伊斯兰党就不可能与其他反对党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在没有伊斯兰党的支持下，反对党得组成新的阵线，但这个阵线之中尚有两个政党未放弃对伊斯兰党的争取，他们是公正党和土著团结党。看来机会不大，若伊党自成一格参加大选而被认为是“搞局”者，就会出现三角战或四角战，对反对党是至为不利的。

回顾历史，一般上反对党对首相的人选未有定案。当年（1955年普选）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对东姑领导的巫统。由于拿督翁仍是英殖民地政府委任的“内政部长”，其身份自然高过东姑阿都拉曼，英国人也看好拿督翁是未来的领导人，因为巫统也是拿督翁一手促成的（1946年，但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新党）。这样一来，身为巫统及联盟主席的东姑未敢自称是未来的首相，唯有在成绩揭晓后（联盟在52席中赢得51席，伊党1席，拿督翁的政党全军覆没），东姑才以党领袖身份成为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1955年）。

当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后，东姑就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任开国首相。基于联盟势力的强大，反对党都自认不是联盟的对手。因此在1959年大选时，没有一个反对党敢喊出执政的口号，甚至也不敢期望执政其中一个州。

虽然在当年的大选，反对党之间未结盟下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比较明显的是伊斯兰党与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因领导人拥有左倾的思想意识，也就自然归在一起。

选举结果是伊党在东海岸大丰收，掌控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而社阵则在城市地区及新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尤其在槟城更突显了社阵的优势（从1958年起至1965年被中央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为止，全归社阵掌权）。随后也因为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1961年），造成国内的政党分裂成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以联盟为主，全力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得到英美国家的祝福。

第二个集团是以社阵为主导（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但也得到伊斯兰党的暗中支持，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左翼大团结阵线（其成员有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汶莱的人民党、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全面地配合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结果引爆马印对抗（1963年），而马来西亚也在同年的9月16日成立）。

在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之间，有一个第三集团在1965年初出现，由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带头，加入了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及砂州的人民联合党和马华达党（Parti Machinda）。这个第三集团是支持马来西亚成立的。

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来西亚基本上已进入了非左翼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相互斗争（1968年劳工党宣布杯葛来届大选）。

不过在1969年大选时，也没有任何反对党喊出倒联盟的口号，包括林苍祐的民政党（1968年成立，取代民主联合党），也不敢奢望乐观展望在槟州打倒联盟。

也正是意料之外的，林苍祐的政党竟然将槟州“变天”而改朝换代。也是在这一年的大选因反对党力量膨胀（除了民政党外，民主行动党也从中崛起），很不幸的，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经此教训，在联盟巩固势力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年取代东姑上位），在1972年将主要反对党收编，计有伊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民联合党，使到联盟进一步壮大势力，进而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国民阵线）。自此之后，就没有反对党能打出改朝换代的旗号。只有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在1986年、1990年及1995年的大选喊出了要执政槟州的构想（是为众所周知的丹绒一役、丹绒二役及丹绒三役）。更进一步，行动党也抬出林吉祥将成为实权的首席部长，最后却功败垂成。

但是在1999年的大选，有一个人和一个政党就胆敢提出变天的可能性，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

1999年的大选是公正党充满干劲的一年，它努力塑造安华的形象，且通过所组成的“替代阵线”（由公正党、行动党及伊党组成。本来也有人民党在内，但在2003年进行调整后，人民党被认为已并入公正党），不断地强调安华是三党的共同首相人选。

讵料这一年的大选只让伊党得利，再执政丹州和登州，国会议员也增加至27席；可是公正党及行动党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了这个实例后，反对党阵营就不再强调首相人选，因为它们也没有信心能挫败国阵而上台执政。2004年的大选佐证了反对党的分裂后果是伤痕累累。为此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也在没有把握反对党会创造佳绩，但他事先预言有5个州会“变天”（结果也猜中了，但不是沙巴，而是吉打）。

抑有进者，反对党的国会议席也跃增至82席（对国阵140席，总数222席），促使安华及快成立“民联”来整合三党的团结。

可是在2013年的选举期间，伊党已不大同意安华作为唯一的首相人选，它提出党魁哈迪阿旺也具备资格。

正因为安华在大选后准备通过补选出任雪州大臣也被伊党反对（当然最主要是安华鸡奸案罪名成立未能参加补选），这反映出伊党已不服安华之领导。

如今再增加一个土著团结党加入反对党阵营，也就更不好过早宣布首相人选，毕竟过早的公布人选往往是“失灵”的（林吉祥是一个例子）。而目前安华身陷囹圄，若过早强调首相人选也会引发争议。也许林吉祥提出旺阿兹莎出任首相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必须贯彻一路来对安华的支持，不能半途而废。

可是在环境和时局改变下，谁有机会成为领导人，谁也说不准，这之中安华、慕尤丁乃至阿兹敏也都有机会。

既然大局未定，正如马哈迪所说，还是不宜过早“确定”人选，因为一切都是未知数；特别是伊党不随之起舞下，反对党的力量有多大就要看民众的反应了。

刊登于2016年12月29日《东方日报》

友族学生勤学华文 （天下纵横）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4年的4年间，华小的华裔生有减无增，例如在2010年，全国华小的华裔生有53万9千621人；而到了2014年则减剩48万3千852人。换句话说，华裔生减少了5万5千名左右，主要是因为华人的生育率降低。

本来在1970年之前，全国的华裔只有60%送子女入读华小，而另外的40%进入英文小学。但在这之后，由于英校已改用马来文教学，也就引发更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校。无形中，华小的学生也明显的增加，例如在2011年的统计，96%的华裔家长已把子女送进华校。

除了因为华文日渐重要外，也因为在华小学生可以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不是单一的国语教育，自然成为华裔家长首选。

由于在华裔人口成长优先，华小的华裔生总是维持在50余万名左右，一度突破60万后又退了回来。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一种新气象的呈现，那就是友族华小学生逐年增加而成为重要的一群。例如在1989年时，马来西亚的华小只有1万7千余名的友族入读（非华裔生），占华小总人数的3%。在1995年时，友族生增加至3万2千余名，占华小总人数的5.5%；而在1999年时，友族生跃升至6万5千名，占华小总人数的10.7%。

在2010年时，全国有7万2千余名友族生，占11.84%；在2014年时，全国有8万7千余名友族生，占15.31%（其中土著生6万6千余名，印裔生1万2千余名）。最新的数目，友族生已破18%大关。

根据所知，友族对华小兴趣的提高是有几方面的考量，一是中文日益重要而成为国际用语，友族重视对华文的学习也是情理之中；二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早期进入华小的友族学生将更有机会获得公共单位的聘请，以成为或在华校服务或在部门服务的少数精英；马来人对中华文化的追求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谅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今不少华小，非华裔生比华裔生还多，将来会不会使华小变质呢？

有的意见说，学校打开门，欢迎任何种族入读，所以不必担心友族多了以后华小会变质，毕竟在华小内老师也会鼓励学生熟悉和热爱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文化。

这使我想起了满洲人在统治中国时，他们是心甘情愿地以汉文华语作为学习对象，即使因此满文衰退，也不认为满人这样做是“侵犯”他人文化。这就是说，满人学汉语后，汉满族群也就增进和谐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受了华文教育的友族生来到华小或国中担任校长或教员或书记，已不能说他们不谙华语华文，华小就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外。

虽然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先贤早年创办华校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也希望华人不要“数典忘宗”，一定要读华文，但我们也欢迎非华裔学生成为华小一分子。

由于时局的改变，进入华小的已不限华人子弟，而是友族的数目不断强化华小的地位。

这种“新常态”在未来的日子会被强化，华社该如何吸纳和理解这种趋势已成为我们无可避免的新挑战了。不过如果我们以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资产来看，就不必担心出资办华校，培养的不是华裔生的尴尬。毕竟友族若有朝一日也将华文视同英文一样放进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或让华小继续发扬光大，成为国民教育的一环，那就省掉华社使尽“洪荒之力”来解决华小面对的窘境和危机。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友族多多学习华文华语，正如英国人并不担心马来人重视英文。一旦鼓励更过的友族读华校，可以证明华文教育是具普世价值的。

刊登于2016年12月26日《号外周报》第818期

再穷不能穷教育 （现代春秋）

教育部拨款予各源流学校的数目又引起争议，先是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卡力坦承（12月20日），2016年度的教育拨款不足，华小有多少就拿多少吧！

这一席话自然触发强力的反弹，不仅华社哗然，而且政界也大小声数落教长之不该。

当然这也不能将责任全推给教长，因为他只能按指示来分配拨款，不过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在2015年财政预算案中通过2016年对教育的拨款5亿令吉中，有被认为其中5千万令吉是属于华小的拨款，但突然间钱不够派，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财政部没有发放或教育部收到款项后也用在其它地方？

虽然通过预算案5亿令吉没有标明给华小多少，但按过往的经验，5千万令吉是最低的标准。例如在2012年及2013年时，华小分别获得1亿令吉的拨款；而在2014年及2015年被削减成5千万令吉。这就是说，华社已在记忆中知悉“常年”拨款是在5千万令吉之数。

讵料今年（2016年）又是面对捉襟见肘的困扰，情况与2015年有一些“相似”，因为在去年的拨款被查到教育部有人把钱拿去赈灾。在追问后才照常分给华小5千万令吉作为维修费。

基于这样的“传统”，华社认为今年发放5千令吉已是很少了。真没想到教育部长竟开口说缺钱拨款，这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与预算案中的数以千亿令吉的开支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没有扣押或拨不出的理由。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翻阅第二财长佐哈里的讲话（12月22日）就发觉两位部长的讲话藏有玄机。他说，有关拨款的事最好向教长提问和核实。言下之意似乎钱已拨出，他也想知道“答案”。

如果第二财长所言是已拨款至教育部，那么教长就有必要敦促官员逐一详查钱用在哪里？为什么又是华小及相关的小学面对问题？为了给华社一个清楚的交代，身为副教长的张盛闻就完全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查出钱的去向。

根据所知，每一间学校都会向政府申请拨款维修校舍，但也不是每间都能被照顾到。此外，中央政府也有拨款给华小和独中，只是这类的拨款不是制度化的，而是因时而异，或称之为“特别拨款”或“附加预算案”中的临时拨款。

可能是不拿白不拿，因此当政府向教会学校及淡米尔小学做出“有多少拿多少”的献议时，他们也就欣然接受“先拿”1650万令吉（本来是5千万令吉，何时会被补足尚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华小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不但没有任何华小领取拨款，而且马华也坚持必须要拿足5千万令吉，否则没有妥协可言。

这之中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马华既是政府一员，也有一名副教育部长，理应对情况有所了解，可以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在等待告知“真相”。

也许才担任副教长不久的张盛闻不知道个中情况或也不归他管，毕竟长久以来，马华的副教长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时躺着也中枪。这就是马华一向来被人指指点点的“症结所在”，说白了就是“当家不当权”。

除了拨款事外，其他的华校问题也真的要张盛闻多多费心，因为我们经常骄傲地说，马来西亚华小有1294间（有人说1296间），是中国海外最美的华教风景线之一，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一些华小是处在风雨飘摇中。例如教总的报告指出，目前有14所华小的学生不超过10人，另外有53所华小的学生介于10至29人之间。

王超群（教总主席）有建议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或给予搬迁，但由谁来主导和推动呢？靠教总是不大恰当的，他们都是教师出身，少有大资本家，也就无法登高一呼。因此最恰当的是由马华带头辅以董教总的配合，这样就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如果年复一年让这些学校“自然死亡”就有失责之嫌。但是如果我们不由马华来领导，那又该怎么办呢？马华“有人在朝好办事”，要发动捐款也很容易，再说马华的资产也不少，一旦把心思放在整合华小的问题上，就可使到华小比较均衡的发展。反之一间没有学生的破陋校舍，申请拨款或给予拨款也是“多余”的，甚至是“浪费”的。

就不知道马华本身的教育组可否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亲自向相关的华小了解问题，然后统筹统办，向教部争取整合或搬迁必然会有成绩，也会使到所谓“特别”拨款用在适合的地方（指有学生又有希望发展的华小），这样华校就能得到周全的照顾。

我再重申，不要担心华小因非华裔生增加而变质。若有更多的人读华文华语是不会使中华文化变相降低程度，只会使华人文化四处传播。例如英语在全世界通用，有谁感觉到因为大多非白人懂英语而使到美国或英国人变得不自信，担心英文被别个民族“移了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杞人忧天，我们也就更加欢迎更多的友族一起来学习华语华文了。

总而言之，教育拨款是政治课题也好，不是政治课题也行，任何政治人物都可以政治化任何课题，没有人会阻止的。但不论怎样看待教育，我们只有一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因此教育部再怎样“穷”，也不能省下这5千万令吉，这对政府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的数目而已。

刊登于2016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跃马扬鞭）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在1890年南渡新加坡，先是协助其父亲陈杞柏的业务。陈杞柏（1842-1909）是在1870年远渡新加坡创业，事业终于有成。较后陈嘉庚也自行创业而成为巨富之一。1913年业务较有起色后，陈嘉庚率先在集美斥资创办集美小学，后提升至中学乃至大学。

及后新加坡的华侨中学是唯一的马新华文中学（1919年），而钟灵则是延至1923年才提升为中学的。因为有了华侨中学，也就联想到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于是又引发陈嘉庚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勇气，独资在厦门创设厦门大学。

为何要开办厦大？陈嘉庚本身有这样的交待：“民国八年（1919年）夏，余回梓，念邻省如广东江浙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心倡办厦门大学。”

他之所以把厦大设在厦门是因为它是著名的港口，也是闽南华侨出入的必经之地。

1919年7月13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举行的一个特别大会上，陈嘉庚当场认捐一百万元充厦大之创办费，另准备三百万元作为常年经费，每年25万元，分12年摊付。他前后为厦大付出超过400万元巨款。

为了早日了却心愿，他在1920年时邀请汪精卫访问集美，准备聘他为厦大创校校长，但因汪另有所系，也就作罢。在1920年10月，陈嘉庚更特地到上海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聘请蔡元培（北大校长）、汪精卫、余日章、郭秉文、胡敦复、邓萃英、李登辉、黄孟珪、叶采真、黄仕之、郭鸿声为筹备委员，以期得到各方的祝福。

对此蔡元培认为操之过急，建议不妨从长计议，却不被陈嘉庚认同。他决意如期开课，也请邓萃英（教育部高官）执掌厦大。但邓心不在焉，一脚踏两船，既未辞教部职，也担任厦大校长。除了经常未到校外，更与陈嘉庚的理念起冲突（由他规划且负责开支）。在无从选择下，陈嘉庚只好舍弃邓萃英，转而邀请其新加坡挚友，一生饱读诗书的林文庆医生当校长（1921年5月）（当时厦大校舍未落成，借用集美学校举行开课礼（1921年4月），首批学生136名。

（原本林文庆是应孙中山之邀与他一起推行新政，复兴中华，后来孙同意林文庆赴厦大履新，因其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窃取）

陈嘉庚之所以坚持开创厦大是因为他相信闽商富甲一方的人不少，定能慷慨捐助教育。讵料让他大失所望，除了陈嘉庚本身出巨资创办厦大外，其余儒商响应者少。甚至厦大成立后的第一次募捐、第二次募捐乃至第三次募捐依然没有成绩。

1929年，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和大恐慌，陈嘉庚生意遭受严重打击，有人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规模，一概被他拒绝；他甚至扬言即使公司收盘也不为所动。

来到1936年，陈嘉庚面对的压力更是艰巨，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厦大的经费，只好硬着头皮向李光前（其女婿）及陈六使等人凑借16万元应急。

可是转入1937年，情势更加危急，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学子失学，陈嘉庚迫于无奈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改成国立大学。不久南京政府接受陈嘉庚献校，他与林文庆也就结束在厦大的16年的合作关系。

在献出厦大后，陈嘉庚投身抗日救援运动，成立《南侨总会》。在抗战时期他访问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战斗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毛泽东称赞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先锋”。

战后厦大更成为一朵奇葩，发展成为中国的名校之一，目前学生突破4万名；更加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厦大已成为第一间在马来西亚拥有分校的大学，这说明了厦大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但就不知道它能否赓续或重拾《南大精神》？

（本文作者也是安徽大学荣誉教授、韩江三校副董事长。在12月17日应邀参加《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的座谈会，此乃部分的讲话内容）

刊登于2016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驳斥“首相论” （直挂云帆）

最近坊间有出现林吉祥在下届大选时若反对党胜出后有望出任首相。林吉祥也马上驳斥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打从马来亚在独立前已确定马来人的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当英殖民政府在战后（1945年）准备为马来亚实施新的宪制时（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1946年），已先把新加坡切开，因为如果组成马来亚联邦而把新加坡包括在内，则马来亚的华裔人口将占很大比数，甚至不少于马来人。因此切开新加坡意味着这个仍由英国掌控的自治邦（马来亚联邦）将拥有最多的马来人。例如在1947年的人口统计，扣掉新加坡的人口，马来亚联邦（半岛）的马来人有3百15万人，占49.5%；华人占2百33万人，占37.2%。这就意味着马来亚联邦将是一个由马来人主导的国家（一旦独立）。

不过这个“马来亚联邦”在马来人强烈反对下，终于被撤销。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在1946年的3月4日，在柔佛的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的号召下，有41个马来政团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抗议“马来亚联邦”的实施。这个宪制中不提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也没有重视各州苏丹的权力和地位。大会因此在群情沸腾下通过成立“马来人统一机构”（简称UMNO），进而迫使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计划。在英国同意下，巫统（同年5月11日成立）直接与英国正式谈判，也在取得各州苏丹支持下，一个新的宪政诞生了，取名为“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生效）。

这就是说，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了“Malayan Union”。英国和马来统治者及巫统三方有签订一份协议书（Agreement）。这份协议书在独立时成为拟定宪法最重要的条文。

同样的，新加坡被排在联合邦门外，仍直接由英国管辖。相等重要的是，英政府在1948年的6月20日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且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在这之后，马来亚基本上归由马来人在主导政治，巫统开始活跃，也左右政治走向。

在没有任何悬念下，身为巫统创办人的拿督翁成为英政府争取的对象，委以“内政部长”。

比起新加坡，马来亚的政党政治的发展比新加坡快，比如在战后（1945-1955）的十年内，马来亚的政党有巫统、国大党（1946年）、马华公会（1949年）、泛马劳工党（1952年）、马来国民党（1950年被查禁）、急进党（1951年）及马共（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来又出现从巫统分裂出来的“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及“回教党”（伊斯兰党）；而新加坡则有人民行动党、劳工阵线、巫统等政党。

1955年马来亚的大选虽不是十分关键的，但对政局有决定性的影响，结果是由巫统领导的“联盟”取得大胜，增加了东姑的政治筹码。他一方面在年杪与马共的陈平进行谈判，希望结束战争，以提高巫统（仍做不了主，因为权力仍在英国手里）的威望；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仍然采取一种保护政策，充分地暴露英国的伪善嘴脸。这边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50年），那边厢施用暴力来阻止马来亚的华人援助马共。一个所谓华人新村计划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在1950年统计华人已达50万人被驱入华人新村。

在这之后的历届选举，华人担任部长的数目都是有限的；在早期华人的官位最高是“财政部长”及“工商部长”。在1969年大选的“513”过后及1974年大选陈修信引退后，华人就不再成为这两个高级职位的部长。虽然马华仍有四名部长，但排来排去是属于第二层次的部长，如交通、房屋、人力、卫生、地方议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因此讽刺马华“当家不当权”。

另一方面，除马华外，虽也有其他政党加入国阵，但所获分配的内阁职位也是有限量的，比如民政、人联各有一部长。再者即使1971年时，马华与行动党有过密谈分配部长名额事，结果是一事无成，因为吴福源所要的马华给不了。

根据历史纪录，华人能够染指高官的只有两个州，一个是槟州，另一个是沙巴。槟城打从独立起到今天，仍然是华人当家（首席部长）；沙巴也一度是华人当家，但今天已不再是了。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听闻华人能做到最高级的是副首相，此事好像是在2013年大选前，安华向媒体说的。如果“民联”能在下届执政中央，他会建议林吉祥出任副首相，至于兼任什么部长则未有表露。他只是假定他在下届成为首相后，林吉祥才会有出头天。可惜这艰难的政治路，没有人看到未来。

如果我们以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来探讨就不难发现情势有微妙的变化，一边是版图扩大，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另一边是加入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和新加坡，在种族比例上，华人与马来人的数目比较接近，但政府仍由马来人主导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李光耀在加入马来西亚时也没有表现出要成为未来的首相，因为他有先见之明，首相还是保留给巫统的。而在当时（1964年），李光耀的目的是要通过选举来取代马华的地位，以便由行动党与巫统直接合作。

当然也有人在过后的一些年认为李光耀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领军的，如果他能成功拉拢东马两个州，未来的首相也许会有改变。正当李光耀在盘算如何加入执政党阵营时，突然平地一声雷，东姑把李光耀的新加坡请了出去。在无可奈何下，李光耀只好做个小岛的总理，他也极不容易面对马来西亚与印尼带来的压力。有人形容新加坡是夹在马印之间的“小红点”。

李光耀也曾说过，未来新加坡可能又寻求与马来西亚合并，但谁知道呢？连上帝也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华人不可能有机会当首相，如果反对党真的创造奇迹，那么旺阿兹莎或慕尤丁或安华出任首相就比较浓了，林吉祥也只能尾随其后。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2016年12月22日《东方日报》

“港独”议员自己杀死港独 （天下纵横）

自从今年9月份一批“港独”年青人意外地中选立法议员后（约有5人），人们似乎感觉情势发展不妙，因为这是新生的“港独”分子朝向抗拒中共政策的较为具体的表现。

本来在50年代，已有一批人士，如马文辉配合港督杨慕琦推动香港自治的运动。他们在1953年成立了“联合国香港协会”旨在响应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另类策略（即指“港人治港”的方案）。当时尚未提高至“港独”的思想阶段。

英国政府是在1946年的联合国大会把香港及新加坡列为“非自治领土”，可以脱离宗主国而独立。

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香港民主自治党”宣告成立了（1963年），抬出“反殖反共”旗号。换句话说，“港独”的雏形是在那个时代孕育的。马文辉因而被封为“港独之父”。

不过这种思维并没有继续壮大起来，反而在1972年被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否定英国的“非自治领土”，而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在新形势下，英国已不能直接推动香港的独立，因为联合国不允许，中国也不会同意。

当中国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再次崛起的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政策，港人也从中受益；特别是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已判定英国必须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回给中国。

从那一天开始，香港人认为回归是必然的事，也就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有20万人移民至其它国家，加拿大是最多华人移民的国家，美国及欧洲和澳洲的数量有限。

不幸的，在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整个中国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被外国传媒和国家指责镇压民众和不容民主滋长。香港人也在那一年之后的每一年都举行“悼念六四”蜡烛游行，抗议中国对人权的不尊重。

正由于新一代的香港人看到“六四事件”（中国在6月4日动用坦克车及军队驱散在天安门示威的人群，也有造成流血事件）的负面影响。

虽然邓小平在六四国后的1992年，又到深圳吹起第二次的“政策开放”运动。

但是香港人对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不再寄以厚望，也让恐共的情绪影响年青一代的成长。

就这样，香港再次出现“民主同盟”（如今的民主党）。特别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率先要求“平反六四”，对年青的香港人及大专团体的政治取向改变成反共的一群。

当1997年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后，一套基本法（香港宪法）生效了。在董建华担任首届特首时，他于2003年推动《23条立法》，允许政军人员有权入屋搜查怀疑分子收藏资料。

此举引发50万港人大示威，盛况空前。董建华除了暂取消23条文外，也在2005年自动下台。

另一方面，港人要求普选特首和立法议员一直未能落实，导致积怨越来越深；而中国政府则坚持其立场，由中方同意的选举人（从400人增加到1200人）来先筛选符合参加特首的候选人（主要是爱国，不能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

在中国未能让步下（主要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若没有控制参选人，就会在日后延伸更大的问题。例如今年的立法议员选举，港府就启动选举委员会的操作，将一批“港独”分子拒于参选门外（一共有6人）。不过这批名单中没有梁颂恒及游蕙祯在内，也就过关参选。因为香港民众对“港人治港”未被充分尊重，也就萌起占中运动。这个由港大教授黄耀廷发起的运动（2014年）也激发更多港人“响往自由和民主”。新政党的出现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了。比如公民党在2010年的出现，后来加入鼓吹“港独”运动。

更吊诡的是，一个命名为“香港独立党”于2015年在英国注册，以向香港的叛逆法提供经援。接着陈浩天成立了“香港民族党”；还有香港民族阵线，青年新政组织抬头了。

但不知何人出的卑劣之意，竟唆使梁游两位中选议员在宣誓时侮辱华人及冒出污言秽语，终于酿成大祸。他们不但将“港独”推向死角，也成为“埋葬”和“打败”港独的“罪人”。

民众的起而抗议，将矛头指向梁游是因为他们先侮辱中国人，也就掀起大风波，将他们两人当成“过街老鼠”，最后中国人祭出基本法，指责两人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结果这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又要吐回已领取的7百万元港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了市民认为惩罚得好外，连“港独”先锋黄倚天也表明要出国留学（当研究生），对梁游事件未有多言。即使发起占中的黄耀庭也敢维护港独。

当反共的政团出现分裂和港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齿后，“港独”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

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号外周报》第817期

反对党新组合四缺一 （跃马扬鞭）

自从伊斯兰党于2015年中的大会上与民主行动党断交后，整个政治就出现波涛汹涌，骂战声不止的乱局。先是伊党与行动党反目成仇，后是伊党分裂出诚信党；加上回教刑法的无可妥协，终于把“民联”给埋葬了（前后不过7年光景），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伊党的新阵线。在无从选择下，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诚信党结成新的盟友，称之为“希望联盟”（希盟），但公正党的心态仍然是不放弃对伊党的争取。

正因为反对党呈分裂状态，即使凑成新组合也被认为不够完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5年的砂州大选，竟上演公正党与行动党互不相让的三角战，也出现诚信党与伊党的交锋，结果是“有退无进”。再下来的西马大港与江沙的国席补选，也因为伊党与希盟（主要是诚信党）的各持己见，造成三角战，结果再由国阵（巫统）夺回。

人们因此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伊党仍获得马来选民的基本票；而诚信党多靠华裔选票，若两者结合，就会胜出。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迟迟不同意将伊党排斥在外，主要是担心伊党的分裂会给反对党带来更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在清理门户时已将所谓“开明派”排除在党中央外（迫使失意者另组诚信党，如今有国州议员各5名，这些席位本来是算在伊党内的），也一反常态把行动党当“天敌”，自然很快吸引巫统的注意力；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出现巫统分裂后，当权的纳吉就巧妙地争取伊党与巫统站在一起，共同组成“反行动党合唱团”，条件是愿意与伊党“化解”因私人法案中对回教刑法引起的争议。

至于巫统如何顺得国阵友党又不得罪伊党的招术是什么？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伊党与巫统的合作看来已是水到渠成了。

无可否认的，巫统战略的转变是十分重要也是很关键性的，因为在今年9月后，一个由前巫统主席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成立了。这个政党的权威性就在马哈迪的身上，一个当了22年首相的强人，即使已退休，但他的影响力还是不能低估的。近期巫统的反击大动作，也充分说明当权派的首要目标已是马哈迪，而不再是安华了。

虽然马哈迪的阵容有慕尤丁、慕克里及一些大人物（如前选委会主席阿都拉昔），但他还得结合其他反对党的力量以组成新的阵线。以目前情况来观察，反对党阵线会“走回老路”，通过松弛的合作联手攻打国阵。于是希盟＋土团党的新合作模式出现了。

在所达致的７协议要点中，比较重要的共识是回教为联邦宗教，而马来文为官方语文，并未提及“回教国”；更没有对世俗制度的否定。这就大大地使到非穆斯林的选民松一口气。

不过，即使反对党希望在大选前成立反对党联盟，且同意只派出一名候选人上阵应对国阵候选人，也是存在变数，因为到目前为止，伊党仍不同意反对党阵线的安排，反倒是其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宣称伊党决定攻打70个国席（保持与2013年大选时派出国席候选人的数目），不会向其他反对党作出让步。这就等于否定慕尤丁希望伊党改变立场的可能性。

慕尤丁的想法与公正党的阿兹敏是一样的，不希望伊党离反对党而去，然而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今的伊党已与反对党走着不同的方向，而且越走越远了。正如马哈迪形容伊党是一个混乱的党。这句评语是较为中肯的，伊党既不愿受挟于巫统，也不愿在反对党中“寄人篱下”，就只好在两者之间游走，这对伊党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伊党的政治信念与其他政党不同，它是以宗教斗争为主旨，一切为了宗教，而不是议席至上。其党主席哈迪阿旺也曾说过伊党的斗争不是为赢取席位而执政，而是要推进宗教和回教化。

在这样的心态下，力劝或要求伊党回心转意，破镜重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不乐观地预示：第十四届大选将是在反对党无法全面合作的情况下及国阵唯有巫统独领风骚，而其他成员只得靠边站的情况进行较量。换句话说，反对党比执政党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智慧，才能有所作为。

一个大家都万万想不到的是，反对党的领军人物已聚焦在马哈迪身上，安华也因官司案的上诉失败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变来变去，又似乎回到90年代巫统的斗争场景：马哈迪、纳吉、安华与慕尤丁。当时他们都在巫统内斗；今天他们各分东西在巫统外斗，难道这就是政治的宿命？

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南洋商报》

朴槿惠的悲剧人生 （直挂云帆）

大韩民国（南韩）总统朴槿惠被弹劾的事件（2016年12月9日）是亚洲世界的大事，她不但反映了女人攀上高位的艰辛历程，而且也衬托出家族政治给她带来的无形和沉重的包袱。

事缘在今年9月20日的时候，总统闺蜜崔顺实被揭发与两个基金会有密切的关系，也把基金会的资金用在女儿郑尤拉身上。

接着事情的发展太过令人震惊和难以理解。除了郑尤拉被踢爆是走后门进入韩国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外，更爆开总统朴槿惠的讲稿交给崔顺实过目及修改。由于事件的非同小可，朴槿惠第一时间向国人公开道歉。

但这种道歉已于事无补，因为这等同总统允许闺蜜干政，而且也让崔顺实借总统之名而向大企业行不法受贿之实。若是此事无可否认，也就意味着朴槿惠怂恿或姑息其闺蜜出轨乃至作奸犯科。也正因为事态的严重和非同小可，朴槿惠的未来已是一片漆黑。

根据另一则消息说，事件之所以被公开出来起因于崔顺实与其小男友高英泰（亚运击剑金牌得主）为一只小狗而结怨。高英泰向国会供证（12月7日）时称，他在2014年受崔顺实之托，代为照顾其女儿的小狗。刚好他将小狗带回家后，就自个儿去打高尔夫球。讵料崔来到其家发现没人照料小狗乃与高起了激烈的争议。

因为这件事，使高英泰一直耿耿于怀不肯罢休，也就在调查一些证据后借此事在不久前向媒体告发和爆料。

讵料此对扑谨惠造成巨大的伤害，她们两人相识于40多年前，即朴槿惠母亲被枪杀之后（1974年）。这一年的光复节，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总统主持典礼，突有枪声射向主席台，躲避不及的陆英修也就被当场击毙，全国哗然。后查知是北韩特务所为。

因为蒙受丧母之痛，朴槿惠在心灵上的创伤也被一位神秘宗教人士闯入她的精神世界，这个人就是崔太敏（崔顺实的父亲）。

经过崔太敏的开导，朴槿惠也肩负起“第一夫人”的职务（有人说她不希望她父亲身边又来了第一夫人，因此她的扮装也学足了母亲的形象且成为父亲的左右手。这一年刚好朴谨惠大学毕业。

1994年，崔太敏逝世，而其第四女儿崔顺实也成为朴槿惠的好朋友，并鼓励朴走入政坛。

反过来，崔顺实也利用朴槿惠的名气和经济实力为自己建立起庞大的生意人脉网络，也向韩国大企业集团集资800亿韩元进入由她掌控的两个基金会（Mir基金会和K-Sports基金会）。

种种迹象显示，崔家与朴槿惠的关系成密不可分。当1998年朴槿惠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后，她就聘请崔顺实的丈夫郑润会当秘书。这为崔家提供了致富的方便，甚至崔也被指介入洗黑钱，通过基金会（被政府批准的）向企业敛财。

更甚者在今年10月24日，韩国JTBC电视台取得崔所使用过的平板电脑中发现，朴总统就任初期的各项演说文件都提前送交崔顺实修改。

但鉴于崔即非公务人员，怎可以绕过青瓦台（总统府）拿到总统的秘密文件？于是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浪潮冲着朴槿惠而来，抗议声不绝于耳，也预示着她的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

这对朴家来说又是另一个悲剧收场。毕竟朴家的政治历史是这样写道的：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1917-1979）是军人出身（1942-1963）。

1950年韩战爆发时，朴正熙担任第9师参谋长。1953年留学美国。1957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出任陆军第7师师长，晋升少将。1960年调升陆军战队参谋长。也是在这一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成功，把权力抓在手里，迫于肯尼迪总统的压力，朴正熙不得以军人身份出任总统，乃在1963年退役角逐总统而胜出。此后，朴正熙走向独裁的道路，在1967年连任总统，更在1971年当选第三任总统。接着在1972年，藉着来自北方的威胁（北韩），颁发了紧急状态，下令解散国会，也趁此时修宪，取消总统的连任限制。

1973年和1975年的总统选举，朴正熙上演独角戏，只有他一人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自然中选。

也是因为人民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乃在1974年枪杀其夫人陆英修，更在1979年本身被情报部长金戴圭枪杀（后被判死刑）。

从1963年到1979年的16年执政中，朴正熙虽有建设上的成就，但人民不敢恭维其铁腕手段。

他的逝世也导致他的女儿朴槿惠（1952-）及弟妹不得不离开青瓦台，回到一介平民的生活，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漠与鄙视，也连带不喜欢独裁者的下一代。

在情非得已下，朴槿惠只得修身养性过着孤独的生活。在金斗焕（1980-1988）当总统时，她被剥夺参政的机会，直到1998年才得以重回政坛当选国会议员。换句话说，在离开政界19年后，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此时的她已准备走上他父亲走过的道路（在2004年接任大国家党党魁）。

2012年，她成功地代表新世界党（将大国家党易名，也从大厦搬入帐篷办公）角逐总统而胜出，获得的支持率高达63%。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朴槿惠能够脱颖而出也是与她的父亲有关。而如今因为姑息养奸，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好不容易才摆脱父亲留下的阴影，又重新回来了。虽然朴正曦被民调（2015年）认为是历任总统中最特出的总统，但他的政治罪责也使到朴槿惠在闺蜜案件中被人民阶级攻击和发泄，证实成也朴正熙，败也朴正熙。

刊登于2016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