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年的“逆转” （直挂云帆）

不知不觉香港回归中国已是进入第20个年头。犹记得在1997年7月1日举行交接仪式时，我有注意到在主宾台上的中间上方站着一位身穿红色套裙装的妇女，展现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美丽画面，这个人就是在香港主权移交后仍担任政务司长的陈方安生（1940— ）。她原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掌权时被委为华人布政司，而在董建华出任第一任特首后，她被邀请出任政务司长，地位仅次于特首。

这位民望甚高的政务司长因经验丰富，有人猜测她将会是下一任的香港特首，但结局适得其反，她在2001年因与特首董建华意见相左（不同意仓促实施高官问责制，而破坏了一向以来的公务员的传统）挂冠而去，结束了她39年的公务员生涯。

虽然外界盛传她将于2007年参加特首选举但被她否认。不过她确实是在2007年9月参加立法议员的补选而胜出，一年后（2008年）期满她不再寻求连任。

她的立场与港府相左，因而参加2006年及2007年的7月1日大游行（香港回归日），以寻求及早落实特首直选。在未能取得中国人大首肯后，她也在国际社会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

巧合的是，当陈方安生不再公开问政后，又崛起另一位女强人林郑月娥 （1957—），她的出身与陈方安生有些相似，在大学毕业后于1980年加入公务员行列。在2012年时，她获得第五任特首梁振英推荐出任政务司长，地位与陈方安生一样。

她在2016年曾表态不会参加特首选举，但在梁振英宣布不寻求蝉联后，她就正式宣布将会竞逐2017年的特首选举。

结果也正如舆论所料，在获得中国政府首肯后，凑足了选举人提名的票数而顺利当选第六任特首（香港基本法规定特首是从1200名选举人投票选出。这些代表是按各行各业选出的。换句话说，香港特首不是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的，而是由1200名代表投票选出，因而被视为是小圈子的选举，不是港民所要的普选）。

林郑月娥的脱颖而出，让人看到陈方安生的影子仍在晃动，只是两人的政治理念无法融合。

两天后（即7月1日），她及她的班子将向中国主席习近平宣誓就职，从而开展她的新政途。但一般预料，不论林郑月是否是“铁娘子”型的政治人物，她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格外艰巨的，因为香港回归20年后，民意竟大大逆转。

本来在1997年的民调中，有31.1%的香港人接受为中国人的身份，但时至今日只剩下3.1%的港民认同是中国人。这说明了港人在各方影响下，越来越不接受中国的统治，甚至港独的声音在2015年又被唱响，更在2016年冲击立法议员的选举。

港府与港民裂痕的扩大被认为是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的会议通过不接受特首的直选和普选，而是保留从38个领域中选出的1200名代表选出特首所引起的。

这种否定直选的诉求也导致港民在港大教授号召下于2014年开展“占中运动”，后来又演进成雨伞运动。继此之后，年青一代也在2015年组织政党参加立法议员选举。他们提出的口号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大相径庭，且流露出“香港不是中国”的切割心态。无形中，港独又成为新的逆流。意料之外的是竟有5名具有“港独”倾向的年青人当选立法议员。他们在2016年10月的就职仪式中，竟然发生5名中选议员在宣誓时违背基本法而被认定无效。其中2名新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更披上或打开“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且在宣誓时口出脏话，被视为对议会和对华人的侮辱，因而不被再度宣誓。

他们两人经过法院审理后也被判失议员资格，因为冲撞了基本法的规定。虽然如此，这批“港独”分子也进一步与台湾的“台独”分子或团体加强联系，也有少数香港人移居台湾。不过港民移居台湾又能取得什么优惠没有人可打保单。长远来说， “台独”和“港独”要形成“统一阵线”更是不容乐观和无从想象。

毕竟台湾已被确定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论“台独”和“港独”如何挂钩，最终将找不到融合的切入点。

香港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失败后，通过《南京条约》“割让”予英国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42年）。经过155年的分离，才在1997年回归中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合法移居香港或非法偷渡香港的中国人都已在思想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而与中国人的距离拉大；特别是在1949年中共解放全中国后，香港人的“离心”更被强化而没有被软化，毕竟在英国文化和教育的熏陶下，大多数在香港成长的新一代，思想也发生变化，不再对中国有所“效忠”，而是被灌输要“自由与民主”。

但变化也在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30年后大大影响香港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在大陆有无限商机外，也能借助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在大陆另立经济基地。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仍然不受大影响，主要是中国在经济上成为香港的大后方。

与此同时，中国也承诺推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让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方面，中国所做出的“牺牲”（优待香港人）由于无法得到港民的回报，也就在近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不让香港成为“反共反华”的基地。

虽然在2003年是港府有提出的第23条文（基本法）允许警方得以搜查嫌疑分子的住处而无须先向法庭申请搜查令，但不幸引爆50万港人的大游行。在一片抗议声中，不得不暂且搁置中港之间已呈现“外冷内冷”的状态。

在当下已被撕裂的香港对新特首来说是举步维艰的。尽管林郑月娥认为必须从小教育起孩子有爱国心和自视为中国人，以杜绝“港独”思想的传播。但新特首也要加倍努力，修补“冷战”留下的伤痕。就拿中国火热鼓吹的“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港民（民间）的反应是不热情和冷淡的。这说明了港民存有抗拒的思想。因此化解仇视与仇恨是当务之急。这就是为什么新特首没有“蜜月期”，只有尽快地拆除被筑起的“心理围墙”，庶免港民越走越远。

刊登于2017年6月29日《东方日报》

从科尔到默克尔 德国统一与复兴的伟人 （跃马扬鞭）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2017）于今年6月16日逝世，结束他曾经辉煌一时的政治光荣史。

科尔是在1982年至1998年统治德国的总理，他最大的功绩和永垂不朽的纪录是在1990年促成东西德的统一。从此德国又再统一。单就这样的成就，就足以使科尔名留青史，可惜他的逝世却不怎样引起国际的轰动，也许他已经退休19年了。

他另外一项功德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原来他慧眼识“英雌”，在东西德合并后，提携年轻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1954-）出任内阁部长，并称她为“小女孩”。就这样，如同伯乐的科尔终于找到了“千里马”默克尔，而导致了第一位女总理在2005年诞生。直到今天，默克尔仍在政坛上屹立不倒，且成为欧盟的第一领袖。

有关德国的分分离离的因由是这样的：公元919年，日耳曼民族在亨利一世国王统治下，首次使用“德意志”（Deutsch）。德意志历史也由此开端，但直到1815年德意志联盟才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普鲁土及俄国结成神圣同盟。

1849年，帝国宪法诞生，普王虽被选为帝国皇帝，但国内派系斗争不止。在无从选择下，国王（威廉一世）不得不委任有雄才大略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首相（1862年）。因此德国进入了一个新年代。他在短短的九年时间内，消除了丹麦、奥地利及法国对德国的威胁，从而将德国统一起来（1871年）。

因为俾斯麦用的手段是武器（铁）和战争（血），也就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俾斯麦（反共头子）也在同年协助法国将左翼的“巴黎公社”消灭（成立于1871年3月，但在5月被镇压和打败）（按马克思与恩格斯因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引发欧洲国家发生革命运动，包括德国和法国也面对威胁。因此俾斯麦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制定一系列的反共法令，以打压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

担任30年首相后的俾斯麦于1890年卸职告老还乡（刚登基的威廉二世当年只有29岁，自然不会重视垂老矣的俾斯麦）。

到了20世纪初期，德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在失败后，一项巴黎和会下的“凡尔赛和约”强迫德国割地赔款，限制军备等等。

这屈辱性的和约刺激德国人民充满怨气，终于在15年后出现一位在后来被称为头号战犯的纳粹头子希特勒。他在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后，靠其魅力和一批杀人不眨眼的跟班煽起德国人对和约的不满，也作出“报复”的挑衅。结果在1939年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它和日本、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组成轴心国，企图控制整个世界，不过最终逃不过失败的铁律（邪不胜正）。

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欧洲战争基本结束；而在亚洲的战争则延至日本在8月15日投降后才告结束。

战后（1945年），德国及日本受到最大的惩罚，在美国严格控制下，不准发展尖端武器和核武器，不得发动战争。其武装部队相等于“无牙老虎”。

与此同时，德国也被瓜分成东西德及东西柏林，东边归苏联，走共产路线；而西边归美国，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东欧的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也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即使东德人民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下，但逃向西德及欧洲的东德人民也从不间断。

1961年，东德政府在柏林建起了围墙，防止东德人逃向西方，但这堵围墙受尽德国人民的长期诅咒。改变也终于在1989年苏联变天后到来，德国人民不但联手推倒柏林围墙，也在1990年完成东西德的重新统一。

在这方面，科尔可堪与俾斯麦的贡献相媲美。他以西德的牺牲来实现东西德的统一，功在欧洲。而被形容为“科尔的小女孩”的默克尔也已在位10年中，又成功地将德国打造成欧洲第一强国。

以此看来，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成残垣断瓦，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化成废墟的国家，竟只用了70年的时间再向世界证明德国又再站起来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科尔和默克尔。

刊登于2017年6月29日《南洋商报》

收编反对党塑造巫统权威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下、待续）

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彻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一边是重组与重新出发的执政党，以巫统为首。当敦拉萨在1970年出任第二任首相时（取代卸任的东姑阿都拉曼）。他在就职礼上（9月22日）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是敦拉萨在“513”后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而这个党不是联盟，也不是后来的国阵而是巫统。

虽然东姑时代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一立场，但在独立13年后给敦拉萨这个机会将各党派笼络在一起而强化巫统的权威和形象。除了及时推出影响国策的“新经济政策”外，也在后来通过修宪加紧对言论及行动的管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巫统有步骤地将其他反对党收编成执政党成员之一。例如1970年收编砂人联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继之在1972年又与伊斯兰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在槟城与民政党组联合政府及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组联合政府。表面上是减少政治斗争，集中力量重组国家，实则是使执政集团更加强大，而进一步巩固执政权，更因之突出巫统的领导和主导地位，甚至包括对国策的拟定。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执政集团下放权力引进更多成员是进步的措施，但在认真分析下，即使从“联盟”转身成“国阵”（1974年），也没有淡化各政党所“代表”的种族色彩。比如，民政党被归纳为华基政党，与马华产生利益冲突。虽然民政一直强调它的多元性，也不是华基政党（一度更令人不解的是，林敬益竟自称是“马基”政党（马来西亚的政党），但在巫统眼中，它代表了华社（尤其是槟城）的利益而加入执政集团）。

在口头否认但又不得接受现实的情况下，民政在1982年的大选就面对马华的挑战。在马华争得8个州议席参选后，就意味着与民政的8席平分秋色，只要其中一个政党的议席比另一个政党多，首席部长职就归那个党（民政或马华），不再是民政囊中物。这一年民政的8位候选人全是华人，以和马华的8名华裔候选人争议席。虽然它们的对手是民主行动党，但确实反映了华人政党在国阵内的“同床异梦”且无法“和平共处”，也显露了它们的种族倾向。

同样的，在1974年加入执政集团的人民进步党也被归类为华印基政党；而伊斯兰党则保持马来政党特征。至于东马的砂人联党则被视为华基政党（也因为人联的代表性强，甚至砂华也解散了）。

这一年，在敦拉萨领导下的国家竟出人意表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建交，这是万千华人所期待的政治解冻。虽然马共仍在马泰边境活跃时敦拉萨与中国建交是带有一定的风险，但国阵终于扭转局面争回许多华人票，也壮大国阵的队伍（国阵成立那年，其成员党一共有9个，不再局限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三党联盟）。

反观在513后，反对党的势力一再下沉。先是所谓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其国会议员走了4个，州议员也有几名倒戈相向，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何文翰、吴福源、叶炳汉等等。

不得不提的是，在1971年时，行动党也有与马华密谈合并事，（这一点到今天我仍搞不清楚为何不是巫统敦拉萨出面拉拢而是交马华处理？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行动党没有在任何州取得足够执政的席位，而且在巫统看来它是华基政党，正好可给马华留个面子（也许在内心深处，敦拉萨不希望因此将所有反对党收编，这样一来就没有反对党了，国会民主也没甚意义了）。

吊诡的是，出面与马华接头的人不是林吉祥而是吴福源（他在513后已将秘书长职让给林吉祥）。由此可见双方的成功率是不高的，因为刚崛起的行动党是不可能解散而加入马华的。这不但对不起李光耀，也会因此“埋葬”了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

由于1974年行动党宁可“以一敌众”，也不与任何反对党合作，因此新成立的“社会正义党”（由陈志勤从民政分裂出来）（1972年）、人民党（由卡森阿末领导）及国家醒觉党只能各自上路。在强大的国阵攻势力，纷纷兵败如山倒，即使行动党的国席也只剩9个（原本13席）及22个州议席（原本31个州议席），社正党也只得1席。另外在东马的砂拉越国民党也保有9席（原本12席）。国民党原是东马加入马来西亚时在砂的执政党，由其党魁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但在1966年宁甘与中央的东姑失和，也就失去执政权，被贬为反对党。

正因为国阵声望如日中天，反对党相形见绌，只剩下行动党9席及国民党9席再加上社正党陈志勤1席。这意味着反对党已溃不成军。

在下来的年代，新成立的政党都无法生存下来，因为行动党不再接受华基政党的合作。在战略上存在争议，似乎是“攘外先安内”（先让反对党消失，再来收拾执政党）（有人指蒋介石当年先安内政策是不对的）；但行动党的林吉祥坚信“合作”必将削弱行动党的反对党形象；尤其不能在下来的大选（1978年）接受与社民党的合作，因为社民党就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领导人是叶锦源及范俊登。

在行动党不与华基政党合作的大前提下，林吉祥也明白扩大力量不易，更没有机会拿下一个州的执政权。不过他总不能一直守株待兔，也就在1986年移师槟城，挂起“丹绒一役”的旗号，目的就是要从林苍祐手上夺得执政。

如果说槟州的主导政权原本属于马华（1957-1969），后来才被民政党所取代（1969-2008），但间中也有面对马华的挑战和“暗渡陈仓”，如1978年的“马华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又如1982年马华正面与民政争夺主导权。

就在马华偃鼓息兵后，行动党才将槟城列为最重要的夺权目标（这是因为槟州有最多的华人，反对党才较容易突破），但也只有到了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才捉到机会。这一年离开巫统另创46精神党的东姑拉沙里率大军与行动党合作，又在另一边与伊斯兰党合作，分别组成了“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ah）及“人民团结力量”（Gagasan Rakyat Malaysia）。这种巧妙的合作既没有使华人“恐惧”，也没有使马来人“不安”。因此东姑拉沙里显得十分有信心可以击败马哈迪。

讵料，在投票前三天报纸刊出东姑拉沙里在沙巴所戴的卡达山民族帽子有“呈现十字架”的形影，也就在马来社会引起震荡。选举结果46精神党兵败如山倒，只有伊斯兰党借助46党的力量，重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伊党在1977年被国阵开除，翌年中央举行闪电州选，把伊党打得落花流水。自此之后，伊党一蹶不振，直到1990年才取回丹州政权）。另外一个就是民主行动党在槟州夺下14个州议席（清一色是行动党议员，没有与其他政党分享州议席），可怜的46党全军覆没，国阵则拥有19席（在19对14席下，行动党因差3席与执政权擦肩而过）。这算是行动党成立以来首次与反对党结盟（1969年的大选，行动党、民政党进步党只是松弛合作未有协定）。

从中我们也看到行动党的合作对象是代表不同族群的政党，与46精神党合作正合其心意和行动党的理念。但与伊党的合作则尚不敢正式达成协议。

林吉祥没有想到的是，46党这么不济事，只要拿下3席，局面就改变了。也因为棋差一着，林吉祥“梦碎槟榔河”。

这样的结局又反映出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声称它代表全体马来西亚的所有民族，毕竟差党有其“势力范围”和“基本盘”。行动党就是立足华人社会，才对马华、民政、进步党及人联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它威胁不了巫统。如果说这不是种族政治下的“分工与合作”，那又是什么？

（三、待续）

美英不再呼风唤雨？（天下纵横）

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说，再也不能相信美国对西方的领导，因为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几乎鲜有被人颂赞的措施，比如他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有选择性）的政策引起轩然风波，被直斥实施种族及宗教主义政策。虽然美国法院也针对禁令驳回特朗普政府所为不合法，但特朗普始终相信他的决策是必要的，以制止伊斯兰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搞爆炸和破坏。

不过从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英国等地发生的恐袭事件，也再一次“证明”特朗普的“禁令”的失效性。不然为什么会续有恐袭案件发生？

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他的政策是“美国人优先”，只要对美国人民就业有利的政策他就会实施，包括不主张美国大公司在海外投资设厂（大部分原因为是为了减低成本，即房产价低和工资低），而是希望留在本土发展。他同时更欢迎外资进入美国投资，包括中国的马云和台湾的郭台铭也是他的座上宾。

由此可见，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和对世界政务缺乏了解是他施政的一大败笔，毕竟他忘记了或故意改变了美国一向以来所作出的“承诺”是导致今日的西方世界陷入失秩的主因。

有关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向欧洲和苏联发动战争，美国是置身度外的，直到1941年日本发动侵袭珍珠港（美国的海军基地），准备挑起更大的战火后，美国才猛然醒悟不对劲，因为日本要的是整个亚洲，也就必须要击破美国的桥头堡。

由于战争的范围扩大，性质也起了变化，世界战场终于兵分两路，一路是西方国家与苏联联手反攻德国；另一路是美国负起在太平洋的战争，辅以中国的陆军及苏联的军事配合，结果在1945年8月15日逼使日本投降，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投降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死伤无数，日本天皇只得屈服。

此外，德国的希特勒也已在盟军发功下，于1945年自杀而宣告失败。

战后，美国主导西方世界；苏联主宰东方世界；而战败国的日本及德国归美国严管，不准制造尖端武器和发动战争。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美国控制了欧洲（西欧），而且成立北约机构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克制和遏制来自东方的威胁。所谓东方世界是指中国、北韩、北越等（均被划为共产世界范畴），以苏联为老大哥。此外，苏联也控制了东欧，包括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南斯拉夫及阿尔巴尼亚等国，而且也组成华沙军事集团，与北约集团相庭抗礼。

由于美英在战后较占上风，也就形成一个英语世界体系的出现。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等都由英语体系的国家所主导。

抑有进者，美国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600多个军事基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战后美国说了就算的霸道典型成了它的标记；尤其是在1990年苏联变天解体，不再奉行共产主义后，美国更是“乘胜追击”地将东欧瓜分和瓦解，并将它们纳入西欧阵营，最后终于通过欧盟（欧洲共同体）把整个欧洲联合起来，以提防共党的卷土重来。

但没想到的是，自英国在年初公投要退出欧盟后，遂使英相特丽莎梅过于自信和自负地宣布提早大选（早了3年），结果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只能与统一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继之又面对下台的压力和爆炸案此伏彼起，在在危急保守党执政权。

正当保守党衰退之际，又面对特朗普“撞板多过吃饭”，也就意味着美英在2003年建立起来的军事联盟已在消失中。那一年，工党的布莱尔与美国保守党的小布斯联手进攻伊拉克，结果落下非议不断。

今天两个“泥菩萨过江”的国家领导人人已自身难保，还能保得了他人吗？难怪默克尔希望能与法国重塑一个新的欧洲。

刊登于2017年6月26日《号外周报》第843期

美苏冷战孕出“恐怖怪胎” （直挂云帆）

在世界75亿人口中，基督教徒最大多数，有教徒22亿人，占31.5%。其次是穆斯林，教徒有16亿人，占23.2%。占第三位的是印度教，信徒14亿人，占15%；无神论者居第四位，共11亿人，占16.3%（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而居第五位的是佛教，其信徒有5亿人，占7.1%。

由此观之，回教徒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他们基本上生活在阿拉伯、中东、西亚及北非等国家；而另一部分则聚居在东南亚，主要分布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泰南及汶莱等，教徒超过2亿人，占世界穆斯林的20%，也占整个东南亚人口的40%。

虽然伊斯兰教（也被称为回教）是公元570年由穆罕默德先知在麦加所创（今日沙地阿拉伯），但在他之后（632年逝世），先后有四位继承人，被尊称为哈里发，他们依序是先知亲信阿布巴卡（632-4年）、接位的是先知伙伴伍玛（634-443）（在位期间，回教势力不断扩大）。第三位哈里发是伍斯曼（644-656年），他进一步把伊斯兰教延伸到北非、地中海和中亚地带。也是在他领导时，于653年正式认可古兰经为伊斯兰经典。

第四位哈里发是先知女婿阿里（656-661年）（他是被暗杀而逝世的）。

在这之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逊尼派”（sunni），他们承认先知及之后的哈里发，且以麦加及麦地那为回教发源地和圣地。及后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皆以逊尼派居多，占回教徒的85%。另一派只承认阿里是先知的继承人，他们自称是“什叶派”（Shiite），也把阿里尊称为什叶·阿里，但拒绝承认前三位哈里发，也种下势不两立的后果。

尽管在817年，逊尼派与什叶派尝试和解，但功败垂成，两派后来产生更大的歧见。什叶派虽然居少数，只占穆斯林人口的15%，且以伊朗为大本营，但它不称呼“哈里发”为继承人，而是使用“伊马姆”（Iman，即教主之意）的称呼。直到今天，经过超逾千年的斗争，两派似乎依然水火不容。

在今天，什叶派的教徒依然坚持他们的信念；尤其是在伊朗宗教革命（1979年）成功后，更助长什叶派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伊朗的政教合一制度发挥得淋漓尽致，最高权力者尊称为“Ayatollahs”（最高领袖），下来才是民选的总统。宗教长老柯梅尼在推翻巴列维王朝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角色（在伊朗什叶派教徒超过90%，逊尼派教徒不到10%）。

因为伊朗是战后以来第一个开展宗教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大大地鼓舞了什叶派教徒在其他地方也动了起来，包括什叶派教徒占多数但被逊尼派掌控政权的伊拉克及亚丁等国家。

什叶派的“改朝换代”自然刺激了逊尼派的穆斯林不甘示弱，刚巧在那一年（1979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而这个国家的教徒绝大多数是逊尼派的穆斯林，也就在沙地阿拉伯支持及美国经援和军援下调派阿拉伯人民前往阿富汗打圣战，其中一位在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就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贾商奥沙马宾拉登。

岂知这一场战争却带来世界政局的全面改变，一方面是苏联打错了算盘，当它决意派大军入侵阿富汗时（还以为是50年代苏军入侵匈牙利和捷克一样，迅速将反共组织瓦解），没有想到的是苏联自己的后院起火；国人不再相信苏联可以改善他们的命运。回教国家则认同苏联是用武力制服且不尊重回教的集团国家。这样一来，苏联也拿不下阿富汗，只好在1989年宣布撤兵。这一撤也暴露了苏共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戈尔巴乔夫的巧妙推波助澜下，整个共产阵营被他搞得七零八落。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东欧变天，重回资本主义的怀抱。

另一方面的结局也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本来美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子民前往阿富汗作战可以激发西亚国家打倒共产制度，并将阿富汗纳回资本主义 轨道。讵料阿富汗在长期战斗中竟孕育出一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也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教徒被号召前往阿富汗参战。这股力量包括不成熟的“学生军”组成了“塔利班”极端组织；更在奥沙马宾拉登的阿盖达（al-Queda）基地组织的协助下，击败其他武装单位而在1996年夺得阿富汗政权。

表面上是塔利班及基地组织为“逊尼派”挽回一局，不让伊朗的什叶派专美，但阿富汗的复杂局势和其宗教分子更是乖离教义走向更极端的道路。

除了塔利班倒行逆施，以武力强逼妇女不可受教育，不可看电视、不可听收音机和拍照外，更要将全身包裹，不容露出脸孔与手臂和双脚等。这种措施简直将阿富汗拉回中古时代。

与此同时，奥沙马宾拉登也获得塔利班配合下建立起武装基地组织后，他要做的不是统治阿富汗而已，而是要“解放全阿拉伯”，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想不到的是自己培养的奥沙马宾拉登到头来是世界最大的敌手。

于是在1996年奥沙马向美国发出圣战后的1998年，恐袭行动在各地展开；尤其针对美国的使馆和外国人喜欢度假的胜地。

更加胆大妄为的是奥沙马在2001年策划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恐怖袭击，派出敢死队骑劫飞机撞向美国纽约的两栋摩天大楼，酿近4000人牺牲。结果这个世界人人从此不再安宁，它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一些极端的穆斯林将其组织军事化和恐怖化。

这是继奥沙马于2010年被美军击毙后的最重要的后遗症。在2014年正式成立的哈里发回教国，就是朝向世界做出战斗的挑战（这些组织初时称为ISIL、ISIS，最终归纳为IS组织，即“回教国”之称）。

除了在欧美及中东国家施暴外，近年也把目标移向东南亚。根据英国在今年5月发出的讯息透露，亚洲国家已成为恐袭目标之一，其中包括阿富汗、孟加拉、缅甸、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和澳洲等。

还有“伊斯兰国”（IS）也在6月13日正式发布消息，号召澳洲信徒在斋月结束之前发动恐袭，时间是在6月份内。

澳洲除了赋予警察更大的射杀权外，也同意印尼在6月底召开多边协调反恐会议，邀请纽西兰、澳洲、汶莱、马来西亚及菲律宾连同印尼共商对策，以消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

虽然各国政府有此决议，但基于东南亚恐怖组织名称繁多，近20个左右，也不易探出它们的动向。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让邪教或恐怖宗教分子有藏身之地，一定要防范于未然，否则祸害无穷。

刊登于2017年6月22日《东方日报》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中）从反大马到513悲剧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也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待成型。

因为这份协定（也就是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宪法的蓝本）有提及马来人的定义：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人的生活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这个定义下另有条款指明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是凡是马来人可享有“特别地位”（这里没指特权地位），主要是针对经济的援助和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决定了马来亚及所有人民的未来。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过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马来作家，伊斯兰党议员），所有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信奉回教，是否与生俱来？

他说他也不大清楚，但他肯定与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有关。总之他说在他的记忆中，所有马来人都是回教徒。即便其他回教国也不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民必须是回教徒，但马来亚就是这么确定下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倒是揭开了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就是与英国谈判而另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被废黜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既然宪法中有为马来人下定义，而没有为其他种族下定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日后衍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较严重和突出的是，英国在1948年6月20日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在即，英国殖民地政府乃在马新“先下手为强”，先后将50万华人强制性地集中在新村，以“断绝”用粮食救济马共。华人在当年所蒙受的痛苦，罄竹难书。

其重要理由是英国担心毛泽东解放全中国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会发生“骨牌效应”，将整个东南亚赤化。

另一方面，狡诘的英国则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马新则实施残酷的镇压，把华人当成“假想敌”。

英国的双面政策暴露了其虚伪性，原来是拿马新的华人来祭旗。

就这样，在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了，说是为了照顾50万水深火热的华人。在1946年印裔也在尼赫鲁鼓励下成立“印度国大党”（党名与尼赫鲁的政党一样）。虽然尼赫鲁有要求印度人归属当地政府而成为当地人，但情况并不明面。

同样的，华人对于归化成为马来亚公民也不热衷。不过政党政治转入50年代就更加普及化和种族化了。

先是在1951年有劳工党的成立，虽是标榜多元性，但仍归属于华社的其中一个政党；及至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主要是参加1951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个政党表面上是宣称多元性的，实则在华社寻求支持。

同样在1951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创办了他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而代之）。这个党也招纳其他种族加入，但基本上可视为马来人的政党。至于伊斯兰党（回教党）更是摆明倾向马来社会，虽然也招收其他种族的回教徒，但是人数十分有限。

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标榜左翼，也就很快与劳工党结成姐妹党，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有必要带出的是，在1954年，新加坡的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动党”，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将左右派的精英收编。虽然是多元种族政党，但不能否认它是根植华社，靠华人起家的。

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就拥有合法地位在马来半岛开展政治活动。因此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虽然成绩差强人意（参加9席，只蒂凡那1人中选），但从群众大会的万头攒动也看到华人的热潮；尤其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更是触动华人的内心。不过这样的标榜也触怒了马来社会。如果按照李光耀所说是对的，那么在独立时马来亚被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The Federation of Malaya）也就不具意义了。因此有马来舆论咬定李光耀的口号是具“种族主义”的，挑衅“马来人的主权”地位。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一个新的政党命名为“民主行动党”也就在1966年成立取代已退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是他终身的遗憾，但民主行动党显然沿着他的理念，也不断地灌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不得不提的是，在1963年时又有一个马来左翼政党出现，它就是脱离巫统的阿都亚兹（前农长）所领导的（此人是新加坡首任元首尤索夫的胞弟）。

不久之后，这个党加入社阵，形成三党大组合的社会主义阵线。

但不幸的，由于印尼的反马来西亚，也影响马新各地的左翼政党加入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反大马合唱团”。正因为人心浮动，在1964年的大选却让联盟“因祸得福”（印尼对抗下带来的风声鹤唳），取得辉煌的胜利（123席对反对党31席）。这种倾向也因种族主义的因素加入其中，因为华人担心左翼的华人政党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可能发生不利华人的施政，也就集中票数投向右翼的联盟；以致左翼社阵惨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也失败。这种结局是左翼思维受到种族主义干扰而无法甩掉种族政治幽灵的又一个明证。

当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后，其他走温和路线的政党也纷纷探出头来。例如民主行动党也与人民行动党一样，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但绝对与社阵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另外在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也是打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以争取一向以来支持社阵的选民。

在一方面，左翼阵营沿用街头斗争（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不再兴趣于议会斗争；而在另一方面，热衷议会斗争的政党参加角逐，如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回教党、人民党均向联盟挑战。

1969年的大选又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中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震撼了联盟的政权。在形势不明朗下，终于在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史称“513”事件。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民政执政了槟州，这是槟城的第一次变天，显示了华人的影响力。

在这之后，于1970年拜相的敦拉萨开展收编反对党的活动，并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国家原则”及将东马的土著也列为土著行列。

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回到和谐的局面，实则是种族政治又找到新的土壤。

刊登于2017年6月19日《光华日报》

选来选去还是马哈迪 （天下纵横）

反对党阵线（希望联盟）的出现是意想不到的变化，它先是2008年大选后因政治海啸而出现“人民联盟”（民联）的组合，以便与国阵相抗衡。

虽然反对党组成阵线并非新鲜事，但没有像2008年大选时那样的松弛组合也能够“平地一声雷”，竟然教5个州变了天，这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让舆论瞠目结舌。

原本在1999年时，有一个左翼的人民党也是成员之一，但自2003年人民党在赛胡申领导下并入“国民公正党”，才有了“人民公正党”的名称出现（可是不知为何，人民党的注册并没有被吊销，而是在一些有心人奔波下，又将它“复活”过来了，而且声称要在下届大选率大军染指（我们暂且不评估人民党的“未来”）。

回到民联，它之所以能挺到2013年的大选也算是一个奇迹。最主要的是三党不闹分裂，也就在这一年的大选又保持势力，形成与国阵旗鼓相当的政治结盟。

不过这个组合有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是它们仍沿用各自的党徽参加大选，没有共同的标志；其二是在所谓各成员党地位平等和保存自主能力的情况下，三党有时也各说各话。举例来说，在2013年大选过后，伊斯兰党就重提“回教刑法”落实的必要性，与行动党的政治立场起了冲突。

其三，对首相人选未有共识，公正党及行动党支持安华，伊党则支持哈迪阿旺。

本来成员党意见之分歧可以相互切磋，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冲动”，伊斯兰党在“忍无可忍”下，与行动党断交（2015年）。与此同时，伊党的党选也出现宗教派狂胜的局面，造成所谓“开明派”的党中委在党选中落败，形成一个以宗教为导向的政党。这批被排斥的人不甘心屈辱，乃脱离伊党另组“国家诚信党”。这个新党很快地与公正党和行动党挂上钩，在2015年的下半年组成“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以取代消失的“民联”）。

即使希望联盟中的公正党有人不认同把伊党排斥在外，也就希望伊党回心转意，不料彼此的关系越闹越僵。

就在2016年时，政坛又掀起波浪，一个由马哈迪连同前副揆慕尤丁及其儿子慕克力组成的“土著团结党”也从中冒了出来。这个政党几乎是“巫统”的翻版，也就意味着马哈迪与纳吉的斗争正式开始了。

在这之后，“土团党”也申请加入希望联盟，形成四方阵线。

为了要与国阵相庭抗礼，希盟近期又为了三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其一是谁将是希盟的领袖（有人支持马哈迪，也有人支持安华，有人主张由旺阿兹莎担任过度首相）？

此时马哈迪（92岁高龄）也跳了出来说，如果希盟一致支持他出任短期（临时）首相，他愿意担起重任。

这之中当然有一个风险，那就是万一在大选中输了，马哈迪的颜面与尊严将会摆在何处？这是担任过22年首相的马哈迪所输不起的。

但人们又反过来问，如果不抬出马哈迪，又有谁能成为可被接受的领导人？是慕尤丁？或是慕克力？是安华还是阿兹敏？如果所提到的人都有一定的局限，那马哈迪无疑是比较“适合”的人选。毕竟希盟不能没有领袖，否则未战已显露战队不够整齐，这是兵家大忌。

下来是希盟一定要有共同的党徽，不能再各行其是了。

还有是这个组织应该有一个权力分配的机制，不能一律平等。过去“民联”的失败不正好反映出“各党独大”也比“一党独大”好不到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诚信党也挺马哈迪（其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已表态，过去这个党是挺安华的）。由于大选越逼越近，希盟当务之急就是克服歧见，异中求同，否则就只好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7年6月19日《号外周报》第842期

英国工党绝地反击 （跃马扬鞭）

由于英国大选出现逆转结果，原本不被看好的工党突然再次冒出头来，也就使到舆论不得不重新评估工党的未来。

就英国的历史而言，在1215年，英国的国王与贵族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奠定了人权与民主（处事公正与不得随意逮捕）。1227年，议会首开先河罢黜爱德华二世，并立其长子为国王，开创了议会弹劾国王的先例。

1642年，议会与国王发生冲突，导致内战，延至1688年议会派取得胜利，史称“光荣革命”。并在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是为“君主立宪”之滥觞（到了1832年，议会成了最高权力机关）。

在当时英国议会已出现王党（托利党）及民党（辉格党）及后才赋予人民选举权。1868年托利党和辉格党也演变成保守党及自由党，两党轮流执政，两线制因而成形。

不过在进入廿世纪时，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出现了，这个由哈迪（Keir Hardie）创立（其中一人）的政党取名为工党（Labour Party）。在1900年2月27日正式成立，而哈迪也被选为第一位党魁。

其实这个政党是联合了原先存在的小党，如独立工党、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和苏格兰工党，形成比较完整的政党，但它并非纯粹的社会主义党。在1889年时，由费边主义社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进步党”控制了第一次选举的伦敦市议会。

当1900年工党成立时，也适逢大选年，工党只有两人当选国会议员，其他归保守党和自由党。但在1924年的大选，工党首次取得执政权（属少数派政府），而在1929-1931年的工党第二次执政。不幸的在同年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无法应对大萧条下，只得辞职，由乔治五世国王委托保守党及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以克服经济灾难。

在此之后，工党一直与执政擦肩而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才告扬眉吐气，从1945年到1951年，在艾德礼首相领导下，他走的是右倾的路线而不是左翼的路线，更与马克思主义挂不上钩。

举个例子，在1946年英国准备在马来亚实施新政制（Malayan Union）时，因马来人的大团结导致英国政府改弦易辙，单独与巫统另行商议新的宪制，于是《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出炉了。

也是在同一年，英国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1948年6月20日），大举逮捕和驱逐华人回中国；尤其令华社不满的是，英殖民政府将50万马来亚的华人赶入“新村”，实行监控，以切断对马共的经援。即使艾德礼政府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也改变不了马新华人怨恨工党的背叛。

1979年保守党出了一个铁娘子塔彻尔，终于把工党赶下台，直到1997年工党的布莱尔才得以卷土重来，他是以“第三条道路”作为口号，放弃了工党的激进左翼政策，将之重新定位，大动作修改社会主义党纲。

这种所谓“第三条道路”的说辞也属于对社会主义政纲的否定，说穿了也就是修正主义。因此布莱尔主政期间他是资本主义的执行人，不是社会主义的带路人；甚至他在2003年与美国联手全面进攻伊拉克，挫败了萨达姆政权，引发恶评如潮，包括现任工党领袖科尔宾。

科尔宾是政坛怪杰，他被形容为不修边幅，衣着随意的反战斗士。自从在2015年当选工党领袖后，他就低调地走进民间，与年青人建立良好关系，激发年青人支持工党，掀起了“青年革命”。

也就是在这一年，科尔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曙光，认为其理论具有实用价值（这里所指的是英国工党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了解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而改善英国的不当政策，但他不会采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理论。

有两个例子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再受重视，其一是中国在2015年首次邀请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齐集北京探讨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影响，也连带对科尔宾这号人物的探讨；其二是英国BBC广播电视台在今年大选的时候特别介绍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以衬托出科尔宾是“马克思的粉丝”，藉此否定布莱尔主义的“第三条路线”。今天科尔宾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死的灵魂，我们倒要看他何时有机会掌权而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的出门弟子。

刊登于2017年6月19日《南洋商报》

马克思引爆“青年地震”？（直挂云帆）

在民调中被看好英国的大选保守党会漂亮胜出而再度执政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保守党无法赢得超过半数议席，只得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寻求联合执政，以便超过半数组成不是很稳固的政府。

这就是说，在英国国席中（共650席），保守党只赢得318席，未过半数（需要至少326席），因此有需要拉拢胜了10席的统一党共同执政，因为两党合起来的328议席已可以主政。在这方面，英女王也批准原任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ry May）组内阁。

虽然特丽莎·梅（61岁）曾在卡梅伦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2010-2016）（1997年后才当选国会议员），在任期内从未发生恐袭事件，这是她引以为荣的“成就”。

未想在她于去年就任首相后，却在今年已先后发生三宗恐袭案件。第一宗发生在今年3月，伦敦突遭遇恐袭，酿4死40伤悲剧。

第二宗则发生在今年5月22日，曼彻斯特的演唱会场内发生恐袭事件，导致22人死及59人受伤。第三宗在10天后即6月3日，在伦敦市中心的伦敦桥和博罗市场发生爆炸案，造成7人死亡及40人受伤。在投票依然进行下（6月8日），特丽莎梅已被认为反恐不力，支持率也下降。

本来在特丽莎梅于4月宣布将举行闪电大选后，民调对保守党十分有利。例如在5月12日的民调，估计保守党和取得394席（超过半数而单独执政）；而对手工党则会再一次受挫，只能剩下179席（原本在2015年大选中取下232席）。这意味着工党将会被保守党抛在后头，可能促成第三势力从中崛起（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民主统一党）。

特丽莎梅是在2016年6月当英国民众超过半数支持脱离欧盟后，导致支持留欧的原任首相卡麦伦辞职，经过党选被推为党魁，也就在7月就任新首相。为了强化她的退欧盟的谈判地位，她决意通过大选展示其后盾强硬，但结果是她打错了算盘。

大选的成绩如下：

政党	2015年	2017年
1）保守党 2）工党 3）苏格兰民族党 4）自由民主党 5）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330席 229席 54席 9席 8席	318席 261席 35席 12席 10席

真是始料未及，英国议会又陷入悬峙的局面，如同在1974年时，那时保守党及工党赢得席位不相上下，但工党多出4席，也就改由工党执政。

又如同在2010年时，执政的工党与保守党的席位未过半数，最后因保守党寻得自由民主党的合作组成了联合政府，年轻的卡麦伦也就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

毫无悬念的，特丽莎梅也许在年内就失掉首相高位，改由外长鲍里斯·约翰逊取而代之（他也是支持脱欧的部长），命运与卡梅伦不相上下。

反过来，此时的工党政策和作风已表现出与昔日的不同。在2015年出任工党党魁的杰里夫·科尔宾（Jeremy Bernard Corbyn）就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他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与特质又是与众不同。例如他衣着随意，是纯粹的素食者，不沾烟酒。

今年已经68岁的科尔宾（生于1949年）属于中产阶级。他没上过大学（不属于精英政治人物），但对社会主义执着。1973年开始从政，且在1983年当选国会议员。平时他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到国会辩论，因而被人调侃为“毛主席的自行车”。

当他在2015年有意角逐工党党魁时，党内反对声强烈，包括前首相布莱尔及布朗，指他是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会为党带来灾难，但最终他还是当选了。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科尔宾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虽然工党内明文规定不可提及马克思主义及为他歌功颂德，但科尔宾却一如既往地对马克思推崇备至。

当他在2015年领导工党参加大选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支持马克思的观点？他说“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观察到了大量（规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也说，他也十分欣赏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维斯（已故）。他认为应该照顾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撮人。

还有在2017年5月的大选期间，工党的影子内阁（财相）约翰·麦克唐纳参加BBC的政论节目时被问到：“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麦克唐纳回答说不是，但他推崇《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经典之作）。

为此，科尔宾也毫不犹疑地挺麦克唐纳再次重申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另一方面，麦克唐纳曾示出《毛泽东语录》红宝书时，批评时任财长乔治·奥斯本的经贸政策，更甚者将毛语录丢给这位财长，要他“好好学习”。

当然科尔宾不是要把英国拉向共产主义，而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观点是值得认识和学习的，可以让英国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因为这样，这次的大选连BBC电视台也搬出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还有他的阶级论。

虽然他被丑化为极端派人物，但他依然向左走，甚至在英共的报纸每周撰写专栏，也因此得到英共的支持。

根据分析，工党在今年5月初只有20万名党员，接着不断增加。临近投票时（6月份），已是高达50万人。有人形容这位朴素的左翼政治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勤于走入民间，而且向年青人招手，触及了年青人对政治的热情，踊跃投票。单单在5月份就有超过逾百万年青人登记成为选民，因而被舆论形容为“青年地震”（Youthquake），导致保守党失12席，而工党却增31席，形成悬峙议会。

虽然保守党与民主统一党已组成政府，但仍有大批群众疾呼她下台。工党的科尔宾也促特丽莎梅辞职。

就此而言，科尔宾不能说没有机会，也许他就是今日英国人所期待的未来“民间上帝”。

刊登于2017年6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