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加坡的微妙关系

在没有任何征兆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突然”访华，日期订在9月19日至21日，为期三天。他先后会见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及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这位当下红人是李显龙要求会晤的）。

从礼仪上而言，中国给予最高格调欢迎李显龙的莅访是为了修补近些年来两国关系已越来越冷漠。若从政治战略来说，是新加坡的及时刹车和中国的快速反应缓解了中新即可能形成的对峙。

中新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和“抗争”是近3年的事；尤其是2014年之后新加坡不再积极与中国搞好关系，反而被认为亦步亦趋地提供军事上的方便给美国，例如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最大海空基地。根据美新协议，新加坡机场的一半可供美国空军使用。此外，消息说美国军舰可以停泊在新加坡的港口；而美国已在新加坡部署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旦亚洲国家发生意外，如中日开战、朝韩战争、台湾危机、日韩摩擦等事件发生，只要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相关的“危机”和“战事”可以被化解。

无可否认的，新加坡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重要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新加坡的位置恰好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最窄的通道。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日本等等。再有一点是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包围之中，刚好这两个国家是属于回教化的国家，自然使到新加坡必须要选择靠山来保护其安全。

在中国尚未“和平崛起”之前，新加坡选择靠向美国也没引起非议，甚至新加坡与台湾维持友好关系，遣送新加坡人赴台湾接受军训和与以色列进行军事人员的训练，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

可是在中国和平崛起后（2003年），在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权越来越大的时刻，如果还有国家依然向右靠而向中国叫板，那就肯定会有问题发生。果然不出所料，当海牙国际法庭（不论有没有效力）在2016年“判决”中国以历史上的九条线作为拥有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的依据被否决后，新加坡就支持胜诉的菲律宾，而要中国遵守国际法则。

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环球时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毕凡一篇题为《新加坡“均势战略”选错了目标》的评论文章，指责新加坡在“选边采取对抗中国的立场。如果中美在南海的对抗加深，美国把新加坡拖进去，新加坡会安全吗？其结果引起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的反驳，通过《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新加坡坚属中美共同朋友圈》的澄清文章，他认为程先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新加坡一向以来是中美两国的好朋友，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秉持了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强调航行和飞越自由权，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支持按照国际法，在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架构下和平解决争议”。

针对新加坡的南海立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于去年8月份通过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下列的谈话：

“新加坡不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方，中国希望新加坡政府在不插手南中国海问题的条件下，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他也重申中国希望新加坡保持其中立的立场。

中国对新加坡的批评也与李显龙在2016年“提前”访问美国的议程有所质疑。李显龙当时认为民主党的希拉里当选总统是必然的结果，而选择赞扬奥巴马总统（行将卸职的民主党）在亚太落实和推动再平衡战略。奥巴马则回报称赞新加坡虽是地图上的“小红点”，但却是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小红点，它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一个锚。

正因为美新表明这样的立场，与中国针锋相对，也就被刘振民促请“少管闲事”。

新加坡之所以被中国重视其地位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1819年英人莱佛士取下新加坡后，它就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战略港口。而为求发展，它鼓励华工南来。也就在1840年鸦片战争及英国占有香港后，大量的华人就远渡重洋到东南亚各国，但以新加坡和槟榔屿有最多的华人迁徙。由于英国对马六甲海峡发生兴趣，也意识到它在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也就在1824年同意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以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两年之后，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s）（俗称三州府）。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密不可分了。

原本新加坡是与马来亚绑在一起，但在战后的1948年英国将新加坡与马来亚分开，前者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者则朝向自治，组成马来亚联合邦。

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而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

1963年英国将马来亚（西马）、新加坡、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

自此之后，李光耀就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在国内与左翼政团势不两立，也未与中国建交。直到1976年李光耀访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才有些改变，但还是不放心，因为新加坡有70%的华人。因此李光耀直到1990年，中印（尼）恢复邦交后，才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经过历史的熏陶，新加坡人在独立50后已认为本身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或侨胞；更对中国去年提出的“娘家论”（由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提出）（即中国对海外华人生活与安全有关注的必要）不表同意。他们高喊“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

也是因为新加坡的立场较倾向美国，使到中国瞄准马来西亚，进行一系列的大投资，以在不久的将来打破新加坡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局面。如果有关的工程不断发展，则当下中国在马来西亚的11项大投资项目，总值高达千余亿美元。经过一些年后，也会对新加坡有所影响。

若是新加坡对“一带一路”抱着不够积极的态度，它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会赶不上发展列车。因此李显龙在此时访华其意义显得十分重要，但不知双方能矫正多少？这是双方在期待着的。

刊登于2017年9月28日《东方日报》

纳吉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在东盟10个国家中，与美国关系友好的有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及马来西亚等。除了新加坡在近年来被认为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外，其他与美国和谐的国家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或维持与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

不过近些年来，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确是突飞猛进，在所达成的11项计划中，其融资数目乃是前所未有的。例如：

（一）柔佛的森林城市计划—桂和园城市计划需耗资1千亿美元，中方占58%，马方则占42%，预期在2035年完竣。不过最近因中国外汇管制及其它因素，中方已暂停招中国的买客。有关计划如何进一步推展，有待新的公布。

（二）东海岸的铁道工程，由马方拥有，但由中国通讯建筑公司建造，而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130亿美元（550亿令吉）。有关工程已在进行。它是从巴生港衔接到东海岸，正在提升东海岸的商机和就业机会，预期在2024年完工。

（三）马六甲皇京港大型计划是集旅游、商业、住宅及港口于一炉的工程，原本由马方的KAJ控股公司推动的计划，现在已转由中国电力公司、深圳延天港口集团公司及丽州港口集团公司所承建，预计耗资100亿美元（400亿令吉），估算在2025年完成。

（四）在瓜拉冷宜的国际机场，由中国铁道集团融资和承建。这座机场有大型的贮存石油的设备，共有1百50万立方米的容积，对新加坡产生竞争，可为来往马六甲海峡的油槽船添油。有关计划耗资29亿2千万美元，将在2027年完成。

（五）关丹港口的扩建，共投下资金9亿美元，目前由马来西亚政府、IJM集团及中国广西北武公司合资，共拥有30年的租赁权。其中IJM占60%，中方公司占40%。有关工程已在进行，估计明年完成。

（六）柔佛未来机器人工业中心，约耗资34亿6千万美元，是在“一带一路”的论坛期间签下的，由柔州政府与中国机器人制造厂合资，料在今年可完成。但也有人担心这项计划会影响政府的公务员数字（目前有160万名公务员）。

（七）SamaLaju工业园钢铁厂，耗资30亿美元。这是中方与马方在砂州民都鲁合资的工业园计划。

（八）槟城海港填土计划。中国通讯建造公司在2015年获得在槟城斯里丹绒槟榔的填土计划，预期在2018年完工，耗资5亿4千万美元。

（九）彭亨绿色工艺园。由中国核电华量工程公司与当地合作发展生物质及太阳能发电站，同时也建造绿色工艺园，地点在彭亨的北根。工程将耗资4亿7千万美元，尚未有完工日期。

（十）砂拉越甲醇及衍生物项目（Methanol and Methanol Derivatives Plant in Sarawak），由中国国家石油企业辖下的中国黄岐承包与工程公司将参与在民都鲁的工业发展，有关工厂概由砂政府拥有，预计1亿9千万美元，在2021年竣工。

（十一）沙巴综合商业中心（The Shore）。这是中国铁道集团与帝亿置地合资的项目，耗资1亿3千万美元，大概在2022年完工。

（以上资料取自《南华早报》，总投资额是1346亿1千万美元，真是大手笔。译音或有出入，间中计划或有变动）

此外，马中之间还有其它项目的合作，包括私人企业的联营和商业上的合作等。而在旅游业方面，今年游马的中国游客将突破300万人次（去年是210万人次）。至于马中贸易总额在2016年已达至1022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居首。

还有一项在吉隆坡新街场的城市改造大城市计划已在中国撤出后（约74亿令吉）暂时停止，有待我国另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虽然反对党方面有提醒马政府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也要维护国家主权，但经济学家及评论家则认为马中两国会越来越友好，不会成为对手，也不会发生主权移动事宜。

在这方面，首相纳吉也想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能在短时间内访问美国。果然在今年9月纳吉得以成行，与特朗普四眼交流，以期获得美国的谅解。

如果美国政府在奥巴马（2008-2016年）主政时期，国务院发言人已不认为马中的经济扩大会对美国带来威胁，那么特朗普也会这么想，因此接待纳吉将会按日程来安排。先是今年5月接见越南总理（这个国家在表达立场是坚持对中美的中立，但近年的表现比较明显地倒向美国）；9月特朗普接见我国首相时，自然会按下不提一马发展公司事件（很显然的，美国政府是将总统的外交与司法事件分开处理，不牵扯在一起），这就使到纳吉从容地访问美国，也说明了他与美国总统仍然是朋友。对此，为有所回报，纳吉也表示会向美国购买波音客机，并在美国进行债券投资。例如购置百亿美元的波音飞机，公积金局增加30至40亿美元投资美国及国库控股增加投资美国科技公司等。

很显然的，纳吉的访华和访美都体现出行将面对大选的战略，它与中国达成的合资与融资项目让人感觉到马来西亚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最佳伙伴”，也一改过去只偏重贸易，而如今则是跨向工业及其他基建的领域合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已先后和马来西亚进行两次军演，强化了两国的关系。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新策略，以防止新加坡、越南、日本及印度形成对中国的新围堵。因此通过马来西亚寻求突破口是重要的步骤。但为了不惹美国恼怒，纳吉也就把美国之行列为大选前最为重要的议程之一。

当他在中美之间能找到平衡点时也就是大选的日期已靠近了。

刊登于2017年9月25日《光华日报》

发展带来的痛苦？

最近以来，槟城的天气格外暴热，没有37度，也有36度。这种热度足以让人汗流浃背，浑身很不舒服。如果能在夜间盼来一阵雨或一阵小雨，凉凉的天气也多少可以消除闷气。无奈这样的及时小雨也不多，造成人民莫不“怨热连连”。

未想在9月15日的凌晨开始降雨，直到清晨时分，雨还是下个不停。但因为学校及政府机关和金融公司及工厂未接通知，有多人照常上班。由于有些地区已出现水患，致使上课或上班迟到的大有人在。

讵料，到了上午时分，雨还是下个不停，造成诸多地区“一雨成灾”，不论是在郊外或城市的地区水位已超过危险水平，有两三尺之深；有的“水灾黑区”（比南利路)更淹至5尺高，其恶劣情况让许多人忧心忡忡，其中最担心的莫过于家长对孩子安全的挂念。在亚依淡一带的学校都遭遇水患，包括韩江、钟灵、商务及附近的学校等。

在车辆不能靠近学校的情况下，一些学校也采取了应急措施，让孩子手牵手走到安全的地方或由消防车将学生载送到高地，然后才由家长接送回去。

与此同时，有些高地也不幸发生山洪暴发的险境。

我曾在影片、电视内看过“山洪暴发”的情景，其快速的冲击让人不寒而栗。而我本身在6年前也曾目睹什么是山洪爆发。那一天早上我们驾车到玻璃市的加央探访在接受国民训练的女儿。大概在下午时分，我们在一座小贩中心用餐，突然下起很大的豪雨，几乎已不容易开车。

刚好在小贩中心的毗邻是尚未开发的高地，是一片“小丛林”。它与小贩中心有一道被隔开的水道，大约有几尺左右；而雨水之大连带在高地的泥沙石头也被冲下来，水流之喘急和其险象环生令人瞠目结舌，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山洪爆发的“恐怖”情景。虽不是大面积，但也算是见识了什么是“山洪爆发”了。

还有，槟岛市区通向浮罗山背的弯曲山路就不时发生土崩事件。根据曹观友行政议员透露，共有1百个区受水患冲击，在威省也发生一雨成灾的现象。

有人因此在问，治水计划已讲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边治水，另一边又发生水灾？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一般上我们都归咎发展过度或规划不当所造成的。但所有的发展计划都有市政局把关，即使有失当或引发个别的事故，也不至于大面积饱受水患之害？

于是问题的争议又来了，一边怪责到处发展，也埋怨发展工程完成后，留下的水道和水流方向的手尾没处理好，只做好自己范围内应做的事，反而转给政府将水道接驳好通向下水道或河流（水流是否通畅就由市政局来处理了）。另一边一旦没有妥善处理好排水系统，日子久了就会衍生严重的大问题，受影响的自然是居民。

还有一种现象，槟城早年规划的道路不但狭窄，连沟渠也是小小的，大的沟渠没有几条。这些在住家门外的小沟渠在昔日人口少及车辆少时不成问题。但在市场不断发展下；尤其是小贩中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一条小水沟就完全不能负荷垃圾和污水的流动，有时是臭味难闻的。

再者，当已出现过多的高楼林立时，道路却未加大或增加，在市区内也缺乏立交桥（Fly Over）来疏减拥挤，难怪在上下班或节日的时候，交通就塞成一团。若是碰上大雨，则所有的车辆就陷入动荡不得的困境。

也许是发展和“入遗”带来的旺盛和繁荣的同时，也为人民带来“坐困愁城”的“怨声载道”。

刊登于2017年9月25日《号外周报》第856期

雪州是下一个“变天”的目标？

9月17日正好是周日的休息天，突然传媒接到消息说，首相纳吉在下午时分有重大的宣布，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课题这么隆重其事。

此时传言说可能涉及雪州变天或涉及沙巴民兴党党魁沙菲宜回巢巫统，甚至也推测安华可能有动静。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一位前任雪州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回巢。这位已是72岁的老臣子，于1986年-1997年担任雪州州务大臣。1996年因在澳洲被提控携有巨款（308万令吉）未呈报，后被判无罪。结果在1997年丢官。其实他在1993年时已和安华、纳吉、慕尤丁结成宏愿队伍，分别当选署理主席及副主席，但在1996年的党选时被马哈迪打散。

1998年安华跌马，泰益靠向阿都拉。在2008年-2009年间出任乡村区域发展部长。2013年跳槽入伊党，又于2015年改入公正党。2016年对马哈迪的土团党表示支持，未及一年他又回到巫统。

为什么纳吉要独为一个人主持新闻发布会？而且这个人已经是“过气”的政治人物，实用价值不多。因此民间说极可能是临时有变卦，才打乱这一盘棋。果不其然，隔天就有马来报章“报料”说，因为上头有人出面，使到“变天”计划泡汤。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暂且搁置一旁，但无可否认的，雪州是国家心脏地带，也是朝野必争之地。因此在纳吉于2009年出任首相后，他就毫不隐瞒地说一定要把雪州政权夺回来。由于雪州与吉隆坡直辖市属毗邻，对执政中央的国阵是十分重要的，正所谓“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

偏偏就是国阵一连两届都痛失雪州，而且一届比一届差。但这也没有阻止和挫折国阵在想方设法夺回雪州政权的努力。例如巫统宣传主任安努亚预言，在前雪州大臣莫哈末泰益重返巫统后，将有更多“希望联盟”的党员跳槽。

如果我们注意安努亚的用词是“党员”而不是“议员”，也说明他没有把握会否有州议员走向巫统。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敲山震虎”，希望唤起公正党议员的跳槽。

不过我们对安努亚的谈话不表乐观，因为在这个时候搞“变天”是不会加分的，对国阵也起不了正面影响。

我们姑且设定“变天”已经成功，那就意味着国阵（巫统）的12席加上伊党的13席（另有2位州议员已过档诚信党）和公正党的8席及独立人士卡立（前雪州大臣，已退出公正党），就合成34席对希盟的22席（行动党15席、公正党5席及诚信党2席），希盟就大权旁落了。

这样一来，执政党清一色是马来议员，州内阁也就不可能有华裔的行政议员，这对国阵面对不久之后的大选也是失分多过得分的。

不论是在独立前或独立后，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就掌控雪州政权。讵料在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遭遇冲击，除失掉槟城州政权外，雪兰莪及吡叻州因执政党席位不过半数，一时组不成政府。在时局不安下，不幸爆发了“513”悲剧。虽然反对党中的行动党极力拉拢民政党合作组成雪州政府，但不被后者认同。

不久之后，政治不安的局面也被控制下来，联盟继续在雪州和吡州执政。为争取民心，反对党中的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了联合政府，及后成为国阵（联盟扩大）（1974年）的成员。

国阵的出现和对反对党的收编导致反对党在1969年后直到2008年的39年内，完全没有机会来一个改朝换代，只有在2008年的大选，在人民都不认为有变天底下，竟然半壁江山有一半变了色，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落入反对党手里。国会议席也首次出现两线制（140国阵对82席民联），这可以算是安华直接领导反对党下的政治成果。

在此之后，安华决定要在916那天夺下中央政权，因为他知道若“政变”不成功，他将要付出代价。有关这一段往事也被巫统的阿都拉曼达南（首相署部长）讽刺阿兹敏才是企图搞“政变”的人，而国阵（巫统）不需要在雪州搞政变。

由于雪州在民联治理下有进步，在2013年的大选，民联更上一层楼，变成公正党14席（因前大臣卡立退党）、行动党15席及伊党13席（另两席已转入诚信党），总共有44席。国阵（巫统）只剩下12席（马华及民政归零）。

今天由于伊党的背弃行动党与公正党酿成今日的政局处在微秒中，有鉴于大选期已近，若此时搞“政变”是在错误的时间搞错误的改变得不偿失。

刊登于2017年9月25日《南洋商报》

罗兴亚人的悲剧

缅甸是位于东南亚区域的国家，也是东盟的成员，但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封闭式的。自从1962年尼温将军发动政变以来，就走所谓封闭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甚少与外界往来，也因此被形容为一个独裁的军政国家，没有民主可言。

虽然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枝在1990年强势在缅甸立足，且成立“全国民主联盟”参加选举而获大胜，赢得了80%的议席，但选后被军政府否决，且对昂山素枝实施6年的软禁。

另一方面，为表扬昂山素枝的坚持民主不向强权低头，诺贝尔基金会于1991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予她，但不被允许亲自领奖。

即便在2006年获释，她还是生活在监控中，直到2015年昂山素枝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再胜出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实权领导人（重新走向民主）。碍于宪法，她不能出任总统（宪法规定配偶为外国籍者不得成为总统），只能担任国务资政及外交部长。

本来缅甸走向民主之际是有机会结束内战（局部）的，但不幸的，极为少数的民族罗兴亚人（Rohingya People）的逃难事件在近几个月来恶化成世界舆论关注的大新闻，这使到昂山素枝十分左右为难。毕竟身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有需要照顾国内的少数民族，可是缅甸军人及一些激进的佛教徒不肯罢手，也就发生了无数次的冲突。根据孟加拉总理哈西娜透露，截自目前为止，已有超过40万名罗兴亚人逃入孟加拉避难。由于人数庞大，哈西娜除了限制难民不得离开难民区外，也促请联合国出手援助，以阻止缅甸继续迫害罗兴亚人。

为何罗兴亚人要逃难？而缅甸政府又为何容不下这少数民族？

这段历史是这样的：早在公元849年，孟族（是属于蒙古人种，公元前已从中国移入缅甸，人口150万，与后来的罗兴亚族是不同的种族，但经常被混为一谈）国王统治南缅甸，此后更替一些朝代，如缅族国王、元朝管制、掸族国王、东吁王朝及贡榜王朝等。

自1824年起，英国入侵缅甸，到了1885年的第三次英缅战争，整个缅甸归英国统治。

在日军侵占中缅时期（1941-1945），英军和中国合作抗日。当日军投降后，英军又重临控制缅甸。1947年，昂山将军及其6名阁员被暗杀（争取独立），而在1948年取得独立。

独立后的缅甸并不安定，因它与中国、寮国、泰国、印度和孟加拉有共同边界，难免发生战争不愉快事件。例如与中国因缅共问题而起冲突，国内少数民族的反叛事件等等。这是因为除了与5个国家有共同边界外，又面向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也难怪它在60年代后便闭门自守。

吊诡的是，这个落后的国家共有135个大大小小的民族，人口已超过5千6百万名。其中最多的是缅族（68%），继之是掸族（9%）、克伦族（7%）、华族（2.5%）、孟族（2.8%）及罗兴亚族（2%）等等。

在少数民族中，有一个罗兴亚族是十分争议性的，它有人口约120万左右（原本有300万人之众，因逃难致人口越来越少），属于穆斯林；而在缅甸的其它民族绝大部分是佛教徒，占90%以上。

这些罗兴亚人集中居住在若开邦（Rakhine State）（早前称为阿拉干）。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已有少数阿拉伯商人进入若开地区。在公元1430年，孟加拉国的国王就曾经占领过若开地区，他们驱逐了当地人而建立了穆斯林政权。

1669年，印度的莫卧儿王子也带了一大批穆斯林来到若开地区。及后当英国占领缅甸后，又在吉大港（孟加拉主要港口）引入大量的罗兴亚人。由于这些不同时期进入若开地区（孟缅边界）的罗兴亚人，一概被缅甸政府称为是“吉大港人”或宾格利人，不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亦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这就是说，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地位被否决了。

虽然早在缅甸独立后（1947年）到军政（1962年）之前，缅甸的吴努民事政府采取怀柔政策，给予罗兴亚人一定的政治地位，有代表进入议会，也有人担任政府公职。但这样的小开放也没能满足罗兴亚人的要求，他们在60年代发起暴动，要求将缅甸的若开邦并入孟加拉，也就触及缅甸军人的底线。

当缅甸在1962年起实施军政后，罗兴亚人又被规定不得拥有土地，不得随意经商，不得随意兴建清真寺。在受到歧视下，罗兴亚人从出生到结婚全部要经过缅甸政府的批准，也不准罗兴亚人进入当地的大学。

抑有进者，尼温军政时期，他在1982年颁布《缅甸公民法》将罗兴亚人定为英殖民地的附庸，因而特别规定在1948年1月4日之前已定居在缅甸者若能说流利的缅甸语，就可以成为缅甸人。可是大部分罗兴亚人因受教育不多，也就无缘成为缅甸公民。

在无所适从下，罗兴亚人不得不往外逃，单单在1991年到1992年间，就有25万人逃离缅甸。此后又陆续有罗兴亚人逃向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但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到孟加拉定居。

另一方面，罗兴亚武装分子也与缅甸军发生多次冲突，如1964年、1975年、1990年、1995年及2012年都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动和被镇压悲剧。在今年8月又再发生罗兴亚武装与缅军对峙和开火事件，也就再一次发生罗兴亚人大逃亡的悲剧，估计不下40万，如果加上这些年来外逃的罗兴亚人，数目已不下80万人。假如还在继续赶走剩下的120万罗兴亚人，那就会被国际舆论谴责为种族清洗“罪行”了。

昂山素枝显然是站在政府和军人这一边，因此她宁可取消赴联合国参加大会以避免引起尴尬。

中国方面支持缅甸致力于缓和矛盾，但不赞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和干预此事。算是给了昂山素枝喘一口气。

总而言之，缅政府与罗兴亚人不但因宗教不同起冲突，也因种族的不同而各有所属，才酿成今日的悲剧。由此来看，缅甸也一定要寻找公平方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再一味拒绝罗兴亚人的“合法”地位，否则又是留下难以平息的后遗症。

刊登于2017年9月21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参选的利和弊

前首相马哈迪在2016年发起组织“土著团结党”后，已再次成为政治焦点人物。

他目前是新成立的“土团党”的总裁，也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的主席。由于大选脚步声已越来越近，因此请马哈迪重出江湖的声浪越来越大。到底这位已达92岁高龄的老政治家会在第14届大选提名吗？这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

当然没有人敢否定马哈迪参选的资格，毕竟他已当了22年的首相，绰绰有余再领导国家，只是在年事已高下，马哈迪会接受这重任吗？

其实早在去年，行动党的林吉祥已欢迎和支持马哈迪重返政坛，民间也有类似的声音。我们暂时不讨论马哈迪会不会重新出山领导反对党阵线与国阵一决高低，而是先分析马哈迪参选的利和弊。

在有利方面是：（一）马来西亚政坛上从未出现一位已退休的首相再回过头来，站在不同的阵营向原属于他领导的执政党国阵（巫统）叫阵。如果此说成真，对反对党是一支强心剂，毕竟马哈迪的魅力是当下在野领袖所不能超越的。

虽然前有拿督翁退出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国家党（1951年），在1955年普选中与巫统/联盟对抗而败下阵来，但拿督翁不曾担任国家首相，他在英殖民地时代曾担任过柔佛署理州务大臣及内政部长，未具有实权。因此情况与马哈迪有些许的不同。

还有1990年大选时，东姑拉沙里创设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但只帮助回教党取回吉兰丹的州政权，根本无法动摇国阵的稳固政权（当时是属于马哈迪当朝的时代）。再说，东姑拉沙里的最高官职是财政部长，未曾当过首相。所以也无法与马哈迪相提并论。

来到1999年的大选，安华领导的替代阵线（由公正党、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组成）也产生一些威力，削弱了巫统在马来选区的实力，但还是不能震撼国阵的执政根基。而且安华最高官职也只是副首相，无法超越马哈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13年大选过后，马哈迪又对纳吉产生不满，认为他领导不力，未给国阵加分，反而有所退步，也就要求纳吉下台（正如在2008年大选后，马哈迪迫使阿都拉下台，终于在2009年换上纳吉上台）。

纳吉上台之初是得到马哈迪的支持，且重新恢复巫统党员（在2008年大选后，马哈迪为抗议阿都拉表现差，愤而退出巫统）。

在这之后，马哈迪与被革职的慕尤丁合组土著团结党（2016年）集中火力炮打纳吉和巫统。

（二）目前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中，没有一个人被认为是适当的；尤其是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再度入狱后，已影响反对党阵线的凝聚力；还有安华夫人旺阿兹莎虽已被选为希盟总裁，且是国会反对党领袖，但她毕竟不是安华，不论在声势上或影响力方面，都远不及马哈迪。这也适时造就了需要马哈迪再度粉墨登场。

（三）不论在国际知名度上或在国内的每个角落，马哈迪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民联”一直打不进的马来选区，也有了马哈迪的影子。因此离开马哈迪，希盟就会褪色。

此外，因为公正党的安华再身陷囹圄，以致党内派系斗争明朗化。脱离伊党的诚信党（2015年）也一直被认为火候不够，还抢不到伊党的基本票。民主行动党因是归为华基政党，不参与争首相高职，也就剩下马哈迪是最适当的人选。

但反过来说，马哈迪也有下列的缺点：（一）他出生于1925年，年岁已高，已进入颐养天年的人生境界，实在不宜劳碌奔波。任谁都知道，在选举前的忙碌是难以形容的，马哈迪或有这方面的力不从心。

（二）因为他在位22年，也就留下一些被攻击的把柄。例如80年代的外汇巨损课题，已被现任政府成立调查庭进行调查马哈迪是否有卷入其中。

又例如在1984年的吉打州的默玛里命案事件，也有人建议设调查庭来调查马哈迪所扮演的角色。

与此同时，虽然马哈迪促人民不再投票给伊党，因为这等于投给国阵，但伊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反驳说“巫统是马哈迪的产物”，如今马哈迪转过身来骂巫统倒是够讽刺的。

（三）反对党阵线虽有几度合作，但总不能持久，也就让人多少对其能否长治久安有待观察。比如1963年通过社阵的三党联手（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结果在1964年大选失败后便分崩离析。

1990年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46精神党、回教党、行动党及沙巴团结党），因大选失利也在后来收档了。

倒是1999年由安华领导的替代阵线（公正党、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有一些持久性，从2008年的“民联”到2017年的希望联盟，算是在变化中有其连贯性。但这一改变又转了新格局，这一回是马哈迪的魅力能一夫破关吗？

刊登于2017年9月18日《光华日报》

李显龙的“六首情歌”

近日在视频观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国庆（2013年）演讲，饶有意思。他说他是在获知同僚与企业老板对话后有太多的牢骚，甚至用三首中文歌来形容他们的困境。

同样的，李显龙也不遑多让地讲出政府也有三首中文苦情歌，相比之下，你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的演讲主要侧重在就业和失业的问题，也提及中小型企业的辛酸；但同样的，政府也有说不出的苦。

他先拿新加坡和中国作个比较，他说中国在今年（2013年）有7百多万名大学毕业生，数目比新加坡人口还多（新加坡有5百余万人）。由于数目的庞大，中国政府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应用年轻人的智慧和知识促进中国的进步。

他说如今的人力市场没有分外劳和内劳了，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会面对外劳的竞争，新加坡人也不列外。虽然政府有适当地控制外劳的人数，但还会面对供不应求的紧张。当然李显龙也补充说，外劳人数一定要有所控制，否则后患无穷。

接着他引用了其同僚在与中小型企业老板对话时所讨论的课题和内容，他觉得老板用三首中文歌来形容他们的困境很贴切，也反映出老板的心声。

第一首歌是《往事只能回味》，这些老板叹息好日子已过，只能回味不再重来。因此只能回想过去的轻松。

第二首歌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其歌词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其意思是说，企业老板所企求的是业务顺畅和融资的方便，要求不高，却无法得到。

第三首歌是《月亮惹的祸》。老板们说，千错万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月亮惹的祸；甚至可以说是“闪电”惹的祸。此话一出，哄堂笑得最大声，因为李显龙坦然说出企业的不景都是政府造成的，而这个政府就是“闪电”（它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徽）。惹得听众笑不停是因为此歌心有所指。

不过李显龙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说，除了老板有三首歌之外，我们政府也有三首歌。与此同时，我们也拨出53亿元巨款，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第一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意思是说，政府时时都在等着企业和民众向它提出问题和困难，而政府不会逃避责任。

第二首歌：《我在你左右》。正因为职责所在，所以政府一直在民众和企业的左右，不离不弃。

既然前两首歌是政府道出了心意，也就希望有所回报。

在这方面，李显龙特别提到一位卖菜的妇女如何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如今一家生活大获改善。这位妇女也被李显龙请来参加国庆演讲，别有良苦用心。这个故事表达了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和生活的。

由于李显龙认为政府已为人民克尽责任，因此他反过来来说，第三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句话是问人民，你们还爱不爱政府和人民行动党？

无可否认的，李显龙的中文演讲是大大进步了，而且遣词用字也恰到好处，就连他引用六首歌来剖释官民的情景也是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演讲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内容，你也会为他的浅白有力的讲话加分，毕竟带着幽默又有意思的演讲也是罕有的。

刊登于2017年9月18日《号外周报》第855期

伊党从量变到质变

马来西亚伊斯兰党自从于1951年成立后，至今已有66年的历史，它算是马来西亚仍存在的四个政党的其中一个。第一个是巫统（1946年）；第二个是印度国大党（1946年）及第三个是马华公会（1949年）。

基本上伊斯兰党导源于巫统，因一批宗教人士不满巫统过于强调民族主义而忽略鼓吹和发扬宗教，因而脱离巫统另立以宗教命名的伊斯兰党（Pan-Malaya Islamic Party）（PMIP）（最早时期，一般统称为回教党，但在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PAS)。中文名字依然称“回教党”，直到2011年，为求统一，中文名改成“伊斯兰党”）。

它的变化可分成下列阶段：

（一）雏型时期（1951-1955），投石问路，组织散漫

（二）成长时期（1956-1969），由左翼领袖布哈鲁丁领导，将宗教、民族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时从中崛起。

（三）务实时期（1970-1982），阿斯里将党向右转，与巫统联合，但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从此一蹶难振。

（四）转向宗教（1983-2002），借助46精神党（1990年）及公正党和行动党（1999年）重新站立起来，强调宗教至上。

但是这种现象在1999年大选后被时任首相的马哈迪认为不妥，他建议回教党改名，以免政党人士利用政治来达到宗教目的，但不为伊党接受。当年的大选，对马哈迪是一大挑战，不但因革除其副手安华的党官职，促成后者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而且让回教党坐大，本身就夺下27个国会议席（较上一届多出20席），并拥有98个州议席。除了继续执政吉兰丹州外，又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

如果回教党在胜利后保持低调就不会发生后来分裂的事，但在三位宗教派主将的掌权下，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向巫统和马哈迪挑战：谁的回教国比较正统和符合教规？这三个人就是党主席法兹诺（1937-2002）、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1931-2015）（他也是回教党长老会的主席。这个理事会是于1982年由党的新主席尤索拉哇所建立的，以为回教党创造走向宗教政治的条件。也因此在教规中长老会具有巨大的权力，聂阿兹成了这个党的精神领袖和拥有实权的领袖）及登嘉楼州务大臣哈迪阿旺（他是党的署理主席，在法兹诺逝世后，他成为党主席）。

当这三个人矢意要加速回教化后，他们不但提出回教国的范本，要马哈迪接纳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而且也分别在1993年及2003年在吉兰丹及登嘉楼州立法议会通过回教刑法，迫使中央政府接纳而在国会修宪，扩大回教法庭的权限。

但马哈迪坚定其反对立场，因此回教党的“回教刑法”被束之高阁；同时回教党的“回教国蓝图”也被压下，因为马哈迪也抢先一步在2001年的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无需再节外生枝。

（五）合作下的分离（2002-2017），哈迪阿旺在与民联合作下又不愿屈居老三，也就有了下列的变化。

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伊党仍维持一定的优势。但这对伊党来说是心中仍压着的大石头，若不加以搬开（把公正党及行动党的势力压下），将使到伊党无法成为老大，甚至会成为“永远的老三”，这是伊党所不能接受的。这颗计时炸弹终于在2015年爆开，伊党宣布与行动党断交；继后又于2016年与公正党断交；更对在2016年成立的土著团结党伸出的橄榄枝没有兴趣。

伊党决心走宗教的政治路线，坚持要在国会通过355法案，以便修宪让回教刑法拥有较大权力在回教法庭定重罚。

巫统在这方面固然欢迎伊党靠向巫统，但要怎样放弃议席让伊党维持现状或更上一层楼，目前依然看不到转机的方案。

换句话说，巫统极可能不会满足伊党的要求，因为巫统内部不会为伊党作出牺牲和放弃参选，那只有三角战了。这一战反映了伊党不再理会其他人的眼光，也不在乎选举的结果，更不与其他政党比党员人数，它已经从量变到质变（党员从1百万降至80万人左右），正如旺赛夫（民主与经济事务IDEA研究院总执行员）所说，伊党目前的斗争是朝向回教化，不是议席的多寡。党主席哈迪阿旺也曾说过，伊党的斗争不是为权力而是为宗教。由此看出，伊党已不是原来的争取政治权力的政党，而是蜕变成为为宗教而生存的政党。

刊登于2017年9月18日《南洋商报》

非池中物的拉菲兹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Rafizi Ramli）最近的言行越发让人感觉到他不是一个简单和平凡的政治人物；尤其是与阿兹敏（雪州务大臣）的不咬弦更暴露他们之间有解不开的恩怨。

这个故事得从“加影行动”开始。所谓的“加影行动”是指在2013年大选过后，民联继续掌雪州政权，卡立继续出任州务大臣，但此时党内有一股运动要更换卡立，且有意推出安华参加补选，以便在胜利后，取代卡立成为雪州的州务大臣，以解决卡立与阿兹敏之间的尖锐斗争。因此在2014年初，中选为加影州议员的李景杰宣布辞职，而获得议长杨巧双的批准。

可惜安华官司（鸡奸案）被判有罪后，等于失去参选资格。在无可奈何下，他只好推出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也相信其夫人在当选后将成为雪州的州务大臣（旺阿兹莎在2014年补选胜出）。

在这个流程当中，拉菲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先是全力策划和领导“加影行动”，用安华来挡住阿兹敏上位。在退而求其次下，原本安华认为旺阿兹莎在补选胜利后，会得到公正党及行动党议员的支持而上位。不料她得不到伊斯兰党的支持（伊党开始对安华的排斥，以这件事最为突出）。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雪州苏丹也要求“民联”（当时尚未解散）提呈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就这样阿兹敏、雪伊党主席和旺阿兹莎名列榜中，最终雪苏丹挑选阿兹敏取代卡立，而不支持旺阿兹莎，他认为后者尚不是时候执掌政权。

这样的结局是拉菲兹最不愿意看到的，到底他与阿兹敏之间有何矛盾和冲突，外界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拉菲兹的冲劲和出位也对阿兹敏的政途带来相当的威胁。

虽然阿兹敏出道早，也是安华不变的死党，自始至今，他都表现出对安华的不离不弃，也可以形容为安华的“死硬派”，只是安华对于州务大臣的失落也有所不悦。但这不是阿兹敏造成的，也就维持两人的友好关系。

拉菲兹生于1977年9月14日登嘉楼的勿述（现年40岁）。他的父亲是一名胶工。因天资聪慧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的利斯大学（Leeds University）深造，考获电器工程师学位；继后进入英国会计公司，结果也考取了渣打会计师资格。当他在2003年返马后，在国家石油公司任职到2009年。而后他成为一家保健公司的总经理。

2012年，他被委为雪州经济咨询局的总执行长（从2008年起，民联已执政雪州）。此后他积极地介入政治。由于对安华的支持和仰慕，他曾在1998年参加安华领导的烈火莫熄运动。

因为能言善辩，而且才华出众，拉菲兹被安华寄以厚望。在2013年大选时，安华派他攻打班丹国会议席（这个席位原本是翁诗杰持有的，但他与时任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不咬弦也就被除名）。

拉菲兹终于一炮而红，当选班丹国会议员，使他拥有平台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

当2014年10月，“加影行动”落幕后，拉菲兹被倚重而出任公正党总秘书（他在两个月前已当选党的副主席之一，但党章允许他兼任总秘书职（委任）（他在今年3月辞卸总秘书职，由赛夫丁接任）。

拉菲兹对各项课题都是左右开弓的，特别是对国阵和巫统的施政，他是重炮手。他的作风似乎如同年轻时的林吉祥，不平则鸣，不但面对党外的挑战，也面对党内的挑战。

拉菲兹因为也是安华的人，所以他斗起来是无所顾虑的。例如最近他公开反对阿兹敏与伊斯兰党又再接头（若是成功阿兹敏将占头功，当然这不是阿兹敏的个人行动，而是得到安华的祝福，试探伊党的态度。为此旺阿兹莎与阿兹敏联袂探望住院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是有为而来的）。

与此同时，拉菲兹也将此事件扩大化，公布“联伊”和“反伊”的两大阵营的名单，几乎是等量齐观，只是内中没有公布安华、旺阿兹莎及努鲁伊沙的立场。但不可否认阿兹敏撞墙多过吃饭，联伊之事也暂告一段落。

在这场斗争中，拉菲兹已算是扳回一局。虽然拉菲兹说安华在狱中，对外界情况不甚了解，才有此念想。对此安华也不作回应和反驳。

反过来阿兹敏也不是输家，至少他证明了安华支持他的作法，只是因大选临近，无谓再争个不休。

但吊诡的是，拉菲兹的作法并未获得党内另一派的“谅解”。公正党法律局主任拉蒂花在脸书帖文大爆料，指责是拉菲兹和其亲信“密谋”制造“加影行动”，并没有在党会议中获得批准下安排一切，甚至连政治局成员也不知道此事（2017年9月7日）。

在较早时（8月28日），拉蒂花在脸书上指责拉菲兹是“巫统的人”，已被阿末扎希（副揆兼内长）收买，以便从内部瓦解公正党，换取不需坐牢（因有多个法庭案件）。

拉菲兹对此淡然处之，也不提告，只是否认拉蒂花所说的一切。他说其实从2010年起就有人说他是同性恋者；被国油踢出来的人；也是巫统的代理人；更荒谬的是指他与外国女郎—姬斯迪（Christy）有染，其实姬斯迪是我家猫的名字。

另一方面，拉菲兹无疑是缠上最多官司的反对党人物。例如他曾扛上妇女与家庭部长的养牛案，也曾揭露政府的浪费公款及付出比市价更高的招标。

最为严重的一宗是在今年的8月高庭驳回拉菲兹的上诉，维持地庭宣判他公开一马发展公司（1MDB）最终调查报告的机密内容，违反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的罪名成立，须入狱18个月。

此外，拉菲兹也涉及诽谤朝圣基金局的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

拉菲兹说，他知道有人担心他威胁到某些人，但他既已被判罪，即便服完刑期后，也有5年内不得参政。因此他不知道他的未来政治前途。

不论我们同不同意或对拉菲兹有什么看法，他是当今少有的“敢怒敢言”的国会议员，也是朝野政党头痛的人物。也许有人指他兴风作浪或信口开河，但他提的课题确实有民间的声音在内。

就不知道他能否有机会再参加下一届的大选？说到底在许多人眼中他还是谜一样的人物，很难理解。但不能否认，他是非池中物。

刊登于2017年9月14日《东方日报》

独立前的一场选举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其政治生态是怎样的？好像被许多人忽略了，以致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马来西亚联合邦”和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样的国名称呼。

故事还得从200年前说起。首先英国拿下槟榔屿（1786），继之拿下威省（1800年）、新加坡（1819年）及1824年与荷兰交换条件，将英国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给荷兰，以换取荷兰将马六甲双手棒上给英国。就这样，在1826年英国将三个州（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一个政治体系，称之为“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直到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才第一次将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亚联合邦。

在当时，新加坡是与马来亚密切地绑在一起。马新原是一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看到有三个亲英国的政党组成“联盟”（1954年），准备在大选中探出头来。这三个党是巫统（1946年）、印度国大党（1946年）及马华公会（1949年）。

另一方面，已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则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1954年改称国家党）。他是因不满巫统党内有人反对他的开放门户政策，才导致他“离家出走”。

虽然他的政党规模比巫统小，但他因受到英政府的尊重和支持，也就成为被英国人重视的政党（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拿督翁希望借助英国的力量以便能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拿督翁已不在巫统，但仍被英国委任为“内政部长”（1951-1955）。由此可见英国人对他的信任，也相信他必能在大选中胜出。在当时，身为巫统主席的东姑只能被委为行政议员，身份与权势远比拿督翁小。

英国人之所以引进议会选举是为了“应付”马共势力的增长，它向人民宣传通过投票是可以改变政权 ，无需诉诸武力。

当英国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1951年）及吉隆坡市议会选举（1952年）被证明是值得推行的制度，也就有了1955年的普选。

所谓普选是指在独立前的选举，其目的是通过投票来做出改变或不作出改变。

其时选委会规定：民选52人、官委32人、官职议员3人、州务大臣9名及槟甲议员2名，总共89人组成。

结果联盟参选52席赢得51席，国家党参选30席，全军覆没，包括拿督翁也在新山落选；而剩下的1席归伊斯兰党胜出。

联盟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内阁将由出任首席部长的东姑组成，他可以不必完全听命于英国，而是可以挑选较好的人才加入政府部门谋事。

这一次的选举表面上看来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人民不必对投票有所担心，但实际上它已经将决定马来亚的未来的政治道路。换句话说，马来亚的政治格局也已经形成了，那就是通过选举选出政府；同时立法及司法有其本身的独立地位，也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直到今天，我们不但要对三权分立给予重视，也要反映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联邦是“以法治国”的，而不是“以人治国”；更不会允许滥权枉法。

我们固然不必对未来感到失望，但我们希望参政的任何政党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追寻人民的梦。

政党是用来引导人民，而不是等人民来引导它们（政党），这就是从政者及政党的不变定律。

刊登于9月11日《号外周报》第854期

安华眼中的伊斯兰党

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经过多方努力失败后，基本上已经“断绝”与伊斯兰党的联系。

但为什么最近又爆开安华示意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雪州务大臣）再与伊党接触，希望能说服伊党不要演变成三角战？因为在安华看来，伊党有一定的基本票，合则双赢，分则后果难料。

在这方面，虽然伊党高层有人响应，但也有反对声音。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公正党与伊党尚无法面对面坐下来谈。

在此关键时刻，安华打出他最后的王牌。有人因而质问，为什么已走保守，甚至有时是鼓吹激进路线的伊党会被安华认为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故事得从1955年的普选开始，这一年的选举中，联盟（巫统）占51席，剩下1席归伊党。反而退出巫统（1951年）另组国家党的拿督翁在选举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这就给了伊党一个发展的机会。

果然在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1959年），执政的联盟因马华林苍祐派与陈修信派的斗争，导致反对党探出头来。其中最大的赢家就是伊斯兰党，它控制两个州（丹登两州）的执政权和拥有13名国会议员。第二赢家则是以社会主义起家的社阵，它赢得8个国席（这是因为伊党与社阵暗中合作所致）。

执政党方面最大的赢家是联盟。虽然马华公会因内讧取得19席（参选31席），但联盟合起来共有74个国席（总数是104希），已是牢掌政权。

继后的伊党也是择时与反对党合作，才立于不败的地位。这些在安华看来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要搞反对党阵线，若伊党离开反对党阵线就路难行；反之，也是一样。

例如1974年，伊党加入国阵，也使这一届大选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当1977年伊党被逐出国阵后，它在单打独斗下终于一败再败。

直到1990年后，安华才又看到伊党再爬了起来。在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联手下夺回丹州政权，而且国席也回升至7席（原本只剩1席）。

此外，安华与伊党领导人是有微妙的关系。当他在1978年搞回教青年复兴组织（Abim）时，法兹诺（已故伊党主席）和哈迪阿旺都是与他在一起的。因此当1978年大选后，伊党陷入沉沦之际，有邀安华领导伊党，但最后安华选择加入巫统（1981年）。尽管安华与伊党领导的教育背景不同，前者毕业于马大马来文系；后者连同聂阿兹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宗教系。他们之中的情意结也是缘自Abim的合作。

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他就与伊党合作，另加上行动党组成“替代阵线”。果然这一合作也给伊党带来丰收。

到了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因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结果是反对党陷入困境。

其实历史已经证明伊党除非是与其他反对党合作才有突破的可能。这可从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看出来。可惜在2015年后，伊党选择与行动党和公正党断交，也就引发争议不休的后果。

就安华看来，伊党如今已陷入困境，巫统自然不会对伊党做出让路。

最后的结局将会演成三角战，这对伊党是最不利的，安华也因此希望伊党回头是岸，不要重蹈覆辙，至少直接与国阵对抗，胜算会比较有把握。就在安华通过阿兹敏出手时，公正党内以拉菲兹为首的一派也祭出反伊旗号。原本的“公伊合作”也就变成希盟与伊党的分道扬镳。

这就是说，安华的一厢情愿和想方设法“打救”伊党，可能要白费一场了。

如果伊党最终能与公正党在一些席位分配上取得协调，那也不会造成分裂的，顶多只是有人会因政见之不同而选择退出参选；反之，如果双方无法合作，党内的不同派系也会沉静下来面对大选。毕竟身陷囹圄的安华在此时此刻不得不让路予马哈迪领导希盟，而他这次的举动是展现出他仍是希盟的“实权领袖”，也没有意思要与希盟成员党撕破脸。阿兹敏对马哈迪谈话的回应证诸这一点。因此也不会影响大局。

刊登于2017年9月1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