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是老人临终的“礼物”？

国民登记局总监莫哈末拉晋指出，公民权不是一项特权，而是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因此他说，政府需要时间审核公民权的申请者，也因为这样，政府不对申请者设下时限。

一般上申请公民权未获批准有下列因素：申请者不符合条件、资料不齐全或拥有犯罪记录；再有一条是马来文考试不及格。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有三个途径可以申请公民权：因法律之规定，下列人士可以成为公民，即在马来西亚日之前出生而依据附录已是联合邦之公民；或在马来西亚日以后出生而拥有第二附录中所刊载之资格。

这一条文显示，凡是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出生的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可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而在马来西亚日之后出生者，也可依据条文成为公民。这是指在法律上赋予的权利。

‚第二个途径是登记成为公民（公民之妻儿）。任何已婚妇女只要其丈夫是公民，如果其婚姻关系继续存在及其丈夫在1962年10月起已是公民；又或者她能满足下列各项：她在提出申请前两年一直居住在联合邦，而且有意永久居住在联合邦及她的行为良好。

此外，联邦政府可让年龄21岁以下的人士登记成为公民，唯该名人士之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人是公民（或在逝世前已成为公民），并由其父母或监护人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对于参加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来说，只要他们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已居住在沙巴或砂拉越就被列为公民。

再者，任何年龄满18岁或以上，而在“独立日”前在联合邦出生者，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登记成为公民，但要满足下列条件：(a)在提出申请前7年中，总共有不少过5年居住在联合邦；(b)有意永久居住联合邦；(c)品行良好及；(d)对马来语有基本的认识。

ƒ除了上述通过“法律”或“登记”成为公民外，还有第三个途径，那就是“归化”成为公民。条文指出，联邦政府可批准年龄21岁或以上者申请成为归化公民，但须符合下列条件：(a)永久在联邦内居住；(b)品行良好，及；(c)对马来语有足够的认识。

即便因“法律之规定”（by Operation of Law）、因“登记成为公民”（by Registration）或因“归化成为公民”（by Naturalisation），如果任何公民触犯法律，他可能会因此失去公民权。

且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在五十年代，一位在槟城出生的华裔子弟因赴中国念大学，而后滞留在中国及后才回到马来西亚。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有权利出国又回国的，因为他在槟城出生，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有条文言明，槟城及马六甲之居民无需另申请公民权，而是自动成为公民。

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槟城及马六甲的居民拥有比内陆各州多一点的权利，因为英国要安抚槟甲人民；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不再反对并入马来亚联合邦成为独立国。

当时英国也巧妙地将新加坡排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外，继续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之所以这样做是让马来半岛成为马来政治的舞台，而新加坡继续作为华人的舞台。

但即使是法律赋予公民地位，宪法中的条文也有言明可褫夺一个人的公民权，比如已成为他国公民，放弃马来亚国籍，或政府发现有国人私下取得另一国公民权。

就因为这位仁兄离开国家逾5年，又曾被取消公民权（但未收回蓝色身份证）。当在七十年代被查悉后，他就马上失掉在马来亚的工作，更面临被解递的命运。后来经高层斡旋，才获得通融居住下来。

（二）1961年，华教斗士林连玉先生因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变质，疾呼华社坚持自力更生，不接受政府津贴。结果他在这一年被政府发出通函吊销其公民权（他是归化成为公民的，也因此被胪列一些罪名褫夺其公民权）。

虽然案件延至1964年才开审，但林连玉最终败诉。

当然类似林连玉和留华大学生的实例并不多，但华人在独立后才恍然大悟申请公民权的重要性。

在林连玉、陈祯禄及林苍祐的鼓吹下，到了1959年大选前，才有超过百万华人成为公民，不再如同1955年普选时只有10余万选民（要有公民地位才能成为选民）。

就在马来亚独立后和马来西亚成立后，报章常有消息说仍有30万华人申请不到公民权，有些人因证件不齐、有些人不谙马来语，也就多年来一直无法被确认身份。

近些年来，据知仍有至少5万名华裔，即便有些已老态龙钟仍拿不到公民权。

到底为什么呢？有人说他们通不过考试；如果只是这条理由，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早就应该全面解决，不能因马来语问题而搁置批准，只要他们爱国之心不受质疑。

因此政府特殊地处理超过40年公民权的申请者是十分迫切的。

既然总监说，国民登记局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三年内共接获3万5千份申请书，而批准的只有7千人。若是逐年累积，年老多病的昔日申请者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最让人伤心的是，不时在报上阅及政党领袖为垂垂老矣的阿伯阿婆颁公民权，以显示他们争取的成果。这已是太迟的“礼物”，是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因此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时，我也哑口无言，这是迟到不能再迟的“喜讯”，本就无所庆贺可言，偏偏政党人士还要与老人拍照，以显示努力有成效，但他们已将是入土为安的垂暮老人，生命只能以日算。一纸公民权只能带着离世，这到底如何解读？

刊登于2018年2月26日《光华日报》

十二生肖与宗教无关

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慕力兹殿下于本月18日应邀参加华商新春联欢午宴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生肖是华裔的新年传统象征，不应该演变成争议性的课题；尤其是在各族宗教及文化之间更需要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

他的这一席话显然是针对有些穆斯林团体和个人不鼓励也不允许华人在春节时对十二生肖中的狗形象格外突出，因为穆斯林是不养狗，而且也不与狗亲近，理由是狗是肮脏与不干净的动物，它与猫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猫爱干净，又会抓老鼠，惹人喜爱。

本来华人的“十二生肖”是与穆斯林对某些动物的忌讳是互不相关的，只是到了20世纪后，狗竟变成敏感动物，甚至连宗教局也干预起来。其实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很早就对十二生肖中的“猪”十分仇视，他们不仅不吃猪肉也不允许在马来人的乡村地区公然饲养猪只。

由于华人的谅解，很久以来就不刻意将猪的形象突出，以免刺激穆斯林。这种属于情理之中的妥协和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来西亚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都能在“不协调”或“冲撞”的情况下寻找各退一步的方案。因此在马来西亚发生宗教冲突的事件可说是少之又少；反而因种族的问题曾让人民对“513”事件久久不能释怀，直到千禧年后才少有人当成“政治武器”作为慑服民众的言词。

根据媒体报导，穆斯林对狗的敌视可以从以下两个实例反映出来：

其一，在2014年时，马来西亚的赛义德·阿兹米·阿拉巴什（Syed Azmi Alhabshi）组织喜欢狗的人和不喜欢狗的人进行聚会，并将之当成一场公益活动来进行。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有千多人参加这项聚会，且在“脸书”刊出“我想摸狗”的宣传语。其中一张照片是戴头巾的女穆斯林开心拥抱小狗，一时之间赛阿兹米成了网红。

继后她收到的反馈也是让她坐立不安的。大部分是表达仇恨情绪，有少数是威胁会对她进行人身伤害。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局长奥斯曼说这个活动是对宗教领袖权威的挑战。但也有现代穆斯林群体对保守的宗教局（属于沙斐仪派）的指责视为“迫害”。其中一位挺她的名人是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她说：“在仇恨上花掉的精力怎么能让我们变成快乐的穆斯林”？

其二，在今年2月20日伊斯兰发展局严正指出在脸书上出现的马来女子诺哈妮扎分享养狗的镜头是被禁止的，必须早日“悔改”。奥斯曼局长也说，沙斐仪教派认为这样做似乎“沾污自己”，并形容这名女子的行为是企图侮辱伊斯兰的“新文化”。

持平而言，保守的沙斐仪派也不必苛求通过宗教对历史的“图腾”进行约束和禁止，因为在华人的习俗中，老鼠和蛇也是被归类为生厌的动物，它们对人类的祸害是远远大于对大自然生态的保护，理应不被列为十二生肖，但谁也不知道华人的祖先在久远的年代是怎样创造出“十二生肖”的，而为何又有天干地支的演绎年代法？

有说在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就存在古人用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对应。例如

子、丑、寅、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有了“十二生肖”及“十二地支”后，又再配上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如此一来，每个年代都有一个称号。比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末、壬申、癸酉、甲戌、乙亥等等，每一个年号都有一个生肖。即在甲子年出生的是老鼠，以此类推。一旦经过六十年，就是一甲子，又再重新轮转。

不过后人比较接受十二生肖及天干地支是在东汉形成体系的，而以王允的论述《论衡、自然篇》最具权威。

既然“十二生肖”中华人也有讨厌的动物，那么穆斯林对狗和猪的敏感也就可以理解。这是因古人在创造“动物图腾”时，回教还没诞生，不存在“冒犯问题”（公元25-220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再者，我们也只能用历史看“十二生肖”，不能解读成对宗教或种族的大不敬。

刊登于2018年2月26日《南洋商报》

朝鲜打出美女牌

当下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一方面是在去年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总统对朝鲜的核试爆感到十分不满，扬言要不惜任何代价将之“摧毁”。但这个对峙的局面已持续半年有余，仍未见有动武的危机，反而有柳暗花明的意料之外的发展。

这就是朝鲜代表团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已90岁）率领下于2月8日对韩国进行访问，其中的焦点人物是芳龄才30岁的金正与。她是当今朝鲜最具权威领袖金正恩的胞妹。虽然官衔不大，被称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但她代表其哥哥向韩国总统文在寅发出亲笔书写的邀请书，展现了其权威的一面。

朝鲜是借助韩国举办2018年冬奥会而与韩国政府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至为重要的，朝鲜的运动员也与韩国一样，能够出大场面。这足以抵消外界形容朝鲜人民吃不饱面黄肌瘦的形象；尤其是金正与的亮相更让人眼前一亮。这种美女外交在朝鲜也是第一次，只可惜接待她的已不是前总统朴谨惠而是新总统文在寅，不然更是政治佳话。

朴谨惠的出身也是与金正与一样的传奇。他的父亲朴正熙是韩国军事强人，在1961年的政变中上台，但在1979年被暗杀后，这位官二代卧薪尝胆，直到2012年才回到青瓦台（总统府）继承父业。

在2002年，朴谨惠应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日（金正恩的父亲）的邀请前往平壤访问。当飞机在北京降落时，金正日已派专机在北京迎接这位贵宾到平壤。

也许金正日意识到有朝一日，朴谨惠将能成就大业，就与她深谈韩朝两国关系，包括安排离散家属的会面（在她的前两年（2000年）金大中总统已访问了平壤）。

遗憾地在2016年，朴谨惠陷入了贪污危机，不但失掉总统宝座，而且已成为阶下囚。人的跌宕起伏实在无法预测。

如果我们回顾韩朝双方的历史演进，也是蛮有意义的。

在1910年时，日本占有了朝鲜半岛，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战后，美苏两国同意将半岛切成两半（以38度线分成南北）。在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扶持下，李承晚在汉城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南朝鲜，又称为南韩）。

未及1个月，即1948年9月9日，朝鲜的金日成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巧合的是，毛泽东也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原本中国迟韩朝独立，是不够条件成为朝鲜的大后方的，但在金日成的游说下，毛泽东才有了大动作。

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即1950年正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只确保日本和菲律宾为其军事阵地，这在金日成看来既然美国不将“保卫”韩国作为其战略重点，也就认为时机已成熟，以进行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时局下，金日成于1950年乘列车秘访苏联，与斯大林密谈，说明要统一南北朝鲜。但斯大林有所犹豫，认为此举违反美苏达成的分割协议，也就不明确表达反而要金日成应向“中国同志”商榷。

于是金日成又风尘仆仆秘访北京，要求毛泽东表态，但中国解放伊始，一切百废待兴；尤其是台湾、西藏尚未解放。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会使时局更加复杂。不过站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中国又难以提出反对意见。

金日成返回平壤后，他断定苏联和中国都支持其统一要求。便日夜操练军队，且进行一切战争的准备。就这样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开始时时局对朝鲜有利，但在美国主导下，动员联合国的力量，共计17个国家派军介入韩战，总兵力达到110万，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菲律宾、法国、纽西兰、泰国等，形势又倒转回来。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朝鲜的兵力除了有26万人外，也借助中国的志愿军78万人，而苏联则有2万6千人，总计是106万人来形成对峙。

到最后，双方进入胶着状态，谁也吃不掉谁，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四方在板门店签停战协定，即美国、韩国、中国与朝鲜，伤亡数字各至在百万之数。

从整个战情来看，为求统一导致百万人丧命，这场战争值得打吗？

正当人们在反思韩朝的分裂悲剧时，我们又看到双方在打打谈谈，一直都没有结果，似乎是政治花招。

例如在1972年，韩国情报部长李厚洛访平壤，金日成接见时提出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即使在后来有发表《南北联合声明》，到头来又是言而不行。

于是双方又断断续续，直到1991年又再举行五次总理会谈。

1994年，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朝鲜，今日成愿意无条件地在任何时间与地点同韩总统金泳三会晤。终于金泳三及金日成于7月25日在板门店会晤。讵料在会谈前，金日成逝世（1994年7月8日）。

1998年，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提出阳光政策。但延至2000年6月12日才落实金大中与金正日（金日成儿子）在平壤的会晤。

在此之后，虽有朴谨惠于2002年应邀访平壤，但双方关系的改善并不明显。

正因为朴谨惠无法与金正日完成夙愿（因后者逝世），也就在金正恩上台后又出现核武试爆事件。这一下子又触动美国的暴跳如雷。

今天倒反过来是金正恩打出美女牌，希望能予世人一种温柔而不好战的印象，从而能在谈判桌上软下心来。这也是中国十分渴望达成的成果。

就此而言，金正恩派出金正与在外交上“交锋”是正确的策略，也是让人感到舒服无比的外交礼节。

刊登于2018年年2月19日《光华日报》

社会主义政党有明天吗？

社会主义理念在马来西亚非新鲜的政治思潮；尤其是1917年苏共推翻沙皇统治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949年中共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更形成一股潮流，

虽然马共在1930年成立，但在1948年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造成马来亚民主同盟就同时自我消失，而马来国民党也在两年后（1950年）被查封，英殖民政府指这两个政党被共党渗透。继后在1951年出现马来亚劳工党填补左翼运动留下的空隙。接着在1955年出现的人民党也是用以填补马来国民党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两个声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原先服膺于费边社会主义和宪制斗争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社会主义”，也是改良社会主义，接纳资本主义体系。同样的，在1959年成立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也是高举反殖的社会主义旗帜。

1962年，这些左翼政党结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全面向执政集团对峙。所谓的五邦是指新加坡、马来亚、汶莱砂拉越及沙巴。

这一股力量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的反马来西亚立场是接近的。印尼认为英国蓄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用来克制和瓦解它一向以来主张的“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马来亚左翼政党认为东马应先自治再来谈合并。结果在西方国家及联合国支持下，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

1963年，又一个声称“社会主义”的政党—国民议会党在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下也加入“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成为反马来西亚的一员。但马来西亚则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

讵料1964年的大选，左翼政党在阴沟里翻船，只剩两名国会议员。翌年反对党领袖被捕，包括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伊党主席布哈鲁丁、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而在1962年时，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已被捕，政府指责这些人意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

1969年的大选终于全面洗牌，马来西亚政局转入一个没有左翼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阵线。这一年的大选成绩揭晓之后，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也因之而改写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敦拉萨抢先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给华裔带来困扰和不满，也就产生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

为了安抚华社对政府政策转变的不适应，敦拉萨大胆地启动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大门；尤其是国内仍有马共的组织且在进行武装斗争之际，敦拉萨却勇往直前在1974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

这一振奋人心的大突破使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所热切盼望多年的成果。

在敦拉萨成功地扭转执政党的弱势后，他也在1974年收编相关的反对党（除了民主行动党及砂拉越的国民党外），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

自此之后，国阵在下来的大选都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中，从1974年起到2008年的34年间，国阵未逢对手，反对党不但四分五裂，也难构成对国阵的威胁。但2008年后，选举结果又改变了政治大格局，只是社会主义找不回已失落的“光环”。

当中国在1976年结束文革，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也冲击马新的政党在后来脱掉“社会主义”大衣。如在2003年并入公正党的人民党已换上“社会正义”的外交。至于民政党和行动党也分别在2004年将“温和社会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字眼从政纲中移开。

当下唯一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党”是在1998年获注册，却一直未被反对党（希望联盟）接纳成为一员，只能在过去两届依附公正党参选，未具独立地位，因而本届决定自行上路，但声势依然不大。除了预先宣布将派出5国12州候选人角逐外，也在政纲中强调收回私有化的国家资产。

另一方面，人民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已告模糊。虽近期因招兵买马，企图成为一股力量（第三势力），但看不到其政纲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其他反对党也因活动力不强，领导人属生面孔，一时之间发展成第三势力也不容乐观。以此推论，社会主义政党还有明天吗？值得深思和探讨。

刊登于2018年2月19日《南洋商报》

拒绝流弊保证选举透明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不久前（2月1日）郑重指出，以目前相当严格的选举制度来看，国阵无法在第十四届大选中作弊。

他这席话是强力的驳斥执政党会在选举期间耍手段，甚至宣布紧急状态来继掌政权。因为在较早前，反对党组成的希盟领导人马哈迪有作出如上的评语。

就目前的选举制度，应该是不可能作弊的，理由是投票箱一直置放在投票地点，直到投票时间结束。选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当场打开票箱算票，每个政党或候选人（独立人士）都可派员监视计票的过程。

这种在投票前后在同一个地方开票是被视为“民主和透明”的，间中不可能会更换选票，更不可能在结束投票后，暗中做手脚再投下选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也占不到优势，况且每个投票箱都是在原地开票或计票。也就不可能会发生舞弊现象。

以此来看，纳吉的说法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在过去（指五六十年代）的选举情况就不是今天的制度。当年在投票结束后，就看见官车将投票箱载到开票中心进行算票，而身为记者的我们就要驾车或骑摩多尾随到开票中心。有时记者会投诉不知载送票箱的官车去了哪里 ？但又没有证据，投诉也就没有下文。

无可否认的，在1955年、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及从1951年到1965年的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的选举都反映出执政党及反对党各有角色扮演。例如执政党联盟连连胜利。但在一些城市的议会和乡村议会则被反对党所控制，如社阵及回教党等。在双方各有所得下，指控执政党操控选举就引发了争议。即便在1964年的大选，联盟大捷，反对党惨败；尤其是社阵只胜两名国会议员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只胜1名国会议员，也显示不出有可疑之处。理由是当年处于马印（尼）对抗期间，在选民担心印尼会对马来西亚不利下，乃把票投给联盟（在当时，印尼的苏卡诺政府及马来西亚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回教党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而人民行动党虽是支持加入马来西亚，但它起的作用是分散反对党的选票，无法震撼马华的力量。

在1964年后，反对党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其中最明显的是社阵领袖及干部不间断被逮捕。在后来受到中国反苏论争（1963-1966）及掀起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影响，社阵也走上街头斗争，不再热衷于议会选举；尤其是认定1964年 的选举结果“证明”议会斗争是行不通的。同时在党领袖被捕下，加上因语文政策的分歧，结束了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合作。与此同时，劳工党决定自行走文革的路线。另一方面，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被捕；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被捕及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较早前的被捕，顿使整个社会主义阵线也因苏卡诺的倒台而陷入分崩离析的乱局（1966年）。

意想不到的是，新加坡也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人民行动党扮演的第三势力角色也宣告结束（在1966年后被民主行动党取代其角色）。

社阵（社会主义阵线）虽然也曾在1966年激起援越抗美运动，示威游行不断；更在1967年主导槟州大罢市，在在揭示了左翼劳工党决心退出宪制斗争（杯葛1969年的大选）。

社阵对选举制度的失落也刺激了华人社会一度对选举失去信心，他们也接受这样的理念：选举是做做样子，结果还是执政党包赢，投票又有何作用？

但在1969年的大选，又反映出投票是可以作出改变的，虽然不可能彻底的大改变（将资本主义制度改成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由不同人和不同的执政党起而执政。纵然也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也算是人事上的改变。

自此之后，国家政局全面洗牌，反对党被收编，联盟转改成国阵，更加巩固了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在1990年马华在选举中有所受挫，参选32国席只胜18席，也再一次在槟州议席归零，但大政局依然没有改变。在5年后，马华又收复失地。

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对巫统是一个大挑战（主要是因为安华跌马组成公正党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一夜之间巫统失掉27个国席，更再失登嘉楼州政权（吉兰丹照旧由回教党执政），这一届华人未能理解行动党与回教党合作的用意，结果导致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首次在国席上跌马。

既然当年的大选透露出改变是可能的讯息后，安华就计划他下一个夺权计划（他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也即在八月份出狱，恢复自由身）。刚巧2008年的大选在天时地利人和下对反对党有利，安华也就带出“地动山摇”的政治海啸，顿使国人开始相信变天是可能的。

因此安华“决心”要在2013年夺下布城，且“信心十足”。但人算不如天算，安华又跌入“革命尚未成功”的困境中，最后也因第二次鸡奸案再次坐牢。

今天反对党阵线已是换成马哈迪领军，更具爆炸性。

不过对于投票时手指要印有蓝色墨水，算是解除一人投两次票的可能性是民主的胜利。

当然也有反对党揭发某些地区的许多选民被集体“大风吹”到另一个选区，但这是长久以来已存在的现象（七十年代起），也就被形容为“幽灵选民”。因此最主要的是选举的公正与透明，不能随意为选民搬家。正如纳吉所说，谁也不可能作弊，那么就让民主与透明的选举在阳光下作对决，以让人民对马来西亚（不论谁胜谁负）的民主制度更具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政治资产。

刊登于2018年2月22日《东方日报》

陈方安生不甘寂寞？

我注意到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于今年2月4日在亚洲协会，位于纽约的总部发表演讲，针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悲观论调。理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正被“侵蚀”。她希望特朗普总统给予关注，也希望美国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清楚地向中国指出，放手香港问题，让香港重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才是最佳做法。

此外，她也支持美国12名国会议员向诺贝尔和平奖发出提名3位反叛青年角逐和平奖。他们是争议性人物的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

虽然还不知道这3位叛逆青年能否被诺贝尔委员会选中，但就美国的用意来说，它准备挑选年轻人在香港掀起滔天大浪。

虽然中国是不会向反中份子低头，但人们也得掌握香港政改的来龙去脉。

首先在1984年时，中英已签署联合公报，确定在1997年为香港回归日。正当1997年7月1日钟声响起时，就意味着主权的移交，英国收回国旗，中国则升起五星红旗。

在当晚的主席台上，除了看见中国领导人如江泽民及李鹏之外，英方也派出查尔斯皇储观礼，另英相布莱尔也在现场。

此时，我看见在主席台上的中间最高的一排出现一位女性正端正坐在最上的位子，而且只她一人全身红装素裹，十分起眼。她就是英国末代总督彭定康的政务司长，而在董建华行将就任特首之时，他也诚邀陈方安生继任政务司长而获得后者的答应。这种顺势之交接，也无形中减少了董建华许多烦恼，因为陈方安生驾轻就熟，也就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为什么陈方安生在后来与中方关系起了变化？而她又为什么不再支持董建华？都是与其政治立场有关。

尽管生于1940年的陈方安生祖籍安徽，但她在1948年就举家迁居香港，后在香港大学毕业。

她一共有8位兄弟姐妹，都是专业人士，一门多俊杰，真是令人称羡。

1962年，陈方安生加入公务员而后出任政务司长，负责掌管19万名公务员，其地位只低于特别行政长官。

即使在主权移交后她继续在政府内服务，且成为董建华的左右手。有人因此推测陈方安生已倾向中国，也不再有反中的意识。因为在2000年届满60岁退休后，她就以合约方式再继任两年。但在2001年她宣布退休。此时她与董建华关系有了裂痕，因为她要求香港特首普选（直选）而不是如同目前先通过选举人推荐，再交由选民投票选出。

陈方安生对此有所不满，因此在2005年，她复出政坛，在同年12月4日参加了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所谓普选是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任何人包括政党人士，符合资格者可提名参加特首选举。但中国认为不妥，担心会选出一位反华反共的特首，那就难办了）。

在中方拒绝特首普选下，陈方安生仍不放弃向港府及曾荫权特首要求普选特首乃至各级议员。在2006年9月23日她也宣布成立“政制改革核心小组”。这个小组在2007年3月5日发表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主张在2012年特首举行普选，而后在2016年也普选立法议员。这份建议书也没有回应。

不料，陈方安生突然于2007年参加立法议会的补选而胜出。有人以为她将为下来的特首之战铺路。

其实她并无意角逐高位，但在2014年中国人大对基本法作出阐述并强调人大是最高的阐述机构后，就引发港大生酝酿占中行动。此时的陈方安生的立场已转向本土派。这次前往美国演讲是因为她发现英国有心无力，帮不了香港，因而转向美国，希望美国能关注香港的未来。

但从“一国两制”到后来的港独，也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越走越远。若不及时悬崖勒马，恐怕会使港独发酵。

既然陈方安生从头到尾的演讲未提及港独，那么她应有分寸的自我克制，否则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火力猛攻的新目标。

刊登于2018年2月19日《号外周报》第877期

戊戌年看戊戌变法

今年农历（2018）进入了华人所谓的戊戌年，在十二生肖上则是狗年。未想在金狗降临前，在本月12及13日，突然在美国爆发一场股灾，总共跌了1700点，也导致市价蒸发了1.25兆美元，继后又再跌1000点。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连跌70点，但在周三有了反弹，才缩小了跌幅。

虽然经济学家找不到股灾的肇因，只能归咎于机器人的预设操作而失去了控制。这也预示着进入2018年国际政经将面临动荡不安的一年，而且国际关系也会进入胶着和紧张状态。

刚巧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我们就从百多年前的中国政局说起，以演绎百年来世界为何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华人的天干地支推算，一甲子（60年）是一个轮回，而120年正是二甲子。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能够记得和了解的人已不多，但身为中华民族或海外华人的一分子，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清朝给所有华人带来的耻辱与痛苦。

这页悲痛史得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说起。在清廷军舰被日本战舰全面击垮后，李鸿章也就代表清朝与日本签下“城下盟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并作出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偿给日本。

由于不甘受辱，一批应考的才子乃在1895年4月上书光绪皇帝，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因当时赴京考的人才都乘坐各地政府提供的马车，因此将应试的举人称为“公车”。它也开启了国民问政的先河）。

到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人向慈禧告密说康有为准备将慈禧太后“囚禁”而惹怒了后者。还有康有为的“改元易服，南巡迁都”的主张也被慈禧认为是“保中国不保大清”。

抑有进者，慈禧也担心康有为的偏激行动会给日本和英国提供机会瓜分了中国（日本在1895年占有台湾；英国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占有香港，对中国的领土有觊觎之心。因此在1898年9月21日，慈禧搞了“戊戌政变”，把百年维新全打垮了，跟着大举逮捕和屠杀支持变法的人。例如谭嗣同等六君子于9月28日在菜市口被斩首。新政前后不过存活了103天。继后光绪被软禁，康有为及梁启超外逃，慈禧也就再次掌权。

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有鉴于康有为及梁启超外逃，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仇视和杀害外国人及传教士，最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和北京。从此中国陷入了外国“坐地分赃”的软弱国家。

就在这个危难关头，另一位旷世奇人出现了，他就是主张以革命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孙中山（1866-1925）。当他在1894年向李鸿章上书“富国强兵”之道被冷落后，愤而出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中兴会（1894年）。

为了鼓吹新政和革命，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新马传播政论。康有为主张“保皇”；孙中山坚持“革命”。也就在这两个地方兴学办报，掀起海外华人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

孙中山一生崇拜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后来也继承了太平天国（1851-1864）的信念，在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中国人并未因帝制被消灭出现共和而获解放，恰恰相反，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伐战争就是为了收复军阀而开展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取代国民党领导地位后，他在1927年对共党分子大开杀戒，有30万人死于非命，也撕毁了孙中山在1924年与中共达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就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激烈搏斗的年代时，又出现了中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1934-1936）。

当红军立定脚跟之后，又在1937年迎来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双方因之有了第二次合作（1937-1945），但总是面和心不和。中华民族也就到了生死关头，最终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美国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数十万人死伤，迫使日本举白旗），战后总结中国人已死伤超过千万人。这个饱受摧残的民族以热血和生命换来一个新生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军退守台湾，直到今天，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解放后中国则卷入韩战（1950-1953）、越战（1965-1975）和柬越之战（1970-1991），同时国内发生不断地运动。

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的天灾和人灾（1960-1963）、四清运动（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却在不同程度上折腾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摔了一跤又一跤。直到1976年四人帮一网成擒和开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获得了另一个新生的机会再站立起来。

当2003年胡锦涛严正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时，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精神也为之一震。经过40年不断打拼和建设，中国也就在跨入千禧年后走向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今天它已经能和美国处于一个平台进行竞争与对话。

因此，当下朝鲜危机、两岸对峙、西藏新疆事件都没有使到中国惊慌失措，反而在新形势下，中国正一夫当关下面对日本、印度、新加坡、澳洲及纽西兰的“新围堵”。

也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加速清朝的灭亡及后来的革命成功，更给予中国一个机会从中崛起。虽然美国带给中国的压力是空前的。不过特朗普还得提防经济风暴的袭击；而习近平也需要展现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风度。

以目前看来，世界和平系于中国和美国，只要两国不动武，就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所谓戊戌变法120年，正好成为中国本身的一个历史教训。换句话说，不能在朝向两个百年的大道上再生变故。

刊登于2018年2月15日《东方日报》

伊党走向变相的回教国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又有怪论，这回他在2017年12月22日的党报《哈拉卡》中倡议，用宗教来划分教徒与非教徒，而只有教徒才能担任实权部长。所谓教徒是指穆斯林，凡属穆斯林则组成“第一内阁”。这个内阁定夺国家政策，一旦内阁通过，则由内阁成立一个行政内阁加以执行。至于“第二内阁”则可由非穆斯林担任，因为他们拥有政府所需要的专才，但沒有決策权。

按照哈迪阿旺的逻辑，这个国家是由占60%以上的穆斯林所组成，因此一切要以“穆斯林优先”。民主行动党则形容有关建议不但违宪，而且是用宗教来推行隔离政策，完全是不可取也是反潮流而行的。这使人想起似乎抄袭中国在香港设立一国两制，主权在大陆，香港行政区（第二内阁）权力不能超越大陆（第一内阁）。

即使哈迪阿旺后来有解释他的“双内阁论”已受到误解，因为他的目的和用意只是职务上的分工，而非区分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内阁。

严格说来，这样的解释也是多余的，也暴露其不良用心（有如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头来还不是存在“双轨内阁”？既然一切权力操诸在第一内阁，那么要第二内阁来做什么？纯属摆设？简直匪夷所思。这不是变相的回教国，又是什么？

无论“双轨内阁”是否符合伊斯兰理念，它依然是哈迪阿旺的另一个“极端说辞”，无视非穆斯林的地位和存在。即使伊斯兰党的宣传主任纳斯鲁丁有发文告企图为哈迪阿旺“开脱”，但不解释还好，经过解释后变成：“马来西亚内阁中负责决策与执行管理的部长应由穆斯林担任；不过哈迪没说拒绝非穆斯林为部长，而是指非穆斯林即使当部长也得按照穆斯林内阁的决策行事”。这就意味着第二内阁是“橡胶印”

从历史来看，伊斯兰党是在九十年代开始把其党策转化为政教合一的理念，进而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国策”。这是从1990年大选后，伊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开始。在此前一年（1989年），法兹诺出任伊党主席，当年他声称伊党的胜利归功于党走宗教路线。

后来在1999年的大选，当伊党在安华效应发酵下，取得空前的胜利（共有27名国会议员及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府）后，它就进一步公开地向巫统挑战，逼着马哈迪加速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并以古兰经为最高意旨。

就这样，巫统和伊党开展了“回教化”的竞争。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是吉兰丹（1993年）及登嘉楼（2003年）的州立法议会分别在不同的年代通过“回教刑法”，以迫使马哈迪“就范”。所幸马哈迪将伊党的要求“束之高阁”，不让讨论也不推行，导致伊党无可奈何。

很显然的，伊党即使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又再“回归”反对党阵线，但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法与民联其它成员党推心置腹，也就造成2015年伊党又再与民联分道扬镳。它选择自我标榜主要是认为巫统也需要它的合作。可是问题是巫统若过于接近伊党，又担心东马有变；若不与伊党合作，又担心在西马的乡村选区会失去支持。

举例来说，伊党并未放弃推行回教国运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哈迪阿旺在2016年向国会提呈的355私人法案，以扩大回教法庭权限，从而落实回教刑法。但直到今天，此动议仍未付诸表决。这也给巫统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患得患失下，国阵（巫统）希望伊党自我保重，不要一直拉住巫统不放。但无可否认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双方若即若离，甚至起骂战。

另一方面，从双内阁的争议又让人想起另一则政治笑话。约莫在2008年前，巫统的党要希米尔（曾任副首席部长，目前是副卫生部长）就因民政党内对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产生分歧，而触发他提出“双首长论”。他的意思是说，槟城无妨设两位首席部长，一位在槟岛，一位在威省，各做各的，岂不相得益彰？此言一出，引发轩然风波，因为这等于把槟城切成两块，一块归民政掌管，另一块归巫统掌管（不过他后来否认有此建议）。其实不论所谓的双轨内阁或双首长职，一概是信口开河的，不值一屑，但不等于说伊党会放弃这样的奇妙想法，毕竟它背后隐藏着的是确保穆斯林永远处在当政的地位，非穆斯林只能排在后面？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南洋商报》

英国留下的后遗症

在英国统治马来亚期间（1786-1957），前后共171年；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因此若连同东马计算在内，英殖民统治长达177年（英国人布洛克家族在1841年起占有砂拉越，并在1946年将之直接纳入英殖民地；而沙巴则是在1881年由英国统治。两者在1963年9月16日并入马来西亚联邦，而成为独立体）。

除了英国早期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外（从1826年到1948年，共122年），它也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把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各州府，并将所有重要的权力归为英国所掌管，如外交、国防与内政等等。但英国仅剩下宗教一项未加以干预，而是由各州的统治者（苏丹）自行订下宗教习俗和仪式等。

因此不论是在英国占有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它都不想抵触马来人奉行的伊斯兰教。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各州苏丹都在各自的宪法内对伊斯兰的教义有所阐述，有的还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出任州务大臣。换句话说，当英国在1948年（战后第三年）决定将马来半岛各州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它进一步巩固英国的军事力量，且又继续让各州统治者保有宗教自主权。至于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的州元首则由最高元首委任，并将管制宗教的权力移交给相关的州元首（昔日称州长，后来成为州元首）。

英国之所以迫切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是因为眼见毛泽东的中共大军将席卷大陆，接着在骨牌效应下就会连同东南亚各国相继被赤化。

为先发制人，英国在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未及半年（1948年2月1日生效）就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当年新加坡未被纳为联合邦一员，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华人太多，一旦加入联合邦，华人人口将超越马来人。

因此驱逐、逮捕、扣留、处决成为英方减少华人人口的另类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50万华人被驱入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逾500个），以切割对马共的援助。

与此同时，也至少有两万名华人被驱回中国，还有被扣留和枪杀的也有超过6千人左右。

当1955年，英国允许在普选中胜利的联盟执政党派出东姑、陈祯禄与马绍尔和马共的陈平书记长及拉昔迈丁和陈田于同年12月在华玲和谈结果功败垂成，英国就启动所有的军事优势扑向马共及左翼党团与个人。

待到时局比较平稳时，英国同意让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在新宪法内有订下伊斯兰为国教，其他宗教可自由信仰；同时也有为马来人下定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或她必须是伊斯兰教徒。这无形中将马来西亚的民族分割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

宪法也规定，凡归纳为马来人者一律享有特别地位，得以在各方面享受福利的照顾和经济的援助。

正因为有此区分，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马来西亚出现的政党大多数有种族的倾向，有者还带有宗教色彩，例如战前1930年成立的马共、1937年成立马来青年同盟（KMM）（战时停止活动）及战后成立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新加坡民主同盟（1945年）及巫统（1946年）和印度国大党（1945年）。这些个政党有的表面上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但实际上却有物以类聚。

由于形势（形象）决定思维，也就在下来的日子里出现各式各样的政党。这些政党包括马华公会（1949年）、劳工党（1951年）、回教党（1951年）及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后转成国家党）（1951年）、林苍祐的急进党（1951年）及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1955年）。

即使国内政党林立，马来亚的主要政党仍集中在执政的联盟，及至东马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也依然摆脱不了种族代表性，如卡达山统一机构（USKO）、沙统（USNO）、沙华公会及砂国民党（达雅族）、人民联合党（以华人为主）和土著党等等，都反映了它们的族群结合。

直到1969年大选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整个马来西亚才凸显其种族政治带来的分裂与危机。在紧急状态下，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新的政治格局，更推出新经济政策。在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两大目标下，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冲击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在新政策下，不但要保留股权予马来人，而且在聘用工人方面也要达致30%的固打。至于在教育、担任公务员及获取福利金方面，都较前更为开放。

当转入七十年代，又出现“土著”与“非土著”，也规定某些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又在所谓固打制下，不少非土著进不了国立大学。

讵料到了九十年代，又再出现一个新字眼“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美其名回教刑法不碰及非穆斯林，但日后发展谁又能保证呢？还有当下又出现什么“双内阁制”，以穆斯林有限，简直是莫名其妙。

冲着这样的宗教政治的崛起，它又是不亚于种族政治。若按照伊斯兰党的思路，只有回教徒才能成为首相；只有回教徒才能担任实权部长，而且回教刑法一定要落实。当今的逊尼派中已有人不惜铤而走险，若不加以制止，这个社会将会因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而陷入动荡不安中，岂可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光华日报》

名人效应下的家族政治

名人效应多数会得心应手，但有的则在阴沟里翻船。

例如美国前总统老布斯虽然只任一届（4年）的总统（1989-1993），但他的儿子小布斯在克林顿期满后却意外地击败被视为胜利在望的戈尔（原是克林顿总统的副手）而当选总统（2001-2009）。这就是名人效应带来的结果。

又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1993-2001）表现特出，但因抖出莱温斯基（见习生）的性爱事件（1998年），也差点被整下台，所幸他还能勉强任期届满，没有在法律上留下犯罪的记录。

虽然由此阴影，但因为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令人激赏，也就造就她本身在政界崭露头角。其中包括尚未卸下第一夫人头衔时，已于2000年当选纽约参议员。后来她也有意角逐总统，但在初选时败给民主党的奥巴马也就不得不甘拜下风。

不过在奥巴马于2009年出任美国总统后，他意外地委任希拉里出任国务卿，这又给希拉里一个机会探出头来。因此在奥巴马任期满后，民主党内就一致推举希拉里参加总统选举，当时她已被视为未来的女总统，而她本身也很有信心会压倒共和党的特朗普，因为特朗普除了有钱外，在政治上缺乏经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会当选。

讵料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出乎意料地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全世界为之震惊。由于希拉里已年届68，被视为未来四年或不再属于她的世界，而她则是其中一位未能享受丈夫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也许与克林顿的丑闻有关，也许民众对子承父业或夫妻档治国不感兴趣，也就翻转过来给希拉里一记闷棍。毕竟老布斯与小布斯已统治美国12年；如果克林顿与希拉里两人合共又统治16年，那么合起来就是28年的家族政治，这无形中给特朗普一个崛起的机会。

纵然特朗普终究不是杰出的政治领袖，但民主党内也要派出有份量的代表应付特朗普不久前发表的国情咨文。这一回民主党不再推出希拉里，反倒是推出马萨诸塞众议员约瑟夫肯尼迪三世（Joseph Kennedy）应战。

这位两届众议员是肯尼迪家族的传人，样貌十分相似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是在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不幸在1963年遭杀害身亡。他的离世也造就一个肯尼迪家族永不褪色的光芒。约瑟夫就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孙。此外，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逐总统期间，突遭暗杀。五年之内，肯尼迪家族顿失两位精英，而约瑟夫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孙子。

还有一位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洛琳也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但不在政坛上争夺官位。

因此来到约瑟夫肯尼迪的时代，这个家族已远离总统高位55年，也就不存在家族政治的嫌疑。再者引用肯尼迪家族这块金招牌可能必有助民主党重整雄风。

如果约瑟夫肯尼迪能够在第一次登上全国舞台时，对特朗普施政报告又发出强烈的反驳与抨击而获得无数掌声，那么特朗普就会面对肯尼迪家族的后人重新攀上高位的挑战。

从这样看来，名人效应还是存在的，只是希拉里在不对的时间和不对的时代投入错误的“战场”，结果是伤痕累累。也许至今她还搞不清楚错和失败在哪里？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号外周报》第8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