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人的危机在哪？

 

前首相马哈迪于1月20日在首要领导基金会总部出席“政治家思维：《邦咯条约》150年的教训”演讲会，语气令人震惊地说：我们知道国家已失去很多（土地），不能说不知道。我们已失去北部的四个州（这应该指已成为泰领土的北大年府、陶公府、宋卡府及沙敦府）、廖内群岛、新加坡及槟城，未来10年，马来民族将会消失。我们就像是在没有战争下被其他种族所征服的一样，我们需要传达这一讯息。

他是引用邦咯条约的历史而要马来人引以为戒。这是指英国介入霹雳王位之争，结果在1874年，霹王储阿都拉与英政府代表签署了“邦咯条约”（The Treaty of Pangkor Island），掀开了马来亚在后来全面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这就是马哈迪所说的没有吸取150年（1874-2024）前的教训。但以当时各州统治者划地而治的情况是不可能面对英军的压力，只好放弃行政权力以换取王位的保留。但“邦咯条约”的引用与马哈迪所说的马来人将在10年内消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下来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轨迹进行分析和解读马哈迪的“新论”。

首先是英国的莱特在1786年拿下槟榔屿这块宝地，在后来也拿下威省。1819年再拿下新加坡。

由于情况特殊，英国在1826年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继后在1896年又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组成“马来联邦”；1909年又将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及登嘉楼拢在一起，直到1914年才将柔佛并入，组成“马来属邦”。这样一来，马来亚已成为英国的囊中物。

意想不到的是，在1963年英国又将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纳入共组马来西亚联邦（但在1976年，国会通过将沙巴及砂拉越的邦地位降为州，直到2023年才再恢复“邦”的地位）。

英国人显然很了解东西马的合并会因为种族、文化与宗教的不同而带来很多问题。但在采取中央集权下，即使沙巴和砂拉越政界有所不满，在缺乏政治势力反抗下，中央政府（以巫统为首）就成了马来西亚的实权者。下来的变化不但强化了马来民族的政治地位及马来政治领袖的权势，其他成员党也只能依附巫统而生存。

另一方面，在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宣称受到天启，被阿拉选为使者，以传播伊斯兰教。于是麦加和麦地那成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直到今天，伊斯兰教拥有12亿名信徒（占世界人口的19%），是世界第二大宗教。

如果按照世界版图来看，穆斯林的人口分布在中东、西亚、北非洲一带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

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分析如下：

（1）在1957年，马来亚人口有：马来人300余万，占人口49.8%；华人200余万，占人口37%；印度人73万，占人口11.3%。

这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未成立之前，还是以马来人占人口的第一位，这也判定马来人在政治上处于统领的地位。

（2）即便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因加入其他种族，人口比例也起了变化；尤其是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后，华人人口顿时少了200万人。例如在1970年马来人人口460余万，占人口53.2%；华人300余万，占人口35.4%及印度人93余万，占人口10%（本来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人口比例是马来人43%、华人41）。

（3）今天在西马的总人口已达到3400余万人，其中土著（包括马来民族和原住民）占69.1%，华裔占23%及印裔占6.9%。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华裔人口的下降而不会上升。

马来人的生殖率虽已有所控制，但马来民族加上土著已占有人口的70%。

如果我们再回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安华就与马哈迪共同推进马来西亚行政回教化，建立回教大学和回教银行等，一向以来没有忽视马来民族的各方利益，在今天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就不知道马哈迪所说的10年内马来人将被排在主流外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耸人听闻外，也与事实不符。马来人的危机在哪里？

 刊登于2024年1月29日《南洋商报》

以巴战争暴露霸权嘴脸

以巴冲突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民族冲突，它起因于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后，差不多千多年以来，就发生无数次的冲突；尤其是 在1881年，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回流到巴勒斯坦（也就是昔日的以色列）。

所谓巴勒斯坦在历史上是属于一个地方名，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它是狭长形的土地，位于亚洲西北部，地处欧、亚、非的三大交界处。

在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陆续进入巴勒斯坦居住。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他们开始孕育民族的意识，并创立最古老的犹太教，信奉一神耶和华，藉以团结希伯来人。后来他们在首领摩西的带领下，拟定了“十戒”作为他们的宗教信条。

公元前1025那年，希伯来人建立了“犹太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到了公元前930年，希伯莱王国分裂，除了西方保有犹太王国外，在北方也另立一个以色列国。

正因为有此历史渊源，以色列人也被称为犹太人；而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

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巴勒斯坦，开始了希腊帝国统治时代。

公元前4年，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诞生（他本是犹太人，但却奇迹般地建立了基督教）。在公元30年，耶稣被犹太教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132年，有58万犹太人丧命，罗马皇帝宣布禁止犹太教。从此犹太人被流放到全世界各地。不过在公元380年罗马帝国反而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因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又是犹太教另一个恶梦的开始。

即使在公元500年，犹太精英用150年历史编撰一套“犹太法典”，后来成为犹太人的“手提”祖国。

另一方面，在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伊斯兰教。

因此耶路撒冷后来也成为三大宗教的圣地之一，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虽然在公元1453年，崛起的奥斯曼帝国（中心地在土耳其）将伊斯兰教推向世界各地，也在1520年占领了巴勒斯坦。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进入了一个新世纪，直到奥斯曼帝国因靠向德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中吃了败仗，也就不得不将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移交英国托管。

英国正需以巴勒斯坦作为筹码，因而它不遗余力地帮助犹太人复国。

与此同时，犹太人也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爆发拉拢英国支持犹太人复国。就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成了以色列的新旗帜，发起人西奥多·赫茨尔。他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在1897年让犹太教成为焦点（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于当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有数万计的犹太人因之迁居巴勒斯。

1917年，英国见机会成熟，乃提出“贝尔福宣言”，除了确定犹太人的法定地位外，还承诺让犹太人返巴勒斯坦建国。于是有更多的犹太人返回了巴勒斯坦。

但原在巴勒斯坦生活的阿拉伯人始终不接受犹太人的回归，他们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土地，已占有1500年，为何要与犹太人分享土地呢？

按照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提案，巴勒斯坦被划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叫以色列占有土地56%（约1.52万平方公里）；而巴勒斯坦国则得到43%的土地（约占1.15万平方公里）；当中耶路撒冷仍归英国管治。

正因为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视宗教为其重要指标，因此决不同意以色列立国，而是决心将犹太人一一赶走。

在双方一言不合下，以巴第一次战争就在1948年5月14日爆发。因以色列单方面宣布独立，而阿拉伯国家在反对声中开始了战争。

这种战争先后打了五次，但没有一次是阿拉伯占上风的，也就有了所谓和谈的意向，包括1978年以埃签署“戴维营协议”，并促成以埃在1980年建交。

继之在1993年又签署了“奥斯陆协定”，结果促成以色列和约旦建交。

此外，也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开始与以色列接触，包括阿联酋等国。

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一直不能解决，也就导致巴勒斯坦中的一支激进派组织在2007年的选举中取得加沙的执政权，但它无法得到以色列的善待，以色列坚持不但要全面控制加沙地带，而且也要全面管制约旦河西岸，也唯有这样才能同意巴勒斯坦独立。

这种情况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也许巴勒斯坦的立国将没有军队。这是什么鬼话？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军队，等于没有国防和安全设施，这又算是什么国家？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这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不可被接受的。

明明是在战后联合国同意以巴分治成两个国家，但很不幸的，经过数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有的土地竟高达2万平方公里（比原先的1万5千平方公里多了5千平方公里）。反之，巴勒斯坦的土地只剩下6千平方公里（比原来的1.15万平方公里少了近乎一倍）。

在找不到出路下，哈马斯于去年10月发起突袭以色列，造成800名以色列人死亡。很快的，以色列则掀起全面封锁的攻势，造成数万人丧生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在巴解机构完全无能力控制约旦河西岸后，阿巴斯的领导已处于完全被挨打的状态。

既然以巴冲突无从展望，我们又如何寄望于英国和美国发挥作用，只要以巴问题一日不解决，未来的时局进入不稳定状态是极有可能的。

无可否认的以色列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哈马斯不是它的对手，但已是立国的以色列，为何要咄咄逼人，对巴勒斯坦穷追猛打？这个世界好像只有强权在说话。更大的遗憾是，西方列强皆靠向以色列，导致以色列将矛头对准巴勒斯坦人，不然为何巴勒斯坦人直到今天仍不见独立的影子？

 发布于2024年1月25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1/25/626490

马中将举办“义净国际大会”

团结部长艾伦达干说，适逢今年（2024年）马中建交50周年，马中两国将联办“义净国际大会”，以宣扬在公元二三世纪时，佛教已在马来亚的吉打布秧谷（Lembah Bujang）落地生根。

虽然没有印尼的婆罗浮屠（公元九世纪）著名（俗称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与这地方的历史有关），也没有柬埔寨的吴哥窟古迹的发现（十二世纪）而轰动世界，但在布秧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及其他物品等时，包括在吉打慕打挖掘一条运河时，发现了佛塔沉淀在河底下，倒引发考古学家去研究最早的人种起源的问题。

但这又和义净有什么关系？为何马中两国这么重视义净这位历史人物？而他又与布秧谷有何关系？

邓鸿瑞博士的大作《寻找义净大师的足迹》让我们从中看到文物古迹对历史的重要性。他原是在澳洲大学教导电机工程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专研佛教。如果如今马中开展义净国际大会也邀请邓博士与会和参与主讲，肯定会使大会内容更加生动。

除了法显大师（公元334-420年）及唐玄奘（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公元602-664年）的西行故事我们有所了解外，第三位大师就是名留青史的义净法师（公元635-713年）。

义净法师，俗姓张，名文明，祖籍范阳（北京）齐州山庄（山东省）长清县人，14岁出家。在公元671年，他得到州官冯孝全资助，于同年1月从番禺（广州）乘搭波斯商船向南航行，先抵达泰南洛坤（前古佛逝国），再行至末罗瑜（今印尼占卑），继之转到马来亚的吉打。

在邓博士的笔下，他对吉打的布秧谷有如此的描述：

公元三世纪，印度古迹就有吉打古国的记录。书中记录的地名叫Kataha。到了七世纪，这个印度名称还出现在文献。当义净法师的王家帆船停泊在吉打古国时，他说这个古国叫“羯荼”（吉打），这个中文名字非常接近Kataha。

长久以来，吉打州的河口是马六甲海峡北端的重要通道。唐代以前，吉打是横越马来半岛陆路的要冲，从中国、印度或阿拉伯运来的货物，很多再由此转运到邻邦。到了唐代（公元618-907年），羯荼古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海港。

考古学家于1936年在羯荼国遗址作大规模的挖掘时，陆续找到大量各类的文物，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宋元时期的陶瓷器碎片，它们与砂拉越、苏门答腊和菲律宾出土的陶瓷器相似。因此可以断定在公元十四世纪前，羯荼国的商贸重要性有如后世的马六甲在东南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在布秧河谷以南的Sungai Mas村在1980年挖掘一条灌溉的水道时，出乎意料地发现许多唐代的陶瓷碎片，也由此可以断定早在唐朝时，Sungai Mas也已是唐代的重要贸易港。

根据考证，我们所说的古羯荼国是位于今日亚罗士打西南方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秧河谷的地区，其面积有400平方公里，出土的古建筑有87所，其中60所是庙宇。如今在古迹的原址还盖了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馆，坐落在峇都的半山腰。

在布秧河谷的出土文物中，有发现两个佛像，一个是带有笈多王朝（中世纪的印度王朝）风格的接引佛像，是六至七世纪的青铜佛像。另一个是一尊红陶塑成的鬼子母神（Hariti），估计是七至九世纪的作品，于1980年在Sungai Mas找到。它是唯一仅存的子母神像。

就中国而言，义净法师的扬名不但他的旅程与“一带一路”挂上钩，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海陆的人。而且中国在2018年5月15日，在山东举办“义净西行与一带一路座谈会”。

接着在2023年5月20日，在中国济南又举行首届“义净文化论坛”，参加单位有社科院、北大、人大、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专家，200余人齐集一堂。除了为大唐义净研究中心揭牌外，也有长官及专家参与主讲。

由此可见，中国对义净的重视，也必将赞赏马来西亚将为义净法师举行国际大会。若马中能在布秧河谷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强化所出土的文物而将之系统化，不避宗教因素，必能弘扬早年的辉煌历史，也极可能会申遗成功，照亮马来西亚的历史。

 刊登于2024年1月23日《南洋商报》

选举过后台湾路在何方？

  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经过一番激烈角逐后，终于尘埃落定，一共有1400万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71.9%），选举结果是：

（一）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分别中选正副总统，得票5,562,332张，占40.08%。

（二）国民党的候选人分别是侯友宜和赵少康，得票4,645,219张，占33.47%，未能当选。

（三）民众党的候选人分别是柯文哲和吴欣盈，得票3,670,463张，占26.44%，未能当选。

本来还有一对无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郭台铭与赖佩霞宣称将提名参选，后在未公布原因下退选了。

郭台铭是台湾首富，也曾参加国民党，但因未被党提名为候选人，乃宣告自成阵营，一时看来很有看头。未想情况有变，这就使得台湾剩下三对候选人争夺岛主的地位。

但不论台湾的政党斗争得如何惨烈，且又各自表态，但始终没有一个政党承诺会寻求两岸统一。换句话说，台湾的政党所鼓吹的和它所推行的，是一套与中国大陆相反的政制；更不能被中国同意与理解的是，明明美国已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且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美国始终不愿坦然地建议两岸进行谈判和交流寻求共识。因此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李登辉等，都不同意也不能接受台湾归属中国。

直到1996年，李登辉届满时台湾才推出所谓的总统选举。这一选就把中台的关系进一步拉开。

尽管美国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台湾的独立，也并未与大陆切割所有联系，但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中却把台湾当成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基地，不断地提供军事物质和强化台湾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阻止和遏制中国不能改变台湾的实体。

事实上，台湾的地缘政治与香港有些不同，虽然它们都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也曾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但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1842年）占有香港；而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后台湾又割予日本。

在先后失掉两块土地后，中国也进入百年屈辱的年代，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才将台湾交还给中国。

当时主政中国的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就被蒋介石刻意安排台湾与中国有一定的距离。毕竟在地理位置上，台湾离开大陆有100海里；而海南岛离开大陆只有10海里，一下子就会被中国的军力攻克。因此蒋介石选择台湾作为“生存的基地”，而舍弃海南岛。

当中国发生内战后（1946-1949），基本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是在大陆的本土进行生死决斗，没有涉及台湾、澳门和香港。因此当1949年毛泽东主席解放全中国时，并没有将这三个地方的主权拉进来重新安排。

为此，在1949年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但它有条约在身，必须在99年租期届满后，把香港还给中国（英国于1896年向清廷租赁新界99年，在1997年到期）。

如果从土地面积而言，整个香港面积为2755.03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为1650.64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有1105.6平方公里。在这之中，香港岛只有80.7平方公里，九龙为46.9平方公里。因此必须与新界及离岛的面积978平方公里合起来，香港才能有土地超越1千平方公里。

如果说英国只保留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合起来不过是127.6平方公里（比槟岛的293平公里还要小一倍以上），连生存都有问题，英国就索性连新界也一起还给中国算了。

台湾的情况是因为日本已把台湾还给中国（当时是中华民国接手），但不是交到中共之手。因此毛泽东在当年是想一鼓作气解放台湾，未想在1950年爆发韩战，台湾的政务也被耽搁了。直到中国解放并与美国和解（1972年）后，中台的问题才又回到谈判桌来。可是美国却玩着两面政策，一面与中国修好关系；另一面又支持台湾与中共对抗，以致到今天，在美国的立场上，只能说台湾不独立，但在此话之后的诸多问题，又是节外生枝了。

就此而言，今次的台湾选举已让我们看到美国和台湾人民的矛盾心态，美国官方一直拉住中国后腿，使它不能与台湾作进一步交流；而在台湾方面，又让选民继续营造一个与大陆无关的政治环境，以让台湾选民在投票后也乐在其中。

不过，我们从台湾选民的投票倾向来看，他们不尽然是相信民进党能谋求“独立”的。因此也把票投给不同的政党，比如较为明显的是，台湾立法会中的113席，本来民进党占有65席，可轻易通过法案和动议，但今天反倒是民进党只剩51席，比国民党的52席还少，而民众党则有8席。这对赖清德的施政无疑是一大阻力。

当然如果有60%以上的选民“不支持”民进党，那是从数目上来说，因此柯文哲所得的票数，不等于这些选民会把票也投给国民党的。

就我们分析，台湾的选民大致上希望“保持现状”，但在不改变下保持现状又非中国长期能够承受，所以双方还得有一定的调整，如果不称一国两制，那也不懂称什么好了。

在中国看来，除了主权、外交与国防是核心问题外，其他的行政自主或地方自治或参加国际会议，只要不自称“中华民国”或“台湾国”，自行与中国切割，就会减少尖锐的对峙。但问题是双方的无止境对抗，换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到头来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如果台湾因为选举而造成国家分裂，甚至又跑出一个“台独”来，那就是大件事了，也许连美国都不知道后果是怎样的？这就需要两岸用智慧来思考民族的大问题了。当一个民族强大了，它就不容易被改变和屈从，也不可能被“同化”，而是可以“求同存异”，在一个屋檐下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台湾又何尝不能达成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和而不武”呢？

发布于2024年1月18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1/18/624981

2047与2049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讨论“2047”的意思。这是指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邓小平承诺在50年内，香港依然保持其资本主义体系。换句话说，从1997年到2047年的半个世纪里，香港依然享有资本主义的制度，也就是“一国两制”。

现在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5年了，未想间中发生两件大事。其一在2003年7月1日不幸爆发的50万人大示威，坚决反对推行“第23条文国安法”。在压力下，香港行政长官（特首）董建华除了收回拟议中的条文外，也提早在2005年卸职（原本第二任特首是在2007年才届满）。

在董建华之后是公务员曾荫权继位（2005-2012），再下来是梁振英（2012-2017）及林郑月娥（2017-2022）。接下来接任的是警界出身的李家超（2022-  ）。

其二，香港回归后的第二次运动发生在2014年9月28日，香港的一批教学界人士发起“占中运动”，又称为“雨伞运动”。主要发起人是港大副教授戴耀廷、社会学者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他们三人被称为“占中三子”，号召民众冲入公民广场，展开79天的“占领运动”，要求政府推行民主的双普选（直选特首和议员），而不是通过筛选才能成为候选人。这是发生在梁振英当特首的时代。

未想在5年后，也就是2019年6月9日，进入林郑月娥掌权时代，她面对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大示威运动，组织者声称超过200万人，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

示威者的诉求也有所升级，也提升到“反送中条例”（逃犯条例），即反对将港人被引渡到中国国内受审。

正好在那一年（2019年），疫情已扩散到香港而加重了局势的紧张，香港政局处在风雨飘摇中。

与此同时，中国人大也毫不妥协，反而决心推出“香港国安法”条文，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正式生效（2020年6月30日）。

有人认为这是终结一国两制；但也有人认为香港仍有机会走新的“一国两制”，但没有人能预测香港人的明天，因为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出版的著作《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一年刚好是中国建国100年。也就是说，尚有25年就是百年国庆（1949-2049）。

这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这些年来不断地强调的两个百年大计之一。第一个百年已在2021年落实，那是指中共立党于1921年，在两年前已立党百年，也被中国政府形容为它已让人民脱贫，走向小康社会。

根据此书的作者姚洋、（美）杜大伟及黄益平在序文中说：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就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就可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过，作者也同意和认为要达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仍面对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这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制度和市场经济相比较，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例如国有企业虽然数目已有下降，但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上游产业及金融领域，政府仍处于主导及干预地位。在130个国家中，中国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数排在第14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干预政策更为普遍。有些学者也因之将中国标签为“国家资本主义”，并指出当今中美贸易的冲突焦点也围绕在对干预政策的指摘。

当然中国也注意到它所实行的“经济双轨制”（支持国有企业，也支持私有企业）是一个过渡性策略，不能长期保持，但它同样反对美国以安全为理由，阻止中国采购高科技电子产品。

因此开放是双向的而不是单行的。不论美国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何实质上的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影响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尼克逊于1972年访华后的世界变化来看，它不是已变得更好，而不再走进“剑拔弩张”的死胡同了吗？在今天来说，意识形态已放在次要地位，重要的是各安其位，共同致力世界和平。

如果中国要安然迎接伟大的2049年，那么中美之间一定要搭建一座不朽的桥梁，不然世界美在哪里？

 刊登于2024年1月16日《南洋商报》

沙巴又祸起萧墙？

 表面上看来，沙巴政局是稳定的，至少在未来2年内应是不会改变，除非在2015年的州选来一个大变化。

但为未雨绸缪，报章指出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为此事专门飞赴沙巴，以了解真相。

在此之前，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暗示准备与民兴党主席沙菲益所领导的政党进行合作。

有关的消息是由争议性的评论人士拉惹伯特拉所揭露。他更进一步绘声绘影指说已有123名国会议员转而支持国盟，以寻求更换政府。其中名单显示，有6名沙民阵议员及2名沙巴国阵议员转而支持国盟。

虽然事后所谓的传言并未发生，连国盟秘书长韩沙（国会反对党领袖）也对此事全不知情。因此，在与沙巴巫统领袖会谈后，阿末扎希澄清说，他到沙巴是要了解情况，而沙巴并没有出现政治危机。

现在我们针对民兴党主席沙菲益建议巫统在下届州选时进行合作，虽然邦莫达没有即刻应允，但他显然已是默许。于是阿末扎希的到来是理所当然的。阿末扎希也放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巫统不反对与其他党合作，是否包括民兴党不得而知。

其实自从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后，它所带出的问题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先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未及两年，就发生州元首慕斯扎法与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的激烈斗争，主要是争夺具有实权的首长职位。

即便慕斯扎法领导的沙统是属于回教占多数的政党，但在沙巴还是以卡达山人为主（他们也被称为伊班人）。唐纳史蒂芬就是这个族群的首领，可是在两年后，中央首相东姑撤除唐纳史蒂芬的首长职，改任主掌沙巴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在板倒唐纳史蒂芬后，并没有让慕斯扎法上台，而是在折衷下，换了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长。

未想只过了两年，即1967年的州选举，罗思仁竟落选了，慕斯扎法领导的沙统却成功击败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而改由慕斯扎法出任首长。

掌权后，慕斯扎法使用独裁的手段统治沙巴9年，即使联邦首相敦拉萨（第二任）在1974年企图将他调任中央任国防部长（明升暗降），他也不接受，改由他派出的人选担任副国防部长。

这不但得罪了敦拉萨，也引发当地的政治不安。于是在一场精心策划下，由哈里斯领导的人民党登台了。这个政党的背后主导人其实是唐纳史蒂芬（他的卡达山党大多数成员属于天主教徒）。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领导下，全力支持人民党将慕斯扎法的沙统一举打倒，也就在那年出现唐纳史蒂芬的回巢（但此时他已皈依回教，易名为福尔）。讵料刚上任不到三个月，又因其乘坐的直升机坠毁，连同另三名部长一齐牺牲。这宗事故也没有结论，却造就了哈里斯登上首长宝座。

来到1986年的选举，哈里斯又被中央指为滥权专制，因而由拜林组成的团结党在州选中一举击败人民党，成为新的领导人物。拜林也是天主教徒，但在马哈迪支持下，他成功把哈里斯踢走。

但好景不长，在1990年的大选时，不知何故拜林的团结党竟然倒向支持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顿使马哈迪大发雷霆，声称不会再给拜林机会。

即使沙巴在1994年被迫举行州选，这一回拜林的对手不再是慕斯扎法或哈里斯，而是已经被巫统吸纳的沙统转成沙巴巫统，正面迎战拜林的团结党。

虽然拜林在选后虽仍占有多数席，但因议员的跳槽，拜林也失去执政权。

从1995年起到2018年，沙巴政权尽是国阵的天下，而且从2004年起，一律由巫统议员出任首长，政党轮流执政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到了2018年时，崛起的民兴党击败了国阵而成为新的执政党，并由党主席沙菲益担任首长。沙菲益原是巫统副主席，因与纳吉失和而被冻结党籍，结果另立新党。

民兴党掌权后其政权并不稳，在议员变节下，沙菲益在2020年宣布闪电大选。

结果在声望下跌下，他的党只能拿下32席，而由国盟组成的联合阵线赢得38席。这样一来，就由土团党委派哈芝芝诺出任首席部长。哈芝芝诺并非等闲之辈，他原是巫统的一方领导，被慕尤丁重用，改由他领军拿下沙巴，首席部长就非他莫属了。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哈芝芝诺率其亲信共同倒向支持安华，并成立“民意党”，告别土团党。

在得到安华支持下，哈芝芝诺的地位相对稳固，但如果面对民兴党与巫统的“结合”，一旦被落实，整个团结政府必起内讧。

根据沙巴4个政党（沙团结党、沙立新党、沙进步党及沙统）在去年初发表的文告指出，他们支持哈芝芝诺的领导。如果巫统退出支持希盟，而民兴党又离希盟而去，则团结政府未分裂也已经在内部分化。

沙巴政治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发布于2024年1月11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1/11/623449

两岸历史因台湾而改变

 

不论台湾总统选举（1月13日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不是大陆至为关心的大事，中国所关心的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台湾绝不可谋求独立，它只能沉默或不沉默地认定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这样才不会祸起萧墙，否则难保不会引发动乱或战乱。

由于这样，我们不能单纯地评析大选的结果，也不能以为选举可能改变一切，这不现实，也无法来个改头换面。

台湾与中国大陆原是系出一统的，在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起，它就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前半生叫“中华民国”（直至1949年），后半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直到今天）。因此前者在法理上已找不到“独立”的条件。

在二战后，有三大历史事件改变了台湾的地缘政治和巩固了中国的政治地位。

（一）第一件事是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是指在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市发生缉私组官员没收民妇售卖的私烟，结果法引发暴动。在国民党镇压下，终被压下，但民众的怒火已被燃烧起来。

（二）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因之退出联合国。

翌年，美国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访华，极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为了克制苏联对世界造成的威胁，世界也因之呈现三角关系而不得不牺牲台湾。

但在199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便逐渐调整战略，转而视中国为头号敌手，因此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对中国的打压与重新围堵。直到今天，世界呈现动荡不安，就美国人看来是在几十年前（1972-2017）的失误所带来的后果，但一切似乎已太迟了，因为今日的中国已非百年前的落后国家。

（三）第三件大事是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发生的党外势力与国民党较量，起因是美丽岛杂志社鼓吹大示威游行，酿成冲突与流血悲剧。因此也被称为“美丽岛事件”。直到2022年共有156人才被取消刑事罪名。

也因为这件事，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了，打出台独宣言。这也激怒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自我定策”感到十分不满。

虽然如此，台湾依然在1996年推行总统选举，由国民党的李登辉胜出。但在2000年的选举，却换成民进党的陈水扁当家，而在2008年的选举才回到国民党的马英九手上。不料在2016年时，又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插旗。

这种政党轮替制被台湾政党形容为民主与人权的大胜利，也因之本届的台湾总统选举又是以此为主题。

就民调而言，今天三个政党中势力最强的是民进党，下来才是国民党，而民众党殿后。

根据非正式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分别是民进党的赖萧配32.4%、国民党的侯康配28.2% 及民众党的柯盈配22%。换句话说，赖萧领先侯康4.2%。

TVBS的民调显示，赖萧配33%、侯康配30% 及柯盈配22%。

《联合报》的民调则是赖萧配32%、侯康配27% 及柯盈配21%。

还有ETtoday民调称赖萧配38.9%、侯康配35.8% 及柯盈配22.4%。

如果民调没有太过离谱，赖萧当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过早下定论，因为他们对大陆的政策也足以左右选情。

比如赖清德的两岸政策是：国防要加强、两岸维持现状，间中虽减低他的“台独”形象，但他强调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侯赵的两岸政策是：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但反对“一国两制”下的“九二共识”，也主张维持现状，带领台湾重回和平稳定，因而反对台独；也反对一国两制，认定要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更为坦率的是，赵少康主张经济靠中国，国防靠美国，真是左右逢源。

柯盈配的两岸政策是：强调台湾自主，两岸和平，确保台湾人保有现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

从上分析，三党的候选人对大陆政策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只是强调维持现状，并不断宣扬民主与人权为主题；而中国也只能以统一和主权遥遥对峙，正是南辕北辙。就此而言，我们仍然无法见证两岸统一有期。

 刊登于2024年1月8日《南洋商报》

开年迎来两件大事

 由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刚刚渡过“平安”的一年，又在新的一年（2024年）降临时，突传有集团密谋倒安华的团结政府。

先是社区通讯局（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J-Kom）的副总监伊斯迈尤索在临近新的一年时（2023年12月30日）突爆料有一场新阴谋正在酝酿中，定名为“迪拜行动”（Dubai Move）。传言有一批来自国盟的后座议员前往阿联酋“度假”时，密谋分头行事，以便拉下安华的政府。

砂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形容有关密谋是没事找事做，简直是浪费时间。他说，目前最主要的是政治稳定。

即便阿兹敏被指是“穿针引线”的人，但没几个人相信真有此事，毕竟这与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是两码事。

所谓“喜来登政变”是与阿兹敏有关。当年（2020年）他联同土团党的慕尤丁、伊党的哈迪阿旺乃至巫统的阿末扎希共同发难，才能推翻已分裂的“希盟政府”。

如果当年希盟没闹分裂（主要是指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白热化，导致前者辞首相职，是没有机会予慕尤丁等人发起政变），今天的局面则大为不同。首先是希盟没闹分裂和内斗，而是依然团结执政；尤其是土团党的议员已有4人宣布支持安华政府；再加上沙砂对安华的支持，也就不再有空隙让反对党有机可乘。

除了政治上的挑衅外，在进入新的一年时，马来西亚又迎来了另一个挑战，从2024年元旦起，凡在海外网购金额500令吉以下的低价商品（Low Value Goods，简称LVG），通过海陆空方式寄发到我国，政府将征收10%销售税（Sales Tax）。这是比消费税（GST）的实施更加便捷。

无可否认的，近些年来，网购海外产品已十分流行，而且有些公司还提供“货不对办”时可以求换或商品损坏时要求重发。但此举政府却无所得，因此征税也在所难免。

就我们所知，我国这些年来的税务都有适度的调整；尤其对东盟的商品实行零关税或象征性关税也已生效。但如果网购是从西方国家或东盟以外的国家购买，便享受不到优惠价格，但享有免征税的方便。为此，政府也就不得不向网购下手。既然批发商和零售商早已付税，为何对网购者网开一面呢？

这也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消费税。所谓的消费税是在纳吉首相治理下于2015年实施的，他以6%的消费税向所有的商家征税，也规定每个商品（批发或零售）都要进行记录，并根据所卖出的商品，加上6%的消费税，由顾客付予，而由商家缴交政府。

究竟消费税与销售税有何不同？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解释。

所谓消费税（Goods & Services Tax）是根据国会通过的“1972年销售法令”（Sales Tax Act 1972）以及“1975年服务税法令”（Service Tax Act 1975）下征税的。

依法令规定，销售税是针对不同类别的物品来征5%、10%或其他比例的税收，相关税率由政府规定。另一方面，销售税制度也针对餐饮业、保险服务、通讯服务、酒吧或旅馆等服务抽取6%的服务税。

换句话说，政府是在两项法令下鸠收商品税务，也向专业或企业征抽服务税，两者通常被统称为“销售税”。在政府的税收中，一年可以从销售税和服务税中取得210亿令吉的收入。

后来政府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税务制度后，于2014年在国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税法令（Goods & Services Tax Act），并于2015年加以实施，以6%的税务征抽商品和服务项目。

在这项新法令实施后，政府一年之内可在GST税务中取得超过400亿令吉的收入，比销售税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虽然商家初时也有反对声音，但在了解税务可转嫁给消费者后，异议声也逐渐缩小了。

当民间不再反对消费税后，未想在2018年大选后，希盟上台后就取消消费税，恢复销售税，结果不但是换汤不换药，让销售税更进一步向民间讨税，比如对商品的网购实施10%的商品税就是一项新的措施。在没有取消销售税下而鸠收网购费，可谓是双重缴税，与消费税比较，只有多付而没有少付。换句话说，消费者要增加一笔“网购税”了。

发布于2024年1月4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1/04/621792

取消第三张票理由牵强

 

最近地方议会选举又引起热议，主要是行动党前主席陈国伟开了头，主张从吉隆坡开始恢复第三张票。但引来伊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的反对，他认为若是恢复地方选举就会令城乡居民出现更大更显著的种族两极化；而政府在1976年废除地方选举法令的决定是明智的，也是避免地方政府由一族群统治。

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及首相署部长扎丽哈也异口同声指出，当务之急是关注基本课题和经济发展，而不是恢复地方选举。

为什么政党间对恢复地方选举有这么大的落差？这一切得由槟城说起。

当英国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便在1801年成立估税委员会，以便能通过征税用来发展道路和沟渠等。

在1808年，乔治市的建筑物开始有了门牌以方便政府征抽门牌税。

变化终于在1826年到来，英殖民政府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以方便管理。

1857年，市政局的法令伴随英国政府一改再改后，于1月1日也在乔治市成立市政局委员会，以取代原先存在的估税委员会等。换句话说，乔治市被视为马来西亚选举的滥觞。

这一年，在乔治市凡是一年缴交25卢比（印度币）的纳税人均有投票权，选举定于每年12月首周举行。议员共有5位，其中主席由英政府派人担任，另一位委员也是委任的，只有3人是“民选”出来的议员。

有关“选举制度”维持到1913年才终止，改成全数委任制，议员人数也从5名增至12名（但选举制度又在1951年恢复，直到1965年再终止）。

正因为这样，在1957年乔治市举行市政局成立百年庆典的活动时，不幸于1957年1月2日在四坎店举行大旗鼓游行时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酿74人受伤及6人死于非命，这是马来西亚独立前留下的污点（马来西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英国之所以在1951年再推出选举制度有两大目的：其一是缓解英方于1948年在马新实施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和驱逐亲共人士而引起华人的愤概。其二是鼓励华人参政和了解民主，进而隔绝华人支持和接近马共。

在独立前后的马来亚的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乡村议会及县议会）增加到374个。但转入五、六十年代，由于反对党得以在华人多的城市占优势，也就发展成乔治市、马六甲、居銮、增江及沙登等地方议会已被左翼的社阵所控制，而怡保及芙蓉市议会则分别归人民进步党及以陈世英为首的独立阵线所掌政。

即使后来地方议会兼并成155个，也是让中央耿耿于怀的。

正是因为反对党（社阵）领导的左翼运动势力不断扩大，又与印尼政府掀起马印对抗，自然触动执政的联盟想方设法约束和挫折左翼造成的威胁。因此在1964年大选后，在联盟大捷（在国会154席中，赢得123席，超过2/3多数席）下，也就对左翼政团全面打压，包括在1965年以马印对抗为由，宣布紧急状态，暂停地方议会选举。

为此政府还特别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有关西马地区地方议会的运作情况。但在4年后（即1969年）才将报告提呈中央政府，竟然建议继续举行地方选举，完全不符合政府的政策，也就被搁置一旁。

在另一方面，由中央于1966年委任的乔治市市议会调查庭就明显地倾向政府的立场。在供证的证人中包括市长南玛纳旦、马华地方领袖马卓达 等，皆对社阵控制下的市议会大加鞭伐，也把林建寿形容为“独断”的背后操控者，使到市议会出现不规则乃至贪污疑案，为接管地方议会铺路。

自此之后，来到1976年通过国会正式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交由各州政府自行在每个议会委任24名议员，时间一转眼又过了半个世纪。

其实，以今日的人口在县市混合居住下，也不见得华人会占优势和处于主导地位，就不知道巫统和伊党是怎么想的？但如果英国和美国都不厌其烦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为何马来西亚不能呢？这就是对民主选举制的倒行逆施的一例证。

 刊登于2024年1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