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与学监会

威省新中华文小学迫迁风波引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但又一向被忽略的问题。其一是学校的行政组织及结构的法定地位和权限；其二是土地权的归属。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纳成一个相互关连的课题，而在新中事件中却让华社议论纷纷又感到很混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整百年来依然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教育制度的调整与教育法令的修改下，学校的行政组织也起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1961年教育法令下规定小学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国民小学，以马来文（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另一个是国民型小学，也即是保留原本已存在的华文小学、英文小学及淡米尔文小学的体系。这样一来，华文小学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成为政府控制的学校。

这项法令就是“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的产物，而这份报告书又是从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发展而来。当华文小学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它面临的改变就是老师及学生由政府安排和分配，薪金及津贴也由政府承担。学生则接受免费教育。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华小董事会依然存在，但权力已大大削减，而逐渐只成为负责学校发展的赞助机构，不再对华小拥有控制的权力。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也就是拉萨报告书的内容制定）为国民型学校制订了条例，规定了“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另新重组，但没有强行规定必须解散原有的董事会。换句话说，在原有的董事会外，又有一个Board of Governors，被教育部认可的，为有别于原有的董事会，有的称之为“学监会”，有的仍称之为“董事会”，以致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未能搞清楚组织结构有别，统称“学监会”为“董事会”。

所谓学监会有别于原来的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大会直接选出的，而是赞助人三名，信理员三名，官方代表三名，家长三名及校友三名组成。人选得由教育部核准方可出任，可选出主席和财政而已，秘书由校长担任。

一般上，学监会的主席与原来的董事会主席是同一个人担任，因此大家都统称董事长。这个组织是不需要另行申请注册，它是教育法令下生效的一个组织。

这些原来的董事会有的拥有校产权，有的另有信托单位组成，有的是向地主租赁的，有的是由先贤免费借用的，也有的是教会的。不论土地管理属那一方，只要不属于政府的土地，就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半津贴学校（没有明文规定，以乎是约定俗成）就得由赞助人自行建校，扩建或装修等等。许许多多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经常都要向外捐款，而华人也得无止境的出钱。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董事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大董事会”，而学监会则被称为“小董事会”。但在教育部眼中，只有“小董事会”是被承认的，权利包括集资建校或名校保留介绍学生入学等。
经过一些年的变化，有的国民型华小只剩下学监会，而未有再保有原来的“大董事会”，因为它没有校产或其它因素所致。不过在华社的眼中，也都把它们当成董事会。

于是它引起一个争议，学监会到底有没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是依教育法令下成立，未向社团注册官或公司注册官注册。若不具法人的地位，校产又归谁持有呢？照理是归由有注册的大董事会“拥有”。若没有注册的“大董事会”，学监会便得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新中学校的校地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再由此又引伸当今的华小，又有多少间的校产属于谁的“主权”问题？所以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开始进行调查，但调查以后怎样解决又是另外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还有我们今天实行的是1996年的教育法令，学监会的组成又还是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组成。这之中的变化又是学监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了。

至此，我想起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曾说的一句话﹕教育应由政府负责，也是政府的责任。
可是我们的华社为华文教育的操心却没完没了。

新中迁校风波“真相”

威省新中华小“拆迁”事件不幸演成乱局，先是把矛头指向发展商，继之指责州政府办事不力，接着“董事会”也受到批评，一时舆论滚滚，群情激昂。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问题出在那里？综观连日来连绵不断的新闻报导，我们只窥见问题的一部份，却未能了解问题的症结，以致发生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现象。

我曾在1月4日针对新中事件发表一篇评论，主要是述及土地问题以及“董事会”的法人地位，并促请民政党、马华、董教总及校方四造共商大计，以达成共识，为学校定位。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1月11日，在首席部长主持下，槟州政府成立一个以杜乾焕为首的特委会协助及监督新中华小的建校工程，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除了政府代表外，也有董教总及校方的代表，亦有会计师在内，共达15名左右。

于是打椿工程开始了，各方捐款源源而来，而大家都期望在六个月内完工，让新中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不评议新中面对的法庭案件，这是涉及旧校地的拆与不拆，何时才拆。换句话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因为新校地并没有争议，也不在诉讼之内。

从这样看来，新中事件已出现转机和有了积极的行动，争议似乎告一段落。人们于是又把焦点放在新校舍何时建竣？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认为有必要把问题讲清楚，其一是读者和人民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其二是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以安华社之心。

首先是原本已在峇东仙托的新中华小是租用别人的土地而建校，一路来相安无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

但在2002年时，新地主为发展有关地段，着令学校搬迁。而学校搬去那里也没有着落，并坚持除非发展商献地和建新校舍，否则不搬迁。

这就是说，事件已引起关注，但依然没有解决方案，就在双方坚持不下之际，槟州政府派出四名行政议员介入调停。

据知在拉锯的过程，政府作出减税和转换土地用途以换取发展商献出地段供新中搬迁和新建。这之中并未提及发展商负责建校，而是拨出一块地共2万6000方呎予新中华小。其中6000方呎建道路之用，2万方呎用来建校舍。原本“争议”也告一段落，新中新校地已有了着落，但问题是建校的经费尚未有着落。空有校地而无校舍，怎样迁校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发展商“献地”予学校，等于校地是学校的。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就要学校的“董事会”自行建校，政府不必承担建校费用，除非是属于全津学校。

所谓全津的学校即土地属于教育部（政府）的，或献予政府，而政府就有责任兴建校舍。

由于历史因素有许多华文小学在60年代初期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并没有把地献给教育部，而是保留在“董事会”手里（或是租赁的，或是别人的土地，但不是政府的土地），也就被认为属于半津贴的国民型华小，则所有建校，扩建或修建事宜概由董事会负责。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的华小向外捐款建校就是因为他们被列为半津贴学校。而华人社会也从来不吝啬出钱出力，但也有人因而大喊辛苦，因为华小之多又穷于应付。

新中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集资一筹莫展，在没有足够资金下，建校又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此其一。

再者，新中学校的“董事会”又是怎样成立的呢？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册的或在公司法令注册的？还是归属于教育条例下的“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若是属于后者，它就是向教育局备案的组织，而可能未具有法人的地位。

所谓的学监会，在教育条例下，是由15人组成，即赞助人（出钱的）派出三名、校友三名、家长三名、受托人（应指信理员）三名和官委三名。主席和财政由学监会选出，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一般上，华社都统称为“董事会”。

但“学监会”的性质又和传统的董事会有所不同，传统的董事会有本身的章程，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人组成。土地权也许在董事会手中，也许不在董事会手中。总之不在政府手中。这个董事会派出三人出任学监会成员（赞助人的名额），若土地属于董事会，又派三位受托人（信理员）出任成员。而官委董事则由董事会推荐或政府推荐担任成员。

这意味着国民型学校通常存在两个组织，一个学监会，另一个是董事会（可能已具有法人地位），而我们也常常把这两个混淆视为一体。

也有的只有学监会，但也被称为董事会，总之只要不引起争议，怎样称呼都没有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就会问什么是学监会，什么是董事会？

新中学校也没有透露它的组织性质。虽然我们也被告知它有写信要求将土地转入学校，而没有下文。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此其二。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因为在发展商献地后，理应归到学校的名下，但学校本身是向教育部注册的，不是向社团局或公司局注册的，它的法人是教育部。除非它有一个法定的组织来承接地皮。

就在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献地的问题搁置在土地局，后来槟州政府直接将土地权接下，与发展商的地皮划分清楚，以供新中建校之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关地段已属于州政府的，尚需手续转到学校。

正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又引起争议﹕若是属于政府的土地，应由政府承建校舍，为何要公众捐款？这里头又出现州政府代管校地与中央政府（教育部）拥有校地是否是同一码事？或是两回事？如果是不同性质而又将新中列为半津贴学校，则学校的学监会有需要与州政府即刻磋商，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合法地承接土地。州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学监会适当的指导。若要它具有法人的地位，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法人单位？然后将土地承接过去。

要不然的话，矛头就会批评州政府这么久，未解决新中的迁校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也同样指向州政府的土地局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土地割名的问题。即便是州政府“善意”的暂代管校地，也会面对重重压力和责难。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矛头直指槟州政府和首席部长。主要是土地权悬而未解。
今天的局面，在媒体的报导下，也就让人有此印象。再加上发展商不让主持动土礼，且诉诸法律要学校让路，更增添其复杂性，收拾“残局”的重责也就落在州攻府的身上。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槟州首席部长已表明监督和协助建校是槟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若这已是州政府权力所能做的事，那么槟州政府有需要尽快采取两个步骤来完成其工作﹕

第一是在法律上，厘清土地拥有权。既然是属半津学校，就是加快把土地的割名手续搞清楚。换句话说，让建校工程合理化进行，主角是学监会或董事会，不是州政府，而州政府不是学校的主人，责任是协助和监督建校顺利，否则又让人感到混淆不清。

第二是令人激赏的公众的热心捐款四面八方而来，但要适当的监督和妥善处理，确保各方的集资的每一分钱是用来建好新中新校舍，而且要在六个月内完工，俾学子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虽然新中只有47名学生，友族占18名，属于小型的华文小学，但学监会也好，董事会也好，必须要完善其组织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法人单位，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中的新地主。也唯其如此，新中华文小学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安华情归何处？

安华依布拉欣本身是一个神话故事，说也说不完。他的出身、起家、发迹到跌马，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有一样是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安华仍然没有承诺要领导人民公正党和反对党联合阵线，摆明车马和执政党决一高低？

其实答案就在安华的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精通从政之道，也从历史事件中有所领悟，以致他目前仍然保留“自由身”，可以在变化的政治中审时度势。

如果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也对马来人的政治历史有所掌握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安华这些年来的动向。

首先，从巫统的历史来看，自从1946年由拿督翁创党后，它就一直处在马来政治的主流。即使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他也带不走整个巫统，更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这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拿督翁执意要巫统开放开户未能得到马来人的支持，马来民族不认为改变党的结构是必要的，反之他们乐意通过党与党的合作，来显示党接受多元政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依然保持不变。如果在五十多年前，声望如日中天，且又有英国在背后支持的拿督翁也不能动摇巫统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马来精英又如何突破困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1963年阿都亚兹（前农长）与东姑闹意见后另立国民议会党，复加入社阵参加1964年的大选大吃败仗，无法与巫统抗衡。我们也看到1969年大选后出现“513”悲剧时，东姑阿都拉曼引用党主席权力开除马哈迪党籍。但聪明的马哈迪并不急切自组政党，也不参加回教党，而是选择“流浪在政治的旷野”。终于在1971年被出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迎回巫统，也因为有此峰回路转，才有马哈迪的出头日（成为第四任首相）。

与此同时，敦拉萨在掌权后，马上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重入巫统，也为拿督翁正名，因此才有胡先翁成为第三任首相的时代。这说明了巫统走的是一条权威的路线，领袖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安排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同样的马哈迪也是因为胡先翁的提拔而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当进入马哈迪时代时，巫统的领袖权威已告定型。例如马哈迪在1981年排除众议，一手提拔安华进入巫统且委以重任。如果马哈迪没有扶起安华，后者可能会成为回教党的领导人。也因为有了马哈迪与安华的合作，才有了安华在后来被提升为国家副首相而成为接班人。可惜两人的合作在1998年划上句号。下来就是两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权力总是在当权者这一方。正因为权威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党主席失败后，马哈迪便不再给予对手任何机会，导致拉抄里另组46精神党与巫统分庭抗礼，结果又是一败再败，最后是拉沙里于1995年回巢，期望东山再起。

惟马哈迪在安华出事后，选中的接班人是阿都拉而不是拉沙里。尽管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曾站到拉沙里一边，也在党选后失去内阁部长职，但他选择不离开巫统，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成为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巫统的传统就是党员服膺于领袖的领导，也服从领袖的抉择。精英份子能否在党内登上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钦点”。

以此来推论，巫统的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实权的组织。从拿督翁到阿都阿兹，到东姑拉沙里到安华依布拉欣的抗争而无法成为取代者来看，巫统已是马来民族认可的主流政治，他们不会轻易改换码头。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1999年的大选时，安华效应直逼马哈迪权威，但只是壮大了回教党，却无法动摇整个巫统。

这也许是为什么安华在2004年恢复自由身后，宁愿保持国民公正党（现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顾问身份，而不轻易许诺领导反对党阵线，因为他正等待巫统的改变和领袖的召唤，以期卷土重来，除非巫统已坚决地把大门关上，不然安华会优先选择从巫统内部寻求改变，正如他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不是回教党来寻求改变一样。

只是，到目前为此，尚未有迹象显示安华有机会重返巫统。若事实如此，安华就会无所选择，不得不从外部来硬碰巫统。能否有安华的第二个神话？我们拭目以待。总之，只要安华活跃的一天，马来西亚的政坛是不会沉闷的。

姚文元与四人帮

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是谁？因为当他们懂事时，姚文元已不再呼风唤雨，而是被隔绝在监牢内。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大部份）对他恨之入骨？而他一介书生又凭什么本事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个千古罪名？直到他在2005年12月23日逝世，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

林冠英的新口号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不久前为迎接该党创立40周年（已订于3月18日庆祝创党40年）而发表的一篇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于1月2日主持其党新版网站推介礼上的致词)，因为他在讲话中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第一”的口号作为未来的斗争方针。在这个理念下，他重提该党最初喊得十分响亮的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换句话说，林冠英准备更换口号，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改成“马来西亚人第一”（Malaysian First）。从字面上来了解，前者的口号十分顺口，而后者的口号显得含糊不清，乃至不知所指。我是读了他的讲词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指是同一码事。但说句老实话，新的口号不如旧的口号清晰与响亮，而且也不能一下子领会其中的含意。相比之下，逊色有余，突显不足。

既然林冠英说是党中委接纳的新口号，我们且读读他的解释﹕“这是有双重的目的，以强调需要国民团结，其一是以马来西亚社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作为基础；其二需要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学术的优异，经济的竞争力及工艺上的成就。

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党的政治目标，不但要彰显行动党与时俱进，具有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的精神，而且要消除被公众标签为非马来人的种族政党的印象，以便朝向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也即是说，行动党必须决心和努力地塑造它不单是华人或印度人的政党，同时也关心马来人的问题。

他同意这是“知易行难”的路程，但必须要有共同的愿望来落实使之成功。除非由现在开始采取第一个基本步骤，否则行动党可能没有另外一个40年的庆祝。

我可以理解为何行动党要更新口号（但实质内容看来没变），因为这个口号不是民主行动党人所提出的，而是当新加坡还是属于马来西亚一邦时，由李光耀所提出的。他是以人民行动党领袖的身份为其党参加1964年的大选而创造出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口号，言简意赅。撇开政治不谈，李光耀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是具有其新鲜感和创意的，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这个口号已成为李光耀的“标记”。李光耀也因为他未能贯彻这一理想而向马来西亚人民道歉（参见李光耀回忆录）。在李光耀看来，自此而后，这个口号已远离他而去，他也只能为新加坡的前途运筹帷幄。

就在新加坡独立后，原本属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西亚党员，只得更改名字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就因此而诞生。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领导民主行动党的蒂凡那（党的秘书长）与新加坡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依然带出这个口号在进行其政治斗争。直到1969年回到新加坡再搞职工运动，复于80年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巧合的是，蒂凡那也在2005年逝世，结束了争议性的一生。

在蒂凡那之后，民主行动党晋入林吉祥时代，他还是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而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策略之一。虽然如此，在政治斗争中领域中，马来人并不欣赏也不接受李光耀的政治口号，并将之视为是“外来的口号”而加以排斥，也把民主行动党视为“华人的政党”。

尽管在过去40年，民主行动党一直坚持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它不得不承认仍然改变不了非华人对这个政党的归纳。

现在民主行动党来到林冠英的时代，也就须要用新口号来替代旧口号，以消除“人民行动党”的影子，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马来西亚人第一”或“马来西亚人领先”与“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口号好像是五十码与一百步之遥而已。

无论如何，既然林冠英已经提出新口号，且看他能否转化成“民主行动党能”（DAP Boleh）吗？这也是对他的领导的一大考验。

从拿督翁到拉沙里

已沉静一时的东姑拉沙里在去年12月17日主持非政府的马来民族权益大会又成为新闻人物。事缘这个备受注意的大会分发的文件中有提及政府乖离国家教育原则，允许增加非马来学校和学院的决定，但没有纳入29项通过的议决案内，而是强调马来民族权益的课题，包括不同意英化数理科，也反对大专法令等等。事后筹委会主席苏海朱澄清东姑拉沙里并没有发表反对华教的谈话。大会旨在捍卫马来族群的支配权。

虽然如此，东姑拉沙里也因为此大会的文件有挑起华教课题而引致政党及华团的批评。我们无意针对大会的内容作评述，但我们有必要关注东姑拉沙里在政治上的转变与拿督翁有相似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际遇，值得进行比较。

拿督翁是巫统（1946年）的创党人。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在马来人的眼中，他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民族英雄。由于坚持巫统开放门户不分种族不果，在1951年退党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复又于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因此在政治斗争上与巫统分庭抗礼。初时马华公会倾向支持拿督翁，但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证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胜利后，马华又转向与巫统组成联盟。在气愤之下，马华公会被指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结果产生反效果，华人转向支持联盟，而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自治普通中，国家党竟告全军覆没，连身为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拿督翁也在新山议席中败北。这给予拿督翁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华人已不给予他的开明政策予以支持，转而在1959年的大选，通过与回教党的合走回马来政治路线，移师丁加奴参选而胜出成为国会议贝。他的党有四人中选丁加奴州议员，才使到回教党得以在丁加奴执政短时间，后又因内閧而由联盟取而代之。拿督翁于1962年与世长辞，结束他斗争不懈的一生。1971年敦拉萨成为巫统主席兼第二任首相后，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遗照高悬巫统，以正其名。正因为有此动作，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也重返巫统，并在后来（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当今的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就是他的公子。在巫统内“三代相传”，实属罕见。

东姑拉沙里也是上层马来精英，有皇族血统。在敦拉萨掌权时，于1974年大选后被召入阁，出任财政部长，一时风头甚健；更在巫统党内成为副主席，挤入排队中的接班人行列。可惜敦拉萨安排的接班人是胡先翁不是拉沙里。接着在1976年敦拉萨去世，胡先翁接班时，他意料之外挑选马哈迪为副手而弃拉沙里。这也种下他和马哈迪之间的“心病”。当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时，他倾向支持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拉沙里。

慕沙之后，又轮不到拉沙里。终于在1987年的党选中爆发“王者之战”，拉沙里挑战马哈迪争党主席败下阵来又丢了官，导致拉沙里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89年）。这个党取名“46”即纪念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显然是要发扬和秉承拿督翁的斗争精神。不仅于此，拉沙里还学习拿督翁的开放政策，拉拢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与“人民阵线”形成“三角联盟”，全力出击1990年的大选，连沙巴拜灵的人民团结党也加盟其中，准备在大选胜出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讵料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落个惨败，反而促成回教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的力量，几乎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这一违他所愿的结果又促使拉沙里在“痛定思痛”后，将其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似乎是拿督翁的翻版。即便如此，也未给走回马来人路线的“46马来人党”带来好运。在1995年的大选仍然是一蹶不振。直到1997年“鸟倦知归”，东姑拉沙里又拉队重投巫统的怀抱，以克制安华的势力不断坐大。

虽然拉沙里有机会再展身手，但时局并不对他有利。1999年的大选，他统领吉兰丹巫统一战无功而返，从此失去了“翻身的机会”。再下来，安华出事，已是到了阿都拉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再失意的东姑拉沙里，从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再到阿都拉，权力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争取权力高峰，显然已非他能力所及，但他的政治路线却像拿督翁一样，从单元政治到多元政治，又再回到单元政治。马来民族权益大会的出炉可证诸此点。这说明了我国政治格局在50年前已成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而且好像是极不容易改变。那些走出单一格局的，滑向反对党路线又再转了回来。从拿督翁到东姑拉沙里向我们展示他们这一路辗转又回到原地踏步。不同的是，拿督翁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拉沙里则不断被边缘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很值得国人深思。

赛胡申阿里与人民党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在12月下旬为该党青年团与妇女组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提出了党内存在着13个弱点有待改善，例如迟到、不守信逽、不负责任、对工作漫不经心、不敢面对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没甚新意，不在此论。但这使我想起好像是“久违了”的赛胡申阿申这个人（因为人民党已彻底改组）在政海浮沉多年，就是一直探不出头来。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大学讲师，赛胡申阿里博士是称职的，也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学术资格与学识是无庸置疑的，但他的从政运气总是不能顺心顺意，与国会无缘。

本来，像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又有意献身政治的，理应有机会在国会一展身手，但命运总是拒绝他的一番诚意，让人替他惋惜。他在政治的命运就使人想起他的前任者卡森阿末，也想起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就是他们三个人改变了人民党的命运（而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在内安令下坐牢）；特别是赛胡申阿里为人民党动了大手术，把这个党的性质做了根本的改变。反过来，人民党也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政运。

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从人民党创立讲起。这个党创立于1955年，创党人是阿末布斯达曼，他是一位知名的马来作家。早在英殖民时代，他就曾因涉及左派的政治活动被逮捕。由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957年促成与劳工党的合作，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是人民党的第一大转变，也开放开户引进非马来人的党员。1959年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国会议员，是人民党魁首次进入国会，但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记录保持者。1962年因被指涉及汶来叛乱而被捕。1964年的大选，人民党无一人入选国会（只有两名劳工党人在社阵旗下中选）。1965年也是在波斯达曼时代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起因于对语文政策的分歧（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坚持多元语文政策）。后来波斯达曼获释后退出人民党，另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有人译为“平民主义”党）。显示了波斯达曼思想已有转变，不再那么坚持原先的社会主义理念。

继承波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的另一位杰出学者是卡森阿末。1962年起他是伦敦大学东方暨非洲研究院的讲师直到1965年。后来他又考取博士学位，算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对人民党的第二个改变是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他也是一位政坛失意者，未曾中选国会议员。1976年至1981年他在内安令下被扣留5年之久。他在出狱后已告别“社会主义”，转而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参加巫统成为普通党员，未被重用。

取代卡森阿末的是赛胡申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内安令逮捕，由1974年到1980年在扣留营渡过6年的时光。当他出狱后，已受人民党重托负起领导的责任，更在卡森阿末离去后正式成为人民党党魁。虽然赛胡申阿里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有意重整人民党（他较后又将“人民社会主义党”改回原名），可惜时局又不予他机会，屡战屡败，未能中选国会议员。最有看头的一次是1999年大选后获分配在八打灵南区角逐（被视为反对党强区）（这一年也是安华效应的一年），结果是功亏一篑，这对一位学者无疑是个大打击。

自此之后，韬光养晦的赛胡申阿里也一直在寻求转变。就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反对党阵线）后，人民党与公正党始终未脱离替阵，并希望回教党能缓和宗教情绪和宗教路线。

本来赛胡申阿里“雄心勃勃”要在2004年打翻身仗，无奈回教党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吉兰丹的哥打峇汝国席不适合由赛胡申阿里上阵，理由是他是社会主义者。在此“愤慨”下，阿里选择不参加2004年大选。但其中也显示他对“反对党阵线”的“失望”。这一年的大选，已是“替阵”兵败如山倒，连回教党也只剩下最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地。国民公正党则只剩下党魁旺阿兹莎险胜。

在这种情况下，赛胡申阿里要把人民党引向那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议程。继续保留现状，已看不到议会选举得胜的前路。将这个党自行改变，也不知如何变，最后的“出路”选择与国民公正党合并。因而人民党有了第三次的大转变，就是将整个党纳入国民公正党，继续由旺阿兹莎统领，而他则降一级成为党的署理主席。这种应变看来是人民党较好的选择，但也引起党内部份人士的不满。无论如何，今天的国民公正党表面已是改成“人民公正党”，实则是保持（改变不大）了国民公正党的特征与特色。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赛胡申阿里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收起，让位于“政改”旗帜。“政改”旗号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赘述。不过，赛胡申阿里也成为最后一位坚守“社会主义旗帜”的党魁，也许他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他知道，他的两位前任者也坚持得“好辛苦”而自行转变。就他本身而言，他一路走来，也看到马来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在大时代前面，“社会主义口号”不再响亮，也只好把“社会主义”送给了“政改”（Refomasi）编收。

韓院中文系的由來─我們點燈照亮你們的前程

不是因為應景，也不是為了點綴。當我們在公元2000年正月為韓江學院插上第一面旗幟時，我們就嚴肅而認真的構思下一個步驟必須把中文系設立起來。因為只有強化中文程度，才能真正體現出對中華文化的維護和傳承。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相長久的時間內，有不少人認為華語華文只須維持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已是足以應付日常的會話和人與人之間的簡單溝通，並不需要高深的華文程度。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和外國交流時，我們才真正感覺到華文水平已告下降，不如過去那麼踏實。這之中的諸多因素是不言而喻的，包括教學媒介語的改變，考試不是必修科以及華文程度高深並未保証其實用的價值等等。

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仍然看不到華文的前景，那麼到了90年代，尤其是跨越千禧年后，我們已不能忽視華語華文的重要性。它已經崛起成為國際語文，並成為與英文齊驅並駕的語文。在這種情形下，人的思唯的改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有必要面對現實，不能再滿足于現狀。因為我們時下所接觸的，不論是商場上的，或學術上的，都要求我們應具備一個相等的中華文化與語文水平以和外界“平起平坐”。

換句話說，若只擁有小學程度的華文水平，我們在與人溝通時，我們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而有了語文障礙；若只擁有中學程度，也會覺得水平不足，難與人作高層次的交流。因此提高華文水平已是當務之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定中文系的開辦是擁有華教背景的韓江學院所應負起的一項民族使命，以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有足夠的學歷和學識用通順和流利的華文通向世界，而打破“華語只是其中一種方言的陳腐觀念”。最低限度，有一部份的精英可以用華文提呈論文和作為學術的語文或其程度可以在商場上登“大雅之堂”。

有了強烈的意願後，我們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中文系辦得有聲有色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們邀請中國南京大學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趙憲章教授為韓院設計中文系的架構與實質課程，以和中國的大學接軌。終于我們在同年的年中迎來了趙教授派來一位資深的郭熙教授來韓院進行考察，並與我們及當時的文教界人士進行多次的探討最后完成了中文系的報告書。

整個設計是以南京大學一年級及二年級的課程作為藍本，加上某些本地化的課程，以方便畢業生可直接進入南京大學三年級或其他大學的中文系進行學分轉移。我們據此報告書向我國高等教育部進行申辦而在短時間內獲得批准。

公元2001年我們正式進行招生，獲得良好的反應而順利開課。這不僅證明我們落實了使命，也證明了本地並不缺乏熱愛學習中文的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中文的亮麗前景，其實用價值遠遠超過學生原先所想像的。從這些年來的畢業生表現及一些已在中國完成學士學位而學有所長又學以致用的成果來看，我們確實邁開了正確的一步。

伴隨著中文系的成功開辦，我們又于2002協助南京大學為本國培養中文碩士生（已有兩屆畢業生），如今已是步了第三年。繼之我們在中文系的基礎上，創建了意義深長的“韓江華人文化館”。這是對文化發揚的一個有實質貢獻的突破，也彰顯韓院為華人文化放射異彩，成為第一座有華人文化館之設的高等學府。

這樣一來，潮籍先賢于87年前創建的韓江小學及55年前創建的韓江中學復于5年前創建的韓江學院，已貫穿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也對華文文化的推動展現前所未有的實際貢獻。

就此而言，韓院的中文系是我們文化的一盞明燈，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科系，我們點燈而學生都是傳燈的人，他們體現了祖先對文化教育鍥而不捨的精神，也是一批又一批有先知先覺的生力軍。

當華文已在地球大地成為實用的語文時；學習更高層次的華文已是一種有廣泛用途的保障時，你還猶疑什么呢？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做中華文化傳燈的人。在今天誰敢再說學習中文是沒有前途呢？它將讓你終生享用意想不到的收穫而永不後悔，因為你是龍的傳人。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睡醒了的龍的傳人。

郭家骅事件的省思

我原以为郭家骅的“官职”已飞走了，因为事先各方都已知情他将在12月31日卸职，连媒体也大肆报导。可是事件的发展竟然直转直下，郭家骅却告“安然无恙”，继续做他的行政议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都给搞胡涂了。

本来我已先后在本栏针对郭家骅的官运发表过评论，其一是我评他“迎来冬天”；其二是他的回应“冬去春来”，真没想到给他等到了。但问题也就不此了结，留下的后遗症却可以从各方面猜想。

我不想在前因后果兜圈子，也不要再谈什么来龙去脉，我要说的是“政治的信誉”与“政治的权威”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又是一码事。

通常我们理解的政治是个人参加了集体的运动，然后通过集体又凸现个人的成就。换句话说，政治是一个大海洋，很多人都投身其中学习游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下子就上岸；有的人一辈子也游不上岸。究其因不外有下列的因素﹕个人有其智慧与才华，在党内得到赏识而探出头来。例如有的人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从天而降，被领袖命中，一下子参加大选而取得官职，然而才慢慢地建立“基层”的基础。‚个人有其手段。这种手段不论是出自正当与非正当的（只要不被揭开），他就可以在党内先有党职，而后才争得官职。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政党内沉浸多年，最后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种人往往被人评为靠手段起家。但话又说回来，参加政治而没有手段，只等待别人把你扶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因此耍耍手段是参政的必要过程，只要运用得当或靠正当的手段取得，那就少有非议，不然就是是非多多。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在党内能出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精英份子。所谓精英份子是指在党内有党职的，或中央级的，或州际的，或地方性的，而最为吃香莫于手握投票权的中央代表。人人都想争又不是人人争得到，自然党内有派系了。还有一类是有官职的。官有大有小，官运有长有短，这要看你的造化。当然官是越大越好，有官自然有权（多多少少也好），有权又自然有势。一旦无权又无势，那就是被打回原形，成了个普通党员了。

正因为僧多粥少，一旦有机会做官，绝大多数人都会做上瘾而不会心甘情愿让位的。什么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是说来好听吧了。

马华公会为此，也订下了做官的期限，又订下党高职的年限。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民主的作风。虽然如此，对于有官位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是有点儿不自在的，因为才做出“官样”来，又说到期了，真是扫兴。

我们不知道郭家骅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我们知道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若没有变卦，应是可继续做官。若有变卦，他就要认命。同时我们又更是知道，党有党威，领袖有领袖的权威，这又是不可挑战的，而一个人的官运也往往由党领袖来斟酌和定夺。由于这样，也就有所谓郭家骅只做“半届行政议员”的传言，后来又知道确有此事，而非传言。

就在这换班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刻，突然中途有变，大家都感到纳闷，也不知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有人说了是技术上出问题；又有人说是反弹力过大，终于换班不成，党领袖的威信也因此受挫于一时。

可是反过来看，取得胜利者又未见得好受。郭家骅表面上是打胜了一场翻身仗，却因此被指输掉整个“信誉”，因为他的“咸鱼翻身”也弄得党领导层“瞠目结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样来分析，“信誉”的“破产”是长痛的；“权威”的受损是一时的，两相权宜之下前者显得更是坐立不安。所谓“好像赢了却不兴高采烈”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说﹕郭家骅保官有术。用什么招术也就不重要了。政治者，权谋也！因此他暂时“胜利”了，有人说党的“威信”因此给典当了，可能连他的派系也会为此“分崩离析”。这非他所愿，但他又非作最后的挣扎不可。如今局面已是彼此“骑虎难下”。看来，他会比以前更为寂寞与无奈，除非再有奇迹出现，不然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党的权威再一次出击，他毕竟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事情闹僵至此，不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论华基政党与未来走向

在独立（1957年）之前，我国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就是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在独立之后，我国还是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也是马华公会。这个政党在1952年与巫统合作，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奠定两党联盟的基础。两年后，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年普选取得压倒性胜利（52席选举，联盟赢51席，另46席由英国委任，启开马来亚联合邦自治时代，也带领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独立日这一天，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阵，标榜多元种族的社会主义政纲，具有阶级性倾向，因此它不是华基政党，没有人把社阵或劳工党称为华人政党。而它和联盟乃至马华公会的斗争侧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回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我们今日所谓的“华基政党”？而华基政党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就得提及与此相关的四位华裔政治领袖在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当今“特殊的政治产物”，而且与马华公会息息相关。

(一) 第一位是陈祯禄。他在1949年联合一批峇峇及亲英份子组织了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有近50万华人被赶进“新村”，以断绝和马共的连系，而“新村”华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马华公会乃告应运而生，目的是协助华人改善生活。最初它被当成一个福利慈善机构，直到1953年被禁止发行“福利彩票”后，促使马华公会改变形象，走向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期望通过政治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力使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效忠这个国家。

陈祯禄的政治理念也就因马华公会参加议会选举取得议席而得以巫统分享执政的权力。换句话说，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是陈祯禄的领导魅力与威信，为马华建立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以华人政党的姿态号召华人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正与其合作伙伴巫统打出的“民族主义”（不是宗教主义）旗号相互辉映。

很显然的，马华公会走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是与反对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左派政治理论）的路线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以致它在华人社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马华公会本身起了“革命”。有一批少壮派要明显地突出马华公会作为华人代表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陈祯禄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精神。以证明马华公会不是“资本家”或“精英份子”的政党，而是全体华人的的政党。

(二) 演绎和推进陈祯禄政治哲学的就是林苍佑这个人。他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后，锐意刷新马华的政党形象。因而在1958年角逐马华总会长职，不是为打倒陈祯禄而 战，而是要改革这个党。结果他取得胜利。另外两个重要的林苍佑派的人物必须要一并带上，他们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朱运兴（他原是独立前的副教育部长，后因华教问题而丢官〕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与李光耀私交甚笃的杨邦孝（如今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他们三个人是改革的少壮派，准备整合马华公会，一方面用以抵销刘伯群及陈期岳（均为马华党员〕通过华团向马华施加压力，导致马华力量分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巫统正视马华面对的困境，分配三分之──的国席，即是要求总数104席中的40席，以确保任何修宪需征求马华意见。可惜这一要求触发政治大风暴，林苍佑败下阵来。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选择与陈修信合作。在血浓于水下，陈祯禄从原先支持林苍佑的改革到后来反对林苍佑的领导，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马华公会也就在1959年分配到31席（国会），比林苍佑最早争取的40席少了9席，即未达三分之一席位。马华于是又回到陈祯禄的保守政治的年代。

震怒之余，林苍佑在1961年离开马华另起炉灶。他所引起的政治震荡比任何一人都要爆炸性和持久性，其后遗症竟延至今日还在回荡。先是成立民联党（1961年），后是合创民政党（1968年），解散民联党之后，一举夺下槟州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这样一来，第一个“华基政党”宣告成立。

至此，我们要给华基政党下一个定义，它是以华人〔不论是党员或支持者〕占大多数而立足政坛的政党，不管它的宗旨是多元性或党员也有非华人在其中，但不争的事实它是立足在华社，没有华人的支持，这样的政党也就走向尽头〔例如1974年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及1978年叶锦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因未能在华人社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后自我消失〕。民政党不但站稳脚跟，而且一直在槟州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阵眼中，尤其是巫统看来，它是除马华外，另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它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

另一个被国阵视为华基政党的是砂劳越的人民联合党。它的政纲与民政不相上下，但也没有办法逃脱不是“华基政党”的标记。只是因地域关系，鲜少涉及西马政治。

(三) 第三个人就是李光耀（前新加坡总理，现为内阁资政），他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复于1964年用人民行动党的旗号参加国州大选，而他曾不讳言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代表华人在内阁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换位的角力战，进而提出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吸引华人及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甚至拉拢包括林苍佑在内的支持其“团总组织，以对马华公会产生压力。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摇身一变成“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成立的本身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翻版，也因此以马华公会作为斗争的目标，从蒂凡那到吴福源到林吉祥再到林冠英都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虽然坚称多元种族，但它没有忘记它是根在华社，没有华社的支持，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生命力是有限的。于是它又被冠上“华基政党”的名堂。一个华基政党在朝（民政党），另一个华基政党在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华基政党的老大“马华公会”，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造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逆流”的所作所为而造成。

(四) 这个人就是陈修信，他承接了其父亲的政治遗产，但转化成自己一套的“精英导向”而未能感受华社对他的责难。第一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林苍佑；第二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李光耀。林苍佑不能容忍陈修信对他的“背叛”，决意通过另一个“华基政党”把他给“整”下来。终于在1974年民政纳入国阵时，陈修信挂冠而去。李光耀同样不能容忍陈修信代表华人，他认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华人已产生信心危机。因此也决意要取而代之。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种精神斗马华公会。

陈修信则是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后，惊觉马华公会的政治角色已被边缘化。不但在大选中失利（参选33席，13人中选），而且政治格局大洗牌下，巫统一跃而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主导政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这个党就是巫统。

为了挽救马华公会不致一跌再跌，陈修信在1971年号召华人大团结，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招牌，一时团结之声浩大，成为一种运动，但不久又告分道扬镳。这之后因为陈修信的保守思想已经无法捍卫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唯有让位于新人。李三春时代就此揭开了。

李三春基本上认定只有一个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其它政党不能越俎代庖。他的政治手段兵分两路，一路要杀倒民政党（起用林建寿来夺槟州政权），另一路要化解行动党（争取议员跳槽和尽一切能力抵销行动党的威胁。何文翰，叶炳汉及陈德泉等人的跳槽就此连续发生）。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是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离党出走，引爆了马华历时一年有余的党争，元气大伤。

下来的陈群川乃至林良实，都已经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一党居优势的多党制结构。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只有巫统独大，余则只是围绕在老大周围的其中一份子。马华也没有例外。因此在已定型的政治大气候中，2003年崛起的马华公会新领袖黄家定所要思及的是怎样整合华人的代表性和凝聚力。既然不能一一消灭“对手”，务实之道是在共存的空间寻求一个“共识”。于是有了马华与民政的合作。两党试图在华社的问题上共同应对，但又有其局限性，因为有“国阵精神”罩住，不能超越界线。虽然如此，通过内部的争取与协调已成为两党的当务之急

不过，要怎样与在野的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合作？则是一个大问题和大学问。目前看来，合作的可行性似乎不存在，因为彼此都在争夺华社的资源（支持的力量）。但如果把政党利益或政治利益凌驾于华社之上或和用华社课题或困境当成政治筹码，肯定是华社的不幸。即便让其中一方在选举中压倒另一方，难道就解决华社的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现实是华社都认为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三个华基政党已清楚本身的定位，新一代的领袖，如黄家定，许子根及林冠英已经不能用上一代人的相互排斥与“赶尽杀绝”的手段来取得独赢（1990年及1995年行动党曾企图打下民政党而未果是为二例），而是需要具备勇气和胆识，抛弃历史包袱，不能再陈陈相因，原地踏步，而是要突破性地在相关的课题上各提出策略思维。因为有些课题不是单靠一党之力来解决问题的。从教育课题到裸罚事件，反映出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定国家现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宗教自由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改革和调整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和不违反民主竞争的原则下，华基政党应该可以自我调整，努力改变政治格局，相互合作共创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公平、合理、宽容、尊重与和谐的社会。

陈清凉“上位無門”？

马华公会改选后风平浪静，但在北端却荡起一阵阵涟漪，焦点人物现在又移向在马华中央改选中风头甚健的女议员陈清凉。她既中选马华妇女组中委又当选马华中央理事。可谓一箭双雕，“双喜临门”。

为什么又是她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原来这又是与郭家骅有关，我在本栏中先有评论“郭家骅已迎来了冬天”，后有他本人的回应：“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两者相映成趣。

未几又是“噩耗”传来。郭家骅不仅等不到春天，而且过不了冬天。因为寒气逼人来。他的“政治官运”行将“冻僵”在十二月的严冬。

可是消息又直轉急下，說是郭家驊竟破“冬”而出，官職又暫時未變。說變不變，也不知問題出在那里？

到底真正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有需要让这段故事再加以还原：在2004年大选后，马华领袖决定在槟城更换两位行政议员。即刘一端取代骆福汉和陈清凉取代郭家骅。消息传开后，原任的骆福汉和郭家骅如急锅上的蚂蚁。到处串门，希望保留现状。结果骆福汉无功而返，只好回到槟州政府大厦收拾包袱走人，让位新人接班。而郭家骅竟在最后一刻钟“柳暗花明”“起死回生”，有幸保留官位。

但據說条件是他的任期必须在2005年底结束，让位于新人。于是傳說郭家骅在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面前签了份协议书。白纸黑字同意这样的条件。市场上传出的所谓“半届行政议员”就是這么來的。

为什么陈清凉未能及时上位？早前传出的版本是她在2003年时因“祸从口出”，“得罪”了国阵政府，在槟州立法议会对反对党议员要求展延「外环公路」的议案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结果她和林武灿被“双规”──党籍被冻结，在州议会内暂时属非马华议员，成了“无党派议员”。这种惩罚在数个月后被解冻，而在2004年两人再度参加大选，陈清凉保住了她的州议席，林武灿则栽了筋斗。由于这个“违反国阵精神”的记录，陈清凉“无望拜官”。

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也非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拦路”，而是因为有人向反贪污局投报陈清凉，指在购买计算机事上有疑点。由于反贪局当时尚未正式发出公函澄清并无不妥之处，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只好向许子根表明陈清凉上任事暂缓一下，继由郭家骅代表马华，就这样许子根便向外公布其州政府内阁。后许子根向外澄清陈清凉已告“清白”。

郭家骅在继任后心中有数，但也期望有所转变。因而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及党中央改选时“大显身手”，组织人马把黄锦鸿的班底打翻。这一种“翻身仗”表面看起来郭家骅有所斩获，实则中央改选大局已定后，郭家骅与黄锦鸿双双在槟州排行榜中出局，未被委以重任，且被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接管了槟州马华。陈清凉则在排阵中出任组织秘书，春光乍现。这样一来，郭家骅已预见大势不妙。再作最后的“冲刺”。

這最后的“沖刺”就是郭家驊“直闖”總會長理事會說明事件。據知把整個問題又再翻轉，以致未有定案。到底換還是不換，也需要時間來證明。

可是無論結果如何，卻是半路殺出程咬金。換句話說，即使換人，上位的是黎兆榮而非陳清涼。“苦命”的陳清涼，兩度與官位擦肩而過。看來，她又要韜光養晦了。

陈清凉是在1988年参加马华公会，人长得高佻，不是什么女强人之类的。学历是毕业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系专修计算机及统计精算学的双学位（DOUBLE DEGREE）。1995年初试啼声，中选议员。1999年再次蝉联。经过一场惊涛骇浪后又于2004年再次中选。

写至此，突然想起中国著名影星刘晓庆的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加上一句“女人做官是难上加难”。不信你看陈清凉的政治路确是走得好辛苦。这一句话又包含陈清凉上位阻力重重，柳暗花不明。這一下子“熟悉的鸭子又飞掉了”。时也，命也！真是造化弄人，时不予“我”乎！

华基党领袖权威受挫？

最近几乎同一个时候发生三件事件都是围绕在同一个主题，那就是领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进而演变成一连串的质疑，到底问题出现在那里？是领袖的权威不足，还是事情办得不圆满？

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2月18日的民主行动党马六甲州委改选事。原本是一场普通的选举，也不引人注意。讵料爆出来的大新闻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其夫人周玉清（州议员）在州选中双双落马，而且是得票殿后，其它参选者都纷纷过关，十分耐人寻味。姑不论其中有什么内情或隐情，堂堂一位党秘书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对林冠英的“杀伤力”是够大的，也使到他的权威和威信在一天之内受到极度的损害。至少在平民百姓看来，真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至于扳倒林冠英，但党要靠他的一张口和一支笔来代表党来托高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人民可能会问：连马六甲的党代表都不支持林冠英了，他还有什么权威“为民请命”呢？

外界固然会尊重民主的选举结果，但反过来也会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在事先不协商呢？好让大家都下得了台，不必闹得如此尴尬？

第二件是发生在槟城的。原订在12月19日邀请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为新中学校新校舍举行动土礼，讵料发展商“用法围篱”，害得动土不成反变“动粗”，又是舆论沸腾，但也因此前所未有的风波顿使首席部长的威信受挫，更有舆论指向许子根未事先把问题解决好。

这样一宗关系教育又涉及法律的斗争的事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也非单方面问题，却偏偏相持不下。问题的症结又在那里呢？简单地说，应该是土地（争议后发展商于2002年11月同意拨出2万6千方呎地段做为新校舍用途）割名手续未能即时厘清，而建校工程一拖再拖，终于发生发展商不再让步的争执。事到如今，通过法律争来争去也非善策，妥善之道是把土地权弄得一清二楚。新校舍如期动工，马上停止“你围我拆，你拆我围”的动作，而新学年的上课地点也需要双方达成协议。

第三件事发生在12月20日的吉隆坡，槟州行政议员郭家骅向马华领导人“陈诉协议书”之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件事起因于行政议员换人之事，也似乎已尘埃落定，未想又起风云。换人事件被搁置而延伸出一场“官位之争”。于是马华基层有人说话了，认为必须尊重较早前的协议，不应向总会长的权威挑战，而是要取信于党。

有关郭家骅“辞官事件”早已酝酿多时，但风风雨雨，总是未见晴朗。大家也都以总会长的意见为依归，因为推荐议员出任官职依惯例是总会长的权力，而不是议员“毛遂自荐”的。遗憾的是，在各方都认为已是换人的时刻，又中途起变卦。究竟问题又出在那里呢？这也是非当事人所能说清楚的，但十分清楚与不含糊的是：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应受挑战的，不然他如何统领党参与国事，又如何取信于民呢？可是郭家骅的事件又是反其道而行。

十分巧合又不期而碰上的竟是三位华基政党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期间内威信受到了挑战和揶揄，这是民主的象征抑或是民主的泛滥？局外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归根究底是华社的不幸。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非整个党要求更换领导人，不然当党把某个人推上领袖的台阶时，他应该得到尊敬与享有领导的权威。如果局面没有改变，任何个人的不满情绪都是要让位于“权威”的，也唯有如此民主秩序才能确立，因为权力与权威是其相辅相行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权威的权力是不健全的；没有权力的权威也是空有虚表的。这是民主政治的规律和游戏，谁也不能加以蔑视。即使是挑战者也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取而代之，不是把局面弄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