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为什么抵制补选？

彭亨州峇都达南州议席的补选是没有看头的，强大的巫统候选人阿都亚兹面对突然冒出的小伙子黄志彭的挑战肯定是胜券在握的，但这场补选引发的政治意义却有多层次的诠释，而且也明摆着是要给国阵（巫统）难看，“让你自己玩自己胜吧”。因此巫青副团长凯里发话了，指责反对党领袖，包括安华（公正党顾问），林吉祥，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秘书纳沙鲁丁是一群怯弱者，害怕面对选民。

事实是否如此，也就见仁见智，但其中有一点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同等级”的对手，对执政党来说也非好事。因为执政党也只有把真正的敌手打败了，才算是真正的胜利者。

在这方面，巫统了解到其对手是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或行动党。根据1999年的大选记录，回教党候选人莫哈末尼南只以931票之差败给国阵（巫统）候选人东姑巴力斯。虽然在2004年的大选，在国阵大好形势下，同样的对手胜负票拉大距离，相差2761张票，但回教党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视的。可是为什么这次回教党不趁“较好形势”下试探民情，反而采取“杯葛”手段？

根据众所周知的分析是认为反对党要让国阵摸不透反对党的势力，以便在大选时使对手难以摸清政治气候；也有分析说是安华在主导这项决定，以迫使选委会采取更透明和公正的立场面对选举。这些都是表面上看得到和想得到的理由，而也许人们看不到的是回教党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热衷通过选举获取权力的政党，它的党领袖曾扬言，回教党的最高崇意旨是对回教的捍卫，它可以没有执政权，甚至没有代议士，也不会放弃为宗教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马让国席只输了163票，但不要求重算。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宗教领袖，不必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太重要。

还有我们不要忘了，在1978年吉兰丹的闪电大选，回教党即使败剩两个州议席，也从来没有放弃既定的斗争路线。

当然回教党是服膺于民主政治的，也接受通过选举来展示其政治力量和落实回教化的目标。因此回教党从来没有想到用“杯葛”来否定选举。不过因为有了安华的政治影响力，说服了回教党要以政治斗争为目的（以获取权力）而不是手段（来达致宗教化的目的）。这一种悄然的转变正说明了回教党在安华“晓以大义”下明白政治斗争有时是必须诉求“非常的手段”，并避开宗教的情绪。

如果安华能成功地使回教党通过对这次补选的“杯葛”认清本身的本质（作为一个政党的本质，政治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宗教凌驾政治），以便转成和巫统一样先获取政权才来考虑其它的课题，那么安华已是成功地迈出他的第一步，将回教党进行转型。

安华之所以与回教党领袖对政治的诠释有一些的不同是因为安华熟谙政治权力是超越一切的。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空谈。反之回教党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是政治与宗教是相结合的，即便是政教合一，也是宗教先行。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不是一度主张用古兰经凌驾宪法吗？

但安华知道，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此路难通。除非回教党蜕变成与巫统一样重视政治甚于一切的政党，否则回教党要震撼巫统，谈何容易？

由此来看，反对党这次抵制补选是有其政治含意，也向选民昭示安华有“左右”反对党的影响力，以向执政党下马威。就此而言，区区一个补选却让安华“先声夺人”，他要让巫统“胜之不威，也胜之不武”，只是跟影子在较量。若是投票率不高或所谓独立候选人也有一定票数的话，安华就更有话说了，国阵又焉能掉以轻心呢？

《教育大蓝图》的指导思想

政府公布的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必须与为期5年的《第9大马计划》合起来解读。根据第9大马计划，教育部及高教部在2千2百亿的总拨款中分别占了10.5%及8%。两者加起来共有18.5%，是所有政府部门最大的拨款，充作发展与开支预算之用。这显示了教育乃立国之本，政府不得不下重本来塑造一个具有素质的下一代。

所谓具有素质的下一代，是整个《教育发展大蓝图》的指导思想，也是首相阿都拉不断强调的要使人民拥有第一流的思维，不仅拥有知识，也具有竞争能力。在这方面，首相在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献词中这样说：“国家使命及第9大马计划将发展具有一流思想的人力资本定为我国实现2020年宏愿的五大宗旨之一。”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则在献词中进一步阐明“今天拟定的教育制度所产生的冲击，只能在2020年后才能衡量”，因为在2005年入学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时刚好在15年后投入就业市场。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首相在推展礼上，所说的耐人寻味的讲话，他说学校不仅需要塑造有知识的一群，而且也有创意和有批判的思想。换句话说，他要的学生是能跳出旧框框，能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的。

这种革新的构思显然是预见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教育不能再固步自封，更不能在原地踏步，因此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元素。所谓原有的基础是以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作为指南。虽然自此之后，国家出现了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971年的《大学及大专法令》及《阿兹报告书》，1979年的《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980年的《三M新课程》，1995年的《教育法案》，1996年的《教育法令》及2002年的《10年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等等。但在争议声中，拉萨教育报告书的精神，始终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支柱。

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并没有把“最后目标”列入其中，而是规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它族群语文和文化发展。”

在这个前提下看今日的教育大蓝图之所以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议，是因为政府已意识到多元社会存在多元教育的现实。它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也就允许国民学校得以教导英文、华文和淡米尔文科。这当然与华校所期望的有一定的距离，但也没有否定它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生存和发展。

只是政策的推行过程往往出现人为的偏差，有时也会在有意或无意间伤及民族的情感而引起争议。我们希望任何的政府官员必须紧记政策的精神是不能被个人随意诠释的，否则就乖离大蓝图的宏愿了。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一定要以所定下的指导思想为依据。

赛胡申与民政党

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赛胡申阿拉达斯的逝世就民政党来说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许多年轻一代也许不知他曾经在民政党翻云覆云而掀起滔天大浪。不过作为民政党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赛胡申则占有一席的地位。

1967年被劳工党“抵制和开除”的陈志勤医生找上在马大教授王赓武，提出要组新党来参加大选。王赓武建议他找林苍佑，而后又找赛胡申，以便突出多元种族的形象。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的政党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发起人除上述四个人外，另加彼得医生（马来亚药业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会议推举赛胡申出任民政党首任主席，他当时是在新加坡大学担任马来语文系教授。

由于要宣扬多元理念，这个政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概念，以有别于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语调温和下，陈志勤也宣称这个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的（不过在90年代中期，民政党已在政纲中废掉有关字眼，以适应时代潮流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竟起而执政槟州，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慧星，赛胡申在林苍佑的安排下，也被槟州立法议会推举出任上议员。

1971年，民政党内暗流汹涌，以陈志勤为首的一派结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密谋推翻林苍佑 的首席部长职，准备起用陈扑根（曾是劳工党全国总秘书，后来响应陈志勤加入民政党，在69年大选后，被林苍佑委为行政议员）成为民政首席部长，被陈志勤着令打先锋的是王裕好州议员，结果眼见一场密谋成功在望，却在林苍佑的运筹帷幄下化为乌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裕好在其住家密召一些州议员起手，他算来算去已有超过半数足以推翻林苍佑，讵料受邀参与者的齐来也州议员马上密告林苍佑，以致后者先下手为强，紧急召开槟州联委会议，开除王裕好党籍。这样一来，赛胡申和陈志勤倒林苍佑运动面对阻力与挑战。

林苍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让反林运动乱了阵脚，触发党中央的角力战。赛胡申首先发难反击，要开除林苍佑的党籍。林苍佑只好通过槟州联委会获得13名州议员的支持，以挫败赛胡申的革职行动。接着林苍佑又通过党中委促请代表大会押后于1971年10月2日举行，而不是赛胡申及陈志勤订的7月3日。

决定此一件事的是于6月13日的党中委会议，在15名中委中，林派占了8人也就成功地把党代表大会押后举行。失算的赛胡申并没有出席中委会议，竟以退为进的呈入辞职函。在林派占上风下，虽然会议休会让林苍佑与赛胡申会谈，又是不欢而散。

下午复会时，林苍佑又接到陈志勤，陈扑根等人的辞职。这样一来林苍佑成了民代主席，而党也已分裂。

可是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入禀法庭，声称仍是党主席，一切已是太迟了。11月8日的官司案判赛胡申不再是民政党主席，林苍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陈志勤等人则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社正党），而赛胡申未加入社正党，他又回到学术界。

赛胡申阿拉达斯失败于政坛后，却在学术界大有斩获，90年代他出任马来大学校长，一时风头无两。而论起赛胡申的背景，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有一些的远亲关系。

严格说来，赛胡申从1968年到1971年的从政记录并不是成功的，他没有出任部长，也无法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他终究是一个学术人才，也只能在学术界大展鸿图。

无论如何，林苍佑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对死去的赛胡申赞扬有加，这就是政治，也是从政者应有的风范。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道荣与英保良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去年12月有一则新闻，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新闻报导说，前英保良集团掌舵人林道荣为回馈职员10年前设宴慰勉他的失意与失败而于去年12月在新加坡筵开138席，回敬前职员的隆情厚谊，大家把酒言欢，且每人获赠一百元红包。

这是一位曾在商场叱咤风云而又跌落谷低再爬起来的真实故事。我对林道荣的认识可以从他风光时说起。虽然他是新加坡人，但在早年已把他们的家族生意发展到马来西亚。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我进入报界服务后，我已知悉在牛干冬有一间批发公司叫做“林信发有限公司”，总公司在新加坡，专门从事洋杂货批发生意，也有经营中国货的进口。

由于眼光独到，他在新加坡开设了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结果“东方”两个字给他带来了好运，成为中国商品总汇的一个起点（当然以当时的情况，并不全然售中国货，也有不少洋杂货售卖）。

在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进入了滚滚红潮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三个字更是震撼人心。林道荣以独特的经营手法，把企业点上了政治的字眼，对马新的华人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大把大把的人潮涌进参观选购，自然也给他的别出心裁的构思带来巨大的财运。

“东方”两个字很快地与毛泽东的中国挂钩，对林道荣而言是借东风吹起百货业热潮，但在马来西亚政府看来，“东方”两个简体字好像敏感了一些，因此不久后，“东方”两个字被通知要改成繁体和正楷，不能“老是被传是毛泽东书写的招牌”。

虽然“东方”两个被端成正楷，也丝毫没有影响林道荣在事业上攀上高峰，反而被“确定”是如假包换的中国货大本营。

转入70年代，林道荣更是雄心万丈，野心勃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纷纷开设百货公司，甚至远及香港。在80年代最高峰总共在新加坡开设32家百货公司，在马来西亚开设30家及在香港开设7家，规模之大，无人可与之比拟，他成了马新的百货业大王。

我们也注意到，林道荣的百货公司在英文上都是取用Emporium而不是Supermarket。当百货公司连成一串时，他就把其集团取名为“英保良集团”。英保良三个字即由英文字译音而来。

可惜的是英保良集团形成时，林道荣并没有申请上市挂牌，不然他可以把风险降低和转移。他仍然保持家族生意，一切以他的兄长林道信带头，他本身则位居第二。因此公司职员都把他尊称为“二老板”。虽是老二，可却是商场上呼风唤雨人物。

在我的印象中，林道荣在槟城拥有“东方”后，也收购了一家也是位于槟榔律的同益百货公司，并改名为“同益英保良有限公司”，就这样“东方”和“英保良”这两间百货公司就把“槟榔百货公司”夹在中间。槟榔百货有限公司较东方前一年开业（1967），在槟城打响第一炮，主要负责人是张清源和谢锡龄。后来槟榔百货也是赚到了钱，离开槟榔律转到闹市五盏灯自行盖了五层大厦，改名为“加马百货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已易主，但仍存在）。换句话说，“槟榔百货公司”跳出被英保良集团的“夹攻”。

按照林道荣的原意，他斥资买下同益英保良旁的两栋旧屋后，准备另建以扩大其百货业面积，可是因受屋租统制法令影响，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转入80年代后期，林道荣的“百货王国”突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加之过度膨胀，一时也收缩不来。而据说林道信及林道荣两兄弟有感于厚道，不忍裁员收缩，也不知如何下手来应付厄运，终于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风大浪。后来他想把整个集团卖出脱身，无奈业务太大，网撤得太广，一直找不到适合或愿意承顶的买主，到最后是林氏家族全扛了下来。他们赔上所有的生意，而他也宣告破产。
林道荣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从百货业巨子掉进深渊，成为“报穷”的名人。

在他“一无所有”的10年前，英保良的前职员在新加坡自掏腰包筵开80席邀请他参加，以资勉励和慰问。这感人的一幕，令他毕生难忘。

到了千禧年75岁时，林道莱才脱离穷籍，顽强的斗志又激励他到东马及文莱发展，经过6年的奋斗，他又再从另一个地方，但同样操百货业爬了起来。目前在沙巴有17家百货公司，文莱7间及纳闽3间。林道荣为自己创造新的神话，折射出林道莱精神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代名词。

是的，以林道荣的82高龄来说，他的人生已取得补偿，他没有遗憾，正如宴会的主题一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冠英“左右为难”

如果说民主行动党森州议员林辉明的退党尚不属爆炸性新闻，那么雪州行动党州委撤换主席王志坚就是一则震撼性的新闻了。它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内的权力结构正在变化而引爆了某种权力的斗争。虽然它对中央领导层没有构成威胁和挑战，但不能否认它将影响党中央对未来大选的整个部署。

我们不从微观探讨这个课题，但我们有必要从宏观来研究行动党中央对地方的操控和影响。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党中央正努力塑造林冠英成为党内不可挑战的形象，主要是前年的马六甲党州委选举，竟把林冠英摈弃门外。这对一党之魁的林冠英来说，无异是上演一场始料未及的及无光彩的“滑铁卢”之役。

尽管甲州党内选举之败不能动摇林冠英的领导地位，但在舆论上，显然已打击了他的领导权威。这对2004年才接任秘书长的林冠英已是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马六甲一直被视为其发迹之地，怎会如斯不留情面？也许是林冠英至今都想不透也难以忘记的“伤痛”。

由于马六甲不再被规划为林冠英的地盘，因此其它具战略性地位的州的党委都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他另立地盘，以巩固他在党的领导地位。这包括雪州，联邦直辖区及槟州，因为这些地区有最多的华人，可以带动行动党迈向未来的大选。

雪州行动党州委向王志坚的发难，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可能已事先照会中央以使王志坚的“改革棋”被中途煞车。换上新的火车头以与中央的步伐一致。但其中的吊诡是两派的人马都不得不把非主流派的邓章钦州议员纳入备战委员会的名单中，并委为主席职，由此显见非主流派的邓章钦是非争取不可的对象。

不过，从邓章钦过去与林吉祥的“过招”（促请后者退出领导）及与林冠英的关系“失调”来审视，新的雪州当权派是否已扫除阻力邀请林冠英前来坐镇尚值得观察？而林冠英本人初步的反应是“不会入主雪州”。当然这也不能否定情势会再有变化，包括新雪州州委力促林冠英与邓章钦“重归于好”，共打天下。

另一方面，一个不具争议性的地盘就是林冠英移师槟州。此州的行动党人正愁没有大将掀起热潮，对林冠英的到来自然无任欢迎。可是槟州是其父林吉祥的“伤心地”，又有党主席卡巴星坐镇（据知他仍会下阵或由其儿子代父上阵），也可能使到林冠英“踌躇不前”。

当霹雳州已有其父压镇，林冠英的未来动向也就只剩下马六甲、雪隆及槟城可供他择其一而行。
我们可以推想，林冠英的“痛苦”与“举棋难定”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足以带动全局的平台，不能再像过去从马六甲开始政治生涯。他必须跳出格局，带队冲锋陷阵。他的左右为难，可想而知。不知雪州这一举动是否已为他铺了一个平台？

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舆论界中，被处死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胡先（Saddam Hussein）是“罪有应得”，而在美国人及其敌对派眼中，他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死有余辜”。到底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烈士”或是“恶魔”？或者我们可以从其生平中找到答案。

出生于1937年的萨达姆，其童年是悲惨的。他是他母亲的遗腹子，因此他的叔叔娶了他的母亲后，也成为他的继父。在10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得到舅父的收容。开始了长达24年的“反叛生涯”。间中他在巴格达进入中学，对历史和古兰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孕育了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

对此，我们有必要追述萨达姆在参政前的伊拉克社会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选择了亲西方的费萨尔胡先成为伊拉克国王。在1932年成为独立国家。在费萨尔国王的残暴统治下，全起用逊尼派的回教徒，排斥什叶派人于主流之外，且对库尔德人进行压制(这一段历史十分重要，它显示属于少数派的逊尼回教徒，控制了伊拉克，对日后的政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36年，国王的陆军将领西德奎迫使国王交出权力，自任总参谋长，大权在握，并委任苏莱曼成为首相，启开了军人干政的风气。

1958年，卡西姆将军（另一位将领）发动政变，干脆推翻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他的政策靠向苏联，引致英美的不满，决意支持一股反共的力量来推翻卡西姆政权。这股力量就是于1947年在大马土革（叙利亚）正式成立的复兴党，并在50年代把势力导入伊拉克。

萨达姆就是在1956年（时19岁）加入复兴党。1963年复兴党协助发动政变，推翻卡西姆。初时萨达姆保持低调，专注于党务工作。不久之后，复兴党大权旁落。1968年复兴党与军官串谋再搞政变成功，这个时候萨达姆已是接近权力核心，出任总统的巴克尔是他的党兄。他因而成为革命理事会副主席，专心掌控情报工作。

为了取信于巴克尔，萨达姆安排其女儿及儿子与巴克尔的儿女成亲。这种姻亲关系，巩固了萨达姆的政治地位。他进一步导向军事主政。由于他的反共政策，他获得了英美国家的支持和容忍。

1979年，他搞了一个宫庭政变，迫使巴克尔退位。就这样，萨达姆成为伊拉克新总统，又是复兴党秘书长和三军统师，集党军政权力于一身。在取得绝对的权力后，萨达姆展开血腥的镇压和消灭敌手的行动。正如费萨尔国王一样，以逊尼派统领整个伊拉克，将北方的库尔德人杀害，又极力排斥什叶派人。

刚好这一年在伊朗发生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什叶派全面掌控伊朗，这对逊尼派的萨达姆极为不利，于是在1980年发动两伊战争。双方一共打了8年才告鸣鼓收金，但彼此已是筋疲力尽，这正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

未想到萨达姆没有从中得到教训，他还以为虽然打不下伊朗，但可以振振有词拿下另一个小国科威特。所持理由是在历史上，科威特是属于伊拉克的。他有“正当的理由”将它并吞。于是有了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战。这一下子，美国再也不能容忍，国际舆论更讉责萨达姆乱来一场。波斯湾之战又狠狠教训萨达姆不得不退出科威特。

他最大的败笔是从一名“反共份子”逐步地变成一名“恐怖份子”。在反共的过程中，他得到英美的支持；在转向与宗教狂热份子结合后，他的“恐怖形象”始终得不到世界的谅解与认同。他成了“孤家寡人”。所谓“失道寡助”成了他在千禧年后的写照。他一头栽进宗教的狂热中，还自以为伊拉克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代狂夫”，没有人再可以取而代之。偏偏美国不信邪，也就在2003年借反恐之名，把萨达姆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或许还会被其同路人视为“烈士”，但他却贪生怕死而成了俘虏。当这一切发生时，萨达姆的形象，尊严和个性已荡然无存。他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正因为他气数已尽，美国才敢公然地同意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将他问吊。他当然有罪，也有残暴的一面；同样的，美国也难逃打恐打到昏头转向，失去理性的不人道责难。

评郭洙镇的“后悔”说

郭洙镇息政（不完全脱离政治，仍是国会议员）一年有余后，在《南洋商报》专访中的谈话内容是令人感慨万千与愕然的；尤其是那句“我不应该参政”。这正如商报的大字标题“后悔参政”来点出郭洙镇总结自己20多年的政治生涯花在“处理党务就很浪费时间”。言下之意是指说从政并没有使他感觉到是“光荣的奉献”，反之是“最大遗憾”。

到底郭洙镇所言是“由衷之言”或是“愤怨难消”的气话？我们可以从他的政路历程来作一个剖释。1982年他与一批华教人士加入民政党。当年他们兴致勃勃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并在董教总的祝福下大义凛然地勇闯“禁区”，期望为华教在执政党内杀出一个“新天地”。换句话说，他们是带有“使命”投身政治的。因此，他们不会选择反对党，而是相中其中一个执政党，自然得罪了马华公会与民主行动党，也遭致后者无情的批判。

说实在的，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尝试：马哈迪刚接棒成为首相，不反对广纳各方有识之士加入他的大家庭；林敬益成为民政党魁不过两年，是首次面临大选的考验，自然希望党有新的气象带来新的动力。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民政党在那个时候正陷入政治困境，马华公会在李三春领导下，决意通过林建寿要与林苍祐争夺首席部长职，在新的安排下，马华与民政各分得8席角逐槟州议会，政界有风声说，首席部长将由取得多数席的政党推荐。

很显然的，林敬益在获得曾永森派加盟后，也很需要董教总领导的华教一股势力助阵，以顶住马华的“内部突破”的“攻势”。另一方面，董教总在面对多年的困境后，也拟出一个策略寻求“突破”，特别是“独大”官司败诉后，有意另谋出路。在民政接受其华教纲领后，双方一拍即合。身为董教总的法律顾问的郭洙镇也就成为“身先士卒”的“好儿女”，马上被民政委为副主席，成了这批华教人士的带路人。许子根则被视为政治新鲜人，尚未有党职。

1982年的大选，虽然董教总领导人倾全力为郭洙镇站台，但他还是败下阵来；许子根则脱颖而出，中选国会议员。就我们所知，郭洙镇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在党内积极工作。1986年的大选，他选择“韬光养晦”，直到1990年重新出发，结果如愿以偿。从此官运亨通，在党内也平步青云，不知羡煞多少人。因为比他资深的党领袖大有人在，但没有他的幸运，吴清德与许岳金就是两个实例。如果不是2005年党选的挫折，郭洙镇又何来的遗憾与后悔？因此我们不明白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反之，由于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他的人生当会增添一份精采。若写起回忆录来也会更加充实和具有吸引力。就此而言，也就无需“后悔”了。

不要模糊了历史真相

十二月份，“纪念碑”成了争议性的大课题。起因于新闻部长再努丁指有关“纪念碑”的竖立是为了“纪念共产党”。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纪念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大马的首号敌人”。他也认为“这样的行动将威胁人民的团结，也显示他们对国家将在明年迎接独立50周年纪念不敏感”。

接着下来，建碑工委会及华团和对历史有认识的人炮轰再努丁，引发了一场口水战，纷纷指责再努丁“出言不逊”，伤及华社的情感，也抹杀了史实。

虽然再努丁认为争议已告一段落，但他并不认为他的看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他坚持他的“观点和立场”。所幸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其它高官包括巫统高层在内并不介入此项纷争。因此若无意外事故，争议或可告一段落。

不过，我们认为这场争议是值得关注和需要厘清真义的，因为在争辩的过程中，也有的言论“乖离”了史实而在间接上也加入了反共的行列，致使整个事件被混淆而模糊起来。

首先，再努丁是站在“反共的立场”看待事件；其次他是从偏执的观点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因此他不能苟同对“共产党”人有任何的纪念。

表面上看来，再努丁的言论“符合了国家的反共政策”，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否定“共产党对建国的贡献”。当这一棋子将过来时，反击他的言论也就有人从一个“非共”或甚言“反共”的角度来演绎历史。于是出现了“抗日军非共产党人”，“抗日军不等同马共”，而是要从两者之间“切刈开来”。

如果言论再继续发酵，有意或无意问的“认同”了“抗日是爱国的”，“马共是暴力的”，那么整个基调也就变成“马共有罪，抗日无罪”，而纪念碑是纪念“抗日的，与马共无关”。若是这样的话，也就在解释历史事件上，某些“反驳”言论不期然的变成了“反共合唱团”的和音了。这样一来，再努丁就无需要再辩论了，因为在他看来，其它人与他的“反共”主场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针对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因为争议或有顾虑或偏向一方来自我诠释和自我解释。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

20世纪初时，先是孙中山把“革命”（民族解放）的思潮引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使到国人，尤其是华人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识。当1911年孙中山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后，在中国国内就孕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差不多在1918到1925年间，马来亚就有一批人（从中国南来）借办报之名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果在这之后有了马共的雏型政治组织的出现，以新加坡为大本营。1930年马共在森美兰成立，从此揭开它与英殖民政府的斗争。在那个年代，马共（倾向中共）也与国民党有不同的意识斗争。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爆发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不仅在中国联合抗日，也在海外联手（尤其是马来亚）抗日。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于是“抗日卫马”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陈嘉庚在抗日年代（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就是马新抗日的一个具体实例。这种不分左右的抗日大大地提高了马来亚人民的政治醒觉。与此同时，马来民族份子也不落人后组织起来，参加抗英活动。波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即为一例。

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之后，全面压制政治活动，英军则不战而弃。在日蝗军眼中，华人因为直接抗日（不论是在中国或海外）是日本的头号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日军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教唆印度人仇英，以争取印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拉拢马来人加入其服务机关。对于华人，有收买成为汉奸的，有软硬兼施迫他们就范的，也有对抗日份子进行杀无赦的，造成血案无数，罄竹难书。

在日本残暴的统治下，当时唯一对日本有威胁的是马共，它组成了“人民抗日军”，号召全民抗日，也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因此“人民抗日军”也就成了马共的武装单位和先锋队伍。一部分有左派思想的马来民族主义份子也参加抗日行列。但总体来说，马共和抗日军在当时是一体的，不是一分为二。再说，那个年代国民党也认同抗日，并承认和接受马共主导的一切抗日活动。1943年英军意识到只有马共有能力抗衡日本军，也就秘密与马共结盟。换句话说，马共成了抗日阵线的领导者，英军介入其中，形成一股反法西斯的洪流。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一度成为政治主流，但很快的重临的英军又再成为主流，在“招降”马共不成功后，它也采用了武力与马共进行正面的交锋。在这之后，英殖民政府决心扶持一股反共的力量，包括组织政党来分化与瓦解马共的斗争。但这是战后的一段历史，与战前和战时的历史是一分为二的。战时英军和马共是连成一气的，领导全民抗日（到了战后才分道扬镳，各树旗帜）。因此我们应针对战时的一段历史来演绎“纪念碑”的意义，无需牵扯战后政局的改变与所谓“反共与亲共”的斗争。

其一，“九一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于1943年被日军在黑风洞打死的马共领导人。他们是因抗日而牺牲的。

其二，“马来亚各民族抗日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用以纪念在日治时期不幸牺牲的抗日份子。这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也没有人可以算出多少抗日份子死在日本的暴政底下。但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日治时期被日本杀害的人民不下15万人，也有人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或三四十万。无论如何，历史对死难的数目也无法统计和交代。总之杀人如麻的日本蝗军对马新人民造成的伤害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在今天来纪念这一大批的无名战士也就是对死者“以死卫国”的一种“以慰在天之灵”的表现。
当然这里头也有马共份子在内，也有马共的主导因素。但这是历史，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即使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也不刻意否定它们在特定时期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日的年代，均有史实为证。

既然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来说，马共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不明显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又何须用战后或随之而后的“反共立场”来诠释历史？退一步来说，即使纪念碑有所说的影子，也是历史的产物。因为那个时期也只有马共在领导人民抗日。除非，我们“接受”日本侵略有理，否则任何人都应尊重历史来否定日本的侵略和纪念反法西斯的斗士。不能因为有马共份子就否定一切。
不论是反共的，非共的，都得将历史的年代和事件分清楚，再努丁可以坚持其反共立场，但他不能对历史作影射性与笼统的解释。

同样的，与再努丁争辩的过程中，也不要强行把历史二合为一，这会越说越离题而与事实不符。从政人士使用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来争分在这课题上也不适用。

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

人文学者安华法萨（ANWAR FAZAL）（曾任乔治市市议会助理秘书）以槟城古迹信托会信理员身份公开在报章上批评槟州政府未在今年1月1日庆祝乔治市升格为市50周年及乔治市市议会诞生150周年。他手上持有两本书，一本是《槟城市政局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57年出版）另一本是乔治市议会出版的《槟城今昔》（1966年），以颢示乔治市有其光辉的历程。他说：“在1957年元旦日时，乔治市议会大事庆祝成立一百周年，而在当日乔治市也由英女王正式升格为市，共有5千嘉宾参与其盛，且有大旗鼓游行等，但今日则显得冷冷清清，什么庆祝仪式也没有。”

我们认为这是不需要也没有事质意义争议的课题，因为它是殖民地历史的一部份。缅怀殖民地的“丰功伟绩”显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但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倒是可以将其中的来龙去脉点画出来。

当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时，他是实行个人统治，在人少事不多的情况下，由他一个人拍板，直到1800年英国将威省也纳入槟榔屿时，才由他的后来继任者李特成立一个“估税委员会”，负责发展乔治市。这个委员会一直运作到1856年，英国才将市政局法令（经修正后）引入“海峡殖民地”，在新甲槟各自成立市政局。由各州的参政司担任主席，另一人由总督委任，再有三人从纳税人中选出。从此市政局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征抽门牌税、地税和车辆税等。以当时的人口来说，这个市政局相等于槟榔屿政府。

在随后的一百年中，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把权力伸入马来亚各州而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就在我国独立前，英殖民政府发挥其最后的权力，在乔治市热烈庆祝一番，且锐意地将它开发的第一个殖民地升格为市。因此在我国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国家行政结构根据英国人留下的格局继续操作。1959年乔治市市长在民选制度下诞生。

不过，在我年少的记忆中，1957年元旦日也是我国历史的污点，因为在大游行中不幸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导致人命伤亡，也一度陷乔治市于戒严状态中。这种乐极生悲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自然不认为那个日子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大旗鼓游行也因之消失一个长时期，直到80年代才告“解禁”复苏。这也许是为什么官民宁可忘却这个日子，也不愿撩起昔日的伤痛。

与此事件无关的演变是1966年后联邦政府取消所有地方选举。1976年市议会与乡村议会二合而一成为槟岛市议会。意味着乔治市议会不见了，升格为市也成了历史“遗物”。没有了乔治市市议会，又何 来庆祝？除非政府还原历史。

萨达姆问吊的省思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问吊是2006年终最震撼性的大新闻，一方面藉此显示美国的“反恐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2002年美国攻下阿富汗时，首号政敌奥沙马拉登生死未明，不能视为美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就通过国力操办和掌控整个世界，自行其是为“正义”下定义，结果是自食恶果。

先是战后因世界分成东西方阵营进入冷战阶段。美国认定苏联代表的共产世界是“非正义乃至邪恶”的一方，必须除之而后快。于是凡是反共的势力，不论是政治的、宗族的或宗教的，都被扶持向共产势力进行正面的交锋。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在1948年通过联合国强行在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在50年代逼使埃及等国家靠向联盟，促成回教与共产国家相互支持。种下了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仇恨种子。

60年代初期美国突然发现远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更直截了当提倡“纳沙贡”政策（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三结合）。如果长此发展下去，肯定使伊斯兰国家倒向苏联，对美国更是不利。因此美国鼓动印度尼西亚军人夺权，扶起苏哈多反共政权，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不仅于此，它也在1963年协助复兴党人在伊拉克撑起反共大旗，以搞垮在1958年政变时推翻帝制但亲苏联的卡西姆政权。随后伊拉克在亲共和反共势力在斗争中出现了一位“反共斗士”萨达姆。他在美国支持下于1979年正式成为总统。翌年即与伊朗开战。美国任由两伊战争一打就是8年是因为伊朗的宗教长老柯梅尼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目的在于挫伊朗锐气。但是当萨达姆羽毛丰满后，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美国才察觉事情不妙。从反共变成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也搞乱美国的国际战略，才有美军介入波斯湾战争，击退萨达姆的侵略军。

最具讽刺的是，美国为了打击共产主义，也在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时，利用沙地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份子奥沙马拉登潜入阿富汗打游击战。这种为打败苏联所诉诸的手段是无所不用的，但当苏军于1989年撤离后，阿富汗竟出现极端的宗教政权──塔勒班，并包庇奥沙马在阿富汗境内建立恐怖基地。它们矛头一转，形容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首号敌人，因为它支持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人立国。于是有了“文明的冲突”论出现。

美国做梦也没有想到它的反共政策进入90年代变成作茧自缚，宗教狂热份子利用美国的反共平台为自己孕育了一个“怪胎”。打着宗教的旗号推行恐怖袭击行动，且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一场打恐战争越打越陷。

如今萨达姆死了，奥沙马生死未明，反恐战争胜利了吗？值得世人深思其吊诡之处；也有值得美国重新检讨其战后以来单边与霸道的国际战略。

峇峇精英与华文教育

峇峇是指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好几代已在本土扎根，受的是英文教育。因此他们是最早洋化的一群，但他们无法改变的是：他们身上流着华人血液，即使不会母语母文，也被归类为华人一族。尽管有的人“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归化的洋人，但绝大部分的“峇峇”仍然把自己归为华人。这种情况在海峡殖民地尤其明显。比如早期成立的“海峡华人公会”就表明他们不是“新客”或迁民，而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新华人”

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背景并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栽培，得以身为公务员或参与政治活动。不论是在战前战后，总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并与英国殖民地官员关系密切。

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少数学贯中西的峇峇介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如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后来也协助创立中正中学等等。更有一些峇峇参与政府工作，成为少数的华人精英。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也参与组织政党。如陈祯禄、林建材、林苍佑等。其中以陈祯禄和林苍佑最为显著的参加华教工作，且与林连玉结下不解的渊源。

说来也许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懂华文的人会与林连玉一起搞华教运动。究其因不外是因为他们领导政党活动，不得不与华教人士打交道。

说起华文教育的萌芽和兴起已是百多两百年的事。特别是英国占有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1826年）大量地引进中国移民，也就使到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迅速和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南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1919年）的推波助澜），促使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文化的传播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如1920年实施印刷法令及学校登记政策）。

当1930年马共成立及左翼政治势力抬头后，英殖民政府的限制和压制政策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认为受华文教育的人较容易受到左派的影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的反抗越来越大。

因此在战后，由于政党林立，华教运动被视为一股逆流，也就不被允许过于膨胀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陈六使发起倡组“南洋大学”，就面对英殖民政府的刁难和阻挠。而身为不懂华文的陈祯禄，却以马华公会会长的身份与当时的马大校长有过电台的辩论，力挺南大的成立。

这其中有一个吊诡是：即使陈祯禄主张成立南大，但他的下一代则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一方面为华校疾呼，另一方面则将下一代送进英校。

这种例子不限于陈祯禄，其它的峇峇精英也是萧规曹随。林苍佑在接过陈祯禄的棒子后，与林连玉走得更近，关系也特殊（他是林连玉力赞的绝少从政者）（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但他的下一代还是受英文教育的。

倒是通晓华文的梁宇皐则成为被林连玉痛责出卖华教的人。

由此来看，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把“峇峇精英”定位在华教上？陈祯禄和林苍佑在林连玉的眼中就是华教的友人。他们倒成为不懂华文，但却热爱华教的人。这种情形在战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例如后来参政的林良实，林敬益也都是纯粹的英文教育者，即使是反对党人，如陈志勤、林建寿、吴福源、林吉祥等人，同样是英校精英。这说明了“峇峇一族”或英文教育者比较容易登上政治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他们这些人在参政后无一例外地都因为政治的关系而与华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同时为了要搞政治（或取得政治资本），他们又不得不从中学习华语华文。在这些人当中，华文学习得最快和最好的也许是林吉祥。

理由无他，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然这也印证了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大课题。我们从林连玉的斗争中看到他无时无刻地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不论他们是否谙华文，只要有华教心，华人心，都成为林连玉争取的对象。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否是受华文教育者已不重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力），重要的是从政的华人如果没有华教情，也就会被视为非同路人，不能被视为华人领袖。

当这个格局逐渐形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英校生在参政后，不得不苦学华文华语，以免与华社脱节。久而久之，华语华文的学习成为非华校生参政的入门第一课。

在今天来说，形势又是一大变，华校生在通晓三种语文后占了一定的优势而登上领导位置。这独立前和独立初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华教问题也不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未解决前，又来了新的问题，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这就是说，当今的华人政党领袖在通晓华文华语后，只解决了与华社的沟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一揽子解决华教的困境。

华教争议的问题包括教学语的改变，学校的搬迁和修建及华校的不均衡发展，成为华社的焦点之一，这些大问题形成一个大包袱压在华基政党领袖的身上。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比前人少，而且有的更为棘手。在朝政党强调的是“协商”，在野政党揶揄是“软弱”。结果是驳来驳去，也仍然把问题悬挂在半空中。

如果说早期的“峇峇精英”不懂华语华文，解决问题有其沟通上的问题，那么新一代的“峇峇精英”（土生土长）懂得了华语华文又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症结又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维和观点，而华基政党领袖则成为“夹心人”，有心无力。这就是今日华社的写照和悲情。